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的思想照亮了诺贝尔奖

一、100年思想照亮诺贝尔奖（论文文献综述）

Patrick Bande（班德）^[1]（2020）在《马拉维的基督教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我的国家是位于非洲南部的马拉维共和国,这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近80%的国民信仰基督教并以基督教的伦理规范为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基督教对我们马拉维的影响很深,对马拉维国民性的改善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指引我们马拉维朝着公平正义的国家发展上。马拉维存在着多种宗教,但没有一个如基督教这样在个人领域、社会公共领域同时发挥作用,尤其是在社会政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是马拉维的基督教伦理区别于其他基督教伦理的地方,是传统基督教伦理在马拉维本土发展出来的理论成果,并且基于马拉维基督教伦理思想研究还能发现基督教对于马拉维社会治理发挥着积极作用,因而对马拉维的基督教伦理思想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双重意义。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阐述马拉维的基督教伦理思想:第一,马拉维基督教伦理思想的来源;第二,马拉维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内容及其特征;第三,马拉维基督教伦理思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第四,马拉维基督教伦理思想对社会治理发挥的积极作用。关于马拉维基督教伦理思想的来源,有两个:其一是西方基督教伦理思想,其二是马拉维本土伦理资源。在西方基督教伦理思想中,传统的基督教伦理思想是马拉维的基督教伦理产生的直接来源,尤其是摩西十诫、登山宝训等《圣经》中的新旧约内容。但我们马拉维的基督教伦理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传统基督教的伦理中融入了本土伦理资源,使之具有现实导向性和改造社会的鲜明特点。与西方崇尚个人主义、个人直接与上帝对话的特点不同,我们马拉维人将自己融入到家庭、社会、国家之中,在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中实现个人的价值,一个马拉维的基督徒一定会极力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在现实活动中践行对上帝的爱、履行自己作为选民的义务并享受着上帝的恩典。现在西方的基督教将上帝从社会政治中请出去,而因本土的风俗我们马拉维的基督教将上帝置于基督徒的一切生活中。这就构成了马拉维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内容及特征:既恪守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又注重在社会现实中践行基督教的伦理准则;既是具有安顿心灵的传统宗教,又履行着教化民众的社会职能。由此可见,马拉维的基督教伦理与政治伦理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我的国家,整个社会对运用基督教伦理来拯救堕落的现实政治呼声很高,尤其是解决马拉维存在的政治腐败问题。据世界银行的经济报告指出,马拉维充斥着贫穷和腐败。2013年马拉维爆发“现金门”丑闻,让我们马拉维整个社会都感到极大的震撼、愤怒和耻辱,连国际社会都停止了对马拉维的扶贫资金支持,这让我的许多同胞们都陷入贫困的生活中,也充分认识到现实政治缺乏宗教这一神圣价值指引而陷入堕落这一问题。基于对马拉维社会腐败丑闻和经济现况的分析,本文试图把基督教伦理道德融入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中,将基督教伦理作为人们行为习惯的指导原则,期望我们马拉维国家在基督教的神圣价值指引下可以成功消除腐败并改善社会贫困,使整个社会趋于公平正义的“人间之城”。近年来,基督教伦理学研究已成为主流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伦理学实际上是伦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研究人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多元化、异常复杂的世俗社会中,基督教伦理存在有何种意义?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研究基督教伦理学有两个目的:一是在尽可能地参与世俗道德辩论中,用宗教的伦理规范引领世俗生活的走向;二是证明基督教伦理可以对现代社会做出的独特贡献,尤其是在建设公平正义的现实政治制度方面。我们马拉维的基督教伦理思想体现了这两大目的,并致力于通过国民精神的觉醒将马拉维引向非洲最富有正义、公平、公正的国家道路上来。

王桂芝^[2]（2019）在《保罗·利科的解释学主体理论研究》文中提出保罗·利科是继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之后的欧陆解释学研究领域重要的领军人物,也是20世纪具有广泛影响的解释学大师,他所倡导的反思解释学研究也成为现代解释学多元格局中重要的一翼。保罗·利科的以反思为特征的解释学理论极富魅力,这不单体现在他的解释学理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特征,而且体现在以反思解释学理论视域下的独特的主体性理论。在保罗·利科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希腊哲学以来的西方传统解释学的痕迹,而且可以体验到当代解释学哲学的味道;不仅能够看到对现象学理论的超越,还有对心理分析、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理论语言学方法的运用;不仅能够看到对笛卡尔以“我思”为特征的直接意识自明性的主体哲学的否定,还能看到对海德格尔以“我在”为特征的主体理论的质疑,不仅能够发现斯宾诺莎的努力,还能找到柏拉图与弗洛伊德的欲望;不仅有对哈贝马斯批判解释学心理分析方法的重视,还有对伽达默尔所排斥的“间隔”理论的重拾。所以,保罗·利科的解释学理论是与当代哲学大师积极进行对话与沟通的结果,与其说保罗·利科的解释学理论具有折衷性、中庸性或者说调和性,莫不如说他的解释学理论,是以为反思为中介、以文本为媒介、以语义学的意义的多元性与象征性为解释之起点的解释学主体理论。保罗·利科不仅把外在的自然世界与整个的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特殊的文本,但这种文本并不是认识的客体,而是另外一个主体,由此,保罗·利科以主体间性沟通了自然与人的关系,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保罗·利科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把对自然科学进行研究的说明方法,引入人文科学,并以语义学的意义的多元性与象征性赋予理解以新的含义,这样,不仅实现了说明与理解方法的同一,而且赋予理解以创造性特征。