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替代“保留”

一、警惕另类“挽留”（论文文献综述）

高祎博^[1]（2021）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文中认为本论文试图对“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从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发生入手,对小城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其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也关注其小城镇叙事表现出来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即“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对中国当代社会“城镇化”的文学呈现、记录以及这一过程中折射出的复杂多样的人文体验、美学特征。第一章,着重考察“70后”作家成长背景。小城镇是相当一部分“70后”作家少年时期的成长之地与当下的生活空间。小城镇和“70后”作家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这是“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先天性优势。“70后”作家对小城镇书写多是从日常生活切入,以商街和工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在城市化不断拓进的当代社会,小城镇正在成为都市的模仿者,但有限的生活区域增强了对于外部世界无限的想象。第二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即小城镇青年群体。徐则臣、石一枫、阿乙等作家塑造出一批漂泊的“城市异乡人”形象;田耳、张楚等作家塑造了那些不曾离开故乡的“在地者”形象。小城镇青年群体中有命运跟随国家改革政策而起落的青年工人,也有坚持文学梦想不曾放弃的写作者,他们以火车、地图、星空、望远镜为象征符号展开想象,他们的身与心在故乡与世界之间徘徊不定。第三章,主要探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对于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关系的思考。在“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感受到社会转型时期,都市性的消费主义对小城镇人际关系的冲击。对父子、夫妻关系的影响、塑造,对边缘群体的叙事隐含着“70后”作家的矛盾心态:既渴望摆脱传统伦理关系带来的精神束缚,又呼唤传统伦理秩序回归。第四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关系。“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是面向当代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文学书写。“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以社会事件作为切入点,站在底层视角,以平视的目光审视人生痛点与精神疑难,用细密的笔法描绘出时代变迁中小城镇变化:从物质生活到价值观念乃至思维观念的骚动、渐变。以房伟和马笑泉的作品为例,透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国企改革、城镇化建设等大的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理想化的人文情怀。第五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现代主义即先锋文学的关系。70后作家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忠实读者与文学精神的继承者,在城镇叙事中,他们用充满象征与隐喻的叙事策略,营造出小城镇作为闭合环境的荒诞氛围。本章以金仁顺、黄孝阳、瓦当等作家为例,分析“70后”作家设置的超越常理的人物关系,在那些离奇乃至诡谲的情节背后,叙事的主旨仍在于揭示和描绘世界与人生的无常,现实的变幻莫测。

郭佳音^[2]（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提出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张开^[3]（2021）在《文学生产机制与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情爱叙事（1978——）》文中研究指明

