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言挑战为时过早（论文文献综述）
郭梦琦[1]（2021）在《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研究（2017-2020）》文中认为《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提出了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其中时空观念作为五大核心素养之一,是诸素养中学科本质的体现,也是中学生认识历史事件,感受史事发展进程和演变的基础。作为中学历史教学环节不可或缺的要素,时空观念素养的落实成为当前中学历史教学的基础任务之一。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对学生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更是占有重要的分量和地位。本文对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历史试题如何考查时空观念素养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探寻高考命题的特点,并进一步为中学历史教学培养时空观念素养提出建议。本文首先结合新版《课程标准》中时空观念素养的培养目标和学业质量标准对时空观念素养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提炼出时空观念素养的六个考查指标,分别为“历史时空坐标的定位”“历史时空内涵的理解”“历史时空脉络的梳理”“历史阶段特征的把握”“历史时空的纵横对比”以及“历史时空的综合论述”。再结合2017至2020年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每一类指标具体如何考查时空观念素养进行了分析,从而总结出多维度考查时空观念素养、注重对时空观念基础知识的考查、体现“大历史观”以及呈现多样化情境这四个特点。此外,从2020年首次实行新高考的山东卷中,可以发现高考命题的新变化在于更加注重对时空工具的使用,并且加大了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难度,这种变化也代表了今后高考历史命题新动向。最后,笔者基于试题特点和考查新动向的分析,从试题反观教学,进一步提出了培养时空观念的教学策略,以期对教学和备考有所帮助。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黄云川[3]（2019）在《贡榜王朝时期缅甸对外关系研究 ——以清、缅、英三角关系为中心（1752-1885）》文中研究表明贡榜王朝是缅甸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缅甸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就其对外关系来看,一方面,在东亚文化圈内部,缅王辛标信时期开始对缅甸北部领土的扩张,导致了清缅战争（1765-1769）,中缅边境贸易封锁近二十年。清朝史料所载,1789年缅王波道帕耶向清朝请贡,第二年,清高宗册封波道帕耶为缅甸国王,缅甸正式进入中国“朝贡体系”,中缅朝贡关系形成;另一方面,在与西方的关系上,贡榜王朝初期,缅甸与英国主要是商业关系上的交往,而英国正是从签订商约开始,逐渐到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对缅甸的领土和主权进行侵犯。1785年缅甸将阿拉干纳入缅甸版图,导致缅甸与英属印度接壤,为英国入侵缅甸提供了关键的契机,也进一步推进了英国通过缅甸入侵中国西南边疆的战略意图。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双方签订了缅甸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杨达波条约》。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前后,中国正式以缅甸宗主国的身份介入到英缅问题之中,英缅关系逐渐演变为中英关系在缅甸问题上的谈判。缅甸贡榜王朝时期的英缅关系和清缅关系的发展历程,既是缅甸作为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步沦为英国殖民地的过程,也体现了清缅之间的朝贡关系与英缅之间的条约关系在缅甸的较量,直至缅甸从清朝“朝贡体系”中退出。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由选题依据、研究现状与问题分析、研究重点与难点构成,由于尚未有研究对这一问题从清、缅、英三角关系的视角进行系统分析,只能就现存资料以及中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论述。正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论述缅甸在东吁王朝后期与英国、清朝的交往情况,指出该交往过程中对缅甸产生的影响和冲击。贡榜王朝初期,辛标信对清缅边境的扩张导致双方对于边境土司的争夺,引发了四年多的清缅战争,1769年清缅双方将领签订了“老官屯和约”,清缅战争终止,但是双方关系并未进入正轨。这一时期,英国已经开始尝试通过与缅甸签订条约的方式侵占缅甸的领土。但是,由于当时贡榜王朝的重点仍是对外扩张,对这种来自西方“外族”的危机并没有足够重视,在军事扩张中继续消耗着自己的国力。第二章:从1782年以后,清缅关系和英缅关系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而此时波道帕耶通过武力将阿拉干纳入缅甸版图,英缅之间的缓冲国消失,英属印度和缅甸的领土接壤,两国纷争开始。1790年缅甸和中国的关系开始缓和,清缅之间的朝贡关系确立,清缅关系进入正轨。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缅甸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杨达波条约》,英国正式开始通过迫使缅甸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对其进行侵略。在缅甸应对和处理与清朝和英国的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作为两种国家关系交往模式的体现在缅甸的对外关系中。第三章: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西方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此时英国和缅甸中断的联系已经恢复,英国在亚洲的扩张进一步加剧。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爆发,随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继续与缅甸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加剧了对缅甸的侵略,并通过缅甸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西南边疆,1875年中缅边境地区发生了“马嘉里事件”,中英《烟台条约》签订。第四章:第二次英缅战争之后,缅甸的领土只剩下上缅甸,其东北部与中国相邻,下缅甸以及西部边界都被英国控制,缅甸残存的国土夹于中英之间,而此时清政府也已意识到缅甸对于西南边疆防御的重要性。在第三次英缅战争前后,中国以缅甸为清朝“朝贡国”的身份与英国谈判,但英国对缅甸的侵略势在必行,清朝已无力阻止,曾纪泽在中英缅甸问题的谈判中力争,以达到“存缅祀”,“继续朝贡”的目的,而英国最终以存“实利”、让“虚名”的策略与中国签订了《中英缅甸条款》。“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在缅甸的碰撞中,中国被英国钳住了重“虚名”这一要害,忽视既得利益,英国最终成功将缅甸从“朝贡体系”中拆减,使中国丧失了对西南边疆的整体防御。
余治国[4]（2019）在《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文中研究表明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主要以田赋、盐税等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中央集权化之财政制度。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以关税、盐税、统税等工商税收为主的财税体制,初步建成了现代税收制度。近代财税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历经八、九十年,其中的过程复杂曲折而漫长。研究近代税制的过程,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在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过渡税种分别是厘捐与子口税。本研究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多方博弈的视角,通过考察厘捐、子口税及其相互关系与影响,展现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的主要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对近代税收体系变迁做细致的考察,以探讨这一嬗变的过程及特征。