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1949-1950年6月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观望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柳直[1]（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提出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李宁[2]（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认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任慈[3]（2020）在《“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是对华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台湾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冲击和挑战。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等精英上层人物入境权和迁移权,使之免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将中国留学生打造成美国移民政策和对华外交政策失衡的“调节剂”——既可安抚中国不断攀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又能为中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减免部分庚子赔款并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试图教育中国学生使之“西方化”“基督教化”,继而让中国实现“美国化”。中国留学生遂成为美国收获对华贸易利益、扩大对华影响的一项重要工具。以上内容,也构成了美国长久以来具有理想色彩的国际主义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基调。1949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震荡、迎来重要转型,从国际主义逐步蜕变成冷战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照。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让美国无法迈出承认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思想在留美中国学生间蔓延的担忧,也促成了美国对“滞留”的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援助、实施文化外交,进而渗透美国价值观和优越论。旅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归留问题也成为冷战初期中美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调整移民政策,赋予旅美中国留学生居住权、工作权、免驱逐等一系列实质性特权,方便亲美及中间派中国留学生完成从留学生到难民再到永久居民的身份转换,让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所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离境管控,严防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回国,继而从科学技术方面遏制新中国。中断与中国大陆的留学教育交流后,美国在50年代转向吸收港台地区中国学生赴美。至此,遏制共产主义和吸引人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战后美国总体留学生政策的双重轨道。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曾长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粘合剂”的重要角色,连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语言迥异的两国。然而在冷战初期,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角色和影响更加复杂、多面。他们因所持技能的重要性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因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而开展的外交对话,由于不会引发国际争议、低政治风险和低投入,而被美国政府接受,因此也直接促成了中美官方对话,为两国关于其他问题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且少为学者探索的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战后整体留学生战略构建亦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上对华留学生教育的成功性,是支持和激励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留学生作为当时旅美第二大留学生群体,也因持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第一批敲开美国移民大门的“有色族裔”留学生。其三,中国滞留学生和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或以“战争流亡者”“难民”身份合法留美,或凭借其技术专长成为首选类移民优先入籍,对保守的、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传统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让移民接收问题更看重移民的政治、经济价值。中国留学生帮助弥合了美国种族化移民限额制度和冷战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兼具实用主义的人才吸引目标,以及建构美国形象的冷战宣传目标。其四,中国留学生入籍美国,从地缘范围上讲,让美国留学生人才吸引的范围从欧洲拓展到亚洲。美国解决中国留学生身份困境的种种法律政策实践,也惠及了其他在美留学生群体,诸如韩国、印度学生纷纷效仿,带动了战后亚洲国家留学生和技术交流人员曲线移民美国的浪潮,成为60年代国际社会“人才流失”争议爆发的曲序和前奏。
崔翠翠[4]（2020）在《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文中研究指明冷战时期,美国出于本国和盟国安全考虑,向盟国及占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提供了长期军事、经济援助。美苏冷战爆发后,菲律宾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基地之一。