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作物品种的引进与民族经济的融合（论文文献综述）
马立辉[1]（202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研究 ——以大理白族自治州银桥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把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不断增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是全面小康、脱贫还是现代化,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各民族要着力发挥本民族文化特色,推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发展’摆在首要位置,产业兴旺是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在不断加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通过田野调查与查阅相关资料,分析大理州银桥镇产业发展的状况以及发展的制约因素,目的是从银桥镇产业发展透视民族地区乡村有哪些产业、如何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典型经验以及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分析银桥镇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集群规模不突出、特色产业品牌优势不足,产业融合程度不明显、产业发展的合作化组织不健全、从业人员结构有待调整等。并通过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及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来加以改进,对于促进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实现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探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状况,在新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环境下,促进民族地区产业在新形势下实现突破性发展;二是通过田野调查方法,对大理州银桥镇从事不同产业的从业者进行深度访谈,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支撑研究结论;三是银桥镇作为“民族团结示范镇”、“生态文明示范镇”和“现代农业产业园”,有着丰富的产业发展的实际案例和操作空间,研究其民族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王小丰[2]（2021）在《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辽河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大、光照充足、雨热同期。境内河流众多,广布其中,因此水资源充沛。此外,西辽河地区土壤类型较多,特别是西辽河下游地区的冲击扇平原土壤肥沃,优质的黑土、棕壤适合农作物生长,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为农业开发创造了条件。明清时期,随着屯田制度的发展,巩固边防的需要,朝廷将农业生产工具、种子等输送至西辽河地区,保障了农业生产。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一地养二民”政策的推行,大量的山东、河北、山西人涌入西辽河地区,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再一次为农业开发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与农业生产技术等亦得到改良与推广,许多改良后的农业生产工具使用轻巧方便、易于操作。加之明代“生铁淋口”技术,和“牵引钩”的发明,配合着改良后的瓠种器、犁铧、灵巧的牵引钩等,大大增加了垦殖面积。此外,明清时期外来农作物玉米、马铃薯的引种与推广,使西辽河地区形成了整地、播种、土壤耕作、田间管理、收割加工等一整套完整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独具特色。农业开发促进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当地农人掘泉引流,凿井灌田,朝廷还遣人“教养蒙古”,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使西辽河地区农产丰收,余粮颇足。这时期的酿酒业、粮油加工业等随之发展起来。在明清茶马互市,以及清廷修建的五路驿站、巴林桥等交通要道的基础上,当地人将剩余粮食加工成农副产品通过驿站、路桥输送北京、天津、沈阳等地区,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很多农人从事商业性活动,缓解了人与地相争的矛盾,有利于维护西辽河乃至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但在农业开发过程中,蒙汉之间的租典泛滥,及蒙古贵族土地兼并严重,国际形势混乱、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制约着农业发展。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效果明显、影响深远,奠定了后世农业生产格局,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特别是清廷满蒙联姻政策的推行,更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先进的农耕技术通过远嫁的公主、格格等再次传入蒙古各部,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贵族纷纷从事农业生产,亦促进了西辽河地区蒙古各部农业发展。农业开发势必冲击畜牧业发展与环境破坏,加之西辽河地处农牧交错带,因此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时期的农人不顾一切过渡开垦,朝廷亦肆无忌惮的砍伐林木,造成了大量土地沙漠化,以及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很多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甚至濒临灭绝。
蔡新良[3]（2021）在《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川西高原藏区作为集高海拔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旅游资源聚集区及生态脆弱区为一体的特殊空间区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问题成为川西高原藏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关键。作为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川西高原藏区地形地貌差异明显,气候条件复杂多样,生态系统类型丰富,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保护区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走廊。无论是从特殊的生态格局、国土安全、地缘政治,还是从国家总体布局来看,川西高原藏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受自然条件限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极不均衡。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川西高原藏区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尚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迫切寻求破解产业发展困局的现实诉求下,进行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意义重大。综合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成果来看,前人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出发,在生态旅游基础理论、资源评价与开发、生态旅游系统、社区参与、扶贫效应、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有关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的文献并不多,研究缺少全面性、科学性、系统性,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亟待构建,高原高山峡谷地区生态旅游理论框架体系亟待建立。川西高原藏区拥有富集的原生态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但属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并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经济成为最佳选择,而生态旅游业正是川西高原藏区发展生态经济的具体体现和最佳途径。现代生态旅游强调“旅游、保护、教育和促进社区协调发展”四大功能,主张自觉责任观、动力系统观、可持续旅游观、全域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五观”,其发展理念契合川西高原藏区的发展诉求和区域特点,即在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特色优势而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不改变城乡结构、不破坏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实现川西高原藏区的“脱贫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从川西高原藏区实际出发,在综合前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梳理总结了国内外以及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理论研究现状,并结合研究区域实际,建立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及其扶贫耦合关系。其次,深入分析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等,并对主要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类型划分和定量定性评价。第三,依据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筛选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技术,构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模型,并进行了时空评价。第四,通过甘孜州案例实证研究,分析了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发展思路和扶贫效应评价。最后,结合研究成果尝试性地提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总体思路、开发原则和产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促进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等。通过研究认为,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经济环境和科技水平等,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地理环境特殊性、生态环境脆弱、社会复杂、经济发展基础差,以及发展理念滞后、缺乏专业人才、管理水平低下等。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发展处于“重要机遇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川西高原藏区应围绕“建设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川西高原藏区战略性和优势特色产业,充分发挥旅游业在川西高原藏区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和乡村振兴中的优势和引导作用,实施“生态旅游景区带动发展、‘生态旅游+’联动发展、经合组织拉动发展、民族特色村寨驱动发展”的产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提出了宏观调控、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区域合作、环境监管、安全保障、社区参与等体制机制,以及政策制度、资金投入、科技人才的保障体系,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刘建颖[4]（2020）在《新疆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成功案例研究 ——以沙湾县安集海镇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到2020年,在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贫困全部解决。