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关系中的跨国公司因素（论文文献综述）
晏娇[1]（2020）在《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学界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演进路径和具体机制的研究上。演进路径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问题上,以及具体的诸如“共区原则”、“资金与技术”或者“气候融资”等问题上;气候治理机制的研究则试图从之前的京都机制中寻找机制设置的缺陷,进而对机制的完善提供思路。但这些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诸如“公地悲剧问题”的研究,限制了进一步研究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思维。因为这些研究成果都无法解释两个问题:“为什么全球气候治理不是在‘自上而下’的京都机制式治理路径上进行自我完善,而是在《巴黎协定》的设计下发生了‘自下而上’的转型”以及“为什么美国在京都进程中退出,到了巴黎进程再次退出”。气候治理路径转型之后的“后巴黎时代”的谈判仍然艰难。无论是从合作理论还是从制度主义视角都很难对这种现象给予很合理的解释。因此,研究跳出现有研究成果的限制框架,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背景、梳理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现象、得出治理权威动态变化的结论,最后探讨其对中国的意义。首先,当前的全球治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背景:全球治理总体上呈现出了多层次的特性。各个国家不但更多时候选择进行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更多地选择在特定的议题上进行联合,还有日渐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与传统的主权国家共同拉开了全球治理的大网。因而文将多层次治理框架引入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中,搭建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为支撑,大国气候治理行动为基石,跨国气候治理网络为辅助的全球气候治理架构。其次,通过以“服从”为核心特征的治理权威这一关键因素,探求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根原因及实际意义。分析发现,在气候治理路径的转变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了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一是国家的权威得以增强;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权威已经兴起且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影响。在对“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的梳理中发现,《京都议定书》的惨淡收场实际上并非是其机制设置的问题,原因在于该多层次治理体系没有一个实质凌驾于所有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政府”,因而就无法确保一个机制得到所有国家的遵守。在审视《巴黎协定》安排的气候治理路径时,可发现所谓的“自下而上”路径实质上依靠的是主权国家各自的节能减排行动。由于还没有明确的不遵约机制,因此该路径的治理效果取决于各国最后对国的定位和对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识。协定对签约国实际上的约束力非常小,既无法强制国家履约,也无法在国家能履约的情况下进行惩罚。这就是国家层次在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这一超国家层次的互动博弈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的动态变化——国家权威的强势回归。这是一种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同时也是对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再次,在国家权威回归、超国家权威势弱,且缺乏强制性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发展方向、治国理念以及中国当前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现出的积极态势,文认为目前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现出了方向型领导力。因此通过与国直接相关的气候行动以获得领导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是合理且可行的。最后,结合当前针对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谈判进程,文认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强法律效力的全球性减排协议,全球层面的国家间合作会持续性艰难。因此国家自主气候治理行动最终将会落在次国家层次,而各国是否能顺利地将气候治理政策内化及下沉是气候治理的关键。国家内部的次国家层次的区域化合作、国际层面的次国家合作以及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参与,可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多可能性。
李毓[2]（2020）在《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影响因素分析（2000-2016） ——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文中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意义非凡。进入新世纪,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世界欢迎和平崛起的中国,世界呼唤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由高层恢复政治往来而始,中美关系的全方位发展进步亦由高层政治往来推动,故而研究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并探究其影响因素对提升中美关系的实质和层次具有重要意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是定量分析的经典方法,可探究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并对未来发展方向做出预测判断。本研究将定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结合,共同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探究影响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的影响因素,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本研究首先明确概念界定,明晰本文研究的高层政治往来参与范围、实现形式与涉及领域,并结合与首脑外交概念的比较并总结出其对国家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及作用。在理论基础铺叙后,本研究对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位总统任期内的《中国外交》年鉴中的中美关系章节作文本分析,重点归纳高层政治往来活动水平、层次,利用Python语句进行词频排序确定回归模型的建立方向。以此为指引,先后提出研究假设,确立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自变量相关指标,搜集数据建立变量库。