菲律宾独立后,为了继续维护在菲律宾的特殊权利,美国向菲律宾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以此来影响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使菲律宾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志在把菲律宾打造成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橱窗”,并在国际上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把菲律宾变成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本文以美国对菲律宾提供的军事、经济援助为研究内容,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角度研究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以具体数据分析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数额和援助实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认识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以及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原因,并深层次分析引起援助政策变化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剖析美国外交政策变化和美国外援及外援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加明确,综述了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明确对外援助的相关概念并界定对外援助的相关范围。美国是近现代西方国家中对外提供援助最具典型性的国家之一,这种典型性不仅表现在其外援政策在国内备受争论,支持和反对论者针锋相对,而且表现在美国把外援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实现手段。总体上来看,其援助主要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的发展变化都与冷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层面上可以说美国外援是冷战的催生物。而菲律宾作为美国唯一的殖民地,在独立后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由于冷战的影响,菲律宾成为美国推行其亚洲战略的重要前沿阵地。菲律宾在二战中损失巨大,美国通过各种援助维持在菲律宾的特殊地位。通过对美菲关系的回顾和梳理,能更加清晰的展现菲律宾的历史发展以及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第二章分析受冷战影响的美国对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受外交政策变化所引起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和变化。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先欧后亚”的防御政策,东南亚地区未成为美国关注的重点。所以此时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更多的是临时救济援助,相关援助工作多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属的项目下进行的。且美国为了实现本国利益,不惜以菲律宾先通过贝尔贸易法案美国才通过菲律宾复兴法案相要挟,足见此时菲律宾在美国的战略安排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明显。新中国的成立使美国利用中国防御苏联的计划破产,导致美国最初的外交构想流产,亚洲地区的权力平衡面临重组。美国重新调整其亚洲政策,扶植日本,构建沿海岛链防御线,菲律宾成为美国防御共产主义的重要沿海岛链,并加强了对菲律宾的援助,意在把菲律宾打造成美国在亚洲地区宣扬其民主的代表。但面对战后残败的菲律宾,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带有严重的应急性,且数量不足,这使得美国对菲律宾目标与实际行动之间有所脱节,援助效果欠佳。第三章论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这一阶段的援助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所以军事援助占主要地位,经济援助只是作为军事援助的补充,提供经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的发挥军事援助的作用。并且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调整了亚洲政策,积极扶植日本。为了配合美国的日本政策,美国积极推进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菲日条约的签订,与美国对菲律宾的逼迫密不可分,而菲律宾为了获取美国援助,也只能吞下这个苦药丸。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亚洲地区的冷战转为热战,为了稳定亚洲局势,美国加速对日媾和进程,积极促使菲日就战争赔偿问题达成和解。与此相关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也进入白热化阶段,安全、遏制成为此阶段美国外援的中心目标。为了更好的实施对菲援助,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专门赴菲开展实际调查,以调查结果作为对菲律宾援助的指导。这一阶段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无论从援助的数量还是方式上来看,军事援助都占有大量比重。这也构成了此阶段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显明特点,以军事援助为主,经济援助则是为了更好的配合军事援助。第四章主要研究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美国在60年代的援助政策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最明显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援助范围上来看,扩大到广大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不仅仅局限于与美国安全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二是援助更加制度化,颁布了《外援法案》,并增加了经济援助的比重。美国的外援政策之所以调整,与60年代美苏冷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密不可分,美苏两国争夺的范围延伸到全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欠发达国家特殊的国情,这些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渴望非常强烈,所以美国外援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削减了军事援助的数量,增加经济援助的比重。在此指导下,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也相应的进行了调整,改变以往注重菲律宾安全、遏制方面的作用,更加关注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情况,着力解决菲律宾面临的国内经济问题。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的调整也与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关,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外交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局势,美国急于想获得菲律宾对其越战政策的支持,并积极促使菲律宾出兵越南,为此美菲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周旋和谈判。