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改革才能赋予高校活力

一、惟有改革才能赋予高校活力（论文文献综述）

李南^[1]（2021）在《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塑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进入新时代并非实现新时代,新时代的达成,“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2）,它需要以大学生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青年勇担时代重任。新时代对大学生的精神面貌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大学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学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人格要正”。育人者先育己,高校辅导员作为型塑大学生人格的重要力量,其职业人格状况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人格发展。虽然绝大多数高校辅导员都以时代新要求为指导在职业人格塑造方面不懈努力,但部分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人格存在问题和困境的现实也不容忽视。所以,面对育人育才的实际需要,研究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塑造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以当前部分辅导员的职业人格现实无法有效满足新时代要求的强烈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新时代对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的新要求为逻辑起点,思考怎样实证分析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现状,综合把握辅导员职业人格状况实然与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应然之间的差距,全方位探寻差距存在的原因,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始终围绕“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做”的逻辑脉络,对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塑造展开系统研究。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人格与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概述,重点回应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是什么的问题。该部分首先对人格进行了概念界定,内涵阐释及特征描述。其次,聚焦高校辅导员这一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学界对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的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借鉴人格心理学、高等教育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在厘清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结构的基础上,深入挖掘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的一般性内涵、特殊性内涵,以及作用机制。第二部分新时代对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的新要求,重点回应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结构规范是什么的问题。该回应的前提是明晰新时代对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人格结构,在此基础上才能准确解析新时代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人格结构规范。根据新时代对大学生精神面貌的新要求,结合高校辅导员的职业特性,有针对性地提出新时代对高校辅导员角色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力图对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结构进行建构与验证。确立职业人格结构模型后,将实证研究进行理论升华,总结归纳为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意志、职业理想、职业能力五大人格结构,阐述了其具体职业人格表象和特性,进而提出了系统的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结构规范。第三部分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现状调查,重点回应怎样实证分析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现状的问题。本研究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法,通过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测评问卷对14个省市38所高校的525名辅导员和1481名大学生进行了实证调查,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24.0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专业处理,分别从辅导员的视角和大学生的视角对辅导员职业人格的总体状况和人口变量学上的特征进行分析,最终分别围绕辅导员群体和大学生群体对辅导员职业人格评价进行了总体情况分析和差异性比较,以此来达到把握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现状的目的。第四部分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重点回应怎样辩证把握职业人格现状与存因的问题。对待现状要辩证地看待,既要肯定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表现好的方面,也要实事求是地展现问题。通过调研发现,虽然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状况主流是好的,但是部分辅导员的职业人格状况跟新时代的要求并不相符,在坚定职业理想、完善职业能力、深化职业认知、培育职业情感和锤炼职业意志等方面仍有一定的进步空间。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剖析其问题产生的原因,从国家、社会、高校、个人、家庭、朋辈、学生等与辅导员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七个主要方面分析其原因,从而为精准施策作铺垫。第五部分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塑造的策略探析,重点回应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如何塑造的问题。对策的提出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期积淀和特定环境之下,通过对新时代为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塑造提供的相关支持梳理,精准问题靶向,从产生问题的七个主要方面更精准、更系统地提出相应的策略,最终回归到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实现五大人格结构规范,确保提出的策略能够落地落实,精准有效。

