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业经营管理的发展变化（论文文献综述）
韩健鹏[1]（2021）在《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不仅对其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对于一国的金融体系、乃至总体经济的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从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我国主流商业银行的主要分类情况,将商业银行按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分类研究。在对以往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首次将模糊理论引入研究,发展出增强型Russell超效率DEA模型,即考虑模糊数的非径向超效率DEA模型。通过增强型Russell超效率DEA模型对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分别进行测度,从负债效率、资本效率、人力资源效率、金融科技效率以及规模效率等多个角度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进行测度及比较研究,并对其宏观、微观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从多个角度提出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建议。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进行研究。首先,本文对银行效率理论及目前国内外对银行效率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对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进行分析,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首次引入模糊理论,建立增强型Russell超效率DEA模型;二是通过增强型Russell超效率DEA模型对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总体情况进行测度,得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总体状况,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三是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别分析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监管政策、货币增长率、银行业市场结构、盈利能力、成本管理、风险控制、资产质量、资产规模、公司治理、产权结构等因素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四是从负债效率、资本效率以及其他资源效率三个角度对我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经营效率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在目前如市场占有率、货币政策、监管政策等外部环境以及金融科技、数字技术等新兴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三类商业银行中,股份制银行具有最优的发展潜力。城市商业银行无法超越股份制银行,但其在一定时期内,可通过其自身特有的优势赶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但从长期角度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仍较城市商业银行更具备发展潜力;二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市场占有率的下降,即其垄断地位的下降,对其经营效率的提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提出加强科技创新,将各类业务有效与科技结合,完善风险管理机制,不断提高资产质量,积极推进业务多元化均衡发展,稳健提升经营效率,优化产权结构,完善商业银行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价格体系,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角度提出进一步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策略。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通过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效率测度方面,以定量分析法确定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值,通过增强型Russell超效率DEA模型对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进行测度,并进行比较分析。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通过定性分析法确定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然后,采用定量分析法对各影响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进行量化。从理论层面的角度来看,本文主要运用了经济学、货币金融学、资产负债管理理论、数据包络分析理论、经济效率理论等相关理论的概念与方法,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进行深入剖析与研究,发现从负债效率、资本效率和其他资源效率三个维度考察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最能充分体现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的真实情况。在综合运用上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从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存在明显差异性的现实情况出发,并基于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在其经营发展中所面临的不同问题与挑战以及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性的现实情况,从多个维度研究并分析了我国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负债效率、资本效率和其他资源效率的现实情况与内在差异。
王晋丽[2]（2020）在《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任何商业辉煌都离不开商业伦理,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商业伦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强调个人修养、重视团结合作,强调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正确的义利观等观点使中国商人深受影响,形成了为世人称道的商业精神,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即是典型代表。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执商界之牛耳”,在明清商业文明史上独放异彩,完全可以与世界着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外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并享誉海外,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伦理方面的建树及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特别是其中渗透的儒商精神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显示出国人的大智慧。本文拟梳理两者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伦理异同,通过深刻阐释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观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儒商精神,以期揭示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的伦理规范机制和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内容由绪论、七章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晋商与徽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研究难点与创新。第一章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主要从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背景集中体现----“开中折色制”分析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了晋商与徽商贾儒互动的价值取向;从地域环境相同点---地少人多分析了晋商与徽商自强不息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地处边境使晋商从一开始就具备精明朴实的伦理特征,徽商四面环山,相对闭塞造就了其保守灵动的伦理底色;传统儒家文化是晋商与徽商的伦理基石,而“关公文化”是晋商伦理“义”的基础,“程朱理学”则是徽商伦理“儒”的根基;晋商个性特征表现出的外向明事使晋商伦理具有开拓进取的表征,徽商内敛明理的个性特征塑就了其自守向儒的伦理特点,而中华民族特有的重群体的精神使晋商与徽商伦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异同。贾儒互动是晋商与徽商官商关系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晋商与徽商各有特色。晋商一心以商为职业,奉行“优则商”的贾儒观,徽商虽然是商人,但这是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商只是其“齐家”的手段,实质上还是奉行“优则仕”信条。两者在官商关系选择上的异同,对现今企业有很大的启示。作为商人和政府,怎样处理好官商关系,关系着商业是否能长久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亲清”和谐政商关系完美诠释了政商间应有的格局。贾儒相通,政商良性互动,商人应具备独立人格,健全制度,政商“亲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商畸形发展现象。第三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的异同。