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情论》中的教习思想及其相关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潘婕[1]（2021）在《《碧葭精舍印存》所录玺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牛钧鹏[2]（2019）在《上博简所见楚国历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博简楚国类简文系语类文献,所载虽非尽史实,但可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内政、外交、军事等历史问题。从上博简看,春秋中期的楚国内政问题主要体现在楚王与世族之间的权力博弈上。楚王为强化王权,一方面与世族展开政治合作,另一方面为抑制世族权势,对异姓卿大夫多方笼络、委以要务,以提高楚王权威、稳定统治秩序。异姓卿大夫宗族势力不强,他们往往试图利用王权扩充势力,这导致其与楚王离心离德。他们之间相互合作、利用的政治现象反映出楚国复杂、多变的内政问题。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楚国遭受诸多变乱致使王权衰落,以“君子”为代表的下等贵族、县公（尹）、近侍集团的政治势力因此得以上升、强化。总之,历代楚王因应政治形势的发展,在力有不逮情况下,或打着尊礼的旗号,或通过封君的方式,或试图用“变故”的手段来巩固权势,采取各种举措来与贵族政治势力博弈、周旋,以期达到强化王权的目的。各类贵族集团为了避免在政治角力中被王权舍弃之虞,通过联合、斗争等各种手段与楚王展开权力博弈,以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春秋时期,楚国多以武力解决外交争执,上博七《郑子家丧》等多篇简文,就将楚国的武力外交活动表现的一览无遗。而作为一个尚武的国家,楚国尤为注重军事操练,这在上博九《陈公治兵》篇“治兵”、“阵式”两个部分简文中可见端倪。由于楚国在军事扩张中偏重于争霸中原上,使得在经营淮河流域中力量分散,难以招架吴国的凌厉攻势,导致攻守之势骤转,这在上博六《平王问郑寿》等篇简文中有所反映。总的来说,楚国在进行外交活动时,手段简单粗暴且又常常迷信武力,致使诸国“貌恭而心不服”,多在紧要关头见风使舵。楚国在进行军事扩张时,执着于北进与晋国争长,而对潜在的吴国威胁未予重视,以致造成后来几近覆国的恶果。这一军事战略失误对楚国影响至深,上博简中相关简文不厌其烦地记载吴师入郢之事,反映了楚国在这一问题上试图吸取教训的后见之明。
陈兵[3]（2017）在《郭店简《性自命出》情思想研究 ——兼论思、孟、荀及《大学》情思想》文中认为郭店简《性自命出》是七十子共同参与完成制定的纲领性集成文本。它展现了儒家彻透的修己之学的全幅规模。其重情学术思想特征,凸显了情范畴在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情范畴作为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的基石,在简文中得到了详尽、全面地阐释。其既是人性的本质体现,又是儒家道德形上学的日常工夫的由径。情范畴奠定了古典儒家人性论的价值取向,并构成人道方术的内在精神。情范畴的孕育和首次提出是在孔子及其弟子曾子、樊迟等人的论述中。“情”在孔子那里,主要指君子之立足于穷根溯源的狱讼实践,追迹三代礼乐王道而修己至圣,最终落实到对民众的亲爱情意而底定。这一思想在七十子的学术实践中得到了承继,是原始儒家内部多个思想派别如子贡、曾子、子游、子夏及其各自的门人等等共同的总结性的儒学探索成果。郭店简《性自命出》与另一个传抄本上博简《性情论》,都是传入楚国的七十子的作品,二者一本而异流。前者流行于楚国王室贵族中,后者流布于普通的士大夫中。其体例章法结构上的差异,只是由于学习者对经典作出符合自身生活世界的个性化诠释罢了。情范畴在简文中具有广阔的意域,但性质上是积极、纯正的,从人亲亲之情以至于人之礼乐积习化生的德性品质。简文之“情”兼本末、始终而言。爱亲之日常琐细积习工夫是本、始;有此本、始,才有身心和畅积中的人我相亲。情乃人之为人的根本,其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道的全部内容不过爱人,究其实质就是人之真情的大化流行,而道德义理则是人之真情的自觉纯化和超拔。第二,人之德性是人所共趋,其茁壮必须藉由文化传统的学习和培养。由此而形成心术修养的两条人之自成向上之路,一条是曾子日常孝亲敬亲的家庭实践工夫积淀而成就的儒家形上世界,另一条则是以子游之学彻透的,因人对礼乐道艺的精熟而游情以至和顺超越的艺术境界。第三,情指示着人之日常的存在价值和生存结构,充实了政治的内涵即以情动人（民）而后以德服人（民）,形成恭己无为的德治思想。情范畴论定了人与人之间亲爱的存在连结。战国儒家情思想从根本上回应了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天下侵夺杀伐的失道原因,确立了天下一体、君民相亲的共生共在思想。
刘文龙[4]（2017）在《姚永朴文学思想及其创作研究》文中指出无论是在桐城派发展史上还是在晚清至民国教育史上,姚永朴都堪称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其自觉地将文学思想通过教育着述加以较为系统的表达和阐扬,表露了在直面时代潮流和坚守桐城文脉之间的挣扎和融通,折射出特有的光芒。并且,其诗文创作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内涵和旨趣所在。考虑既往研究对此少有完整涉及和认知,本文拟对此专门探讨。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综述学界对姚永朴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研究的相关成果,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意义。第一章考察《起凤书院答问》中的文学思想。溯源起凤书院,发现其推尊朱熹白鹿洞书院教学理念;根据《起凤书院答问》中的史料,还原起凤书院文学教学真实情形,可知书院弟子有19人左右;教学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及时政等多方面。起凤书院教学是姚永朴在传统书院文学教学实践的一次集中展示,具有深厚的经史底蕴,是其文学思想初步形成的基础,彰显了较为广阔的中西视野及预流趋新的特色。第二章考察《国文学》到《文学研究法》中文学思想的转型。《国文学》是姚永朴在新式学堂教学时所编纂的文学教育着作,有两个不同版本,比较其中差异,能见出其文学思想的变化;同时《国文学》与《论文集要》之间生发联系,可以考证出《国文学》撰写是否有底本问题;另外《文学研究法》在《国文学》基础上撰写完成,是现代大学文学教育实践的结晶。二书都是在适应晚清学制改革的背景下撰成的重要文学教育着作,见证了姚永朴文学思想逐渐成熟的历程,亦能反映出其在北京大学教学的环境及新时期古文发展的真实处境。第三章考察文学思想实践情形。姚永朴文学思想在文学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及系统化,其诗文创作具体体现了文学思想的内涵和旨趣,呈现出较为独特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见出其文论与创作之间的彼此联动契合。结语部分归纳全文。在桐城派发展史和晚清至民国学术史上,对姚永朴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总结。