具体而言,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刚性强,较僵化,财政体系缺乏国债、现代银行等现代融资手段与工具,在实际运作中已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近代在内部战乱与对外战争的财政冲击下,清政府被迫下放财权,来源于传统捐输的厘捐由此产生。作为工商税种,厘捐具有相当的弹性,弥补了传统财税体系弹性不足的缺点。而地方督抚在战时掌控了军政、人事及财政等各种权力,并着力推动厘捐征收的长期化与制度化,清王朝中央财权与地方财权之间此消彼长。洋务新政时期所创办的各种企业,逐渐脱离了奏销制度的约束,巩固了地方督抚对厘捐等财权的控制,地方财政呈现半独立的状态,清政府的中央财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承认了地方税权与地方税,并引入西方预算制度替代传统的奏销制度,暂时划分了国地两税。袁世凯政权最终于1914年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地方税制度。与此同时,厘捐的出现刺激了子口税制度的产生,子口税制度反过来又对厘捐征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厘捐是近代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子口税完全归中央所有,地方政府试图采取了各种办法以抵消子口税的影响,如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以传统税种的落地税作为抵制进口子口税的主要厘捐。这些表现出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的诸多特点。而清末民初铁路货捐的演变历程,则充分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中外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多元博弈的特点。税收在本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其运作基础是政治权力。概而言之,近代税制变迁是在条约制度的夹缝中获取生存的空间。税制需求存在着多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中外、央地、政商之间的利权、财权,因时因地,或存在着一致利益,或存在着冲突及妥协。税收制度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的税收体系须考虑到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具有一定的妥协性。税制的有效变革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具有必要威权性之中央政府。以军事镇服与政治集权为支撑,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税制。但国民政府的现代税收制度未能避免变相厘捐的继续存在,尤其在县级仍延续着晚清以来无序而混乱的局面。总的来看,近代税制变迁的过程艰难而曲折,“变”与“不变”始终这一论题的焦点所在。多方势力之间的博弈则对这一焦点的实际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又基于近代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从而使得近代税收体系的变迁过程具有若干鲜明的特点与性质。
易惠莉[5]（2018）在《从张之洞所购“瑞记纱机”到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文中研究说明胡钧编《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将张謇大生纱厂创始之功归于张之洞,见年谱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目下"招商设纱厂于通州"一则及所作附注:"公以在鄂所定购之纱机价凡六十余万两,属陆文端润庠提倡苏沪机制实业。陆氏允而复辞,乃转属张修撰謇集股开办。张氏嫌机贵本重难招商股,旋作价五十万两,与盛京卿宣怀各认其半,上海、通州各设一厂。设通州者曰大生,世皆知张氏为实业大家,不知实肇始于此。"①张之洞"在鄂所定购之纱机",主要由德商瑞记洋行操办,从而有"瑞记纱机"之称谓。1895年,春瑞
胡科翔[6]（2018）在《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时间虽然相对较短,但得益于国家层面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顶层推进,其发展速度已经大大超过预期,但作为一项新兴事物,生态旅游的发展缺少法律规制的紧贴跟进和密切配合,以致各种问题不断暴露丛生,违法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对生态旅游资源的肆意滥用与过度开发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损害污染方面,可谓是殊为突显。跟传统产业相比较,作为被长期誉为“朝阳产业”和“绿色环保产业”的旅游业,按理说应属于环境保护责任负担较轻的产业之一,作为其升级发展的孕育产物,生态旅游的破茧而出更是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发展己任,从而实现旅游效益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协调双赢。不过由于生态旅游的真正内涵与理念模式与我国目前法律规制的现实状况还存在诸多不协调同步的地方,因此其很多时候只是被当做一种口号式的宣传而被广为知晓,所以在对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运营的实际工作中,依然导致了各种损害环境资源的现象频发。要想从根源上解决生态旅游资源的损害问题,紧紧抓住法律规制这一“牛鼻子”才是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从特定行业领域和专门实践范畴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的要领之一。本文着眼于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中所暴露出的各种乱象,引申并总结出当前面临的生态旅游资源规制难点,然后将全文划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围绕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体系和逻辑内涵阐述了基于法理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架构;第二部分从生态旅游资源适用于法律规制的特征、法律关系主体的识别以及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的静态与动态属性分析等三个层面出发探讨了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研究内容体系;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其法制化框架,然后结合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典型案例,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剖析了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难点所在;第四部分从生态环境损害预防的角度出发,在深入分析旅游规划的法治本质原貌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通过确立和加强旅游规划环境处置职能、确认和厘定旅游规划环境责任、设计和完善旅游规划公众参与制度来达成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的环境问题防治机制建构;第五部分从生态旅游发展中的资源管理角度出发,设想了利用旅游环境税和国家公园分别作为管治工具与管治平台,并在充分考虑生态旅游资源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利基础上,为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环境公共治理的路径达成铺平了道路;第六部分从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环境损害产生以后的法律救济角度出发,基于对旅游环境权的甄别和梳理,探讨了旅游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设想,并讨论了怎样利用司法救济渠道来助推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重塑。本文的立论基础先是从理论上扎实阐明何谓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体系和特征表现,然后借助法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支撑为本文架构起有理有据、条理得当的论据要素,同时通过分析围绕生态旅游资源使用问题而生成的各种利益关系以及识别出它们背后的利益主体来为后续研究定下依据基调,紧接着就是立足于问题导向性的研究方式从各种典型案例中找到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需要破解的诸多难点,最后围绕这条规制难点的逻辑主线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公共治理和损害救济等三大程序环节中,提出解决措施和改进方案。