精准扶贫的这六年来,已经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实践证明,要想富民强区,实现精准脱贫,必须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区域特色经济,这是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的有效举措。新疆地处中国西北地区,是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受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各种优惠,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加快了新疆依靠特色产业实现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沙湾县安集海镇位于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桥横穿而过,区位优势明显,是着名的“中国辣椒之乡”。近年来,沙湾县安集海镇依靠辣椒产业实现了区强民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随着辣椒产业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经济合作的不断扩大,逐步实现了辣椒产业的跨区域合作,并以此使镇区农户脱贫致富。但是放眼新疆其他地区,尤其是新疆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精准扶贫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特色产业的发展水平还较低、产业的规模还很小、将区域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经济优势的能力还很弱,实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还有一定的差距等,这些都是新疆特色产业精准扶贫遇到的现实问题。本文将通过对沙湾县安集海镇发展辣椒产业的成功因素进行分析,从而为新疆其他地区进行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经验。基于这一目的,本文综合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以民族发展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区际分工理论、“国家的视角”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为依托,对特色产业的内涵、特征、新疆特色产业的发展等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将个案分析与总体分析相结合,将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相结合,利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对沙湾县安集海镇辣椒产业在沙湾县如何依靠政府主导、政策依托、龙头企业带领、合作社聚合等各方面进行剖析,构建出沙湾县安集海镇特色产业成功发展的基本框架,总结出具有特色发展经验的“安集海模式”,这对新疆其他地区培育、发展、壮大特色产业从而实现精准脱贫具有指导意义,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借鉴,在此之下,笔者将“安集海模式”对新疆特色产业扶贫工作从政府、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四个维度作出经验推广。
张莞[5]（2019）在《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国民经济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业作为影响民生的五大幸福产业之首,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优质发展阶段,品质化和个性化成为发展重点,必然要求创新旅游发展动力,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和提档升级。实施全域旅游正是转变旅游发展方式、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而产业融合则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如今文旅融合大势所趋,已经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得到体现。5·12汶川地震对于羌族来说是一场巨大灾难,影响深远。灾后重建后的羌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迈入了全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关键时期,也迎来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的规模虽有所扩大,但却显现出增长缓慢、产业层次较低、发展后劲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旅游产业融合现象虽出现较早,但存在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深度不够、产品特色不鲜明、融合效应不显着等问题,迫切需要旅游业进一步寻求资源整合、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因此加强旅游内涵和服务品质建设,加快推进和深化提升跨领域的产业融合和联动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阐述产业融合的理论基础出发,探讨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机制及形态,并且分析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特点和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羌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旅游产业融合基础、融合形态、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以及利用系统理论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羌族地区的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由此搭建了一套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采取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县域、村镇和景区层面对羌族地区的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现状进行了个案分析和实证研究。在县域层面,采取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了羌区四县——汶川县、理县、茂县和北川县的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关联程度,结合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对四县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进行了整体评价;在村镇和景区层面,对应五个田野调查点不同的融合形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茂县坪头羌寨、理县桃坪羌寨和北川县石椅羌寨进行了农文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对汶川县水磨古镇进行了文商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对茂县中国古羌城分别进行了文商旅融合程度和文体旅融合程度的评价。同时,本文构建了羌族地区农文旅融合和文商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羌区四县分别进行了2013年至2023年的农文旅融合系统和文商旅融合系统的动态仿真模拟分析,以预测未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本文的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羌族地区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第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体现出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效益初步显现;第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三种主要形态为农文旅、文商旅和文体旅,其中农文旅和文商旅最为广泛,文商旅融合发展态势和融合效应优于农文旅融合;第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进程缓慢,融合形态较为单一,融合程度不够深入,旅游业与三次产业的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和低浅表层次,融合规模较小,融合效应较为有限,综合效益尚不显着;第五,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尚未建设成熟;第六,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区域水平不协调、不均衡,融合的广度、深度、速度和程度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包括产业基础较为薄弱、市场机制发育欠成熟、融合主体的组织障碍、融合客体的创新障碍、政府部门的体制障碍、区位交通不便的先天劣势和自然灾害的突发障碍等等。针对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从县域、村镇和景区两个层面提出了优化路径,从政府、企业、村委会和居民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希望通过探索羌族地区旅游产业的业态创新和融合发展,以及产业融合的融合路径和发展方向,能够对羌族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全域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形成有益的参考。
陈亮[6]（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江琴[7]（2019）在《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民生国计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再次将“三农”问题提到一个全党、全民关注的高度。作为人口接近14亿的发展中大国,尽管国内生产总值所体现的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依然相当突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全面把握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所体现的区域性、民族性、传统性、封闭性和低效性特征,冷静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在区位、制度、产业、人力资本、资金投入各方面的现实困境,系统研究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路径,对于有效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增加与社会文化进步、不断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战略意义。本文以传统农业改造思想为指导,综合运用农业发展阶段论、农业资源互补论、农业规模经济理论以及农业产业化理论,以传统农业改造为研究主题,以西部民族八省区为研究目标,客观判断西部民族八省区传统农业发展现状、基本特点,全面剖析西部民族八省区传统农业发展困境,探索构建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体系,明确提出包括战略框架、制度安排以及战略路径的研究思想,为西部民族地区各个组织与主体进行传统农业改造提出决策咨询和政策指引。本文研究基本结论如下:（一）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态势缓慢。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虽整体上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因其农业发展独有的区域性、民族性、传统性、封闭性、低效性,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仍呈现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业创新能力不足、农业现代理念缺乏、农业管理水平滞后的缓慢态势。（二）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困境重重。深度分析西部民族八省区传统农业发展现状,发掘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演变基本态势缓慢的背后,存在着区位、制度、产业、人力资本、资金投入等五大制约困境。（三）构建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框架。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应探索构建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脱贫攻坚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特色小城镇建设为战略背景,以促成产业兴旺、人才回流、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组织有效为战略目标,以探索特色农业主导、干旱地区节水、龙头企业引领、技术创新支持、人力投资推动的传统农业改造战略模式为战略重点的战略框架。（四）探索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制度安排。结合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面临的制度问题,提出以探索土地制度和改革户籍制度为前提、以创新教育培训制度为重点、以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的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特色制度安排。（五）明确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路径。通过深度剖析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基本态势和主要困境,从改善西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加大西部民族地区人力投资、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科技进步、培育西部民族地区龙头企业、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微观组织五个方面展开明确具体战略路径。