随后,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过程中逐渐消除共线性影响,剔除无关变量,得出研究结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关系与高层政治往来呈显着性的正相关关系,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对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并不呈现出显着性影响,另外,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高层政治往来呈现出负相关关系。最后,根据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解读其形成机制,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中给出提升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以战略性眼光审视贸易关系,以全局性视角看待台湾问题,关注人权、宗教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其中折射出的意识形态冲突问题并强化元首驱动、外长推动、部长联动的三级能动体系。利用回归模型的预测功能对接下来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即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深入发展,台湾问题的处理上中国更加主动,中美的海上问题凸显,中美的竞争态势逐渐加剧。本研究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统计学与国际关系学交叉的视角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冲佩璇[3]（2020）在《智库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克林顿政府作为后冷战时期美国真正意义上的首届政府,其形成的对华外交政策奠定了整个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总基调。纵观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形成过程,可以发现美国各类智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智库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制定这个角度出发,进行中美关系研究,可以重视智库在中美交往中的作用,从新视角厘清美国对华政策脉络、掌握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精髓。智库能够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制定,是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所促成的。以白宫和国会斗争为主形成的去中心化、各自为政的政治体制,以及政党组织体系松散和动员大众能力的下降造成的宽松政治环境,为美国智库提供了进行政策建议的真空地带。同时,经过保守主义运动之后,美国智库开始带有党派色彩,他们积极为自己归属的党派提供政策建议来进行党派斗争,自此加大了智库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程度。伴随着智库“中国学”研究的深入,以克林顿政府时期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为契机,美国智库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产生的影响开始凸显。奉行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且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智库和奉行自由主义外交理念且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智库,以及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无党派色彩的中立智库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三大派别的智库在各自外交理念指导下分别提出对华“威慑接触”、“弹性接触”和“遏制并接触”政策,三种形式迥异但目的都是以美国利益至上的政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克林顿政府官方对华政策倾向的形成。三大派别智库依据各自的政策倾向,在对华经贸问题、涉台问题和如何应对中国能源、环境发展问题,中国军力发展问题、民主人权问题上提出意见建议。总的来说,保守主义智库政策建议表现出遏制成份多于接触成份的特点,自由主义智库政策建议表现出接触成份多于遏制成份的特点,中立智库政策建议是视中国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是否在美国接受范围内,来决定对华采取遏制为主、接触为辅还是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政策。不管三大派别智库在各自信奉思想、理念指导下总体政策倾向和具体政策建议如何,其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使美国在美中交往中占据主导地位。三大派智库作为可以影响美国政策成型的权力二层,他们通过“旋转门”机制、充当候选总统政策设计师和政策营销手段,动员权力内层和权力外层来共同影响政府决策,通过各种政策营销方式促成克林顿政府对华“遏制+接触”政策的形成。
李国敏[4]（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王宁[5]（2019）在《美国跨国公司的话语权建构 ——基于中美经济外交的视角（2008-2018）》文中提出2018年对于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而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2018年不仅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美建交以来双边关系最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作为21世纪初以来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美国多变的对华外交政策,经济关系从1998年至今在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成为维护两国双边关系向良性发展的“压舱石”。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经济却已经有从“压舱石”向“政治武器”演变的趋势,因此,在当前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中美经济外交的地位不言而喻,对中美经济外交的现实和历史研究尤为必要。从21世界初经济外交这个理念被提出以来,中美两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在重大的经济议题上积极通过斡旋、谈判和利用国际机制等外交手段来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这就为掌握经济权力和希望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经济权力主体和利益集团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争夺话语权的新的领域,其中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主要代表。本篇论文首先在理论层面上通过阐释福柯的“话语权”理论来解释话语如何产生权力,以及话语权力的构成,话语实践的语境,并逐步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国际话语权及其建构的五个维度。在理论上确定话语可以产生权力以及如何产生权力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中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来提出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中成为话语主体的理论和制度保证。