总体上两者都奉行“情义结合”团结商帮的伦理规范,在人才选拔、商业激励及具体管理实践中践行仁爱信达、重德公正、情义并重的伦理表征,体现了管理中的人文气息。受传统影响,晋商以“地缘义”团结商帮,其人才激励机制中体现了同心同德,晋商独创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践行了其“信和合一”伦理,创新意识强。而徽商则以“血缘情”聚集同宗同族进行商业活动,宗族管理体制也移植到商业管理,自然宗族伦理特征在徽商商业管理中比较浓厚。徽商管理中突出体现了责任意识及向仁重礼的特征。晋商与徽商重视人才、管理中激励机制体现的人才价值观及重视人文关怀等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深层次发展有借鉴意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而在现代企业如何处理好管理中人的能动性等,势必需要伦理道德规范参与其间,发挥作用。晋商与徽商不囿于传统,实事求是,特别是晋商伦理中体现的创新意识值得现代企业借鉴,晋商与徽商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才激励、凝聚向上等伦理内核是企业发展的宝贵经验。第四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异同。见义思利是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共同的态度。介于两者在义利重心及求义追利态度方式上的不同,晋商与徽商秉持了不同的义利观。晋商遵循“利以义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利而不污”贯穿于整个晋商义利实践;而徽商则是“义中取利”,“义利相通,以义取利,利而通德”是徽商义利实践的集中体现。毋庸置疑,商业发展不追求利,商业无法存续,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与徽商在追利的道路上采取不同方式,其中渗透的伦理内涵使两者在商界造成不同印象,对现代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归根结底,以义通利才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双赢之路,在商业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业发展成败与企业声誉。晋商与徽商特别是晋商将“义”作为获利必须遵循的原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义利观,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也是现代企业获利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道德准则之一。第五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诚信观的异同。诚信是商业发展中的无形资本,晋商与徽商把诚实守信作为了双方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徽商的诚信较晋商更是一种自律理性和道德精神。遵循信誉第一,以信立足,以诚取胜,晋商把诚信作为了信用卡来获取商业利益,诚实不虚是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而诚实不欺则是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信实等价,诚恳不欺,至诚无私,徽商真正把诚信深入人心。在现代社会,应然之诚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基于自律理性的诚信观是当前和谐社会追求的道德实践。第六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晋商与徽商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晋商与徽商中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注重教育,有的直接办教育,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家庭成员的教育,折射出教育伦理。受传统文化影响,尊师重道、务实求真是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但晋商教育遵循注重实用的工具导向,与“学而优则商”具有高度一致性,徽商教育中秉持本真向儒的价值导向,同样与“学而优则仕”一致。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遵循本真发展,同样不失为当前教育典范。第七章承接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晋商与徽商伦理贾儒观印证了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正确合理性;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中的重“人”规“制”仍是现代商业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晋商与徽商伦理中义利通德价值导向是现代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而晋商与徽商伦理中蕴含的“德性-契约”诚信伦理是现代商业生存发展之根基;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体现的本真发展使人为人,不失为现代社会教育之价值追求。结语部分进一步概括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之缘由,凝练其伦理精华,揭示其局限性,特别对其殊途同归---最终都未能逃脱商业衰败的原因进行再反思,以期为现代商业发展所借鉴。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市井画卷中浓墨重彩书华章。贾儒观异同成为其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异同的底色,形成了各自具有鲜亮文化特色的商业伦理,成为明清时期商界最有历史意义的主流力量。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几乎同起同落的经商历程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除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外,其伦理虽各有千秋,但最终殊途同归,这也许是晋商与徽商兴衰的深层次原因,对当代商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毛勤晶[3]（2020）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信用保险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伯尔尼协会的数据,仅2018年出口信用保险就支持了全球2.5万亿美元的出口和投资,占全球跨境贸易和服务金额13%。我国是全世界的生产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出口对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样意义重大。从1988年中国恢复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以来,高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出口。30年间该制度直接支持出口贸易金额从1989年的1.05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6098亿美元1。根据我国2019年17.23万亿的出口额计算,出口信用保险占出口额比重达24.8%,远超国际平均水平。在我国的实践发展中,政府高度重视。从2009年开始至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先后八次、连续五年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希望运用这一政策性工具,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促进外贸稳中提质,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2020年2月抗击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次不同的中央会议上,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并指出要用“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然而不同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制度安排均有所差异。上世纪末欧盟内部还出现过出口信用保险部分业务私有化的现象,形成了三大商业保险机构:Coface、Autradius、Euler Hermes。在伯尔尼协会中,商业性机构一度占据85%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份额（Morel,2010）。作为政策属性的重要载体,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在各国的具体模式也不完全相同。国外学者对于该制度的政策性和商业化的选择、模式安排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上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如:Funatsu,1986;Koning et al,2003;Turguttopbas,2013;Pamela,2016;Koen,2019）。在我国,虽然采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方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性特点,但同样有商业保险机构涉足相应领域的经营。国内学者对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问题也展开了争鸣和探索（如:赵慧萍、王国军,2006;唐金成等,2010;周玉坤,2019）。前期的研究多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加上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体量、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部分研究假设、研究结论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那么,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内在成因是什么?