蓝晓飞[8]（2018）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特色资源扶贫开发与民族经济融合 ——以野生葡萄开发为视角》文中提出野生葡萄是桂西岩溶石漠化山区珍贵的特色资源,而特色资源是构成商业需求的重要因素,市场互补性强,在经济合作中具有难以替代性,发展特色资源成为该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西部欠发达地区贫困农村的发展是西部乃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下来,各民族交往也渐趋活跃,但由于桂西地区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加之受恶劣自然环境如石漠化灾害等影响,桂西山区人民一直处于贫困和半贫困状态,治理石漠化、改善生产环境与发展生产势在必行。边疆开发涉及社会发展,国家稳定需靠经济实边。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开发事业,为加快桂西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结合山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借助政府有力的臂膀,大规模推广野生葡萄特色资源的种植,由“输血式”扶贫变“造血式”扶贫,逐渐摆脱贫穷桎梏的枷锁,经济实边。80年代后,野生葡萄在桂西地区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升,机器加工水平逐步提高,野生葡萄酒亦发展成为当地远销海内外的特色产品,是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民族经济融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学术界大多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且成果颇丰,而把野生葡萄作为一种特色资源放在边疆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角度和民族经济融合视域进行探讨的很少。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如何在现代化视角下探讨开发和利用特色自然资源,对边疆地区建设规划、经济繁荣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深远。基于此,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方志、档案、民间文献、报纸和政府文件等资料,综合传统史学方法、实证法、个案分析法,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立足目前国家扶贫战略,以桂西贫困山区野生葡萄这一特色资源为出发点,在现代化视角下对其种植、加工与销售情况进行一个历史时段的考察,从中探析政府力量、民间力量与市场力量在地方产业培育中的作用,寻求地方特色资源与民族经济融合的轨迹与规律,为当今地方产业未来的发展和民族经济的开发提供理论上的思考和实践上的探索证明,诠释民族经济融合作为历史发展重要动力的重要意义,为当前精准扶贫服务。文章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此次选题的缘由、目的及意义,基本概念界定以及当前学术界对野生葡萄特色资源扶贫与促进民族经济融合的历史现状,从而发现问题与趋向,并提出文章的创新之处及存在的困难等。第二部分简要描述野生葡萄的特色所在及新中国成立以前野生葡萄资源的开发情况,加强正反论证,为从整体上把握野生葡萄资源的历史发展进程提供依据。第三部分通过表格、图表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野生葡萄的种植情况及发生新变化的原因和特征,从中论述野生葡萄种植产业对民族经济融合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通过个体手工加工和企业机器加工的过程,详细展现了民族经济融合的过程。第五部分通过政府力量、民间力量和市场力量透析野生葡萄酒贸易与民族经济融合之间的推力互动关系。第六部分对野生葡萄资源在桂西地区扶贫开发的积极作用、存在问题进行因素分析。第七部分对野生葡萄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对应的建议。最后总结,揭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
付寿康[9]（2018）在《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文中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碳减排压力不断增大,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区域性整体贫困,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则是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发展的优势在于资源,发展的矛盾也在于资源。以生态与资源为中心,“富饶的贫困”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富饶的贫困”问题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富饶”的类型与层次多样。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将“富饶”的对象具体化为“碳”。从“碳”视角研究民族地区“碳资源富集”与贫困之间的关联,探索“碳”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问题,思考碳交易在民族地区减贫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总结法、案例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以资源禀赋理论、“两山”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外部性理论、“两个共同”理论为指导。围绕碳贫困这个中心,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展开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负外部性,生态保护正外部性与贫困问题之间关联的研究。本文以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介绍碳贫困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通过文献综述明确碳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研究思路与方法,把握其中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已有研究与调研,对新概念“碳贫困”进行界定。以贫困发生率高与贫困程度深的民族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碳资源禀赋,发展的差距与不平等,以民族地区同步小康的实现为目标,对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侧重于,从地区以及人的发展权利与能力角度,探讨“碳”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外部性情况下的致贫原因、致贫机理。提出碳贫困是一种间接贫困,并指出碳贫困的特点、类型与应用,思考碳交易减贫的新方式。以贵州六盘水市灰碳贫困和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为碳贫困问题的研究案例。从外部性视角探讨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六盘水市灰碳贫困成因、特点与主要表现,通过碳排放的测算,量化碳源,将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负外部性影响具体化,提出六盘水市应对灰碳贫困的基本思路。从外部性视角探讨生态环境保护中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的成因、特点与主要表现,通过碳储量的估算,量化碳汇量及其价值,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碳汇正外部效应具体化,提出恩施州应对绿碳贫困的基本思路。以这两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思考看似对立实则可以统一的灰碳贫困与绿碳贫困问题,即通过碳交易破解碳贫困。将碳交易制度作为一种新的政策制度设计,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脱贫攻坚中政府难以解决,解决不好的资源环境外部性问题。进而对碳交易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总体上介绍世界碳排放市场的结构及发展状况,论证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述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必要性,探讨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思路。最后,提出破解民族地区碳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主要有,减碳源:民族地区传统资源开发的转型升级;增碳汇:民族地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优化生态补偿制度:民族地区碳贫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实施碳交易减贫:民族地区碳贫困外部性内在化的新途径;选择新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破解碳贫困。
皇甫睿[10]（2018）在《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凸显,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中国,近年来提出“生态扶贫”的扶贫方针与政策,受到世人的关注。“生态扶贫”概念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若要正确理解“生态扶贫”的内涵,找到合适的“生态扶贫”路径,首先应该对此前的扶贫理论、指导思想、扶贫手段等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此前中国的相关决策者、执行者和专家学者从扶贫理论的建构到扶贫路径、手段的选择与实施,都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同时也获得了一定成就。此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受西方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深远,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文化价值观等,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将这样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扶贫实践,进而衍生出“梯度理论”、“工业反哺农业”、“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等相关理论指导思想,辐射出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及“企业公司+农户”的帮扶措施等。