杜未未^[4]（2020）在《空间的文学建构与文化阐释 ——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海外华文文学因创作者经历和书写对象与生俱来的跨域属性,与空间视角有着极强的适配性,受“空间转向”思潮与国内文艺研究理论热点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以空间视野介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北美华文文学作为海外华文创作版图中活跃且高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近代华工书写发展至当代新移民写作,创作实践始终与空间位移带来的意义表征相关联,但相关研究大多停留于对作家、作品的微观解读,缺少系统化、全局性的体系建构与理论梳理。因此需要借鉴空间理论与空间批评路径,对创作文本进行文本细读,结合史实史料,综合观照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在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的特质与互动,整体关注近代以来文本空间中典型空间意象的更迭,以及空间表征模式的流变,挖掘北美华文文学以空间维度对各时代话语、社会场域做出的文学回应。国内外丰富多元的空间理论资源在拓展思维路径的同时,也容易形成新的结构性制约,面对广袤的理论来源我们既需保持开放的视野广度积极吸纳,也要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对理论过度依赖而造成文本阐释的偏移。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研究的建构基点,仍应是立足于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融合。故而在绪论部分,从国外20世纪中后期人文社会思想领域的“空间转向”、文学研究中的空间理论方面综合梳理理论成果,关注国内对空间理论的译介、再阐发与文学批评领域的化用现状,在理论观点不断解构、碰撞、融合的过程中,结合北美华文文学创作实况选择用“乌托邦/异托邦/恶托邦”角度进行空间书写类型的结构性呈现,一方面突破现有空间理论模型的思维制约,一方面从北美华文文学以现实主义叙事型创作为主的实用精神中,提纯出典型空间感知与构建意图,作为进一步观照文学生产所表达的空间关系、精神变迁的重要端口。第一章从北美华文文学作家在空间书写中寄予的“乌托邦愿景”出发,探讨诗性空间定位的“立”与“破”。西方乌托邦概念的空间性与中国原生的桃源式空间发生交叠,并在现代性审美、寓言化言说、以历史僭越现实等创作技艺的加持下,创造出不同时代人类精神冲动的空间想象。不仅早期华工书写中的乌托邦建构,体现出现实层面的生存空间逐利需求与话语层面的异域想象,北美华文文学中也出现过以对异国乡土建立怀旧式乌托邦的方法,在书写家族与寻根故事中铺展代际冲突间的理想化社会诉求,同时新移民创作从全球性反殖民话语体系出发,对革命理想进行乌托邦空间化呈现。此外也有作家选择了截然相反的乌托邦路径,即用私人化的存在空间、割裂于历史的寓言式空间等游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封闭性场域,抗衡历史与社会的空间收编。第二章借鉴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分析空间书写对现实空间再建构的文化意义。异托邦视角不仅代表文学研究范式从历史视角向空间视角转变,更督促着文学批评对知识型的建构、文学秩序的形成、空间并置的认知变奏等进程化问题加以关注。从早期移民经历与留学生叙事中的离散空间来看,唐人街空间由最初被迫他者化的族裔聚落,演变为主动他者化的景观性空间符码,地下室意象则日趋超越离散叙事中的边缘空间定位,见证、演绎着移民群体性地位的提升;从游离于当下的异质空间来看,博物馆、纪念馆、墓地等带有时间超越性的异托邦形态,与危机异托邦所呈现的庇护、排他与悖反属性,在不同层面上展现着异托邦的独特话语模式;从内向审视的心理空间来看,心理诊所、抽屉等空间意象,也具有审视自我救赎、时代省思,考察秩序与隐私感知等价值指向。第三章由恶托邦入手观察极端场景下人的异化与人性省思,北美华文文学发展过程受到近现代时期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殖民、文化压榨,与西方20世纪经济、战争危机两种恶托邦空间感受的共同影响,展现出更为暴虐复杂的空间属性。早期华人移民遭遇“排华”事件的险恶生存处境、战争时期的罪恶城市镜像、恐怖事件阴影下的当代都市空间,以及因愚昧、贫穷、灾难等原因形成的极端封闭场景中的伦理孤岛,在展现群体苦难屈辱、无畏挣扎的过程中体现出人性与天性的博弈与沉沦。第四章聚焦于北美华文文学对空间关系的呈现。作为对空间书写类型及其转型的归纳与演绎的补充,空间的流通、割裂、争夺乃至无序,展现着科技跃迁带来的世界性空间碰撞,与空间激变对国际关系提出的新思考:如何定位空间流通与全球化体系建构中的地方性存在,如何正视社会发展节奏差异导致的空间割裂与认知错位,如何解读人类社会中多种形态的空间争夺行为,这些均是跨域书写需要加以深度思考的即时性问题。第五章集中剖解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的叙事策略,思考表达层面的空间叙事和内容层面的空间表征,如何通过叙事艺术实现共融。综合选择北美华文文学创作中特色较为突出、使用频率较高,且围绕空间元素展开的空间叙事手段,鉴于创作现状与研究视野,在对群体性创作策略的整合和对个体书写经验的凝视下,主要从空间并置主导下的复线结构、以典型空间为原点的桔瓣式结构,以及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的时空嵌套三方面入手。最后总结北美华文文学空间想象流变中的精神史变迁与创作转型,在书写范畴从“区域”到“全球”的转向中,去边界化的地志空间书写与世界化文化症候相互表征;身份感知从“缺失”与“追寻”,到形成多元复合的文化认同,隐形身份认同与日常空间审美化成为新移民作家群拓展书写主题的意识底色;职业叙事原型由“经济”过渡到“科技”,故事空间场域由纽约过渡到硅谷,表象转变的背后实则蕴藏着空间认知结构的跃迁与价值基点的当代重塑。

