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与发展:以亚洲国家为例》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沈娜[1]（2021）在《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文中认为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该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并没有实现整体性推进。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开花结果,真正让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受益、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形成开放、共赢的合作网络,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研究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北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是实现中国东南、中、西、东北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还是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论文基于区域合作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参与,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实际进展,以及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及推进路径。论文旨在解决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第二,厘清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理定位;第三,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次区域层面和东北亚整体区域层面的推进进程与合作状况;第四,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论文首先从内在动力、实现条件和层次性三个层面,阐述了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它体现了平等性、开放性、创新性、非地缘战略性和目标非一致性等特点,凸显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特色。论文重点阐述了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明确了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即东北亚区域是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翼之轴,它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缘区,更不应该游离于“一带一路”建设之外。论文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过程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如何将各自的发展规划渐进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的。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具体推进问题,论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重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呈现出边境地区相互开放、国家之间战略对接、区域层面互利合作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互动形式,基于此种认识,论文主要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区域合作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在陆上边境层面的互联互通。指出在边境开放的形势下,边境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屏障功能”向“中介功能”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首先突破了边界的屏障,而建立起跨境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是在东北亚区域层面将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以及形成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主要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形式的灵活与创新,在对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状况的阐述中展现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成就。同时,论文总结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规划过程与推进情况,阐述了该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未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论文还从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路径三个层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之间能否实现包容性的问题。论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首先是区域外的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分化手段,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扯断线”式的破坏或“分割片”式的阻断;其次是区域内“一带一路”发展的局部覆盖性问题,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离散性”结构相关联,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第三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边境次区域合作也存在着困境,在推进中受到东北亚区域整体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论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路径: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助力东北亚区域边境层面合作中的优势及作用;探索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路径;寻求协调区域内大国关系的具体方式;探寻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区域外美国之间关系的路径等。东北亚区域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区域,在这一区域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东北亚区域也可以继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马倩[2]（2021）在《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政治话语研究包含两个基本主题:一是权力主体间基于权力争夺的冲突和对抗,二是权力主体间基于利益协商的合作性社会实践（Chilton&Schaffner2002）。外交话语是政治话语研究的重要领域,关注作为外交实践工具的话语如何反映并塑造外交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现实。国际关系中的外交话语实践根据以上两个主题可大致分为对立型外交话语和合作型外交话语。长期以来政治外交话语的研究主要关注话语的对立性特征,而对合作型外交话语的研究和系统性解读不足。从认知语言学的空间概念化视角来看,合作型外交话语应呈现与对立型外交话语不同的空间表征形式,Chilton（2004）话语空间理论以二元分界的空间概念化仅适用于后者而不能解释前者。本研究从话语空间建构视角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对合作型外交话语进行解读。鉴于二元分界式空间概念化的局限性,本研究借鉴Chilton（2004）提出的三维度（空间、时间、价值）,并基于Kaal（2012,2015,2017）从政党话语的时空指涉范围反观政党世界观的话语空间分析路径,拓展话语空间的内涵和研究框架;通过分析中国“和合”话语的“空间-时间-价值”（STV）表征形式,探究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模式,以丰富认知视角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回答三个研究问题:（1）中国“和合”话语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价值维度各有哪些话语表征?（2）中国“和合”话语建构了什么样的话语空间?三个维度之间是什么关系?（3）合作型外交话语和对立型外交话语在话语空间表征上有何差异?为回答上述三个研究问题,本文以中国领导人68篇多边外交演讲为语料,遵循“文本特征→概念化表征→话语空间整体表征”的自下而上的分析步骤,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的方法进行语料分析。研究发现主要有三点:第一,中国“和合”话语在空间维度以包容性的空间“满格”表征反映全局视角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和谐共存,在时间维度以延展性的时间“满格”表征反映广阔的历史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在价值维度以相应识解策略反映共同价值取向,与时空“满格”相呼应。第二,中国“和合”话语的三维度表征共同形成延展包容的话语空间,以“和合”话语空间模型可视化呈现,三维度之间体现以价值维度为核心的两两交互关系。第三,合作型外交话语和对立型外交话语基于不同的空间概念化呈现不同的话语空间表征,前者在共同价值导向下以整体性、弱界限划分的空间概念化方式建构话语空间,总体上呈现外向扩展的包容性表征;后者在价值对立导向下以内外分界的空间概念化方式建构话语空间,总体上呈现内向压缩的对抗性表征。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理论上对Chilton（2004）的话语空间理论进行改造形成拓展框架以探究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特征,最终得出“和合”话语空间模型,丰富了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外延;实践上将合作型外交话语与对立型外交话语置于平等地位,扩大了话语空间研究范围,克服了前期话语空间研究偏重于关注政治话语对立性特征的局限性。研究结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语言学话语分析理据支撑,并对政治话语分析实践、外交话语翻译实践、中国价值观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李宗芳[3]（2021）在《机制复杂性背景下国际制度设计研究》文中提出为什么特定议题领域内新建（或转移）的国际制度却沿用了已有制度的规则与设计?随着国际制度扩散,很多议题领域国际机制间形成部分重叠,且不存在等级关系的“机制复合体”,已有研究认为新建重叠的制度是在对现有制度不满的条件下,通过新建或机制转移挑战现有规则、规范,追求实现与现有制度不同的目标。这一视角夸大了制度间竞争,本文发现新建（转移）制度延续了已有制度的规则与设计,并尝试提出分析框架解释这一问题。新旧制度间延续制度设计,主要指延续制度规则、成员资格和决策机制设计。特定议题领域内,现有制度安排会引导和限制新制度规则和设计。本文假定行为体是有限理性和损失规避的,一方面,行为体决策时面临诸多不确定,往往会选择较为满意的结果,而非最优结果;另一方面,相比较未来收益,行为体更在意失去现有收益,因此会冒险规避损失。议题领域内既有制度弹性和制度竞争促成了新旧制度间延续制度设计。制度弹性指制度规则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新行为体重新解释和执行,或者说制度改革者在解释和运用旧规则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制度竞争是指由国家推动发起的,旨在改变制度现状,且与现有制度在制度规则和具体实践方面存在冲突的制度新建或制度转移形式。本文提出了三个假设:当既有国际制度弹性高,新建（转移）制度接受现有规则的可能性高,既有制度弹性低的情况下,新建（转移）制度更可能提出新的规则和设计特征;当既有制度弹性高,议题领域内制度竞争程度激烈的情况下,新制度更倾向于提出新规则;在既有制度弹性高,议题领域内制度竞争程度低的情况下,新建或转移的制度会延续已有制度设计,接受主要规则。因为既有制度弹性高低决定了制度规则可解释性和包容性的强弱,以及能否容纳新制度行为体偏好;制度间竞争程度影响制度“后入者”的竞争成本。在国际发展融资领域,由中国主导倡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接受了世界银行的主要制度规则,成员资格、决策机制也与世界银行相似。一方面,世界银行规则弹性高。世界银行规则可以被亚投行解释、运用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虽然世行没有设置灵活性条款,但其专业权威保证了政策规则的中立性。另一方面,致力于发展融资领域的制度竞争程度低,世界银行享有焦点权威,不利于新制度规则的发展,反而通过与世界银行建立正式的联系,有助于亚投行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是知识产权领域重要的国际机制,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但严格的规则也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对药品相关专利保护规则的不满,通过将与公共卫生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推上世界卫生组织的议程,发展中国家推动了机制转移,但世界卫生组织依旧在TRIPs规则体系内运行。本文发现,TRIPs设置了灵活性条款,并在发展中国家与非政府组织推动下,TRIPs规则灵活性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需要来解释和使用这些条款,保障药品获得;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虽然机制复杂,但由于议题涉及范围广泛,新出现的机制无法挑战TRIPs的优先地位,且TRIPs拥有保障其规则不被挑战的物质资源,对于推动机制转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既有制度体系内,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和进一步议价权力。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本文认为议题领域内,行为体新倡建或推动转移的机制与已有制度间并不一定是竞争的,可能在制度设计过程和结果方面产生协调,有利于双方避免规则冲突,形成专业分工。中国作为当前国际制度领域的“后来者”,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中推动制度变革与发展,需要认清当前制度背景现状,通过制度内和制度间适应促成国际制度的渐进变革,维持制度变迁过程平稳、缓和发生,避免与现存国际秩序发生重大断裂或冲突。
