执政为民重在富民

一、执政为民重在富民（论文文献综述）

顾训宝^[1]（2022）在《习近平同志关于执政为民重要论述的几个统一关系》文中研究指明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价值追求,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继承了党的这一执政理念,并结合新的治国理政实践对之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执政为民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坚持方向与路径、源与流、破与立、主导与主体的辩证统一,彰显了其鲜明特色,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推动了党的建设实践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保障。

闫文娟^[2]（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各种民生问题的突出迫切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民本资源,重新评价并结合时代特点发掘新的价值。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着名的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不仅把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而且把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深入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发展,探究其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对于当代更好地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新时代民生问题的突出出发,在寻找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孟子民本思想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探索重评和发扬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整合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需要与现代化建设的理念相结合,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分析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文化现象的出现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孟子之前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孟子的性善论分析了他的民本思想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民贵君轻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民贵君轻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影响,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朴素民本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的思想有契合之处。接着,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深刻分析了仁政对于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提出治民者的权利表面上来自于天,实质上则来源于人民的寄托。井田制和制民之产的提出,体现了孟子对土地重要性的肯定和认识。推恩在仁政中的应运表达了孟子对统治者的期望和要求。省刑罚和薄税敛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深耕易耨和重教化体现了在保障人民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对民生的改善和对人民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视。本质上,仁政思想看到了生产发展之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而且意识到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利的争夺都是通过人民来实现。也就是,仁政思想认识到了改善民生之于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但却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未能全面实行。然后,论文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孟子在区分王霸之辩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王道思想的认同,王道也成为他对当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孟子所处的时代显然属于社会发展的第二形态。在这一阶段,王道思想能够就治国模式进行有关社会发展和治国理论的探讨,体现出了他对社会发展的独特洞察。同时,他的王道思想试图构建君民和谐向前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社会批判精神。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中,我们发现他的民贵君轻思想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存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对民意的表达中表现出了原初的民权观念,蕴含着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本质上,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摆脱君本位的封建阶级基础。仁政思想不仅为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案,而且也从社会道德方面提出了教育设想,力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人民素质来巩固社会稳定。这一思想虽然表现出了朴素的民生观念,却只把民生的改善寄希望于君王自身的觉醒上,并没有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权利的真正主体。王道思想一方面提倡君主要向圣王先贤学习以仁义行仁政,通过得民心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君与民之间存在的阶级矛盾,主张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教民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防止社会危机的产生。然而,王道思想在具体的实施中并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法律的保障,因而表现出了空想的重民主张。近现代以来,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汲取,再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深刻体现、群众路线的深入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这些思想中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关注部分都体现了这一思想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探索其中的正面因素,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其消极因素,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弃之。通过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贵君轻思想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体现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于我国当下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有着积极的意义。仁政思想中对民生改善的具体措施对于当下我国提倡的精准扶贫、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孟子对王道思想的肯定对于尊贤使能、廉政爱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以及国际关系的处理有着启发作用。同时,在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性和其中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郝松^[3]（2020）在《习近平人民幸福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在不断实践中寻找幸福、创造幸福生活,把获得幸福作为追求的永恒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的幸福理论指出,幸福源于人民对现实生活的需求,在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即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人民会致力于追求更高境界的美好生活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力,发挥人本身的力量,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获得更积极的幸福体验。这是人类在实践中不断追求全面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为了获得幸福不断努力的必然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幸福”一词被反复提及,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幸福做出一系列的论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实现人民幸福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其思想理论中的核心观点,也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内容,其中心是围绕如何使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新时代有了新任务,产生了新矛盾,面临着新挑战,就要求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方案。习近平人民幸福观就是党和国家立足于新时代为帮助人民处理在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让十四亿中国人都能够过上幸福生活。在此主要就习近平人民幸福观的相关理论来源、发展过程、主要内容、显着特点、实现途径以及当代价值展开分析。习近平人民幸福观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幸福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幸福思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习近平主席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革命优良家风的传承、七年知青的锻炼、地方治理的历练使得习近平对于人民幸福的观点从萌芽时期到逐步形成。最终,习近平人民幸福观在其治国理政方略中得以具体体现出来,成为带领人民走向幸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指导方针。习近平人民幸福观内容丰富且全面,特点鲜明,着眼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导向性,始终围绕人民幸福这一伟大奋斗目标,是指导如何为人民谋幸福的理论依据,因而研究习近平人民幸福观具有巨大的当代价值。习近平人民幸福观是在深入探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为全体中国人民实现美好幸福生活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研究习近平人民幸福观,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当前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最后,有助于全体人民尤其是青年学子在深入领会习近平幸福观的内涵的同时得到启发,进而培养其正确的幸福观和择业观,确立为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的人生目标。