于浩[5]（2016）在《明末清初诗经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明末清初的诗经学为中心,考察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至清雍正五年（1727）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基本状况,包括诗经诠释和考证的发展、着述的体式及其燮化、学者间的渊源关系及学术交流舆傅怖等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封明清学术的延续性、明末清初学风转燮的轨跻和特点,并以诗经学为切入点,当试分析清代考据学的生成,尤其以语言考据为中心、以经典考据为方法的清代汉学是如何具起,可以说类似一种乾嘉考据“前史”的研究。本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分析和封输明末诗经学的背景,从学衍思想、文化、社舍、经济、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封输。明代学衍上承宋元学衍的格局,虽然受到科举程式的影响,逐渐走向僵化,但整个明代,封朱子学乃至宋学的思辨、考论始终没有停止。明代中期以後,更由於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阳明之学的具起,给学衍思想带来一股自由之风,受王学影响的学者,多不尊从朱子之学,在诗学上封朱子的诗说造行驳斥,在诗旨的择取上或用古羲,或别自为解。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给不少地区、尤其是以苏州、南京为中心的吴中地匾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收藏、刻书的风氟极盛,讲学、结社活勤也蔚然成风,一方面使得学者间的聪繁、学衍的交流和传播更为便利和迅速；一方面也使这一时期的学衍带有明显的复古尊经的特点。清朝建立以後,经屋国燮的遗民学者封明末的思想和学衍进行了广泛的反思,不论是批评王学末流,还是封王学造行维遮护,其目的都是为了统合心学与理学,并归於经学。同时清廷也通遇各种政策,具复文教、管控思想。康熙尤为重视翰林学臣的学识培善,正是引康熙的翰林学臣为中心,清代学术得以在各个方面广泛展阴,这是清廷文教政策的稹极影响。而消极之影响在於将思想定於一尊,尤其康熙晚年极尊朱子,编纂《周易折中》、《钦定诗经傅说汇纂》、《敛定书经傅说汇纂》和《钦定春秋傅说汇纂》四部官修经学注本,使得学者失去了思想阐释、讨论的话语权。本章最後统计了清初诗经学者的身份,发现87位学者中,有19人在明清燮革中殉国,43人不仕新朝,坚持遗民身份,而这些人,绍大部分为造士出身,年辈较小者则为诸生、翠人,均属知识阶层中较为精英的人物。正是这些遗民学者,阴启了清代学术的格局。第二章系统考察和分析了郝敬《毛诗原解》、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沈万钶《诗短类考》、曹学佺《诗经剖疑》等着作及伪《子贡诗传》、《申培诗说》等着作。郝敬的《九部经解》建立在回归经学的观念之上封《礼记》、《仪礼》、《尚书》、《春秋》、《诗经》、《周易》、《论韶》、《孟子》造行了诠释和考辨,由於他徒经文出发,能引经傅相互证明,故不少意见极有创获,如以後出古文《尚害》和孔傅为伪、以《周礼》出於戟国等等。他在诗经学方面,韶为诗序之首句渊源甚古,雕未必为子夏所作,但体现了望人之意,而他的《原解》即意在通过寻绎经文回归此圣人之原意。他释诗重视“比兴”的运用,尤其是比在《诗经》诠释中的作用,并封朱子诗学造行了广泛的批驳。郝敬的《毛诗原解》是元明以来第一部全面批评朱子诗学、尊主诗序的着作。郝敬尊序意在尊经,他并不韶为诗序为圣人所作,且视汉人之学与宋儒同檬有其失,他以翌人所传之诗序作为衡量经义的标准。郝敬回归经学,得以发现诗序,而诗序所言太筒,郝敬用“比”之法释之,不免多有附会,由是学者渐从汉唐注疏傅统中发现古注、古义之价值。如颇大韶、冯复京等逐渐认识到毛傅、陆疏、孔疏在经学诠解舆考证上的意义,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试图通遇封诗中名物的考证发明古羲,并开启了明末的名物考征之风。承此风氟,何楷撰《诗经世本古羲》,其体例雕以时代世次为序,改燮了原来《诗短》的编排方式,但在封诗文的诠释上,却可见其重建诗学诠释系统的努力,他依讬汉唐诗说的诠解方式,不仅群引经傅及群书考证制度、名物、地理、天文等方面,还大量引用明代学者的着作,成为明代诗学的集大成者,并对清代的诗经学产生了深速的影窖。第三章以钱澄之、朱鹤龄和陈启源为中心,考察清初诗学三大家的学衍渊源、背景、诗学观念及其影响,并绪合顾炎武、王夫之、毛奇龄的诗经考据,考察清代考据形态的生成。钱澄之舆朱鹞龄都有一定的宋学背景,钱澄之《田间诗学》首列诗序、朱鹤龄《诗经通义》专申序义,但二书都对朱子的诗学颇有曲护。如钱澄之《田间诗学》在诗旨的诠释上有不少曲从朱子的地方,同时常结合序义和朱子之义折衷为解。封於不赞同朱子诗说之处,也不直斥朱子,持论颇为平正。朱鹤龄的《诗经通羲》也有较为明显的宋学渊源,他常引用程颐、吕祖谦、黄震、严粲等宋人之说,许多考辨材料,则直接来自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粲的《诗缉》和许谦的《诗集傅名物钞》,显示出了他当试用不同於朱子诗说的其他宋人之说来补充经学诠释内涵的目的。不遇,尽管朱鹤龄在本羲上并不在驳朱子,但他既然申主序羲,与朱子诗说就存在不可调和之矛盾,这使得《通羲》一害出现了意图和效果上的矛盾,本羲不在驳朱,却成为经郝敬《原解》之後又一部排诋朱子诗学系统的着作。其中之原因,一是来自明末学衍的影响,尤其是何楷封朱鹤龄的影窖,其二是由於清初的考证之学渗透到了朱鹤龄的诗经研究之中,其中又以隙启源封他的影响最大。徙郝敬到朱鹤龄,虽然诗序的权威得到重新确立,但并不意味着清人所谡的“汉学”兴起,这期间虽有人标举汉学之名,但是封汉学的概念及相关研究并不充分,而不论是郝敬还是朱鹤龄,其实封於汉人之学还多有訾议。直到隙启源的《毛诗稽古编》一出,才真正开启了清代汉学的研究理路,影响至为深速。陈启源提出“寻绎傅羲以考经文”的观念,从《毛傅》入手,寻绎毛傅的训诂来校勘经文文字、明毛傅破假借的训释方法并分析毛傅羲例,具备了语言考据的基本形态。至乾隆年间,以惠栋、钱大昕、王昶、江声等学者为代表,以吴中地匾为中心,封《稽古编》一书造行推广、傅抄和模仿,并藉此传扬汉学的理念和方法,并因钱大昕、王昶等傅播至於其他地匾,清代汉学也由一个地域性特徵非常明显的学派,影响至整个学界。同时,清初的诗经考据在方法和理念上也较明末更为先进,顾炎武《音学古害》考证古音,王夫之考证文字、训诂,都成为清代考据学的先声。毛奇龄的名物考证雕然多承前代成果,但不少内容也能看到声音、文字之学在其中的运用,显示出了学术发展的趋向。第四章分析清初以理说诗的诗经学着作。通过考察孙承泽《诗经朱傅翼》和冉观祖《诗经群说》雨部祖述朱子的着作,发现这些着作本身存在无可避免的困境。首先是壑守朱子诗说之藩篱,不敢有半点逾越,致使论理无所发明,亦无考辨,失去了学衍上的价值。其次以朱子为天然正确,不加证明,致使在论述遇程中陷入循环论证。冉观祖《诗短详说》在每首诗之後列出诗序,在引历代之说加以封输,这种体例封康熙《钦定诗经傅说集纂》一害颇有启发,《诗经汇纂》在材料择取上更为全面,持论较冉观祖也更为平正,加上以官方的权威加以推广,反倒使得冉观祖《详说》尊朱的努力被遮蔽在官学的阴影之下。清初还有几部颇具特色的以理说诗之作,王夫之《诗广傅》之最大特色在於“以诗输理”,他虽依讬於封诗篇的诠释,但亚非为发明诗羲,而是为了阐发更为深刻的思想和更为系统的理论。王夫之的“以诗论理”之方式源於《荀子》、《礼记》等害中引诗谈理的方法,而内容更为矍富,是王夫之个人学识和思想的体现。姚隙恒的《诗经通输》则以考辨支撑说理,不论是封诗序、朱傅的驳斥,还是别立新解,姚隙恒往往群加考证,辨别具同,定其是非,所用之方法也极为纯熟和精密,不仅能以经证经,还通过分析诗文用例、考证名物训诂、详考序傅所本、考证史实等方式提出颇具卓识的见解,而用能封材料造行分析、归纳和综合,层次分明,还辑严谨。可以看到姚隙恒《通输》最大的价值就在於他不仅新,而且新而有徵、新而有据,这也是他提出的不少新解足以令人信服之原因。通遇封以理说诗的考察和分析,我们也发现这种诠诗方式逐渐衰微,考据旨趣逐渐具起的学衍超势。本文最後一章以康熙官修《钦定诗经傅说汇纂》为中心,考察其内容、取向以及舆其相关的学者和着作。本章考证《诗经汇纂》初稿成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竣成於五十七年（1718）,刊行於雍正五年（1727）。参与编纂的人员均出身翰林,身为总裁的揆叙舆吴中学术关系密切,而康熙封翰林的培养,也非常重视寅学方面,因此《诗经汇纂》显示出了材料丰富、输证威谨的倾向,舆康熙的提倡不无相关。同时还考证出方苞舆《诗经汇纂》的关保密切,他雕没有参舆到《诗经汇纂》的编撰之中,但是《诗短汇纂》中有10条按语直接抄自方苞的《朱子诗羲补正》。方苞本舆李光地、张廷玉、魏廷珍等人关系密切,他的经学观念也多契合於康熙,这很可能是御纂之害的按语直接袭用方苞研究的原因。此外,本章还考察了李光地舆《诗经汇纂》之关保,李光地晚年奉命看阅《诗经汇纂》,但似乎未完成而卒,但他晚年撰写的《诗所》,其中许多诠释舆《诗经集纂》亚不相同。这显示出了在汉学、考据风氟渐渐兴起的情沉下,官修经学注本都无法封朱子诗学造行维擭和弥经,只得存录古羲和异说,将汉唐的经学诠解系统纳入到原有的官方经学体系之中。本文最後探封《诗经汇纂》封清代诗经学着作的影窖,发现因为乾隆的大力推行,此害在清朝中期已经颁发至各地学官,学子便於獾取,而又因其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故封当时学衍之研究大有裨益。最显着的一个例子就是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通过封比《诗经原始》和《诗经汇纂》可以发现,《诗经原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抄自《诗经汇纂》,尤其是许多过去韶为是方玉润一得之解的部分,其寅有不少也抄自《诗经汇纂》的按语和所存录的前人诗说。从中可见清人学衍撰述方式和获取材料的来源。也能够看到一部学术着作的宗旨和意图,往往并非按照它本来设定的目标发展。
