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恩令”与河间献王诸子侯国（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肖云飞[2]（2019）在《西汉“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史考察 ——以中央与王国关系变迁为中心》文中提出孝伦理在西周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人们行事皆以孝为准则。降至春秋,社会结构剧烈变动,西周的孝伦理不再是人们行动的导向,人们行事以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准则,儒家在这一背景下倡“孝”,强调忠孝合一,目的是给乱世提供一剂良方。秦朝统一后将先秦的孝道纳入国家治理当中,实现了孝道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变。汉朝建立后,刘邦大封同姓王,但是担心同姓诸侯王尾大不掉,所以强调“天下同姓为一家”,希望诸侯王遵循“孝”而“慎无反”。惠帝即位后继承了刘邦对孝的提倡以强化中央权威。文帝为了抑制功臣集团势力,以“孝”为纽带团结刘氏诸侯王,诸侯王国势力逐渐坐大,反叛之势更加明显,文帝以道德感召的方式避免他们的反叛,但事与愿违。景帝先发制人,任用晁错推行削藩,引发了“七国之乱”,叛乱被平定后,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武帝继续景帝未竟事业,实现国家“大一统”,董仲舒正合时宜地用“孝”解释“大一统”,为武帝解决诸侯王国问题提供了思想武器。主父偃在此基础之上建言“推恩令”,在不违反“孝治”的前提下削弱了诸侯王国实力,后来武帝以“酎金夺爵”趁机削掉半数诸侯,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师彬彬[3]（2018）在《关于汉代列侯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列侯是二十等爵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汉代政治、军事、法律、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教育和民族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以来,汉代列侯问题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研究领域逐渐拓宽,理论方法有所创新,具体探讨趋于深化,相关成果相继问世。学术界对汉代列侯问题的微观研究和宏观考察均已取得许多进展,有助于全面理解并深入探讨这一课题。梳理学术界对汉代列侯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可以深化对二十等爵制变迁与政局演变的认识。然而学术界对汉代列侯的探讨比较零散琐碎,仍缺乏系统性、深入性。就研究深度和史料运用而言,汉代列侯问题研究仍有继续拓展空间,主要存在四个不足之处。
董波[4]（2018）在《秦汉吏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秦汉时期,吏员的身份、地位及职能与“官吏”“吏民”“吏”及“役”存在一定的交叉,在当时的语义中,“吏员”尚未有明确的内涵,它与指涉其他人群的一些概念在意义上有相重合的现象,而这反映出吏员群体及其相关制度尚处于形成期的历史事实。通过对秦汉中央、郡、县（道）、王国、侯国及候部吏员的设置、来源等问题的研探,笔者认为秦汉时期的吏员群体及与之有关的制度,存在着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就秦汉郡、县（道）体系中的吏员设置来说,它首先要服从于郡县制本身的需要,郡县制的前后变化,自然会引起吏员设置的变动。从吏员的来源而言,秦及西汉前期,军功为吏的情况比较多见,西汉中期以来,通过学校教育及察举等为吏的方式渐成主流,西汉后期以来,世家大族门生子弟为吏的情况.逐步增多,到东汉中后期,世家门生子弟为吏的情况更为常见。总体来说,秦及西汉前期吏员制度尚处于创设时期,西汉中期以来,吏员来源、禄秩等发生大的变化,至东汉初期,吏员的设置、禄秩等逐步明确化。不过,东汉吏员的身份、地位及职能仍与低级官员及下层力役之间有一定的交叉性,存在着一个相对模糊的中间地带。从吏员职责角度看,与先秦指定服役制度有密切关联,通过服役方式实施剥削是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仅从稍食、月俸等先秦低级吏员职事的扩大化来理解秦汉吏员的职责问题是不够充分的。吏员执事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从相关出土文献看,主要在于执事忠信、清廉。秦汉中央机构吏员的职责分工十分明确,郡、县（道）吏员的职责也较为明确,至乡、亭一级,一些吏员有身兼数职的情况。秦汉吏员承担着文书起草、户籍管理、迎来送往、现场勘验、行庙祭祀、收取赋税等执事,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须向长官服务或给事其他机构,这集中反映了官僚政治体制中吏员承担事务处理的职责分工,以及与长吏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事实。