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团结一致 开拓进取──2003年全国检察长会议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李珊珊[2]（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成向东[3]（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陈婷[4]（2020）在《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人论政”是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参政热情高度迸发的一段时期,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作为他们的救国与报国之道,积极参与,勇于担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展示了舆论的锋芒,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萧一山等知识分子群体创办的《经世》系列刊物于1937年1月15日在南京创刊。该刊在动荡的时局中受战火影响六易报馆,因人员迁播数易主编,勉励支撑八年,到1945年5月15日停刊,共计出版6卷74期,发表文章600余篇。《经世》的作者群体集中了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他们积极向政府与社会建言献策,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发表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言论,是抗战时期一份富有代表性却长期被忽视的知识分子政论刊物。《经世》系列刊物从创办到停刊八年间虽然经历了报馆地址、主编和发刊形式数次变更,每个阶段刊物的内容侧重都有所不同,但始终秉持“提倡经世学说,发扬民族文化,提倡科学运动,建设近代国家”的宗旨,经世济民的情怀一以贯之。这反映在《经世》面向中国民众驳斥日本侵华的谬论,宣传持久与彻底抗战,树立国民抗战必胜信心的抗战宣传;面向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包括经济上对诸如统制经济、战费筹集和后方建设等问题的讨论,政治上对抗战时期宪政问题的评论与推动;在外交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日本及美英等国政策和动向的观察。本文主要以国家图书馆藏的《经世》系列报刊缩微文献为主体材料,结合《大公报》、《独立评论》、《益世报》等数种同时代报刊,围绕全面抗战高潮到来前的时代背景,详细论述了日本持续侵华的深入和中国蓄力与抗战中各种力量的救国方略,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创办报刊舆论救国的传统,同时梳理出《经世》的创办和沿革过程,立足《经世》作者群体的抗战宣传、《经世》对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宪政运动的建言献策,《经世》与抗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挖掘以萧一山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与建议,揭示其在抗日战争历史时期的思想状况和历史贡献。
孙曈[5]（2020）在《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淬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主要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下,存在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的两个维度,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目标、利益和使命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携手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认同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新型的中国政党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参政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一历史性文件中,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由此可见,中国参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信任,同时所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但是,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参政党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参政党在领导班子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自身建设等还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参政党的认同度。因此,从政党认同的视角来把握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参政党认同的路径,对新时代参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通过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参政党政党功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通过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参政党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履职绩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认同路径,为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参政党的认同度、提升中国参政党的履职能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内容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述。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政党认同理论概念问题,如: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进行界定与解读;对参政党认同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为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实践成果,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经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认同的空间、认同的平台、自我认同层面阐明新时代参政党认同的机遇;从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大统战工作格局、参政党履职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层面阐述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参政党认同的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揭示出当前参政党认同面临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根据参政党认同理论,分别从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参政党队伍认同、参政党履职绩效认同、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对策。