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在中国,政策属性如何实现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当前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内外部的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对服务于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通过规范研究,采用政策性金融理论,分析了其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的供需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然后构建演化博弈模型、立足我国二元特征的出口贸易,围绕政策性目标的实现,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了相关的作用机制。最后结合当前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风险变化,对于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提出发展建议。本文的具体内容分为7章,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包括第一章的导论和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成因的理论探讨。第一章,导论。通过实践和理论背景介绍,提出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与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目标关系的问题。梳理了既有研究的文献,阐述了研究的目的、意义,介绍了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总结了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对于研究的关键范畴予以界定。梳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成因的主要理论展开讨论,如市场缺陷理论、风险感知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等,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探讨政策性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研究问题。对于出口信用保险展开理论和实证的全面研究,探讨其政策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以及实现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出口信用保险的实际情况,聚焦该制度的关键政策性目标——促进出口贸易,对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需均衡的展开探讨,做出理论分析,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三章重点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第四章至第六章解决政策性作用机制问题。第三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和全球发展历史,分析在特定贸易环境和发展阶段下,该制度政策性属性的变迁和调整,研究其反映的内在规律。全面梳理总结了出口信用保险的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研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作用于外贸出口的内在机理。结合全球主要国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具体模式,进行了特征事实的对比分析,对于不同模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讨论。第四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从市场均衡角度入手,分析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提出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该险种市场均衡的经济学特点。无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会出现低需求和低供给的均衡状况,无法有效支持出口贸易。从而提出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其政策属性在市场上的作用机制。第五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模型。考虑到国际贸易的风险特殊性,结合前景理论,以政策性目标为导向,构建了一个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出口企业、海外买方在内的国际贸易演化博弈模型。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存在风险及风险感知的特殊性。通过模型推导,分析政府、政策性保险公司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为政策目标,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影响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的交易均衡、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第六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分析。立足我国出口贸易的二元特征事实,对比在不同贸易模式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机制差异,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模型。验证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对于不同贸易模式影响差异,研究该险种在中国发挥政策性价值的特殊性。同时结合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特殊环境,探讨出口信用保险对于贸易结构优化的价值和作用。第三部分作为最终的政策建议和展望,回答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和发展的问题。第七章,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结合当前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变化,对于国际贸易中风险变化及企业基于风险需求做了分析,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模式问题和变革展开讨论,结合其政策性和金融性特征,对于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做了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同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改进方向。根据以上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主要结论有:1、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是和其承担的风险和功能相关的。出口信用保险具备促进出口贸易的功能,进而能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国际收支平衡。因此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建立,政策属性贯穿于发展始终。政策性发挥程度则与不同时期全球的宏观风险和不同国家自身的状况高度相关。逆周期调节作用是其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2、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可以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政策性体现最关键的是促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功能。该功能同时作用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并通过基础功能的实现,达成特定的政策目标。3、出口信用保险没有政府介入时会出现市场均衡悖论,不利于实现对于出口促进的政策目标。通过演化博弈模型说明,要更好的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与海外买方达成贸易均衡,需要保险机构同时提高赔偿水平和降低保险费率。政府的必要参与才能更好实现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4、中国出口贸易具有二元特征,出口信用保险的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在一般贸易下体现更加明显。在样本期间,通过省级面板数据验证,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每增加1亿元,平均将影响各省一般贸易出口增长12.1%,影响各省总出口额增长8.3%,而影响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仅6.4%而且并不显着。说明如果准确区分贸易模式,出口信用保险的边际影响会上升45.6%。同时这种影响具有的门槛效应特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本文以问题导向和实证分析为基础,开展了具有一定探索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本文主要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1、运用政策性金融理论、风险感知理论,系统性地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前人的研究侧重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某一方面,且较少涉及其政策属性问题。当前研究的主线围绕政策属性,从政策性成因、属性、功能、作用机制和目标实现不同角度,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聚焦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两个关键问题:风险的特殊性和功能的特殊性。对于风险层面,研究了出口贸易中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特殊属性,及其带来的出口企业风险感知问题,阐述了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需求。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将功能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三类。结合成因,进一步研究了作用机制和政策性成效。从促进出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两个领域,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作用。