李永雅[6]（2014）在《与陶渊明相关并称的批评学意义》文中研究说明在古代文论中，“文人并称”是指仅保留对象的姓氏，以简略形式同时称谓两名或以上的文人，并经历一定的意义积累过程，长期沿用的现象。并称现象衍生的一系列并称词汇，是古代批评术语中的非常规成员，具有一定的解释学意义。围绕某个诗人形成的并称词汇，据其语义关系，组成了一张辐射形的网络，这张语义网络能反映该诗人的接受情况，可置于批评学与语言学视野中考察。陶渊明是我国年代久远、地位重要的大诗人，围绕他所形成的并称词汇数量多，意义复杂，具有研究价值。与陶渊明相关并称的批评学意义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对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具有直接借鉴意义。其次，并称成立时的理据反映了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审美特征。据此划分，与陶渊明相关的并称最突出的形态有：对举式、强调两者在文化内涵上的互补性的并称，如陶谢、明清之前的陶杜；以家族相似为划分依据、学陶风气为内驱力的陶家数并称群。两种形态的并称反映了古代诗学批评的对比意识、互补意识、风格意识与实用（诗歌教习）意识。置于诗学史中可发现，受不同时期的诗学批评的主导审美意识影响，并称的产生方式和普及程度均有不同。最后，并称之间的相互对话，不但反映以上三种意识在批评学中相互作用的情况，还提供了语义生成的可能空间。并称至今仍然隐含着产生新意的可能性，就像它背后的古老的中国文学批评语言一样。
张冬冬[7]（2012）在《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本选题是以研究战国、秦以降典籍所载古代史书书署制度文献为经，尝试以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简牍书迹实物的整体作为主体考察材料，主要从①简、牍的源流及简牍书署制度的概念，②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战国楚系竹简册、秦简、秦牍、的类型学分类及简牍学特征，③两汉简牍年代学及其简牍学特征，④三国·孙吴及魏晋时期简牍所载的署书及署书书体的渊源与流变，⑤20世纪以来，西域地区新疆楼兰遗址等出土汉晋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⑥简牍署书文字的字体及书写特征，⑦简牍制度的起源及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⑧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与其书署形制的特点，⑨周代外史（大学）“掌达书名于四方”的“谕书名”教育，同秦汉之际，以书课吏制度的书署专门之学之间的关系，⑩书署课吏制度中“兼会杂体”与“正文字”对书法史五体并存的影响。等10个方面来探讨和论述：简牍书署制度的存在状况以及对早期中国字体的演变与书法史以及魏晋以降书法“名家流派时代”的决定性意义为主要目的。
刘伟[8]（2011）在《郭店儒简所见生死观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中的儒家着作为研究基础,对其中所见之生死观念加以探讨。全文共分以下七个部分:第一章是对郭店楚简中的儒家文献进行界定。郭店楚简共有18篇文献,这些文献不是某一学派的专着,只有将其中属于儒家的文献确定后,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研究。笔者认为郭店楚简中可以确定的儒家着作共有10篇:《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语丛一》、《语丛二》及《语丛三》。此外,《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及《性自命出》等3篇文献学术界虽有争论但却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第二章探讨的是对生命本质（人性）的认识。在人性的来源上,郭店儒简对人性来源有明确的认识:人性源于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源于天,由此可知人性最终源于天。在人性的属性与内容上,郭店儒简指出人性首先表现为一种情感、欲望,如喜、怒、哀、悲、欲等。其次,人性亦表现为一种道德品质,如仁、孝等。人性的两个层面关系密切,道德层面的“性”源于人的情感。在人性所具有的特点上,郭店儒简指出人性具有同一性、动态性与可变性。同一性是指人本应具有的相同或相近的品性。人性又是动态的、可变的因此它可以通过“习”来塑造、培养。在人性善恶的判断上,郭店儒简明显带有早期儒家人性论的特点,还没有形成明确的价值判断,但为人性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第三章探讨的是对生命价值的认识。郭店儒简认识到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道德品质是生命价值追求的主要内容。仁主要表现为爱人及孝德。义是各种美德的表现,同时又是一种尊贤的行为以及君臣之间应遵守的德行。礼主要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及恭敬的行为。智主要表现为对贤人及其品行的认知以及一种作为丈夫应具有的德行。圣人是儒家价值追求的最高境界。圣人应具备仁、义等道德品质,拥有天德及闻“天道”、知“天道”的能力。郭店儒简中既出现圣人不可学的思想倾向又出现圣人可学的思想倾向,这反映出它在圣人认识上的过渡性特征。郭店儒简认识到忧、乐（lè）是实现生命价值的前提,没有忧与乐就不能有德。忧是一种内心之忧,人要有忧道不忧贫的意识;乐是内心的快乐,人应当在道德践行的过程中去体认快乐。第四章探讨的是对命运的认识。天人关系的厘清是探讨命运的前提,郭店儒简中的天人关系有两种:天人合一与天人有分。天人合一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命源于天、人道源于天两方面。天人有分主要表现为天人各有职分。郭店儒简认识到命运对人的生死穷达起决定作用,它有“遇”、“时”、“世”等表现形式。郭店儒简指出知命的条件有“知道”和“知博”及“知人”等三个。“知道”主要是指对天道与人道的了解,就人而言主要应了解人道。“知博”是指广泛地了解道德品质。“知人”是认识到人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在知命与知行的关系上,郭店儒简提出由“知命”达“知行”的观点。“知行”的内容是指道德践行,这一认识反映出儒家对命运的一种积极心态。第五章探讨的是对养生的认识。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是养生得以施行的前提。郭店儒简认识到生命是宝贵的,反对滥用杀罚,主张杀戮和刑罚要在“道”的指导下施行。关爱人的生命还可以从注重维系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上看出。在养生方法上,郭店儒简指出可以根据体内血气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养生活动,使生命得以延续下去避免夭亡的危险。人的生命力与血气的强弱关系密切,郭店儒简认识到人在年老气衰时会特别注意自身的养生保健。养生不仅包括身体层面还包括心理及社会层面,这一层面的养生主要体现在养心上。至于养心的途径,郭店儒简指出可以通过仁、义等道德品质及“乐”（yuè）等。通过养心不但可以使内心产生美德同时还会减少欲望对人生命的戕害,起到养生保健的功效。第六章探讨的是对“死”的认识。郭店儒简重视死亡,这一点可以从对举办丧礼的重视上看出。郭店儒简认识到只要统治者施行德治,民众就会为他们效力,不惧怕死亡。在死亡取向上,郭店儒简认识到多数人的死亡取向是以“利”为主,有些人则以“义”、“忠”等道德品质为主,与前者相比,它更赞同后者。以“义”、“忠”为代表的各种道德品质对人而言非常重要,死也不能抛弃。对于死后世界郭店儒简未曾提及,通篇未见一个“鬼”字。在死后的名声上,郭店儒简主张要为后世留个美名,人们可以通过“立德”、“立功”和践行道德品质等三种方式名传后世。第七章是基于生死观的角度探讨郭店儒简在早期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郭店儒简是从孔子过渡到孟子、荀子的中间环节,这一点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看出:第一,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认知;第二,对命运的正确把握;第三,对养生传统的继承与完善;第四,对死的理性认识。