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大事记（论文文献综述）
赖征世[1]（2021）在《“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建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为宗旨的“澜湄合作”,具备“友谊”、“朋友”、“共同利益”、“共同身份”等建构主义理论内核。从建构主义视角探寻“澜湄合作”社会人文合作建构现状及建构路径,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育澜湄流域六国集体认同与共同利益,打造新型区域治理格局。“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在高层会议稳步布局,多主体参与社会人文互动。与GMS相比,“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在教育卫生领域以及青年等人文群体互动更为丰富;涉及领域及参与主体更为宏观;与培育“澜湄合作”集体认同紧密相关。“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在“行为体间互动”方面取得的主要建构成效是达成了系列宣言共识、注重青年领域互动;在“共有知识”方面取得的建构成效是重视重点领域合作、重视社会人文领域支柱作用、重视社会人文合作的区域治理作用。“朋友”角色结构主导“澜湄合作”、社会人文合作具有“康德文化”的利他属性。“集体身份”体现在“社会人文交流伙伴关系”、“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等集体身份的建构。“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面临的主要困境主要表现为“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互动机制化较弱、“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行为体身份困惑、社会人文合作的结构文化培育与深化困难等方面。传统“重政治经济”观念影响了社会人文合作统筹机制构建,项目内涵挖掘性不够影响互动项目机制化水平,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主体不够明确,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考量,“社会人文交流伙伴关系”内在意涵不够明确,“澜湄文化”的话语内化有限,“澜湄文化”的培育实践较为稀缺等是“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建构困境的主要动因。为推动“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发展,可从提升协调架构的机制化水平、加强社会人文各领域互动、强化社会人文合作伙伴关系身份、丰富“澜湄文化”意涵、健全社会人文共有知识测量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建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杨薇[2]（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王晨[3]（2020）在《中菲如何发现与重构“苏禄王遗存”对双边关系的价值》文中指出本文从中菲关系的视角切入,探析中菲政府如何以及为何发现与重构“苏禄王遗存”在双边关系中的价值,使用层次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来阐述这一“前因后果”。论文重点关注的并非“苏禄王遗存”对中菲关系的影响,而是“苏禄王遗存”所发挥的影响与价值被发现、被重构的过程。“苏禄王遗存”是指有关苏禄王访华的古籍记载和历史传说、苏禄王墓、苏禄王后裔。“苏禄王遗存”在中菲关系中的价值被挖掘出来之前,中国政府将苏禄王墓看做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对象,菲律宾政府视菲南部的苏禄苏丹继承者为争夺沙巴主权的“合作者”。1975年中菲建交过程中苏禄王访华的历史做为中菲两国共同的历史记忆被挖掘出来后,中菲首脑开始在外交场合谈论对苏禄王访华的认知、大使访问苏禄王墓、地方或其他部门官员组织相关活动等,重构其在双边关系中的价值。“苏禄王遗存”是中菲历史友谊的见证,在中菲民间外交中发挥独特作用。重视“苏禄王遗存”有利于深化共同的历史记忆、丰富对双边关系的认知、服务不同背景下的中菲关系。研究“苏禄王遗存”在中菲关系中的价值被发现、被重构的过程有利于为其他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同时也弥补从国际关系角度研究“苏禄王遗存”的空白。
宋建欣[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海争端”主要是指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与分歧。改革开放后,针对南海声索国对南海岛礁的大肆侵占以及美、日等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频繁干预,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外交、经济、军事、法律等多个层面着手,坚定地维护中国南海主权权益,为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南海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与勇气。本研究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坚持问题导向,搜集和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献、报刊文本、国外相关文献等资料,运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以及交叉研究等方法,从宏观透视和微观探究的双向逻辑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具体策略与实践展开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并在总结经验与反思不足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尝试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对策及启示。具体来讲,本论文主要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与分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这部分内容系统地回答了为何开展本研究、如何开展本研究等问题,为本文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第二章是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南海争端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介绍核心概念的基本方面是开展本研究的逻辑前提。这一部分主要从产生根源、基本内涵与现实状况三个层面来介绍南海争端的基本方面。首先,从历史因素、经济因素、地缘因素以及法律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南海争端产生的根源。其次,从岛礁主权问题、海域划界问题、海洋资源问题以及“航行自由”问题四个层面论述了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最后,概括了南海争端的现状,即域外大国继续干预,域内国家磋商合作,整体局势依然严峻。第三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这一部分主要从历史依据、法理依据、理论基础以及现实基础四个维度来阐释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与基础。