诚然在外交地位上,菲律宾是小国,美国是超级大国,菲律宾明显处于劣势。但是菲律宾利用美国想借助菲律宾改变其在越南政策上的孤立地位,也相应的获得了因出兵越南的援助。最终菲律宾出兵越南,美国增加对菲律宾的援助,并且菲律宾也借机解决了两国之间拖了将近20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五章从总体上评述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外援政策。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在不同时期就援助的特点和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变化相关。但无论援助及援助政策如何变化,其安全和防御政策的主基调始终未变。外援作为美国实现在菲律宾外交目标的地位和手段未变,都是美国实现亚洲政策,防御共产主义颠覆的重要工具。从这一点来分析,外援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战后美国通过各种援助来影响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并使菲律宾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外交选择。菲律宾作为小国、弱国,在于美国交涉的过程中,并非一无所获,而是或多或少的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甚至在与美国的周旋过程中,部分的实现了自己的诉求。从根本上来看,这与菲律宾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冷战爆发后,菲律宾作为美国战略防御的沿海岛链,其战略地位备受美国重视,可以说借助自身的战略优势,菲律宾也拥有了一些有限的话语权。但是只要美苏对立的局势不变,冷战仍是双方的较量方式,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就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余论部分考察了70年代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基本情况。总体而言,由于菲律宾外交自主性的提高和美国外援效果的有限性,美国主张大范围的缩减对菲律宾援助,并对菲援助提出种种限制条件。但在援助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对菲律宾援助并未出现大范围的减少,这反映出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美国不愿过多的承担对菲律宾援助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又不能放弃对菲律宾援助。归根结底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和菲律宾在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的有限性,使得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成为美国食之无味又不能放弃的鸡肋。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千变万化,而菲律宾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也会因亚洲局势的变动变得紧密或疏远,但无论怎么变化,只要菲律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不变,美菲之间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吴克锐[5]（2020）在《楔子战略的信号机制 ——以美国预阻和分化中苏同盟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行为体互动存在着不确定性。如何准确投射形象和传递意图进而影响对方的认知与选择是国家行为体互动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楔子战略作为一种战略行为,同时也是信号传递的过程。本文研究的是楔子战略的可信信号问题。在楔子战略中,可信信号应该具备两个特征,即清晰性和昂贵性。当威胁和机遇较容易识别时,精英认知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当威胁和机遇不容易识别时,精英认知更容易出现分歧。精英认知一致性是释放清晰信号的基础。精英认知一致,释放的信号才能清晰连贯。与此同时,沉没成本和观众成本对精英形成了一定对束缚。高昂的沉没成本和观众成本使得释放虚张声势的可能性降低。主动追加沉没成本和制造观众成本可以使得信号更加可信。清晰性和昂贵性共同标志着一个信号的可信度。在非欺骗意图情境下,信号越清晰可信,则信息耗散越少,合意性越强,即能更加准确传递楔子战略中分化者意图,按照分化者意图对目标国施加影响,从而降低信息耗散产生的信号干扰,以及减少由信号干扰造成的非意图性后果。本文选取冷战时期美国预阻和分化中苏同盟两个案例对楔子理论的可信信号进行了验证。本案例中对于威胁和机遇的精英认知较为分裂,国务院与国防部常常意见向左。国务院的对华政策更偏好选择调适性楔子。国防部则更多从军事安全角度考虑对华政策,不能完全认同国务院的战略手段,国务院不得不时常作出一些妥协。美国这使得此时期的对华政策信号传递不够清晰。另外,美国没有通过中国的诚意测试,没有作出实质性的对中国的让步。显然美国在信号成本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与对共产党中国的信号成本投入不足相对比的是,美国前期为支持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事实上造成了大量的沉没成本。此外美国国内的院外援华集团势力非常强大,对杜鲁门政府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也造成了一定的束缚。这些矛盾的政策信号导致中国觉得美国发出的楔子战略信号的可信度并不高。中共与美国交往的历史经验也支持了这一点,因此美国预阻中苏联盟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在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由于朝鲜战争后中国与苏联的联盟更加牢固,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威胁更加清晰可见,短期内分化中苏同盟的努力也成为泡影。美国的精英普遍转变了对中国楔子战略的看法,以压促变的对抗性楔子战略成为美国精英的共识。美国对华政策的模糊性逐渐消失。此外,美国国内的反共浪潮高涨,院外援华集团和“百万人委员会”等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的群体十分活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对中国楔子战略中灵活性的一面。因此美国向中国释放出了清晰明确的对抗性楔子战略的信号。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和军事调动协防金门、马祖,以及将台湾问题纳入国内政治议题,使美国发出的对抗信号成本高昂,增加了其可信度。中国与美国自朝鲜战争以来打交道的历史经验支持了这一点。1958年台海危机暴露出了中苏同盟的分歧,这一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可信信号传递使得对抗性楔子得到了较好的运用。