同时,保罗·利科文本理论赋予间隔以积极的建设性意义,认为间隔不仅不是解释活动应该克服的弊端,而恰恰是解释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间隔不仅赋予理解与解释的创造性特征,理解的创造性特征又使得真理的意义行驶在不断创新的路上,因此,文本中介所形成的理解的迂回方法与真理的历史性创造性实现了统一。由此可见,保罗·利科富有独特性魅力的反思解释学理论,不仅坚持了自然与人的统一,而且坚持了说明与理解的统一,真理与方法的统一,是现代解释学理论的一个新的高峰,这一点儿都不为过。保罗·利科哲学解释学是一种反思解释学。保罗·利科试图通过文本中人文符号的迂回,反思人类自身。反思既不是直觉,也不是一种所谓直接意识自明性的回归,反思则是沟通主体对自身的解释以及主体对文本符号进行解释的媒介,它需要以观念、行动、作品、制度,以及将他对象化的标志物文本为中介而发现自身与建构自身。在保罗·利科看来,整个可感世界以及所有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所有存在者,都是一个需要进行理解与解释的文本,而且把整个社会行为都当作某种文本来看待。文本是主体进行建构的媒介,主体对自身的认识则是必须通过文本、通过他者的迂回、通过间隔才能认识、实现、生成与建构自身。主体在对符号世界进行解释的同时也即是在解释自己,主体是敞开或暴露于历史的行动与文本中,不断地在历史的行动中,生成着建构着自我的主体性,主体在期望的视域中不断地突破现有的历史经验所设定的世界而得以拓展、丰富与生成,或者说,历史行动不断地为主体提供得以建构自身的素材,主体就在我们的历史行动中生成与建构。保罗·利科视域下的文本是一种扩大的文本,不仅行动、历史具有文本性,甚至梦、神话、雕塑以及人类所涉及的自然世界、所有与人类有关的存在者都是一种文本。因为文本召唤着阅读,在文本阅读的实践中,主体不断地生成自我与建构自我,对文本的理解并不是进入到文本中,而是把自己彻底的暴露于文本,它是主体通过文本的自我接受,通过把握解释所揭示的设定世界来扩展自我。而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并不是把自己投身于文本中,而是文本之物所是的存在世界的自己展开,文本创造着自己的读者,但并非作为读者的主体,将我们有限的理解和解释能力强加于文本,而是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文本中,并从文本中获得扩大的自我。解释就是那种在文本面前展开的在世。理解就是在文本面前的理解自己,人根本无需把他自己有限的理解能力强加于文本,而是向文本敞开自己,并且从它那接收一个更广大的自己,主体即是通过他者的迂回不断地建构自己。所以,对于文本的阅读,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理解自己与建构自己,阅读主体在把文本世界化为己有的过程中接受到的一个新的被扩大的自己。

张金梅^[3]（2019）在《理性精神在历史教育中的建构 ——以高中思想文化史为例》文中认为理性精神本质上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实实践活动的一种基本特征,是在理性的基础上所凝练的一种符合当前人类核心主义价值观的思想精髓,它集中体现在批判性思维,崇尚科学、实事求是和相信逻辑,排斥盲目信仰是它的重要补充。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来在教授上更多关注的是人性方面情感类的教育,忽略了思维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这种思想教育上的强制性和蒙昧性造成的结果是学生理性精神的缺失。上述问题主要是由于历史教师受应试环境的影响,更多的关注点放在解题方法和应试技巧上,忽略了自身专业素养的充实和提升,导致理性素养不足,历史教材理性内容适配不恰和历史课堂上有的教师不考虑学生实际,盲目套用课程改革理念、教习观念及教学问题发生偏误,师生对理性的认知有待深化所导致。因此,在高中历史教育中建构理性精神是重要课题之一。笔者结合最新一轮课改要求,研究得出理性精神在历史教育中的建构路径与方法。首先从历史教学的创意入手,在教育理念、教学设计、学习内容和教学模式四个方面提出不同的方法;其次是历史教育中最主要的角色之一——教师的完美,教师需从理论功底、职业道德、批判意识、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等;再次,在历史课堂中,教学立意要鲜明、讲授方式要新颖和思想启发要独到;最后是历史评价,在历史评价中,对评价体系、评价主体、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的选择各有要求,以求历史教育的包容性更强,学生所受限的范围更小。且整篇文章针对不同的对策,通过教学案例来加以阐述。最终,理性精神在历史教育中的建构能够让教师改进其教学方式,让学生转变其学习方式和完善教育评价机制。全论文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探讨了理性精神在高中历史教育中建构的理论策略以及通过部分实例剪影。来体现理性精神的建构就是思维培育和完整人格的过程,以达到理性精神应该在帮助学生提高思维品质的基础上,最终关注历史教育对学生人格的塑造和精神世界的提升。

李淑哲^[4]（2019）在《文化发展战略视阈下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信仰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既是引领文化发展方向的“好引擎”,也是检视文化发展成效的“试金石”。文化发展的方向目标、路径选择与文化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确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准确把握当前社会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回应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而做出的最新重大决策,为一段时期内国家文化发展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大学作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摇篮,遵循学生“拔节孕穗期”要求,开展立德树人教育活动,为信仰的生成、选择和传播提供了“场景”和“路径”,在信仰教育中发挥对人的精神的升华和对社会共识的强化作用。同时,大学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能盘聚文化资源、利用自身人才优势,在文化发展中发挥引领、辐射和提升的作用。