然而,面对的结果却是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仍然没有获得根本上的解决,反而还伴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那么,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实践,则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产生于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旨在拉拢、控制这些国家站在自己阵营,以在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对峙中获得有利地位,甚至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而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多民族融合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发展经济学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显然都不合时宜。当下,中国的十四个连片贫困特区大部分位于少数民族地区,也基本处于传统的第一产业区,其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推行的扶贫开发必然是凭借汉文化对异文化区域所从事的开发活动,必然涉及跨民族、跨文化、跨区域的活动事项。从生态民族学的视角来看,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稳态延续,是各民族成员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在超长的历史时段内,为满足当事民族全体成员生存与繁衍的需求,凭借各民族文化在对当事民族的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产物。这样的民族共同体,即为斯图尔德所称的“文化生态”共同体。“文化生态”共同体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自为体系,必然表现为在自身特有信息系统的节制下,不断从外界获取物质与能量,而进行的有序、有节制的交换与重组。各民族的文化系统正是其自身特有的信息系统,是维系整个共同体自为体系自我运行的内生动力,也是“文化生态”共同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网状交织的粘合剂。这样的文化系统同时也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与模塑,而不会肆意干预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因而,该文化系统中共同体成员的观念意识,一方面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会引导共同体成员选择某种资源利用方式（经济样式）,从而使得共同体内部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和匹配的技术系统和组织系统。这样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必然具有特定的地域性、特定的民族归属性、整体性、功能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历史证明,“文化生态”共同体能够稳态延续上千年的基本前提是,以其特有文化为主导,推动共同体内部的有序运行,并维系其共同体基本结构的稳固。可见,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绝对不是纯经济问题,也绝对不能凭借单一的经济手段或措施来加以解决。论文主要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针对当前扶贫工作中遗留的负面问题进行阐述,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国内外动态进行文献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生态扶贫”的全新理解和认识。第二至第五部分,将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作为研究对象,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以其几百年的生计变迁为切入口,分别从历史进程、生态背景和文化变迁的三个维度,深入分析该苗族村寨每一次生计变迁的内外部动因和时代背景,探明变迁前后两种生计方式之间的传承、变化关系,揭示生计变迁后相应社会制度框架下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最终发现,当这个“文化生态”共同体当面临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其力度与方式没有触碰共同体的内部核心结构,共同体的文化系统则有自主能力随即做出相应的调整,在传统生计的基础上适当吸收、改造外来文化因子为其所用,这样并不会阻碍或扰乱共同体内部的自行运行,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也并不明显。而当外来因素对这些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所拥有文化系统的核心结构改变或破坏,传统生计自然遭到摒弃,那么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运行则会受阻,表现为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显着。特别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形成的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思路,应用于农业发展和扶贫实践工作,会导致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通过结合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研究分析,一步步破除西方的发展主义神话,揭示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扶贫开发中的虚伪面具。第六部分针对前面的论述研究,对黄金村今后的扶贫发展路径提出建议。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西方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中国的“生态扶贫”应该从国情出发,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人类本身就置身于千差万别的文化系统和生态系统之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是要将各民族文化化异为同,也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在承认并尊重各民族文化间存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擅长的方式和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来参与人类现实整体性、多元一体化的宏伟叙事。传统的并不都是糟粕,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共同体成员所生息的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有序运行的基础上,去考虑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接轨,而不是为其寻找一个并不适合的“替代方案”。以此为鉴,旨在为当下的“生态扶贫”提供全新的思路与有效借鉴,促进“生态扶贫”终极目标的实现,以及推动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二、农作物品种的引进与民族经济的融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作物品种的引进与民族经济的融合（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研究 ——以大理白族自治州银桥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法 |
| (二)文献研究法 |
| 四、研究思路、创新与不足 |
| 五、相关概念的要义 |
| (一)乡村振兴战略 |
| (二)产业发展 |
| (三)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必要逻辑 |
| 第一章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产业发展的政策 |
| 一、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政策提出的背景与依据 |
| (一)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对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重要论述 |
| (二)乡村振兴的政策依据 |
| 二、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 |
| (一)国家层面推进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 |
| (二)云南省推进产业发展的政策 |
| (三)大理白族自治州推进产业发展的政策 |
| 第二章 大理银桥镇产业发展现状调查 |
| 一、银桥镇基本概况 |
| (一)地理状况 |
| (二)民族成分 |
| (三)民族经济 |
| (四)民族文化 |
|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银桥镇产业发展状况调查 |
| (一)农业发展状况 |
| (二)大理石产业发展状况 |
| (三)特色旅游产业发展状况 |
| 第三章 大理银桥镇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银桥镇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
|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 |
| (二)特色产业品牌优势不足 |
| (三)产业发展的合作化组织不健全 |
| (四)从业人员结构有待优化提升 |
|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大理银桥镇产业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产业发展内驱力不足 |
| (二)产业发展保障力度不够 |
| 第四章 大理银桥镇产业发展的路径思考 |
| 一、推动产业融合,以调结构促产业振兴 |
| (一)整合银桥镇农业资源,发展观光旅游农业 |
| (二)发掘银桥镇民族文化,发展具有白族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业 |
| 二、发展大理地区特色文化产业,以品牌促产业振兴 |
| (一)打造大理石画文化名片,注重发展特色产业 |
| (二)发展白族文化创意产业,凸显民族文化交流交融 |
| 三、完善合作化组织体系,以政策保障促产业振兴 |
| (一)充分利用政府财政扶持的利好 |
| (二)坚持招商选商,继续引进和培育有代表性企业 |
| 四、培育专业人才,以人才振兴促产业振兴 |
| (一)重视民族教育对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
| (二)落实能人返乡政策,吸引技术人才扎根乡村 |
| 五、依托产业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
| (一)以“产业+环境提升”促生态宜居 |
| (二)以“产业+乡土文化”促乡风文明 |
| (三)以“产业+基层党建”促治理有效 |
| (四)以“产业+共建共享”促生活富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基础及背景 |
| 第一节 西辽河地区自然条件与环境变迁 |
| 一、地形地貌 |
| 二、气候水源 |
| 三、土壤植被 |
| 第二节 明清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的社会背景 |
| 一、行政区划变迁 |
| 二、总体政治和军事概况 |
| 三、社会民情变化 |
| 第三节 明清之前西辽河地区农业发展概论 |
| 一、史前时期 |
| 二、历史时期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土地垦殖和水利发展 |
| 第一节 土地垦殖的过程及特点 |
| 一、屯田垦殖 |
| 二、移民垦殖 |
| 第二节 土地垦殖的作用和影响 |
| 一、垦殖面积的扩大 |
| 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
| 三、土地占有结构的变化 |
| 第三节 水利工程建设与农田灌溉的扩大 |
| 一、兴修水利 |
| 二、灌溉农业的发展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作物种植拓展与技术改进 |
| 第一节 农作物的引种推广 |
| 一、玉米的引种 |
| 二、马铃薯的引种 |
| 三、其他作物的引种 |
| 第二节 主要作物的分布及特点 |
| 一、麦类 |
| 二、水稻 |
| 三、玉米、番薯、马铃薯 |
| 四、高粱、谷类、豆类 |
| 第三节 土壤耕作与技术的改进 |
| 一、耕作时令的掌握 |
| 二、耕作技术的进步 |
| 三、工具的改进与发展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的动因与制约 |
| 第一节 维护边防需要与缓解资源相争 |
| 一、平定叛乱加强王朝统治 |
| 二、合理分配资源减少人地矛盾 |
| 第二节 改善民生与社会治理 |
| 一、帮扶生产给予西辽河地区生产资料 |
| 二、休养生息与整顿吏治 |
| 三、传授农业生产技术 |
| 四、修桥补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制约农业开发的因素及其解析 |
| 一、安土重迁不习农耕 |
| 二、租典与封建剥削严重 |
| 三、国际政治形势混乱 |
| 四、自然灾害频仍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的效果及影响 |