秦汉吏员的禄秩问题颇为复杂,就秦及西汉的情况来讲,吏员是否完全由官员自行辟除,禄秩是否以二百石为限,都不是判别官与吏界限的正确标准,比如乡啬夫是典型的吏员,但其禄秩在二百石左右,这集中反映了秦及西汉时期官与吏相重叠的现象。东汉时,随着官与吏界限的明确化,吏员往往由官员自行辟除,有秩吏禄秩一般为二百石,无秩的斗食小吏禄秩在百石左右。秦汉时期,有着较完备的廪食制度,各级吏员能按月领到月食,出差在外的吏员则通过传食制度确保旅途生活,受二十级军功爵制影响,秦及西汉前期,廪食、传食具有一定的等级性,西汉中期以来,廪食、传食的等级差异逐步取消。一般而言,各级机构的长官可自行辟除吏员,但从出土文献中的“尉律”看,秦及西汉初期“尉”掌有除吏之职,一些禄秩较高的吏员则由君主任免,国家法令规定各级行政长官必须在法令、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辟除吏员。秦汉各级政府机构通过考勤、考绩对吏员进行日常考核管理,以此作为迁、转、徙、出的依据。秦汉的“官”与“吏”相通,吏员可通过各种途径升迁从而成为国家正式官员,甚至成为公卿名臣,学界称之为“吏道”,这集中反映了秦汉官僚制度的灵活性。昭宣以来,世家大族、地方豪强控制了吏员的选取及升迁渠道后,某一社会势力对当时的官僚政治形成很大影响,“吏道”变成了特定群体的既得利益,这反而影响到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吏员的地位可以分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就政治地位来说,吏员是保障秦汉行政体系正常运作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行政运作体系中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从社会地位看,吏员界于官员与庶民之间,是一个具有“中间地带”色彩的社会群体,而一些儒生耻于为吏的现象,也说明当时的社会有贱吏风气,这一点也反映出吏员群体真实的社会地位。秦汉吏员对行政体系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客观上对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秦汉时期,“奸吏”、“巧吏”为数众多,他们或通过贪赃枉法、文书造假等为己谋利,或利用宗族势力横行乡里,对当时的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东汉中后期,吏员与地方宗法势力的结合,对国家政权的稳定造成很大危害。总之,通过动态的视角研究秦汉吏员的构成、来源、出路、生计及阶层地位等问题,笔者认为吏员是秦汉时期重要的一股社会力量,他们在来源、禄秩等方面的变化集中反映了秦汉社会总体的发展走向;秦汉吏员制度的形成、发展,典型地反映了秦汉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秦汉吏员与不同社会势力的结合,也反映了秦汉国家统治基础的前后变化。
魏红星[5]（2018）在《汉初藩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汉初社会为背景,论述了汉初85年间藩国文化与文学从发生、发展到最终衰落的历史过程。全文除绪论和结语部分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论述了汉初的政体与士阶层,为后文论述藩国文化与文学提供一个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汉初形成的郡国制政体导致了中央政权与地方藩国之间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深刻影响了汉初藩国文化与文学的基本走向。由于郡国制政体的存在,战国时期的纵横风气在汉初士人群体中得以复兴,士阶层内部也由此发生分化,特别是儒士群体内部明显出现了醇儒与纵横之儒的分化,再加上汉武帝前期崛起的贤良之儒,最终汉初儒士群体分化为醇儒、纵横之儒和贤良之儒这三个阶层,并进而影响到汉初藩国文化与文学的基本面貌。第二章论述了汉初楚国和河间国的醇儒之学。楚元王刘交在位期间,楚国的醇儒之学主要以《诗经》的传授为中心;河间献王刘德在位期间,河间国的醇儒之学主要以先秦儒家六艺的搜集、整理和传授为中心,并且形成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楚元王刘交醇儒学术团体和河间献王刘德醇儒学术团体是汉初两个着名的传承先秦儒学的学术团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章论述了汉初淮南国的道家之学和文学。淮南国是汉初颇有名气的道家学术中心和文学活动热点地区。淮南国两代国君刘长和刘安均遭遇悲剧性的人生命运,这对于淮南国道家之学和文学的发展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淮南子》是淮南国道家之学发展的结晶,传承了先秦老学以道治国的思想和先秦庄学超越生存焦虑的策略。以刘安为首的淮南国文士团体的文学创作以作赋为主,刘安的《离骚传》使屈原第一次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对象,这是刘安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大贡献。第四章论述了汉初吴国和梁国的文学。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为士人群体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文化环境和文学创作空间。