在宏观制度层面上,通过分析中美经济外交机制的双层博弈机制和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权力结构,找到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机制框架下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制度依据,即“话语语境”,再进一步在微观层面上采取传播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五个维度: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平台和话语效果来在“话语实践”维度进一步探讨美国跨国公司这一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在2008-2018年历时十年的中美经济外交中作为话语主体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力路径,并探讨该话语路径和机制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人民币汇率”、“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关税”三个案例进一步检验和探讨这一话语建构机制,并发掘影响其话语效果的因素。为了回答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十年间不同阶段的变化,笔者通过对媒体的内容分析找寻变化背后的原因。最后,基于研究结果,笔者指出了该项研究对于当代中美经济外交的重大意义。
季澄[6]（2018）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互动进程本身的复杂性与结果的不可预期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将愈加通过海权维度予以集中呈现。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实践表明,中国正在加速由一个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无疑又增加了海权相较于陆权在确保国家安全、发展与繁荣方面的比重与分量,甚至不排除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区或全球型海洋大国的可能性。中国海权的崛起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以及地区重大利益的关键变量,这也意味着中国海权的发展正成为“一种现象”或是“一种问题”,美国需要予以认真对待,一旦战略应对失策,美国将付出类似于丧失地区主导地位的极其沉重的代价。鉴于此,美国战略界认为有必要对其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出客观、理性的评估与判断,既不宜过分夸大美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但也绝不忽视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其领导地位可能造成切实影响的核心要素的考察。美方认为,无论从宏观战略层面还是具体实践层面看,中国海权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它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塑造美国地区战略和海上实践的最大外部牵引因素。从国家大战略缔造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赋予其发展海权的一般性逻辑依据,也就是说,中国旨在通过海洋实现国家基本安全与基本富裕的战略谋划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合法性,是国家谋求强国地位的应有之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数次对海洋的探索与实践,并得以从根本上保证中国海洋战略实践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看,美方认为,伴随中国海洋利益的不断拓展,中美双方原本在东亚地区形成的“陆海二元分离型”地区安全秩序正在被融入更多的海权要素,中国的海上实力与影响力正迅速进入东亚周边海域,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更广阔的海域延伸。鉴于美国自身鲜明的海权属性,美国势必会对此种具有颠覆地区传统地缘格局潜能的海上实践予以高度防范与警惕,并致使其在战略态度的选择上倾向于对抗而非妥协,在此基础上锻造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将丧失其应有的灵活性。此外,双方海上互动频率的增加难免带来摩擦与对抗的风险,如何有效管控此类风险并防止其升级,进而危及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秩序也是美国面临的一大考验;从海权建设的角度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海上力量核心要素—海军的发展,正在侵蚀美国的传统海上优势地位,这将迫使美国海军重新审视其在后冷战时代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及其所应肩负的职责与角色,并将战略关注的重点由非国家行为体转向国家行为体,并以此牵引美国海权的建设,实现海权的战略回归,即将最终的战略着力点放在应对潜在的挑战者身上。与此同时,海权本身及其战略内涵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马汉倡导的海权的基本原理发生了重大改变,通过主力舰队决战赢得制海权已不再被各国海军视为“定律”。事实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愈发紧密的经贸联系,科技水平的跃升,使得制海权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都受到极大限制,夺取制海权的目的已超出单纯的军事范畴,海上安全更多地被视为一项全球公共产品,这也促使各国在战略手段的选择上更强调合作,而非纯粹的零和博弈。总之,在美方看来,鉴于种种历史与现实原因,中美新一轮海上博弈及其所开启的权势转移进程,将很难实现半个多世纪前英美两国海上权势的和平转移,摩擦与对抗将长期伴随两国海上互动进程。但另一方面,美方始终认为摩擦与对抗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与战争,美方应寻求与中国达成最起码的海上战略谅解,有效管控分歧与摩擦,并尽可能在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进而分担其维护海上公共安全的成本。对中国来说,其与美国的海上互动需以三点认知作支撑:一是在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一个地区性海洋强国之前,中国仍是两国海上互动中的弱势一方。尽管其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正逐步缩小,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享有地区海上主导权;二是中国发展海权的道路选择已上升至国家大战略层面,是全民族共同意志的体现,建设海洋强国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自身所处地缘环境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的限定,中国仍应追求旨在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有限的海权,而不是与美国争夺全球海上领导权;三是美国仍是中国海权发展的最大外部限制性因素,与美国的海上互动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对此,寻求中美海上互动新模式,构建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架构,尽量降低美国对自身海上力量建设和海洋利益拓展的阻碍和干扰,理应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选项,而不是权宜之计。