| 第一节 奠定后世基本农业生产格局 |
| 一、旱作农业系统的确立发展 |
| 二、特色农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
| 一、酿酒业的发展 |
| 二、粮油加工的进步 |
| 第三节 促进民族融合与边疆地区稳定 |
| 一、茶马互市 |
| 二、满蒙联姻 |
| 第四节 对畜牧业的冲击与生态环境破坏 |
| 一、畜牧业的削弱 |
| 二、环境的破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明清时期主要农具图谱 |
| 附录二 明清时期主要作物、蔬菜图谱 |
| 附录三 明清时期主要牵引钩图谱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 作者简介 |
（3）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五、资料数据来源 |
| 六、论文框架内容、创新点及不足 |
| 第1章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 1.1 相关概念 |
| 1.1.1 生态旅游 |
| 1.1.2 生态旅游业 |
| 1.1.3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
| 1.2 研究相关理论 |
| 1.2.1 沟域经济理论 |
| 1.2.2 山地生态经济理论 |
| 1.2.3 生态旅游系统理论 |
| 1.2.4 民族生态旅游理论 |
| 1.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2.6 民族社会学理论 |
| 1.2.7 民族经济学理论 |
| 1.3 生态旅游与扶贫效应耦合性关系 |
| 1.3.1 川西高原藏区发展现实选择 |
| 1.3.2 生态旅游扶贫的重要意义 |
| 1.3.3 生态旅游与扶贫效应耦合性关系 |
| 1.3.4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扶贫效应 |
| 小结 |
| 第2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 |
| 2.1 自然地理条件 |
| 2.1.1 地理环境特点 |
| 2.1.2 地形地貌特征 |
| 2.1.3 生态环境条件 |
| 2.1.4 气候水文条件 |
| 2.2 综合区位分析 |
| 2.2.1 交通区位 |
| 2.2.2 生态区位 |
| 2.2.3 经济区位 |
| 2.2.4 旅游区位 |
| 2.3 历史人文背景 |
| 2.3.1 历史沿革 |
| 2.3.2 民族文化 |
| 2.4 生态旅游资源条件 |
| 2.4.1 生态旅游资源主要类型 |
| 2.4.2 生态旅游资源主要特征 |
| 2.4.3 生态旅游资源特色及优势 |
| 2.4.4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潜力 |
| 2.5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 2.5.1 政治环境因素 |
| 2.5.2 自然条件因素 |
| 2.5.3 社会发展因素 |
| 2.5.4 经济环境因素 |
| 2.5.5 科技水平因素 |
| 小结 |
| 第3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
| 3.1 生态旅游业发展取得的成效 |
| 3.1.1 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步贯穿于生态旅游业发展 |
| 3.1.2 推动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
| 3.1.3 有力促进了川西高原藏区经济社会发展 |
| 3.2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
| 3.2.1 地理环境特殊 |
| 3.2.2 生态环境脆弱 |
| 3.2.3 社会环境复杂 |
| 3.2.4 经济发展基础弱 |
| 3.3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还非真正的现代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 |
| 3.3.2 生态旅游业发展的作用还有待提升 |
| 3.3.3 环境保护力度不够 |
| 3.3.4 旅游规划编制工作滞后 |
| 3.3.5 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
| 3.3.6 生态旅游产品同质化明显 |
| 3.4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4.1 发展理念仍然滞后 |
| 3.4.2 专业人才较为缺乏 |
| 3.4.3 管理水平亟待提升 |
| 3.4.4 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
| 小结 |
| 第4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时空评价 |
| 4.1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基本原则 |
| 4.1.2 评价指标体系 |
| 4.1.3 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划分 |
| 4.1.4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 4.2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
| 4.2.1 确定指标权重 |
| 4.2.2 指标总权重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一致性检验 |
| 4.3 评价模型的建立与指标量化分析 |
| 4.3.1 评价指标量化评分档次 |
| 4.3.2 评价指标量化与标准化 |
| 4.3.3 建立评价模型 |
| 4.4 基于指标模型的时空评价 |
| 4.4.1 时空评价的重要意义 |
| 4.4.2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分 |
| 4.4.3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 |
| 小结 |
| 第5章 案例: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
| 5.1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 |
| 5.1.1 战略地位显着 |
| 5.1.2 世界级旅游资源富集 |
| 5.1.3 旅游交通条件不断改善 |
| 5.1.4 生态旅游业发展态势总体向好 |
| 5.2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
| 5.2.1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
| 5.2.2 旅游可进入性仍然较差 |
| 5.2.3 旅游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备 |
| 5.2.4 生态旅游管理水平较低 |
| 5.2.5 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融合不够 |
| 5.3 甘孜州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
| 5.3.1 高山峡谷生态旅游 |
| 5.3.2 高原山地生态旅游 |
| 5.3.3 原生态民族文化生态旅游 |
| 5.4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思路 |
| 5.4.1 加速打造“一核两中心” |
| 5.4.2 着力拓展三轴发展 |
| 5.4.3 积极建设三个旅游城镇圈 |
| 5.4.4 扎实推动三大区域发展 |
| 5.4.5 打造生态旅游业重点和旅游品牌 |
| 5.5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分析 |
| 5.5.1 生态旅游业扶贫实践 |
| 5.5.2 生态旅游业助力乡村振兴 |
| 5.5.3 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评价 |
| 小结 |
| 第6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思路与建议 |
| 6.1 可持续发展思路 |
| 6.1.1 以建设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为目标 |
| 6.1.2 构建现代生态旅游业发展新格局 |
| 6.1.3 发展基本原则 |
| 6.1.4 产业发展路径 |
| 6.2 可持续发展建议 |
| 6.2.1 制度保障体系 |
| 6.2.2 发展对策建议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调查问卷 |
| 附表2: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调查问卷 |
| 附表3:川西高原藏区主要生态旅游资源定量评价表 |
| 附表4:甘孜州生态旅游资源类型系统构成一览表 |
| 附表5:甘孜州主要生态旅游资源统计表 |
| 附表6:甘孜州主要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表 |
| 附表7:甘孜州旅游扶贫村统计表(2016-2019) |
| 附图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示意图 |
| 附图2:国家生态重要性评价图 |
| 附图3:国家生态脆弱性评价图 |
| 附图4:四川省五大生态旅游发展片区区位图 |
| 附图5:四川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 |
| 附图6: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开发空间格局 |
| 附图7:川西高原藏区旅游景区带动扶贫村分布示意图 |
| 附图8:川西高原地区高程图 |
| 附图9:川西高原藏区主要旅游资源分布图 |
| 附图10: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民族特色村寨分布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及参与的研究课题 |
| 致谢 |
（4）新疆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成功案例研究 ——以沙湾县安集海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2.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特色产业相关研究 |
| 2.2.2 精准扶贫相关研究 |
| 3.相关概念界定 |
| 4.内容概括和研究方法 |
| 4.1 内容概括 |
| 4.2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田野点概况 |
| 1.1 新疆沙湾县县情 |
| 1.2 安集海镇简介 |
| 1.2.1 安集海镇人口情况 |
| 1.2.2 安集海镇自然气候 |
| 1.2.3 安集海镇主要农作物情况 |
| 1.2.4 安集海镇经济情况 |
| 第二章 沙湾县安集海镇贫困原因与扶贫历程 |
| 2.1 沙湾县安集海镇前期贫困的原因 |
| 2.1.1 自然灾害原因 |
| 2.1.2 文化原因 |
| 2.1.3 多民族贫困户自身原因 |
| 2.2 沙湾县安集海镇扶贫的发展历程 |
| 2.2.1 第一阶段:粗放式扶贫——政府兜底,纳入低保 |
| 2.2.2 第二阶段:政府相关活动扶贫——扶贫又“扶智” |
| 2.2.3 第三阶段: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
| 第三章 沙湾县安集海镇辣椒产业扶贫发展优势 |
| 3.1 政府政策 |
| 3.1.1 国家层面 |
| 3.1.2 自治区层面 |
| 3.1.3 沙湾县层面 |
| 3.2 精准的区域特色产业选择 |
| 3.2.1 相对比较优势 |
| 3.2.2 专业化程度 |
| 3.2.3 竞争能力 |
| 3.3 龙头企业——以新疆安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例 |
| 3.3.1 市场引导作用 |
| 3.3.2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
| 3.3.3 推进农业产业化 |
| 3.4 “合作社+”的农户参与模式 |
| 3.4.1 强化镇区多民族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 |
| 3.4.2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
| 3.4.3 降低小农户的交易成本 |
| 3.4.4 跨区域发展 |
| 3.5 多民族贫困户社会方面的转变 |
| 第四章 沙湾县安集海镇特色产业扶贫成功经验 |
| 4.1 政府发挥着特色产业扶贫的主体地位 |
| 4.1.1 精准定位辣椒产业 |
| 4.1.2 加大跨区域合作,增加项目引进 |
| 4.1.3 建设产业基地,完善辣椒基础设施 |
| 4.2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 |
| 4.2.1 龙头企业的引进与培育 |
| 4.2.2 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
| 4.2.3 辣椒专业合作社的帮扶作用 |
| 4.3 各民族贫困者内生发展动力 |
| 第五章 “安集海模式”对新疆扶贫的特色经验推广 |
| 5.1 政府要发挥组织和领导作用 |
| 5.1.1 立足资源禀赋,选准特色产业 |
| 5.1.2 加大投入,引入优势项目 |
| 5.1.3 加大力度,打造县域品牌 |
| 5.1.4 加大对外开放,提高特色产业外向度 |
| 5.2 龙头企业要发挥特色产业扶贫帮扶作用 |
| 5.2.1 延长产业链,推动产业集约化发展 |
| 5.2.2 实现订单农业,提高农户抵御风险能力 |
| 5.2.3 扩大销售市场,提高企业实力 |