吴国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为策士之文的写作。邹阳、枚乘、严忌等着名士人由吴入梁后,梁国文学出现了高度繁荣的景象,在骚体赋、咏物小赋、散体大赋和散文等文体的创作上均有收获。梁孝王刘武文士团体是汉初文学色彩最浓、文学成就最高的藩国文学创作团体,对后世影响极大。第五章论述了汉武帝前期新官方文化文学的兴起与藩国文化文学的衰落。为了构建“大一统”的国家思想意识体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全国积极推行新儒学,于是汉初颇具影响力的河间国醇儒之学和淮南国道家之学开始走向衰落。与此同时,为了构建“大一统”的国家形象传播体系,汉武帝将散体大赋作为有效传播汉帝国“大一统”国家形象的重要工具,而且大力奖掖天下文士以组建宫廷作家群。以散体大赋为创作重心的宫廷文学开始兴起并日益走向繁荣,成为汉帝国新的文学中心,而藩国文学则由此走向衰落。
耿战超[6]（2017）在《西汉校书活动与文学形态》文中研究表明西汉处于文献经典化的关键时期,秦火之后经籍多需要重新写定,汉代对于旧有典籍进行整理编写,既在文字、文本形态层面对于典籍进行改定、整合,也在经典意义层面进行重新阐释,灌注以符合时代需要的解读。本文选取西汉校书活动为切入点,重点关注西汉文献工作中的制度性安排,并由此探讨在国家制度建构与思想整合的时代背景下,西汉学术体系以及文学形态两者的形成路径与显着特征。第一章就西汉文献工作史实着笔,讨论西汉收书、藏书情形,以及处所、职官等问题。自汉兴以来,文献蒐集工作不绝如缕,并在继承先秦文献工作经验基础上,形成了汉代成熟的收藏管理制度。特别是在藏书处所及典守职官等方面,西汉藏书有着内、外两分的鲜明倾向。尤为使人注意的是,内书地位逐渐上升,其职掌情况也随着汉代制度变化而变化,大体上是依附于汉代内朝权力构建而变动,文献工作成为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抓手。第二章在史实讨论的基础上,重点考察西汉所收书籍为何种、书籍如何分类、各类文献地位孰轻孰重等问题,并就此论及西汉不同阶段重视不同性质的文献,深层次原因在于学术风气的转移。藏书的“内、外”两分格局,也恰可用来分析汉代中央官学的基本格局,以及由此导致了对于文献的分类处理。“六艺”类典籍作为先王成法,成为各类思潮争竞时的话语资源,在汉代确立了“经典”的至上地位。随着汉代学术主流形态几番更易,“内学”的名头也进行了几番更迭,文中以谶纬“内学”为典型,分析了特定知识观念、文献典籍在此学术框架中的变动。最终刘氏父子通过校书建构了西汉文献谱系,重构了先秦的知识系统,确立了各类文献的地位,而其最终目的还是追求建立汉王朝“以内统外”“内外相应”的新王官学。第三章论在周制雅文化规范失序的背景下,随着秦汉国家制度建构的不断完善,汉字书写系统的趋稳态势与经典的文本化是如何相向而行的。正音、正字工作是大一统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一文字”在短暂的秦朝或可视为政策问题,但在汉朝就已经成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文化问题。随着隶书规范化的不断提升,其最终与篆书同成为汉代的通行文字;正是在以校书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工作中,逐渐建构起了一套稳定的汉字书写系统,而稳定的文字书写系统也为经典文本的定型提供了保证。当然,此期经典的传授仍处于口说与文本并行的阶段,师法、家法、今古文字等因素,都对经典文本化在汉代的生成过程产生着一定影响。第四章论汉代以六艺经典整理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工作,对于汉代文学形态发展的影响。重点关注在知识传播形态由口传到文本的转变过程中,文学创作如何在体式、生产形态、“宗经”观念等多层面开进,最终形成西汉文学宗经尊体的强烈意识。经典文本是汉代文献体系中的最重要者,是王朝推行“正字”进行文化建设的标准本,是文本书写的典范,故而汉代创作以经书文本为宗,为摹拟对象,为文体生成之渊薮,也就是自然之理。同时,汉代文献整理工作中篇章命题、作者命名等经验,校书人员书写、创作才能之培养锻炼,也都是汉代文学发展的莫大助力。论文重点考察了西汉文献工作中的“内、外”两分格局,分析了其内在的制度与权力结构因素,并将之扩展到对西汉文献分类、知识观念整合、学术体系建构等层面的观照,指出西汉新王官学体系是以“以内统外”“内外相应”为旨归的。同时,对于汉代文学形态展开以及相关观念的考察,将之放到知识传播形态变化、典制仪式消解与重构的文化背景中,并将其与西汉校书工作相结合,可知汉代文学形态的内涵完全是在汉兴以来文献及学术工作的进展中充实起来的。