庞坤缺^[2]（2021）在《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开放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要素,体现了一个国家致力于自身发展和不断走向世界的发展诉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稳定器,其中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历史雄辩地证明,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在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的基础上,紧密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开放”“怎样扩大开放”“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新理念、新倡议,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新时代中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遵循,同时,为探寻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本文围绕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这个主题,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再探讨其理论特征、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逻辑关系,接着深入梳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包括时代背景、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再对其主要内容以及主要内容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接着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探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最后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世界影响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论文共分六个章节展开具体论述。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把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述评、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等问题,梳理介绍清楚,为整个研究奠定坚实基础。第二章是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首先对开放、对外开放、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等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分析,再具体分析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征,最后在改革开放的框架内分析了扩大对外开放与深化对内改革的辩证关系。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理清了一些基本概念,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将本课题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第三章重点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主要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现实依据等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释。概而观之,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形成有着深刻必然的依据。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它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开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开放思想为理论基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对外交往理念、对外开放理论,成为其形成的宝贵思想资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着成就、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等,构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现实根基。第四章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本章从坚持开放发展新理念、完善对外开放布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并从根本理念、战略布局、重要支撑、价值目标、重要保障等方面,剖析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之间所具有的严密内在逻辑关系。这一章是本文研究的逻辑中心,为后两章的研究做好铺垫、打下基础。第五章针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展开剖析,本章从思想维度和实践维度两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方法论,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具体来看,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统一、坚持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相统一是其在思想维度的方法论;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统一、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是其在实践维度的方法论。在新时代境遇下,科学把握、系统剖析其方法论,对于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的理解和实践方略的践行,指导新时代对外开放不断向高水平迈进,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六章归纳总结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本章是论文研究的逻辑终点,在前几章分析论述的基础上,本章从理论创新、实践意义和世界影响三个方面,集中揭示了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具体来看,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开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方面总结了其理论贡献;从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全面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助力中国话语体系传播等方面剖析了其实践意义;从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探索国际合作新机制、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探讨了其世界影响。

朱鸿亮^[3]（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高欣^[4]（2021）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中,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理性思辨和价值观念,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基因,为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不忘根基、薪火相传,又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并且必然担负的新的文化使命。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可以说,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发展,也是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我国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既有其必要性,又有其必然性,从坚定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等方面看,“双创”是必须的、必要的;同时,“双创”也是中华文化“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和中华民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必然要求。当前,“双创”面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机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机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全球文化交流互鉴的开放机遇等;当然,“双创”也会碰到中华传统文化自身历史局限的制约、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等一系列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双创”过程中,必须坚持批判性与继承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人文性与科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等原则,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好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双创”;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机制、依靠人民的主体机制、齐心戮力的协调机制和实践创新的动力机制,通过做好国家顶层设计、融入日常社会生活、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实现“双创”途径的多样化,切实增强其实效性;必须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规律性,严格遵循需求内驱律、实践推动律、挖掘保护律和融合创新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随着“双创”的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日益凸显历史底蕴和悠久传统,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日益彰显文化根基和精神标识,必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日益展现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罗丹^[5]（2021）在《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提出青年是时代发展中最具活力、创造力的社会群体,是社会发展、国家建设、民族延续的未来领导者和建设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自觉地承担起培养“堪当大任”青年的历史任务,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围绕“为什么培养青年、培养什么样的青年和怎样培养青年”等重要问题,在实践探索中建构起具有中国范式的理论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当今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并以青年心理特点、发展规律、成长成才需求为着眼点,形成了一系列促进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的新思想新方法新论断,不仅为党的青年工作理论注入了新内容,而且为新时代青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复杂的内外发展环境下,研究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章以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为逻辑布局,对研究的背景进行分析。从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着手,探讨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以国内外学术研究现状为基点,重点梳理当前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的相关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度,运用比较和归纳等方法,分析当前围绕该研究主题存在的空白点,提出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第二章对青年、青年成长成才的相关概念范畴进行明确的界定,在厘清相关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青年成长成才的本质和重大意义进行深刻剖析和阐释,为进一步研究明确思路和主体范畴。第三章从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维度出发,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分析。分别从时代背景、实践基础、主体因素等多个维度对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条件进行了阐释和论述,凸显了其基本内容的时代性、现实性等。第四章从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维度出发,对其形成的理论渊源进行了系统梳理。它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成长成才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青年成长成才的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青年成长成才思想、西方文化中的青年成长成才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历史条件而生成的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思想。第五章从横向维度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讲话内容,分析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通过归纳和总结,主要包括:一是以历史担当砥砺青年成长成才;二是以理想信念促进青年成长成才;三是以“四个自信”激励青年成长成才;四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年成长成才;五是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推动青年成长成才。第六章总结了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的特点及意义。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的生成发展既凸显了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人民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等五个鲜明的特点,又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第七章探讨了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的实践路径。在领导主体方面,应坚持党的领导,为青年成长成才营造发展环境。在社会力量的整合方面,需凝聚共青团、高校、新媒体等多方力量,协同推进青年成长成才。同时要充分发挥家庭在青年成长成才中的基础作用。在个体因素方面,应加强青年的自我教育,激活青年追求全面发展的内在自觉。