| 5.3 农业专业合作社发挥对各民族贫困户的集聚作用 |
| 5.3.1 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 5.3.2 构建以农业合作社为核心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
| 5.3.3 形成完善的监管体制 |
| 5.3.4 扩大合作社与市场的联系 |
| 5.4 不断提高各民族贫困户的信心和决心 |
| 5.4.1 转变思想,积极投身于脱贫攻坚战 |
| 5.4.2 掌握技术,提升能力 |
| 5.4.3 确定贫困人口主体地位,提高素质技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附件 |
（5）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进展 |
| (二) 国内研究进展 |
| (三) 国内外研究进展评价 |
| 三、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视角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技术路线 |
| 四、田野调查选点说明 |
| (一) 羌区四县 |
| (二) 羌族村寨 |
| (三) 旅游景区 |
| 五、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重点 |
| (三) 研究难点 |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内涵、机制及形态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产业融合理论 |
| 二、产业链理论 |
| 三、系统动力学理论 |
| 四、全域旅游发展观 |
| 第二节 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 |
| 一、旅游产业的内涵与外延 |
| 二、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 |
| 第三节 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一、机制及动力机制 |
| 二、旅游产业融合的系统结构 |
| 三、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第四节 旅游产业融合的形态 |
| 一、旅游业与第一产业的融合 |
| 二、旅游业与第二产业的融合 |
| 三、旅游业与其他第三产业的融合 |
| 第五节 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形态 |
| 一、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基础 |
| 二、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主要形态 |
| 三、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综合性融合 |
| 四、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典型案例 |
| 五、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普遍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形态及机制 |
| 第一节 羌族地区基本情况 |
| 一、羌族与羌族地区 |
| 二、自然地理状况 |
| 三、历史文化状况 |
| 四、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羌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 |
| 一、旅游资源 |
| 二、旅游业发展现状 |
| 三、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基础 |
| 一、产业发展水平 |
| 二、市场发育程度 |
| 三、灾后重建 |
| 四、资源条件 |
| 第四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形态 |
| 一、羌族地区的农文旅融合 |
| 二、羌族地区的文商旅融合 |
| 三、羌族地区的文体旅融合 |
| 第五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 |
| 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主体 |
| 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客体 |
| 三、政府部门在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中的作用 |
| 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过程 |
| 第六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 |
| 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系统的结构分析 |
| 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系统的动力机制 |
| 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系统的制约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评价体系 |
| 第一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方法 |
| 一、产业融合评价方法 |
| 二、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方法 |
| 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方法的选择 |
| 第二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一、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二、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三、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四、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三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一、农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二、文商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三、文体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羌族地区县域旅游产业融合评价与预测分析 |
| 第一节 汶川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汶川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汶川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三、汶川县旅游产业融合评价 |
| 第二节 理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理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理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三、理县旅游产业融合评价 |
| 第三节 茂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茂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茂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第四节 北川县旅游产业融合整体评价 |
| 一、北川县旅游业发展情况 |
| 二、北川县旅游产业融合现状 |
| 三、北川县旅游产业融合评价 |
| 第五节 羌区四县旅游产业融合的预测分析 |
| 一、农文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 二、文商旅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 三、动态仿真模拟分析 |
| 第六节 羌区四县旅游产业融合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 一、整体评价 |
| 二、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羌族地区村镇与景区旅游产业融合评价与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茂县坪头羌寨农文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坪头羌寨基本情况 |
| 二、农文旅融合现状 |
| 三、农文旅融合评价 |
| 四、坪头羌寨农文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理县桃坪羌寨农文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桃坪羌寨基本情况 |
| 二、农文旅融合现状 |
| 三、农文旅融合评价 |
| 四、桃坪羌寨农文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三节 北川县石椅羌寨农文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石椅羌寨基本情况 |
| 二、农文旅融合现状 |
| 三、农文旅融合评价 |
| 四、石椅羌寨农文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四节 汶川县水磨古镇文商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水磨古镇基本情况 |
| 二、文商旅融合现状 |
| 三、文商旅融合评价 |
| 四、水磨古镇文商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五节 茂县中国古羌城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现状评价与个案分析 |
| 一、中国古羌城基本情况 |
| 二、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现状 |
| 三、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评价 |
| 四、中国古羌城文商旅和文体旅融合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第六节 五个田野调查点的对比分析 |
| 一、旅游产业融合基础的对比分析 |
| 二、旅游产业融合形态的对比分析 |
| 三、旅游产业融合路径的对比分析 |
| 四、旅游产业融合水平和效应的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探析、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探析 |
| 一、旅游产业融合形态单一 |
| 二、旅游产业融合深度不够 |
| 三、旅游产业融合水平不高 |
| 四、旅游产业融合效应不足 |
| 五、旅游产业融合的配套支撑和公共服务不成熟 |
| 六、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区域水平不协调 |
| 第二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 |
| 一、原生动力不足—产业基础较为薄弱 |
| 二、拉力不足—市场机制发育欠成熟 |
| 三、推力不足—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滞后 |
| 四、阻力重重—融合主体、融合客体和政府部门的障碍因素 |
| 五、斥力较大—区位交通不便的先天劣势和自然灾害的突发障碍 |
| 第三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化思考 |
| 一、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优化目标 |
| 二、羌族地区县域旅游产业融合的优化路径 |
| 三、羌族地区村镇和景区旅游产业融合的优化路径 |
| 第四节 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
| 一、政府方面 |
| 二、企业方面 |
| 三、村委会方面 |
| 四、居民方面 |
| 本章小结 |
| 结论及展望 |
| 主要结论 |
| 一、羌族地区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 |
| 二、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取得的成效 |
| 三、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特点 |
| 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
| 五、进一步优化和推进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的思考 |
|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附录六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及科研项目 |
（6）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研究资料和研究现况 |
| 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人口的变化 |