毛瀚伟[4]（2021）在《“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时空演化研究 ——兼论主要货物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试评价》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国际贸易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交往的重要手段和衡量其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和高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成长为世界主要进口大国之一,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规模、结构和空间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一些主要产品（商品）的进口贸易安全问题也相应地凸显出来。因此,对“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化进行研究、同时对一些代表性货物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进行评价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选题。为了解和掌握“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化及主要进口货物的安全度,以便能为中国扩大进口提高主要进口货物的安全度提供借鉴,本文以相互依赖理论、国际贸易理论、战略贸易理论、国际竞争优势理论、贸易安全理论为基础,以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GIS空间分析等方法为研究工具,基于2001—2019年的相关数据及资料,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角度对“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历史演变进行分析,并采用标准差椭圆方法对“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的洲际、国别（地区）的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分析,使用随机引力前沿模型分析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运用进口依存度、进口集中度指数、进口多元化指数对中国主要进口产品的安全度进行评价,最后得出相关的启示和建议。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以一般贸易为主,主要进口工业制成品,几类贸易主体在货物进口贸易趋于均衡。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加快,“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但波动率也较大,“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总体呈波动上涨的趋势。“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结构不断变化和优化,中国货物进口贸易以工业制成品进口为主,中国进口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中国货物进口贸易主体由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向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企业相对均衡的态势转变。第二,“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形成以亚洲为核心,其他大洲为支撑的洲际格局和“四大热点区、五大活跃区、三大风险区、三大冷点和无进口区”的国别（地区）格局。通过应用标准差椭圆方法,本研究对“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化进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空间重心始终以亚洲、欧洲为主导,辅之美洲和非洲,兼顾大洋洲;中国自各大洲货物进口贸易总额整体呈现出增长态势,增速差异明显,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第三,中国进口贸易受经济规模、人口、地理距离、金融危机、制度水平、贸易自由度等因素的影响明显。第四,“入世”以来中国主要进口货物大豆、铁矿石、原油的进口安全度较低。本研究选取中国近年来较具代表性的进口货物——大豆、铁矿石、原油为例,采用进口依存度、集中度指数和多元化指数分别对其进口贸易安全度进行了评价,研究结论如下,“入世”以来大豆、铁矿石、原油的进口依存度都超过了50%的警戒线,大豆和铁矿石的进口集中度都较高,大豆的多元化指数呈下降趋势,铁矿石的多元化指数波动较大,原油的多元化指数虽在上升但增长较慢,总体而言,从进口依存度、集中度指数、进口多元化指数的测度结果来看,我国近年来较具代表性的进口货物安全度较低。
闫亚娟[5]（2021）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自独立以来就不断加强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努力与独联体国家一道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的欧亚联盟。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正值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加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受俄罗斯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欧亚经济联盟陷入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提出对外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自独立以来首次宣布同独联体以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不仅为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也为域外国家深度参与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之一,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深入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对外战略动向对中国深化对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独联体地区、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自由贸易区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入手,重点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主要影响以及面临的困境,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未来走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针对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在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不甚乐观的情况下提出的,目标宏大。为使建设顺利进行,欧亚经济联盟规划了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具体推进思路。第一,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新欧亚主义思想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它主张东西并重,强调重视欧洲同时,增加亚洲在对外合作中的比重。第二,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恶化,欧亚经济联盟向西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选择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作为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第三,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等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中国和越南为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印度为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国,伊朗为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国,欧亚经济联盟选取四国依次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支点国家,以点带面,进行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第四,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5”这里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1”这里是指第三国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5+1”即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越南等。第五,以市场、能源和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欧亚经济联盟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先进的军工技术,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能源外交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手段。按照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路线图,2015年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6年10月5日,《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样板。2018年5月17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署临时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10月27日,《欧亚经济联盟-伊朗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后,2019年10月1日及2019年10月25日,欧亚经济联盟又分别与新加坡和塞尔维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截止到2020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对外已签署4个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等国也分别进行了多轮自由贸易谈判。从其现有实践看,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表现出了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第二,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第三,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第四,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经过多年努力,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对独联体地区、欧洲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至今已有5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盟各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第二,联盟各国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贸易伙伴国的选择范围;第三,联盟对外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第四,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依然会把小型贸易伙伴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对象,同时逐步推进与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最终实现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现已与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但距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双方自由贸易区建设还存在很大障碍。为此,中国可以借鉴欧亚经济联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朱玮玮[6]（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壮大,渐已成为影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OFDI的发展又迎来新的高潮。2019年,中国OFDI流量为1171.