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与命名、持续开发与管制,国际社会对中国南海主权的承认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历史依据。适用于处理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原则、与南海问题有关的具有法律性的国际条约以及相关中国法律为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理论依据。晚清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有效维护南海主权权益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南海局势的发展态势,在不同历史阶段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政策,并将其落实为了具体实践。本部分主要从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四个向度梳理与概括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本章与第四章共同构成了全文的核心部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本章主要从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四个方面爬梳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所作的大量工作。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即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顺利完成北部湾划界、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以及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本文在系统梳理与分析中国共产党南海维权实践内容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这四个方面。最后,本文从南海问题的现状出发,并结合过去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较具针对性地提出了此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四点启示: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友好关系、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赵阔[5]（2020）在《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论析》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后,南海问题由于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成为影响地区安全局势的热点议题。作为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组织,东盟在南海问题发展和地区安全形势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以“集团方式”介入南海问题,以“东盟方式”作为行为依据,东盟不断加强各成员国内部协商与对华沟通,推动各方达成共识,为营造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做出积极贡献。东盟的南海政策自冷战后（1992年-2002年）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1992年,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与泰国六国发表《东盟南海宣言》（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标志着东盟南海政策正式形成。在后续发展中,东盟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集团介入、协商一致的特征,并不断推动各方达成政治共识。2002年东盟与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简称“宣言”）,为和平与永久解决有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议创造了有利条件。迈入新世纪（2002年-至今）,东盟南海政策表现出三大新的特点。第一,在东盟所主导的多边地区安全会议及论坛上,将南海问题设置为讨论议题,不断推进南海问题“多边化”;第二,拉拢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势力介入,加强与域外国家的政策互动,“平衡”地区力量对比与权力格局;第三,推进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协商谈判,磋商重点围绕《宣言》的具体落实与“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工作。随着大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加剧,东盟的南海政策不仅影响地区安全局势,而且也影响着中国对区域秩序的构建。一方面,东盟通过构筑东盟-中国双边对话机制和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不断推进域内合作,为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管控海上分歧提供良好的议事平台。但另一方面,东盟在南海问题上持续引入域外势力,严重影响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争端双边解决思路的有效落实。面对南海问题东盟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坚定立场,顺势而为。在政策制定上,要把“双轨思路”不断强化为南海问题的解决路径。在外交实践上,要持续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早日达成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地区需求的区域性规则,彰显中国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诚意、决心和信心。