菩提（Budi Kristanto）[6]（2020）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现代化一词,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以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整个世界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至今已经持续了2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现代化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由于国与国之间在历史传统、基本国情、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在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所践行的道路和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作为重要的区别之一,现代化道路可以分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构成了两条发展道路的比较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新局面,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印尼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有相似之处,都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现代化起步较晚。16世纪末沦为荷兰殖民地,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独立,1950年成立共和国。独立初期,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政府采取激进的非殖民化措施,导致政治动荡,经济秩序混乱。1965年苏哈托政变上台后,一方面,采用高压手段,打压政治异己,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国家的经济、政治、宗教等领域进行了多次改革,使印尼经济较快增长,贫穷人口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印尼的现代化道路,经过数十年现代化建设的积累,目前,印尼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位居东南亚国家前列。本文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和印尼现代化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对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进行了研究,以期通过相互借鉴,为两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献计献策。就相似之处而言,中国和印尼都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指引发展方向、高效而权威的政府以及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就不同之处而言,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印尼早在世界经济大融合时期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坚持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印尼在1988年1月苏哈托倒台以后逐步过渡为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印尼的穆斯林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两国相比较的结果证明,中国地域更广,人口更多,国情更复杂,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也最显着,因此,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更具有典型意义,更值得包括印尼在内的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现代化、迎头赶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为此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强调多领域协调发展,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指引,凝聚起现代化建设磅礴的精神力量。
李永娜[7]（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提出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裴仕彬[8]（2019）在《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文中认为辩诉交易,英文“Plea Bargaining”,字面意思就是答辩的讨价还价。美国辩诉交易起源于19世纪初,从出现之初便招致种种质疑,在质疑声中,美国辩诉交易如今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本文意在对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考察、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社会学分析等方法,梳理美国辩诉交易演进过程的三个历史分段中检察官的作用、辩诉交易运行概况、主要交易模式,分析了美国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比较了美国辩诉交易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异同,针对我国检察裁量权运行中存在问题,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提出从提高检察官适用认罪协商动力的角度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除了导论外,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美国检察官的演变及在辩诉交易兴起中的作用”分成四节。第一节是对美国检察官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美国本土的居民便呈现出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特点,其检察制度在不断变革中独具特色,英国普通法绝不是影响美国检察制度的唯一性力量。在美国,对美国检察官起源之争一直没有停过,早期北美殖民地的宗主国包括英、法、荷等国,宗主国的检察制度或多或少影响殖民地检察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因此,在对各种学说进行分析介绍的基础上,结合殖民地时期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美国检察官制度是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为主体,兼具大陆法系特征的混合体系。在数百年的发展中,美国检察官制度的演变脉络主要是刑事诉讼启动从私诉到公诉、检察官选任从任命到民选,检察体制从单轨制到双轨制。第二节主要对检察官适用辩诉交易的犯罪类型进行了分析。首先考察了19世纪前美国主要的犯罪类型与刑罚,该时期道德和宗教犯罪在刑法体系中占据重要作用,独立战争后刑法加强了对财产的保护,刑罚也出现轻刑化趋势。本文通过对马萨诸塞等地区的刑事案件进行梳理,酒类案件成为马萨诸塞州最先适用辩诉交易的案件类型。纽约、波士顿等城市的辩诉交易并非从酒类案件开始,而是在盗窃等财产犯罪中最先适用。由于对谋杀罪进行分级,谋杀等重罪案件也逐步可以适用辩诉交易。第三节探讨了立法对法官量刑裁量权进行限制。由于存在对权力的警惕,法官尽管获得了司法审查的权力,但是在1860年以前,最高法院适用司法审查的案例少之又少,法官裁量权一方面受到法典化运动带来的刑事立法成文化和制衡思想广泛传播的制约,另一方面在司法操作方面受到强制性量刑法令的约束,检察官作为行政部门不太起眼的角色,找到了法官裁量权行使的漏洞而在实践中不断使用辩诉交易。第四节进一步考察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主要模式,美国检察官的定位和职权被认为是代表着正义、法律和秩序,代表人民和政府追诉犯罪。