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8.91%,位居世界第四;存量为20994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6.07%,位列世界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国中,中国已居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OFDI的区位范围和产业分布广泛,投资区域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近些年跨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投资产业已涵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起国家,中国OFDI异军突起的关键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主流OFDI理论普遍认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具备某些竞争优势,包括市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对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扩张,这些理论难以给出全面科学的解释。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优势的重要来源,并且,仍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制度体系也会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本文从母国政策和制度视角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力求为国内企业大规模的跨国投资寻求新的解释,丰富新兴经济体OFDI的研究,并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政策参考,为国内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依据。首先,本文对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OFDI的特征事实进行阶段性分析,包括经济特征和结构特征。在阶段性经济特征分析中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货币环境、对外贸易、劳动力成本和能源需求指标;在阶段性结构特征分析中,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中国全球投资跟踪）两套数据对投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中国的OFDI进行跨国比较,对照组分别为大型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经济外向型国家韩国、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比较内容涉及OFDI的规模与结构。其次,本文全面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战略实施,国家全力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企业的境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再转为备案制,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断放宽,管理体制更趋完善和规范。外汇管理政策由管制转为放松,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登记核准、资金汇入和结汇方面的程序不断简化,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管理政策演变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契合,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本文采用行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金融财税政策是“走出去”战略以来政府所推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贷融资支持、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激励三个方面。政府通过税收饶让抵免、优惠税率、财政贴息、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等政策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走出去”,可以缓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减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率。实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后实施的金融财税政策显着促进了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和境外企业数量规模的扩张,具有显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这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初衷相一致。第四,本文采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也是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经济环境因素。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资金,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使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从理论层面看,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货币政策可以改变银行流动性水平,改变企业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和有价证券价格,改变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情绪,最终作用于OFDI。实证结果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着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且能显着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制约作用,但上述影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影响及调节作用均不显着。第五,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于金融制度,当前中国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一方面,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成本和资本分配,造成经常账户的较大顺差,拥有净储蓄的企业通过OFDI可以提升投资收益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抑制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通过OFDI能更快提升技术水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仍较弱,一方面,较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降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低水平的研发投入使技术水平难以快速提升,企业转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企业研发成果易被窃取,企业会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以保护研发成果。母国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是企业海外投资的“被动”推力,随着制度的逐渐健全,OFDI会趋于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证明,东部地区OFDI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OFDI则存在显着的规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本文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政策和制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体系,同时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以防范风险,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建立预警及应对机制,防范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多角度完善金融财税政策,缓解信贷资源错配问题,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继续推进制度建设,完善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国内和国外投资的均衡发展。
王人骏[7]（2020）在《梅格纳德·德赛全球化视阈下的市场动力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是英国颇具影响力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同时他还兼有英国议会上议院议员、工党党员的身份。面对当今全球化趋势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德赛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在挖掘马克思的市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市场动力”理论,并通过全球化视阈赋予了市场动力理论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德赛的经济思想在国内译介甚少,鲜为人知,通过深入研究和解读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有助于了解西方新左派的经济思潮,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动向。德赛的经济思想兼容并蓄,内容丰富。他将自己的学说、理论置于全球化的宏观视阈中,通过对德赛全球化视野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把握全球化历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脉络和非资本主义的演进阶段。在全球化背景下,德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价值,赋予了市场动力理论动态的、历史的、现实的意义。在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微观生成中,他不仅继承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传统,还批判地吸收了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学术思潮,同时结合个人经历,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理路。德赛通过历史批判、整体思维、时空视角、逻辑解释构建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市场动力理论作为德赛经济思想的核心具有三重维度,三者之间是一个递进关系。首先,自由是市场的动力。自由逻辑下调节着阶级关系、形成了经济关系,自由市场还创造了社会财富。德赛指出,阶级关系的演变透射出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但阶级矛盾可以通过阶级合作和共生来缓解;经济关系的形成反映出对市场客观规律的遵循,但市场规律随着市场的时空转换暂时难以超越;自由市场创造的所谓公平和富裕则是德赛对不平等社会的一种妥协式解答。其次,市场是社会存在的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活动场域,在市场关系下,资本主义围绕利润率周期性运动,围绕价值规律均衡增长,并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下不断开拓空间。德赛认为,围绕利润率周期性增长是资本主义运行的机理,周期性增长产生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统一之中;围绕价值规律的均衡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具有长期存在的可能;利润率下降的动力激发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在利润率下降的压力下反而能够促使资本主义持续存在与发展。最后,全球化下的自由市场是社会转型的动力。全球化重新复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经济学思想,德赛指出,世界市场中存在着空间极限,既是地理空间的界限,也是生产关系的发展极限,市场的空间极限回答了“社会何以跃迁”的问题;自由市场也存在着时间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危机中发展递进,新的社会关系也将在危机中孕育生成,市场的时间危机回答了“社会转型何时实现”的问题;全球化下的自由市场为时空超越准备了条件,市场中酝酿着社会转型的契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否定与自我否定中回答了“社会理想如何实现”的问题,社会转型发生在资本主义充分成熟,市场动力发挥最大优势、达到最大极限之时。从市场动力理论出发,德赛总结了资本主义三种发展模式的经验,并对社会主义的两个方案进行了反思,资本主义模式并没有完全拒绝政府的作用,社会主义方案最终发展趋向于市场机制,德赛认为不同的体制在对抗中不是变得不同,而是变得更加相似。在对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制的批判反思中,德赛构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认为社会主义因素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蕴含在自由市场机制当中,社会跃迁的契机要到资本主义内部去寻找,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繁荣之上,等到资本主义将世界整合为一个整体,市场动力机制没有潜力可以释放时,资本主义将在否定与自我否定之中走向新的社会跃迁。在德赛看来,这个新的社会是一个社会自觉的共同体,市场与政府相互协调,全球实现了理性治理。德赛认为社会主义要等到资本主义完全成熟时才能实现是马克思的本意,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全球化兴起与发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覆灭,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复活。