李辰洋^[6]（2021）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二字一直是贯穿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关键词。从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强调党员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再到要求全党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等等,习近平的这些论述都始终围绕“人民”展开,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本文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梳理、概括、归纳、总结,并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进行剖析阐释。论文共分为九个章节。第一章,导论。本章分为五节,主要论述了研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缘由和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根据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研判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同时介绍了文章预期的创新点并对研究的基础概念进行了概括界定,从整体上奠定了文章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相关阐释。本章分为四节,主要论析了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同时,从思想渊源和思想直接来源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思想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和理论借鉴。第三章至第七章,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的论述。这是本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纵向展开,首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论述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点归纳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而深刻剖析其中展现的重要价值和时代内涵,最后根据习近平相关论述总结提出坚持人民主体、站稳人民立场、保障人民利益、推进人民共享、实现人民幸福的路径措施。第八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要意义。以前述章节的分析和论述为基础,深刻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展现出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第九章,结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主线,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实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性转化和现实性内需的紧密结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必然需要。

蒋飞燕^[7]（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林敬平^[8]（2020）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转化及其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活动如火如荼,也涌现了一些可资推广的经验做法。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总体还存在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转化机制不够顺畅的突出问题,大学生群体价值观知行背离现象还比较严重。建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转化机制,实现“知行相须,知行合一”的教育宗旨,既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也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研究认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离不开时代境遇和时代要求。同时认为高校在政策制定与教育实践中应注意把握时代机遇,积极应对挑战,以提高培育践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法,总结分析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转化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地位不够张扬、生活德育实践模式尚未深入人心、内外驱动力关系认识不够到位、协同育人工作机制不够完善和形式主义治理影响尚未根除,这些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知行转化机制存在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文章运用历史文献的研究方法,从内外化机制、情理融通和躬行践履维度,详细梳理了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经验镜鉴,得出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知行转化机制构建“四个需要”的历史启示:需要强化协同联动意识;需要贯穿“生活德育”理念;需要借鉴主体自我修养方式和需要“敬义夹持”进路的疏通润滑。基于实证调查研究和历史文献梳理的坚实基础上,文章运用抽象分析的思维方法,从静态结构和动态过程两方面阐述了核心价值观知行转化的内在机理。静态结构由认知图式的心智系统、情志因素的调控系统、践行能力的保障系统构成;而需求满足构成了价值观知行转化的内驱动力、内化坚守铸就了价值观知行转化的信念定力、创设优化形成了价值观知行转化的外部助力,三者共同构成了核心价值观知行转化的动态过程。随后,文章还总结出了核心价值观知行转化的层次性和阶段性特征:即以转化过程中主体性的介入融合度为分析视角,将价值观知行转化表征为“自在——自为——自觉”的内在转化层次;以知情意行的阶段特征为考察维度,将价值观知行转化表征为“感动——触动——行动”的外在转化阶段。从动静两方面内外转化效度,对知行转化效度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解读,为价值观知行转化评价机制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文章最后从利益机制、导引机制、体验机制、实践机制、协同机制和评价机制六个方面,提出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转化机制的构建理路和具体对策。

