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论晚清江苏地方自治中的官办模式（论文文献综述）
焦婕[1]（2020）在《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了大门,中国社会被强力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漩涡之中,清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适应列强的要求进行有限的体制改革,于是,近代化进程被开启,中国近代社会也迈入了转型时代。19世纪中叶以后,欧风美雨吹打着中国这块古老的大陆。随着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先进中国人的视野得到了开拓,他们认识到中国最大的落后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落后,因此把目光转向域外,开始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希冀通过吸收、学习欧美相对先进的制度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制度,把封建国家改造成为近代国家,把传统臣民改造成为近代国民,打破对封建君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之成为具有自觉的权利义务观念、具备政治主体意识的近代新国民,在此基础上建设近代国家。这一时期,塑造新国民、建设近代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昌盛富强,已成为先进中国人的共同夙愿。同一时期,作为资本主义新兴大国的美国,其地位通过发展,在世界上不容小觑。这些成就的取得与美国人所具有的自由、独立、讲求个人奋斗的美国精神有着密切联系。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殖民地人民便出于对权力的天然抗拒,主动建立起自治机构、制定法律,作为人民取得应有权利的保障;美利坚国家建国后,这些美国精神以联邦宪法的形式被固定下来,反作用于美国各方面的发展。在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下,美国国民的法律意识表现得较为浓厚。美国国力的强盛、作为独立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外交上的强势,以及美国民众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自信,都给近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近代中国人特别关注于探讨美国独立的历程以及其独特的发展道路。近代国门洞开,更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有机会走出国门,踏上美国国土进行实地考察。其中,几位主要清末法律思想家对于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最有代表性。他们虽然身份不尽相同、政治立场亦有别,对美国政法制度、国民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律意识观察的角度不同,考察的侧重点也有差异,但他们在重视美国的强盛、关注美国的政法制度,对美国国民自觉的法律意识的认可,这些方面几乎是相同的。清末法律思想家在考察美国的过程中,其自身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丰富了他们原先所具备的法律知识,也对于吸收域上的法律制度增添了理性色彩,即不论何种政法制度都有民族性和国别差异,选择其中最适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容尤为重要。毫不讳言,美国国民形象以及其所具有的自觉的法律意识,仍然是清末法律思想家们作为塑造中国近代国民的理想式样。他们将这种考察经验用于塑造近代新国民的实践。应该说,近代中国可以称得上是法律思想家的人不仅局限于沈家本、梁启超、伍廷芳、孙中山,但在清末这一时间段真正踏上美国本土,或是对美国的法律文本较有研究者,以上述四人最为典型,具有代表性。沈家本以“会通中西”为宗旨,主持清末修律,促使中国法制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伍廷芳以其深厚的西方法律背景和多重身份,对美国国民的法律意识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考察;梁启超作为清末维新派,在建设近代国家、塑造新国民方面不遗余力,以报刊为阵地撰写文章,广泛提倡自由、平等、自治、权利与义务等近代法律意识,试图以“人”的改造使晚清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孙中山长期游历于海外,通过对西方民主政治的长期考察,提出以“民权”为基础的民主宪政思想,希冀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国。几位主要的清末法律思想家把对美国国民的考察成果融于实践之中,在促进近代中国人将个体的权利与义务意识、自由与平等意识、公德意识、国家思想等近代法律意识的初步认知转化为个人的自觉意识方面居功至伟。当然,每一个人在观察后的认识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毕竟他们的这些努力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在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理性整合后,民主共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对中国近代民主化与法治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清末主要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为研究对象,在第一章绪论部分对相关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作以简要概括,并对与论文内容有关的概念进行界定,阐述了本文的学术价值与创新之处;第二章阐述了美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在清末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独特作用,交代了美国因其独立的特殊过程、经济特点以及国力的强盛而受到清末法律思想家们重视的问题;第三章对西方国民理念的历史脉络、美国国民法律意识在各主要历史时期的演进及法律的固化进行了必要的线索交代;第四、五章是为本文的重要章节,第四章详述了清末法律思想家踏上美国的经历,描述了他们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过程;第五章从多位清末法律思想家的角度,结合大量第一手史料,分析了清末主要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考察的独特理路,梳理他们对于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观察及认识;第六章阐述了清末法律思想家对于美国国民育成模式的借鉴过程。他们考察美国国民的法律意识的动机或目的还在于了解美国国民对于自身法律观念的自觉意识,探讨其成长的“育成”环境,并为在近代中国塑造新国民提供借鉴和帮助。如何参酌外来法律文化实践于近代中国,这是本章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百年前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研究,分析其对近代中国国民和政治、法律转型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固然有不适合中国之处,但可借鉴其精华,以期对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和公民意识的培养、塑造提供一些启示。
龚希政[2]（2020）在《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研究（1901-1911）》文中认为近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流民问题和利权外溢现象严重威胁清政府的统治。为了缓解社会危机,在教养兼施的慈善思想影响下,清政府将振兴工艺和应对流民问题结合起来,开办起教养流民和罪犯的工艺局、习艺所等工艺传习机构。同时清末兴起的地方自治运动也推动了工艺局、习艺所在全国各地的建立和发展。在清政府“振兴工艺”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工艺局、习艺所等机构。各地的工艺局、习艺所大多属于官办性质,一般是通过开办工艺学堂、手工工场等机构来实现救济流民和发展工艺的意图。工艺局所救济对象包括无业贫民、轻罪罪犯、良家不肖子弟、贫苦幼童和妇女等群体。工艺局、习艺所将贫民、罪犯收入局所后,除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外,还对他们进行工艺培训,令其在工艺局、习艺所内的工厂进行生产工作,使其掌握谋生的技能和本领。清末官办工艺局、习艺所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工艺局、习艺所突破以往的做法,重视为流民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岗位,为民国甚至之后应对流民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从慈善事业发展的方面而言,工艺局、习艺所在施行救济时注重“教养兼施”,突破传统的“以养为主”慈善救助方式,影响了近代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方向。从工艺发展的层面来讲,工艺局、习艺所的开办代表了清政府进行工艺振兴的一次尝试。但是由于清政府已经濒临垮台,且工艺局、习艺所面临经费不足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导致清末官办工艺局所在救助流民和发展工艺方面的成效不足,从而留下历史的遗憾。