以上四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郭店儒简在早期儒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它上承孔子,下启孟子,为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立林[9]（2011）在《“儒家八派”的再“批判” ——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上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先生出版了他有名的《十批判书》,其中《儒家八派的批判》一篇是首次就《韩非子·显学》所谓孔子以后“儒分为八”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影响很大。对所谓“儒家八派”进行研究,实际就是对战国时期儒学传承的学术史进行探讨。不言而喻,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继郭沫若先生之后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再批判”,对早期儒学传承进行系统研究、理性反思,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条件完全成熟。一部儒学思想发展史就是孔子思想在不同时代被阐释、诠释的历史,而以“儒家八派”为代表的先秦早期儒家正是这一阐释、诠释历程的开端,也是孔子思想得到第一次深化的阶段。早期儒学乃儒学之根与源,因之早期儒学之研究,自古迄今,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儒学研究者自然不能不涉猎或研究早期儒学。也许正因如此,早期儒学研究才最为纷杂、繁复。然而,追溯根源,观点之对立实际源于材料之缺乏与问题之重要的张力。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回顾了“儒家八派”的研究历史,指出该问题研究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待发之覆,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就出土文献与“重写学术史”的关系,“疑古”与“走出疑古”之争,“二重证据法”与所谓“顾颉刚难题”等进行了分析,并就学派研究的陷阱和可能阐述一己之见。第二章对“儒家八派”的出现原因进行分析和探究。欲探求孔门后学之分化原因,必须将之放在儒学发展史的宏观视野和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我们不仅要弄清楚战国时期儒家分化的内因,也要考察其不得不分化的外缘。所谓内因是指孔子思想之发展性、丰富性、多歧性与孔子教学之开放性和包容性；所谓外缘是指儒学思想的传布与地域文化的渗透；先秦社会的转型与思想学术的变迁和诸子百家对儒学的思想挑战。第三章对“儒家八派”的以往旧说予以辨疑与考证,对韩非“儒分为八”说的问题予以揭示,指出该说并非对孔子之后儒家分化情况的“事实陈述”和“系统总结”,其目的在于批评儒家内部之分裂,借以鼓吹其思想专制之主张,因此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其说不存在一个“标准”,不具有严格的“顺序”,有一定的随意性,这“八儒”可能只是众多儒门学派中的一部分。所谓“某派”,乃是后人之划分,并非当事人之自称。他们皆自谓“真孔”,主观目的在于传承和弘扬师说,而非组建新的学派。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因各有门徒而组成不同“学派”,思想主张容有不同,但其问之关系,却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互有影响,互相融摄。本章对“儒家八派”中的子张的里籍及其与曾子、子游等之关系问题进行了新探；对思孟学派的问题进行分疏,对子思之生卒、师承问题进行了考辨；对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的相关问题予以考论；对孙氏之儒与公孙尼子,乐正氏之儒与乐正子春的关系进行了新证。第四章利用《孔子家语》与大小戴《礼记》对“儒家八派”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往有关“儒家八派”的研究,往往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对许多古代文献视之为“伪书”,弃而不用,至为可惜。如《孔子家语》和大、小戴《礼记》等保存儒家八派的文献最为丰赡,价值最大。不过,由于这些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问题,如果利用来进行儒家八派的研究,必须经过认真考辨。我们利用这些文献,分别考察《礼记》之“子思四篇”与子思之儒；《孔子家语·颜回》与颜氏之儒；《孔子家语·入官》和《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与子张之儒；《孔子家语·儒行》、《礼记·儒行》与漆雕氏之儒；《礼记·祭义》、《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与曾子、乐正氏之儒等,有助于推动诸多疑难问题的解决。第五章利用新出土简帛文献对“儒家八派”及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竹简、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等一大批新出土的简帛佚籍提供了关于儒家八派的丰富信息。我们主要就简帛文献与思孟学派的关系,《君子为礼》与颜氏之儒,《忠信之道》、《从政》等与子张之儒；《仲弓》与仲弓；简帛文献中的子贡,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孔子易学传承问题等予以讨论,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春法。第六章是结语部分。纵观整个早期儒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儒学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的多元嬗变历程。第一个“合”,是指孔子思想作为一个整合的“体系”,其后便经历了其弟子的不同方向的分化；第二个“合”,是指子思对于孔子弟子思想的综合取向。而子思作为孔子的裔孙,地位特殊,思想创造力巨大,他与孔子弟子有不同寻常的关系。他是曾子的弟子,还可能与子张、子游、子弓、有子、子夏等有密切关系,甚至是师承关系。在子思那里,儒学实现了第一次分化后的综合。子思对孟子的影响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而他又可能与世子、公孙尼子以及战国后期的荀子等存在密‘切关系。子思在战国早期占据了儒家群体的中心位置,是当之无愧的儒家领袖。
张立兵[10]（2007）在《论《毛诗正义》的学术成就》文中指出唐孔颖达等人编撰的《毛诗正义》,代表着唐代前期《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文化史上也产生过深广的影响。尽管自宋至清,《诗经》研究不断取得进展,有更为精当的论着问世,《毛诗正义》作为唐代以前《诗经》研究的总结性着作,其学术成就值得认真加以探讨。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考述《毛诗正义》的撰者、编撰过程及《毛诗正义》的版本流传情况。本文对颜师古参与编撰《五经正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颜师古最初参与编撰《五经正义》,但约在贞观十五年退出编撰队伍,文中分析了他退出的原因。第一章辨析《毛诗正义》对两汉《诗经》学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以毛诗学派为主详细考述了两汉以来的《诗经》注家及其着述的情况,并通过具体例证来考察《毛诗正义》对前人的学术资源的继承情况,认为《毛诗正义》并非一味地曲徇旧注,在具体学术问题上还是能够提出自己新的观点,“疏不破注”只是一个大体的说法。第二章探讨孔颖达的《诗经》的编次观。孔颖达深入研究了《诗经》的编撰问题。在编者问题上,他对《诗经》学史上的“孔子删诗说”提出质疑,认为大师是《诗经》的主要编纂者。孔颖达认为大师能通过诗歌的不同乐调,分辨出诗歌所反映的不同的教化情况,从而按教化的发展顺序精心编排了《诗经》,赋予了《诗经》教化意义。《诗经》的编排结构,大到风雅颂,小到风、雅中的“正诗”,都体现出教化渐积发展的情况。孔颖达提出大师能够“听声得情”,以他诗乐一体的思想为理论基础。