白欣洁[6]（2020）在《中菲南海争端的历史演变（1946-2016）》文中指出回顾历史,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围绕着南海主权归属所产生的纠纷无疑是近年来最为复杂和敏感的国际热点问题之一。其中,中菲两国之间的南海争端因为“南海仲裁案”闹剧的发生一度成为南海众多争端中最为突出的矛盾。菲律宾不仅是最早侵扰南海的国家之一,也是除越南外侵占南海岛礁最多的国家。中菲两国的南海争端发展至此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段线,并在不同时期随着国际环境和两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展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自1946年至60年代末,中菲南海争端初露端倪。此时,菲律宾部分领导人认为南沙群岛距离其国土较近,易对其造成“安全威胁”,表达过对南沙群岛的觊觎,并希望借助私人占领的方式夺取南沙群岛主权。但迫于无理论支撑以及中国海峡两岸对南海主权立场的严正声明,菲律宾官方并未采取实际措施占领任何南海岛礁,中菲两国的争端初现苗头。20世纪70-80年代,中菲南海争端升温。南海石油资源的发现和国际海洋权斗争的兴起再次激起了菲律宾的野心,菲律宾政府不再隐藏自身的意图,动用军队强行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的数个岛礁,并加强了对所占岛礁的开发与巩固。中国大陆和台湾被迫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进行南海维权,中菲南海问题突出。但受自身实力及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海峡两岸均未与菲律宾发生正面冲突,南海争端并未影响到中菲关系。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菲南海争端升级。随着国力的恢复,中国加强了南海维权,这引起了菲律宾的恐慌。菲国先后在美济礁、黄岩岛等海域挑起争端,引起了中菲两国军队的对峙。此外,菲方力图将两国矛盾推向国际层面,两国争端的影响因素不断增加,内容更加复杂,中菲争端逐渐成为南海各争端中最为突出的矛盾。2009年至2016年,中菲南海争端逐渐激化。寻求“重返亚太”的美国对阿基诺三世予以了扶持,并唆使菲律宾以南海争端为支点向中国发难。中菲南海争端持续升温,呈现出了复杂化和扩大化的态势。此时,菲律宾沦为美国对抗中国的“傀儡”,中菲南海争端逐渐转变为中美之间的博弈。本文利用历史分析法,通过大量的历史史实,分析中菲南海争端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及其发展趋势,具体分析了不同阶段争端的表现形式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认为:中菲南海争端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总体上呈现出了不断激化的特点,但对话和沟通的存在使得两国争端存在战略缓和期。当前两国争端正处于缓和期内,我们应抓住机遇,加强两国沟通,定能使得争端的解决取得突破性进展。
李途[7]（2019）在《主权声索能力、战略竞争程度与中国的南海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0年以来,随着南海局势的升温,国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中国因实力崛起导致南海政策逐渐向“强势”转变的声音。他们认为,实力的提升鼓励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升级政策,美国介入的压力迫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合作政策。但是,这一分析路径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彼时中国的领土争端政策（包括南海政策）并没有因此变得更为强硬,反而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大部分陆地边界问题。另外,中国也没有利用小布什政府忙于中东反恐之际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而是相继加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反倒是在奥巴马政府以“航行自由”为名公开介入南海争端的情况下,中国不仅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维权措施,而且主动采取行动加强对南海岛礁的实际控制。借助于领土争端研究中关于实力和国际环境压力的分析,本文提出,相较于现实主义的“机会主义扩张”论,主权声索能力和战略竞争程度的变化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演变。首先,主权声索能力的提升既可能鼓励争端国采取武力升级政策,因为它具备这样的实力可以在可承受的代价范围内使用武力实现其领土目标,也可能让争端国对争端未来的解决持有更为乐观的评估,反而不太可能主动挑起冲突。因此,意图的判断至关重要。但是,在安全困境和“预防性动机”的心理作用下,主权声索能力的下降也会导致争端国主动采取武力升级政策,以争取在当前实力对比还不算太糟糕的情况下率先实现领土目标。其次,国际环境压力往往会促使一国在领土问题上采取妥协合作政策,以集中精力应对更为紧迫的安全威胁。但是,争端国通常不会在具有重要军事和战略价值的领土争议问题上让步,领土问题上的让步也不应以损害争端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也就是说,当领土争端本身还涉及较高程度的战略竞争性议题时,即使面临着国际环境压力,争端当事国也很难在领土争议问题上进行让步,甚至会主动使用武力升级争端,展示本国行动的决心,防止主权和安全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具体在南海问题上:第一,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提升,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高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中低烈度的升级政策。例如: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2012年的黄岩岛对峙事件以及2013年以来的南沙岛礁建设。第二,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下降,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高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高烈度的升级政策。例如: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第三,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下降,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低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例如:20世纪80年初在南沙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第四,当中国的主权声索能力出现相对提升,且面临战略竞争程度较低的国际环境压力时,中国更有可能采取合作政策。例如:与越南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与东盟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菲律宾签署“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低调处理“981”钻井平台事件,以及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国主权声索能力的变化以及大国战略竞争程度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南海地区局势的演变。两者相互影响,贯穿于南海争端发展的始终,造就了今天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复杂化的局面。以上构成了南海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远非现实主义的“机会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论断可以概括。