翟自成[3]（2020）在《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文中研究说明徽州“乡村治理”作为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即关涉到阶层关系、职业选择等内容,理应受到徽学研究者的较多重视。受西方“国家—社会”二分法或二元对立模式的影响,研究徽州“乡村治理”的研究者,表现出了明显的将“官府”与“国家”概念相等同,进而将“皇权”与“国权”概念相等同的倾向。受此影响,“国家—宗族”或“皇权—绅权”的二元模式,即“乡绅—宗族”几乎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代名词,研究徽州“乡村治理”的研究者,亦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宗族或乡绅身上,而相应地对商人群体在其中所起到的管理与控制功能有所忽略。本文利用方志、文集、家谱、正史等史料,并广为参阅近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上”与“下”两种前后呼应的角度,对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分析论证。在对“皇权”的下渗与调适的分析中,先是厘清了“官府”与“国家”、“皇权”与“国权”概念的界定及区别,并认为“皇权”对徽州乡村社会的下渗并不是毫无节制的,而是在下渗的同时亦伴随着调适,由此梳理出“绅”与“商”在皇帝与官府权威的笼罩下,为何能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在对“绅”与“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作用的分析时,先是作了“绅”、“商”地位变动及“绅商合流”的长篇幅渐次铺垫,并进而得出了“商”与“绅”一样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合作”而非“依附”关系的结论。本文还对徽州“弃儒就贾”之风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徽州的“商”之所以能与“绅”逐渐趋于并立,成为徽州“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离不开徽州这一地区长期持续的“弃儒就贾”之风。结论部分分析了“国权”框架下的徽州“乡村治理”,认为无论是“皇权”在下渗的同时采取调适性策略,抑或是“绅”与“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发挥其作用,皆是出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在促进徽州“乡村治理”的同时,也为使整体“国家治理”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完善。
曲成举[4]（2020）在《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工业化的产物,铁路在中国经历了相当曲折的成长历程,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铁路自出现以来即被赋予了广泛的功能性价值,其所具有的连通疆域、活跃经济、利于军事等功能也使铁路成为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载体。自晚清至新中国成立之间,铁路往往在社会剧烈动荡时期被各方政治势力所窥伺,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矛盾的交汇点,突出表现了铁路虽是一交通载运工具,但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发展紧密相关。解放战争中,随着战事的不断胜利和城市接管工作的广泛展开,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到铁路基本功能及重要性的前提之下,进行了大范围的铁路接管工作。但如何能够快速、准确、完整的接管铁路、接管后中共如何管理和改造整个铁路系统,是消灭官僚资本企业影响、持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乃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总体而言,中共铁路接管工作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其它官僚资本企业接管不同,铁路接管因其行业特色、涉及层面广泛决定了中共在接管中除了要保证铁路运输畅通之外,更要确保铁路工厂、铁路附属单位等的完整,进而使广大铁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正常运营,为解放战争、国家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所服务。因此,中共在铁路接管工作中遵循着接收、管理、改造的基本方式,对整个铁路体系进行了完整、全面、系统的工作。其中,接收遵循的是“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具体策略,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动员和自下而上的职工群众参与,对整个铁路行业内部的人事、组织机构、物资器材进行清点接收,奠定铁路尽快恢复秩序的人员、组织和物质基础。与接收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中共铁路管理工作,从整个接管过程来看,管理工作既是改造前的过渡,又是接收后的必然且贯穿始终。由于需要在短时间内恢复铁路运输,因此中共在管理阶段实行了部分的制度延续政策,以保证秩序迅速走上正轨。管理工作的开展涉及了铁路行业内部的线路修复、人事组织变革以及运营管理等,为广泛的铁路营运恢复提供了前提条件。改造工作是共产党整个铁路接管的核心过程之一,改造进行的好与坏是铁路能否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基本标志,这一过程主要包括组织改造、人事改造和制度改造,特别是在当时学习苏联先进铁路管理经验的政策下,经过改造后的铁路性质发生了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在交通领域的重要依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政权建设新中国铁路的开端,中共铁路接收、管理、改造的基本历史过程对整个铁路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初步建立了符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铁路发展路径,从根本上改变了铁路的基本属性,促进了新中国铁路行业的蓬勃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解放战争中其他行业接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虽然接管工作中由于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倾向,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共铁路接管工作是成功、圆满的,且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铁路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指导意义。
武端利[5]（2020）在《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文中提出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探其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且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但其中所囊括的陕甘区域新政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是该区域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发轫和真正启动时期,不论是从清末新政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还是近代陕甘区域史的视角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该领域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缺,仍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努力开拓。有鉴于此,本文以清末新政为研究背景,以陕甘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据,从区域现代化的角度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始于1901年底陕西宏道大学堂的成立,至辛亥陕西起义结束,历时近十年时间,其改革涵盖了军事、教育文化、实业和财政、交通、法政和预备立宪等多个领域。本文的结构由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政改革;清末陕甘警政创设与预备立宪这六个部分组成。社会与经济状况是清末陕甘新政的基础因素。