因此,在文化发展战略视阈下,以大学为基本场域,以大学生为主要对象,开展系统而深入的信仰教育研究,成为一个兼具时代意义和现实关切的选题,这既可以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关于理想信念的研究领域,又能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支撑。基于此,论文从价值效能的视角,在文化发展战略视阈下构筑议题,阐释大学生信仰教育在推动文化发展方面的“应然”功用,调查了解当前存在的“实然”境遇,进行实事求是的归因分析,并探索出改进和完善相应工作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端于大学生信仰教育活动的内涵意义。从内涵上看,大学生信仰教育包含四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心的政治信仰相关内容的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道德信仰相关内容的教育、以“依法治国”思维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基础的法律信仰相关内容的教育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命信仰相关内容的教育。从意义上讲,大学生信仰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是社会群体信仰的“投影体”和“晴雨表”,是文化发展境况的折射和标示。理直气壮地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人文化成”和“铸魂育人”的教育实践,推进以传授知识和涵养文化为关照的大学生信仰教育,有利于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核心价值观、培养法治思维,夯实文化发展的精神根基;有利于增加文化智识供给、凝聚文化人才力量、培养文化人力资源,提升文化发展的人才素质;有利于增创文化传承载体、扩展文化发展途径、发掘文化创新源泉,拓宽文化发展的实践空间。从而引导大学生在实践中更好地体现爱国之情、强国之志和报国之行,为实现“强文化之魂、健文化之体、聚文化之气、发文化之力”贡献应有力量,使中华文化蓬勃发展,在世界图景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形成无与伦比的竞争力。借助质性研究中的访谈调查法,对大学生信仰教育的主体——教师和学生群体代表进行深度访谈,得以窥见当前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现实境遇。一方面,信仰教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信仰方向较为健康向上、整体质量相对良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信仰教育主渠道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明显。另一方面,信仰教育也面临一些难以忽视的现实问题,从系统论角度分析,这些问题归因于教育内容的片面性导致体系欠合理、教育方法的单一性导致效果欠明显、机制体制的不健全导致发力欠协调等来自教育系统内部因素的影响;归因于市场经济催生的趋利动机钝化了动力、社会现存的某些问题弱化了信力、多元文化的不当蔓延影响了定力等来自教育系统外部因素的影响。从理念与内容维度出发,探寻文化发展战略视阈下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强化路径,可从以下角度入手。从聚焦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升华大学生信仰教育的理念出发,要树立战略思维,秉持从“善政”到“善治”的理念,提高把握信仰教育大势的能力;要涵养历史思维,秉持从“历史”到“未来”的理念,致力于提高勇担信仰教育使命的能力;要强化底线思维,秉持为“无畏”而“敬畏”的理念,提高应对信仰教育难题的能力;要增强系统思维,秉持由“统筹”至“协同”的理念,提高扩大信仰教育合力的能力。从对标文化发展的现实特点、丰富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内容出发,要发挥文化塑造价值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政治信仰要素,致力于保证大学生坚持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要遵循文化温润心灵的原则,进一步扩充道德信仰要素,致力于保证大学生坚持素质品格的健康发展;要强化文化规范行为的功能,进一步强化法律信仰要素,致力于保证大学生坚持行为规范的合理合序;要提升文化健全人格的效用,进一步延伸生命信仰要素,致力于保证大学生坚持人格价值的健全超越。从方法与制度维度出发,探寻文化发展战略视阈下提升大学生信仰教育实效的相关路径,可从以下角度入手。从立足文化发展的智识需求、改进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方法出发,要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掌握信仰教育的主动权;要依托“互联网+”数字技术,拓宽信仰教育的信息源;要加大社会实践力度,根植信仰教育的活力点;要扩伸教育情境载体范围,增强信仰教育的亲和力。从依托文化发展的组织保障、健全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制度出发,要进一步以顶层设计为总揽、推动领导体制改革,充分调动信仰教育力量的积极性;要进一步以队伍建设为龙头、推动理顺管理机制,加快建设德才兼备、团结合作的信仰教育主体队伍;要进一步以教育教学为根本、推动完善评价机制,及时反馈规范合理的信仰教育实效;要进一步以组织、人员、经费为抓手、推动完善保障机制,提供全面到位的信仰教育支撑。

李瑞奇^[5]（2018）在《德育的审美向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德育审美及其相关问题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的一种,基于过去30年来聚讼纷纭的研究,本文尝试采用返本开新的学术思考,择取“向度研究”的切入视角,按照起、承、转、合的推进线索,致力于在德育价值再探的背景下,为增益德育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提供更为丰富的见地与方法。由此,根据德育审美的历史传统与现实迫切:起,即廓清德育审美的既往牵系与当下困扰;承,即理清德育与美育两者的会通交互与理论基础;转,即述清德育过程要素的审美彰显与审美自洽;合,即讲清审美向度的功能凝结及当代意义,进而揭示德育从“生命的教义”走向“生命的方法”的审美方案。一言以蔽之,即循按“历史牵系、问题倒逼、理论依据、实践蕴含、当代憧憬”构建德育审美向度的发现、确立、融通、彰显、致用新路。基于诸上逻辑思辨,在引言部分首先指明研究边界问题、既有研究现状和可能要义创见,强调站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立场,采取“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思路,以审美向度探寻德育“应发而未发之价值”,并明晰不忘本来即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传统视域、吸收外来即学科交叉与公知观点、面向未来即助益学科发展和时代需求的研究立足,为德育审美向度的进一步确证扫清不必要的刻板印象。