赖明明,黄卫平[7]（2016）在《互联网时代中美双赢未来展望》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是互联网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21世纪互联网时代中美关系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是关乎全球利益的重大问题。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美共享式发展,以及中西文明在碰撞中融合三大因素,奠定了中美合作共赢关系的基本轨迹;同时,分析了中美博弈的三种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建立新型中美关系的要点是角色定位清晰,美国要发挥"火车头"作用,中国要发挥"稳压器"作用,互联网对于巩固中美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网络空间的合作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互联网时代能缔造中美双赢的未来与全球共赢的未来。
王海腾[8]（2014）在《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研究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对美公共外交活动。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中美交往过程中对美公共外交可以对两国关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当前中国和平崛起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应如何开展对美公共外交？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外交社会化趋势的加强以及科技传媒手段的发展，国家间社会层面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密切，针对他国公众的公共外交活动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蓬勃发展，同样也成为中国新世纪以来开展对外交往和发展外交关系的重要形式和主要内容。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经历了在理念上不断提升、在机制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现在已经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公共外交关系，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而对美公共外交则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处于重要地位，发挥尤其突出的作用。中国的对美公共外交经历了一个由起步到形成、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美两国打开交往的大门就缘起于着名的乒乓外交。建交后的八九十年代，两国不断拓展在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相互交往和人员往来，对美公共外交在这些实践中开始起步、逐步形成。进入新世纪以来，对美公共外交开始走向正规化的发展轨道，通过首脑外交中的公共外交行为、孔子学院的建设、对美文化交流、对美传媒外交、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首脑在出访中与美国公众的互动是对美公共外交的传统活动，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和魅力为美国社会提供了了解真实中国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为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而设立的孔子学院在美国风生水起，其担负的公共外交使命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文化交流是对美公共外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外传播中的文化内涵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传媒在美国常常被称为“第四权力”，如何与美国传媒打好交道并最终服务于对美公共外交，也是对美公共外交的重要问题。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常常被忽略，随着中美经贸往来的持续上升和在美企业的增加，经济领域的公共外交需要得到重视。本文对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必要性与作用进行了剖析。公共外交的目标在于夯实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必须明确公共外交致力于发展国家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导向。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和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这对如何建立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推动国际社会和平发展颇具启示，而公共外交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家的真正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国际新理念新规范的提出，文明多样性如何在实践中实现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可以有所作为。新世纪以来对美公共外交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两国公众的往来与沟通进一步加强，美国公众的中国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两国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对美公共外交仍然存在诸多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两国公众固有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念的差异，也包括部分媒体的误导和歪曲等因素。当前对美公共外交存在的困境主要有两国话语体系存在差异，以及对美公共外交的影响力有限等。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国进一步加强对美公共外交的对策建议。文章指出，中国对美公共外交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公共外交的理念需要进一步革新，对美公共外交要切实推动两国社会交往，完善立法与机制建设，加大民间力量的参与范围和程度。公共外交的公众导向需要进一步明确，对美公共外交要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明晰重点群体的重要特征，对于不同交往对象区分不同交往方式。公共外交的效能需要持续提升，对美公共外交要重视“心灵政治”层面的沟通，形象塑造和观念传播要贴近美国公众，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都要遵循双向性和互动性原则。此外，公共外交研究需要不断加强，对美公共外交要自觉推动软实力的提高，无论是弘扬传统文化还是介绍当代中国，都要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只有拥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才能实现全面的、真正的崛起。