周颜玲^[4]（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王晶晶^[5]（2019）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将“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并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随后在党章修正案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被正式纳入党章总纲。这些都充分表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和方法依据,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的继承创新。本文集中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科学内涵与主要特征、具体的实践路径以及重要意义。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研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来源和发展历程。一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党的反腐败斗争形势这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形成背景。二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无源之水,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体理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执政为民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为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借鉴。三是以时间为脉络,从红色革命家风孕育“热爱人民”的初心、知青岁月时期树立“以人民为本”的价值导向、地方工作时期形成“努力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的为民情怀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四个阶段,系统梳理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发展历程。第二,研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主要特征。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内涵丰富,蕴含了对发展的根本目的、发展依靠主体、发展成果的归属以及发展的理想境的深刻解读,从而科学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是“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是“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同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新时代得以全面阐述,凝结了新的思想精华,它以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实践性和科学性相统一、整体性和个体性相统一、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特征,彰显了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坚定秉持和执着追求。第三,研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践路径。思想是先导,关键在践行。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必须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的始终。具体而言,就是在经济层面,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层面,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层面,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创造;社会层面,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人民切身利益问题、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生态层面,树立和践行“两山”生态文明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第四,研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意义。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新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理论层面而言,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突破了西方发展思想的历史局限。就现实层面而言,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领了“四个伟大”的战略进程,指引了“五位一体”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无论是立足理论,还是结合现实,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都在不断彰显它的意义和价值。总之,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始终秉持的原则和立场。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深入展开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和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不断增强“四个自信”,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都具重要意义。

于德^[6]（2019）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贫困问题是一个历史性命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古今中外、东西南北,概莫能外。反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任务;消除贫困,始终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和美好愿望。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一员,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也是贫困人口规模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一直以来,反贫困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高度关注、认真对待和着力解决的大事要事难事,也是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在长期反贫困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中,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调整反贫困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反贫困新模式,逐步加大反贫困投入力度,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彰显制度体制优势、减贫脱贫成效明显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得累计近7亿人口实现减贫脱贫并即将建成惠及近14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世界公认的反贫困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从治国理政的政治高度突出扶贫工作,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高度落实扶贫工作,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高度推进扶贫工作,鲜明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亲自督战,通过一系列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工作要求等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精准扶贫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形成了思想深邃、逻辑缜密、体系严整、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开展扶贫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南和行动指针。鉴于此,本文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主题,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视角,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反贫困理论,深入开展研究,系统进行总结,不断丰富完善,以彰显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内生性、系统性、现实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因而本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5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缘由、研究背景、贫困相关核心概念梳理、课题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重难点、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和哲学维度”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具有强烈的内生性、系统性、现实性、社会性和实践性,这既归因于其对古今中外反贫困思想理论的借鉴、继承、创新和发展,也归功于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长期实践积累和其他国家地区反贫困政策措施的重要启示,更源于这一思想内在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基本观点和思维方法,具有着深刻的哲学维度,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光芒。第二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内涵和鲜明特征”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以2013年在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为逻辑起点,逐步展开为“四个切实”、“五个一批”、“六个精准”、“七个强化”等扶贫开发基本方略,具体细化为一系列精准扶贫配套政策措施,工作落实为一个个精准扶贫重要时间节点安排和目标任务要求,全面展示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刻思考、精深谋划和强力推动,赋予了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的鲜明内涵和主要特征。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中涵盖的精准扶贫、内源式扶贫、合力扶贫、制度扶贫等理念思路,科学回答了扶贫工作实践中“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重大现实问题,全面把握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主要特点,深刻揭示了我国贫困治理基本规律,深刻彰显出人民性、现实性、全面性、精准性和创新性等鲜明特征。第三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特点和理论创新”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我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指南,具有显着的实践特点和鲜明的理论特色。在实践特点方面,主要包括“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从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认识精准扶贫、“大农业大农合大农政”——从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趋势实施精准扶贫、“一二三产融合”——从现代化经济规律的现实要求推进精准扶贫、“小康路上一个都能少”——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对待精准扶贫、“五级书记抓扶贫”——从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落实精准扶贫;在理论创新方面,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彰显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农民合作化思想、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深化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第四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新命题”部分。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引的新时代脱贫攻坚工作,在理论上实现了创新性新发展、在实践上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但与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和人民的期待而言,仍面临诸多新难题新任务新要求,这也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未来要解决的时代新命题。主要包括研究宣传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深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精准对接脱贫攻坚新问题、完善针对性解决方案,系统谋划未来新课题、拓展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等三个主要方面,因而2020后的精准扶贫工作必须树立新理念、推出新举措、开拓新局面。第五章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部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展什么样的扶贫开发工作、怎样开展扶贫开发工作”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发展、是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指导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思想宣言,必将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进一步深化人民利益至上执政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时,在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指引下,中国政府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建立健全和丰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多方协同、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贫困治理体系。中国特色贫困治理体系,历经脱贫攻坚工作实践的全面系统检验淬炼,取得了贫困治理的开创性、历史性伟大成就,为世界反贫困战略、国际减贫脱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发挥了中国作用。结语部分对本课题论文进行了简明、扼要、系统的梳理总结,概要阐述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生成发展逻辑、理论实践特点、鲜明时代价值和重要研究意义,并前瞻性展望了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历史发展动态。