尽管中国在这一时期采取了总体“强势”的维权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南海政策与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国内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防止争端破坏中国与周边关系大局,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在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论”盛行的大环境下更是如此。如何在海上维权和地区维稳之间实现平衡始终是中国南海政策的核心目标。为此,中国采取了积极作为和自我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无论如何,经过2010年以来的发展,南海问题已经从地区国家之间的岛屿主权争端发展成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大国战略竞争的实质是实力和影响力之争。美国介入南海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制衡中国,不仅取决于其介入的程度和意愿,也取决于中国塑造地区环境的能力。为此,需要区分南海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二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大国战略竞争。在构建必要的海上军事威慑、推动中美海上合作的同时,中国应当充分利用地区国家国内政治的变化为南海问题降温带来的有利契机,主动塑造南海合作性议题,积极参与地区安全机制,走出被美国设置的议题牵着走的被动局面。
唐诗[8]（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黄忠[9]（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指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曾勇,万雪飞[10]（2019）在《论中国两次对菲南海维权斗争》文中认为美济礁事件和黄岩岛事件是中国和菲律宾之间两次严重的南海争端。这两次南海维权斗争,本质上都是中国政府强调南海诸岛"主权属我"政策的体现。两次南海维权均是在不同局势下进行的,各有具体目标和作用。这两次维权斗争存在一些共同点,如斗争目标的有限性、维权斗争手段的多样性和维权意志的坚定性,由此导致维权斗争过程非常复杂。从更全面以及连贯性角度看,两次对菲南海维权斗争都是对南海特定局势的反应,其目的是要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由此而来的政策启示为:在坚持政策原则基础上侧重推动同菲律宾在南海方面的合作;不断扩大并充实中菲共同利益;强化中菲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中的合作关系。
二、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大事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1）“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内容与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 |
| 一、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1.“澜湄合作” |
| 2.社会人文合作 |
| (二)基本理论 |
| 1.建构主义 |
| 2.分析框架 |
| 二、“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建构成效 |
| (一)“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发展简述 |
| 1.从“大湄公河合作”到“澜湄合作” |
| 2.“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进程 |
| 3.“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特点 |
| (二)“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成效 |
| 1.“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行为体间互动”的建构成效 |
| 2.“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共有知识”的建构成效 |
| 3.“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结构文化”的建构成效 |
| 4.“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集体身份”的建构成效 |
| 三、“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困境 |
| (一)“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互动机制化较弱 |
| 1.社会人文统筹机制的缺失 |
| 2.社会人文互动的项目机制化较弱 |
| (二)“澜湄文化”培育与深化困境 |
| 1.“澜湄文化”话语的认同困难 |
| 2.“澜湄文化”与“澜湄意识”的认知混淆 |
| (三)“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行为体身份困惑 |
| 1.“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国家行为体多重身份困惑 |
| 2.“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非国家行为体角色定位不强 |
| 四、“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建构困境的成因 |
| (一)社会人文机制化水平不高 |
| 1.传统“重政治经济”观念影响社会人文合作统筹机制构建 |
| 2.项目内涵挖掘性不够影响互动项目机制化水平 |
| (二)“澜湄文化”培育与深化困境 |
| 1.“澜湄文化”话语的内化有限 |
| 2.“澜湄文化”的培育实践较为稀缺 |
| (三)行为体身份困惑 |
| 1.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主体不够明确 |
| 2.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考量 |
| 3.“社会人文交流伙伴关系”内在意涵不够明确 |
| 五、“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路径 |
| (一)推进“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思路 |
| 1.提升协调架构的机制化水平 |
| 2.加强社会人文各领域互动 |
| 3.健全社会人文共有知识测量体系 |
| 4.丰富“澜湄文化”意涵 |
| 5.强化社会人文合作伙伴关系身份 |
| (二)中国推动“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的对策建议 |
| 1.集体认同视角下中国宜积极作为 |
| 2.规范内化视角下中国宜重塑次区域认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的论文目录 |
| 附录:“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的主要互动项目整理 |
| 致谢 |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3）中菲如何发现与重构“苏禄王遗存”对双边关系的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 |
| 2.核心概念界定 |
| 3.国内外研究现状 |
| 4.研究方法 |
| 5.论文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中菲对“苏禄王遗存”在双边关系中的价值发现 |