在内容的系统性上有一定的创新。2、用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国际贸易均衡的改善作用。首次将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引入到出口信用保险研究中。构建了政府、保险公司参与下,出口企业和海外买方国际贸易均衡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出口企业国际贸易中的风险感知情况,探讨了海外买方的违约对于贸易达成的影响。研究了基于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出口信用保险对国际贸易演化均衡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3、结合中国出口贸易中二元特征,拓展了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研究领域,区分不同贸易模式内在作用机制,展开了实证分析。本文在讨论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拉动作用时,首次区分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从理论和经验分析两个方面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不同贸易模式传导作用机制的差异问题,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基于中国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推动贸易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相关研究同样为政府制定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有助于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价值,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1、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研究涉及政策性金融、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本文做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由于作者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水平有限,对于出口信用保险与国际贸易理论结合和研究仍不够深入。2、本文虽然尝试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一般贸易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借鉴了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但在变量选取、模型构建方面,受到数据来源制约仍不够深入,缺乏跨国对比,科学性和完备性仍需要进一步提升。相信随着未来数据的进一步完善,研究结果将更为准确,解释能力和参考价值将进一步提高。
王飞[4]（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胡德志[5]（2020）在《民国上海纸商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纸商业的产生、发展与上海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开埠以来,上海城市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尤其是西方近代机器印刷术的引进以及上海工商、文教事业的快速发展,无不为纸张的行销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作为上海日用商品行业中的一员,纸商业亦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日常生活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民国后,纸商业迎来勃兴发展时期。纸商业的经营涵盖了土纸经营和机纸经营两个经营层面。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土纸与机纸在纸张产品种类的经营上和销售空间的分布上形成了层次化的市场形态。为适应市场多元化的纸张需求,上海纸商业在产品经营上采取了不同的购销形式,并对纸商业的经营群体做出了行业分工。此外,针对不同业务的运作,纸商业还专门制定了多种经营策略。纸商业的贸易范围不仅辐射国内诸多地区,也兼及海外。纸商业群体有资方群体与劳方群体之分。资方群体中的经营者和劳方群体中的职工,虽属不同的群体阵营,有着相异的身份属性,在薪酬与福利待遇上也不尽相同,甚至在劳资关系上也曾针锋相对过,但二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在人事分工上体现出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特征。不过,纸商业的从业群体,在籍贯来源上、人事管理上有着明显的地缘因素与业缘因素相结合的传统特色。在自身发展的历程中,纸商业也于不同时期里不断建立健全本行业的同业组织。其内部组织体制,相继历经了委员制、董事制、理事制三个发展阶段,纸商业的内部组织机构,虽在设置运作上大同小异,但也体现出了现代特征。纸商业同业组织的建立健全,不仅适应了行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通过自身功能的发挥,有效地维护了会员的利益,方便了政府对纸业市场的管理。在纸商业发展过程中,以围绕着纸张问题的治理以及治理背后所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的互动与博弈,亦构成了民国上海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尤以纸张的统制及其统制下的现实影响和“物”纸背后的文化特性和政治特性最为显着。可以说,民国时期,纸张的统制,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政治问题。
吴盛杰[6]（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提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李攀[7]（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表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姬海南[8]（2019）在《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业习俗作为民俗学尤其是经济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它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反映了商人的价值观念、心理态势和行为准则,并对商业行为有着较强的约束力。商业习俗不仅在过去,还是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其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业习俗实用功能的研究价值愈发凸显,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商业习俗的研究仍然存在某些缺陷,比如缺乏高屋建瓴的学术理论指导,未形成一定的研讨气候,研究成果大多是对商业习俗的泛化描写,缺乏对古今商业习俗社会变迁的探讨等等。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发展为商业习俗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还衍生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新的衣、食、住、婚丧、娱乐等习俗,对蒲州当地社会和俗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这一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有利于我们了解特定地域俗民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模式、社会风气和思维方式。有鉴于此,笔者选取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商业习俗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环境中展开相关研究,对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的商业习俗事象包括广告习俗、交易习俗、行会管理习俗、商业禁忌与祭祀习俗等进行系统描述和梳理,同时对这一时期蒲州商业习俗形成的历史时代背景、发展变迁等展开深入探讨,进而对蒲州商业习俗的文化内涵、时代价值意义进行概况和归纳。在完整的时空坐标中全面审视俗民群体所创造和传承的商业习俗活动,弥补以往研究中对俗民生活和精神关注的缺失。文章通过对蒲州地区相关商业习俗文化的深入描述,致力于建立较为完整的商业习俗文化的研究体系框架,填补相关方面的研究空白,同时极力发掘传统商业习俗文化的合理内核,以期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者有所裨益。论文主要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主要交待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及难点。第二章主要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察蒲州商业兴起和繁荣发展的历史,并对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发展及其习俗的社会变迁进行简要描述和分析。第三章至第五章综合运用民俗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着重探讨蒲州地区的商业经营习俗、交易习俗和行会管理习俗等,进而剖析蒲州商人的精神领域和蒲州商业习俗的内在演化过程。第六章探讨蒲州商业及其习俗对地方社会和俗民生活的影响。最后在文末结语处通过对社会转型时期蒲州商业习俗传承与变异形式的总结和归纳,分析其对当今中国商业发展的时代启示。