文中从人口变化、地方经济、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地方督抚群体等多方面对清末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同治朝以后由于战争和灾荒的影响,陕甘两省人口锐减,加剧了地方经济和财政的困难;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虽然创立了几家洋务企业,但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没有真正开启区域早期现代化;清末陕甘督抚群体思想保守且更动频繁,没有形成区域现代化的领导者。清末陕甘新政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与经济变动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启动,也因此带来了诸多的窒碍。军事现代化是清末陕甘新政最主要的革新内容。陕甘两省在裁撤原有旧军的基础上,各自编练了一协规模的新军力量,不论是在营制、装备、指挥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文中对清末陕甘军事变革的历史贡献和局限进行了分析:一方面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近代军事体系,并通过创办军事学堂和外派留日学生,形成了一批具备近代色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陕甘两省均未完成新军编练任务,且耗费巨大,造成了严重的地方财政负担,直接影响到了交通、教育、工矿业等其它领域的新政。出于革新风气、培育人才的目的,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建,先后成立了宏道大学堂、陕西大学堂、甘肃大学堂等多所大学堂,创立了覆盖两省的中小学堂教育体系,建立了省级教育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为近代陕甘地区培养了第一批的留学人才。此外,两省又先后创立了多种官报和民办报纸,推动了区域风气的开通和思想的变革。文中认为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创建,为陕甘早期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和思想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工矿业的发展是在洋务运动零星遗存的基础上,利用两省丰富的资源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创建了涵盖农业、轻工业、工矿业的多家近代化工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业发展制度和机构,聘请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技术人才,并重视自有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近代陕甘实业的技术水平,形成了近代企业经营制度和商业意识。同时,为筹措新政经费缓解财政压力,陕甘两省采用增加捐税、裁官节费、推行统税的办法,对原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近代意义的改革,试图解决举办新政带来的财政困难。交通是推动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事业。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的交通邮电事业在电报、铁路、邮政、航运、公路建设方面均有创建,但受制于地方财力、清政府规划的影响,仅有邮政、电报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兰州铁桥得以建成,其他如铁路、航运等均成效寥寥。文中对西潼铁路筹修的过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西潼铁路是近代陕甘交通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内容,该路未能开工修筑,阻碍了风气的开通和货物的转运,影响到整个清末陕甘新政的进程。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政治现代化主要集中于警政、司法和预备立宪。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近代巡警制度,并设立了警政管理机构,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服务职能;在司法改革方面,通过普遍设立审判厅、检察厅、改良监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司法体系,是近代陕甘司法改革的第一步;通过推广地方自治、投票选举议员、设立省级谘议局,士绅的民主意识得到了难得的一次教育和启蒙,推动了近代陕甘民主意识的发展。总之,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军事、交通、工矿业、民主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定成效的建设和探索,推动了本区域乃至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开展。同时,清末陕甘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也说明,落后区域受制于地方经济条件、地域的风气、官吏的思想和作为、早期现代化路径和改革领域的选择,其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更为艰难。本文通过对陕甘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也将裨益于清末区域新政史,尤其是陕甘地区早期现代化史的进一步研究。
李家成[6]（2020）在《依附抑或自主 ——近代奉天民办消防事业研究（1874-193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奉天很快发展成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以及商业贸易中心,随着城市的发展,火灾也频繁发生,并且对城市和商民造成的损失也日益增加。商民为了自保,便积极的参与到消防事业的发展之中,这种由民间自发组织的消防力量,是近代奉天城市消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消防力量以商会成立的消防队为主要代表,其经历了水会和商会消防队两个发展阶段。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火灾,商会消防力量在组织管理、人员架构、技能训练、器械更新、经费收缴等方面不断发展,因此在奉天消防事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商会消防组织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同时也积极的参与城市消防事业建设,尤其是在火灾施救、防火宣传、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在奉天消防事业发展过程中,民间消防力量有着很大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也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才存在的,民办消防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官方的严格管理和控制,并且需要与官方进行合作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因而其独立性也会受到一定的削弱。正是在奉天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中,所以近代奉天民办消防组织具有“依附式自主”的特征。1907年6月,奉天巡警总局将原设之消防科改为直属消防队,奉天历史上第一支官办消防组织成立,此后官民两种消防力量共同负责奉天城的消防工作。但是官方消防队力量发展缓慢,不能达到奉天城市火灾消防的要求,并且奉天的商民为了自保和受清末地方自治潮的影响,他们都积极地以税收、注册费、捐款、看义务戏等各种方式支持官、民消防队的发展,这即强化了奉天民间消防队“依附式自主”的特征,同时也是其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官民消防力量的合作日益密切,对维护奉天城市消防安全,促进城市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依靠官民力量相互合作的消防事业,对奉天城市发展大有裨益。从奉天民间消防事业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近代奉天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在消防事业上得到反映,消防事业不仅为城市的进步保驾护航,而且还促进城市公共事务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对奉天社会产生着影响。奉天特定的环境决定着民间消防事业发展有着“依附式自主”的特征,同时也决定奉天消防事业需要官民合作的发展模式。这成为其城市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正是在官民合作的模式下,以及商民的积极参与,使得奉天消防事业为代表的公共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谢玮[7]（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认为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王国梁[8]（2019）在《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文中指出本文以1413-1911年的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用长时段的宏观视野梳理贵州士绅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同时以微观叙事的方法重点讨论清末政治变局中贵州士绅的转型。