| 一、明初大规模移民推动人口增长 |
| 二、明中后期人口呈下降趋势 |
| 第二节 清代的人口起伏 |
| 一、清前期人口的恢复性发展 |
| 二、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三年间人口的滞胀 |
| 三、同治兵燹后的人口骤减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 |
| 一、明代的“西番”人口 |
| 二、清代的少数民族人口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农牧业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
| 一、明代农业的西向拓展 |
| 二、清代农业一体化的完成 |
| 三、传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 |
| 四、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与水利设施的兴修 |
| 一、农业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
| 二、明代水利工程的创修 |
| 三、清代水利渠网的完善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畜牧业的发展 |
| 一、明代官营养马业的勃兴 |
| 二、清代官营养马(驼)业的延续 |
| 三、明、清民营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
| 二、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
| 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延续 |
|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萌芽 |
| 一、洋务运动背景下的近代工业 |
| 二、清末的“新政实业”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
| 一、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色彩 |
| 二、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商业进展 |
| 第一节 明代链条式的经贸模式 |
| 一、国家掌控下的茶马贸易 |
| 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朝贡贸易 |
| 第二节 清代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 |
| 一、流通商品种类的多元化 |
| 二、民族贸易推动商业市场形成 |
| 三、商人群体对商贸交流的促进 |
| 四、商路的开辟与贸易圈的建立 |
| 第三节 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从“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 |
| 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贸易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地域社会的变化 |
| 一、行政区域的扩张与编户齐民 |
| 二、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商人及手工业阶层的壮大 |
|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变革 |
| 一、军民共处与新村寨聚落的形成 |
| 二、由俭入奢的消费观念 |
| 三、丰裕多元的衣食品类 |
| 四、日益丰富的城乡生活 |
| 第三节 族际间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熏染 |
| 一、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 |
| 二、土官的“向化”现象 |
| 第四节 文化教育与风气开通 |
| 一、明代文教的兴起 |
| 二、清代文教的继续推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主要创新 |
| 1.3.2 不足之处 |
| 1.4 基本结论与研究展望 |
| 1.4.1 基本结论 |
| 1.4.2 研究展望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西部民族地区 |
| 2.1.2 传统农业 |
| 2.1.3 传统农业改造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改造传统农业思想 |
| 2.2.2 农业发展阶段与资源互补论 |
| 2.2.3 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 |
| 2.2.4 农业规模经济理论 |
| 2.2.5 农业产业化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综述 |
| 2.3.2 国内研究综述 |
| 2.4 理论与实践启示 |
| 3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的基本态势 |
| 3.1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线索 |
| 3.1.1 解放前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 3.1.2 1949-1978 年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 3.1.3 1978-2000 年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 3.1.4 2000-至今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
| 3.2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现状 |
| 3.2.1 农业经济贡献 |
| 3.2.2 农业产业结构 |
| 3.2.3 农业生产水平 |
| 3.2.4 农业创新能力 |
| 3.2.5 农业现代理念 |
| 3.2.6 农业管理水平 |
| 3.3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分析 |
| 3.3.1 基础性评价指标选择 |
| 3.3.2 体系构建和权重计算 |
| 3.3.3 农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
| 3.3.4 农业发展区域性分析 |
| 3.3.5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3.4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基本特点 |
| 3.4.1 区域性 |
| 3.4.2 民族性 |
| 3.4.3 传统性 |
| 3.4.4 封闭性 |
| 3.4.5 低效性 |
| 4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主要困境 |
| 4.1 区位困境 |
| 4.1.1 地质地貌 |
| 4.1.2 自然灾害 |
| 4.1.3 区位条件 |
| 4.2 制度困境 |
| 4.2.1 土地制度 |
| 4.2.2 户籍制度 |
| 4.2.3 宗教文化制约 |
| 4.3 产业困境 |
| 4.3.1 农业技术水平低下 |
| 4.3.2 农业产业结构单一 |
| 4.3.3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
| 4.4 人力资本困境 |
| 4.4.1 总体发展水平低下 |
| 4.4.2 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
| 4.4.3 人力投资主体单一 |
| 4.5 资金投入困境 |
| 4.5.1 财政支农不足 |
| 4.5.2 金融支撑不力 |
| 4.5.3 社会援助不够 |
| 4.5.4 内生能力缺乏 |
| 5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战略框架 |
| 5.1 战略背景 |
| 5.1.1 西部大开发战略 |
| 5.1.2 “一带一路”倡议 |
| 5.1.3 脱贫攻坚战略 |
| 5.1.4 乡村振兴战略 |
| 5.1.5 特色小城镇建设 |
| 5.2 战略意义 |
| 5.2.1 调整农业结构 |
| 5.2.2 发展现代农业 |
| 5.2.3 建设特色小城镇 |
| 5.2.4 推动乡村振兴 |
| 5.2.5 维护社会稳定 |
| 5.3 战略目标 |
| 5.3.1 产业目标 |
| 5.3.2 人才目标 |
| 5.3.3 文化目标 |
| 5.3.4 生态目标 |
| 5.3.5 组织目标 |
| 5.4 战略模式 |
| 5.4.1 特色农业主导型 |
| 5.4.2 干旱地区节水型 |
| 5.4.3 龙头企业引领型 |
| 5.4.4 技术创新支持型 |
| 5.4.5 人力投资推动型 |
| 6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特色制度安排 |
| 6.1 探索西部民族地区土地制度 |
| 6.1.1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
| 6.1.2 探索土地资源配置制度 |
| 6.1.3 摸索异区土地置换制度 |
| 6.2 改革民族地区农民户籍制度 |
| 6.2.1 探索一体化户籍管理制度 |
| 6.2.2 完善农民工就业保障制度 |
| 6.2.3 促进自由流动与利益分配 |
| 6.3 创新民族地区教育培训制度 |
| 6.3.1 完善学前教育公共体系 |
| 6.3.2 优化实施9+3 教育模式 |
| 6.3.3 科学稳妥推行双语教育 |
| 6.3.4 加大教育对口支援力度 |
| 6.4 强化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 |
| 6.4.1 完善社会保险救助体系 |
| 6.4.2 推进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
| 6.4.3 实施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
| 7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的战略路径 |
| 7.1 改善西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 |
| 7.1.1 完善交通运输网络 |
| 7.1.2 强化电力基础设施 |
| 7.1.3 加强通讯设施建设 |
| 7.1.4 修复病险水利工程 |
| 7.1.5 引入排污环卫设施 |
| 7.2 加大西部民族地区人力投资 |
| 7.2.1 加大财政投资力度 |
| 7.2.2 设立专项投资基金 |
| 7.2.3 拓宽人力投资渠道 |
| 7.2.4 优化人力投资结构 |
| 7.2.5 提高人力就业保障 |
| 7.3 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科技进步 |
| 7.3.1 提高农技人员素质 |
| 7.3.2 构建信息技术平台 |
| 7.3.3 提高农业机械水平 |
| 7.3.4 引进生物化学技术 |
| 7.3.5 加强科技成果推广 |
| 7.4 培育西部民族地区龙头企业 |
| 7.4.1 科学确定龙头企业 |
| 7.4.2 加大农业政策扶持 |
| 7.4.3 加快产业基地建设 |
| 7.4.4 加强企业招商引资 |
| 7.5 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微观组织 |
| 7.5.1 创建微观管理组织体系 |
| 7.5.2 推动微观技术组织创新 |
| 7.5.3 促进微观金融组织发展 |
| 7.5.4 扩大农业经纪人规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特色资源扶贫开发与民族经济融合 ——以野生葡萄开发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目的及意义 |
| (二) 当前研究现状简述 |
| (三) 基本概念界定 |
| (四) 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
| (五) 存在困难 |
| 一、桂西地区野生葡萄资源开发概述 |
| (一) 野生葡萄资源的特色所在 |
| 1. 生长环境独特 |
| 2. 用途广泛 |
| 3. 产品少而稀,市场潜力大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前野生葡萄资源开发受限及其原因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野生葡萄的扶贫种植与民族经济融合 |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野生葡萄种植的新变化 |
| 1.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逐步提升,促进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 |
| 2. 品种不断更新,种植方式科学化 |
| 3. 集约化种植形式,多样化经营方式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野生葡萄扶贫种植变化的原因 |
| 1. 市场力量驱动 |
| 2. 政府力量推动 |
|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野生葡萄扶贫种植的特征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机器加工促进扶贫与民族经济融合 |
| (一) 桂西地区野生葡萄的加工情况 |
| 1. 个体手工加工 |
| 2. 企业机器加工 |
| (二) 桂西地区野生葡萄机器加工产业的发展,促进民族经济融合 |
| 1. 机器加工形成民族经济融合新业态 |