钟奕诚[6]（2019）在《“失去的中国/机会”学术论争视野下的1949—1950年美国对台政策研究述评》文中提出过去半个世纪,学术界对1949—1950年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定于一尊的政治化导向转向正常学术探讨,同时又伴随着学者分歧加剧的过程。尽管当前学术界对美国对新中国缓和意向的程度估计不同,但大抵承认美国对华政策与对台政策之间存在反相关动态联系。利用记录美国在台军政人员活动的"中层史料"厘清美国与"台湾独立运动"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呈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隐于幕后"的另一面,是一个重要研究任务。对1949—1950年美国对台政策研究状况的系统梳理,有助于全面、深刻地揭示台湾问题起源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国际推手。
张焮[7]（2019）在《美国中国观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启示（1949-1972）》文中提出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世界格局正在悄然发生重大深刻变化。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显着提高,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另一方面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种种危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西式“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遭遇空前挑战。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世界历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的此长彼消,预示着“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各种变化和挑战纷至沓来,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自然首当其冲。面对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精英阶层对华认知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四十余年里,美国主流对华认知基本延续的都是现实主义中国观,强调“以交流促改变”,即认为西方世界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完全可以利用商品、信息和人员等的自由流动来演变中国。但是近年来,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趋势变化,这一中国观的现实基础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不少精英人士在观念上已经不再相信美国有能力去演变中国。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的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两相结合之下,美国精英阶层开始密集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最为典型的论述就是2018年权威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刊文大肆否定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的现实主义中国观,提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中国、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更是直接宣称“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启。这些都可以明显看出“强硬遏制中国”的思想再次抬头。与此同时,在对华政策上,美国也是新动作不断。先是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单方面悍然发起对华贸易战;后有国会通过“台湾保证法”,要求美国政府“对台军售常态化”。种种迹象显示,在美国的对华认知上,保守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如何理解这些新变化?这些关于中国的新论述是特朗普治下的阶段性产物,亦或是美国中国观彻底转向保守主义的先兆?回溯历史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本论文通过历史研究来回应当下的这一重大问题。1949到1972年间美国中国观的发展变迁,为我们处理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点。其间,美国中国观有两次根本性转变,一是1950年从短暂占据主流的现实主义转向极端反共反华的保守主义,之后保守主义中国观长期在美占据主流;二是196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摆脱意识形态至上的保守主义桎梏,现实主义中国观重新开始缓慢崛起,最终在1972年前后确立为美国社会的新主流。本论文重点分析1960年代中后期,保守主义中国观逐渐式微和现实主义中国观走向兴盛的历程。以期通过历史性的追根溯源,来理解美国中国观的内在逻辑、探究其发展变化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美国中国观的最新变化和未来趋势进行研判,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论文将以“百万人委员会”为中心分析保守主义中国观,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中心分析现实主义中国观。本论文认为保守主义中国观的核心论述是“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现实主义中国观的核心论述是“中国统治牢固”论、“孤立中国无用”论和“以交流促改变”论。通过详细梳理1949-1972年间美国中国观发展变迁的脉络与逻辑,本论文提出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存在两大模型。实在论模型下,美国中国观由世界格局、美国形势和中国现实共同决定,其中最根本性因素是各方实力消长所带来的世界格局之变化;建构论模型下,美国中国观由美国的自我认知和美国对世界的认知共同决定,其中基础性要素是美国的自我认知。本论文强调,理解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这两个模型不可偏废,两者的结合方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这一问题。基于历史分析和对中国观动力机制的探究,本论文认为美国的保守主义中国观和现实主义中国观看似不同,实则高度一致。两者都致力于维护美国霸权、化解“中国威胁”。两者都是把中国置于一个需要改造的位置上来进行审视,中心议题都是“改变中国”。不过在“如何改变”这一问题上,保守主义中国观坚持“以压促变”,而现实主义中国观提倡“以交流促改变”。也就是说,两种中国观的分歧,更多的是策略性分歧,而不是根本性分歧。正因如此,当前美国中国观的保守主义回潮,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有其内在逻辑。从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中,可以推断出美国中国观很可能会迎来一场大的转变。本论文提出,如果美国中国观在未来彻底转向保守主义,新版“中国威胁论”成为主流,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恐将很难避免。如果中美两国能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则未来的美国中国观有望超越“美国中心主义”,中美两国也有望超越价值观冲突,重回合作共赢的道路。