明代建省以后,贵州逐渐从“异域”转变为“旧疆”,在“内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贵州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清代前期,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他们兴办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关注地方慈善,虽然清廷限制士绅的权力,但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贵州的士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咸同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秩序的失控,士绅逐渐将权力渗入军事领域。但整体而言,清末之前贵州的士绅群体始终与皇权保持一致,并利用其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兴学育才,促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贵州士绅的权力也逐渐扩大。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贵州士绅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桥梁,沉积于地域社会,开始近代转型,成为地方精英。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开始分化,部分士绅在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革命的先驱,但更多的士绅则选择推动地方自治运动,以谘议局为主战场,同贵州地方官相抗衡,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实现贵州地方自治。革命之前,贵州谘议局、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达成妥协,形成合力。这些政治势力都以士绅群体为依托,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是士绅权力发展到极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相较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域士绅研究的成就斐然,很少有学者关注贵州高原上的士绅。同时,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士绅,能进一步拓展士绅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不同于立足“宪政派”和“革命派”对立模式的贵州近代史研究,本文以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为基础,将视野聚焦于清末贵州的政局,从士绅转型的角度分析清末贵州政局的变化和贵州辛亥革命,为贵州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丁捷[9]（2018）在《“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文中指出从古代到近代,从性质上来看,报刊大致可以划分官报和民报。近代是民报的勃兴和古代官报的衰落时期。而以《北洋官报》为代表的新式官报,在清末最后十年却进入大爆发的时期,成为报刊史上独特的一观。以民报作为参考来看待《北洋官报》,看到的是这份官报的落后性,似乎乏善可陈。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如果把官报纳入从古到今官方传播体系的演变过程之中,《北洋官报》的进步性就凸显出来,并且会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去提出问题。《北洋官报》在直隶新政中扮演何种角色?其和清廷、督抚、下级官员、士绅、议会等各种政治势力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建立了怎样的关系?本文的主旨即在探讨新政背景下,《北洋官报》所构建的新型“官”与“报”之间的关系。为了探讨这种新的“官”与“报”关系,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把《北洋官报》的历史划分为兴起、发展、衰落、转变四个阶段,官报和政治关系的分析贯穿在每一个阶段中。具体来说,每一个阶段又大致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展开论述:官报和督抚或者议会的关系如何,官报自身的人事变化如何,官报的财政经济状况,官报本身的栏目或本文改革等等。每一章都对爬罗剔抉得来的零散史料进行分析和归纳,并把官报的所作所为放置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描绘《北洋官报》具体的媒介实践,为分析官报所构建的新型“官”“报”关系打下基础。通过分析,本文发现了《北洋官报》并非只是一张官报,它从创办伊始就被纳入新政的有机系统中,其扮演着多种角色。它是新闻的报道者,承担报纸基本的告知功能;还是公文的传递者,成为政府信息传递机关;还增编宣讲用的白话报,担当社会教育的角色;它还通过赢利来援助学堂,充当慈善者的角色;并在救灾等公共事务中募集捐款,成为社会公益的鼓动者。《北洋官报》承担多种角色,说明了它和当时的经济政治改革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形成了新型的官报和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简单概述为:官报依靠政治力量获得初始资金,利用这笔资金和政治上的派销特权,实现自我经济独立和盈余,并反哺当时的改革。但是这种关系也不是一直不变的,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会影响官报和政治的关系,比如谘议局成立后,想斩断官报和政治的密切关系,要求督抚取消官报的政治特权。作为自救,《北洋官报》反而加深了对政治的依附,并于民国成立后不久归并直隶行政公署。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依托最新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北洋官报》和《袁世凯全集》等资料,完整地呈现《北洋官报》从创刊到进入民国后转变为公报的历史过程,丰富了对于这份报纸的研究;二是从媒介实践的研究路径出发,把《北洋官报》纳入清末政治改革的宏观视野中,分析其和政治之间的互动,梳理出新的“官”“报”关系模式。
王亚民,李林峰[10]（2018）在《传统乡贤文化探微——以宣统年间江苏士绅与地方自治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宣统年间,江苏士绅参与地方自治是特定历史时代下的必然,其中亦不乏少数劣绅的干扰与敬而远之的贤良之士。士绅通过参与地方自治发挥出了新的历史作用,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同时,在不自觉中成为国家治理地方社会的助推者,其参与的地方自治对传统社会秩序,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当代中国,我们仍需发挥传统士绅亦即乡贤的社会中介作用,弘扬其社会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努力实现传统乡贤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用,以助于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体系。
二、浅论晚清江苏地方自治中的官办模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论晚清江苏地方自治中的官办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学术史综述 |
| 1.2.1 梁启超法律思想的研究综述 |
| 1.2.2 伍廷芳及沈家本法律思想的研究综述 |
| 1.2.3 对孙中山法律思想的研究综述 |
| 1.2.4 对近代国民建设思想的研究综述 |
| 1.3 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主要内容涉及到的概念 |
| 1.3.2 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大陆美国引起清末朝野重视 |
| 2.1 美国跻身于打开中国大门的世界列强之列 |
| 2.1.1 美国积极推动清政府走向世界 |
| 2.1.2 美国在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 |
| 2.2 美国扮演独特的大国作用 |
| 2.2.1 美国出面调停日俄战争 |
| 2.2.2 美国率先“退还”部分庚子赔款 |
| 2.2.3 清政府企图借助美国制衡日俄 |
| 2.3 美国政法制度被国人认识的不同路径 |
| 2.3.1 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美国的认识 |
| 2.3.2 清廷派团赴美政治考察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及保障 |
| 3.1 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起源及特点 |
| 3.1.1 美国发轫于北美的十三州殖民地 |
| 3.1.2 美国国民的宗教信仰与传统源自英国 |
| 3.1.3 美国国民部分法律意识源自地方自治 |