山丹^[5]（2020）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文中认为童年书写是儿童文学艺术的核心内容,表现童年的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是儿童文学对童年精神的审美创造与诗意追求。童年书写不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策略和创作形式,更是以文学形式构建人类对于自身、他者、社会及历史的一种独特思考方式。本论文以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为研究对象,并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划分为写实型童年书写、经验型童年书写和理想型童年书写,通过梳理三种童年书写范式在主题表现、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事结构、语言类型等方面所呈现的文学图景,归纳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及由此带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启示。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具体章节内容概括如下:绪论主要对童年理论、童年观和童年书写的基本观点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童年书写的研究现状,阐明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的研究价值,并明确了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第一章“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对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勾勒,通过探讨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阐释童年书写的艺术表达与审美意蕴。现实题材儿童小说演变轨迹,聚焦于1917至1999年间的儿童小说历史发展脉络,本论文将其归纳为:新生期、生长期、探索期及繁荣期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儿童小说的创作特征加以分析。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语境的革新和“解放儿童”儿童文学观的确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形成了新的创作格局。通过对儿童小说中童年书写转向的内外成因分析,阐释童年书写的叙事特征和艺术形式。第二章“写实型童年书写中的生命观照”,探讨写实型童年书写对当下童年个体生命的书写维度。本章从个体童年的身份认同、成长书写、性别书写、青春书写和边缘生命书写的不同维度,梳理了童年书写中的写实型童年书写的创作特征。展现成人作家在将现实儿童作为表现对象时,对童年的生活现状、情感真实和生命尊严的理解与尊重。对写实型童年书写创作范式的探究,能够丰富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童年生命书写的内涵和形式,并为儿童文学深入童年精神提供重要的参考。第三章“经验型童年书写中的情感再现”,对童年书写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了阐释。经验型童年书写,分为成人作家对自我童年生活书写的白描,及以文学书写方式再现自我童年的心理投射。在对儿童小说中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解读时,主要从童年回忆的诗意书写,童年乡土的多元书写,童年创伤的投射书写和童年缺失的补偿书写等不同维度加以讨论。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中,成人作家试图通过追寻自我童年生命的书写价值,来呈现儿童小说中的童年经验的艺术形态和审美表征。第四章“理想型童年书写中的童心想象”,探讨了儿童小说中的理想型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本特征和审美意蕴。理想型童年书写作为成人作家对于童年精神的追求与寄托,为当下儿童的成长提供了指引,并为人类童年提供了直达心底的精神滋养。本章从历史语境、战争语境、人类乡土语境和理想童年精神四个维度,建构了理想型童年的创作范式。理想型童年书写为成人作家提供走出个人化童年私语,面向集体童年精神的途径,其体现的是儿童文学创作对于人类童年精神的向往。第五章“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与创作反思”,主要讨论了童年书写所呈现的审美意旨,与其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书写困境。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既体现为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在文本层面,以诗性内核把握童年精神品质和以童心力量坚守文学创作之魂,又体现为童年书写对儿童读者在审美体验中的心灵净化与情感共鸣。在探究新世纪儿童小说的童年书写所面临的困顿境遇时,本论文分别从童年书写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童年书写中成长体验的错位和童年书写中“生命本位”意识的缺失等方面,指出了当下儿童小说的创作困境。并重审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系列化”写作模式,桥梁书阅读模式,及“低龄化”写作现象,为童年文化变革中的童年书写提供突破和发展的新方向。结语部分对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进行了简单的回顾。通过肯定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指出了随着“童年”元素作为儿童小说书写的日趋繁盛,追求童年审美的文学样式将丰富儿童小说的创作空间。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过度商业化的童年书写样式对儿童小说发展的阻碍。因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既要对抗符号文化的侵蚀性,又要保有文学审美的生命力。特别是,童年书写需要从儿童生活的真实感出发,表达儿童生命的深广度,展现童年精神的力量性和童年文化的审美力,为儿童文学阅读构建一个更为美好的审美空间。童年本身能够带给人类的精神力量,引导着儿童小说在立体而饱满的童年书写中,塑造中国童年的独特审美艺术。新世纪儿童小说正是通过不同维度的童年书写诠释着童年精神的生命、历史和文明之歌。