范晓峰[7]（20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复兴,也是文化的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时代主题下多次提到“文化自信”问题,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进一步丰富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刻的自信。这一思想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诉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文化意义上,文化自信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念;在更高的整体意义上,文化自信实质内蕴着中国自信、中华民族自信;从政治意义上,文化自信的本质和要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自信,是对近代以来中国道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式的自主性探索成果的自信,具有对治“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蕴涵。本研究就是以当代中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围绕其基本理论阐释、历史发展逻辑、内容支撑、存在问题及培育路径等几个主题展开的一项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全文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的理论内涵,从本质、结构、功能多维视角阐释“是什么”的问题。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定的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信所信之文化涵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文化的非自因性而言,文化自信需要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条件支撑,当下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日益成熟的社会制度、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内蕴的发展理念和制度精髓构成文化自信的可能性条件。从实质上说,建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三个自信”基础上的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这是当代中国讲文化自信所指“文化”的根本所在和“文化”的现实形态。对于文化自信有不同的理解,而从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尤其是十九大报告中“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基本方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则是文化自信的现实形态和要义所在。文化自信由理论层面的文化自信、社会心理层面的文化自信及社会价值观层面的文化自信构成,价值观层面的文化自信居于主导地位。从主客体关系的维度来看,谁自信?信什么?如何实现文化自信的主客体链接是把握文化自信需要剖析的主客体结构关系。文化是否自信关系国运沉浮兴衰,具有战略意蕴。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界定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发展的历史逻辑,在民族命运与文化命运的有机统一中,对当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诉求进行形上省思。通过对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态度及信念所经历的由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卑、再到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的演进历程的描述与勾勒,总结概括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内容更具时代意义,在内容上、形式上都有所创新,它不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简单肯定和回归,而是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之后的更高层面上的跨越,主要强调的是对包含历史文化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当代形态的中华文化,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先进文化形态。第三部分,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内容支撑。通过盘点和整合文化资源和文化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夯实内在的文化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具有自信的文化历史底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内容、源远流长的生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思想宝库和自信的历史根基;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文化,具有自信的科学理论底气和先进的思想文化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革命文化一脉相承,革命文化的先进本质和伟大精神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了基本内容和现实的底气。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具有历史优势、科学根基、先进思想内涵、伟大精神的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核心和根本。第四部分,研究实践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实现中需要破解的问题。从理论逻辑上讲,我们可以因既有“文化”而自信;从实践逻辑上审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还面临许多挑战:如何运用实践智慧推动文化自信的深度实现以真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助力这是一个当代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一方面,与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相比较而言,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比较,当代中国的文化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还处于弱势地位,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不自信或自信心不足等问题仍然客观存在: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认知不足,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盲目的崇拜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影响力、感染力的内在认同度不高,话语权缺失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亟待破解的问题。而当代中国人文化主体自觉意识的薄弱、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与渗透、当代中国主导文化的引导力有待加强、社会主义实践中现实矛盾的掣肘等是问题的主要成因所在。最后,探讨如何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寻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等问题。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在现实中加强文化建设的实践问题,需要研究推进的实践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无疑具有远大的前途和生命力,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其充满自信,同时更需要加强和培育:从文化主体的维度来看,应当不断提升当代中国人的自信意识;从文化比较的维度来看,要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不仅使本民族的文化优势彰显出来,使本民族的民众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及生命力充满信心,同时也要注重“他信”问题,在文化对话中实现他信;从创造的维度来看,只有在继承基础上不断进行文化创新,才能达到文化自强,才能为文化自信提供有力保障;从具体的实现方式来看,讲好中国故事、在文化处于西强我弱的境遇下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在文化超越与创新中提升文化自信以及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中国世界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仅是一种精神诉求,更应注重建设。