秦妍^[7]（2018）在《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评价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古往今来,民富则国安,民强则国盛。乡村振兴是同农民基本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乡村发展愿景,是基于新中国乡村建设历史与现实,以乡村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为纵横参照的凝心聚力的理想目标,表达了千百年来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夙愿和向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从土地改革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演变过程,每一次时代的主题都给农村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赋予了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则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发展和超越,其现实关照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落的现象,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为了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是在对乡村振兴目标指向清晰明确的基础上,主要回答乡村振兴是否实现以及效果实现得怎么样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就要构建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这是科学地评价乡村振兴的基础。通过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将乡村振兴的目标进行量化,进而对乡村实际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目标之间的差距作出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使乡村振兴具有可预见性。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不久,关于乡村振兴评价研究的文献还很鲜见,因此尚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规划,说明乡村振兴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动态性特征,且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时间上一致。如果以本世纪中叶为节点,可把乡村振兴的实现分为三个阶段,从当下到2020年-2035年-2050年,通过对每个阶段乡村振兴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价,就能够清晰地描绘乡村振兴实现过程的行动轨迹,并对实现过程中目标方向的偏离进行校正。全文共分为五章。导论对本论文的研究依据、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主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对涉及乡村振兴、“三农”问题及农村发展评价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自己的研究提出了预期目标。第一章首先对本文涉及到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乡村振兴的思想来源进行了梳理,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从而构成了本文关于乡村振兴目标评价的逻辑起点。第二章对乡村振兴进行了理论分析,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的理论模型,分别从目标维度和价值维度对乡村振兴进行评价。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明确的价值诉求,要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和城乡均衡发展的需要。这样的价值诉求贯穿全文,并构成了乡村振兴目标评价的价值标准。第三章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维度和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历史节点构建了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第四章主要是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检验和案例分析,对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乡村分别进行了乡村振兴水平的评估。通过四个具体案例分析,比较评价了当前我国乡村实际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进一步验证了我国乡村发展的不平衡性,分析了案例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第五章则是针对前文中案例村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提出了对策建议。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对本文研究的思考和总结。

董田甜^[8]（2016）在《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但同时聚集大量的民生问题使得社会矛盾凸显,从而对政治运行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深入系统地研究民生政治,推进民生政治。民生政治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议题。系统研究民生政治的理论框架有利于中国政治主题的新发展,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的客观趋势。重视民生政治的实践发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民生问题,有利于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保障改善民生的政治理念、政治程序和行动模式。民生政治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组成部分,民生政治所显示的治国理政程序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因此,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应着力关注和弘扬的良治政治理念和具体操作模式,也应该成为学界研究现实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和分析途径。本文以民生政治的理论构成和实践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民生问题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力图全面系统地论证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政治发展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与理论逻辑,从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四个维度构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并在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解读民生政治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有必要提出一种新型的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民生政治命题,并以民生政治解读、统领和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为我国从“经济建设型”转向“民生型”的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并对政治改革与发展和政府治理方式提供参考意见,同时也为科学有效地改善转型期民生问题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解决路径。论文结构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其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并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与本文议题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概括,还简述了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对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也进行了预估。正文总体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民生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民生、民生政治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为民生政治的学术和现实内涵打下基础,本部分重点对民生政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是后续论证的重要框架。第二部分以中国民生思想和发展历史为主线,以发展政治学为学科视角,在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探讨民生政治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与构建的战略意义,重点从传统、环境和结构三方面分析,理性节制的政治变革是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第三部分主要针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第四、五、六、七部分分别阐述了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系统构建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和研究重点。第八部分立足本国国情,探索民生政治进一步发展和优化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重点通过建立民生发展指数的预测模型来解读民生政治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和发展进步,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民生政治发展和建设。最后的结论将各章节的主要观点贯穿起来,得出核心观点并展望中国民生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运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政治学说,提出构建民生政治的发展体系之说。较为系统地提出民生政治的概念,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发展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进行视角创新,试图在整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学的原创性研究。对当代中国民生政治的系统研究重点在政治发展方面,从价值目标到制度和政策层面再到机制层面,从内到外逐层分析建构,提出系统的民生政治发展的研究趋势和实践探索路径,以利于在总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实施并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和对策建议。