| 2. 野生葡萄酒厂造就民族经济融合新载体 |
| 3. 机器加工生产理念传播强化民族经济融合 |
|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野生葡萄酒贸易扶贫与民族经济融合 |
| (一) 政府积极发展贸易为民族经济融合提供动力 |
| 1. 商业与扶贫政策的支持 |
| 2. 营销企业的作用 |
| (二) 利润刺激加快了民族经济融合的步伐 |
| (三) 日益增长的商业力量促使民族经济融合逐步深化 |
| 1. 经济辐射力增强 |
| 2. 市场网络逐步形成 |
| 五、历史评析 |
| (一) 积极作用 |
| 1.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摆脱贫困的枷锁 |
| 2. 以点带面,改变桂西贫困山区农村种植结构 |
| 3. 经济实边,兴边富民,民族融合 |
| (二)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1. 生产技术、设备与人才力量不足,扶贫阻力大 |
| 2. 管理不善,商业推动力弱,产业扶贫发展疲软 |
| 六、反思与建议 |
| (一) 创建产业扶贫保障机制,建立大物流环境,扶优抑劣 |
| (二) 科技兴农,增强产业扶贫的带动力 |
| (三) 创新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扶贫 |
| (四) 招商引资,招兵买马,走联合发展路子,产业扶贫注入新活力 |
| (五) 渗透文化竞争力,培育民族品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考察日志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9）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民族地区 |
| (二)碳贫困 |
| (三)碳交易 |
| (四)绿色发展 |
| 四、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有关水贫困的研究 |
| (二)从资源开发中人的权利能力视角解释贫困原因的研究 |
| (三)有关碳源、碳交易与贫困问题的研究 |
| (四)有关碳汇、碳交易与贫困问题的研究 |
| 五、研究思路、技术路线、研究方法与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六、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民族地区碳贫困成因分析 |
| 一、理论基础 |
| (一)外部性理论 |
| (二)“两山”理论 |
| (三)自然资源禀赋论 |
| (四)可行能力理论 |
| (五)“两个共同”理论 |
| 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碳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况 |
| (二)民族地区传统能源资源禀赋 |
| (三)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禀赋 |
| 三、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背景下的民族地区碳贫困成因分析 |
| (一)自然资源富集型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贫困之间的关联 |
| (二)生态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贫困之间的关联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族地区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碳源：贵州六盘水市灰碳贫困 |
| 一、贵州六盘水市的资源禀赋与碳贫困概况 |
| 二、六盘水市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负外部性影响 |
| (一)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碳源分析 |
| (二)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影响 |
| (三)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外部性影响 |
| 三、六盘水市能源活动碳排放测算 |
| (一)碳排放的测算方法 |
| (二)六盘水市能源活动碳排放的测算 |
| (三)六盘水市煤层气抽采与碳减排 |
| 四、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
| (一)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主要特征 |
| (二)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主要原因分析 |
| 五、六盘水市灰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 |
| (一)六盘水市灰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 |
| (二)六盘水市灰碳贫困问题的绿色应对策略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碳汇：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 |
| 一、湖北恩施州的资源禀赋与碳贫困概况 |
| 二、恩施州生态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效益 |
| (一)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碳汇种类 |
| (二)林业碳汇与恩施州碳汇林 |
| (三)恩施州生态环境保护与碳汇的外部性分析 |
| 三、恩施州碳储量的估算与价值量化 |
| (一)恩施州碳储量估算 |
| (二)恩施州碳储总量及其总价值的分析 |
| (三)恩施州户用沼气碳汇效应与碳交易 |
| 四、恩施州绿碳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
| (一)恩施州绿碳贫困的主要特征 |
| (二)恩施州绿碳贫困的主要原因分析 |
| 五、恩施州绿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 |
| (一)恩施州绿碳贫困的绿色发展困境 |
| (二)恩施州绿碳贫困问题的绿色减贫应对策略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碳贫困的民族地区碳交易参与研究 |
| 一、世界碳交易市场的结构及发展概况 |
|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 |
|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必要性 |
| (三)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可行性 |
| 三、当前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成效与困境 |
| (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主要成效 |
| (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主要困境 |
| 四、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作用与意义 |
| (一)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模式优化的要求 |
| (二)民族地区挖掘生态正外部效益,碳汇资源变扶贫效益的需求. |
| (三)民族地区减小碳排放负外部效应,共享资源开发利益的要求. |
| 五、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实践与案例 |
| (一)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实践探索 |
| (二)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成功案例 |
| 六、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存在的问题：基于湖北恩施州的调研 |
| 七、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族地区碳交易破解碳贫困的基本路径 |
| 一、减碳源——民族地区传统资源开发的转型升级 |
| 二、增碳汇——民族地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
| 三、优化生态补偿制度——民族地区碳贫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
| 四、实施碳交易减贫——民族地区碳贫困外部性内在化的新途径 |
| 五、选择新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破解碳贫困 |
| 六、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经历与成果 |
| 附录B：生物量和蓄积量转换模型参数表 |
| 附录C：农作物根冠比、含碳量、水分系数和经济系数 |
| 附录D：碳排放系数及折标煤系数 |
| 附录E：六盘水精准扶贫背景下碳贫困破解路径研究的调研提纲 |
| 附录F：碳汇林利益相关者项目认知度调研问卷 |
| 附录G：户用沼气利益相关者项目认知度调研问卷 |
| 致谢 |
（10）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由来与现状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相关认识与理论研究 |
| 第二章 田野点概况 |
|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当代行政区划 |
| 第二节 自然生态背景 |
| 第三节 社会经济背景 |
| 第四节 田野点选取理由 |
| 第三章 从“斯威顿”生计到“双轨”式生计 |
| 第一节 黄金村苗民的传统认知理念 |
| 第二节 黄金村古茶园复合农耕系统 |
| 第三节 “改土归流”后的“双轨”式生计 |
| 第四节 皇权制度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四章 从“双轨”式生计到固定农耕生计 |
| 第一节 统购统销时期湖南茶业的恢复发展 |
| 第二节 统购统销时期黄金村茶业 |
| 第三节 统购统销时期黄金村的固定农耕生计 |
| 第四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五章 从固定农耕生计到市场化生计 |
| 第一节 现代“保靖黄金茶”产业 |
|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下的现代黄金茶业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下生计变迁带来的贫困与生态问题 |
| 第六章 黄金村生态扶贫路径 |
| 第一节 古茶园保护 |
| 第二节 文化持有者主体参与 |
| 第三节 现代茶业市场开拓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A 堂朗公社历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产量(1957-1979) |
| 附录B 堂朗公社历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产量(1957-1979) |
| 附录C 堂朗公社历年耕牛、牲猪情况(1957-1979) |
四、农作物品种的引进与民族经济的融合（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研究 ——以大理白族自治州银桥镇为例[D]. 马立辉. 大理大学, 2021(09)
- [2]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研究[D]. 王小丰. 江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蔡新良.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4]新疆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成功案例研究 ——以沙湾县安集海镇为例[D]. 刘建颖.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5]羌族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 张莞.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6]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7]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农业改造战略问题研究[D]. 江琴.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8]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特色资源扶贫开发与民族经济融合 ——以野生葡萄开发为视角[D]. 蓝晓飞.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
- [9]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D]. 付寿康.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10]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D]. 皇甫睿. 吉首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