宋广波[8]（2017）在《胡适与蒋介石（1949—1950）》文中指出在中国政局发生巨变的1949—1950年,胡适、蒋介石在面对失败危机时,有着极为密切的合作。蒋介石对胡适极为倚重,他委托胡适赴美活动,后又委任胡为外交部长,都是为讨好美国,以获得美国援助。胡适对蒋介石的支持和拥护是无条件的。他受蒋之托前往美国宣传、游说,争取美援为蒋"辩冤白谤",竭力维护蒋介石的反共领袖地位。在敦促美国和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共政权方面,胡、蒋也配合默契。胡适还以思想、文化为阵地从事反共斗争。胡、蒋所以能亲密合作,除了有共同的反共诉求外,还是二人互相需要、互相选择的结果。
丑则静[9]（2018）在《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权力消长、全球与地区层面的机制博弈、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观念分化等现象,使得当今世界正朝着阿米塔·阿查亚笔下所描述的“没有历史先例的情况发展”。带有明确美国烙印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非“大战胜利之后”,这一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转折点”上,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变革趋势。背衬于不断变化着的国际秩序之中,全球性国际秩序的创立与维系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复杂,在这种情势下,地理范围较小、域内历史沿革、文化观念较一致的地区,就秩序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本国的稳定、发展等核心战略利益置于地区背景中,地区秩序开始不再那么适合服务于美国的权力和目的,而是更多反映着本地区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与关切。显然,若以权力资源作为衡量标尺,美国无疑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权力最大的国家,但这种权力并未有效转化为对现有国际和地区秩序的有效领导,表现为:美国需要寻求参与并领导国际制度合作,并愿意在相应制度框架下约束、调整其行为;围绕某些具体的国际地区议题,美国也积极求助于相关国家的支持与协助,且在与有关涉事国家互动的过程中,也常伴随着抵制与反对。国际秩序与地区领域存在的上述现象均表明,以权力为核心遵循的现实主义有关国际秩序的观点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充分的,在全球化时代,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对国际秩序走向的影响同样深刻,国际秩序研究呼唤综合性的理论框架与分析工具。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上升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秩序议题日渐成为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中美之间的绝对权力差距显着,且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在地区,东亚已然成为中美权力竞争的前沿阵地,地区秩序二元化趋势明显。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旨在揭示:东亚秩序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而中美两国在东亚秩序领域是围绕权力进行强制与制衡,还是围绕影响力更多地注重制度构建与观念互动,必将对东亚乃至全球的稳定与繁荣产生深刻影响。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首先,对国际与地区秩序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勾勒了目前国际与地区秩序转型的时代面貌;其次,具体分析虽然东亚秩序问题在过去并未作为中美关系的阶段性核心议题,但随着中美关系定位的不断变化,在今后一个时期中美两国在东亚秩序领域所展开深度的竞争与合作;再次,引入影响力概念,使国际秩序的建构与变革不再仅围绕权力的制衡与强制,而是更多地注重制度性构建与观念性互动,并搭建“权力+影响力”综合分析模式,提升对当前秩序领域诸多问题的解释力;最后,将“权力+影响力”的分析模式引入地区秩序研究领域,并以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秩序形成与变革中的实践活动为例,意图证明在地区范围内主要大国在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事项上态度与投入的变化,将极其深刻地影响到地区秩序的构建。在东亚秩序领域既保留大国权力争夺传统基因,又同样孕育着大国合作共治的可能性;东亚秩序问题作为现阶段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既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相争的试验场,也有希望充当两国扩大共识合作的利益汇合点。目前,中国在东亚地区范围内倡导地区命运共同体、新型地区关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建设,在地区议程设置、制度建构与观念塑造等领域释放出一系列积极信号。鉴于上述地区合作事项均是以权力为基础,并同时兼顾制度建设与观念互动等影响力因素,必将为中美在东亚地区事务上提供广阔的良性互动空间,使中美关系有望从权力争夺走向影响力共建。
王乐娜[10]（2017）在《台湾当局与朝鲜战争》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冷战格局下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拉起对苏共的红色警戒,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构成冷战史研究的基础,而这一时期中国内部的裂变,国民党政权的颠覆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促使美国在扩大资本主义阵营的行进中将眼光聚焦至东亚,其中与台湾当局的互动关系成为研究东亚冷战格局不可或缺的部分。彼时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濒临崩溃,甫退台湾之际又陷入内外交困之境,不仅岛内经济政治混乱,同时还随时面临着中共的军事威胁。曾经大力援助国民党政权的美国,此刻也选择与台湾这艘“沉船”拉开距离,“撒手”等待时局尘埃落定。趋于被国际孤立的台湾当局为拖住美国,积极拉拢韩国李承晚政府尝试构建“远东反共同盟”进行造势。此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当局利用喘息时刻重新与美建立联系,抓住机遇,转危为安。为进一步恢复与美合作,台湾当局在朝战期间,从“保台”、“联美”与“反攻”立场出发,发起了三次派军援韩之议,以期参与朝战。尽管援韩未得成功,但作为朝战“旁观者”,台湾当局却成为这场战争最大获益者之一,不仅利用朝战契机重获美国重视和援助,同时在其默许与配合下,超过三分之二的志愿军战俘最终被遣返台湾,从舆论战和心理战层面获得了“另类胜利”。本文以朝鲜战争为背景,尝试从“由下至上”的视角探讨在冷战格局下,台湾身为弱者的“生存自处之道”,分析其是如何在与美不平等的“互利共赢”中,将自身快速地从累赘包袱转变为资产和前沿阵地,以避免覆灭的命运,并在与强者周旋之中达到利益的最大化过程。