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展现了空间在场的逻辑,丰富了经济学人文主义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德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现实解释力,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先进性,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描绘了现实色彩。但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也还有一些缺陷,比如夸大了自由市场的力量,放弃了对私有制的批判,拒绝了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制度充满幻象和同情,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值得商榷等等。在新一轮全球化趋势下,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特别是挖掘德赛这一批新左派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从德赛的市场动力理论出发,尊重市场力量,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等思想观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能从中汲取诸多的有益元素,这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曲越[8]（2020）在《基于效应异质性的中国FTA策略选择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世界范围内签署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数量的不断增加,自由贸易区（以下称FTA）已经逐渐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参与到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与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及欧洲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FTA。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RCEP的谈判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国的FTA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FTA的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在FTA的谈判过程中,谈判的内容和领域也逐渐向服务贸易等方向延伸,积极与世界各国进行FTA的谈判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文章首先以国家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的数据为基础,梳理了中国FTA的发展概况。分析发现,中国已建FTA涉及的对象总体上以相邻和相近的国家和地区为主,而且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处于各FTA国家和地区经贸网络的中心位置;各FTA协议中涉及最多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体涉及的较少,中国与签订FTA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总体关税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目前很多具体细分产业已经基本实现了零关税。总体来看,到2019年底,中国已经基本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形成了以亚洲为基础,辐射全球的FTA发展格局,下一步欧洲和非洲的FTA空白区是中国FTA建设的努力和发展方向。其次,基于GTAP模型对中国已建FTA的传统经济效应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结果表明,FTA的建立促进了中国GDP的增加、社会福利的提高和贸易条件的改善,进口增幅明显高于出口,贸易逆差效应明显,中国的纺织品与服装业产出增幅最大,畜牧业受到的冲击最严重,畜牧业和车辆及部件的进口增幅偏大,种植业出口增幅最大,出口下降较为严重的是金融商贸业、林业和其他服务业;国别异质性研究还发现,与发展中国家建立FTA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地理空间距离较近、与中国贸易联系较为紧密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建立FTA更能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使中国的进口量大幅增加、贸易顺差缩小,FTA经济效应在其他成员国之间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之后呈现下降趋势,FTA关税减让的后期,对中国GDP、社会福利以及进出口的影响更大;产业异质性分析指出,在中国FTA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仍然是中国的优势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尤其是纺织、电子和交通设备制造业等领域,产业的联动发展作用明显,第一产业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领域,第三产业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然后,文章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将FTA对贸易和产业增加值的经济影响从FTA数量和FTA深度两个角度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贸易增加值和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同样受到了FTA的推动,与一般性的传统贸易活动相比,在全球价值链活动相关的产业和贸易领域,FTA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但目前中国的FTA拉动效应主要是依靠贸易伙伴和贸易范围的扩大,中国FTA建设的水平和层次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在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地理距离因素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逐渐下降,人口因素仍然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指标;国别的异质性研究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FTA通过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拉动作用最大,FTA参与度较高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建立FTA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竞争力的提升也有显着的帮助,与中国相邻和相近的国家建立FTA仍然更有利于中国贸易增加值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空间距离在对外贸易伙伴选择中的影响度正在逐渐下降;产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第一产业是中国和FTA成员国经贸合作的基础,FTA主要是从数量和规模上对第一产业产生影响,第二产业是中国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也是中国贸易开放度最高的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受到FTA数量和深度的双重影响,中国与各FTA国家和地区之间涉及的第三产业领域的关税减让安排较少,因而目前FTA对中国服务产业的影响并不显着,服务贸易的开放度需要进一步提升。最后,文章从FTA经济效应的非线性角度出发,研究了FTA在不同转换机制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FTA数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机制,在中国FTA发展的早期阶段,即当中国正式建立的FTA数量小于14.7343时,FTA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较为显着,FTA深度的作用相对较小,对外贸易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FTA建设的逐渐成熟和完善,当FTA数量超过14.7343时,FTA深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FTA数量更加明显,受经济形势的影响,FTA数量和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近年来略有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FTA深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机制,在中国FTA发展的初期,即当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大于9.6833%时,FTA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较为显着,FTA深度的作用相对较小,对外贸易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FTA框架下关税减让程度的逐渐提升,当中国各产业的平均关税水平介于0.6215%和9.6833%之间时,FTA数量和FTA深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度均有了很大的提升,且FTA深度的作用上升势头更强,与FTA数量的作用系数基本持平,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强劲。现阶段,当中国各产业的平均关税水平低于0.6215%时,在中国与各FTA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税基本趋于零的背景下,FTA深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取代FTA数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FTA变量,后危机时代,受经济形势的影响,FTA数量和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近年来略有下降的趋势。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创新:创新点一,现有关于FTA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中外双边的层面,缺乏对中国FTA的整体把握。本文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创新应用到对各FTA的梳理中,更加形象和直观地对中国截止到2019年与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FTA进行了全面、综合的分析,明确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网络关系。并结合GTAP模型将各FTA对传统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一般均衡分析,进一步将FTA的效应细化为不同的国别和产业异质性视角进行研究,从新的角度为中国下一步的FTA国别和产业策略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和建议。创新点二,本文依托中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的FTA协议中关于关税减让的具体细节,通过数据整理和匹配,得出FTA数量和FTA深度两个综合指标,很好地刻画了FTA的发展情况,从研究数据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进一步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以全球价值链数据库为依托,创新使用贸易增加值和产业增加值的数据对FTA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效应进行重新分析,同时将IV和GLS等计量方法应用到对模型内生性的控制中,并与FTA的传统效应进行对比研究,将FTA与全球价值链进行结合,从研究视角上符合当代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主流。创新点三,在前文对FTA贸易和经济效应的研究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和数据分析指出,在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FTA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线性机制,并以FTA数量和深度为门限变量,用PSTR模型对二者的门限阈值和具体的效应机制进行检验和估算,在FTA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创新。进一步在分析FTA和全球价值链关系的过程中引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两个指标,使FTA的效应分析更加准确,符合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