宗超[8]（2017）在《先秦儒家知识论研究 ——以性道之学为中心》文中指出知识论是西方哲学中的永恒话题。西方传统知识论是有着特定论域且以求"真"为实质的科学知识论。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传统知识论不断遭受质疑和挑战,一种广义和开放的知识论应运而生。基于广义和开放的知识论的视阈,本文对先秦儒家知识论的探讨循着先秦儒家求知的脉络对其本有的知识系统进行挖掘和阐释,旨在清楚地阐明先秦儒家追求的终极真理是什么、源于何处、由谁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特别关注如下两点:其一,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的来源与承继过程;其二,先秦儒家知识论整体的、深层次的有机系统。本文在纵向（条）论述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的来源与承继过程的同时,也从横向（块）论述由"道"、"性"、"君子"、"学"四个基本点所构成的论文主线。以这样一种一纵一横、条块结合的方式,来说明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完整系统。儒家特定的知识论之形成,是由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思想传统决定的。一方面,人之主体地位与价值在这一时期逐渐开始确立。体现在天人关系中,即是人性的不断崛起以及神性的不断衰败。而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是,德与礼的本质与意义愈发凸显出来且发挥着实际的功效。另一方面,古代哲人始终扎根在朴素务实的实践上,由最初尧舜禹时期帝王之德政实践,逐渐发展为春秋时期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性道德智慧。可以说,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以"道"这一人性的完美境界为最高真理以及其尤为重"行"的思想特点,皆根源于此。儒家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论,自孔子始。在对前人思想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在不已的努力学习中,孔子建立起以"仁道"为核心的一体而连贯的知识论体系。"能知"问题是研究孔子知识论的前提。孔子认为人"能知"的是能够与人发生联系的一切事物。"应知"问题是孔子知识论的核心。"君子学以致其道"则是该问题的精义所在,它高度精准地概括了孔子知识论的思想宏旨,并昭明了孔子知识论的本质特点,即对人性完美境界的终极眷注。孔子之后的儒家知识论思想,虽具体内容或有所不一,但基本上未有超孔子知识论思想之范式者。《中庸》的知识论思想是孔子知识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其知识论体系的核心不离孔子之所谓"仁"。《中庸》在儒家的知识论思想中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突出的表现在其言至简洁而意至丰富地诠释出了孔子"性与天道"的高深智慧,《中庸》以性与天道为追问的对象,其思想之深远豁达可谓直抵儒家知识论思想的核心。孟子的知识论思想亦是本于孔子之"仁道"思想的进一步展开与创造。而孟子知识论的特殊意义在于其心性学说的完美构建为儒家知识论寻找到了牢不可破的基石,因为儒家之"仁道"真理根本上是以本心、本性为依归的。孟子不仅将孔子、子思没有明确说明的性善说清楚了,而且还"即心言性",真正将心之地位挺立起来,从此为儒家知识论思想立下不拔根基。荀子的知识论思想是承孔学而来。荀子虽不直接以性善言道,但他仍然是一位忠实的儒者,坚信人有实现道的先天能力和固有本性——心之向善之知能。故荀子之知识论亦是一套完整而连贯的"性道"之学,只不过孔孟之道依靠的是仁性本心,而荀子之道依靠的却是心知的能力或者说人之理性。根本而言,荀子之知识论思想不失儒门本色,只不过其构建方式与侧重面有所新创。《易传》的知识论思想归属于先秦儒家知识论之体系,且《易传》在先秦儒家知识论体系中有独特之价值,究其缘由,在于《易传》不仅吸收与融合各家思想,且将各家思想从根本上进行了转化,使之与儒家思想之旨趣不相违背,而相合无间。孔子之知识论思想是仁智合一的整体知识论。"仁"代表人心的道德面,"知"代表人心的知识面,孟子对前者进行了系统而精微地发挥,荀子则尤为重视后者的作用,并对其进行了引申和推展。而《大学》既强调了知识的道德原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肯定了知识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致知在格物",可谓是融合与沟通道德与知识的整体知识论。故《大学》的知识论思想既可视作是孔子仁智合一思想的自然发展,又可视作是孟荀知识论思想的深度综合,为一综贯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而论之之大文精义。从横向来看,先秦儒家知识论存在着一个由"道"、"性"、"君子"、"学"四个核心概念构成的深层次的完整结构。其中,"道"为终极真理,"性"为道的根本凭依,"君子"为致道的主体性基础,"学"为致道的现实性方法。由此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理路清晰的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体系。易言之,即构成了一部体大思精的先秦儒家"性道之学"。
郭丽萌[9]（2017）在《困厄与求索：一位教育学研究生教育信念的生活史研究》文中指出信念,是教育中的潜在变量;是飘荡于学校上空的“幽灵”;是教育主体追求人生高度的精神阶梯。信念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人生问题,更是一个教育问题,我们的教育事业就是基于信念的事业。面对当今时代给予我们的现实震撼,和由此产生的信念危机,很多徘徊在教育“怪像”中的教育工作者渴望突围,渴望诉说,渴望被倾听。鉴于此,不仅教育信念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教师、学生的自我研究和写作更应该得到重视。本论文基于生活史视角来探索生活体验与教育信念的关系。从我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我们的求索三个角度展开。第一部分我的故事按时间顺序分别选取小学、初中、高中、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重要事件”与“重要他人”,主要叙述和反思笔者本人的教育生活体验,为读者提供一个活生生的自我形成的社会过程;第二部分他们的故事主要是家族和同龄人的故事,从他们身上寻找我的痕迹的同时可以关照整个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第三部分是我们的求索,是关于笔者本人、更是关于教师群体对教育信念的探索与思考,对教育事业愿景的执着与守望。