王尔春[7]（2015）在《汉代宗室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宗室作为一个名词，其内涵与外延在古代不同时期还存在着差异。从汉代社会的家族与宗族概念辨析入手，进而探讨外戚是否称宗室、宗室是否“上下通称”、宗室的“世代规模”、“赐姓”与“更姓”、宗室内部等级之别等几个问题，从而界定汉代“宗室”内涵应是皇族专称，即便五属外亦称宗室。这是第一章的内容，也是论文的第一大部分。第二大部分也即论文的第二章，是探讨宗室阶层的爵位封授，以为宗室封君的政治地位虽然在不断下降，但爵位封授的程序仪制似乎从未简化，而是日臻规范。在关内侯以下十九等爵位的授予上，宗室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他们受赐的爵位，其他阶层在同样的前提下也有机会得到。而连带在爵位上的相关权益，也与其他社会阶层无别。第三大部分用三个章节分别讨论宗室的政治权力，以为汉代初期宗室王侯在封国内还是有一定政治权力的，尤其诸侯王的权力不能估计过低，但持续时间很短暂，七国之乱是个明显的分界线，自此以后宗室由王侯爵位所带来的政治权力是越来越少了。而宗室阶层的其他政治权力，主要体现在参政议政、入继大统、仕宦、朝请上，但总体上看，宗室参与汉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机会很少，只是在一些礼仪性的场合才出来装点门面。第四大部分即论文第六章，主要从宗室的经济特权入手，考察封君的食邑之入和宗室内部各阶层的赏赐之入，以为汉代国家对宗室于经济上的限制和防范，其着眼点并不在剥夺宗室的经济特权上，而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削除由经济特权可能带来的政治威胁。第五大部分即论文的第七章，主要从宗室有罪的“先请”权入手，分别梳理宗室在诉讼提起、逮捕归案、调查核实、案件审理、最终惩处几个阶段中所能享受到的权力，以为宗室享有的法律特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即便享受有罪先请权的五属内宗室，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也会因案件性质、亲疏远近、地位高低而受到区别对待。
任渝婉[8]（2015）在《汉武帝法律制度的相关措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初期,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在消除异姓王的同时又封了很多同姓王,这些同姓王的政治实力发展到汉景帝时期,已经达到鼎盛,严重威胁着中央专制皇权。
李蒙蒙[9]（2014）在《河间献王刘德研究》文中指出刘德，汉景帝刘启之子，于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为河间王，在位二十六年，因其“聪明睿智”，谥为“献王”，史称“河间献王”。他是西汉时期着名的儒学家、藏书家，不仅是两汉河间国历史上辉煌时期的领军人物，而且在汉代的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献王刘德的历史功绩被载于史册，也得到后人的不断赞誉。西汉初期，在儒学长期被压抑的背景之下，献王刘德独树一帜，以非凡的气魄和胆识倡导儒学，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他补撰《周官》，以诸侯王身份立《毛诗》、《左氏春秋》博士，崇尚礼乐，对古文经学的弘扬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以献王刘德为首的河间儒学中心不仅对两汉时期的河间学术乃至中央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儒家文化的传承以及河间国文化的积淀做出了卓越贡献。献王刘德以藏书家的身份，用毕生的精力搜集整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几乎得到与汉廷相等的图书。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坚持流通开放，藏以致用的藏书理念。献王刘德藏书过程中所坚持的方式与原则，对后人的藏书实践具有借鉴意义。文章也力图从献王刘德的藏书活动来探析西汉私家藏书的特点。献王刘德在复兴儒学和藏书的过程中，一直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所以论述的归结点也在于此。通过论述“实事求是”含义的演变与发展过程，更能清晰的了解献王刘德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体会到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
高晓荣[10]（2014）在《汉代宗藩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代宗藩系两汉中央政权分封到地方上的同姓诸侯王,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封建。汉代宗藩研究成果很多,但是把宗藩作为统治阶级上层中的特殊阶层,以微观视角自下而上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即以此入手,综合利用文献材料及考古材料,深入探讨宗藩形成的历史渊源,分析其在两汉历史中的政治功能。首先,本文界定了汉代宗藩概念,认为这一概念能够充分反映出汉代同姓诸侯王的实质,是汉朝廷分封的血亲宗族势力,强调的是血缘关系的牢固性和永恒性。其次,具体考察汉高祖恢复宗藩制的原因,基于汉初君臣共天下的政治形势,及汉高祖刘邦本人对血缘宗族关系的迷恋。楚汉战争前后,刘邦就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为了维护家天下的统治,又先后分封了一批同姓诸侯王即宗藩。这些宗藩一度是稳定政局、维护汉朝统治的重要政治力量,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并且也确定了统治秩序,保证了剪除异姓诸侯王的胜利。宗藩在消灭诸吕,平定七国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巩固了刘氏王朝的统治。