美国检察裁量权吸收了英国总检察长关于撤回起诉的主要内容,该权力不断演变为几乎不受司法审查的排他性权力。提出在内战之前,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可以使用的主要筹码有诉讼费用、过度指控等,检察官把撤回起诉的裁量权运用至辩诉交易程序中,指控交易便成为该时期主要的交易模式,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检察官针对立法限制检察官不起诉便又在实践中使用中止诉讼的交易模式。第二章“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广泛实践中的作用”共四节。第一节分析了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刑事立法增长而带来案件的增加。19世纪,美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移民潮以及西进运动等影响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事件,最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频繁发生,政治日益腐败和低效,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经济发展的弊病,美国掀起了一股扩张刑事制定法的浪潮,大量带有刑事制裁的经济管制立法、社会立法、道德立法出现,检察官的指控职能不断扩大。第二节着重考察了联邦检察官职权的扩大和司法部的创立对检察官职权的影响。内战后行政权,尤其是以联邦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联邦政府不断介入经济社会事务。联邦检察官的职权、人数及薪水均在增加,联邦检察官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尤其是联邦司法部的创设,司法部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司法部获得了官员账目、法官薪水分配、人事推荐权等监督法官的行政性权力。第三节介绍了进步主义运动对刑事司法运行的影响。社会有识之士为了揭露和治理社会经济等领域的问题,引发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该运动对美国当时的政治、法律领域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该时期政治哲学发生了从立国时遵循的自然法原则向实用主义的转向。刑事司法领域也深受法学实用主义的影响,关于刑罚目的的讨论导致不定期制度、缓刑制度、假释制度和少年司法的确立和发展。同时,刑事司法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正当程序的勃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得庭审日益复杂化,控辩双方从经济的角度也必然倾向于选择辩诉交易。大陪审团固有的制度缺陷也导致其本身指控职能不断被削弱,为检察官行使裁量权进一步提供制度空间。第四节分析了内战后辩诉交易的变化和发展。由于美国政治的双轨制,本文分别考察了联邦和各州的辩诉交易的情况,辩诉交易案件主要发生在各州,各州辩诉交易的情况存在不平衡的情况。本文还选取了谋杀和酒类案件为例分析该阶段辩诉交易的特点,初步显示出政治因素的影响。辩诉交易的发展离不开法官,州法院对辩诉交易存在认同和质疑两种不同的意见,而联邦法院基本对辩诉交易持沉默态度。检察官利用新出现的缓刑、不定期刑和假释作为适用辩诉交易的工具。在具体的运行上,检察官的量刑权在扩大,检察官也利用犯罪形态和前科作为交易的手段与辩护律师谈判,辩诉交易对被告人的罚金刑影响更大,本文还分析了公众舆论对检察官是否选择辩诉交易的影响。第三章“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得到合宪性认可中的作用”一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着重考察了对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作用的理论探讨及反思,犯罪浪潮、司法丑闻的爆发以及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由民间组织实施的犯罪调查通过案件分析和数据统计逐渐发现了隐藏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辩诉交易现象,并提出改革检察制度的建议。20世纪20、30年代,很多学者根据犯罪调查报告公布的司法数据,对检察官裁量权作了更为细致和精深的研究,揭露存在的问题,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改进建议。第二节讨论了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逐步得到法院确认的过程。在20世纪,商业犯罪、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等日益成为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毒瘤,检察官对上述犯罪类型不仅具有指控权力,还享有侦查调查权。法官在辩诉交易发展史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法官在一战后对辩诉交易的态度逐步发生转变,不再一味地否定,加大了对辩诉交易是否具有事实基础、答辩是否具有自愿性和是否获得有效法律帮助等方面司法审查力度,最终由联邦最高法院于1970年通过案例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宪性。第三节研究了一战后辩诉交易模式的细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司法界掀起一股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浪潮,权利法案条款实现联邦化。辩护制度在刑事案件的全覆盖促使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公设辩护人制度自身困境又进一步导致控辩双方乐于进行辩诉交易。在一战后,联邦和各州的辩诉交易的比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根据调查表明,检察官对辩诉交易的态度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辩诉交易制度也出现类型化的趋势,本文对谋杀犯罪、毒品犯罪、部队中犯罪、少年犯罪等类型案件中的辩诉交易进行了分析,并按照交易主体和交易模式不同对辩诉交易进行了类型化的探讨。第四章“美国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探析”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简单介绍了辩诉交易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废除危机,并分析了国外对辩诉交易兴起的几种解释理论。第二节探究了辩诉交易之所以兴起于美国的特殊政治法律文化原因。肇始于殖民地时期塑造起来的契约精神和自治实践深刻影响了控辩双方和民众对辩诉交易的态度,控辩双方从内心认可协商解决刑事实体及程序的问题。分权理论和实践使得检察官在决定是否提起指控和如何指控具有排他性的权力,在辩诉交易中行使的是准司法权。本文认为,检察官采用选举制对检察官刑事诉讼的微观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检察官处理刑事案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其选举利益的需要。第三节通过运用庞德社会控制的法社会学基本原理对检察官倾向于适用辩诉交易进行了分析。辩诉交易兴起和发展的19世纪也正是美国工业化、大量移民的时期,人口的变迁与辩诉交易率呈现一定的相关性,通过普选制,组织的影响日益扩大,检察官必然会为了保护社会人力资本倾向于采用辩诉交易。19世纪,社会冲突不断深化,检察官也通过辩诉交易中“从宽机制”予以应对,缓和了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五章“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地位对我国的启示”共分为四节。第一节在比较了中美两国检察官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不同定位后,重点分析了我国检察机关宪法定位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立检察机关控权型的法律监督机制,提高监督措施的法律效力和司法权威。第二节重点研究了美国检察官裁量权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美国检察官享有几乎绝对的起诉裁量权,但是,美国检察官行使裁量权也受到内部裁量政策和案例法上抗辩事由的约束。