| 3.2 美利坚民族国民理念的源流 |
| 3.2.1 西方公民理念的沿革 |
| 3.2.2 美国启蒙思想家的国民观念 |
| 3.3 美国法制对国民法律意识以有效支撑 |
| 3.3.1 殖民地时期立法即规定国民权利 |
| 3.3.2 系列宪法修正案保障国民权利 |
| 第4章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的考察 |
| 4.1 以政府官员身份对美国的考察 |
| 4.1.1 伍廷芳对美国的实地考察 |
| 4.1.2 沈家本对欧美的文本考察 |
| 4.2 清末法律思想家以民间人士身份对美国的考察 |
| 4.2.1 梁启超对美国的实地考察 |
| 4.2.2 孙中山对美国的实地考察 |
| 第5章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与认识 |
| 5.1 美国国民权利与义务的演进与清末法律思想家的认识 |
| 5.1.1 美国国民权利与义务的演进 |
| 5.1.2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权利与义务意识之初识 |
| 5.2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自由与平等法律意识的考察 |
| 5.2.1 美国国民自由、平等意识的表现 |
| 5.2.2 对美国国民自由与平等法律意识的考察 |
| 5.2.3 美国国民所享权利的不充分及问题 |
| 5.3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守法、诚信意识的考察 |
| 5.3.1 美国国民法律意识中的守法与诚信 |
| 5.3.2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守法意识与行为的观察 |
| 5.3.3 对美国国民守时守信意识的观察 |
| 5.4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自治与独立法律意识的考察 |
| 5.4.1 美国国民自治与独立法律意识的形成 |
| 5.4.2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自治与独立法律意识的观察 |
| 5.4.3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国民缺乏自治能力的感叹 |
| 5.5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爱国意识的考察 |
| 5.5.1 美国重视国民的爱国教育 |
| 5.5.2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爱国意识的考察 |
| 5.5.3 爱国是国民公德意识的重要表象 |
| 第6章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育成模式的借鉴 |
| 6.1 美国国民育成模式对清末法律思想家的启迪 |
| 6.1.1 以美国国民精神为新国民之理想 |
| 6.1.2 学校教育对中国近代国民养成的作用 |
| 6.1.3 清末法律思想家通过译书办报宣传培养国民意识 |
| 6.2 清政府在法律上对国民权利的有限确认 |
| 6.2.1 《钦定宪法大纲》中“臣民”的基本权利 |
| 6.2.2 《大清新刑律》对国民人身权利之保护 |
| 6.2.3 《大清民律草案》中对国民权利的规定 |
| 6.3 民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
| 6.3.1 清末法律思想家对于民主思想的认识 |
| 6.3.2 国民对民主制度之向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研究（1901-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概念说明 |
| 五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的缘起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中应对危机的政策选择 |
| 一 流民问题的应对之策 |
| 二 清政府振兴工艺的需要 |
| 第二节 慈善救助方式转变的影响与地方绅民的支持 |
| 一 传统救助方式的不足 |
| 二 教养兼施思想的流行 |
| 三 地方自治运动的影响 |
| 第二章 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的建立与运作 |
| 第一节 官办工艺局所的建立 |
| 一 首创北京善后工艺局 |
| 二 官办工艺局所在各地的推广 |
| 第二节 官办工艺局所的机构设置与经费来源 |
| 一 官办工艺局所的机构设置——以直隶工艺总局为例 |
| (一)工艺局的机构设置 |
| (二)游民习艺所的机构设置 |
| (三)罪犯习艺所的机构设置 |
| 二 官办工艺局所的经费来源 |
| 第三章 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的教养活动 |
| 第一节 官办工艺局所教养的目标群体 |
| 一 贫民 |
| 二 罪犯 |
| 三 其他特定人群 |
| 第二节 收入官办工艺局所的程序 |
| 一 贫民收入局所的流程 |
| 二 罪犯收入局所的流程 |
| 第三节 官办工艺局所的教育与救济活动 |
| 一 官办工艺局所的教育活动 |
| (一)工艺教育 |
| (二)其他教育活动 |
| 二 官办工艺局所保障贫民、罪犯的基本生活 |
| 第四章 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的积极影响 |
| 一 应对流民问题的探索 |
| 二 对于传统救助模式的突破 |
| 三 促进清末手工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的历史局限性 |
| 一 资金不足 |
| 二 管理不善 |
| 三 成效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明清地方“乡村治理”研究 |
| (二)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研究 |
| (三)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乡村治理 |
| (二)绅商合流 |
| 四、研究思路与本文结构 |
| 第一章 明清徽州“皇权”的下渗与调适 |
| 一、“官府”与“国家”、“皇权”与“国权”概念的界定及区别 |
| 二、从乡约里保到宗族组织:“皇权”对乡村社会的层层下渗 |
| 三、从宗族组织到书吏差役:“皇权”对乡村社会的层层调适 |
| 四、从官僚集团到徽州宗族:“皇权”调适性下渗策略的实施原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徽州“绅”、“商”地位的变动 |
| 一、从词汇与词义变迁的角度谈“绅”之地位的下降 |
| (一)“绅”之地位的形成与确立 |
| (二)科举对“绅”之地位的冲击 |
| (三)商业对“绅”之地位的冲击 |
| 二、“商”之地位上升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必然性 |
| (一)“商”之地位长期低下的原因 |
| (二)“商”之地位上升的发展脉络 |
| (三)“商”之地位上升的历史必然性 |
| 三、明清徽州“绅商合流”趋势的形成 |
| (一)“绅商合流”趋势的形成与确立 |
| (二)“绅”在徽州“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
| (三)“商”在徽州“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徽州“弃儒就贾”之风的形成 |
| 一、兴趣爱好与个人才能:职业选择中的“弃儒”与“就贾” |
| 二、从“业儒”到“弃儒”:职业选择中的形象考虑与心理挣扎 |
| 三、从“弃儒”到“就贾”:职业选择中的客观现实与经商优势 |
| 四、宗族竞争与新型职业观的形成 |
| 五、本章小结 |
| 余论——“国权”框架下的徽州“乡村治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现状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选题的研究方法和创新性 |
| 1.3.1 选题的研究方法 |
| 1.3.2 选题的创新性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理论依据与经验借鉴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铁路的论述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铁路的论述 |
| 2.1.2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论述 |
| 2.2 苏联无产阶级铁路管理的经验积累 |
| 2.2.1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铁路领导权转移 |
| 2.2.2 巩固和恢复铁路运输的措施 |
| 2.2.3 苏联早期对铁路系统的改造 |
| 2.3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作用的认识 |
| 2.3.1 铁路能为军事服务 |
| 2.3.2 铁路能为经济服务 |
| 2.3.3 铁路能为社会服务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背景与政策 |
| 3.1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背景 |
| 3.1.1 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背景 |
| 3.1.2 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实背景 |
| 3.2 中国共产党接管官僚资本的政策 |
| 3.2.1 明确官僚资本界限,保护民族工商业 |