二、试论1949-1950年6月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观望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1949-1950年6月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观望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旨 |
| 二、中美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意义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赴美留学潮 |
| 第一节 “不匹配的齿轮”:中美友好的悖论 |
| 一、“华人问题” |
| 二、中国学生与美国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学生:让中国更加美国化的实验 |
| 一、“试验田”与前后相接的留学潮 |
| 二、中国教育自主与美国对华留学政策的博弈(1927—1943) |
| 三、中美战时同盟与美国援助中国学生 |
| 第三节 中美“蜜月期”与赴美留学的高峰(1943—1948) |
| 一、维护同盟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
| 二、赴美留学与培训的新浪潮 |
| 三、中国与富布莱特项目 |
| 小结 |
| 第二章 争取人心: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的政治化援助 |
| 第一节 中国学生“滞留”问题 |
| 一、“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碎 |
| 二、中国学生“滞留”与“中国人难题” |
| 三、“救中国留学生,救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美国政府政治化的“人道主义”援助 |
| 一、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专属特权” |
| 二、“中国留学生紧急援助项目”的出台 |
| 三、“反共第一”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援助 |
| 第三节 “争取人心”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 |
| 一、从“幕后”到“台前”:美国政府角色的转变 |
| 二、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的主要内容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外交到移民: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的争夺 |
| 第一节 冷战与中国留学生特权 |
| 一、朝鲜战争前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策略 |
| 二、争夺人才 |
| 三、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变化 |
| 第二节 美国的离境控制与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权利斗争 |
| 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控制政策 |
| 二、“移民扣押”与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权利的抗争 |
| 三、美国离境限制政策的松动 |
| 第三节 移民外交:中美两国关于“滞留学生”问题的谈判 |
| 一、中美关于“滞留”人员回国的谈判 |
| 二、远非圆满的中美《1955年平民归国协议》 |
| 小结 |
| 第四章 带动留学生移民——中国学生对战后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留学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 一、从中国留学生到所有留学生 |
| 二、选择留学生 |
| 三、教育交流还是价值观输出? |
| 第二节 “吸引人才”:美国留学生政策的移民效用 |
| 一、冷战与大国的移民选择 |
| 二、可利用的难民学生 |
| 三、“两年规则”的嬗变 |
| 第三节 中国留学生对战后留学生移民的影响 |
| 一、中国“滞留”学生与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制度化 |
| 二、战后东亚学生移民美国路径的异同比较 |
| 三、“学成不归”与“人才流失”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1.国内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2.国外学术界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研究思路 |
| 2.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考察及美菲关系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援助综述 |
| 一、关于对外援助的概念及内容的题解 |
| 二、美国外援的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美菲关系历史回顾 |
| 第二章 战后初期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及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1945-1950)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
| 一、美国东南亚冷战政策的确立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确立:从詹姆斯·雷报告到NSC48 号文件 |
| 第二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调整 |
| 一、通敌者问题 |
| 二、军事基地与贸易问题 |
| 第三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战后初期的救济工作 |
| 二、菲律宾复兴法案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效果 |
| 第三章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51-1960) |
| 第一节 菲律宾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反应及美菲关系的再次调试 |
| 一、菲律宾对美国朝鲜政策的支持 |
| 二、美国援助菲律宾镇压国内“胡克”运动 |
| 三、NSC84/2 号文件 |
| 四、美菲就贸易、军事基地问题的重新调整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就菲日战争赔偿问题的周旋 |
| 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及菲律宾的反应 |
| 二、美国以援助相要挟迫使菲律宾降低赔偿要求 |
| 三、《菲日赔偿协定》的最终签订 |
| 第三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政策导向 |
| 一、从NSC124/1 号文件到NSC5429/2 号文件 |
| 二、NSC5413/1 号文件 |
| 第四节 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 |
| 一、美国派遣贝尔调查团调查菲律宾国内政治经济情况 |
| 二、以《季里诺—福斯特协议》为开始的美国对菲律宾经济援助 |
| 三、追求安全利益下的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 |