徐璐[9]（2013）在《论美国跨国公司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政治出现了经济关系政治化、政治关系经济化的趋势。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仅在经济方面有所作为，还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跨国公司不仅是世界市场上的主力军，还是国际政治发挥重要影响，不仅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不断地关注和通过跨国公司来获取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一些国家已经充分认识了跨国公司是扩展国家经济影响力的一把利器。但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影响是双重影响，既带来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在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中，针对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中的利弊两方面进行研究的不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美国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使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加深。但是因为美国跨国公司在某种程度上会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影响母国与东道国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本文试图用归纳总结国内外以往的经验，分别从跨国公司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积极影响、消极影响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总结跨国公司所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希望通过分析为我国政府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跨国公司和有效的规避跨国公司所带来的风险，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和对策建议。
高顺祥[10]（2012）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台湾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后，利益集团政治在美国外交决策领域的影响逐渐彰显，其中台湾利益集团在美国外交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影响。本文对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台湾利益集团的构成及其在美外交政策领域施加的影响进行了重点论述。冷战后，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外交方面的争权愈演愈烈。国会通过手中掌握的拨款权、人事任免权、监督听证权等权力深度介入外交事务，并与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国会成为利益集团最主要的“发声管”。台湾利益集团自出现时起，就与国会关系密切，部分国会议员实际充当了台湾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台湾利益集团构成复杂，大体可分为“台湾系”和“本土系”两大类：台湾系是指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派出机构及其利益的代理人，由台湾当局支配或暗中指使，是集团的核心力量；本土系则是由于经济利益驱使或出自意识形态、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而支持台湾的美国利益集团、个人或组织，他们属于外围成员，但作用不容低估。台湾利益集团活动目标主要是为台湾谋利益，比如争取台湾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谋求独立国家地位等。为此，台湾利益集团通过游说议员和行政官员、公关外交、感情投资、政治捐献等多种方式拉拢美国决策部门，离间中美关系，使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出现跌宕起伏局面。冷战后，台湾利益集团推动了台湾领导人访美、美国对台军售、台湾入联等多个破坏海峡两岸和平与中美关系稳定的事件，造成海峡局势的持续紧张，不仅给中美关系带来诸多变数，也使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困难重重。基于其对中美关系和海峡稳定造成的严重后果，本文最后提出必须对台湾利益集团施加给美国社会的影响加以“隔离”并予以修补。具体说来，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力度，改进工作方法——由原来的由上而下，重视美国上层而忽视美国民众的工作方法改为既重视中美上层社会的示范作用又充分发挥两国民间社会的联系纽带作用的上下结合的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以此减少台湾利益集团等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中美关系中的跨国公司因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美关系中的跨国公司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全球治理中的权威的研究 |
| (二)关于气候治理路径的研究 |
| (三)关于多层次全球治理的研究 |
| (四)关于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研究 |
| (五)国内外研究综述的评价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一)文的主要创新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重构 |
| 一、全球治理权威的重置与分解 |
| 二、全球治理权威的分层 |
| (一)国家让渡权威给区域一体化组织 |
| (二)国家让渡权威给国际组织 |
| (三)非国家行为体逐步形成权威 |
| 三、多层次全球气候治理的思路与架构 |
| (一)全球气候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同源性 |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思路 |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架构 |
| 第二章 “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上而下”的实质 |
| (一)“自上而下”的内涵 |
| (二)“上”与“下”之间的“服从”关系 |
| (三)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原因 |
| 二、“自上而下”治理思路的源起与实践 |
| (一)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 |
| (二)美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 |
| (三)欧盟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体系 |
| (四)臭氧层治理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
| 三、“自上而下”思路安排下的京都机制 |
| (一)联合履约机制 |
| (二)清洁发展机制 |
| (三)排放交易机制 |
| 第三章 “自下而上”的全球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下而上”的实质 |
| (一)“自下而上”的内涵 |
| (二)“下”与“上”之间的相对关系 |
| 二、《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安排 |
| (一)国家自主贡献 |
| (二)国家自主贡献的内容 |
| (三)国家自主贡献的特点 |
| 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外的“自下而上”路径 |
| (一)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兴起 |
| (二)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范例 |
| 四、美国国内“自下而上”气候治理实践 |
| (一)加州经验 |
| (二)康州经验 |
| 第四章 两种气候治理路径下的权威分析 |
|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结构 |
| (一)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不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动态的气候治理权威的变化 |