凌琦^[9]（2016）在《中国共产党为民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缘于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历史的考察、政党本质的认识和应对挑战的关切,本文对中国共产党为民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梳理。中国共产党为民思想的理论渊源,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及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又包括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民权思想;还包括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民主政治理论等其它思想资源及中国共产党对其他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等。中国共产党为民思想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为民思想的提出和阐发（1921-1949年）,为民思想的丰富和发展（1949-2012年）,为民思想的深化（2012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为民思想的基本内涵集中体现为“一个中心,五个基本点”,即以“一切为了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关于“怎样实现为民”的思想可以归纳为牢固树立为民意识、锤炼提升为民本领、创造运用科学的方法、始终保持优良的作风、充分发挥制度的力量、把是否为民作为评判干部和工作的标准等,以此解决为民的认识、能力、途径、保障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关于“预防和惩治背离为民”的思想主要包括加强教育、严明纪律和规矩,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等方面。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为民思想最为突出的认识特点体现在真心实意、全心全意地为民,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深刻理解人民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一致性、向人民负责与向党负责的一致性以及为民思想的真正落实上。中国共产党为民思想的建构特点在于把握规律性、体现系统性、注重中和性、保持先进性、富于开放性。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指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价值,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践行为民思想更具重要性和紧迫性。如何迎接新挑战、经受新考验、化解新危险,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在新的知行相资的为民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为民思想、更好地彰显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为民,值得我们继续探究和思考。

顾萍^[10]（2016）在《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指明了方向——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中汲取营养。儒学在中华文明历程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价值观念更是影响到传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传承儒学价值观的精华,推进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儒学价值观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官方价值信仰,深深地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国家构建、社会组织和个人生活,渗透到中国人举止言行的方方面面,并且外传日本等国家,形成了中华文明圈。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信仰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来,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激进地反传统,儒学价值观被视为落后腐朽的代名词。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总体发展,儒学价值观的合理因素再次得到重视。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相契,又有诸多差异。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主要体现在民本观与人本观、知行观与实践观、和为贵与和谐理念等内在联系之中。双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与时代性、理论基础与思想本质、核心价值旨趣与理想等方面。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对汲取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精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学探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路。在“建设”的重点内容上,提出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民本、诚信、公正、和合、大同”思想义理,努力探索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再中国化视野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一,从传统仁爱观到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继承了传统仁爱观中亲亲友善、忠恕之道、民胞物与等思想精髓,摒弃了其狭隘性和不平等性,强调内在自律的基础上增强外在他律的约束,增强双向互动互利性。其二,从传统民本观到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非民主的民本思想,儒家民本观与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融通之处体现在民众是国家之本、民意是政权之基、民情是治国之纲。它们的区别体现在时代基础不同、权力主体不同、目标取向不同、治国方式不同。其三,从传统诚信观到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继承了儒家诚信观中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兴业之宝和立国之基等合理内核,同时,它丰富了儒家人际诚信,赋予契约诚信的理念;弘扬自律诚信,补充他律诚信;重视现代诚信观的宣传和诚信意识的培养。其四,从传统公正观到社会主义公正价值观。传统公正观是人们各守其位的社会规范准则,是合乎公利的道义,是治理天下的道德标准,包含了弘扬社会正气和弘扬社会尚公重义精神的优秀基因。社会主义公正价值观要求人们在增强义务观念的基础上保障公民个体平等地位上合法权益的公平,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公正。其五,从传统和合观到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传统和合观包含天人和合、人际和合、人自身的身心和合、群际和合等思想精华。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注重人内心的和谐发展,注重经济建设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和谐,注重人与人的和谐,注重促进国际和谐。其六,从传统大同思想到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传统大同思想具有无私有制与财产公有、无阶级压迫与无剥削、人人团结且互助友爱等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实践中坚持物质财富丰富的均平,在理论上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发展中符合中国社会自身历史发展特点的现实基础上实现社会理想,它体现了对大同思想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传承儒学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历史思维与创新思维的统一、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传承儒学价值观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国家制度战略、国民教育平台、传播宣传引导、社会示范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传承儒学价值观的方法有历史镜鉴法、转换滋养法、对接开新法和功能实现法。

二、执政为民重在富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执政为民重在富民（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同志关于执政为民重要论述的几个统一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2）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人民幸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评价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为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执政为民重在富民（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同志关于执政为民重要论述的几个统一关系[J]. 顾训宝.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22(01)
• [2]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闫文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3]习近平人民幸福观研究[D]. 郝松. 安徽工程大学, 2020(05)
• [4]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5]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D]. 王晶晶. 辽宁大学, 2019(12)
• [6]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研究[D]. 于德.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评价体系构建研究[D]. 秦妍. 厦门大学, 2018(06)
• [8]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D]. 董田甜.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9]中国共产党为民思想研究[D]. 凌琦. 武汉大学, 2016(07)
• [10]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D]. 顾萍. 东南大学,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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