而汉代宗藩入继,一度起到了稳定了两汉政治局势的作用。再次,随着西汉统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宗藩势力日趋坐大,逐渐威胁到中央的统治。朝廷在严厉镇压宗藩叛乱的同时,也实行了一系列强干弱枝政策加强对宗藩的控制,收回了宗藩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特权,并且制订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再辅之以推恩等怀柔手段,消除了宗藩对中央的威胁。复次,探讨了宗藩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社会心态及自杀等问题,宗藩阶层价值取向、生活状况及社会心态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宗藩的自杀是汉代较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本文对其原因和方式做了进一步探究。最后,考察了汉代宗藩的群体镜像,既有共性因素也有个性差异。而宗藩与宾客阶层的关系尤其引人注目,两汉朝廷对此均实施残酷的打击和镇压,不惜用掀起大狱和重禁等方式阻止宗藩与其他社会势力的交往。
二、“推恩令”与河间献王诸子侯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恩令”与河间献王诸子侯国（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 一、工类 |
| 二、矿业类 |
| 三、商业类 |
| 第二节 军事类 |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 一、农林类 |
| 二、水利类 |
| 第四节 畜牧类 |
| 第五节 仓储类 |
| 下编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 引用谱录简称 |
| 参考文献 |
| 职官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西汉“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史考察 ——以中央与王国关系变迁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文章结构和内容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西周至秦孝道的演变 |
| 第一节 先秦孝道概述 |
| 一、西周孝道与政治 |
| 二、孔子孝论 |
| 三、孟子孝论 |
| 四、荀子孝论 |
| 五、《孝经》的“孝”与“忠” |
| 第二节 秦政与孝道 |
| 一、提倡孝道 |
| 二、对孝道的制度实践 |
| 第二章 西汉“以孝治天下”方针的确立 |
| 第一节 汉初对孝道的提倡 |
| 一、仁孝治国理念的提出 |
| 二、大分封及刘邦的隐忧 |
| 三、“天下同姓为一家” |
| 第二节 惠帝以“孝”强化中央权威 |
| 一、“令郡诸侯王立高庙” |
| 二、“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 |
| 三、惠帝“兄友弟恭” |
| 第三节 文帝“以孝治天下”方针确立 |
| 一、文帝即位时的中央政局 |
| 二、“以孝治天下”方针确立 |
| 三、文帝“孝治”的隐患 |
| 第三章 景武“孝治”与中央集权的强化 |
| 第一节 “七国之乱”的爆发和平定 |
| 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
| 二、景帝剥夺诸侯王权力 |
| 第二节 武帝“推恩令”与中央集权强化 |
| 一、“春秋大一统” |
| 二、董仲舒对“孝道”的新阐述 |
| 三、王国隐患的消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 |
| 二、今人着作 |
| 三、考古资料 |
| 四、期刊论文 |
| 五、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关于汉代列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汉代列侯类型、等级、权益、身份地位研究 |
| 二、汉代列侯其他问题研究 |
| 三、汉代列侯问题研究的缺憾 |
（4）秦汉吏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创新之处 |
| 二、学术综述 |
| (一) 总体性研究成果 |
| (二) 有关吏员身份、设置及来源方面的研究成果 |
| (三) 秦汉吏员任免职责、待遇与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 |
| (四) 秦汉吏员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方面的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秦汉吏员的身份、设置与来源 |
| 第一节 “官吏”、“吏民”、“吏”与“吏员” |
| 一、“官吏”与“吏员” |
| 二、“吏民”与“吏员” |
| 三、“吏”与“吏员” |
| 四、“役”与“吏员” |
| 第二节 中央机构的吏员 |
| 一、中央机构吏员的设置 |
| (一) 三公府中的吏员数额 |