叶力源[9]（2019）在《“互联网+”背景下民航机场非航商业营销策略研究 ——以昆明机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飞机作为一种出行的交通工具越来越普及,非航空性业务收入作为机场营业收入的重要组成成分,对于大幅提高机场盈利能力、增加机场品牌价值、营造机场商圈可持续性发展环境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下航班、航线拓展受限,航油价格趋高,廉价航空业越来越受到旅客的青睐,航空公司的运输成本利润率难有增长。航空客流量虽日益增加,但航空性业务收入较为固定,难以有实质性突破,而非航空性业务收入可以通过商业规划、营销创新等手段增加收入,且收入弹性也较大。因此,非航空性业务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昆明机场作为对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性大型门户枢纽机场商业价值完全没有得到充分开发,非航空性业务收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为了有效增强企业竞争力,寻找机场非航空性业务收入提升促进增加昆明机场非航空性业务收入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对机场行业非航空性业务发展规律、趋势及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借鉴国外先进大型枢纽机场非航空性业务发展经验,总结行业所处发展环境。其次,从实际出发,结合电子商务、营销管理、消费心理等相关理论,运用PEST分析法对昆明机场非航空性业务发展从宏观环境方面进行了分析,同时采用SWOT分析工具,从内部优势、劣势分析了企业内部发展条件,外部机遇、挑战分析了企业外部竞争环境;接着在上述环境分析的基础上从旅客停留时间、经营方式、收入构成、资源使用、信息化发展状况等五个方面分析昆明机场非航业务发展现状。再次,通过对昆明机场旅客市场进行细分,作出适合当前发展的差异化营销战略。最后,基于此营销战略提出以“互联网+机场”为思路的非航商业收入提升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开发机场流量的潜在价值,转化为机场收入,合理利用有限空间内的商业资源,提高商业运营效率,促进增加机场非航空性业务收入,在激烈竞争环境中稳步发展。同时,希望本文能够为同类企业非航商业运营策略研究、非航空性业务收入增加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凌欢[10]（2019）在《旅游影响下曾厝垵的地方性变迁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化、现代化和流动性背景下,地方被视为动态与未尽事件重新受到审视。旅游作为全球化和现代化扩张的同盟军以及空间流动的重要形式,在加速地方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使其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成为形构地方的重要力量。与此相关,中国旅游经过四十年发展,引发的地方性变化逐渐成为显性与普遍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以往研究案例表明,旅游发展在依赖于地方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地方性的消弭,使旅游地呈现出“非地方化”趋势。而曾厝垵在旅游发展中则成功实现了地方性的生产,表现出明显的“地方化”过程,且在时间序列上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地方性的多元与动态变化,包含地方性的生产与消弭、解构与重构等多重张力,对其独特的地方性变化现象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旅游对地方性影响的认识,并为旅游地的地方性管理提供指导。本文针对曾厝垵典型案例,以地方性为视角,综合运用田野调查、文本分析和扎根理论等研究方法,从过程、表征和动力机制三方面系统探讨了旅游影响下曾厝垵的地方性变迁。结果表明,（1）旅游影响下曾厝垵的地方性处于动态变化中,先后经历了原生态的闽南渔村、小众的文艺城中村和大众化的文创休闲景点三个阶段,既包含“地方化”过程,也面临“非地方化”趋势;（2）旅游影响下曾厝垵的地方性变迁在景观形态、空间功能和文化意义上均具有显着表现,处于地方性变迁不同阶段的曾厝垵分别体现出不同的代表性景观,随着旅游向纵深发展,空间功能从生产转向服务,再到休闲消费变迁,由此促进传统乡土文化向现代商业文化转变;（3）旅游影响下曾厝垵的地方性变迁是市场选择因素、场所营造因素、运营管理因素、政策规划因素和生活实践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不同因素的作用主体以及在地方性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据此研究结论,本文最后对旅游发展中的地方性管理、旅游影响下的“地方化”与“非地方化”、旅游场域中地方性的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实践与理论层面的讨论。
二、商业经营管理的发展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商业经营管理的发展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研究方法文献综述 |
| 1.2.2 商业银行前沿效率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商业银行规模效率研究文献综述 |
| 1.2.4 商业银行范围效率研究文献综述 |
| 1.2.5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因素文献综述 |
| 1.3 论文主要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研究 |
| 2.1 效率理论 |
| 2.1.1 效率的概念 |
| 2.1.2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效率理论 |
| 2.1.3 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均衡效率理论 |
| 2.1.4 边际学派的效率理论 |
| 2.1.5 福利经济学效率理论 |
| 2.1.6 X效率理论 |
| 2.2 银行经营效率理论 |
| 2.2.1 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概念 |
| 2.2.2 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银行经营效率 |
| 2.2.3 《资本论》对银行经营效率的阐述 |
| 2.2.4 银行经营效率的类别 |
| 2.2.5 本文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分类 |
| 2.3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理论 |
| 2.3.1 商业性贷款理论 |
| 2.3.2 资产可转换性理论 |
| 2.3.3 预期收入理论 |
| 2.3.4 存款理论 |
| 2.3.5 购买理论 |
| 2.3.6 销售理论 |
| 2.4 数据包络分析理论 |
| 2.4.1 数据包络分析(DEA) |
| 2.4.2 超效率DEA模型 |
| 2.5 增强型Russell超效率DEA模型构建 |
| 2.5.1 模糊理论 |
| 2.5.2 隶属函数 |
| 2.5.3 模糊非径向超效率DEA模型 |
| 2.5.4 增强型Russell超效率DEA模型 |
| 2.5.5 存在非期望产出的模糊增强型Russell测度方法 |
| 2.6 本章小节 |
| 第3章 中国商业银行总体经营效率比较分析 |
| 3.1 中国银行业发展总体现状 |
| 3.1.1 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格局及特点 |
| 3.1.2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发展现状 |
| 3.2 中国商业银行总体经营效率测度 |
| 3.2.1 测度方法选择 |
| 3.2.2 效率测度相关概念界定 |
| 3.2.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3.2.4 基于增强型Russell超效率DEA模型的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静态分析 |
| 3.2.5 基于随机前沿法的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动态分析 |
| 3.3 中国商业银行总体经营效率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负债效率比较分析 |
| 4.1 商业银行负债管理 |
| 4.1.1 商业银行负债的界定 |
| 4.1.2 商业银行负债的作用 |
| 4.1.3 商业银行负债业务 |
| 4.2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负债效率分析 |
| 4.2.1 指标选择与效率测度 |
| 4.2.2 实证分析 |
| 4.3 股份制银行负债效率分析 |
| 4.3.1 指标选择与效率测度 |
| 4.3.2 实证分析 |
| 4.4 城市商业银行负债效率分析 |
| 4.4.1 指标选择与效率测度 |
| 4.4.2 实证分析 |
| 4.5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负债效率比较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资本效率比较分析 |
| 5.1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
| 5.1.1 商业银行资本构成 |
| 5.1.2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意义 |
| 5.2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本效率分析 |
| 5.2.1 指标选择与效率测度 |
| 5.2.2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本效率实证分析 |
| 5.3 股份制银行资本效率分析 |
| 5.3.1 指标选择与效率测度 |
| 5.3.2 股份制银行资本效率实证分析 |
| 5.4 城市商业银行资本效率分析 |
| 5.4.1 指标选择与效率测度 |
| 5.4.2 城市商业银行资本效率实证分析 |
| 5.5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资本效率比较分析 |
| 5.5.1 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
| 5.5.2 资本效率比较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其他资源效率比较分析 |
| 6.1 商业银行其他经营资源效率 |
| 6.1.1 人力资源效率 |
| 6.1.2 金融科技效率 |
| 6.1.3 规模效率 |
| 6.2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其他资源效率分析 |
| 6.2.1 指标选择与效率测度 |
| 6.2.2 实证分析 |
| 6.3 股份制银行其他资源效率分析 |
| 6.3.1 指标选择与效率测度 |
| 6.3.2 实证分析 |
| 6.4 城市商业银行其他资源效率分析 |
| 6.4.1 指标选择与效率测度 |
| 6.4.2 实证分析 |
| 6.5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其他资源效率比较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7.1 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宏观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7.1.1 监管政策 |
| 7.1.2 经济增长 |
| 7.1.3 货币政策 |
| 7.1.4 市场结构 |