林文候^[6]（2020）在《穿越幻象 ——《海上花列传》中的都市情色探究》文中研究指明韩邦庆是晚清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其《海上花列传》为“狭邪小说”中的压轴之作。本文借助齐泽克“意识形态幻象”理论,结合“大他者”、“凝视”、“症状”、“剩余快感”、“死亡驱力”等概念,细致分析百年之前,上海租界的情色幻象,并探究文本中潜在的,“穿越幻象”的可能。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而正文又包括三个章节。第一章为都市情色与意识形态幻象,第一节勾勒历史叙述中的情色都市,第二节论述休闲小报中透露出的情色想象,第三节在小说文本和史实的对照中,揭露十里洋场的情色幻象。上海租界,是华洋杂陈之地,其意识形态秩序,具有混杂性,借助法律、道德、习俗等加以表达。市民主体们通过被大他者“质询”的方式,将该律令体验为真理,从而内化在自己的行动中,他们明知自己追逐声色幻觉,却安然为之。第二章为都市情色的“剩余快感”,所谓“剩余快感”即在幻象的架构之内,使受到异化的主体,回归原初真实的内心驱力。由于恪守符号秩序的原则,此时获得的快感建立在臣服关系之上,表现为被压迫、被剥削的苦中作乐。第一节从具有殖民特色的鸦片烟入手,论及喜爱抽烟的张小村、赵桂林、沈小红、文君玉等人,分析在殖民者的统治下,此类畸形的快感如何衍生运作。第二节分析上海租界中金钱与欲望的合谋,倌人房中的镜与灯代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逻辑,它们易碎,却又必不可少,它们能彰显文明,却又始终落入恩客“打房间”的男权圈套之中。因此,镜与灯彰显为双重压迫,而倌人对“琉璃世界”的期许,则转折为压迫之下的剩余快感。第三节通过小说人物的梦境,论述他们依附“男根中心主义”的执念。只有在梦境中,人们才能真正意识到幻象-框架,梦境佐证现实的虚构性,也强化了幻象给人的致命创痛。第三章为都市情色的“穿越幻象”。如果说“剩余快感”是臣服于符号秩序的所得,那么“穿越幻象”则是对现实世界中“溢出性症状”的认知,探究症状（symptom）对小说系统,及其背后混杂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反动。第一节探究小说回目“断语”与正文“叙事”之间的缝合勾连,因“断语”部分由文言拟就,其意识形态仍然是较为严正的传统话语,是对小说及洋场声色的刺入。第二节立足于小说中的潜在文本,其中以昆曲为代表,它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人物的心理历程,对情节做了铺垫,但作为一种“回溯性的预言”,颠覆了小说故事框架的平滑。第三节介绍小说中李漱芳等人的爱与死,在“死亡驱力”之下,李漱芳为爱而死的行为,构成小说叙事中的溢出,消泯了沪上都市情色的完整性、统一性。因此,无论是沪上租界,还是小说文本,依托于商品经济,受限于封建男权、殖民威权的都市情色,本身具有虚幻性。洋场中人受意识形态影响,执着于金钱、情爱的探求,陷入欲望困境中,因而更需要认同症状,认同文本系统与都市行为的溢出,为穿越都市情色幻象提供可能。

王妃^[7]（2020）在《论铁凝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传统文化内涵》文中研究说明铁凝是中国当代着名的作家,她辛勤笔耕四十余年,创作了一系列风格迥异的小说,塑造了丰繁各异的人物形象。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铁凝始终以自觉的女性立场理性地审视着女性在乡村与都市、时代变革与日常生活等多元生存空间中表现出来的多重人生选择,关注女性的精神世界及女性的生存状态。铁凝小说中的众多女性形象,都携带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质,闪耀着真善美的人性光辉。但同时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给女性扣上了沉重的枷锁,成为女性个体生存难以摆脱的负担。铁凝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始终葆有自觉的反思意识,一方面她主动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认同和眷念。另一方面,她又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局限,表现了对传统文化负面价值的思考与扬弃。铁凝满怀着对人类精神深层关怀的现实情怀,成为传统文化精神的守护者,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并试图借鉴传统文化精神来援助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铁凝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呈现出她为建设当代文化、构建人类理想精神家园而做的努力尝试。