| 四、美国对菲律宾以军事为主的援助 |
| 第四章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菲律宾援助(1961-1968)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时的国际局势和美菲关系 |
| 一、亚洲局势 |
| 二、经济霸主地位的丧失 |
| 三、菲律宾就出兵越南问题与美国的周旋 |
| 第二节 美国菲律宾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 |
| 一、对菲赔偿的12078 号提案 |
| 二、对菲赔偿的8617 号提案 |
| 三、对菲赔偿问题的最终解决 |
| 第三节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外援政策的调整 |
| 一、开发援助思想对美国外援政策的影响 |
| 二、肯尼迪的发展援助理论 |
| 三、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攻势 |
| 四、美国外援的变化及《外援法》的颁布 |
| 第四节 发展援助名义下的美国对菲律宾援助 |
| 一、和平队在菲律宾的情况 |
| 二、改善菲律宾政府腐败与财政问题 |
| 三、乡村发展项目下的援助 |
| 第五节 美菲两国就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进行的军事援助协商 |
| 一、60年代初期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二、马卡帕加尔当政时美菲两国就出兵越南之间的协商 |
| 三、援越法案通过与菲律宾出兵越南 |
| 第六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变化 |
| 一、对菲律宾农业的援助 |
| 二、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分担机制的变化 |
| 三、军事援助未见明显减少 |
| 第五章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述评 |
| 第一节 战略利益是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根本原因 |
| 一、美对菲援助在战略利益驱使下的发展轨迹 |
| 二、影响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变化的直接因素 |
| 第二节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特点 |
| 一、美国对菲律宾援助的持续性与长期性 |
| 二、美国对援助的严格控制和对菲律宾经济的垄断 |
| 第三节 美国亚洲政策的派生物——对菲律宾援助 |
| 第四节 美援在实现美国对菲律宾外交目标中的作用 |
| 一、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有限性 |
| 二、美援在实现对菲外交目标的独特性 |
| 余论 |
| 附录 |
| 附录1 :美国对菲律宾援助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主要人物人名职位对照表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楔子战略的信号机制 ——以美国预阻和分化中苏同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 |
| 1.4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楔子战略的信号机制理论 |
| 2.1 信号的概念 |
| 2.2 可信信号的两个特征 |
| 2.3 小结 |
| 第3章 案例研究 |
| 3.1 1948-1950年中苏同盟的形成 |
| 3.2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 |
| 3.3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失去的中国/机会”学术论争视野下的1949—1950年美国对台政策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其一, 中共对美政策并不具有任何灵活性。 |
| 其二, 美国对华政策也不具有任何灵活性。 |
| 其三, 中共对美政策并无灵活性, 但美国方面却存在着灵活性。 |
| 其四, 由上述第三点的回应内容还可细分出第四点意见:美国方面虽然存在着一些灵活性, 但这种灵活性并未大到足以实现和解的程度。 |
| 其五, 中美双方的政策虽然都存在着一定的灵活性, 但其程度均未大到足以实现和解的地步。 |
| 其六, 无论是中共对美政策, 抑或是美国对华政策, 两者均不存在任何程度的灵活性。 |
| 三 |
| 四 |
| 五 |
| 其一, 美国第七舰队中立化台湾海峡是否具有分离台湾、与中共作长期对抗的性质? |
| 其二, 1950年7月19日杜鲁门为何发表有关解释中立化政策的讲话? |
| 其三, 面对中共在联合国内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 1950年10月美国为何建议由联合国组成赴台调查团?其最终无限期拖延的原因何在? |
| 六 |
（7）美国中国观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启示（1949-197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1. 对中国观的研究 |
| 2. 对美国中国观的研究 |
| 3. 对“百万人委员会”的研究 |
| 4. 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研究 |
| 三、章节要点和创新之处 |
| 1. 章节要点 |
| 2. 创新之处 第一章 保守主义中国观的缘起与兴衰 |
| 第一节 席卷中国事务的“白色恐怖” |
| 一、昙花一现的现实主义中国观 |
| 二、麦卡锡主义和麦卡伦委员会 |
| 第二节 “百万人委员会”的源流与发展 |
| 一、“百万人委员会”的渊源:“院外援华集团” |
| 二、“百万人委员会”的创建及其发展 |
| 第三节 1964:现代中国观大变革的前夜 第二章 保守主义中国观的要义与逻辑 |
| 第一节 “中国崩溃论”:1953-1963 |
| 一、“苏联的附庸” |
| 二、“不道德的经济” |
| 三、“统治是暂时现象” |
| 第二节 “中国威胁论”:1964-1971 |
| 一、“正视中国的现实存在” |
| 二、“中国敌视美国” |
| 三、“中国比苏联更好战” 第三章 保守主义中国观的实践与结局 |
| 第一节 保守主义中国观的进攻型实践:1953-1963 |
| 一、联手政治精英共同反对中国 |
| 二、扼杀舆论新声阻止对华接触 |
| 第二节 保守主义中国观的防御型实践:1964-1971 |
| 一、和政治精英渐行渐远 |
| 二、日渐衰退的公共影响 第四章 现实主义中国观的崛起与兴盛 |
| 第一节 《康伦报告》:现实主义中国观的先声 |
| 第二节 打破“中国禁忌”的两场研讨会 |
| 一、伯克利“今日中国”研讨会 |
| 二、华盛顿“美国与中国”全国研讨会 |
| 第三节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创建与发展 |
| 一、从“最低共识”开始 |
| 二、中美交流的关键推手 第五章 现实主义中国观的归旨与学理 |
| 第一节 “中国统治牢固”论 |
| 一、新中国成绩令人瞩目 |
| 二、中国发展未来可期 |
| 三、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 |
| 第二节 “孤立中国无用”论 |
| 一、对华贸易禁运形同虚设 |
| 二、政治上的孤立难以维系 |
| 三、“遏制但不孤立” |
| 第三节 “以交流促改变”论 |
| 一、利用经济杠杆约束中国 |
| 二、利用国际体系软化中国 |
| 三、从内部分化中国 第六章 现实主义中国观的践行与成就 |