第三章探析了《毛诗正义》的教化理论体系。孔颖达认为《诗经》是一部按教化展开顺序精心编排的体现教化之道的书。围绕着“教化”,孔颖达为《诗经》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阐释体系。《毛诗正义》教化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孔颖达所谓的“礼义”,也就是儒家道德伦理思想。孔颖达认为诗与乐是教化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诗教和乐教都是以“情”动人,本质上属于“情教”。孔颖达指出教化发生作用的机制是“移人性情”,即通过教化改变人本来的性情,使人由恶趋善。将教化与“性情”联系起来是孔颖达为毛诗派“教化”理论添加的新内容。孔颖达的性情理论的主要内容有:“气”是性情依归的本体;人性由“受气”厚薄不同分为九等,各等善恶不同,“中人”七等都在可以教化的范围之内;统治者应该使万物“尽性”,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而且应该以身作则来教化人民;教化得以成功的依据在改变人的性情,使人性由恶趋善、性情中和等。孔颖达将性情论融入毛诗派诗教理论,从形而上探讨了教化发生作用的根本机制,使诗教理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他理论体系深化的标志性成果。宋代以后的学者多以性情论《诗》,与《毛诗正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第四章阐述孔颖达的诗学观。孔颖达的诗歌理论继承了汉代以来经学诗学的传统,他主张诗歌要反映政教,要求诗歌应具有美刺功能,他的诗论总体上仍属于政教诗学的范畴。但六朝时期文学自觉,人们对诗歌“言情”本质有了较深的认识,孔颖达深受此影响,他认识到诗歌的创作目的并不是为了用来讽谏君上,而是为了抒发内心情感,孔颖达的诗论表现出对政教诗学与六朝诗歌新论的调和性。本章对孔颖达的“情志统一”论作了讨论。大多学者认为孔颖达对“诗言志”与“诗言情”的统一是将“志”与“情”的内涵等同起来了,本文认为,孔颖达只是从类似后人所谓诗歌“表现论”的角度将“言志”和“言情”统一起来:他认为“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统一在于二者都是将内心的情感用语言外化为诗。但孔颖达认为诗人要言的“志”应该是受“礼义”约束的“情”,是受时代政教感发而生的“情”,这与魏晋时期的“诗缘情”理论的“情”的内涵还是不同的。本章还对孔颖达的“发愤”作诗说作了讨论。文中考辨了“发愤”说的源流,认为古代文论中的“发愤”说是指创作主体用文学手段把郁积在内心的情感宣泄出来,以解除主体由内心情感郁结产生的憋闷,“发愤”说是从心理机制层面来揭示文学创作的原理。孔颖达论诗经常将“言志”与“发愤”并提,他认为诗人作诗“言志”的过程,同时也是“发愤”的过程,二者同时实现于诗人将主体内心的情感用语言外化为诗这一创作过程中。“愤”偏重于强调创作主体的感情郁积的状态,“志”偏重于指情感本身,“志”和“愤”都可视为诗作得以产生的原始驱动力。在这一层面上,孔颖达认为“言志”与“发愤”也是统一的。孔颖达认识到诗歌是诗人用语言宣泄情感的产物,诗人作诗是为了解除主体内心由创作冲动引起的憋闷,这都揭示了诗歌的文学本质,可以代表孔颖达的诗歌理论水平达到的高度。附录部分考辨了孔颖达的世次及其先世孔腾、孔安国的世次。学者对孔颖达的世次说法不一,本文通过考稽,认为孔颖达为孔子的三十二世孙。对于孔颖达的先世孔腾及孔安国的世次,史书中的记载分歧较大,本文对此作了考辨,并订正了《汉书》、《元和姓纂》、《宋史》、《阙里文献考》及《孔子世家谱》等对孔子后裔世系记载的错讹之处。
二、《性情论》中的教习思想及其相关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性情论》中的教习思想及其相关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2）上博简所见楚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简称表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创新之处 |
| 二、学术综述 |
| (一) 上博简楚国相关简文的释读成果 |
| (二) 上博简楚国相关简文的文本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上博简所见楚国相关简文考察 |
| 第一节 上博简楚国相关简文汇整 |
| 第二节 上博简楚国类简文文本性质和思想意旨 |
| 一、楚国类简文文本性质 |
| 二、楚国类简文思想意旨 |
| (一) 常故不可违、兴废不可忘 |
| (二) 顺应天意、媚于鬼神而和于民 |
| (三) 上下“礼顺”而“不逆” |
| (四) 纳谏、辨馋、容忤,以为王诫 |
| 小结 |
| 第二章 上博简所见楚国内政问题 |
| 第一节 上博简所见春秋中期楚国的内政 |
| 一、上博简所见若敖氏与楚国的内政 |
| (一) 上博简所见若敖氏与蒍氏、楚王的矛盾 |
| (二) 上博简所见若敖氏之乱 |
| 二、上博简所见楚灵王、平王时期的内政 |
| (一) 上博简所见楚灵王以权术笼络人心 |
| (二) 上博简所见楚平王时期的旧勋、新宠之争 |
| 第二节 上博简所见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国的内政 |
| 一、上博简所见楚昭王、惠王时期的内政 |
| (一) 上博简所见楚昭王以礼理政 |
| (二) 上博简所见楚惠王时期的内政形势 |
| 二、上博简所见楚简王时期的内政 |
| 小结 |
| 第三章 上博简所见楚国外交、军事问题 |
| 第一节 上博简所见楚国的外交活动 |
| 一、上博简所见楚庄王时期的外交活动 |
| 二、上博简所见楚灵王时期的外交活动 |
| 三、上博简所见楚惠王时期的外交活动 |
| 第二节 上博简所见楚国军事问题 |
| 一、上博简所见楚国的军事操练 |
| (一) 《陈公治兵》篇治兵类简文的相关问题 |
| (二) 《陈公治兵》篇阵式类简文的相关问题 |
| 二、上博简所见楚国的军事活动 |
| (一) 上博简所见楚国的向北扩张 |
| (二) 上博简所见楚、吴间的军事冲突 |
| 小结 |
| 第四章 结语 |
| 一、本文主要观点 |
| 二、反思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郭店简《性自命出》情思想研究 ——兼论思、孟、荀及《大学》情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原因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及其不足 |
| 第2章 前孔子及孔子时代的“情”字解诂 |
| 2.1 金文等古文“情”字义训诂及其还原 |
| 2.2 狱讼实践关涉的“情” |
| 2.3 孔子的“无讼”及亲民思想 |
| 2.4 孔门师徒对人之真情的确证 |
| 第3章 《性自命出》释读——兼论上博简《性情论》 |
| 3.1 《性自命出》与上博简《性情论》简介 |
| 3.2 《性自命出》篇释读 |
| 3.2.1 人情可悦与哀乐游情 |
| 3.2.2 心术：君子身以为主心 |
| 3.2.3 人道与闻道处世 |
| 第4章 《性自命出》情思想内涵及其德性架构 |
| 4.1 情思想的继承及阐发思路 |
| 4.1.1 简文作者蠡测 |
| 4.1.2 整体化生思维下的“情” |
| 4.2 情“范围”人道方术 |
| 4.2.1 情乃人心、日常之正 |
| 4.2.2 情为礼乐教化之基 |
| 4.2.3 情之克己的自觉 |
| 4.2.4 游情化民的《乐》教艺术 |
| 4.3 情所生发的德性世界 |
| 4.3.1 根源于德性的情 |
| 4.3.2 切身累德的日常生活 |
| 4.3.3 示情而尊德的物 |
| 4.3.4 人之威仪的情感 |
| 4.3.5 作为德性之积习的势 |
| 第5章 思、孟、荀以及《大学》对简文情思想多样体证 |
| 5.1 子思情意感发地中道及宗教倾向 |
| 5.1.1 喜怒哀乐的中和艺术 |
| 5.1.2 至情而近鬼神的祭祀证验 |
| 5.1.3 由情而诚的宗教粹化 |
| 5.2 孟子以情证心：不忍人之心及性善论 |
| 5.2.1 情、伪之辨 |
| 5.2.2 从日常血气到浩然之气 |
| 5.2.3 从简文“性善不善”到性善论 |
| 5.3 荀子对简文情思想的改造：情、欲并行 |
| 5.3.1 指欲为情和性恶论 |
| 5.3.2 作为人向善的“伪” |
| 5.4 《大学》对情思想的扬弃：亲民之善 |
| 5.4.1 无情者不得尽其辞 |
| 5.4.2 至情者知其所止 |
| 5.4.3 修身在正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姚永朴文学思想及其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旧学新知:《起凤书院答问》中文学思想发微 |