全文共分五章,论证梗概如下:第一章,前提之约,本章旨在澄清相关概念牵系与历来沿革。通过对美、审美、美育、美德等德育审美相关概念的初辨,对中、西德育审美相关研究迁变发展和流变特征的分析,意在廓清德育审美的关联概念,追溯德育审美的既往认识,见出“美善同源”“真善美合一”“道德自身具有审美潜质”“审美是德育目标实现的必要准备”等共性观点。一则,避免类研究中经常出现的概念不明、体备混乱的问题;二则,为德育审美向度研究提供源头参照。从而,在“史与义”两个层面的回溯与探观中,为德育审美向度的提出可能奠定基础,初步回答了德育审美向度的历史既有。第二章,问题之维,本章旨在阐明德育、美育实际困扰的现状和表现。通过对传统德育与美育当下问题的关键词辨析,以关怀离场与真相遮蔽内、外两个角度指出德育的功利化、单向度,以浮于云上与游于大地上、下两个面向透视美育的抽象化、浮泛化,从而聚焦德育与美育在教育实践中亟待矫治的问题困扰。一则,客观呈现德育、美育或偏离于“人”的情感需要,或沉溺于“美”的理论循环的现有困境;二则,接引出两者在育人中互为增益、美人之美进而美美与共的发展可能,为三章中两者耦合张本。至此,在“惑与殇”两个层面的实有困顿与隐含期待中,为德育审美向度的出场价值给定问题要件,进一步回答了德育审美向度的现实应然。第三章,耦合之势,本章作为研究之“承”的逻辑存在,主要接续首章、次章之“起”,意在探讨德育与美育交叉学科的审美会通。一则,为德育审美向度的“审美”找到理论着力与方法引介;二则,为德育审美向度的“向度”找到时代语境与当下奠基。具体来看,分别伸入哲学追问、传统叩问和现实反问三层文化自觉中去,看到彰显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中的会通可然,主要展现为“自由个性”思想与“美的规律”观点等哲学灼思;看到蕴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会通必然,主要体现为“礼乐皆德”“真善涵美”等经典识见;看到当代德育要务中的会通应然,主要表现为德育对象“创造性激发”“全面发展”的现实诉求。从而,突破德育、美育二元对立,为德育审美向度的实践致用拓出圆融之路,再进一步地回答了德育审美向度的理论可然。第四章,践履之途,本章着力一个“转”字,致力于在实践意义上声明德育原本的审美蕴含,确证德育审美向度的实有价值。先是理清德育过程内义要旨,在肯认德育主体、介体、客体、环体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进行审美转化的前提下,循序分析德育过程要素的审美蕴含,从德育主体（教育者）在德育过程中的审美人格塑形、审美角色转换、审美范畴运用,到德育介体中内容、方法、载体的审美样态,再到德育客体（受教育者）审美需要、审美态度的观照,及至德育环体在校本环境、舆论环境、社群环境中的审美渗透以及德育过程的审美自洽,全景展现德育过程要素中的审美彰显和致用节点。从而,扎根于当下语境,着眼于育人实践,力求真正地将“起”“承”中的历史牵系、问题认识、理论接引“转”入正在运行的德育实践中来,为德育审美向度的内涵探讨提供实践智慧,更进一步地回答了德育审美向度的价值必然。第五章,信仰之往,如果说前述四章的渐次推进,是为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储备,那么末章重在一个“合”字,是本文研究的理论触点和意义落点。末章采用审美向度意涵阈限是什么、功能体现是什么、当代憧憬是什么的脉络,强调德育审美向度实质上是寻求德育“应发而未发之价值”的返本开新、反身而诚的探索。展开有二:其一,在理论触点上,从德育应然价值与实然价值的矛盾出发,探究哪些功能是尚未实现的（应然状态）,立足马克思休闲思想、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以及“崇高”这一审美范畴,建构性地聚焦德育的享用功能;其二,在意义落点上,一则向内,伸张享用功能致力于德育可亲、使人愉悦、受人欢迎的实践憧憬;二则向外,挺立德育审美向度追寻“美好的德育”的构建设想,指向以美好的道德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美好的德育丰盈“美好生活的向往”。因循以上,本文基本认识如下:一是德育审美向度研究确立以德育实践思考德育审美的立场,坚守德育的主体性,超越狭隘的立美育德观,开发和彰显德育在审美向度上的实践生命;二是德育审美向度有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底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及传统文化礼乐相生、尽性齐物等德性精神始终参与着当代德育实践,塑造着德育的审美品格;三是德育审美向度凝结的享用功能再探是对德育基础理论的丰富拓展,是德育有效性葆有现实与理想、事实与可能的张力;四是确证德育具有审美这一向度,主张顺应德育对象的文化心理、情感需求、审美期待,裨益学科发展、聚会价值共识和滋养时代精神,在审美向度的返本开新中拓出一条中道,反哺于培育兼具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时代新人”,力促德育从“道德的教义”流向“生命的方法”。

刘晓敏^[6]（2017）在《萨拉马戈小说的寓言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若泽·萨拉马戈是目前葡语界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十分深刻的主题意蕴,充满睿智的想象和浓郁的寓言色彩。本文以目前大陆译介的其几部小说作品为基础,旨在从整体上对其小说创作中鲜明的寓言性进行探讨,从分析小说创作中寓言性的呈现、所体现出的寓言性特征、运用到的叙事手法及形成作家这一创作特征的缘由这四个方面入手,进而探讨萨拉马戈小说寓言性创作的价值及意义。萨拉马戈的作品,常常在文本背后隐含着作者对当下人类的生存处境、生活命运及对种种人性问题的思考,作家用饱含温情又不失辛辣讽刺的笔触对这些问题给予抨击和讽刺,给我们提出警醒。论文开头部分根据这几部小说中所呈现出的不同主题对其进行分类,以具体的文本为依托,分析小说背后所隐含的作家对人性、对主体和对历史这三个层面的观照与思考以及文中所体现出的鲜明的寓言性特征,如情节的荒诞性、故事主题的复义性和小说最后的救赎意义等。而除了这些与其他寓言性作品共通的特征之外,萨拉马戈的寓言化创作也呈现出了自己的独特之处。接着在对萨拉马戈小说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中所运用到的寓言性的叙事策略,如在萨拉马戈的小说中随处可见的预叙手法的运用、求证型的情节模式以及对人物背景的模糊化处理。在大概了解了萨拉马戈的寓言性创作之后,从作家自身和所生活的年代对其创作造成的影响内外两个方面来对形成该特征的成因进行具体的分析。最后总结萨拉马戈寓言性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寓言,一种远离现实的真实。寓言性的创作文本包含了更宽广的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越来越多的作家们的选择。萨拉马戈用寓言性的创作手法为我们构筑了一则又一则寓意深刻而又饱含哲理的故事,在虚构的世界里不断地拷问人类的灵魂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而这也正是文学创作的终极意义所在。