| (一)京都机制的衰弱——国家权威让渡受限 |
| (二)《巴黎协定》——国家权威增强 |
| (三)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知影响 |
| 三、权威的动态变化带来的结果 |
| (一)国家权威在转向过程中增强 |
| (二)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 |
| (三)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 |
| 第五章 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中国应对 |
| 一、中国与京都机制的互动 |
| (一)中国参与的CDM项目 |
| (二)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 |
| (三)京都时期中国体现的大国担当 |
| 二、中国在“自下而上”时代的大国风范 |
| (一)日益进取的中国治理 |
| (二)中国地方政府与城市的治理实践 |
| 三、中国在后巴黎时代的角色定位 |
| (一)中国以积极作为发挥“领导”作用 |
| (二)中国的准备 |
| (三)中国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重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致谢 |
（2）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影响因素分析（2000-2016） ——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中美双边关系研究 |
| (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定量分析 |
| (三)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与实际应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第1章 核心概念界定 |
| 1.1 高层政治往来 |
| 1.2 高层政治往来与首脑外交 |
| 1.3 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
| 第2章 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状况分析(2000—2016) |
| 2.1 小布什政府——相对稳定时期 |
| 2.2 奥巴马政府——竞合并存时期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的构建与运算 |
| 3.1 研究假设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与分值体系的构建 |
| 3.2.2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选取与处理 |
| 3.3 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 |
| 3.3.1 描述性统计 |
| 3.3.2 多元回归设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多元回归运算结果分析 |
| 4.1 解析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的主要变量 |
| 4.1.1 中美进出口总额与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状况呈正相关关系 |
| 4.1.2 美台关系与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状况无显着相关性 |
| 4.1.3 美方直接投资与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呈负相关关系 |
| 4.2 提升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的可行路径 |
| 4.2.1 以战略性眼光审视贸易关系 |
| 4.2.2 以全局性视角看待台湾问题 |
| 4.2.3 关注人权、宗教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
| 4.2.4 强化元首驱动、外长推动、部长联动的三级能动体系 |
| 4.3 预测中美高层政治往来的发展方向 |
| 4.3.1 在经贸领域,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将更深入发展 |
| 4.3.2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在中美高层政治往来中将更加主动 |
| 4.3.3 中美的海洋权益问题将进一步显现 |
| 4.3.4 中美关系竞合并存态势还将延续,竞争因素将进一步增加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智库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智库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缘由 |
| 第一节 美国独特的政治体制 |
| 第二节 智库的政治转型和研究领域的扩展 |
| 第三节 时代机遇造就的对华政策大辩论 |
| 第二章 智库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倾向的影响 |
| 第一节 保守主义智库的外交理念和对华“威慑接触” |
| 第二节 自由主义智库的外交理念和对华“弹性接触” |
| 第三节 中立智库的理念和对华“遏制并接触” |
| 第三章 智库对克林顿政府处理对华重点问题的建议 |
| 第一节 传统基金会对政府处理对华重点问题的建议 |
| 第二节 布鲁金斯学会对政府处理对华重点问题的建议 |
| 第三节 兰德公司对政府处理对华重点问题的建议 |
| 第四章 智库政策建议下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逐渐清晰 |
| 第一节 智库发挥政策影响力的途径 |
| 第二节 克林顿政府对华最终形成“遏制+接触”政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
（4）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 三、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 一、后危机时代 |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非政治风险 |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 结论 |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美国跨国公司的话语权建构 ——基于中美经济外交的视角（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权力与话语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的跨国公司话语权 |
| 第三节 经济外交和跨国公司 |
| 第四节 经济外交机制下的跨国公司话语权 |
| 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经济外交机制与美国跨国公司话语权 |
| 第一节 中美经济外交与美国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美国对外政策制定机制与美国跨国公司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十年间的话语权建构 |
| 第一节 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时期的“人民币汇率”议题(2008-2012年) |
| 第二节 中美经济外交竞治化时期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议题(2013-2016年) |
| 第三节 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关税”议题(2017-2018年)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外交十年间的话语权变化 |
| 第一节 话语主体的变化 |
| 第二节 话语对象的变化 |
| 第三节 话语平台的变化 |
|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 第二节 研究发现 |