| 3.2.2 保证机构完整,不轻易打乱企业原有组织 |
| 3.2.3 稳定企业秩序,尽快恢复企业生产 |
| 3.2.4 延续旧的制度,慎重改造企业规则 |
| 3.2.5 稳定职工心态,妥善处置旧员工 |
| 3.3 铁路接管的具体政策 |
| 3.3.1 坚持党的领导,保障铁路营运 |
| 3.3.2 原封不动,先接后管 |
| 3.3.3 制度延续,缓步进行 |
| 3.3.4 依靠群众,建设铁路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系统的接收 |
| 4.1 铁路接管的前期准备 |
| 4.1.1 调查研究,充分了解接管对象 |
| 4.1.2 组织准备,成立各级接管机构 |
| 4.1.3 思想准备,强化接管干部纪律 |
| 4.2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组织机构接收 |
| 4.2.1 东北地区铁路系统的组织接收 |
| 4.2.2 大范围铁路管理局的接收 |
| 4.2.3 铁路附属单位的接收 |
| 4.3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人事接收 |
| 4.3.1 管理职员的接收 |
| 4.3.2 技术人员的接收 |
| 4.3.3 普通工人的接收 |
| 4.4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物资接收 |
| 4.4.1 铁路器材的接收 |
| 4.4.2 档案文件的接收 |
| 4.4.3 其他物资的接收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系统的管理 |
| 5.1 过渡阶段的基本阐释 |
| 5.1.1 过渡阶段管理的特点 |
| 5.1.2 过渡阶段管理的内容 |
| 5.2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人事管理 |
| 5.2.1 工人阶级的再界定 |
| 5.2.2 铁路旧人员的管理 |
| 5.2.3 接管人员的管理 |
| 5.3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组织管理 |
| 5.3.1 职能机构的管理 |
| 5.3.2 共产党组织管理 |
| 5.4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运营管理 |
| 5.4.1 铁路既有线路的修复 |
| 5.4.2 铁路运营管理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铁路系统的改造 |
| 6.1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组织改造 |
| 6.1.1 党组织的建立 |
| 6.1.2 青年团的建立 |
| 6.1.3 职工工会的建立 |
| 6.2 中共对铁路职工的改造 |
| 6.2.1 铁路职工的思想改造 |
| 6.2.2 改造与生产相结合 |
| 6.2.3 发动政治运动 |
| 6.3 中共对铁路系统的制度改造 |
| 6.3.1 推广铁路负责制 |
| 6.3.2 改造经济制度 |
| 6.3.3 改革行车制度 |
| 6.3.4 管理民主化建设 |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经验与特点 |
| 7.1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经验 |
| 7.1.1 明确目标,以尽快恢复铁路运营为中心 |
| 7.1.2 政策调试,以稳定政权为首要任务 |
| 7.1.3 调查研究,以铁路发展规律为导向 |
| 7.1.4 群众路线,以动员群众为基本力量 |
| 7.2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特点 |
| 7.2.1 铁路接管具有跨地域性 |
| 7.2.2 铁路接管具有复杂性 |
| 7.2.3 铁路接管具有相对独立性 |
| 第8章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评价 |
| 8.1 圆满完成了铁路接管工作 |
| 8.1.1 科学分析形势,适时调整策略 |
| 8.1.2 全面系统布局,完成接管改造 |
| 8.1.3 尊重客观规律,建设发展铁路 |
| 8.2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的影响 |
| 8.2.1 确立了中共在铁路系统的领导地位 |
| 8.2.2 推动了铁路行业的发展 |
| 8.2.3 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变革 |
| 8.2.4 凸显了人民主体性 |
| 8.3 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的历史局限 |
| 8.3.1 接管实践中的行动偏差 |
| 8.3.2 接管初期依靠工人阶级政策贯彻不彻底 |
| 8.3.3 接管人员思想状况处理不及时 |
| 8.3.4 铁路安全观念强调不足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着及科研情况 |
（5）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清末新政史视野下的陕甘新政研究 |
| (二) 清末陕甘新政宏观领域的研究与评价 |
| (三) 清末陕甘新政具体领域的研究与评价 |
| (四) 清末陕甘新政史研究的局限 |
| 三、选题意义、研究基础和学术创新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主要研究理论与史料基础 |
| (四) 重点难点和学术创新 |
| 四、研究范畴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末新政前后的陕甘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辖区与地理状况 |
| 一、清末陕甘两省辖区 |
| 二、清末陕甘地理条件 |
| 第二节 清末陕甘人口与经济状况 |
| 一、清末陕甘人口数量的考证与分析 |
| 二、清末陕甘经济和税收状况 |
| 第三节 洋务运动时期的陕甘早期现代化 |
| 一、近代陕甘军用工业的萌芽 |
| 二、近代陕甘民用工业的萌芽 |
| 第四节 清末陕甘督抚群体与区域新政 |
| 一、新政时期的陕甘督抚群体结构与人事变迁 |
| 二、陕甘总督群体及其新政作为 |
| 三、陕西巡抚群体及其新政作为 |
| 四、陕甘督抚群体特征与区域新政影响的探讨 |
| 第二章 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军事状况与早期军事现代化 |
| 一、清末陕甘旧军的裁减 |
| 二、甲午战后陕甘旧军的现代化编练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新军的编练 |
| 一、八旗及防练勇营的进一步改编 |
| 二、陕西新军的编练 |
| 三、甘肃新军的编练 |
| 第三节 陕甘各级军事学堂的创办和人才的培育 |
| 一、武备学堂的创设 |
| 二、陆军中小学堂的创设 |
| 第四节 陕甘军事现代化的成效与缺憾 |
| 一、陕甘军事现代化的成效 |
| 二、陕甘军事现代化的缺憾与反思 |
| 第三章 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高等学堂的创办与发展 |
| 一、旧书院的改建与陕西宏道大学堂的创设 |
| 二、陕西大学堂与甘肃大学堂的创立 |
| 三、陕甘师范学堂的创设 |
| 第二节 陕甘课吏馆与法政学堂的创立 |
| 一、陕西课吏馆与法政学堂 |
| 二、甘肃课吏馆与法政学堂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中小学堂与专门学堂的创设 |
| 一、陕甘中小学堂的创立 |
| 二、各类专门学堂的创立 |
| 三、驻防中小学堂的创立 |
| 四、存古学堂的创立 |
| 第四节 清末陕甘近代教育机构的创立 |
| 一、陕西学务处与学务公所 |
| 二、甘肃学务处与学务公所 |
| 第五节 清末陕甘留学教育的起步和发展 |
| 第六节 清末陕甘新闻报刊事业的创办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 |
| 第一节 陕甘近代农工商业的创办 |
| 一、洋务企业的恢复和续办 |
| 二、清末陕甘矿产资源概况与开发 |
| 三、陕西延长油矿的创办与发展 |
| 四、劝业道和工艺推广机构的成立 |
| 五、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实业发展 |
| 六、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农工商业发展的评价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中陕甘税收金融改革 |
| 一、试办官盐和盐斤加价 |
| 二、土药加厘及禁绝鸦片 |
| 三、百货统捐改革 |
| 四、裁官节费 |
| 五、清末陕甘金融机构的筹办与币制改革 |
| 第五章 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电建设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电报、电话事业发展 |
| 一、洋务运动时期陕甘电报业的创立 |
| 二、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电报业的拓展 |
| 三、陕甘电报统归官办 |
| 四、陕西电话公司的创立 |
| 第二节 清末新政时期铁路的倡议与筹修 |
| 一、清末西北铁路的倡议与规划 |
| 二、清末西潼铁路的筹修与失败 |
| 第三节 清末陕甘邮政的创建与发展 |
| 一、清末陕甘邮政的创立与发展 |
| 二、清末陕甘邮政邮员的管理 |
| 三、邮员的薪资和晋升 |
| 四、陕甘邮政的管理和运作 |
| 五、陕甘邮政中的外籍人员 |
| 第四节 兰州铁桥的兴修及近代甘肃航运的筹办 |
| 一、兰州铁桥的兴修 |
| 二、近代甘肃航运的筹办 |
| 第六章 清末陕甘法政改革与预备立宪 |
| 第一节 清末陕甘巡警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