刘席威[10]（2017）在《晚清立宪派的政治取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王朝在庚子事变后蹒跚地步入20世纪,内忧外患迫使其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为挽危图存而掀起自救性质的“新政”。随着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加之日俄战争的刺激和“避免革命”心理的驱动,立宪派异军突起,成为左右国内政局走向的重要力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潮。围绕着宪政改革的诸多焦点,立宪派与清政府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博弈。立宪派有其特有的政治取向,譬如对政党的追求与坚持不懈的态度、“焦虑”的情绪与“救急解困”的心态、“亲政府”的政治情感以及较高的政治素养与坚定的变革决心。这些政治取向深刻影响着立宪派的政治理念与活动。为了尽早走上强国之路,立宪派转向急进,他们要求清政府进行全方位改革、鼓吹地方自治,追求英国立宪模式,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国会请愿运动,表现出求全、追高、速成的节奏,最终适得其反,走向失败。作为晚清最后十年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派别,立宪派无疑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宣传了爱国主义,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法治理念,提高了国民的参政意识与民主觉悟,促进了国家政治制度走向近代化,客观上也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但也应正视立宪派政治取向中的不足,比如对西方政治体制缺乏足够的认识,“焦虑”的政治情绪与行动上的急于求成,忽视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支撑立宪的其他条件以及过于“依赖政府”的态度。通过分析立宪派的政治取向与政治活动,总结其中的得与失,以史为鉴,或可为如今的法制与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二、空言挑战为时过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空言挑战为时过早（论文提纲范文）
（1）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研究（2017-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依据和考查维度 |
| 第一节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依据 |
| 一 时空观念素养的培养目标 |
| 二 时空观念素养的学业质量标准 |
| 第二节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维度 |
| 一 历史时空观念中的“点” |
| 二 历史时空观念中的“线” |
| 三 历史时空观念中的“面” |
| 第二章 2017至2020 年全国卷(历史)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 |
| 第一节 考查时空观念素养的整体概况 |
| 一 试卷结构 |
| 二 考查比重 |
| 第二节 考查时空观念素养的试题分析 |
| 一 考查指标统计 |
| 二 试题分析 |
| 第三章 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特点及考查新变化 |
| 第一节 考查特点 |
| 一 多维度考查时空观念素养 |
| 二 注重对时空观念基础知识的考查 |
| 三 体现“大历史观” |
| 四 呈现多样化情境 |
| 第二节 新高考历史卷的新变化 |
| 一 试卷结构 |
| 二 考查形式 |
| 三 考查难度 |
| 第四章 培养时空观念素养的教学策略 |
| 第一节 研读课标和教材,重视历史时空观念 |
| 一 依据《课程标准》,分层制定教学目标 |
| 二 合理利用教科书,切实做到“用教材教” |
| 第二节 丰富教学手段,善用历史时空工具 |
| 一 历史地图 |
| 二 历史年表 |
| 三 时间轴 |
| 第三节 依托课堂教学,建构历史时空思维 |
| 一 创设时空情境,重现历史现场 |
| 二 设计与时空观念结合的问题链 |
| 第四节 注重时空观念与其他素养的内在联系 |
| 一 唯物史观与时空观念 |
| 二 史料实证与时空观念 |
| 三 历史解释与时空观念 |
| 四 家国情怀与时空观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贡榜王朝时期缅甸对外关系研究 ——以清、缅、英三角关系为中心（1752-188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与问题分析 |
| (一)关于本选题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关于本选题国内研究的状况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朝贡体系 |
| (二)条约体系 |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贡榜王朝前期的清缅关系与英缅关系(1752-1782) |
| 第一节 贡榜王朝建立之前缅甸的对外关系状况 |
| 一、缅甸地理和文化上的封闭状态 |
| 二、东吁王朝与明、清两朝的关系 |
| 三、贡榜王朝建立之前与西方国家的交往 |
| 第二节 贡榜王朝前期与清朝的交往 |
| 一、暹缅矛盾与清缅之间的关系 |
| 二、清缅战争与清缅关系的发展 |
| 三、清缅冲突所体现的国家观念差异 |
| 四、清缅冲突的结果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贡榜王朝初期与英国的交往 |
| 一、尼格莱斯岛的争夺与《缅英条约》的失效 |
| 二、英缅关系第一次中断 |
| 小结 |
| 第二章 贡榜王朝中期的清缅关系与英缅关系(1782-1842) |
| 第一节 贡榜王朝中期清缅朝贡关系形成 |
| 第二节 贡榜王朝中期的英缅关系 |
| 一、英国与缅甸签订商约的意图失败 |
| 二、英缅领土的接壤与英缅冲突 |
| 第三节 从商约到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 |
| 一、第一次英缅战争 |
| 二、《杨达波条约》的签订 |
| 三、缅甸对《杨达波条约》的反应 |
| 第四节 马戛尔尼访华与第一次英缅战争之体现 |
| 一、马戛尔尼访华所体现 |
| 二、清朝对第一次英缅战争的反应 |
| 小结 |
| 第三章 贡榜王朝后期的清缅关系与英缅关系(1842—1884) |
| 第一节 贡榜王朝后期的英缅关系——第二次英缅战争 |
| 一、达尔豪西的对缅政策 |
| 二、第二次英缅战争后缅甸的反应 |
| 第二节 第二次英缅战争后的英缅关系 |
| 一、英缅商约与英国在中国西南的勘探 |
| 二、敏东王的改革与外交 |
| 第三节 第二次英缅战争后围绕缅甸的中英关系 |
| 一、清缅朝贡关系的继续 |
| 二、“马嘉里事件”与英国对中国西南的企图 |
| 小结 |
| 第四章 “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在缅甸的碰撞(1885—1886) |
| 第一节 第三次英缅战争之前的英缅关系 |
| 一、柚木案与英国的“最后通牒” |
| 二、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 |
| 第二节 第三次英缅战争之前中国的介入 |
| 一、清朝对英缅事务的分析与判断 |
| 二、“实利”与“虚名”的提出与英国的拖延政策 |
| 三、第三次英缅战争后英国对缅甸的处理 |
| 第三节 围绕缅甸“朝贡国”问题的中英关系 |
| 一、关于缅甸“朝贡国”身份的中英谈判 |
| 二、《中英缅甸条款》的签订 |
| 三、《中英缅甸条款》之后的英缅关系与中英关系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已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
| 三、研究目标及意义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文章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三)文章结构 |
| (四)制度与体系 |
| 第一章 厘捐的产生 |
| 第一节 清代前中期的财税制度与特点 |
| 一、财税制度与法外之法 |
| 二、财税体系的刚性化回归 |
| 三、财政制度内含的潜在危机 |
| 第二节 晚清的内外财政冲击与厘捐的肇始 |
| 一、内外冲击对财税体系的动摇 |
| 二、厘捐之缘起 |
| 三、民间自愿捐输的近代变异:厘捐 |
| 第三节 地方财权的兴起过程 |
| 一、战时中央财政集权化制度的削弱 |
| 二、洋务新政对地方督抚厘捐控制权的巩固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央地税权之争及地方税的初步成型 |
| 第一节 清廷清理财政得失及地方税的孕育 |
| 一、中央集权化的财政清理 |
| 二、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厘捐 |
| 第二节 预备立宪与央地税权分配的角逐 |
| 一、各省对地方税权的意见 |
| 二、混乱的税捐及税收支配权的多方竞力 |
| 三、央地税权分配的各方争论与清廷的尝试 |
| 第三节 北洋时期的央地税权胶葛 |
| 一、袁世凯政府的税权分配方案 |
| 二、赣宁之役后袁世凯政权的财税中央集权化 |
| 三、地方税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其特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厘捐盛行背景下子口税制度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一节 子口税制度的设立 |
| 一、厘捐兴盛对开办子口税的刺激 |
| 二、子口税制度的初步建立及效果 |
| 三、复进口税制度对地方税权的侵蚀 |
| 四、修约谈判与子口税制度的调整 |
| 第二节 子口税制度引起的央地纠纷 |
| 一、海关的划一管理与子口税的中央控制 |
| 二、地方争夺子口税控制权的失败 |
| 小结 |
| 第四章 子口税与厘捐之间的此消彼长 |
| 第一节 三联单制度与厘捐 |
| 一、土货出口三联单制度的不统一 |