杨安文^[9]（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杨朔镔^[10]（2019）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化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现代大学生成演进的历史产物,也是现代大学的制度之基和活力之源。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的臻善治理,关乎大学组织系统“学术生态力”的有效激发,关乎大学学术特质的永恒坚守,关乎现代大学制度的持续繁荣。自清末民初我国现代大学制度草创以来,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作为现代大学制度最为特出的内容和最为显在的表征,也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探索。无论是外在形式上还是内在功能上,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都为推进大学治理体系的变革与治理能力的提升,乃至大学实力的整体崛起,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我国现代大学改革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学科交融方兴未艾、教育现代化进程全速推进的新时代背景下,以组织生态学的视野和生态的思维审视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存在系列问题。一方面,大学办学利益相关者过高的期待与过多的要求被叠加于其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内部各要素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能力,也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出现结构碎片化与功能失耦,“以学术为志业”“以基层办大学”的主体性不断弱化;另一方面,重外力轻内生、重局部轻整体、重眼前轻长远的体制机制障碍,往往致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性被行政化的科层管控遮蔽,从而偏离学术本位。在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面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纠葛和复杂环境,如何切实消除生态“痼疾”,构建动态、多样、共生的生态化治理体系,以激活“学术生态力”,促进学术本位的回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系统隐喻,借鉴组织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框架,结合系统科学、管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知识,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法、访谈研究法、案例研究法以及内容分析法,以激发“学术生态力”为旨归,基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演进的历时性视角和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三个层次的共时性视角,重点探讨了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个体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种群生态系统中基层学术组织之间及其与种群之间的关系、群落生态系统中基层学术组织种群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辨识和归因分析,尝试建构生态化的治理体系。本文在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背景下,对中西方现代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揭示其生成演进的历时性生态逻辑是:从适应到超越的动态演替、分化与综合交替演进、从“求真”到“求力”的制度伦理变迁;共时性生态逻辑是:功能的多元共存、结构的松散联合、行为的分工协作,并提出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进行生态化治理的前提基础。本文在组织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下分析认为,基于自组织理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个体生态系统应具有自组织的样态;基于生态位理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种群生态系统应具有“共栖”或“互利”的应然样态;基于组织边界理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群落生态系统应具有共生共荣的样态。以之为参照,当前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组织个体生态系统存在组织使命缺失、对外开放不够、学术圈子“割裂”学术权力结构、内部制度的形成缺乏契约文化;种群生态系统存在组织形态过度同构导致组织间的竞争加剧,“空巢组织”“近缘组织”“山头组织”的出现,使组织种群生态系统因生态位重叠滋生了干扰性、排斥性和利用性竞争;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群落生态系统则存在学术传承中的“专业融合”不足、学术创新中的“单位身份”束缚、学术应用中的市场“转换机制”缺失等边界固化问题。本文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分析认为,组织使命的认知偏误、学术制度科层化导致组织相对封闭、结构圈层化导致“学术共同体”精神缺失、自上而下的制度路径依赖等问题,致使组织个体的自主能动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基于生态位理论分析认为,对组织生存发展的定位不清,资源依赖诱致的过度扩张,致使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种群之间存在生态位过度重叠和过度宽泛的问题;基于组织边界理论分析认为,因“单位制”造成的环境承载力下降,与组织群落外部合作过于功利化,造成组织群落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边界固化问题。上述原因最终导致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失效、失衡,使我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偏离“学术本位”,脱离学术逻辑,遮蔽学术权力,使其难以在现代大学功能的实现中发挥有效支撑作用。对此,本文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生态系统治理的整体视角出发,尝试提出激发“学术生态力”的目的指向,以学术权力的优化配置为切入点,秉持目的性、过程性、整体性的生态化治理思维,促进个体生态系统功能耦合,以明确组织使命激发内生动力;创新种群生态系统竞合机制,以知识交叉融合实现良性互动;再造群落生态系统组织边界,以强化内外协同达致共生共荣。与此同时,应加强学校层面对基层学术组织建设的统筹谋划,建立超越学术绩效的组织评价制度,完善基于学术共同体的柔性化人事制度,为建构生态化治理体系提供条件保障。

二、惟有改革才能赋予高校活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惟有改革才能赋予高校活力（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塑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8）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转化及其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化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惟有改革才能赋予高校活力（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高校辅导员职业人格塑造研究[D]. 李南.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2]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重要论述研究[D]. 庞坤缺.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4]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研究[D]. 高欣.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5]习近平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研究[D]. 罗丹.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6]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D]. 李辰洋.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7]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8]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转化及其机制研究[D]. 林敬平.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9]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10]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生态化治理研究[D]. 杨朔镔.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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