| 7.2 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微观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7.2.1 盈利能力 |
| 7.2.2 成本管理 |
| 7.2.3 风险控制 |
| 7.2.4 资产质量 |
| 7.2.5 资产规模 |
| 7.2.6 公司治理 |
| 7.2.7 产权结构 |
| 7.3 基于DEA-Tobit模型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3.1 DEA-Tobit模型 |
| 7.3.2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7.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4 回归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进一步提升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对策选择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选择 |
| 8.2.1 我国银行业总体策略选择 |
| 8.2.2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策略选择 |
| 8.2.3 股份制银行策略选择 |
| 8.2.4 城市商业银行策略选择 |
| 8.2.5 宏观政策方向选择 |
| 8.3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评析 |
| 三、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 |
| 1.1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
| 1.2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地域环境 |
| 1.2.1 自强不息:晋商与徽商地少人多孕育的伦理实质 |
| 1.2.2 进取果敢:晋商地处边境在边贸中折射出的伦理特征 |
| 1.2.3 保守向儒:徽商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沉淀出的伦理特色 |
| 1.3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文化根基 |
| 1.3.1 儒家传统文化: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基石 |
| 1.3.2 关公文化:晋商伦理中“义勇”的基石 |
| 1.3.3 朱子之理:徽商伦理“儒礼”特色之根基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 |
| 2.1 贾儒互动:晋商与徽商共同的价值指向 |
| 2.1.1 向儒通仕:贾儒互动的利益轴心 |
| 2.1.2 向儒用仕:贾儒互动的利益实现 |
| 2.1.3 向儒依仕:贾儒互动的利益保障 |
| 2.2 优则商:晋商的价值诉求 |
| 2.2.1 重义向仁:晋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2.2 贾儒分明:晋商官商关系中“清”的萌芽 |
| 2.2.3 “优则商”:晋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2.3 优则仕:徽商的价值诉求 |
| 2.3.1 诚恳向儒:徽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3.2 贾儒互济:徽商官商互动主要特点 |
| 2.3.3 “优则仕”:徽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 |
| 3.1 情义股:晋商与徽商管理机制的软实力 |
| 3.1.1 仁爱信达:晋商与徽商人才选拔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伦理实质 |
| 3.1.2 重徳公正:晋商与徽商管理中商业激励伦理的主要特征 |
| 3.1.3 情义并重:晋商与徽商管理实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 |
| 3.2 地缘“义”:晋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架构 |
| 3.2.1 地缘关公“义”:历史大迁徙促成的晋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2.2 同心同德:晋商管理中选人、用人、交人的伦理原则 |
| 3.2.3 信和合一:晋商管理制度伦理内生出的创新激励源头 |
| 3.3 血缘“情”:徽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框约 |
| 3.3.1 血缘同宗情:相对封闭的徽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3.2 向仁重礼:徽商传统宗族制中管理伦理的集中体现 |
| 3.3.3 责任意识:隐性契约制在徽商宗族管理中的伦理体现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义利观 |
| 4.1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的共同特质 |
| 4.1.1 义缘利取:明清时期有关义利观的思想引领 |
| 4.1.2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一致态度 |
| 4.1.3 义利并举:晋商与徽商共同的社会道德认同 |
| 4.2 “利以义制”:晋商的义利观 |
| 4.2.1 义以为上:晋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2.2 以义制利:晋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2.3 利而不污:晋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4.3 “义中取利”:徽商的义利观 |
| 4.3.1 义利相通:徽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3.2 以义取利:徽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3.3 利而通德:徽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诚信观 |
| 5.1 诚实守信:晋商与徽商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 |
| 5.1.1 诚信传统: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之根基 |
| 5.1.2 诚信为本:晋商与徽商安身立命之道德本源 |
| 5.1.3 道法则: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的三境界 |
| 5.2 诚信如介石: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2.1 信誉第一:晋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2.2 诚信立足:晋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2.3 诚实不虚:晋商诚信之自我剖析 |
| 5.3 诚实戒欺: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3.1 信实等价:徽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3.2 诚恳合作:徽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3.3 至诚无私:徽商诚信之社会关系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 |
| 6.1 尊师重道: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
| 6.1.1 以教促长:通过教育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
| 6.1.2 尊师重教:重教育、报社会之价值取向义举 |
| 6.1.3 德智并重:传承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 |
| 6.2 崇实拙华:晋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2.1 重实用:提倡实用之学,为商所用 |
| 6.2.2 学而优则商: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突破 |
| 6.2.3 器与不器:晋商对传统人才观的颠覆 |
| 6.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3.1 圣贤之学:徽商教育重儒学经典,为入仕做铺垫 |
| 6.3.2 学而优则仕:徽商教育价值观归宿 |
| 6.3.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 |
| 7.1 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当代启示 |
| 7.1.1 健全制度,摒弃官商不分之土壤 |
| 7.1.2 崇尚企业家精神,独立人格,开拓创新 |
| 7.1.3 贾儒互通,政商“亲清”,良性互动 |
| 7.2 重“人”规“制”:商业管理的当代启示 |
| 7.2.1 立足实际:商业经营管理的关键 |
| 7.2.2 创新发展:商业发展的核心 |
| 7.2.3 以人为本:现代管理的催化剂 |
| 7.3 大义通利:商业发展义利观的当代启示 |
| 7.3.1 义利统一:正确价值导向促进商业发展 |
| 7.3.2 义利相济:商业健康有序运行的道德规约 |
| 7.3.3 义利通德: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 |
| 7.4 德性-契约:商业社会诚信的当代启示 |
| 7.4.1 诚保发展:商业生存之根基 |
| 7.4.2 契约信用:商业何以诚信之思考 |
| 7.4.3 应然之诚:商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
| 7.5 本真发展:社会教育的当代启示 |
| 7.5.1 全面发展:现代教育功能观 |
| 7.5.2 德能并重:现代企业教育人才观 |
| 7.5.3 使人为人:现代企业教育价值观之追求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出口信用保险与全球国际贸易发展 |
| 1.1.2 出口信用保险与中国国际贸易发展 |
| 1.1.3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2 研究路线与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2.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出口贸易中的风险 |
| 2.1.2 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特点 |
| 2.1.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 |
| 2.1.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属性特征 |