纪信利[9]（2020）在《基于民族认同理论的亚洲男篮归化现象研究》文中提出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归化运动员遍及了全球范围的多数体育运动项目,在篮球运动中更是达到了风靡的程度。近些年来,在亚洲男篮的大型赛事中,归化运动员现象受到了亚洲各国民众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和异议。民族认同是归化运动员这一现象中极具影响力的因素,民众的民族认同、归化运功员的民族认同和归化国的民族认同等都直接决定着归化运动员是否能够保留并取得成效。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比较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将主要亚洲国家分为以下类型:无归化球员型--中国,依赖归化球员型--约旦、卡塔尔、菲律宾,归化球员补弱势型--日本、韩国和伊朗,通过分析亚洲男篮归化运动员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类型,并结合2019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归化运动员的表现,对亚洲男篮归化现象做以学术梳理和研究。在具体研究中,纵向上,以时间顺序梳理亚洲男篮归化运动员的发展历程,从菲律宾男篮开启亚洲男篮归化运动员的先河,继而西亚国家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始了大范围归化运动员。直至近几年,日本韩国两国也在加强归化运动员的引进和实施。横向上,借助民族认同的理论,通过不同的视角对亚洲男篮归化现象进行民族认同的分析和比较,从身份认同视角、文化认同视角、社会认同视角、价值认同视角和民族心理情感视角阐述归化运动员的民族认同及其重要性,并在文化认同中论证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关系。结合多视角分析民族认同的动态变化,探索民族认同的动态变化在归化运动员整个过程之中的影响。研究表明,归化运动员和民众形成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价值认同、民族心理情感认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亚洲男篮归化运动员中存在着身份认同较难形成、文化认同差、社会认同较低、价值认同分歧等问题。结合其他体育项目的归化运动员现象,亚洲男篮的健康发展需要亚洲篮协、各国篮协和各国民众的共同努力,以促进亚洲男篮的稳定发展。亚洲男篮归化现象的发展历程和总体态势,对我国男篮的发展亦有所启示和镜鉴。第一,我国男篮的发展要基于自身现状,深入分析论证引进归化运动员的必要性;第二,归化运动员在我国具有可行性,结合民族认同理论,我国男篮可以优先归化华裔优秀运动员,在民众层面上更容易形成民族认同;第三,以归化运动员这一手段引领我国篮球事业发展,借鉴归化运动员先进的训练、恢复、保健手段。发挥体育明星影响力和带动力,形成以点带面、由面及体的发展策略,解决好本土人才培养这一根本问题。从而实现我国男篮的稳步提升,为我国男篮屹立于世界男篮强队之林奠定坚实的基础。
张选中[10]（2019）在《美国亚洲基金会在亚洲的电影宣传（1951—1968）》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对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其研究内容逐渐超越了东西方之间的军事竞赛、经济对抗以及政治对立的传统研究范式,研究主题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其中,文化冷战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二战结束之后美苏冷战主导了世界格局,但是战后全世界厌战情绪普遍,且多数国家在战争中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因此美国与苏联在国际局势及各自国内政治形势的约束下并未展开直接的军事对抗。虽如此,但对抗的硝烟无处不在,美苏两国在文化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对抗。冷战初期,美国为了最大程度上赢得这场“人心之争”,对所有与美国利益相关国家开展心理战宣传,意在对外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以对抗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宣传中,文化交流、印刷品的出版与传播、科技与艺术成就的展览与推广、经济与教育的援助等,皆成为美国的宣传手段。文化产品作为意识形态的直接衍生物,其作用不言而喻,故而文化冷战成为美苏两国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依赖高科技传播和富有感染力的文化产品,电影成为美国对外宣传的最富成效的手段之一。电影作为当时的新兴艺术形式,其传播方式隐蔽、传播速度快、传播区域广等特点被美国政府注意到,电影宣传成为美国在文化冷战中的重要武器。为此,美国政府向好莱坞提供资金,在好莱坞好的技术支持下,首先在欧洲范围内推广电影项目。随着冷战形势的加剧,亚洲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彰显,逐渐成为美苏双方争夺的主要目标。在亚洲这场文化冷战中,各种非政府组织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美国以亚洲基金会为行动主体,以电影为宣传手段,将目标群体锁定东南亚、南亚、东亚地区。这深刻体现了美国宣传战略与其整体国家战略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亚洲基金会的全力运作下,美国政府支持的电影项目逐渐扩大,并成为美国在亚洲与苏联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主要手段。本文以亚洲基金会在亚洲推行的电影项目为考察对象,详细阐述冷战时期,亚洲基金会所推行电影项目的主要内容与具体方式,并对相关史料进行深入挖掘,深入探讨了亚洲基金会在亚洲所开展的电影项目如何帮助美国实现心理战与国家利益。全文分为引言、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引言对本课题的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相关概念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阐述,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空间。正文部分主要为亚洲基金会的成立,具体项目实施以及相关国家的案例研究,论述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进行心理战宣传的内容和特点。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对亚洲基金会的成立时代背景、成立的过程及其在亚洲进行的电影项目做详细阐述。出于心理战的需要,美国政府成立亚洲自由委员会在亚洲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具体活动。由于亚洲自由委员会机构名称本身的政治敏感性,引起一些国家的抵触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亚洲自由委员会改名为亚洲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由此成立并承担起亚洲自由委员会的原有职责——联合好莱坞在亚洲进行电影宣传活动。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最大化,亚洲基金会与亚洲本土国家进行电影的联合拍摄,后期制作及发行,举办电影节和电影讲习班,并且对亚洲各国电影项目提供资金与设备支持。第二章主要探讨了亚洲基金会以亚洲影业公司为前线组织,在亚洲各地区所开展的电影项目。亚洲影业公司成立于香港,主要利用虚假股份制及表面的董事执行制度进行资金周转与公司运营,使其得以有合理的资金来源和身份掩护。在香港,亚洲影业公司以南来影人群体为主要目标群体进行反共扬美电影的摄制与发行,在去政治性的伪装下推动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政治观念在亚洲传播。其时,亚洲基金会开始转变思维,认为在亚洲地区的宣传与欧洲有很大差异,考虑到香港特殊的地缘政治和文化氛围,亚洲影业公司开始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电影背景,提升观众的认同感。在传统文化的掩护下,亚洲影业公司在通过剧本改编等手段,将西方价值观植入其中,其发行的电影政治映射内容明显。第三章主要对亚洲基金会在亚洲的电影项目进行详细阐述。亚洲基金会对电影的宣传手段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电影联合创作。亚洲基金会主要采取与各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电影联合摄制,以实现影片最大程度的去政治化并避免电影受到限额影响。在电影联合摄制过程中,由好莱坞提供技术支持,亚洲基金会则主要提供资金与设备支持,亚洲国家提供场地及人员支持。其次,举办大型电影节。亚洲基金会通过举办电影节,在促进电影发行的同时,肯定以及表彰反共扬美为主题的影片,发挥电影节的亲西方价值观引导作用。第三,电影的发行活动。亚洲基金会从电影摄制阶段便开始以目标国家的政府倾向性与大众审美趋势进行调研,以迎合这些国家群众为前提进行电影摄制,并在发行阶段广泛选取发行代理人进行具体操作。这些看似本土化的活动,其实隐含了美国的价值取向问题,为当地电影发展提供支援的口号只是掩护。最后,电影讲习班的开展。讲习班的开展主要是从教育与技艺领域出发,对亚洲目标国家进行电影艺术的政治化阐释与思维培训,从电影技艺本源上树立亚洲国家的反共扬美意识,是美国心理战极为重要的一环,对抵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四章则是对具体的案例阐述与分析。亚洲影业公司与缅甸所合作拍摄的《人民胜利》讲述了一个关于“共产主义谎言”的故事。冷战期间,虽然缅甸政府有意向美国政府示好,但是缅甸人民对西方国家始终抱以不信任态度,所以亚洲基金会很难在缅甸进行公开行事,于是亚洲基金会决定寻找代理人,帮其进行电影的拍摄与发行活动。亚洲基金会选择了喀斯喀特影业公司担任代理人,负责影片的拍摄和演员选择等其他活动。这反映了当亚洲基金会试图打开落后区域的电影市场时,也需要适应当地文化,同时兼顾经济利益。《人民获胜》这部电影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亚洲基金会。从经济层面来看,亚洲基金会资助拍摄的《人民获胜》并未为其带来利润。但亚洲基金会对《人民获胜》的资助本质上属于政治投资,目的在于以电影的形式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这部电影在落后且政治敏感较高的缅甸好评如潮并得到缅甸总统吴努的宣传与支持,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悄无声息地渗透到缅甸人民的生活中,并对共产主义的声誉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结语部分总结了亚洲基金会所进行的电影项目的特点,并对其背后隐藏的政治目标实现程度进行评估。电影项目是一种慢速的渗透性活动,其效用取决于受众数量及影片本身政治影射程度。它对冷战时期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影响继续至今。本文通过对亚洲基金会在亚洲所进行的电影项目的具体解读,展现出冷战时期美国心理战在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中的具体运用,并力图还原美国利用电影项目进行冷战宣传与争夺盟友民心的真相,进而揭示出美国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模式。
二、《全球化与发展:以亚洲国家为例》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化与发展:以亚洲国家为例》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与性质研究 |
| (二)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研究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功能与作用研究 |
| (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 |
| (五)文献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区域合作理论与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 |
| (一)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 |
| (二)区域合作的实现条件 |
| (三)区域合作的层次性 |
| 二、区域合作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
|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 |
| (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区域合作的特点 |
| (三)“一带一路”倡议凸显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 |
| 三、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 (一)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 |
| (二)东北亚区域是“一带一路”推进的东翼支轴 |
| (三)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层次性 |
| 第二章 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参与 |
| 一、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 |
| (一)蒙古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三)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四)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五)朝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参与方式 |
| (一)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 |
| (二)中日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
| (三)蒙古国和俄罗斯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 |
| 三、国家的广泛参与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 |
| (一)国家边界的开放性 |
| (二)主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关键 |
| 第三章 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 |
| 一、边境区域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前沿 |
| (一)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 |
| (二)边境地区是互联互通的开拓场域 |
| (三)边境地区是“一带一路”的窗口 |
| 二、东北亚边境区域开放与合作的进展 |
| (一)东北亚边境区域的总体建设状况 |
| (二)中国对蒙古国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中国对俄罗斯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四)中国对朝鲜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 三、次区域合作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促进 |
| (一)次区域合作是对边界效应的一种回应 |
| (二)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三)大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整体推进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与发展 |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 |
|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 |
|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作用 |