| (二) 其他中央机构吏员的数额 |
| 二、中央机构吏员的来源 |
| (一) 秦及西汉中期中央机构吏员的来源 |
| (二) 西汉后期及东汉中央机构吏员的来源 |
| 第三节 郡、县(道)体系中的吏员 |
| 一、秦汉郡、县(道)吏员的设置 |
| (一) 秦汉郡的吏员设置 |
| (二) 秦汉县(道)、乡、亭的吏员设置 |
| 二、秦汉郡、县(道)吏员的来源 |
| (一) 秦及西汉前期郡、县(道)吏员的来源 |
| (二) 西汉中期以来郡、县(道)吏员的来源 |
| 第四节 王国、侯国吏员 |
| 一、两汉王国吏员 |
| (一) 两汉诸侯国的设置 |
| (二) 两汉王国吏员的设置、来源 |
| 二、两汉侯国吏员 |
| (一) 两汉侯国的设置 |
| (二) 侯国吏员的设置、来源 |
| 第五节 两汉候部吏员 |
| 一 两汉候部的设置 |
| 二 候部吏员的设置、来源 |
| 第二章 秦汉吏员的职责、待遇与管理 |
| 第一节 秦汉吏员的职责 |
| 一、先秦服制与秦汉吏员职事的关系 |
| 二、吏员执事原则 |
| 三、秦汉吏员的具体职责 |
| (一) 吏员的职责分工 |
| (二) 文书处理 |
| (三) 户籍管理 |
| (四) 为长官服务或给事官府、私家 |
| (五) 辟为军吏 |
| (六) 处理其他具体事务 |
| 第二节 秦汉吏员的待遇 |
| 一、秦汉吏员的禄秩 |
| (一) 中央机构吏员的禄秩 |
| (二) 秦汉郡、县(道)吏员的禄秩 |
| (三) 秦汉吏员的月俸 |
| 二、秦汉吏员的廪食 |
| 第三节 秦汉吏员的管理 |
| 一、任免管理 |
| (一) 具体任用条件 |
| (二) 任免程序 |
| 二、考核管理 |
| (一) 考勤 |
| (二) 考绩 |
| 三、升迁管理 |
| 第三章 吏员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一节 吏员的地位 |
| 一、秦汉吏员的政治地位 |
| (一) 吏员在秦汉行政运作体系中的地位 |
| (二) 从社会资源配置等角度看秦汉吏员的政治地位 |
| 二、秦汉吏员的社会地位 |
| 第二节 吏员在秦汉社会中的作用 |
| 一、吏员在秦汉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
| (一) 在行政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
| (二) 在社会稳定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
| 二、秦汉的胥吏之害 |
| (一) 秦汉胥吏之害的一般表现 |
| (二) 吏员的文书造假 |
| (三) 吏员对基层社会的负面影响 |
| 第四章 总论 |
| 一、本文主要观点 |
| 二、一点反思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 |
| 二、专着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 着作 |
| 二 论文 |
| 致谢 |
（5）汉初藩国文化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汉初的政体与士阶层 |
| 第一节 郡国制及其内在矛盾 |
| 一 传统分封观念的延续与实践 |
| 二 中央集权与藩国分权的尖锐矛盾 |
| 第二节 士人纵横之风的复兴与儒士群体的内部分化 |
| 一 纵横风气影响下的策士、儒士和文士 |
| 二 醇儒、纵横之儒、贤良之儒的历史地位变迁 |
| 第二章 汉初楚国和河间国的醇儒之学 |
| 第一节 楚国的醇儒之学 |
| 一 以《诗经》传授为中心的楚元王刘交醇儒学术团体 |
| 二 以醇儒之学为安身立命基石的西汉楚元王世家 |
| 第二节 河间国的醇儒之学 |
| 一 河间献王刘德：新一代刘氏藩王群体中的一股清流 |
| 二 河间献王刘德醇儒学术团体：以六艺的搜集、整理和传授为中心 |
| 三 河间献王刘德醇儒学术团体的学风：“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
| 第三章 汉初淮南国的道家之学和文学 |
| 第一节 两代淮南王的悲剧命运 |
| 一 淮南厉王刘长：偏执型人格障碍与悲剧命运 |
| 二 淮南王刘安：焦虑性生存状态与悲剧命运 |
| 第二节 淮南国的道家之学 |
| 一 淮南王刘安道家学术团体与《淮南子》 |
| 二 《淮南子》：先秦老学以道治国思想的嬗变 |
| 三 《淮南子》：先秦庄学超越生存焦虑的回响 |
| 第三节 淮南国的文学 |
| 一 淮南王刘安文士团体及其文学创作 |
| 二 屈原作为文学批评对象的被发现与被利用 |
| 第四章 汉初吴国和梁国的文学 |
| 第一节 吴梁两国藩王的个性心理特征与士人由吴入梁的单向流动 |
| 一 宽柔与强硬并存的吴王刘濞 |
| 二 野心与虚荣心交织的梁孝王刘武 |
| 三 由吴入梁：从策士到文士的身份转型 |
| 第二节 梁孝王刘武文士团体及其文学创作 |
| 一 梁孝王刘武文士团体的主要成员 |
| 二 梁孝王刘武文士团体的文学创作 |
| 第五章 汉武帝前期新官方文化文学的兴起与藩国文化文学的衰落 |
| 第一节 汉帝国新儒学的兴起与藩国醇儒之学的衰落 |
| 一 “独尊儒术”的政治文化意义：构建“大一统”的国家思想意识体系 |
| 二 醇儒之学与新儒学的矛盾：河间献王死因传闻背后的历史逻辑 |
| 第二节 汉帝国新宫廷文学的兴起与藩国文学的衰落 |
| 一 重塑国家形象的历史必然：构建“大一统”的国家形象传播体系 |
| 二 骚体创作范式的文体局限：一己之悲与国家宏大叙事的矛盾 |