| 二、三联单制度之修订及其结果 |
| 三、对三联单制度的整顿及挫败 |
| 第二节 产地税对三联单制度的抵制 |
| 一、土货出口产地税的举办 |
| 二、行商包税形式的产地税 |
| 三、假名落地税的产地税 |
| 第三节 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对厘捐的保护 |
| 一、镇江关土货名目限制办法的形成 |
| 二、镇江关《土货限制章程》的局部推广 |
| 三、区域性零星土货的名目限制办法 |
| 第四节 华洋合伙对厘捐与子口税的双重规避:以新泰兴案为例 |
| 一、华洋合伙与新泰兴羊毛贸易网的建立 |
| 二、新泰兴羊毛联单案的起因 |
| 三、新泰兴羊毛联单案的结局 |
| 第五节 满足地方财政之需的区域性厘捐 |
| 一、广东台炮经费引发的中外交涉 |
| 二、吉林省七四厘捐与九厘捐的征收与改办 |
| 三、江西省九九商捐的征收 |
| 小结 |
| 第五章 落地税的演变及其与子口税的冲突 |
| 第一节 近代之前传统落地税的构成与特点 |
| 一、州县落地税 |
| 二、税关落地税 |
| 三、边疆落地税 |
| 第二节 清代后期落地税的延续与变动 |
| 一、传统落地税的存续 |
| 二、落地税与厘捐的合流 |
| 三、工业产品的落地税 |
| 第三节 洋货落地税的形成与普遍化 |
| 一、洋货落地税的产生 |
| 二、中外续订商约的影响 |
| 三、清末洋货落地税的中外交涉 |
| 第四节 落地税的分化与裁撤 |
| 一、落地税在北洋时期的变化 |
| 二、北洋时期洋货落地税的中外交涉 |
| 三、落地税之消亡及余波 |
| 小结 |
| 第六章 多方之间的财权博弈:以津浦货捐为个案 |
| 第一节 铁路货捐的兴办与多方角力 |
| 一、铁路货捐的起始及中外交涉 |
| 二、铁路路权与货捐税权之内在矛盾 |
| 第二节 财政部直管津浦货捐的制度确立之曲折过程 |
| 一、苏皖直鲁四省津浦货捐局的设而复废 |
| 二、财政部直管津浦货捐制度的最终确立 |
| 第三节 津浦线厘捐征收的外国干涉 |
| 一、津浦货捐的外交纠葛 |
| 二、津浦铁路沿线厘捐征收之中外纷争 |
| 第四节 地方军阀对中央津浦货捐控制权的消解 |
| 一、地方军阀对津浦货捐的截留 |
| 二、中央津浦货捐控制权的消解 |
| 小结 |
| 第七章 厘捐与子口税的裁撤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加税的过程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裁厘加税的延滞 |
| 二、中原大战后裁厘加税政策的推行 |
| 三、裁厘加税政策的成效 |
| 第二节 现代税制的初见雏形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税制变革 |
| 二、国地税的划分及地方税的现代化进展 |
| 三、变相厘捐的长期存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外研究现状 |
| 1.1.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基础理论阐述 |
| 2.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体系 |
| 2.1.1 生态旅游的概念与特征 |
| 2.1.2 生态旅游资源的概念与特征 |
| 2.1.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与特征 |
| 2.2 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逻辑关系 |
| 2.2.1 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思考 |
| 2.2.2 生态旅游驱动并引发环境问题的辨析 |
| 2.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理论架构 |
| 2.3.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法理学理论分析 |
| 2.3.2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
| 2.3.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伦理学理论分析 |
| 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内容体系分析 |
| 3.1 生态旅游资源适于法律规制的特征分析 |
| 3.1.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浅析 |
| 3.1.2 自然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属性再检视 |
| 3.2 生态旅游资源的法律关系主体分析 |
| 3.2.1 生态旅游资源的利益关系主体识别 |
| 3.2.2 生态旅游资源利益主体的冲突起源 |
| 3.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静态分析 |
| 3.3.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微观分析 |
| 3.3.2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宏观分析 |
| 3.4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动态分析 |
| 3.4.1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
| 3.4.2 生态旅游资源管理运营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
| 4 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及法律规制难点剖析 |
| 4.1 我国旅游业发展及其法制建设现状概述 |
| 4.1.1 我国旅游业发展总体态势 |
| 4.1.2 我国旅游业法制建设总体状况 |
| 4.2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及其法制化进程总揽 |
| 4.2.1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总述 |
| 4.2.2 我国生态旅游的法制体系框架 |
| 4.3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难点剖析 |
| 4.3.1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案例总结分析 |
| 4.3.2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难点透析 |
| 5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制度的健全 |
| 5.1 从法治视角溯源探究旅游规划实质 |
| 5.1.1 旅游规划的缘起与本质 |
| 5.1.2 旅游规划法治体系的诉求与甄别 |
| 5.1.3 旅游规划立法的导向性演进历程 |
| 5.2 境外旅游规划立法概况与经验借鉴 |
| 5.2.1 美国的旅游规划立法 |
| 5.2.2 日本的旅游规划立法 |
| 5.2.3 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地区）的旅游规划立法 |
| 5.2.4 国际组织有关旅游规划的公约协定 |
| 5.2.5 域外旅游规划立法给予我国的启示 |
| 5.3 我国旅游规划环境处置机制的实现 |
| 5.3.1 我国旅游规划法制建设与发展背景概况 |
| 5.3.2 我国旅游规划法制建设的现实问题剖析 |
| 5.3.3 我国旅游规划环境处置机制的防控因应 |
| 6 生态旅游资源公共治理的法律建构 |
| 6.1 生态旅游环境管治工具——旅游环境税的建构设想 |
| 6.1.1 旅游环境税建构的原则与目的 |
| 6.1.2 旅游环境税构建的域外经验与借鉴 |
| 6.1.3 旅游环境税建构的理论与现实分析 |
| 6.1.4 建构旅游环境税制度的具体设想建议 |
| 6.2 生态旅游环境管治平台——国家公园体系的建构设想 |
| 6.2.1 当前我国旅游景区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矛盾 |
| 6.2.2 国外国家公园法律法规体系对我国的启迪 |
| 6.2.3 基于制度可持续性视角的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立法建议 |
| 6.3 生态旅游环境管治对象——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和谐发展设想 |
| 6.3.1 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角色分析 |
| 6.3.2 利益相关者关系对旅游环境的影响 |
| 6.3.3 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博弈行为研究 |
| 6.3.4 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和谐发展的保障措施 |
| 7 生态旅游资源损害救济制度的完善 |
| 7.1 以保障视角创新旅游环境权益法律制度的理念转变 |
| 7.1.1 旅游环境权概念立意 |
| 7.1.2 旅游环境损害的侵权行为法律关系分析 |
| 7.1.3 旅游环境损害的侵权行为识别和认定 |