| 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
| (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规划与推进 |
| (二)中日韩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 |
| (三)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衔接 |
|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包容性 |
| (一)合作理念的包容性 |
| (二)合作内容的包容性 |
| (三)合作路径的包容性 |
| 第五章 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因素分析 |
| 一、区域外国家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 |
| (一)美国作为区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 (二)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阻碍 |
| (三)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消极影响 |
| 二、东北亚区域整体的区域合作尚未形成 |
| (一)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盲点 |
| (二)东北亚区域缺乏整体性区域合作对“一带一路”推进的制约 |
| 三、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还不成熟 |
| (一)东北亚边境次区域合作的困境 |
| (二)边境次区域合作困境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影响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未来推进路径 |
| 一、发挥次国家政府在东北亚边境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 |
| (一)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优势 |
| (二)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路径 |
| 二、努力将朝鲜纳入到“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当中 |
| (一)将朝鲜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的重要意义 |
| (二)促进朝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 |
| 三、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协调好区域内的大国关系 |
| (一)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必要性 |
| (二)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方向与路径 |
| 四、稳定中美关系,减弱区域外大国的阻碍作用 |
| (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 |
| (二)稳定与发展中美关系的实现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意义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重要概念定义 |
| 2.1.1 外交话语:对立型VS.合作型 |
| 2.1.2 话语空间 |
| 2.1.3 中国“和合”话语 |
| 2.2 政治话语研究 |
| 2.2.1 话语与政治 |
| 2.2.2 政治话语研究视角 |
| 2.2.3 认知视角的政治话语研究 |
| 2.3 话语空间研究 |
| 2.3.1 话语空间理论形成、发展及引介 |
| 2.3.2 相关研究 |
| 2.3.3 适用性和局限性 |
| 2.4 合作型外交话语研究 |
| 2.4.1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领域 |
| 2.4.2 语言学领域 |
| 2.5 现有研究局限及本研究创新点 |
| 2.5.1 现有研究的局限 |
| 2.5.2 本研究创新之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中国传统“和合”哲学思想 |
| 3.1.1 源流与内涵 |
| 3.1.2 对中国外交话语的影响 |
| 3.1.3 对话语空间研究的观照 |
| 3.2 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拓展 |
| 3.2.1 话语空间三维度 |
| 3.2.2 话语空间分析路径 |
| 3.2.3 本研究话语空间分析拓展框架 |
| 3.3 认知识解 |
| 3.3.1 认知识解理论概览 |
| 3.3.2 认知识解与话语空间建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语料构成 |
| 4.3 分析步骤 |
| 4.4 分析方法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空间维度表征 |
| 5.1 空间指示 |
| 5.1.1 空间范畴表达 |
| 5.1.2 空间指示的“满格”表征 |
| 5.2 人称指示 |
| 5.2.1 自我中心指称VS.异我中心指称 |
| 5.2.2 指示中心——“我们 |
| 5.2.3 人称指示的空间“满格 |
| 5.3 空间性隐喻 |
| 5.3.1 容器隐喻 |
| 5.3.2 空间隐喻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时间维度表征 |
| 6.1 时间指示 |
| 6.1.1 时间范畴表达 |
| 6.1.2 时间“满格 |
| 6.2 时间性隐喻 |
| 6.2.1 旅程隐喻 |
| 6.2.2 潮流隐喻 |
| 6.2.3 建筑隐喻 |
| 6.3 情态的时间植入 |
| 6.3.1 “要”的时间植入 |
| 6.3.2 “将”的时间植入 |
| 6.3.3 “应该”的时间植入 |
| 6.3.4 情态时间植入的未来导向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价值维度表征 |
| 7.1 价值性隐喻 |
| 7.1.1 色彩/画卷隐喻 |
| 7.1.2 游戏隐喻 |
| 7.1.3 关系隐喻 |
| 7.2 图式化 |
| 7.2.1 行动链图式 |
| 7.2.2 平衡图式 |
| 7.3 凸显 |
| 7.3.1 句型凸显 |
| 7.3.2 语义凸显 |
| 7.4 转喻 |
| 7.4.1 部分代整体 |
| 7.4.2 整体代部分 |
| 7.4.3 行为代行为体 |
| 7.5 级阶调整 |
| 7.5.1 详略度 |
| 7.5.2 变焦 |
| 7.6 观察点 |
| 7.6.1 引用 |
| 7.6.2 客观化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和合”话语的话语空间 |
| 8.1 “和合”话语空间建构 |
| 8.1.1 空间“满格”:“包容互鉴、和谐共处” |
| 8.1.2 时间“满格”:“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
| 8.1.3 共同价值表征:“互利共赢” |
| 8.1.4 “和合”话语空间模型 |
| 8.2 三维度互动关系 |
| 8.2.1 时间-空间 |
| 8.2.2 价值-空间 |
| 8.2.3 价值-时间 |
| 8.3 本章小节 |
| 第九章 两类话语空间建构对比讨论 |
| 9.1 两类话语空间对比 |
| 9.1.1 空间维度对比 |
| 9.1.2 时间维度对比 |
| 9.1.3 价值维度对比 |
| 9.1.4 总体差异 |
| 9.2 话语空间建构与国际话语权 |
| 9.2.1 中国当代外交话语变迁:对立型话语空间转向合作型话语空间为主 |
| 9.2.2 西方霸权话语:对立型话语空间作为合法化工具 |
| 9.2.3 话语空间建构——透视话语议程设置 |
| 9.3 本章小节 |
| 第十章 结论与启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启示 |
| 10.3 局限与展望 |
| 参引文献 |
| 附录 |
（3）机制复杂性背景下国际制度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Abbreviations）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理论框架和案例设计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际制度设计理论回顾 |
| 第一节 中国与国际制度关系研究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设计理论视角 |
| 第三节 相似制度设计的理论视角 |
| 第二章 制度弹性、制度竞争与相似国际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国际制度设计相似性 |
| 第二节 理论假定 |
| 第三节 理论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建制度与亚投行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亚洲地区多边开发银行现状 |
| 第二节 新建国际制度与影响 |
| 第三节 制度弹性、制度竞争与亚投行制度设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机制转移与公共卫生相关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规则设计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保护兴起与演进 |
| 第二节 机制转移与影响 |
| 第三节 制度弹性、制度竞争与规则延续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制度竞争与合作 |
| 一、国际制度间竞争与合作 |
| 二、反思制度竞争研究议程 |
| 三、国际制度间关系的前景 |
| 四、本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时空演化研究 ——兼论主要货物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试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评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进口贸易的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外关于进口货物贸易安全的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研究进展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进口贸易相关概念 |
| 2.1.2 进口贸易安全度的相关概念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相互依赖理论 |
| 2.2.2 国际贸易理论 |
| 2.2.3 战略贸易理论 |
| 2.2.4 国际竞争优势理论 |
| 2.2.5 贸易安全理论 |
| 2.2.6 供应链理论 |
| 第3章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历史演变 |
| 3.1 新中国成立以来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 |
| 3.2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规模的变化 |
| 3.3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结构的历史演变 |
| 3.3.1 进口商品的结构演变 |
| 3.3.2 进口贸易方式的演变 |
| 3.3.3 进口贸易主体的演变 |
| 3.4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演变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空间格局演变 |
| 4.1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洲际格局及演变 |
| 4.2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国别格局及演变 |
| 4.2.1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国别格局分类 |
| 4.2.2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国别格局演变 |
| 4.2.3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国别(地区)格局特征 |
| 4.3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空间格局的整体演化 |
| 4.3.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 4.3.2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时空格局演化 |
| 4.3.3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演变的影响因素 |
| 5.1 模型的引入与设定 |
| 5.1.1 传统引力模型 |
| 5.1.2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
| 5.1.3 解释变量选取与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构建 |
| 5.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 模型检验与我国货物进口贸易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
| 5.3.2 我国货物进口贸易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4 本章小节 |
| 第6章 中国主要进口货物贸易安全度试评价 |
| 6.1 “入世”以来中国主要进口货物依存度分析 |
| 6.1.1 “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出口依存度的变化 |
| 6.1.2 中国主要进口货物及其依存度分析 |
| 6.2 中国主要进口产品的进口贸易安全度评价——以大豆、铁矿石、原油为例 |
| 6.2.1 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评价 |
| 6.2.2 铁矿石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评价 |
| 6.2.3 原油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评价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相关启示 |
| 7.3 不足之处及研究展望 |
| 7.3.1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1.2.2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自身一体化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合作的研究 |