| 第一节 :发现“苏禄王遗存”的价值 |
| 第二节 :“柔性”故事服务艰难的中菲关系转变 |
| 第三节 :中菲启用“苏禄王遗存”外交的动因 |
| 第二章 :中菲政府对“苏禄王遗存”在中菲关系中的价值重构(1980年至今) |
| 第一节 :“锦上添花”:中菲友好时期的首脑言谈 |
| 第二节 :“雪中送炭”:中菲冷淡时外交人员的活动 |
| 第三节 :“民心桥梁”:地方或其他部门官员的活动 |
| 第三章 :重构“苏禄王遗存”价值过程的问题探析 |
| 第一节 :重构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重构活动中的矛盾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苏禄在华遗存大事记 |
| 后记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 |
| 2.1 南海争端的产生根源 |
| 2.1.1 历史因素 |
| 2.1.2 经济因素 |
| 2.1.3 地缘因素 |
| 2.1.4 法律因素 |
| 2.2 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 |
| 2.2.1 岛屿主权问题 |
| 2.2.2 海域划界问题 |
| 2.2.3 海洋资源问题 |
| 2.2.4 “航行自由”问题 |
| 2.3 南海争端的现实状况 |
| 2.3.1 域外国家继续干涉 |
| 2.3.2 域内国家磋商合作 |
| 2.3.3 整体局势依然严峻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 |
| 3.1 历史依据 |
| 3.1.1 最早发现与命名 |
| 3.1.2 持续开发与管治 |
| 3.1.3 国际社会的承认 |
| 3.2 法理依据 |
| 3.2.1 相关国际法律 |
| 3.2.2 相关中国法律 |
| 3.3 理论基础 |
| 3.3.1 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 |
| 3.3.2 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 |
| 3.4 实践基础 |
| 3.4.1 晚清政府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 3.4.2 国民政府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 3.4.3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1978-2012) |
| 4.1 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 |
| 4.1.1 主权宣示与外交抗议 |
| 4.1.2 反对域外大国的干预 |
| 4.2 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 |
| 4.2.1 执行国家海防战略 |
| 4.2.2 发展南海军事力量 |
| 4.2.3 实施军事维权行动 |
| 4.3 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 |
| 4.3.1 开展南海科学考察 |
| 4.3.2 逐步开发南海资源 |
| 4.3.3 修建南海基础设施 |
| 4.4 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 |
| 4.4.1 确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
| 4.4.2 与南海各国建立双边对话合作机制 |
| 4.4.3 与东盟建立政治与安全互信机制 |
| 4.4.4 建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
| 4.4.5 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南海主权权益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 |
| 5.1 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
| 5.1.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 5.1.2 倡导“双轨思路”解决争端 |
| 5.1.3 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 |
| 5.2 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 |
| 5.2.1 升级南海行政建制 |
| 5.2.2 改革海上执法体制 |
| 5.2.3 推进南海岛礁建设 |
| 5.2.4 加速南海资源开发 |
| 5.3 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 |
| 5.3.1 与南海各国建立多领域务实合作 |
| 5.3.2 倡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 5.3.3 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
| 5.4 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 |
| 5.4.1 警告与拦截擅闯中国南海的美舰美机 |
| 5.4.2 推动中国同域外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 |
| 6.1.1 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 |
| 6.1.2 顺利完成北部湾的划界 |
| 6.1.3 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 |
| 6.1.4 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 |
| 6.2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经验 |
| 6.2.1 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 |
| 6.2.2 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 |
| 6.2.3 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
| 6.2.4 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 |
| 6.3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启示 |
| 6.3.1 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合作关系 |
| 6.3.2 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 |
| 6.3.3 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 |
| 6.3.4 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5）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学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学者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不足及本文创新 |
| 三、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南海问题与东盟角色 |
| 第一节 南海问题的由来 |
| 第二节 东盟的角色定位 |
| 一、 以“集团方式”介入南海问题 |