| 第一节 起凤书院溯源 |
| 第二节 起凤书院文学教育管窥 |
| 第三节 《起凤书院答问》中的文学思想 |
| 第四节 《起凤书院答问》中的中西视野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守成与创新:从《国文学》到《文学研究法》中文学思想的转型 |
| 第一节 《国文学》版本考述 |
| 第二节 《国文学》与《论文集要》考辨 |
| 第三节 学制改革与文学思想转型 |
| 第四节 北大教学分期考察与古文发展境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心与诗情:姚永朴文学思想的实践 |
| 第一节 文心:文学思想的实践 |
| 第二节 诗情:诗学思想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明末清初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明末清初学术背景与诗经学 |
| 第一节、明代前中期思想背景与诗经学 |
| 第二节、明末复古宗汉之风的兴起 |
| 第三节、清初文化与学术背景 |
| 第四节、清初遗民学者对明代学衍的总结和反思 |
| 第五节、明清之际诗经学者群体之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复古与竞新：明末诗经学 |
| 第一箭、郝敬《毛诗原解》：回归圣人原意 |
| 第二节、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以古义立新诠 |
| 第三节、回归古义：明末诗经学的考澄与复古 |
| 第四节、伪《子贡诗傅》、《申培诗说》与明末诗经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清初诗学三大家与清代考据形态的生成 |
| 第一节、钱澄之《田间诗学》：尊序背景下的弥缝与折衷 |
| 第二节、朱鹤龄《诗经通义》：考据风气的渗透 |
| 第三节、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与清代汉学的发端 |
| 第四节、考据形态的生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以理说诗的衰亡 |
| 第一节、祖述朱子的诗经学着作及其困境 |
| 第二节、王夫之《诗广传》与“以诗论理”傅统 |
| 第三节、姚际恒《诗经通论》的考辨精神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钦定诗经传说汇集纂》与康熙学臣的诗经学 |
| 第一节、《诗经传说汇纂》完成时间考 |
| 第二节、《诗经汇纂》编纂人员及学术取向 |
| 第三节、方苞《朱子诗义补正》舆《诗经汇纂》 |
| 第四节、李光地《诗所》与《诗经汇纂》 |
| 第五节、《钦定诗经傅说汇纂》传怖与推广 |
| 第六节、《诗经汇纂》封清代诗经学着作的影响——以方玉润《诗经原始》为讨论中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明末清初诗经学年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与陶渊明相关并称的批评学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 界定“并称” |
| （二） 并称研究的设计 |
| 一 宋前：与陶渊明相关并称的酝酿与提出 |
| （一） 酝酿：六朝遗风与近体诗用典 |
| （二） 从人物品评到诗学并提：陶阮与陶潘 |
| （三） 陶谢并称的诞生 |
| 二 宋元：与陶渊明相关并称的繁荣与成熟 |
| （一） 成熟：诗学体系的完善与理学思维 |
| （二） 学陶者：陶韦柳一家 |
| （三） 和陶者：金元的陶白、陶苏并提 |
| （四） 理学外围：陶杜、陶韩与屈陶 |
| 三 明清：与陶渊明相关并称的整合与汰选 |
| （一） 结构调整：因循与反思 |
| （二） 学陶和陶的整合与完成 |
| （三） 陶杜主导内涵的突出与转变 |
| 四 与陶渊明相关并称的语义网络分析 |
| （一） 与陶渊明相关并称语义网络的描写 |
| （二） “陶”在古代诗论中的解释力 |
| （三） 并称语汇各成员间关系分析 |
| 余论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7）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English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研究状况概述 |
| 1.2 本研究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3 本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 |
| 第二章 用简用牍及简牍书署制度研究综述 |
| 2.1 简、牍的源流及简牍书署制度的概念 |
| 2.2 简牍年代学研究的成果、内容及现状 |
| 2.3 简牍书署制度研究的成果、内容及现状 |
| 2.4 用简、用牍制度的起源 |
| 2.5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战国楚系竹简册的类型学分类及简牍学特征 |
| 2.5.1 楚地出土简册年代学综论 |
| 2.5.2 出土战国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战国早期、中期前段至中期 |
| 2.5.3 出土战国楚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战国中期后段至中期偏晚 |
| 2.5.4 出土战国楚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战国中期晚段竹书的代表 |
| 2.5.5 出土战国楚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战国晚期早段至晚期 |
| 2.5.6 系年未能确定或信息不全面的部分战国楚地出土简册 |
| 2.6 简牍署书文字的字体及书写特征 |
| 2.6.1 战国楚系简牍文字概念的界定 |
| 2.6.2 战国简牍楚系文字字体的书写特征 |
| 第三章 简牍制度的起源及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 |
| 3.1 先秦佚籍文献、卜筮祭祷与司法文书等三类写手间的联系及其书署形制特点 |
| 3.2 简牍书署制度中的先秦两汉古佚籍抄件特点 |
| 3.3 文献中书署制度的主体与先秦简牍实物中的签署人 |
| 3.4 周代小学六艺教育中的“书名”传习及书写实物的对应考察 |
| 3.5 包山 M2 楚墓所出土文书类及卜筮祭祷类简文，所见署名分类及战国简牍书署制度的探讨 |
| 3.5.1 包山 M2 楚墓出土文书简简文后署名的分类与书写风格的划分 |
| 3.5.2 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筮祷祠简简文中的署名之分类及书写风格的划分 |
| 第四章 秦及两汉时期——简牍书署制度的完成 |
| 4.1 “掌官书以赞治”的周代史官与秦汉衙署府史、胥吏的“史书而仕宦”的传承关系 |
| 4.2 秦汉之际以书课吏制度的书署专门之学 |
| 4.3 20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出土秦简、秦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 4.3.1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战国秦至始皇前期 |
| 4.3.2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秦始皇嬴政至二世时期 |
| 4.3.3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秦与西汉之相交叠时期 |
| 4.4 秦系简牍署书文字实物的时代下限 |
| 4.4.1 秦系简牍文字的专称——“署书”概念的界定与近年来考古所见实物的关系 |
| 4.4.2 秦系简牍署书的书写特点 |
| 4.5 秦汉宦学教本——早期习书的“法帖” |
| 4.5.1 《为吏之道》作为秦代学吏制度习字教本的文献依据 |
| 4.5.2 《为吏之道》在书写风格及字形结体上同其它秦汉简牍抄件的联系 |
| 第五章 两汉简牍年代学及其简牍学特征 |