| 第一节 面向知识精英:重启理性讨论 |
| 一、打造对话机制:妥协与让步 |
| 二、“中立、平衡和客观” |
| 第二节 面向社会公众:增进对华理性认识 |
| 一、面向一般公众:普及中国知识 |
| 二、面向“社群领袖”:为中美民间交流铺路 |
| 三、面向职业教师:帮助年轻一代客观理解中国 |
| 第三节 面向政治领袖:推动对华政策调整 |
| 一、建言约翰逊:“跳出越南看中国” |
| 二、建言尼克松:“派亲信秘访中国” 结论 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和现实启示 |
| 一、美国中国观的动力机制 |
| 二、美国中国观历史变迁的现实启示 |
| 三、中美价值观:冲突与和解 参考文献 后记 |
（9）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际秩序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与观点：概念、转型、变革 |
| 二、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主要分析视角与核心观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主要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四节 结构安排与主要论点 第二章 转型与变革：国际与地区秩序的时代特征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全球秩序 |
| 二、地区、地区一体化、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 |
| 第二节 国际秩序转型走向“深水区” |
| 一、东方与西方：权力结构深入调整 |
| 二、全球与地区：制度博弈日趋激烈 |
| 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观念分化难以弥合 |
| 第三节 东亚秩序的历史沿革与当代转型 |
| 一、东亚与地区秩序 |
| 二、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沿革 |
| 三、发展变化中的东亚地区新秩序 |
| 第四节 小结 第三章 “东亚秩序”问题：中美关系的竞合焦点 |
| 第一节 美国东亚政策与中国的历史相关性 |
| 一、中国朝贡制度的终结与美国东亚政策的最初尝试 |
| 二、新中国的成立与“遏制型”的美国东亚政策 |
| 三、中国改革开放与“复合型”的美国东亚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地区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
| 一、冷战时期的中国地区政策：思想与实践 |
| 二、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地区政策：双边与多边 |
| 三、新时期的中国地区战略：系统性与针对性 |
| 第三节 东亚秩序问题与中美关系 |
| 一、阶段性核心议题与中美关系的发展 |
| 二、东亚秩序与中美关系 |
| 第四节 小结 第四章 权力与影响力：理解国际秩序的钥匙 |
| 第一节 权力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
| 一、权力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 |
| 二、权力与国际关系现实的拓展 |
| 三、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权力因素 |
| 第二节 影响力与国际秩序的构建 |
| 一、权力与影响力 |
| 二、国际秩序构建中的影响力因素 |
| 第三节 ：权力+影响力：国际秩序问题的分析新机理 |
| 第四节 小结 第五章 “权力+影响力”分析模式下的地区秩序建构：—以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秩序实践为例 |
| 第一节 “权力+影响力”分析模式与地区秩序的构建 |
| 一、主导地区议程设置 |
| 二、领导地区制度构建 |
| 三、塑造地区观念认同 |
| 第二节 美国与东亚地区秩序：从影响力到权力 |
| 一、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投射 |
| 二、东亚地区秩序转型与美国权力政治回归 |
| 第三节 小结 第六章 结论：中美关系与东亚秩序的未来 参考文献 后记 |
（10）台湾当局与朝鲜战争（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中文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问题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结构及史料 第一章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台湾 |
| 第一节 甫退台湾之际 |
| (一) 内外交困 |
| (二) 被远离的“沉船” |
| 第二节 拟建“远东反共同盟” |
| (一) 预热准备 |
| (二) 台韩造势 |
| 第三节 把握朝战爆发机遇 |
| (一) 喘息时刻 |
| (二) 转危为安 第二章 台湾当局的三次援韩之议 |
| 第一节 第一次援韩之议 |
| (一) 台北反应 |
| (二) 麦克访台 |
| 第二节 第二次援韩之议 |
| (一) 局势变化 |
| (二) 再度请缨 |
| 第三节 第三次援韩之议 |
| (一) 声音又起 |
| (二) “一师为限” 第三章 志愿军战俘遣送台湾问题 |
| 第一节 战俘来源及构成分析 |
| (一) 战俘来源 |
| (二) 战俘构成 |
| 第二节 干预“战俘遣返原则” |
| (一) “自愿遣返” |
| (二) “甄别”前后 |
| 第三节 “反共义士”遣返台湾 |
| (一) 争取“棋子” |
| (二) 另类胜利 结语 参考文献 简历 |
四、试论1949-1950年6月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观望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2]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3]“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D]. 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研究（1945-1968）[D]. 崔翠翠.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楔子战略的信号机制 ——以美国预阻和分化中苏同盟为例[D]. 吴克锐. 吉林大学, 2020(06)
- [6]“失去的中国/机会”学术论争视野下的1949—1950年美国对台政策研究述评[J]. 钟奕诚. 台湾研究集刊, 2019(04)
- [7]美国中国观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启示（1949-1972）[D]. 张焮.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8]胡适与蒋介石（1949—1950）[J]. 宋广波. 安徽史学, 2017(05)
- [9]中美关系中的东亚秩序问题研究 ——基于权力与影响力的分析视角[D]. 丑则静.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台湾当局与朝鲜战争[D]. 王乐娜. 浙江大学, 2017(01)
标签：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菲共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菲律宾华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