| 2.1.5 政策性与商业性出口信用保险的辨析 |
| 2.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成因的理论 |
| 2.2.1 市场缺陷理论 |
| 2.2.2 风险感知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政策工具理论 |
| 2.2.5 出口补贴合法化理论 |
| 2.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 |
| 2.3.1 新要素禀赋理论 |
| 2.3.2 异质性企业理论 |
| 2.3.3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 2.3.4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4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理论综合分析 |
| 2.4.1 风险的特殊性阻碍出口贸易的发展 |
| 2.4.2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体现为支持出口贸易 |
| 2.4.3 国际规则是政策性方式的制度保障和财务约束 |
| 2.5 本章小结 |
| 3.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 |
| 3.1 全球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与政策性演进 |
| 3.1.1 萌芽期:商业化经营,金融属性明显 |
| 3.1.2 起步期:政府积极参与,政策属性凸显 |
| 3.1.3 发展期:政策属性与金融属性有机融合 |
| 3.1.4 调整期:全球金融危机后政策属性强化 |
| 3.2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与政策性演进 |
| 3.2.1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演进 |
| 3.2.2 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履职成效 |
| 3.2.3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政策性特征 |
| 3.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演进的趋势特点 |
| 3.3.1 政策性贯穿信用保险发展各个阶段 |
| 3.3.2 政策性发挥与风险状况高度相关 |
| 3.3.3 逆周期调节机制是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 |
| 3.4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与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 |
| 3.4.1 政策性金融视角的功能分析 |
| 3.4.2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分析 |
| 3.4.3 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与功能框架 |
| 3.4.4 空间逆向调节机制和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拓展 |
| 3.5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 |
| 3.5.1 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 |
| 3.5.2 不同模式下的政府角色 |
| 3.5.3 伯尔尼协会成员对出口贸易影响 |
| 3.5.4 国际信用保证保险协会成员对出口贸易影响 |
| 3.6 政策性模式选择的结论与启示 |
| 3.6.1 经营模式选择与政策目标实现 |
| 3.6.2 经营模式选择与国家国情 |
| 3.6.3 欧盟商业化模式的特殊成因 |
| 3.7 本章小结 |
| 4.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 |
| 4.1 出口贸易中的风险感知与出口信用保险需求 |
| 4.1.1 风险感知与保险需求 |
| 4.1.2 企业的保险需求 |
| 4.1.3 认知偏差与企业保险需求 |
| 4.1.4 出口贸易中的企业风险感知与出口信用保险需求 |
| 4.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供给 |
| 4.2.1 风险评估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 |
| 4.2.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目标 |
| 4.2.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产品及服务 |
| 4.2.4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特点 |
| 4.2.5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规模经济 |
| 4.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求与出口贸易的经济视角 |
| 4.3.1 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和政策价值 |
| 4.3.2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外部性与国际贸易发展分析 |
| 4.3.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
| 4.3.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福利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
| 5.1 政策性目标和模型选择、假设 |
| 5.1.1 政策性目标和模型选择 |
| 5.1.2 模型假设 |
| 5.2 模型构建和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模型求解 |
| 5.2.3 模型结果 |
| 5.3 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建议 |
| 5.3.1 政府的角色 |
| 5.3.2 政策性保险机构的应对 |
| 5.3.3 企业的风险应对 |
| 5.4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 |
| 6.1 政策性目标和中国特点 |
| 6.1.1 我国政策性目标的特殊性 |
| 6.1.2 中国二元贸易结构特征的研究 |
| 6.2 假设、变量与模型构建 |
| 6.2.1 政策性功能的作用机制和假设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2.4 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及分析 |
| 6.3.1 基本模型和考虑内生性以后的模型 |
| 6.3.2 门槛效应模型:保费作为门槛 |
| 6.3.3 门槛效应模型:赔付率作为门槛 |
| 6.3.4 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7.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 |
| 7.1 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
| 7.1.1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强化 |
| 7.1.2 反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
| 7.1.3 全球贸易的规则面临冲击和挑战 |
| 7.2 国际贸易的风险变化 |
| 7.2.1 政治、金融风险的贸易传导加速 |
| 7.2.2 战争风险威胁仍然较大 |
| 7.2.3 突发事件影响国际贸易风险 |
| 7.2.4 风险源众多,风险网状交织传导 |
| 7.2.5 企业的风险感知变化和风险管理需求 |
| 7.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模式的问题和变革 |
| 7.3.1 政策性模式的问题 |
| 7.3.2 政策性与商业性模式的关系 |
| 7.3.3 政策性模式的变革 |
| 7.4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机遇与发展建议 |
| 7.4.1 政策性与金融性的协调平衡 |
| 7.4.2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机遇 |
| 7.4.3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建议 |
| 7.5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史料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1 张家口概况 |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 3.2.1 对蒙贸易 |
| 3.2.2 恰克图贸易 |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 4.3.1 白皮坊 |
| 4.3.2 黑皮坊 |
| 4.3.3 皮鞍业 |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 5.2 清代的道路 |
| 5.2.1 官道 |
| 5.2.2 张库商道 |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 6.1 典当业 |
| 6.1.1 概述 |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 6.2 账局 |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 6.3 票号 |
| 6.3.1 票号的产生 |
| 6.3.2 票号的兴衰 |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 6.4 钱庄 |
| 6.4.1 钱庄的创立 |
| 6.4.2 钱庄的组织 |
| 6.4.3 钱庄的业务 |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 6.5 银行业 |
| 6.5.1 大清银行 |
| 6.5.2 其他银行 |
| 6.5.3 外国银行 |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 6.6.1 票号与钱庄 |
| 6.6.2 典当与票号 |
| 6.6.3 典当与钱庄 |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 第八章 总结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民国上海纸商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纸商业的发展进程 |
| 第一节 纸商业的缘起 |
| 一、客商经营土纸贸易的传统 |
| 二、旺盛的纸张需求与商业机会 |