| 5.1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江流域汉代墓葬简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 5.1.1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含帛书）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西汉早期至武帝期 |
| 5.1.2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 |
| 5.1.3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 |
| 5.1.4 两汉简牍部分详细系年待公布或无法确定者 |
| 5.2 20 世纪初以来，西北地区汉代边塞遗址简牍（含纸文书）的发现及其简牍学特征 |
| 5.2.1 敦煌汉简部分 |
| 5.2.1.1 1949 年以前，有关敦煌及部分楼兰遗址出土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5.2.1.2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敦煌汉简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成果 |
| 5.2.1.3 1949 年以来，新发现敦煌汉简的发掘与整理 |
| 5.2.2 罗布淖尔汉简部分 |
| 5.2.3 居延汉简部分 |
| 5.2.3.1 1949 年以前，国内有关旧居延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5.2.3.2 1949 年以来，国内有关旧居延汉简图版与释文的整理与研究成果 |
| 5.2.3.3 1949 年以来，台湾对旧居延汉简图版及释文的最新研究成果 |
| 5.2.3.4 新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工作的进展 |
| 5.2.4 1949 年以来，甘肃省东部——武威地区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
| 5.2.5 1949 年以后，西域地区于阗、尼雅等地区出土汉简牍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第六章 简牍制度在两汉的形成 |
| 6.1 古代简牍制度文献的比勘、研究与分析 |
| 6.2 从简牍出土实物与文献的比勘，看简牍制度的形成 |
| 6.3 汉代简牍署书体——“八分”的起始年代问题 |
| 6.4 20 世纪以来出土简牍中所载秦汉字书兼法帖：《仓颉篇》书体之研究 |
| 第七章 简牍书署制度对名家流派书法时代的决定性影响 |
| 7.1 简牍书署制度对秦汉书法风格的决定性影响 |
| 7.2 简牍缀联与后世书法作品的行款 |
| 7.2.1 简牍缀联与书写顺序 |
| 7.3 史“掌官书以赞治”的化石性标志——简牍书迹行款中装饰性笔画：掠磔饰笔 |
| 7.3.1 问题的提出 |
| 7.3.2 掠磔笔画在两汉简牍书迹中出现的规律 |
| 7.3.3 装饰性掠磔笔划在两汉简牍书迹章法中的作用新探 |
| 7.3.4 “掠磔笔划”的渊源及其与隶变的关系 |
| 7.3.5 书简书牍制度对秦汉其它写件的影响 |
| 7.4 秦汉简牍文书习语与汉代早期草书形成的关系 |
| 7.4.1 西汉早期简牍草书体系年的考察 |
| 7.4.2 简牍文书中习语与简署书体书写草化之间的关系 |
| 第八章 三国、两晋及六朝——简牍与纸张的交替时代 |
| 8.1 三国、孙吴及魏晋时期简牍所载的署书及署书书体的渊源与流变 |
| 8.1.1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三国吴至十六国时期简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 8.1.2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晋六朝简牍的简牍学特征及类型学分类 |
| 8.1.3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三国、两晋时期无法系年的简牍 |
| 8.2 20 世纪以来，西域地区新疆楼兰遗址等出土汉晋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8.2.1 1949 年以前，有关新疆楼兰遗址内汉文魏晋木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8.2.2 1949 年以来，有关新疆楼兰遗址内汉文魏晋木简牍及纸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
| 8.2.3 1949 年以后，新疆楼兰地区出土简牍的发现与整理工作 |
| 8.3 书署字体在简牍制度探讨上的重要地位 |
| 8.3.1 简牍书署制度的研究对探讨书法艺术基本美学的重要意义 |
| 馀论 |
| 论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发表的学术专着、论文目录 |
（8）郭店儒简所见生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尚需解决的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关于郭店楚简中的儒家着作 |
| 一、郭店楚简中的儒家着作 |
| 1. 《缁衣》 |
| 2. 《鲁穆公问子思》 |
| 3. 《穷达以时》 |
| 4. 《五行》 |
| 5. 《成之闻之》 |
| 6. 《尊德义》 |
| 7. 《六德》 |
| 8. 《语丛》前三篇 |
| 二、郭店楚简中具有浓厚儒家思想倾向的着作 |
| 1. 《唐虞之道》 |
| 2. 《忠信之道》 |
| 3. 《性自命出》 |
| 三、郭店楚简中的非儒家着作 |
| 第二章 对生命本质的认识 |
| 第一节 人性的来源 |
| 一、生命是人性的直接来源 |
| 二、天是人性的终极来源 |
| 三、郭店儒简与《中庸》对人性来源认识的异同 |
| 四、探讨人性来源的意义 |
| 第二节 人性的属性、内容及特点 |
| 一、人性的属性及内容 |
| 1. 人性的自然属性及内容 |
| 2. 人性的道德属性及内容 |
| 二、人性的特点 |
| 1. 同一性 |
| 2. 动态性与可变性 |
| 第三节 人性的善与恶 |
| 小结 |
| 第三章 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
| 第一节 生命价值的主要内容 |
| 一、仁 |
| （一） 仁的重要性 |
| （二） 仁的内涵 |
| 1. 仁是对人的爱 |
| 2. 仁是孝德 |
| （三） 求仁的途径 |
| 1. 修身 |
| 2. 积累忠、施行忠 |
| 二、义 |
| （一） 义的重要性 |
| （二） 义的内涵 |
| 1. 义是各种美德的表现 |
| 2. 义是尊贤，其最高表现是禅让 |
| 3. 义是君臣之间的德行 |
| （三） 求义的途径 |
| 三、礼 |
| （一） 礼的重要性 |
| （二） 礼的内涵 |
| 四、智 |
| 1. 智是对贤人及其品行的见闻 |
| 2. 智是丈夫应具有的德行 |
| 第二节 生命价值追求的最高境界 |
| 一、圣人应具备的内涵及能力 |
| 1. 仁、义等道德品质 |
| 2. 天德 |
| 3. 闻道、知道的能力 |
| 二、圣人是否可学 |
| 1. 圣人不可学 |
| 2. 圣人可学 |
| 第三节 忧、乐与生命价值的实现 |
| 一、忧、乐是实现生命价值的前提 |
| 二、忧、乐的具体内涵及对象 |
| 1. 忧的内涵及对象 |
| 2. 乐的内涵及对象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命运的认识 |
| 第一节 对天人关系的认识 |
| 一、天人合一 |
| 1. 人的生命源于天 |
| 2. 人道源于天 |
| 二、天人有分 |
| 1. 天人有分的提出 |
| 2. 天人有分的涵义 |
| 3. 天人有分提出的目的 |
| 三、天人合一与天人有分之间的关系及二者提出的意义 |
| 第二节 命运的影响及其表现形式 |
| 一、命运的影响 |
| 二、命运的表现形式 |
| 1. 遇 |
| 2. 时 |
| 3. 世 |
| 第三节 对知命的认识 |
| 一、知命的条件 |
| 1. 知道 |
| 2. 知博 |
| 3. 知人 |
| 二、由知命而达知行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养生的认识 |
| 第一节 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 |
| 一、生为贵 |
| 1. “生为贵”的提出 |
| 2. “生为贵”的原因 |