| 第三节 对未来中美经济外交的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美国在华跨国公司话语权指标、赋值及说明 |
（6）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概念界定与探析 |
| 论文的主要议题和写作思路 |
|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美国战略界眼中的海权与中美关系 |
| 1.1 海权是美国战略界经久关注的重大战略议题 |
| 1.1.1 美国海权的一般逻辑及其发展演变 |
| 1.1.2 美国对于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的双重护持 |
| 1.2 海权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嬗变 |
| 1.2.1 19世纪中后期至冷战前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 1.2.2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 1.2.3 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 1.3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海权维度 |
| 1.3.1 美国战略界对于中美关系的再思考与战略调整 |
| 1.3.2 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关系中的海权议题的再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的评估 |
| 2.1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历史维度的透视 |
| 2.1.1 辉煌与挫折交织的中国海权演进历程:助推中国海权发展的智识基础 |
| 2.1.2 借鉴过往守成国与崛起国海上博弈的经验教训:中美实现海上权力和平转移仍存在“不确定性” |
| 2.2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理论维度的透视 |
| 2.2.1 新兴国家海权崛起的一般规律及其逻辑辩证关系 |
| 2.2.2 从“陆海二元对立”到“陆海统筹”:中国海洋政策转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2.3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现实维度的透视 |
| 2.3.1 对“建设海洋强国”背景因素的评估 |
| 2.3.2 对“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认知及其与国家大战略目标的对接 |
| 2.3.3 对“建设海洋强国”具体实施情况的评估 |
| 2.3.4 “建设海洋强国”对于中国周边海域及美国自身的影响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海军力量建设进程的评估 |
| 3.1 对中国海上军事学说构成要素的评估 |
| 3.1.1 对以马汉为代表的西方经典海权理论的借鉴与吸收 |
| 3.1.2 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
| 3.1.3 “海军民族主义”的存在及其影响 |
| 3.2 对中国海军战略转型进程的评估 |
| 3.2.1 基础能力提升阶段(2004 年至2006 年) |
| 3.2.2 初步涉足西太平洋地区(2007 年至2009 年) |
| 3.2.3 实现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态化部署(2010 年至2012 年) |
| 3.2.4 逐渐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结合”演进(2013 年至2014 年) |
| 3.3 对中国海军战略转型认知依据的评估 |
| 3.3.1 对中国重要海洋利益的评估 |
| 3.3.2 对中国面临的周边海上安全风险的评估 |
| 3.3.3 中国的主要海上战略目标:近海与远海的统筹 |
| 3.4 对中国海军总体作战效能及未来发展走向的评估 |
| 3.4.1 对中国海军总体作战效能的评估 |
| 3.4.2 对中国海军未来发展走向的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战略界对于中国海上实践的核心战略关切 |
| 4.1 对中国提升所谓“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关切 |
| 4.1.1 美方对中国所谓“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评估 |
| 4.1.2 美方应对中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相关举措 |
| 4.2 对中国与邻国海洋争端的关切:以南海地区作为考察重点 |
| 4.2.1 南海争端的具体表现类型及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
| 4.2.2 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应对:战略层面的“拖延战略”与战术层面的“胁迫策略”相结合 |
| 4.2.3 美国在南海地区的主要利益关切及其策略应对 |
| 4.3 对中国海权拓展的战略取向的关切:以印度洋地区作为考察重点 |
| 4.3.1 印度洋将成为中国海权拓展的主要战略方向 |
| 4.3.2 中国在印度洋拓展海权的具体战略举措 |
| 4.3.3 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保障基地的模式选择问题 |
| 4.3.4 中国向印度洋地区拓展海权的限定性要素 |
| 4.4 对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服役及其战略影响的关切:以航空母舰作为考察重点 |
| 4.4.1 对中国发展航空母舰的基本条件的评估 |
| 4.4.2 对中国航空母舰具备的功能性要素的评估 |
| 4.4.3 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其应对举措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的美国政策因应 |
| 5.1 美国政府的因应之策:具有高度现实适切性的印太战略谋划 |
| 5.1.1 中美海权博弈的“二元特征”:冲突与合作并存 |
| 5.1.2 印太地缘概念及其缘起探析 |
| 5.1.3 美国印太战略愿景谋划及其“包容性平衡”理念的体现 |
| 5.2 美国国防部的因应之策:对美国《亚太海上安全战略》的解读 |
| 5.2.1 美国防部对于印太海上安全环境的判断 |
| 5.2.2 美国防部关于印太海上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 |
| 5.2.3 美国防部关于确保印太地区海上安全的相关举措 |
| 5.3 美国海军及相关军种的因应之策:对制海权的重新掌控 |
| 5.3.1 对变化中的全球海上安全环境及其威胁来源的判断 |
| 5.3.2 新时期美国海军理应具备的五项基本能力与战略素养 |
| 5.3.3 对水面舰艇力量建设的高度关切:获取制海权的关键 |
| 本章小结 |
| 尾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7）互联网时代中美双赢未来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世界因素: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
| (一)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
| (二)全球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互联网+”超越科网股泡沫陷阱成为新经济领头羊 |
| 三、中美因素:全方位共享式发展 |
| (一)中美合作是双赢的选择 |
| (二)中美贸易投资互为依存 |
| (三)雁型模式与温特制将中美产业捆绑在一起 |
| (四)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 |
| 四、文明因素:冲突论与和平论 |
| (一)西方传统的文明观倾向冲突论 |
| (二)中国传统的文明观倾向和平论 |
| 五、大国博弈:角色定位与互联网 |
| (一)中国对在中美关系的角色有着清晰的定位 |