王帆^[8]（2019）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萌态审美研究》文中认为当代中国,萌态审美在艺术领域有着独特表现,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萌态审美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现象,在给受众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现代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肯定。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萌态审美的衍变滋生了土壤。把萌态审美放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窥见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肯定萌态审美存在的社会价值。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萌态审美有着丰富多样的表征。萌态审美艺术作为一种新的审美精神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生活的变迁以及大众审美的文化心态,体现了中国当代大众别样的审美追求。通过对艺术意蕴、艺术形象、艺术语言、艺术风格中的萌态审美研究,考量出艺术的萌态审美有着新的表达范式、文化意蕴及社会价值。艺术家将萌元素在艺术作品中的融入与呈现,表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塑造了一种新的审美标准,创造出来的不同层次、不同意味的艺术审美类型,集中反映了艺术家对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新探索。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萌态审美以拟幼态化、颠覆性、草根性、娱乐性为突出特征,正以豪放不羁的态势冲击着主流艺术文化价值观,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与审美情趣,改变着当代艺术文化的走向,引起人们对萌态艺术情趣化后果的省思。探究中国当代艺术萌态审美的特征,可以感知人们审美趣味的变迁及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形态。中国当代艺术中萌态审美趣味的产生是由多方面原因叠加形成的,无论是传统文化的积淀,萌文化和审美泛化的影响,还是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侵染、新媒体技术的催化等,都足以成为艺术萌态审美趣味的信标和感性尺度,勾画出现代艺术文化运动的多态多变,从中可以窥见未来艺术文化发展的方向、形式和精神。判断中国当代艺术萌态审美的价值,既有积极向上的一面,能够直面社会现实状态,开拓新的审美视野,确定艺术萌态审美话语的合法性;也有消极影响的一面,其萌态炫酷的另类表达形式及放纵不拘的外表展示了叛逆的价值观,充满着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色彩,受众审美精神期待重建。从美学范畴审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萌态审美现象,可以帮助人们以新的角度洞察世界、观照自我,以艺术的多元化满足审美的多样性。

高璐茜^[9]（2019）在《当代西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些年来欧美频频飞出“黑天鹅”,例如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总统。在西欧,2017年德国新选择党呈黑马之势进入德国议会,2018年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和联盟党联合上台执政,2018年底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西欧政坛风向标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有着集体“向右转”的趋势。这个重大的变化对整个西欧传统中左或中右政党政治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威胁,西欧政治可能面临着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政党政治变局,这些现象说明西欧民众对民主的诉求发生了变化。本文旨在研究以下几个问题:民粹主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西欧近年来频频出现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有着怎样的理论渊源和社会基础?当代西欧主要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如何,其对传统主流政党的影响和其自身发展前景如何?西欧传统主流政党面临民粹挑战又该如何进行调适?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薄意识形态,具有空心化的特点。民粹主义具有自下而上的草根性、非理性的激进性、革命性、强烈的敌对性、后真相时代的欺骗性等等特点。在西欧国家,民粹主义和部分政党二者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出现了部分政党民粹化倾向。近年来,学界也已达成共识,将此类政党界定为民粹主义政党,西欧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民粹主义政党家族。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共出现了三次民粹主义高潮,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和见证的,就是第三次民粹主义浪潮。2016年以来的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的大面积崛起,预示着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已经面临着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的最根本诉求,就在于广大民众对民主的诉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说民众对于自身的认知更加清晰了,对于以往的精英民主、代议制民主有着强烈的不满,对民主的要求也进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境地。此次民粹的出现对西方传统民主制度构成了很大挑战和威胁,民粹的挑战不代表着传统民主的衰落,反而会使民主走向新的发展,使民主获得新生。西欧这场民粹运动的兴起是多因素、多层级、长期发展演变的一个综合性结果。首先,其中西欧民众的身份认同危机、欧债危机后各国持续的经济困境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网络扩散带来的挑战对民粹兴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次,欧洲人口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民众的价值观发生时代性转变,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后国家建构开始面临主权让渡难题的现实,以及后真相时代对民众恐惧和不安的支配,都成为了西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及其运动滋生的肥沃土壤。最后,民众的社会心理和革命心理状态也对民粹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前,西欧的民粹主义政党家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阵营,包含了各类左翼、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运动。文章对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德国新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和英国独立党四个最具有研究价值、最具有影响力的民粹主义政党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兴起背景、意识形态及对所在国的政治影响。本文提出,民粹主义政党未来在短期内影响力不会大幅减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很大可能仍将占据西欧政坛一席之地,不会很快减少或消亡。因为只要广大民众诉求尚未得到满足,只要西欧主流政党尚无应对良策,民粹生长的土壤就会继续存在。而且在西欧各国贫富差距扩大背景下,民粹政党将持续存在,尤其使得民粹主义政党中带有左翼色彩的政策受到民众的支持和欢迎。再者,民众对直接民主的诉求仍然高涨,这就给予呼吁提倡直接民主的民粹主义政党生存空间。民粹也不会成为当前西欧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首先在于民粹主义者漠视资本主义自身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其次由于民粹提倡单一社会和文化,鼓吹仇恨和煽动恐惧感、焦虑感,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倡导国家间孤立存在的状态,但是今后世界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多元化、开放式、宽容、包容并蓄、深入融合的。民粹主义政党冲击了传统政党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主流政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试:积极回应广大民意、郑重对待各项议题、优化党际间竞争环境、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变化、以及提高传统民主制度的有效性。本文综合运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对民粹主义政党进行了综合全面的分析。首先,运用系统分析法,将民粹主义政党放到历史和西欧政治的大背景之中,从社会变迁、社会结构、选民构成、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判断。其次,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西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家族内几个比较具有代表的性的政党将进行对比分析,对比其在意识形态、政策纲领等领域内的异同,从比较中找出共同点和不同点。西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受到作者学识所限、研究时间和资料范围所限,本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文缺乏相关的量化研究。其次,本文对各个政党的实证分析不是十分充分,尤其对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语言上的障碍和材料获取方面的不便,对本论文的写作也构成了一个挑战和阻碍。以上两点不足之处,或将成为作者以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努力方向。