唐善梅^[7]（2017）在《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养成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的养成。现代文化人格这一概念的提出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鉴于中国当代国民素质的现状以及研究条件便利,将研究对象锁定为大学生。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内涵架构的立意基础是汲取中西方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养成对策虽然涵盖社会、家庭、学校等各个系统,重点研究高校的可为之处。首先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发现背后的问题本质,并从理论上分析问题形成的原因。研究中列举了十种大学生群体性问题行为。透过这些群体性问题行为暴露出的国民性问题有:理性思维缺乏、公共意识淡漠、创新行为缺少、超越精神缺失、诗意情怀丧失。其次分析了造成这些国民性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因素有:尊德性尚权威的思维方式、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意识、懒于革新的守旧行为模式、积极入世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庸俗低俗粗俗的草根文化。进而通过三个角度的社会比较:东西方文明比较、不同社会形态比较、不同社会制度比较,论证了这五种传统文化因素存在的历史渊源以及对国民文化人格产生的影响。得出结论:造成这些群体性问题行为的背后原因就是国民文化人格中的前现代因素。并根据这个研究结论,建构了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内涵包括:理性思维、公共意识、创新行为、超越精神、诗意情怀。再次以现代文化人格作为核心概念,参照英格尔斯等人的现代性测量问卷对南审大学生样本进行了人格现代化水平测量,分析了 13种变量对大学生文化人格的现代化水平产生的影响,研究得出对大学生文化人格现代性水平产生积极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是:喜欢阅读人文书籍,其次重要的有:社会阅历丰富、有文艺特长、父母关系好、非独生子女、生活在南方、女性。以南京审计大学书院制文化育人为实验研究,介绍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创新方向,以书院为载体,整合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功能,养成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具体分析了学院、书院、导师、辅导员、学生自治组织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最后论述了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的养成对策。按照影响力从小到大顺序,依次包括:社会环境浸染、家庭环境熏陶、教育环境塑造、教育主体自主选择。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后面两个因素,如何围绕激发主体选择设计教育环境。

王成^[8]（2015）在《糜文开与印度文学和文化》文中研究指明糜文开是着名的印度文学翻译家、评论家,曾居印十年,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包括印度先贤研究、印度文学翻译与研究、印度宗教和哲学研究、中印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等等。甘地、奈都夫人、泰戈尔和迦梨陀娑,这些先贤的文学创作或爱国思想所体现的以仁爱、牺牲、梵我一如为基本特征的印度文化精神是糜文开顶礼膜拜的。糜文开对印度先贤的评价体现出他对印度近代社会和印度文化精神的关注。通过对糜文开笔下印度先贤的研究,可勾勒出他眼中的印度先贤形象及隐藏在其中的印度文化精神。译着在糜文开的印度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有相当的地位。这些译着涉及宗教、文学、历史、民俗风情等方面,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印度文学和文化的窗户,也是其研究印度文学和文化的基础。研究糜文开对印度经典和文学作品的选择、评论、译介,并对糜文开在20世纪我国翻译印度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和地位予以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在研究印度文学和文化时,糜文开凸显了宗教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站在宗教和哲学的角度对印度文学和文化的审视,与同期社会学、伦理学、反映论的研究方法相比,独辟蹊径,观点独特。糜文开认为印度文化是一种哲学和宗教文化,宗教影响辐射至印度文学、政治、经济各方面,而在文学领域,宗教影响尤为显着。通过糜文开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印度人民的世界观、哲学观、宗教观、人生观以及印度民族的精神特质,并勾勒出印度民族的文化形象。在中印文学和文化关系研究方面,糜文开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自豪感,自觉以中国人的身份从事中印文化交流,为新时期的中印友谊贡献力量。他在中印文学和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和深化了中印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内容。糜文开的印度学研究致力于印度文学和文化研究,与同期大陆印度学研究侧重印度哲学、语言、历史文化、佛典和中印文化交流不同,作为港台印度学专家,他在印度文学方面功勋卓着。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也避免了为比较而比较,而是正本溯源,探讨印度民族性即印度文化精神。同时,由于糜文开的比较文学意识并不自觉,有着平行贯通研究方法的痕迹,在印度宗教、哲学和中印文化研究方面显得单薄、含混,未作深层次的比较研究。总体而言,糜文开的印度文学和文化研究是以印度作品译介为基础的研究,是重在揭示印度民族性的研究。而其翻译语言的雅正、以宗教为切入点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