| 二、 以“东盟方式”作为行为依据 |
| 第三节 东盟的政策目标 |
| 一、 协调内部矛盾 |
| 二、 达成地区性政治承诺 |
| 三、 创建具有约束力行为准则 |
| 第二章 冷战后东盟南海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东盟南海宣言》的出台 |
| 一、 冷战后南海重要性突显 |
| 二、 南海问题日趋紧张 |
| 三、 六国签署《东盟南海宣言》 |
| 第二节 从“南海地区行为准则”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
| 一、 “地区行为准则”的酝酿及其渊源 |
| 二、 东盟内部形成“地区行为准则”草案 |
| 三、 东盟-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
| 第三章 新世纪以来东盟南海政策的特点 |
| 第一节 构建机制平台南海问题多边化 |
| 一、 第一轨道多边机制 |
| 二、 第二轨道多边机制 |
| 第二节 推进域内谈判制定行为准则 |
| 一、 敦促《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落实 |
| 二、 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
| 第三节 引入域外势力推行“大国平衡” |
| 一、 加强与美国的多边政治对话 |
| 二、 深化与日本的海上安全合作 |
| 三、 推进与印度的南海经济合作 |
| 第四章 东盟南海政策的对华影响及中国应对 |
| 第一节 东盟南海政策的对华影响 |
| 一、 调解域内分歧，深化各方互利合作 |
| 二、 引入域外势力，双边解决方案受挫 |
| 三、 “南海行为准则”成为磋商重点 |
| 第二节 中国的应对策略及建议 |
| 一、 坚持互利合作，推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
| 二、 强调“双轨思路”，避免南海争端多边化 |
| 三、 积极参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与案文拟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6）中菲南海争端的历史演变（1946-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论文选题理由 |
| (二) 论文选题意义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四) 概念界定 |
| 一、中菲南海争端初露端倪(1946年-20世纪60年代末) |
| (一) 菲律宾政府的尝试性侵占 |
| (二) “人道王国”闹剧的发生 |
| (三) 克洛马对南沙岛礁的私人占领 |
| 本章小结 |
| 二、中菲南海争端的升温(20世纪70-80年代) |
| (一) 菲律宾强占南沙岛礁 |
| (二) 菲律宾对所占岛礁的开发与巩固 |
| (三) 中菲两国在和平解决争端上达成共识 |
| 本章小结 |
| 三、中菲南海争端的升级(90年代至21世纪初) |
| (一) 菲律宾主动挑起事端使两国争端扩大化 |
| (二) 菲律宾积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 |
| (三) 中菲建立信任措施推动两国争端暂时缓和 |
| 本章小结 |
| 四、中菲南海争端的激化(2009年至2016年) |
| (一) 黄岩岛争端再起与南海仲裁案 |
| (二) 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对菲律宾的支持 |
| (三) 中菲南海争端的转折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学术成果 |
（7）主权声索能力、战略竞争程度与中国的南海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中国领土争端研究 |
| (二) 南海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篇章结构 |
| (三) 创新性与不足 |
| 第一章 领土争端:实力与国际环境压力 |
| 一、领土争端研究 |
| 二、实力与领土争端 |
| 三、国际环境压力与领土争端 |
| 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主权声索能力与战略竞争程度 |
| (一) 主权声索能力 |
| (二) 战略竞争程度 |
| 第二章 南海争端的升温:升级政策 |
| 一、1974年西沙海战 |
| 二、1988年赤瓜礁海战 |
| 三、1995年美济礁事件 |
| 四、2012年黄岩岛对峙事件 |
| 五、南沙岛礁建设 |
| 第三章 南海争端的降温:拖延与合作政策 |
| 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提出 |
| 二、中越北部湾划界问题的解决 |
| 三、《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 |
| 四、“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的达成 |
| 五、“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事件的平息 |
| 六、“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推进 |
| 第四章 主权声索、战略竞争与南海问题 |
| 一、南海问题:大国政治的产物 |
| 二、冷战时期:机会与限制 |
| 三、冷战后时期:实力与压力 |
| 四、大国战略竞争时代:挑战与应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与内容 |
| (一)外交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容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与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 |
| (一)外交政策演进的一般逻辑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 |
| (三)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 |
| (四)基于二元维度变化的演进逻辑 |
| 第二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和平外交思想的考察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和平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时代观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和平观念的承继 |
| (一)“和合”思想 |
| (二)“和而不同”思想 |
| (三)“义利双行”思想 |
| 三、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一)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 |
|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 |
| (二)外交原则和惯例的基本规定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确立初期的背景 |
| (一)为巩固政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
| (二)“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及当前国际任务的判断 |
| (四)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 |
| (五)革命惯性的限制 |