| 1.2.4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独联体地区 |
| 2.1.2 欧亚经济联盟 |
| 2.1.3 自由贸易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区理论 |
| 2.2.2 非传统收益理论 |
| 2.2.3 轮轴-辐条理论 |
| 2.2.4 地缘政治经济理论 |
| 第3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 |
| 3.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 |
| 3.1.1 乌克兰爆发危机 |
| 3.1.2 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 |
| 3.1.3 独联体地区向心力下降 |
| 3.1.4 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 |
| 3.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诉求 |
| 3.2.1 推动联盟各国经济增长 |
| 3.2.2 改善联盟外部政治环境 |
| 3.2.3 维护联盟各国地区安全 |
| 3.2.4 提升联盟地区及国际影响力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 |
| 4.1 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 |
| 4.1.1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形成 |
| 4.1.2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核心内容 |
| 4.1.3 新欧亚主义影响下联盟成员国的对外合作战略 |
| 4.2 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 |
| 4.2.1 联盟成员国的欧洲观 |
| 4.2.2 联盟成员国的亚洲观 |
| 4.2.3 乌克兰危机后亚洲在联盟对外合作中的地位 |
| 4.3 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 |
| 4.3.1 东亚的支点国家:中国 |
| 4.3.2 东南亚的支点国家:越南 |
| 4.3.3 南亚的支点国家:印度 |
| 4.3.4 西亚的支点国家:伊朗 |
| 4.4 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 |
| 4.4.1 “5+1”合作模式的内涵 |
| 4.4.2 “5+1”合作模式的优点 |
| 4.4.3 “5+1”合作模式的难点 |
| 4.5 以市场、能源、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 |
| 4.5.1 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 |
| 4.5.2 开展能源外交 |
| 4.5.3 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 |
| 5.1 与越南、伊朗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生效 |
| 5.1.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1.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1.3 《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效果 |
| 5.2 与新加坡、塞尔维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签署待生效 |
| 5.2.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2.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2.3 《自由贸易协定》的潜在效果 |
| 5.3 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分别谈判中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背景 |
| 5.3.2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展 |
| 5.3.3 《自由贸易协定》的预期效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特征及影响 |
| 6.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 |
| 6.1.1 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 |
| 6.1.2 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 |
| 6.1.3 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 |
| 6.1.4 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 |
| 6.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影响 |
| 6.2.1 推动了独联体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
| 6.2.2 加剧了俄罗斯与美欧的地缘政治竞争 |
| 6.2.3 提升了亚洲国家在联盟空间的经济地位 |
| 6.2.4 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困境及走势 |
| 7.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
| 7.1.1 联盟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 |
| 7.1.2 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伙伴国选择范围 |
| 7.1.3 对外自由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 |
| 7.1.4 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 |
| 7.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走势 |
| 7.2.1 继续推进与小型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2 努力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3 逐步推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4 长期致力于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与对策建议 |
| 8.1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经贸合作现状 |
| 8.1.1 双方已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
| 8.1.2 《经贸合作协定》的主要内容 |
| 8.1.3 《经贸合作协定》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系 |
| 8.2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 |
| 8.2.1 俄罗斯担心中国会削弱其在联盟的影响力 |
| 8.2.2 联盟其他成员国警惕对中国经济形成过度依赖 |
| 8.2.3 联盟成员国地区安全隐患困扰中国与其深化合作 |
| 8.3 中国深化对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8.3.1 坚持以经济为导向,积极引导去政治化 |
| 8.3.2 深化实体项目合作,逐步扩大产业投资 |
| 8.3.3 借助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安全领域合作 |
| 8.3.4 秉持先易后难原则,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主流的OFDI理论 |
| 2.2 新兴经济体的OFDI理论 |
| 2.3 新兴经济体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划分 |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事实分析 |
| 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结构特征事实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比较 |
| 4.1 引言 |
| 4.2 OFDI规模与绩效的比较 |
| 4.3 OFDI产业结构的比较 |
| 4.4 OFDI区域结构的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及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演变 |
| 5.3 管理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政策概述与研究假设 |
| 6.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货币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 |
| 7.1 引言 |
| 7.2 影响机制、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7.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7.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省级数据的检验 |
| 8.1 引言 |
| 8.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8.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8.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7）梅格纳德·德赛全球化视阈下的市场动力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状况 |
| 1.2.2 国外研究状况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宏观俯瞰: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全球化背景 |
| 2.1 德赛对全球化历史“三个时代”的划分 |
| 2.1.1 以亚洲为中心的古典时代 |
| 2.1.2 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时代 |
| 2.1.3 世界多极格局的多元时代 |
| 2.2 德赛对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展脉络的梳理 |
| 2.2.1 自由市场的兴起与发展 |
| 2.2.2 战争与危机下自由秩序的衰退 |
| 2.2.3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
| 2.2.4 自由市场的回归 |
| 2.3 德赛对全球化背景下非资本主义演进阶段的洞识 |
| 2.3.1 殖民统治下的被动融入 |
| 2.3.2 民族主义下的平衡对抗 |
| 2.3.3 全球趋势下的主动参与 |
| 2.4 德赛全球化理论的空间在场 |
| 2.4.1 世界体系的空间拓展 |
| 2.4.2 空间生产的动态不均衡 |
| 2.4.3 全球化下空间的整合与重构 |
| 第3章 微观积淀: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学理生成 |
| 3.1 德赛生活的时代背景映色 |
| 3.1.1 东西互鉴的个人经历 |
| 3.1.2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 |
| 3.1.3 “第三条道路”的探寻 |
| 3.2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理论源流 |
| 3.2.1 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 |
| 3.2.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
| 3.2.3 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继承 |
| 3.2.4 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吸收 |
| 3.3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研究理路 |
| 3.3.1 自下而上的思维路径 |
| 3.3.2 整体主义的理论视角 |
| 3.3.3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运用 |
| 第4章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第一维度:自由是市场的动力 |
| 4.1 自由逻辑下阶级关系的演变——对资本主义矛盾的透视 |
| 4.1.1 阶级对立的出现 |
| 4.1.2 阶级矛盾的激化 |
| 4.1.3 阶级合作与共生的可能 |
| 4.2 自由基础上经济关系的形成——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遵循 |
| 4.2.1 自由契约下的商品交换 |
| 4.2.2 自由竞争下的价值转形 |
| 4.2.3 自由导向下的市场时空转换 |
| 4.3 自由尺度下的公平与富裕——对不平等社会的妥协式解答 |
| 4.3.1 公平与正义的向往 |
| 4.3.2 饥馑与富裕的平衡 |
| 4.3.3 自由平等社会的终极实现 |
| 第5章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第二维度:市场是社会存在的动力 |
| 5.1 围绕利润率的周期性增长——资本主义运行的机理 |
| 5.1.1 回归利润率的市场关系 |
| 5.1.2 周期性增长与循环 |
| 5.1.3 周期产生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统一 |
| 5.2 围绕价值规律的均衡增长——资本主义存在的方式 |
| 5.2.1 市场对价值规律的服从 |
| 5.2.2 两大部类模型中的增长趋势 |
| 5.2.3 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可能 |
| 5.3 利润率下降的动力激发——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
| 5.3.1 刺激生产力的提高 |
| 5.3.2 驱动资本积累 |
| 5.3.3 空间转移的修复 |
| 第6章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第三维度:全球化下的自由市场是社会转型的动力 |
| 6.1 自由市场的空间极限——社会跃迁何以实现 |
| 6.1.1 空间生产的恢复 |
| 6.1.2 非均衡中的空间整合 |