解葳^[9]（2015）在《新世纪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对现实主义的反思、肯定和呼吁，小说界出现了现实主义回归的现象，活跃于文坛的老中青几代作家的很多作品都被评论界认定为现实主义小说，其中尤以历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为典型代表。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强大冲击下，现实主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新世纪试图冲出重围、再度崛起，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在我国，现实主义为何经久不息？现实主义不可或缺的价值何在？小说重返现实主义是如何重返的？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回答对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和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社会语境方面，新世纪的中国依然处于持续深化和复杂的转型期，国家话语和资本话语的共谋使市场经济成了理所当然的价值准则，几乎控制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新的现实”充满复杂尖锐的冲突，各种社会现象往往超出小说家最大胆的想象，暴露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生态恶化等各种社会不公、不义的现象，积极关注各种社会民生吁求，呈现社会民众精神上的营养不良，引领人类灵魂提升等，都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必须面对、重视、思考的问题，这也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拥有了一个重新繁荣的契机。同时，中国作家的文化资源本身就存在对现实主义的偏爱。而在读者中间，现实主义的审美形式依然是喜闻乐见的文学样态。可见，就中国的具体语境而言，现实主义并没有穷尽发展的全部可能性，依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其合法性、可能性和生长性都还值得继续研究。这意味着我们有必要继续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深入进行，并长期关注现实主义的流变和影响力。所以，本文决定以新世纪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总体状况、发展嬗变、突出特征、得失破守、时代背景、未来展望等方面的分析和总结，发现并回答一些有关现实主义的问题。本选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基础上，立足于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文本实际，综合运用辩证分析、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发生学、比较研究、归纳概括、点面结合等方法，带着主动的反思与问题意识，重点批评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时代症候。在研究中，又尽可能在现实主义与中国时代、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文学自身的互动关系中思考问题，力求对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和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做出合理、公正的解释。论文分为六个部分，主要论证了以下观点：1.现实主义必须是开放的理论；2.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因思想困境、精神困境和批判力量缺乏呈现出“亚现实主义”的时代症候群；3.很多作家依然钟爱现实主义，他们在坚韧的努力中，实现着对现实主义的坚守与突破；4.在新世纪的时代语境中，现实主义及其创作依然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其可能性和生长性都远未穷尽，我们要努力挖掘现实主义的生长点，将现实主义小说这一为读者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推向新的高峰。具体章节内容概括如下：导论部分首先阐述了选题因缘和价值。正是评论界和理论界对现实主义的理性期待和小说界与现实主义的不解之缘诱发了本论文对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研究兴趣，进而力图以文本细读为理论和实践困惑的解决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实证依据或启发。然后归纳了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和文献资料；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框架结构设计进行了说明。第一章侧重阐述对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小说的理解，并从对现实主义理论和概念的分析入手进入对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概述，一共分为两节：第一节从现实主义概念和理论内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巨大而繁复的衍变开始，主要分析了现实主义的众说纷纭，对现实主义概念的宽泛界定和对现实主义理论内涵的辩证理解，现实主义的关键词“现实”的因人而异性和令人信以为真的“真实感”对“真实”的代替，文学关照现实的立足点和文学现实的显现方式，现实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叙事方式的辩证存在，以及现实主义小说的认定原则等几个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第二节进入对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概述，归纳了新世纪以来文坛对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的肯定和呼吁、新世纪小说与现实主义的不解之缘、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总体表现、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在现实介入方面的代表类型及其文本，最后在回顾和衔接上个世纪末的创作背景的基础上，总结了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继承和超拔。