| (二)美国对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存有模糊 |
| (三)互联网有助于防范中美擦枪走火 |
| 六、结论 |
（8）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外公共外交的研究进程 |
| （二）国内外公共外交的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公共外交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理论框架：社会视角下的公共外交 |
| 一、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 |
| （一）国际政治的国家—社会理论 |
| （二）国际政治的社会学转向 |
| 二、建构主义与公共外交 |
| （一）建构主义分析模式 |
| （二）建构主义与公共外交 |
| 三、公共外交的三层进程分析 |
| （一）交往模式与公共外交的交往层面 |
| （二）认知模式与公共外交的认知层面 |
| （三）建构模式和公共外交的建构层面 |
| 第二章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发展过程 |
| 一、中国公共外交的兴起 |
| （一）各国公共外交的兴起 |
| （二）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过程 |
| （三）中国发展公共外交的原因与动力 |
| 二、对美公共外交的历史演变 |
| （一）对美公共外交的源起（1971 年——1978 年） |
| （二）对美公共外交的起步（1979 年——1999 年） |
| （三）对美公共外交的形成（2000 年——至今） |
| 第三章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 |
| 一、首脑外交中的公共外交行为 |
| （一）中国领导人对美公共外交 |
| （二）对美首脑外交的公共外交效应 |
| （三）国家首脑的品牌塑造 |
| 二、孔子学院的建设 |
| （一）在美孔子学院的发展 |
| （二）孔子学院的汉语推广 |
| （三）孔子学院的公共外交效用 |
| 三、中美文化交流与传媒外交 |
| （一）文化交流的公众化 |
| （二）对美文化交流 |
| （三）文化交流的机制建设 |
| （四）对美传媒外交 |
| 四、经济领域的对美公共外交 |
| （一）经济领域公共外交的起步 |
| （二）开展经济领域公共外交的动因 |
| （三）经济领域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作用与成效 |
| 一、对美公共外交的作用与意义 |
| （一）推动中美关系顺利发展 |
| （二）加强与美国社会深入交往 |
| （三）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
| （四）推动世界文明多样性 |
| 二、对美公共外交的目标与成效 |
| （一）交往层面：中美社会交往增进 |
| （二）认知层面：美国公众中国观改善 |
| （三）建构层面：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加强 |
| 第五章 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对策建议 |
| 一、革新公共外交理念，构建多方参与机制 |
| （一）加强公共外交战略设计，完善立法和机制建设 |
| （二）构建多方参与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 |
| 二、明确公共外交公众导向，提高不同群体针对性 |
| （一）对美智库公共外交 |
| （二）对美利益集团公共外交 |
| 三、重视公共外交成效，推动交往内容方式的提升 |
| （一）丰富公共外交的内涵 |
| （二）提升公共外交的互动性 |
| 余论：崛起中国家的公共外交 |
| 一、国家崛起中的观念建构 |
| 二、公共外交中国际理念的提出 |
| 附录 在美孔子学院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9）论美国跨国公司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及选题立意 |
| （二） 、本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二、 国际社会中的跨国公司 |
| （一） 跨国公司的界定 |
| （二） 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动机与方式 |
| （三） 、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中的双重影响 |
| 三、 跨国公司对中美关系的积极影响 |
| （一） 促使中美关系政治经济互动 |
| （二） 、推动中美经济贸易顺利发展 |
| （三） 、促进两国政治互信 |
| （四） 、案例分析：可口可乐在中国 |
| 四、 跨国公司在中美关系的消极作用 |
| （一） 、挑战中国的国家主权 |
| （二） 、加深中美贸易摩擦 |
| （三） 、冲击中国的发展战略 |
| （四） 、案例分析：谷歌退出中国事件 |
| 五、 正视跨国公司带来的双重影响——中国的对策思路 |
| （一） 、完善相关法规制度 |
| （二） 正确引导与监督 |
| （三） 、组建及发展本国跨国公司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10）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台湾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外交决策和利益集团政治 |
| （一）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决策特点及对华决策 |
| （二） 利益集团政治 |
| 二、冷战后的美国台湾利益集团 |
| （一） 美国台湾利益集团的产生及构成 |
| （二） 美国台湾利益集团的目标及影响中美关系的手段 |
| （三） 美国台湾利益集团影响中美关系的效果和制约因素 |
| 三、 冷战后美国台湾利益集团影响中美关系案例 |
| （一） 台湾领导人访美 |
| （二） 对台军售及军事合作 |
| （三） 积极策划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
| （四） 借人权民主问题向中国施压 |
| 四、防止台湾利益集团破坏中美关系对策研究 |
| （一） 针对美国国会本身的工作 |
| （二） 针对美国社会层面的工作——公共外交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中美关系中的跨国公司因素（论文参考文献）
- [1]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D]. 晏娇. 吉林大学, 2020(08)
- [2]中美高层政治往来影响因素分析（2000-2016） ——基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D]. 李毓. 吉林大学, 2020(06)
- [3]智库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冲佩璇.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美国跨国公司的话语权建构 ——基于中美经济外交的视角（2008-2018）[D]. 王宁.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6]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D]. 季澄.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7]互联网时代中美双赢未来展望[J]. 赖明明,黄卫平.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06)
- [8]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研究[D]. 王海腾.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9]论美国跨国公司对中美关系的影响[D]. 徐璐. 吉林大学, 2013(09)
- [10]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台湾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D]. 高顺祥. 山东师范大学,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