| 三 作为国家形象传播工具的散体大赋：文学中心从藩国向宫廷的转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西汉校书活动与文学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汉收书、藏书史实考论 |
| 第一节 西汉收书史实考论 |
| 一、论汉初之“大收篇籍” |
| 二、“除挟书之律”与“广开献书之路” |
| 三、成帝“求遗书于天下” |
| 第二节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的制度初定 |
| 一、“汉兴”以来文献工作的时间断限 |
| 二、“汉兴”以来藏书的分类职掌 |
| 三、“策”——武帝所建藏书部次之簿 |
| 第三节 西汉藏书的内、外两分 |
| 一、宫廷禁中之“秘书” |
| 二、西汉“内书”职掌 |
| 三、西汉“外书”职掌 |
| 第二章 西汉文献格局与新王官学术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内、外两分：“内书”与西汉核心文献的整合 |
| 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文献序列 |
| 二、褚少孙“外家传语”说考辨 |
| 三、刘氏父子校书工作与西汉文献的构成 |
| 第二节 内、外互动：“内学”与汉代学术格局的形成 |
| 一、“内学”概念认识与文献分类 |
| 二、内学与外学的互动 |
| 三、谶纬“内学”的典型意义 |
| 第三节 内、外相应：刘氏父子校书与“新王官学”的建构 |
| 一、《七略》归于治道的价值追求 |
| 二、影响新王官学建构的时代动因 |
| 三、刘氏父子校书与新王官学术体系的定型 |
| 第三章 从口说到书写：经典文本化在汉代的生成 |
| 第一节 汉代文字演化与书写系统的形成 |
| 一、雅言系统的解体 |
| 二、秦汉之际文字书写系统的整合 |
| 三、“写书之官”与西汉文字书写系统的趋稳 |
| 第二节 传授形态改变与经典文本化 |
| 一、从“游于艺”到“六艺之文” |
| 二、章句经说与师法家法的诠释脉络 |
| 三、今学、古学之升降 |
| 第三节 先师口说与文本异读 |
| 一、《诗经·大雅·皇矣》异读 |
| 二、《毛诗》《关雎》经解 |
| 第四章 文本形制与汉代文学形态的展开 |
| 第一节 口传形态与文学体式的形成 |
| 一、空间认知与口传文学体式的内在结构 |
| 二、叙述时间与口传文学体式的叙事形态 |
| 三、诗乐舞一体与口传文学体式的表述方式 |
| 第二节 典制仪式与文学的生产形态 |
| 一、从辞“器”分离看铭文的独立 |
| 二、歌诗的制作和使用与诗歌的生成机制 |
| 三、赋的礼仪功能与文化职能的融通 |
| 第三节 文本经典化与汉代文学“宗经”观的多维性 |
| 一、文本的经典化与汉代文学“宗经”观的萌生 |
| 二、汉代文学创作与经典的互文性 |
| 三、着述意识与“作者”主体意识的自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致谢 |
（7）汉代宗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汉代“宗室”概念界定及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家族”与“宗族”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宗室、异姓与外戚三者之异同 |
| 第三节 “宗室”在汉代是否“上下通称” |
| 第四节 汉代宗室的世代规模 |
| 第五节 与汉代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现象及分析 |
| 一 “赐姓刘”现象及受赐者的身份待遇问题 |
| 二 宗室诸刘自行更姓现象及分析 |
| 三 皇帝赐宗室以他姓现象及分析 |
| 第六节 宗室阶层内部的等级之别 |
| 第二章 宗室阶层的爵位封授 |
| 第一节 诸侯王的封拜程序及仪制规定 |
| 一 封拜程序 |
| 二 封拜的时间和地点 |
| 三 玺印绶制度 |
| 四 茅土与立社 |
| 五 主持封拜仪式的官员 |
| 第二节 王子侯的封授程序及仪制规定 |
| 一 封拜程序 |
| 二 封拜的时间和地点 |
| 三 印绶制度 |
| 四 茅土与立社 |
| 五 主管封拜的官员 |
| 第三节 公主的封授及相关问题 |
| 第四节 宗室的赐爵问题 |
| 第五节 爵位继承的问题 |
| 第三章 诸侯王在王国内的政治权力 |
| 第一节 王国的行政系统 |
| 一 推恩令前王国的中枢机构及百官建置 |
| 二 推恩令前王国的“地方”行政单位及吏员配置 |
| 三 推恩令后王国行政权的萎缩 |
| 第二节 王国的军事与司法 |
| 第四章 王子侯在侯国内的政治权力 |
| 第一节 西汉初侯国有权立祖宗之庙 |
| 第二节 侯国的行政、司法与军事 |
| 第三节 侯国的行政归属问题 |
| 第五章 宗室阶层的政治权力 |
| 第一节 宗室的参政议政 |
| 第二节 宗室的入继大统 |
| 第三节 宗室的仕宦情况 |
| 第四节 宗室封君的朝请制度 |
| 一 朝请时间及朝见频率 |
| 二 朝请意义 |
| 第六章 宗室阶层的经济权力 |
| 第一节 宗室的经济特权 |
| 一 宗室的复除权 |
| 二 封君的食邑权 |
| 三 王侯经济权力的变化 |
| 第二节 封君的食邑之入 |
| 第三节 宗室的赏赐之入 |
| 一 诸侯王的赏赐之入 |
| 二 王子侯的赏赐之入 |
| 三 公主的赏赐之入 |
| 四 非封君宗室的赏赐之入 |
| 五 宗室特别赏赐之入 |
| 第四节 汉代国家对宗室经济生活的限制与防范 |