| 7.1.4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 |
| 7.2 从法律适应性角度看旅游公益诉讼制度设计可行性 |
| 7.2.1 创建我国旅游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
| 7.2.2 创建我国旅游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化探讨 |
| 7.3 基于司法救济渠道重构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再审视 |
| 7.3.1 旅游生态补偿的驱动机理 |
| 7.3.2 旅游生态补偿的基本要素 |
| 7.3.3 旅游生态补偿的内容实质 |
| 7.3.4 旅游生态补偿的实现路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前提性问题的研究 |
| (二) 关于文化自信培育路径问题的研究 |
| (三) 关于文化自信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问题的研究 |
| (四)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 |
| 三、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基本内涵的理论诠释 |
| (一) 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刻内涵的多维解读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结构 |
| (一) 理论层面的文化自信 |
| (二) 心理层面的文化自信 |
| (三) 价值观层面的文化自信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主客体分析 |
| (一)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主体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客体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历史逻辑 |
| 一、中国道路总问题下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多路径探索 |
| (一) 世界历史境遇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
| (二) 挽救民族危机的中国道路总问题下的多路径文化探索 |
| (三) 思想纷呈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选择和道路选择 |
| 二、“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向主动” |
| (一)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特殊性的文化自觉意识 |
| (二) 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革命文化乐观精神和坚定信念 |
|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立场 |
| (四) 文化主体性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语言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奠基 |
| (一) “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确立 |
| (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成就 |
| (三)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成就与文化自信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理论阐发 |
| (一) 文化新范式的提出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阐发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初步表达 |
|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系统阐发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内容支撑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 |
|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和生命力优势 |
| (二)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最基本的精神基因 |
| (三) 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科学理论根基 |
| (一) 马克思主义彻底而又完备的科学理论 |
| (二) 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立场 |
| (三)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
| (四)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崇高价值引领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革命文化支撑 |
| (一) 革命文化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
| (二) 革命文化的深层精神追求和精神品格是源泉 |
| (三) 革命文化的先进本质和伟大精神是灵魂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
| (一)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是实践基础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优势是基本依据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大前景是根本保证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整体状态 |
| 一、当代中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呈逐步提升的态势 |
| (一) 文化认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二) 当代中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状况分析 |
| 二、当代中国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当代中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不足 |
| (二) 话语权薄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亟待破解的问题 |
| 三、当代中国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方面存在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 历史维度内文化主体的自信心和自觉意识有待加强 |
| (二) 现实维度上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现实矛盾的掣肘 |
| (三) 世界视野下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缺乏有效应对 |
| (四) 国内境况中多元文化碰撞需要强化主导文化的引导力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培育的基本路径 |
| 一、主体维度:加强文化主体自信意识 |
| (一) 明确“我是谁”的文化身份意识 |
| (二) 明晰“为何而为”的文化自觉意识 |
| (三) 坚定“为了谁”的文化立场 |
| 二、比较维度:文化自信在比较中确立 |
| (一) 空间上的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 |
| (二) 时间上的同质文化不同阶段的比较 |
| (三) 现实中的主流与支流关系的处理 |
| 三、创造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保证 |
| (一) 把握和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是文化创造的前提和基础 |
| (二) 发挥文化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是文化创造的重要条件 |
| (三) 坚持以正确的方法进行文化创造 |
| 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实现方式 |