吴群涛^[10]（2017）在《“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认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源于英美的朋克如今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青年文化。早在七十年代末朋克便传入中国,在中国摇滚发展的推动下,于九十年代中期受到了中国青年的广泛关注和热情追捧。在近四十年时间的传播过程中,中国元素和中国话语融入朋克,并对其进行筛选、吸收和改造,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朋克亚文化。论文绪论部分对朋克文化这一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评析,同时对研究意义和价值、创新点、重难点、方法、思路、论文结构安排等进行了相应介绍。论文第一章从梳理英语中“punk”的词源及衍变入手,回顾朋克运动在英美的兴起与发展,剖析出朋克的文化内涵。同时,由“punk”汉译上出现过的论争切入,对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予以概述——经过十余年的“道听途说”和近十年的“地火燎原”,目前朋克在中国的传播处于平稳发展期。在此期间,国内主要有四种朋克传播方式,包括翻译、“打口”、“迷笛”和独立厂牌,它们的联合作用扩大了朋克的受众群体,促成了中国摇滚朋克时代的到来。论文第二章聚焦中国“朋克时代”,选取朋克先锋崔健和何勇,北京朋克乐队群“无聊军队”,以“盘古”、“舌头”、“苍蝇”和“生命之饼”为代表的外省朋克和广受国际媒体关注的“挂在盒子上”为核心的女子朋克乐队进行深入考察,解析朋克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和特征。论文第三章论述具有代表性的乐评人与朋克紧密相关的活动与观点。主要分析涵括郝舫、李皖、颜峻三位知名乐评人的朋克乐评。他们分别代表了国内乐评人在对待朋克文化主要的批评方式与态度,其作品受到了不同时期各个层次的中青年读者的认可,实质上参与了朋克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朋克文化的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论文第四章先从文化认同中的立场和思维、文学的个性表达与普遍诉求和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三个方面来论析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范式的关系,再从文学书写与亚文化传播紧密关联的角度,连通卫慧与棉棉、宁肯与春树这两组具体的“朋克书写个案”的脉象,分析当代作家对朋克文化的接受差异。论文结论呼应绪论及正文各部分,强调指出朋克文化实践的最大意义是不断地敞开问题,让人们拥有更多自由地表达与争论的空间、方式与勇气,并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二、警惕另类“挽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警惕另类“挽留”（论文提纲范文）

（1）“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2）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4）空间的文学建构与文化阐释 ——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穿越幻象 ——《海上花列传》中的都市情色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铁凝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传统文化内涵（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当代艺术中萌态审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西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警惕另类“挽留”（论文参考文献）

• [1]“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D]. 高祎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2]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3]文学生产机制与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情爱叙事（1978——）[D]. 张开.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空间的文学建构与文化阐释 ——北美华文文学空间书写研究[D]. 杜未未. 吉林大学, 2020(03)
• [5]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D]. 山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穿越幻象 ——《海上花列传》中的都市情色探究[D]. 林文候.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7]论铁凝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传统文化内涵[D]. 王妃.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8]中国当代艺术中萌态审美研究[D]. 王帆. 河南大学, 2019(07)
• [9]当代西欧新兴民粹主义政党研究[D]. 高璐茜.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另类青春之歌”—朋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D]. 吴群涛. 武汉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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