| 二、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一)新中国外交原则与框架的建构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价 |
| (一)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中国外交崭新局面 |
| 第四章 和平外交政策在特殊阶段的曲折发展 |
| 一、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国内政策出现转向 |
| (二)动荡的国际形势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
| 二、和平外交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和平外交政策的曲折发展 |
| (二)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
| 三、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阶段的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左”倾思想对外交事务冲击的实际行动 |
|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国外交发生转向 |
| (三)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为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 (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推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推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阶段 |
| (二)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促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
| (三)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四)国家定位与国家利益观的调整 |
| (五)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
|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提出 |
| (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和而不同”的新理念 |
| (五)“和谐世界”的新构想 |
|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
| (一)应用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大国关系 |
| (二)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以切实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
|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
| (四)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
| (五)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升华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下中国对时代的定位与判断 |
| (三)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创新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创新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升华 |
| 三、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推进 |
| (一)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 (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 (四)以结伴不结盟政策带动多边外交发展 |
| (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 (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必要方法 |
| 三、内政外交的互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 |
| 四、坚决扞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出发点 |
| 五、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依据 |
| 六、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发展诉求 |
| 七、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9）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章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论中国两次对菲南海维权斗争（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菲维权斗争在中国南海政策中的作用 |
| (一)1992年前的中国南海政策与维权 |
| (二)美济礁事件成功维权确立“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新政策 |
| (三)黄岩岛事件成功维权助推“主权属我”南海政策实施 |
| 二、南海局势与中国对菲维权斗争 |
| (一)90年代的南海局势与美济礁维权斗争 |
| (二)2009年来的南海局势与黄岩岛维权斗争 |
| 三、对菲南海维权斗争的基本特点 |
| (一)美济礁事件维权斗争的基本特点 |
| (二)黄岩岛事件维权斗争的基本特点 |
| 四、对当下中国菲律宾方向南海维权的几点启示 |
四、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大事记（论文参考文献）
- [1]“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研究[D]. 赖征世.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3]中菲如何发现与重构“苏禄王遗存”对双边关系的价值[D]. 王晨. 暨南大学, 2020(04)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D]. 宋建欣. 吉林大学, 2020(08)
- [5]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论析[D]. 赵阔. 国际关系学院, 2020(08)
- [6]中菲南海争端的历史演变（1946-2016）[D]. 白欣洁.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7]主权声索能力、战略竞争程度与中国的南海政策[D]. 李途. 南京大学, 2019(01)
- [8]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论中国两次对菲南海维权斗争[J]. 曾勇,万雪飞.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