第二章主要归纳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与新变。本章从总体归纳和个案研究两个角度进行，集中论述了部分优秀作家新世纪以来在叙事策略、主题意蕴和文体范式三个方面对现实主义小说的突破与推进：第一节概括了叙事时间的切割、叙事时间的变更、叙述视角的新变和叙述层次的多元等几个方面的叙事策略突破；第二节聚焦主题意蕴，总结了丰富意蕴的追求、寻找心灵的默契和忠诚、女性的生命追求极其艰难、爱的传承和爱的毁灭、“底层”的“诗意”栖居等五个方面的主题开拓；第三节研究文体范式的嬗变，对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文体新变和分类进行了分析和归纳。第三章主要批评、解读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时代症候，是本文的重点章节。该章从批评的视角出发，着重分析、归纳了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总体上的一个突出症候群——“亚现实主义”，共分三节：第一节以底层写作的浅尝辄止、官场小说的助纣为虐、婚恋家庭题材小说的狭隘视野为例分析了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思想困境，指出很多作品局限于社会现实的表层，既无力进入普通百姓喜怒哀乐的生活和内心深处，也无意批判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因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和抵抗能力而陷入了对物质、欲望、名利的纠缠，忽略了对题材的审美把握和审美转换以及对蕴含于其中的思想潜质的挖掘，从而造成大部分作品总体上的视野狭隘、境界低下；第二节探讨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美学危机，论述了小说在审美表现、审美内容、审美趣味上的庸俗演变，其中人物形象的模糊不清或类型化、故事情节因迎合消费需求的奇闻化和时尚化走向、日常生活审美化风潮中批判维度的丧失是三个比较突出的病变，这其实和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商品原则和消费意识的盛行、日常生活的世俗欲望诉求的膨胀以及大众文化的流行不无关系；第三节从根源上把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各种弊病归纳为一个因思想困境、精神困境、批判力量缺乏而导致的症候群，并尝试以“亚现实主义”概念命名之，又进一步从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两个方面探寻这种症候群形成的直接和间接病因。第四章主要论述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生长点，是本文的难点。在先行归纳新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时代症候的基础上，本章对症下药，提出了一些可以克服弊端、发扬优势，寻求现实主义小说进一步突破的应对措施和策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节继续强调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并进一步指出在批判的基础上，重塑理想、建构意义的重要，以及批判性和艺术性应该完美结合；第二节反思作家的主体性，指出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对创作主体综合素养、叙事能力的提高弥足珍贵；第三节重提以人为本，提倡通过塑造多面性的人物形象探索人类的各种存在状态和灵魂奥秘；第四节呼吁现实主义小说锤炼精准规范、蕴藉优美、具有超越抵抗能力的个性化语言；第五节分析和比较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两种叙事模式的长短是非，主张打破二者的对立，建构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的兼济互补。结语部分是对现实主义的信心和期待，以新世纪语境中现实主义不可或缺的价值、现实主义的可能性和生长性几个方面论证了现实主义并没有穷尽发展的全部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新世纪的中国新现实而言，现实主义要在不断地发展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性和生长性。

鲍成中^[10]（2015）在《适应与超越：教育家成长规律研究》文中指出教育家是文化积淀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是教育活动的主角。教育家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国家教育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在全体中华儿女追逐中国梦的时代,时代和社会呼唤教育家,现实的教育改革需要教育家,深化理论研究也需要教育家。文章在运用系统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心理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发现了教育家成长的三大规律,即适应性规律、超越性规律和交互性规律。全文共分五章。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的原因和背景：教育家办学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文章选择了教育家成长规律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如何从本质上抓住教育家成长的规律,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在众多的国内外关于研究教育家的成果中,大多数研究成果局限于教育家的内涵研究、教育家的类型研究、教育家的标准研究、影响教育家成长的环境因素研究、影响教育家成长的主观因素研究等。但在教育家成长规律的研究方面,目前处于零散的、不成系统的研究状态。因此,我把教育家的成长规律作为研究的课题。第一章“人及人的成长规律”。从人的二重性入手,揭示了规律、成长规律、教育家成长规律的内在联系与区别。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二重性,决定了人的成长的适应性和超越性。人的成长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的成长规律在本质上就是适应性规律和超越性规律。第二章“教育家成长的适应性规律”。文章从适应的内涵、特点及形式入手,分析,教育家成长的自适应和社会适应的要素。文章分析了支撑教育家成长的社会适应要素的的组成要素,主要有群体动力要素、社会需要要素、传承要素、文化要素和概率要素等。并且从前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后轴心时代分析了教育家成长的自适应的要素和社会适应的要素。