| (一) 讲好中国故事 |
| (二) 建构中国品质和特色的话语体系 |
| (三) 传播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
| (四) 在文化超越与创新中提升文化自信 |
| (五) 在“走出去”战略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其着作情况 |
（8）先秦儒家知识论研究 ——以性道之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儒家知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周之前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天人关系及德治思想 |
| 一、"天工人其代之" |
| 二、德治思想 |
| 第二节 周代之礼乐文化 |
| 一、德:礼乐文化之根本宗旨 |
| 二、宗法制度:礼乐文化之核心和基础 |
| 第三节 春秋时期原始宗教的转化及对德、礼的追求 |
| 一、"夫民,神之主也":原始宗教的转化 |
| 二、对德、礼的追求 |
| 第二章 孔子的知识论思想 |
| 第一节 知之限度与来源 |
| 一、与人相关的世界 |
| 二、"生而知"与"学而知" |
| 第二节 以人性为立足点的求道之知 |
| 一、孔子之道"仁"以贯之 |
| 二、对人性的自觉:孔子仁道思想之来源 |
| 三、"仁"之蕴意 |
| 第三节 "君子学以致其道" |
| 一、君子:孔子知识论之主体性限定 |
| 二、"下学而上达"的君子塑成之路 |
| 三、学之具体方法 |
| 第三章 《中庸》的知识论思想 |
| 第一节 《中庸》之道与性 |
| 一、"率性之谓道" |
| 二、知性 |
| 三、"诚"之蕴意 |
| 第二节 由"至德"而"至道" |
| 一、"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
| 二、"择善而固执之"的君子塑成之路 |
| 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
| 第四章 孟子的知识论思想 |
| 第一节 知之限度与来源 |
| 一、"知者无不知" |
| 二、"良知、良能"与"学而知" |
| 第二节 孟子之道与性 |
| 一、"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
| 二、"知性" |
| 三、"仁义"之蕴意 |
| 第三节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也" |
| 一、"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 |
| 二、"尽心以知性"的君子塑成之路 |
| 第五章 荀子的知识论思想 |
| 第一节 知之限度与来源 |
| 一、"万物可兼知也" |
| 二、"学而知"与"心有征知" |
| 第二节 荀子之道与性 |
| 一、荀子之道以"礼"为本 |
| 二、"心不可不知道" |
| 三、"仁"、"礼"之蕴意 |
| 第三节 君子由学而道 |
| 一、"无君子则道不举" |
| 二、由学而知道的君子塑成之路 |
| 第六章 《易传》的知识论思想 |
| 第一节 《易传》思想之定位 |
| 第二节 《易传》之道与性 |
| 一、"一阴一阳之谓道" |
| 二、知性 |
| 第三节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
| 一、君子"仁以行之" |
| 二、"穷理"以"尽性" |
| 第七章 《大学》的知识论思想——先秦儒家知识论思想之综合 |
| 第一节 《大学》思想之定位 |
| 第二节 先秦儒家由道、性、君子、学所构成的知识系统 |
| 一、道:先秦儒家之终极追求 |
| 二、性:道之根本凭依 |
| 三、君子:致道之主体性基础 |
| 四、学:致道之方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表 |
（9）困厄与求索：一位教育学研究生教育信念的生活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论题的起源及思考过程 |
| 二、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及创新 |
| 三、研究的可行性 |
| (一) 研究的理论基础:“回归生活世界” |
| (二) 镜子中的注释:自我研究的可能性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信念与教育信念的含义 |
| (二) 生活史的含义 |
| 五、文献综述 |
| (一) 生活史研究文献综述 |
| (二) 教育信念研究文献综述 |
| 六、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 |
| (一) 研究的问题及目标 |
| (二) 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
| (三) 研究计划 |
| 第二章 我的故事:追风筝的人 |
| 一、困厄:“现实震撼”与“信念危机” |
| (一) “现实震撼” |
| (二) 信念危机 |
| 二、追忆:我是好学生 |
| (一) 小学——“玩”出来的好学生 |
| (二) 初中——“坐”出来的好学生 |
| (三) 高中——好学生并不“好” |
| 三、行走: 离开故土后 |
| (一) 本科——草原上的书声 |
| (二) 研究生——繁华区中的边缘人 |
| 第三章 他们的故事:同呼吸共命运 |
| 一、家族:教育无处不在 |
| (一) 父系家族的交往:危难时刻才聚首 |
| (二) 榜样的阴影 |
| (三) 性别:从“重男”到“重女” |
| (四) 棍棒下成长的堂弟们 |
| 二、同龄人:新任教师在想什么 |
| (一) 与同事斗智斗勇:一位公立小学老师的故事 |
| (二) 与学生共同成长:一位私立中学老师的故事 |
| (三) 与自己狭路相逢:一位培训班讲师的故事 |
| 第四章 求索与守望:成为有信念的教师 |
| 一、对教育信念与生活史关系的反思 |
| (一) 教育信念中各构成要素的地位与生活史的关系分析 |
| (二) 家族文化、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对教育信念作用机制分析 |
| (三) 教师和学生所持的教育信念冲突表现分析 |
| 二、对教育信念守护与重构的反思 |
| (一) 建构教师关于学生“可能世界”的信念 |
| (二) 重建教师关于自我的信念 |
| (三) 重建富有生命气息的校园文化 |
| (四) 重建富有生活气息的课程愿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三 |
| 致谢 |
（10）晚清立宪派的政治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法 |
| 一、晚晴立宪思潮的兴起与立宪派的形成 |
| （一）晚清立宪思潮的发源 |
| （二）20 世纪初国内外形势的突变与立宪派的崛起 |
| （三）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
| 二、晚清立宪派的政治取向分析 |
| （一）对政党的追求与坚持不懈的态度 |
| （二）“焦虑”的情绪与“救急解困”的心态 |
| （三）立宪派“依赖政府”的政治情感 |
| （四）较高的政治素养与坚定的变革决心 |
| 三、立宪派的政治实践与理论误区 |
| （一）“求全” |
| （二）“追高” |
| （三）“速成” |
| 四、晚清立宪派政治取向评议 |
| （一）立宪派宪政活动与政治取向的进步作用 |
| （二）立宪派宪政活动与政治取向的不足与缺陷 |
| 结语：立宪派宪政活动的经验教训与历史启示 |
| （一）有宪法不等同于有宪政 |
| （二）不可忽视民生建设对宪政发展的影响 |
| （三）宪政改革应立足于本国国情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空言挑战为时过早（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考全国卷历史试题对时空观念素养的考查研究（2017-2020）[D]. 郭梦琦.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3]贡榜王朝时期缅甸对外关系研究 ——以清、缅、英三角关系为中心（1752-1885）[D]. 黄云川.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D]. 余治国.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6)
- [5]从张之洞所购“瑞记纱机”到张謇创办大生纱厂[J]. 易惠莉. 近代中国, 2018(02)
- [6]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研究[D]. 胡科翔. 重庆大学, 2018(04)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研究[D]. 范晓峰.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9)
- [8]先秦儒家知识论研究 ——以性道之学为中心[D]. 宗超. 山东大学, 2017(08)
- [9]困厄与求索：一位教育学研究生教育信念的生活史研究[D]. 郭丽萌.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10]晚清立宪派的政治取向研究[D]. 刘席威. 辽宁师范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