| 一、清末陕甘巡防队与巡警制度的探索 |
| 二、陕西巡警制度的建立 |
| 三、甘肃巡警制度的建立 |
| 第二节 清末陕甘司法机构的设立与发展 |
| 一、清末陕西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创设 |
| 二、清末甘肃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设立 |
| 第三节 清末预备立宪和陕甘谘议局的创办 |
| 一、清末陕西谘议局的创立和地方自治事业 |
| 二、清末甘肃谘议局的创立和地方自治事业 |
| 三、清末陕甘谘议局与民主意识的发展 |
| 余论: 落后区域的早期现代化之路——清末陕甘新政的历史审视 |
| 一、变与不变: 清末陕甘新政历史成效的两个维度审视 |
| 二、清末陕甘新政历程中的制约因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依附抑或自主 ——近代奉天民办消防事业研究（1874-193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近代奉天城市的兴起及其火灾治理模式的转变 |
| 1.1 清末以来奉天城的兴起 |
| 1.2 清代奉天的火政 |
| 2.近代奉天城市火灾与消防力量 |
| 2.1 近代奉天城市火灾概况 |
| 2.2 近代奉天火灾的分布 |
| 2.3 近代奉天火灾的成因 |
| 2.4 近代奉天的消防力量 |
| 3.传统到现代:民办消防组织的近代化 |
| 3.1 火政新气象:清末初创水会 |
| 3.2 消防近代化:商会消防队的成立及组织形式 |
| 3.3 民办消防组织经费的筹措与运用 |
| 3.4 民办消防组织的人员训练与管理 |
| 小结 |
| 4.民办消防力量对奉天消防事业的贡献及其特征 |
| 4.1 民办消防力量对奉天消防事业的贡献 |
| 4.2 依附式自主:近代奉天民办消防组织的特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课题的来源 |
| 二、选题的依据和研究背景 |
|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以及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 |
| 第二节 该选题方向现状及发展动态的理论梳理 |
| 一、涉及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二、涉及近代全国范围或西北地区工业布局的研究成果 |
| 三、涉及交通条件变迁与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成果 |
| 四、涉及西北地区具体地域民生设计及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五、其他相关方志及调研考察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工业化概念的运用限度与立论前提的确认 |
| 第四节 几点必要的说明 |
| 一、时间界定、地域范围界定 |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雏形 |
| 一、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二、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本质及初期形态 |
| 三、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呈现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萌芽走向——设计形式的不断碰撞 |
| 一、设计中传统手工业与局部工业化继替发展的轨迹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对工业化体制的构建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嬗变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中工业化萌芽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设计的多元萌生 |
| 二、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设计文化的继替发展与不断碰撞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1861-1894年) |
| 第一节 晚清洋务运动与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多元汇集 |
| 一、晚期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时代的新需求与旧有设计形式的交流转换与局限 |
| 三、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影响 |
| 第二节 晚清洋务运动促西北民生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嬗变 |
| 二、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三、工业化观念的发展 |
| 四、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的遗憾(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变革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的(碰撞、选择)交融发展 |
| 二、西北地区民生产业的主体形式特点 |
| 三、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四、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瓶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1901-1911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综合与突破 |
| 一、“清末新政”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凸显 |
| 三、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对传统手工产业的继替与工业化的突破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适应性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演进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共融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必然原因——对地域特征的适应性 |
| 四、各方力量在西北地区工业化中的作用方式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融合以及设计体制的定型 |
| 二、“清末新政”中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面临的挑战 |
| 四、文化自觉的形成:被唤醒的民生设计文化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12-1937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延续 |
| 一、抗战之前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形式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延续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融通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的延续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地域特征的显现 |
| 第三节 抗战之前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社会共识下民生的文明教化 |
| 二、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化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37-1949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繁荣与引领 |
| 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抗战时期乡村社会传统手工业的重要作用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程度的大发展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 二、产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工业化演进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扩散效应 |
| 第三节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各种机制工业演进趋势 |
| 二、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工业化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变革发展的关系与民生设计性质、功能的认识 |
| 第四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深层原因 |