| 三、交通优势与纸张集散中心地位的形成 |
| 第二节 纸商业发展的三个时期 |
| 一、1912-1925:土纸独盛、洋纸初兴发展时期 |
| 二、1925-1937:土纸与机纸全盛发展时期 |
| 三、1937-1949:土纸与机纸曲折发展时期 |
| 第三节 纸商业的分布、资本等级与组织 |
| 一、分布格局的演变 |
| 二、资本等级与组织 |
| 第二章 纸商业的市场经营 |
| 第一节 纸张经营的种类与用途 |
| 一、土纸种类与用途 |
| 二、机纸名称与应用 |
| 第二节 纸张的购销形式 |
| 一、采购 |
| 二、销售 |
| 第三节 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建设 |
| 二、商业广告宣传 |
| 三、良好的服务态度 |
| 第四节 纸商业市场经营的动态分析 |
| 一、纸商业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 |
| 二、洋纸销售的历史作用 |
| 第三章 纸商业从业群体与同业组织 |
| 第一节 纸商业从业群体分析 |
| 一、经营者与职工的概况 |
| 二、职员薪酬与福利待遇 |
| 三、劳资关系 |
| 第二节 纸商业同业组织 |
| 一、历史沿革 |
| 二、内部组织机构设置 |
| 三、组织运营管理 |
| 第三节 职责与社会功能 |
| 一、维护同业利益、增进共同福利 |
| 二、协助政府进行行业治理 |
| 三、参与社会救济 |
| 第四章 纸张统制与纸商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纸张统制的举措及影响 |
| 一、日伪战时纸张统制及其政策 |
| 二、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用纸管理 |
| 第二节 对纸张统制的评价 |
| 第三节 资源与权力:“物”纸背后的政治象征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7）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2 本文的研究时间、区域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商业习俗文化的相关研究 |
| 1.3.2 蒲州商业习俗文化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1.5 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及难点 |
| 2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及其习俗的社会变迁 |
| 2.1 蒲州商业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
| 2.1.1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
| 2.1.2 社会人文历史因素 |
| 2.2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发展概况 |
| 2.2.1 明初—清中叶:蒲州商业的兴盛与发展 |
| 2.2.2 清中叶—20 世纪初:蒲州商业曲折发展,由盛转衰 |
| 2.2.3 “十年省政建设时期”:蒲州商业出现短暂繁荣 |
| 2.2.4 抗日战争时期:蒲州商业全面衰败,退出历史舞台 |
| 2.3 蒲州商业发展及其习俗的社会变迁 |
| 2.4 小结 |
| 3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经营习俗 |
| 3.1 蒲州商业广告习俗 |
| 3.2 蒲州商号店铺的经营之道 |
| 3.2.1 知人善任,量才录用 |
| 3.2.2 热情待客,服务周到 |
| 3.2.3 生产销售,经营有方 |
| 3.2.4 号规严格,赏罚分明 |
| 3.3 小结 |
| 4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交易习俗 |
| 4.1 集市庙会习俗 |
| 4.2 货币流通习俗 |
| 4.2.1 当铺 |
| 4.2.2 钱庄 |
| 4.2.3 近代银行 |
| 4.3 小结 |
| 5 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商业的行会管理习俗 |
| 5.1 蒲州传统商业行会组织 |
| 5.1.1 业缘组织:行会与公所 |
| 5.1.2 地缘组织:商帮与会馆 |
| 5.2 由行会向近代商会的过渡 |
| 5.3 蒲州商业行会组织的信仰与禁忌 |
| 5.4 小结 |
| 6 蒲州商业及其习俗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
| 6.1 引起了蒲州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职业结构的改变 |
| 6.2 引领了社会风尚的变化 |
| 6.2.1 经商之风的盛行 |
| 6.2.2 儒贾之风的盛行 |
| 6.3 促进了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
| 6.3.1 带来了服饰、饮食、建筑、婚丧等习俗的多样化 |
| 6.3.2 “商路即戏路”:推动了蒲剧的产生与繁荣 |
| 6.4 大力扶持社会公益事业 |
| 6.4.1 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
| 6.4.2 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活动 |
| 6.4.3 修筑公共基础设施,积极维护地方治安 |
| 6.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互联网+”背景下民航机场非航商业营销策略研究 ——以昆明机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2 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 |
| 2.1 市场营销相关理论 |
| 2.1.1 市场细分 |
| 2.1.2 4P营销策略 |
| 2.1.3 差异化营销战略理论 |
| 2.1.4 体验营销理论 |
| 2.2 电子商务相关理论 |
| 2.2.1 O2O营销模式 |
| 2.2.2 大数据 |
| 2.3 信息技术在营销中的应用 |
| 2.3.1 大数据与精准营销 |
| 2.3.2 大悦城的“互联网+应用” |
| 3 国内外机场非航资源管理发展现状及管理经验概述 |
| 3.1 机场行业非航空性业务发展的规律 |
| 3.2 机场行业非航资源运营管理发展趋势分析 |
| 3.3 境外先进大型枢纽机场非航资源运营管理经验概述 |
| 3.3.1 香港机场 |
| 3.3.2 新加坡樟宜机场 |
| 3.3.3 韩国仁川机场 |
| 3.3.4 日本成田机场 |
| 3.3.5 境外先进大型枢纽机场非航资源运营管理经验小结 |
| 3.4 国内机场非航空性业务发展现状分析 |
| 4 昆明机场非航空性业务营销环境和现状分析 |
| 4.1 昆明机场非航空性业务宏观营销环境分析 |
| 4.1.1 政治环境(P) |
| 4.1.2 经济环境(E) |
| 4.1.3 社会环境(S) |
| 4.1.4 技术环境(T) |
| 4.2 昆明机场非航空性业务微观营销环境SWOT分析 |
| 4.2.1 优势(S) |
| 4.2.2 劣势(W) |
| 4.2.3 机遇(O) |
| 4.2.4 挑战(T) |
| 4.3 昆明机场非航空性业务发展现状分析 |
| 4.3.1 从旅客停留时间上看 |
| 4.3.2 从经营方式上看 |
| 4.3.3 从收入构成上看 |
| 4.3.4 从资源使用上看 |
| 4.4 昆明机场信息化发展状况及趋势 |
| 4.4.1 行业内信息化发展状况 |
| 4.4.2 昆明机场信息化发展状况及趋势 |
| 5 构建昆明机场航站楼智能商业平台策略建议 |
| 5.1 昆明机场旅客消费者市场细分 |
| 5.2 构建昆明机场航站楼智能商业平台策略建议的实施 |
| 5.2.1 注重旅客体验,提升旅客消费满意度 |
| 5.2.2 有效管理数据,力争精准营销 |
| 5.2.3 加强客户关系管理,深度挖掘旅客潜力 |
| 5.2.4 管理品牌资产,健全物流体系,差异化电商服务提高竞争力 |
| 5.2.5 推动临空经济,打造机场商圈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旅游影响下曾厝垵的地方性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2.1 旅游影响研究 |
| 2.2.2 旅游领域的地方性研究 |
| 第3章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地概况 |
| 3.1.1 地理环境 |
| 3.1.2 历史文化 |
| 3.1.3 社会经济 |
| 3.1.4 旅游发展 |
| 3.2 研究过程 |
| 3.3 研究资料收集与处理 |
| 3.3.1 资料收集 |
| 3.3.2 资料处理 |
| 第4章 旅游影响下曾厝垵的地方性变迁过程与表征 |
| 4.1 变迁过程分析 |
| 4.1.1 旅游发展前：原生态的闽南渔村 |
| 4.1.2 旅游发展中：由小众的文艺城中村转变为大众化的文创休闲景点 |
| 4.2 变迁表征分析 |
| 4.2.1 景观形态的变迁：自然渔村景观→文艺城中村景观→商业旅游街区景观 |
| 4.2.2 空间功能的变迁：生产功能→服务功能→休闲消费功能 |
| 4.2.3 文化意义的变迁：传统乡土文化→现代商业文化 |
| 第5章 旅游影响下曾厝垵的地方性变迁动力机制 |
| 5.1 动力因素分析 |
| 5.1.1 扎根理论编码 |
| 5.1.2 研究发现 |
| 5.2 作用机制分析 |
| 5.2.1 单因素作用 |
| 5.2.2 多因素相互作用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及讨论 |
| 6.1.1 研究结论 |
| 6.1.2 讨论 |
| 6.2 研究创新点、不足及展望 |
| 6.2.1 可能的创新点 |
| 6.2.2 不足之处 |
| 6.2.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部分访谈记录 |
| 附录 B 研究地部分照片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商业经营管理的发展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比较研究[D]. 韩健鹏. 辽宁大学, 2021(02)
- [2]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D]. 王晋丽. 山西大学, 2020(12)
- [3]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D]. 毛勤晶.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
- [5]民国上海纸商业研究[D]. 胡德志.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7]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明清至民国时期蒲州地区的商业习俗文化研究[D]. 姬海南.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9]“互联网+”背景下民航机场非航商业营销策略研究 ——以昆明机场为例[D]. 叶力源.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2)
- [10]旅游影响下曾厝垵的地方性变迁研究[D]. 凌欢. 华侨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