| 二、对生命的关爱 |
| 1. 反对滥用杀戮和刑罚 |
| 2. 注重维护人的基本生存条件 |
| 第二节 血气与养生 |
| 一、对导引血气的认识 |
| 1. 导引血气说的基础 |
| 2. 导引血气与养生 |
| 二、血气的衰弱与养生 |
| 第三节 养心与养生 |
| 一、“心”对健康的重要性 |
| 1. 从“心”的地位上看 |
| 2. 从“心”与欲望的关系上看 |
| 二、养心的途径 |
| 1. 以道德品质养心 |
| 2. 以“乐”养心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死的认识 |
| 第一节 对死亡的态度 |
| 一、重视死亡 |
| 二、很少谈论死亡 |
| 三、不惧怕死亡 |
| 第二节 死亡的价值取向 |
| 第三节 对死后的认识 |
| 一、对死后世界的认识 |
| 二、对死后名声的认识 |
| 小结 |
| 第七章 郭店儒简在早期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基于生死观的角度 |
| 一、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认知 |
| 二、对命运的正确把握 |
| 三、对养生传统的继承与完善 |
| 四、对死的理性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儒家八派”的再“批判” ——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1、解题 |
| 2、研究史回顾 |
| 3、以往研究方法的检讨与反思 |
| (1) 出土文献与"重写学术史" |
| (2) "画地为牢"与"突出重围":"疑古"与"走出疑古"之争 |
| (3) "二重证据法"与所谓"顾颉刚难题" |
| (4) 学派研究的"陷阱"和"可能" |
| 二、"儒家八派"形成探因——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内因外缘 |
| 1、内因之一:孔子思想之发展性、丰富性与多歧性 |
| 2、内因之二:孔子教育之开放性、包容性、非限定性——以"六经之教"为中心的讨论 |
| (1) 《经解》"孔子曰"之可靠性 |
| (2) 孔子的"诗书礼乐"与"春秋"之教 |
| (3) 孔子"絮静精微"之易教 |
| (4) 孔子教育之"开放性"与"非限定性" |
| 3、外缘:时势·地域·诸子的挑战 |
| (1) 春秋战国之际的时势巨变 |
| (2) 儒学传播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
| (3) 诸子蜂起与思想的挑战与互摄 |
| 三、"儒家八派"的辨疑与考证 |
| 1、韩非"儒分为八"说本义 |
| 2、关于子张之儒 |
| (1) 子张里籍为鲁 |
| (2) 子张与曾子、子游的关系 |
| (3) 子张的弟子 |
| (4) 子张之儒的着作 |
| 3、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与"思孟学派" |
| (1) 子思之儒应为孔汲学派 |
| (2) 孟氏之儒即孟轲学派 |
| (3) "思孟学派":历史的真实,还是观念的建构? |
| 4、关于颜氏之儒 |
| (1) 颜氏之儒指颜回一派 |
| (2) 颜子生卒年 |
| (3) 颜子应有门人 |
| (4) 颜子与曾子、思孟之关系 |
| (5) 颜子与庄子之关系 |
| 5、关于漆雕氏之儒 |
| (1) 漆雕之姓氏 |
| (2) 关于漆雕开之名字 |
| (3) 漆雕开之年龄 |
| (4) 漆雕开之里籍 |
| (5) 关于"漆雕开刑残" |
| (6) 漆雕氏之儒的着作 |
| (7) 漆雕氏之儒的组成 |
| 6、关于孙氏之儒 |
| (1) 孙氏之儒当为公孙尼子一派 |
| (2) 公孙尼子之师承 |
| (3) 公孙氏之儒的着作 |
| 7、关于乐正氏之儒与仲良氏之儒 |
| (1) 乐正氏之儒当指乐正子春学派 |
| (2) 关于仲良氏之儒 |
| 四、以《孔子家语》、二戴《礼记》为中心重勘"儒家八派"及相关问题 |
| 1、《礼记》之"子思四篇"与子思之儒 |
| (1) 传世文献中的子思之儒作品 |
| (2) 《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子曰"辨 |
| 2、《孔子家语·颜回》与颜氏之儒 |
| (1) 颜子与易学之关系 |
| (2) 颜子论"仁"、"智"、"勇" |
| (3) 颜子论"君子"、"小人" |
| (4) 颜子之政治理想 |
| 3 、《入官》与子张之儒 |
| (1) 子张非"过激派"、"表现派"和"礼容派" |
| (2) 《入官》与子张之儒 |
| (3) 子张与墨家关系之考辨 |
| 4、《儒行》与漆雕氏之儒 |
| (1) "漆雕氏之儒"为"任侠派"驳议 |
| (2) 《儒行》与漆雕氏之儒 |
| 5、《大戴礼记》之"《曾子》十篇"与乐正氏之儒 |
| (1) 《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与曾子一乐正氏之儒 |
| (2) 《孝经》与《曾子大孝》比较 |
| (3) 《曾子大孝》与乐正氏之儒的"孝道论" |
| 五、新出简帛与"儒家八派"及相关问题 |
| 1、简帛文献与"思孟学派" |
| (1) 简帛《五行》与"思孟学派"及世子之关系 |
| (2)《性自命出》(《性情论》)与子思之儒及子游、公孙氏之儒的关系 |
| 2、上博简《君子为礼》与颜氏之儒 |
| 3、郭店简《忠信之道》、上博简《从政》与子张之儒 |
| (1) 《忠信之道》与子张之儒 |
| (2) 《从政》与子张之儒 |
| (3) 关于子张与子思师承关系的一点推测 |
| 4、《仲弓》与子弓之儒 |
| (1) 仲弓即子弓 |
| (2) 上博简《仲弓》与子弓之儒 |
| 5、简帛文献中的子贡 |
| (1) 子贡之现实主义气质与务实功利原则 |
| (2) 子贡之理性主义思想与怀疑精神 |
| 6、帛书《易传》与孔门易学传承 |
| (1) 帛书《缪和》、《昭力》与孔门易学传承 |
| (2) 帛书《缪和》、《昭力》与孔子易教思想的南传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及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论《毛诗正义》的学术成就（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孔颖达与《毛诗正义》 |
| 二、颜师古与《毛诗正义》 |
| 三、《毛诗正义》文本的历史面貌 |
| 第一章 《毛诗正义》与两汉诗经学 |
| 第一节 两汉《毛诗》传注考述 |
| 第二节 《毛诗正义》对旧注的继承与扬弃 |
| 第二章 孔颖达对《诗经》编撰的深入探讨 |
| 第一节 推陈出新的《诗经》编者考论 |
| 第二节 教化观念主导下的《诗经》体制论 |
| 第三章 《毛诗正义》的教化理论 |
| 第一节 《毛诗正义》教化思想的渊源 |
| 第二节 《毛诗正义》礼义为宗的教化内容论 |
| 第三节 诗教与乐教归本于情教 |
| 第四节 《毛诗正义》的性情思想探析 |
| 第四章 孔颖达的诗学观探析 |
| 第一节 以政教为核心的“美刺”说 |
| 第二节 孔颖达的情志统一论 |
| 第三节 孔颖达的“发愤”作诗说 |
| 附录：《对唐前孔子后裔世系的一点辨正——兼论孔颖达之世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性情论》中的教习思想及其相关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碧葭精舍印存》所录玺印研究[D]. 潘婕. 安徽大学, 2021
- [2]上博简所见楚国历史问题研究[D]. 牛钧鹏.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4)
- [3]郭店简《性自命出》情思想研究 ——兼论思、孟、荀及《大学》情思想[D]. 陈兵. 湘潭大学, 2017(02)
- [4]姚永朴文学思想及其创作研究[D]. 刘文龙. 安徽大学, 2017(08)
- [5]明末清初诗经学研究[D]. 于浩. 武汉大学, 2016(06)
- [6]与陶渊明相关并称的批评学意义[D]. 李永雅. 暨南大学, 2014(04)
- [7]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D]. 张冬冬. 吉林大学, 2012(04)
- [8]郭店儒简所见生死观研究[D]. 刘伟. 吉林大学, 2011(05)
- [9]“儒家八派”的再“批判” ——早期儒学多元嬗变的学术史考察[D]. 宋立林. 曲阜师范大学, 2011(10)
- [10]论《毛诗正义》的学术成就[D]. 张立兵. 扬州大学,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