| 一 献物与献费问题 |
| 二 助祭酎金问题 |
| 三 朝贺奉皮荐璧玉问题 |
| 四 盐铁与铸钱问题 |
| 五 贳贷问题 |
| 六 “制节谨度”问题 |
| 第七章 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 |
| 第一节 宗室有罪的“先请”权 |
| 第二节 涉案宗室在告劾、传覆阶段的权力 |
| 一 对涉案宗室的诉讼提起 |
| 二 对涉案宗室的传唤抓捕 |
| 三 对宗室案件的调查核实 |
| 第三节 涉案宗室在案件审理阶段的权力 |
| 第四节 犯罪宗室的刑罚减免权 |
| 一 宗室犯罪可以享受免刑优待 |
| 二 宗室犯罪可以享受依例减刑优待 |
| 三 宗室犯罪可用属籍、王侯爵位减免刑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8）汉武帝法律制度的相关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汉武帝刘彻“推恩令”相关简介 |
| 二、汉武帝刘彻“推恩令”的思想渊源 |
| 三“、推恩令”的实施,主父偃被杀 |
（9）河间献王刘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献王刘德与河间儒学 |
| （一）河间儒学中心形成的原因 |
| 1 宽松的时代背景 |
| 2 浓厚的儒学文化基础 |
| 3 献王刘德的支持与倡导 |
| 4 河间儒士集团的形成 |
| （二）献王刘德对河间儒学的贡献 |
| 1 补撰《周官》 |
| 2 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 |
| 3 崇尚礼乐 |
| （三）河间儒学中心的消散及对后世的影响 |
| 1 河间儒学中心的消散 |
| 2 河间儒学对汉代中央学术的影响 |
| 3 河间儒学对经学的影响 |
| 二 献王刘德与藏书文化 |
| （一）献王刘德的藏书背景 |
| （二）献王刘德藏书特点 |
| 1 藏书指导思想 |
| 2 搜集方式 |
| 3 从献王刘德的藏书看西汉私家藏书的特点 |
| （三）献王刘德藏书的影响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10）汉代宗藩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宗藩概念的界定 |
| (一) 周代宗藩的出现及含义 |
| (二) 宗藩在汉代的其他称谓 |
| (三) 宗藩的概念的界定及其含义 |
| 第二章 汉代宗藩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政治功能 |
| 第一节 西汉高祖刘邦恢复宗藩制度的原因 |
| 一、汉初的政治形势：“共天下”与“立诸侯” |
| 二、汉高祖对血缘宗族关系的迷恋：“天下同姓为一家” |
| 第二节 汉代宗藩的政治功能：“世为汉藩辅” |
| 一、宗藩联合功臣“折诸吕之难” |
| 二、以梁王为首的宗藩佐朝廷平定七国之乱 |
| 三、宗藩入继稳定两汉政局 |
| 第三章 强干弱枝国策下的汉代宗藩 |
| 第一节 强干弱枝国策的源起 |
| 第二节 秦汉时期对强干弱枝国策的继承和发展 |
| 第三节 汉代强干弱枝国策的新特点：抑损宗藩 |
| 一、西汉初年制定法令法规严格控制宗藩 |
| 二、两汉统治者的“削藩”措施 |
| 第四节 强干弱枝国策对汉代宗藩的影响 |
| 第四章 汉代宗藩的生活与心态及自杀 |
| 第一节 汉代宗藩的生活 |
| 一、汉代宗藩的社会生活 |
| 二、汉代宗藩的家庭生活 |
| 第二节 汉代宗藩的社会心态 |
| 第三节 汉代宗藩自杀的社会现象 |
| 第五章 汉代宗藩的群体镜像及其与以宾客为代表的其他社会势力的关系 |
| 第一节 汉代宗藩的群体镜像 |
| 第二节 汉代宗藩与以宾客为代表的其他社会势力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 |
| 二、论着 |
| 三、论文 |
| 四、学位论文 |
| 附录 |
| 附录一 西汉郡国形势图 |
| 附录二 东汉郡国形势图 |
| 附录三 汉代宗藩世系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推恩令”与河间献王诸子侯国（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西汉“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史考察 ——以中央与王国关系变迁为中心[D]. 肖云飞. 苏州大学, 2019(04)
- [3]关于汉代列侯问题研究[J]. 师彬彬. 史志学刊, 2018(05)
- [4]秦汉吏员研究[D]. 董波. 青海师范大学, 2018(02)
- [5]汉初藩国文化与文学研究[D]. 魏红星.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6]西汉校书活动与文学形态[D]. 耿战超.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6)
- [7]汉代宗室问题研究[D]. 王尔春. 吉林大学, 2015(08)
- [8]汉武帝法律制度的相关措施研究[J]. 任渝婉. 兰台世界, 2015(10)
- [9]河间献王刘德研究[D]. 李蒙蒙. 河北师范大学, 2014(09)
- [10]汉代宗藩问题研究[D]. 高晓荣. 南开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