| 6.1.3 世界市场下的空间极限 |
| 6.2 自由市场下的时间危机——社会转型何时实现 |
| 6.2.1 周期性危机中的时间转换 |
| 6.2.2 世界历史中的时间递进 |
| 6.2.3 世界市场下的时间跃迁 |
| 6.3 全球化市场为时空超越准备条件——社会理想如何实现 |
| 6.3.1 自由市场酝酿社会转型的契机 |
| 6.3.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与自我否定 |
| 6.3.3 资本主义的最大优势即是最大极限 |
| 第7章 德赛全球化市场语境中的社会理想构建 |
| 7.1 资本主义三种模式的经验 |
| 7.1.1 市场自由放任的英美模式 |
| 7.1.2 国家理性调节的德国模式 |
| 7.1.3 市场与政府联合的亚洲模式 |
| 7.2 社会主义两个方案的反思 |
| 7.2.1 向资本主义的妥协: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 |
| 7.2.2 对资本主义的跨越:资本主义外部的社会主义 |
| 7.3 全球市场中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 |
| 7.3.1 市场与政府的协调 |
| 7.3.2 全球理性治理 |
| 7.3.3 社会自觉的共同体 |
| 第8章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整体评析及当代棱射 |
| 8.1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价值坐标 |
| 8.1.1 追溯经典文本 |
| 8.1.2 展现空间在场 |
| 8.1.3 驱魅数理实证 |
| 8.2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的内在缺陷 |
| 8.2.1 夸大了自由市场的力量 |
| 8.2.2 放弃了对私有制的批判 |
| 8.2.3 阶级合作的逻辑中拒绝了阶级斗争 |
| 8.2.4 对资本主义充满幻象与同情 |
| 8.2.5 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值得商榷 |
| 8.3 德赛市场动力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棱射 |
| 8.3.1 加快发展生产力 |
| 8.3.2 主动融入参与全球化 |
| 8.3.3 发挥市场的动力作用 |
| 8.3.4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8.3.5 构建开放型的现代经济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8）基于效应异质性的中国FTA策略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目标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数据资料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的下一步方向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FTA理论 |
| 2.1.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FTA的研究 |
| 2.2.2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
| 2.2.3 关于FTA与全球价值链关系的研究 |
| 2.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中国FTA的发展 |
| 3.1 已经签署的FTA |
| 3.1.1 国别情况 |
| 3.1.2 产业情况 |
| 3.1.3 关税减让情况 |
| 3.2 正在谈判的FTA |
| 3.2.1 国别地理分布 |
| 3.2.2 对外贸易规模 |
| 3.2.3 经济发展情况 |
| 3.2.4 与中国的经贸联系网络 |
| 3.3 正在研究的FTA |
| 3.3.1 国别地理分布 |
| 3.3.2 对外贸易规模 |
| 3.3.3 经济发展情况 |
| 3.3.4 与中国的经贸联系网络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TA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GTAP模型 |
| 4.1 模型设定 |
| 4.1.1 GTAP模型 |
| 4.1.2 模型设定 |
| 4.2 中国FTA经济效应的一般均衡分析 |
| 4.2.1 模拟方案设定 |
| 4.2.2 FTA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 4.2.3 FTA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2.4 FTA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 4.3 中国FTA的国别效应异质性分析 |
| 4.3.1 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
| 4.3.2 地理空间异质性 |
| 4.3.3 贸易紧密度异质性 |
| 4.3.4 FTA参与程度异质性 |
| 4.3.5 对外开放时间异质性 |
| 4.4 中国FTA的产业效应异质性分析 |
| 4.4.1 模拟方案 |
| 4.4.2 产业异质性结果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TA对贸易和产业增加值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 |
| 5.1 全球价值链核算理论 |
| 5.1.1 GVC的生产分解 |
| 5.1.2 GVC的贸易分解 |
| 5.1.3 GVC的生产长度核算 |
| 5.2 FTA对中国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 5.2.1 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
| 5.2.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2.3 模型结果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2.5 国别异质性分析 |
| 5.3 FTA对中国产业增加值的影响 |
| 5.3.1 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
| 5.3.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3.3 模型结果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3.5 产业异质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TA经济影响的非线性分析——基于PSTR模型 |
| 6.1 理论基础和假设提出 |
| 6.1.1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
| 6.1.2 乘数—加速数模型 |
| 6.1.3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 |
| 6.2 模型设置及变量选择 |
| 6.2.1 PSTR模型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6.3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6.3.1 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
| 6.3.2 产业层面的描述性统计 |
| 6.4 模型结果及分析 |
| 6.4.1 模型检验 |
| 6.4.2 模型结果及分析 |
| 6.4.3 产业异质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结论 |
| 7.2 中国FTA的策略选择建议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中国与越南的具体关税减让安排 |
| 附录 B 2000-2019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基于民族认同理论的亚洲男篮归化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问题提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民族认同理论 |
| 1.2.2 归化 |
| 1.2.3 运动员归化 |
| 注释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研究现状 |
| 2.1.1 运动员归化现象的成因及分类 |
| 2.1.2 多角度分析运动员归化现象 |
| 2.1.3 归化运动员对亚洲男篮的影响 |
| 2.1.4 针对归化运动员提出的相关对策 |
| 2.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注释 |
| 第3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比较研究法 |
| 3.2.3 逻辑分析法 |
| 3.2.4 数理统计法 |
| 第4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 亚洲男篮归化现象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
| 4.1.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男篮率先开始归化球员 |
| 4.1.2 本世纪初西亚海湾地区男篮纷纷开始归化球员 |
| 4.1.3 近年来日韩出现归化现象 |
| 4.1.4 2019年男篮世界杯亚洲七国归化运动员的现状 |
| 4.2 亚洲男篮归化球员的总体态势 |
| 4.2.1 无归化球员型——中国 |
| 4.2.2 依赖归化球员型——约旦、卡塔尔、菲律宾 |
| 4.2.3 归化球员补弱势型——韩国、日本、伊朗 |
| 4.3 民族认同理论下亚洲男篮归化现象分析 |
| 4.3.1 身份认同与归化运动员的血统有直接联系 |
| 4.3.2 文化认同对归化现象的约束作用 |
| 4.3.3 社会认同与归化现象舆论密切相关 |
| 4.3.4 价值认同是归化现象长期存在的基础 |
| 4.3.5 民族心理情感是归化现象不断适应的过程 |
| 4.4 亚洲男篮归化现象的启示与镜鉴 |
| 4.4.1 民族认同视域下亚洲男篮归化现象的审视 |
| 4.4.2 其它体育项目归化运动员对亚洲男篮未来发展的启示 |
| 4.4.3 亚洲男篮归化运动员健康发展路径选择 |
| 4.4.4 亚洲男篮归化现象对我国男篮实施归化的镜鉴 |
| 注释 |
| 结论与建议 |
| 结论 |
|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美国亚洲基金会在亚洲的电影宣传（1951—196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综述 |
| (一)相关概念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国内相关研究 |
| (四)国内外研究存在的不足 |
| (五)研究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亚洲基金会以电影为手段的冷战宣传 |
| 一、亚洲的文化冷战 |
| (一)文化冷战的源起 |
| (二)心理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联性 |
| (三)基金会在美国心理战行动中的定位 |
| 二、亚洲基金会宣传活动的初步展开 |
| (一)亚洲基金会的初步活动 |
| (三)跨国合作的试探 |
| 三、电影项目的全面实施 |
| (一)教育影片的拍摄 |
| (二)电影资助的手段和内容 |
| (三)谋求和好莱坞的合作 |
| 第二章 亚洲影业公司:美国在香港的文化冷战 |
| 一、香港:文化冷战的新战场 |
| (一)香港特殊的战略定位 |
| (二)美国在香港进行电影宣传的深层目的 |
| (三)亚洲影业公司在香港的活动 |
| 二、亚洲影业公司的运作模式和活动特征 |
| (一)亚洲影业公司和文化冷战 |
| (二)项目的管理模式 |
| (三)影片拍摄和舆论宣传 |
| 三、亚洲影业公司的运行和活动 |
| (一)运行机制和人员构成 |
| (二)审查制度和思想控制 |
| 四、亚洲影业公司在亚洲各地的发行活动 |
| (一)美国在亚洲的文化输出的目的 |
| (二)艺术背后的政治力量 |
| 第三章 亚洲基金会因国而异的电影宣传 |
| 一、背景:日本、印度和菲律宾三国的电影市场 |
| (一)美国在日本的电影宣传策略 |
| (二)亚洲基金会支持印度电影本土化 |
| (三)菲律宾:后殖民时代的焦虑 |
| 二、电影节背后的亚洲政治 |
| (一)被嫌弃的领导者——日本 |
| (二)印度和电影节背后的大国博弈 |
| 三、亚洲基金会对电影行业的影响 |
| (一)日本电影产业的提升 |
| (二)建立印度的电影教育 |
| (三)菲律宾:落后地区电影行业的起步 |
| 四、亚洲基金会发行反共电影的举措 |
| (一)意识形态输出的不同特点 |
| (二)因地制宜的策略和模式 |
| 第四章 以缅甸电影《人民获胜》为案例的研究 |
| 一、《人民获胜》的拍摄背景 |
| (一)冷战初期缅甸的政治形势 |
| (二)好莱坞在冷战中的作用 |
| 二、亚洲基金会针对《人民获胜》的前期准备 |
| (一)《人民获胜》的选材背景 |
| (二)《人民获胜》的发行过程 |
| 三、《人民获胜》的摄制 |
| (一)《人民获胜》拍摄的本土化 |
| (二)《人民获胜》本土拍摄过程中的困难 |
| 四、《人民获胜》的发行 |
| (一)《人民获胜》在缅甸本土发行 |
| (二)《人民获胜》在国外的发行 |
| 结语 |
| 一、冷战初期美国在亚洲实施心理战的原因和特点 |
| 二、冷战初期美国在亚洲进行电影宣传的终极目标 |
| 三、冷战初期美国针对中国周边的宣传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全球化与发展:以亚洲国家为例》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D]. 沈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2]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D]. 马倩.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机制复杂性背景下国际制度设计研究[D]. 李宗芳. 外交学院, 2021(11)
- [4]“入世”以来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时空演化研究 ——兼论主要货物进口贸易的安全度试评价[D]. 毛瀚伟.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5]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D]. 闫亚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D]. 朱玮玮. 东南大学, 2020(02)
- [7]梅格纳德·德赛全球化视阈下的市场动力理论研究[D]. 王人骏. 吉林大学, 2020(08)
- [8]基于效应异质性的中国FTA策略选择研究[D]. 曲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基于民族认同理论的亚洲男篮归化现象研究[D]. 纪信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10]美国亚洲基金会在亚洲的电影宣传（1951—1968）[D]. 张选中.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