第三章“教育家成长的超越性规律”。文章从超越的内涵、特点及形式入手,分析了教育家成长的超越规律。并分析了支撑教育家成长的外部超越要素的支撑要素,主要有创造要素、同伴互助要素、集体效能要素。分析了支撑教育家成长的内心超越要素的支撑要素,主要有信仰要素和心理行为要素。第四章“教育家成长的适应与超越的交互性规律”。文章从分析教育家成长的适应与超越的交互规律入手。分析了支撑教育家成长的适应与超越的交互规律的支持机制,主要有,内外因交互机制、“小我”与“大我”交互机制和“大时势”与“小时势交互机制”等。研究认为,教育家成长的内外因交互要素是内外因综合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由内因或外因的单一方面起作用就能成为教育家的。并揭示了内外因互动规律下的教育家成长模式：一是外因发挥特殊作用下的内外因互动规律的成长模式；二是内因发挥特殊作用下的内外因互动规律的成长模式。文章从教育家成长的自我能动性的发挥入手,分析了教育家的在社会动荡时期及和平时期的教育家的社会责任。文章认为：教育家的成长是在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中实现自我发展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二者相融相生,交融为一体。即“小我”与“大我”的交互作用,教育家成长的“小我”与“大我”交互机制在我们的现实教育生态中有以下几种成长模式：一是教育家成长的自我发展与社会责任的交融规律下的“英雄式”教育家成长模式；二是教育家成长的自我发展与社会责任的交融规律下的“协同式”教育家成长模式；三是教育家成长的自我发展与社会责任的交融规律下的“使命式”教育家成长模式。文章从“大时势”与“小时势”入手,分析了教育家成长的时势早造就规律。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社会需要与社会条件之间的互动,决定着教育家出现的数量、结构以及水平等。实际上,这个时势造就教育家的成长规律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有两条演绎路径：一是社会需要决定教育家成长模式；一是社会条件决定着教育家成长模式。经过研究,本文形成了“三大规律九大要素”的教育家成长规律体系：即“三大规律”为教育家成长的适应性规律、教育家成长的超越性规律和教育家成长的适应与超越的交互性规律,“九大要素”为自适应要素、社会适应要素、综合适应要素、外部超越要素、内心超越要素、协同超越要素、内外因交互要素、小我与大我交互要素、大时势与小时势交互要素。第五章：本章分析了当今教育家面临的历史机遇：当今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教育革命相向而来,中华民族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渴望教育家,渴望人类历史上有一个教育家群的涌现。并从教育家成长规律的视角,提出来一些建设性建议：一是从政策支持、法律支持、经费支持、激励、民间力量、社会舆论等方面入手,认真做好教育家成长的内外因素的激励与设计。二是从注重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唤醒教育家精神、鼓励原创性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切实推行教育去行政化、注重民间办学力量和发展私学、正确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等方面入手,认真做好教育家成长的主客观因素的激发与营造。三是从教育家个体的成长的自觉自为修炼入手,注重学术领袖及学派的形成、注重个人人格和学术修养等方面等方面入手,积极引导好教育家成长的自我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协调发展。我们期待着我国新时代教育家群的诞生和涌现,为伟大的中国梦贡献教育家的力量。

二、100年思想照亮诺贝尔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00年思想照亮诺贝尔奖（论文提纲范文）

（1）马拉维的基督教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保罗·利科的解释学主体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理性精神在历史教育中的建构 ——以高中思想文化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文化发展战略视阈下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德育的审美向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萨拉马戈小说的寓言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养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糜文开与印度文学和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9）新世纪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适应与超越：教育家成长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100年思想照亮诺贝尔奖（论文参考文献）

• [1]马拉维的基督教伦理思想研究[D]. Patrick Bande（班德）. 黑龙江大学, 2020(08)
• [2]保罗·利科的解释学主体理论研究[D]. 王桂芝.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7)
• [3]理性精神在历史教育中的建构 ——以高中思想文化史为例[D]. 张金梅.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4]文化发展战略视阈下大学生信仰教育研究[D]. 李淑哲. 湖南大学, 2019(01)
• [5]德育的审美向度研究[D]. 李瑞奇.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1)
• [6]萨拉马戈小说的寓言性研究[D]. 刘晓敏. 西北民族大学, 2017(08)
• [7]大学生现代文化人格养成研究[D]. 唐善梅.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8]糜文开与印度文学和文化[D]. 王成. 湖南大学, 2015(03)
• [9]新世纪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研究[D]. 解葳.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10]适应与超越：教育家成长规律研究[D]. 鲍成中.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标签：基督教教义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