| 第五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明代贵州士绅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贵州士绅的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政治背景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文化动因 |
| 第四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经济基础 |
| 第二章 清代前期贵州士绅的发展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贵州地方社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与地方教育 |
|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和地方公益 |
| 第三章 清末贵州士绅转型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咸同时期贵州士绅权力的扩张 |
| 第二节 清末贵州社会环境的变化 |
| 第三节 科举制的废除 |
| 第四章 士绅与清末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背景 |
| 第二节 贵州新式教育的萌芽 |
| 第三节 清末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 |
| 第四节 科举废除后士绅与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五章 清末贵州士绅的转型 |
| 第一节 清末贵州士绅的观念转变与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留日之风,进化之机”——士绅问学路径的转变 |
| 第三节 “倡学收材杰”——由士绅到学绅 |
| 第四节 “圣门货殖亦称贤”——由士绅到绅商 |
| 第五节 “英雄时事岂相违”——由士绅到地方政治精英 |
| 第六章 从“议绅”到“议员”——清末贵州士绅和地方自治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地方自治的背景 |
| 第二节 士绅与贵州谘议局 |
| 第三节 议事会——地方自治的探索 |
| 第七章 “公党之个人”——清末贵州政党中的士绅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自治背景下的贵州政党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和自治学社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和宪政预备会 |
| 结论 |
| 一、士绅研究视野下的贵州辛亥革命 |
| 二、贵州士绅和云南、湖南士绅的比较 |
| 三、贵州士绅的特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晚清报刊史研究 |
| 1.2.2 晚清媒体与政治研究 |
| 1.2.3 晚清舆论研究 |
| 1.2.4 清末官报研究 |
| 1.3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新式官报的溯源与早期实践 |
| 2.1 “官—民”人际传播体系溯源及其危机 |
| 2.2 邸报传播体系的构建及其不足 |
| 2.3 从补充到赘疣——官方传播体系在晚清的不适应 |
| 2.3.1 对新报的补充 |
| 2.3.2 从补充到“疣赘” |
| 2.3.3 晚清士人官方传播的改进建议 |
| 2.4 清廷的调适——清末中央和地方创立官报的尝试 |
| 2.4.1 《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最早的新式官报 |
| 2.4.2 《时务报》改官报的尝试及其失败 |
| 2.5 本章小结 |
| 3 清末新政改革与《北洋官报》的创办 |
| 3.1 庚子事变后官报思想的复活 |
| 3.1.1 晚清大员办理官报的谏言 |
| 3.1.2 清廷和民间的反应 |
| 3.2 《北洋官报》的创办 |
| 3.2.1 袁世凯创办北洋官报的动机 |
| 3.2.2 创办初期袁世凯广揽人才 |
| 3.2.3 创办初期的资金来源 |
| 3.2.4 印刷业务的兴盛 |
| 3.2.5 内部组织的建立及其评价 |
| 3.3 《北洋官报》初期的栏目设置 |
| 3.3.1 新闻栏目的设置 |
| 3.3.2 图片栏目的设置 |
| 3.3.3 评论的兴起 |
| 3.4 初涉新政:创刊初期的新政报道 |
| 3.4.1 新政开始:破旧 |
| 3.4.2 新政构建:立新 |
| 3.4.3 报道外省新政营造舆论 |
| 3.4.4 翻译日本文章以资参考 |
| 3.5 本章小结 |
| 4 袁世凯督直时期《北洋官报》的发展 |
| 4.1 《北洋官报》报人群体的变动 |
| 4.2 新政的报道文体与报道偏向 |
| 4.2.1 报道文体——文体形式的多样性 |
| 4.2.2 报道偏向——作为“精神奖励”的官报 |
| 4.2.3 辟谣——官报对于新政的维护 |
| 4.3 《北洋官报》附刊的演变与白话文转向 |
| 4.3.1 附报的出现:学报的兴起和演变 |
| 4.3.2 语体的变革:从文言到官话 |
| 4.3.3 官话和白话的并行 |
| 4.3.4 图片配图与白话文解说 |
| 4.4 增加论说:袁世凯对《北洋官报》的第一次改革 |
| 4.4.1 书册式到单张式再到书册式 |
| 4.4.2 袁世凯的不满和官报的第一次改革 |
| 4.5 突出公牍:袁世凯对《北洋官报》的第二次改革 |
| 4.6 推动清廷立宪和地方自治 |
| 4.6.1 反驳中国不能立宪之说 |
| 4.6.2 敦促清政府加快立宪进度 |
| 4.6.3 天津试办自治的宣传者和参与者 |
| 4.7 本章小结 |
| 5 遭遇危机:直督的变动和《北洋官报》的衰落 |
| 5.1 直督的变化和《北洋官报》人事的变迁 |
| 5.2 “官纸归并官报”引发的风波 |
| 5.3 “取缔北洋官报局”一案引发的纷争 |
| 5.3.1 顺直谘议局对《北洋官报》的责问 |
| 5.3.2 清廷政治改革成《北洋官报》的救命稻草 |
| 5.3.3 两次风波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分析 |
| 5.4 作为“文书”的《北洋官报》的改革 |
| 5.4.1 官报内容的变革 |
| 5.4.2 官方发行方式的转变 |
| 5.5 宪政背景下《北洋官报》的报道特点 |
| 5.5.1 对于天津议事会所议事件的报道 |
| 5.5.2 《北洋官报》对于谘议局议案的相关报道 |
| 5.5.3 介入防疫救灾等公共事务 |
| 5.6 本章小结 |
| 6 由官报到公报:《北洋官报》的转变 |
| 6.1 动荡局势下《北洋官报》的舆论处置 |
| 6.2 从晚清到民国的顺利转变与舆论特点 |
| 6.2.1 由官报到公报的顺利过渡 |
| 6.2.2 《北洋公报》的内容安排和评论分析 |
| 6.3 《直隶公报》:独立性的完全丧失 |
| 6.3.1 印刷和编辑业务的分开 |
| 6.3.2 北洋印刷局的继续经营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语:“官”“报”关系的独特形态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表格索引 |
| 附录二 :图片索引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传统乡贤文化探微——以宣统年间江苏士绅与地方自治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背景与动态综述 |
| 二、江苏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缘由 |
| 三、江苏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实践活动 |
| 四、江苏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历史结局与现代启示 |
| 五、结语 |
四、浅论晚清江苏地方自治中的官办模式（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法律思想家对美国国民法律意识的考察研究[D]. 焦婕. 辽宁大学, 2020(07)
- [2]清末官办工艺局所研究（1901-1911）[D]. 龚希政.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明清徽州“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动[D]. 翟自成.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4]中国共产党铁路接管工作研究[D]. 曲成举.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5]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D]. 武端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6]依附抑或自主 ——近代奉天民办消防事业研究（1874-1931）[D]. 李家成. 辽宁大学, 2020(05)
- [7]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8]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D]. 王国梁. 云南大学, 2019(09)
- [9]“官”、“报”之间：清末新政中的《北洋官报》研究[D]. 丁捷.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
- [10]传统乡贤文化探微——以宣统年间江苏士绅与地方自治为例[J]. 王亚民,李林峰.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