本文考察了我国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检察裁量权的变迁,分析我国裁量权存在的行使界限不清等问题,提出以公共利益标准重新塑造我国检察裁量权的行使边界,构建保障检察裁量权依法独立行使的机制。第三节分析了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并对美国在司法审查中秉持的合宪性推定进行了研讨,提出我国一方面建立刑事司法中的合宪性推定原则,另一方面构建以自愿性为核心的认罪认罚司法审查机制。第四节对辩诉交易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异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本文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检察官在适用认罪认罚协商程序时面临协商成本过高、存在职业风险等动力不足问题。总结出我国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制度中的定位,并以新刑事诉讼法新增的认罪认罚中特殊不起诉制度为例,细化在特殊不起诉中公共利益衡量原则的具体适用规范。本文提出从突出控辩双方的主体地位、提高协商主体的决策能力、落实庭审实质化和构建认罪认罚协商的“契约”秩序等方面增强检察官适用认罪认罚协商的动力。
王钶媃（Ong Ke Rou）[9]（2019）在《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传统且经典的研究课题,但以传播学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尤其重视媒介化社会下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族际交往的研究却并不多。严格来说,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是一种共生状态,即冲突又和谐。外界认为的族群团结一致,其实对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笔者而言是一种客气却不敢逾越的互动关系。这引发了本研究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一系列思考:何为冲突与和谐并存的族群共生状态?其上层建构与日常互动中的族际交往又有何规律与区别?民间族际互动如何解构族群冲突走向共生关系?本文基于以上考虑,紧密围绕“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际交往如何达到共生关系”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研究是一项质性研究,笔者用了两年的时间进入田野调查,在学校、职场、网络等多个社区进行、实地观察,同时也选择了 80位不同年龄与性别等特征的马来人与华人,来作为主要的访谈对象,重点关注两族之间的接触、互动、交往与矛盾关系,具体考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族群认知与偏见、交往模式和规律,以及互动关系中和谐与冲突的动因和过程,通过对日常与网络社会的族际交往这一动态过程进行深入观察,挖掘隐藏在其中的内在关系逻辑。本项研究意欲回答两个主要的关键问题,其一是日常互动中族群间的隔阂与客气交往是何以造成与建立的?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如何影响日常族际交往?两族间存在一条不容挑战也不可逾越的线又怎样解释?其二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很有默契地不去挑战这条线,到底这条线是什么?其深层内容与交往规律为何?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一条线?日常生活的这条线又如何对应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从这两个问题出发,本研究将从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是民间叙述中日常语态的族际交往是怎样的关系过程,其上层建构的矛盾冲突如何透过日常族际交往得到消解与重构?接着是媒介化社会语境下代际差异的族际交往有何异同,这变迁的族群关系如何走向阈限性族际边界与族别认同?最后则阐释族群间复杂而动态的共生关系如何形成并影响族群冲突的产生、建构、转换、消解与重构?研究发现,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关系,是被上层政治精英作为阶级集团利益共同体所建构的,事实上日常互动中两族的交往模式消解了冲突并达成“互不侵犯”的相处之道。与此同时,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关系是嵌入与脱嵌于日常和网络社会的双重交往,即日常族际交往中是嵌入心理而行为脱嵌,而网络中的族群互动则是行为嵌入而心理脱嵌的。此外,从日常场域转向网络社会的族群交往将因时空压缩和时空延伸而得以消解上层建构的族群偏见,并将其重新编码让新一代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趋向融合。这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为何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更多呈现出是一种“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总是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共生关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容易在日常互动中被解构,但即便物理距离接近,心理距离上仍遥不可及,双方都不愿意跨过界限,就像彼此之间有一道墙,或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线,谁都不会轻易挑战这条线。研究分析认为,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隔阂,这条所谓的不可逾越的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族群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上层建构的是安全“虚线”,间歇性发生且影响力不足,而日常互动中的族群交往也消解了被建构的冲突关系。“虚线”虚无而虚假,但日常互动中的安全“实线”则实在而真实。实线与虚线相互交叠,显示出族群共生关系,马来人与华人之间体现出一种不愿主动挑战“安全线”的共处状态、相处之道与交往规范。“隐形的安全线”具有根本性、复杂性与流动性。其根本性在于上层建构了“他族寄生于我族”的优越感与认知偏差、我族因沉默的螺旋而产生了外显与内隐的族群尊严,以及媒介尤其媒体因“把关人”的议程和情绪设置,而将族群关系导向冲突或和谐。其二,安全线的复杂性体现在“离心与向心双倾向”相互牵制,及其因程度长短与选择高低而产生的四种交往维度。最后,安全线的流动性是基于族群交往转向网络社会时,其缺场交往的时空属性赋予了阈限身份,即随时切换族群身份与国族认同的可能性。于此同时,马来人与华人在族群认知中出现了传播断层,过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将因受众的自主选择,而陷入失衡的螺旋,导致新生代一旦接触有别于既定印象的他族认知,则将产生传播休克。这种短暂的文化休克将出现四种反应:惊讶、不接受、努力接触与最终快速适应。研究分析也认为,安全线之所以流动性高,是因符号延异过程中漂浮的能指的任意性,尤其语言成了两族深交与绝交的重要因素。简单来说,安全线的根本性保证了两族之间的安全距离,而其复杂性与流动性导致共生状态得以长久延续。但这条安全线必须是隐形的,因为只有隐形才安全,才能消解上层刻意建构的族群矛盾,同时,隐形的安全线是日常互动中一种仪式化交往的社会规范。“隐形的安全线”虽然是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中的本土化概念,但却也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尝试打破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补充族群边界理论的内涵,重视交往在心理与行为上的“双重性”,以及高语境化的时空属性。全球化时代下,跨文化传播赋予了文化体之间更多碰撞与交流,而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解释了多个文化体之间在日常与网络社会的不同互动,安全线虚实交叠恰恰体现上层与民间的跨文化对话,其复杂性与边界的流动性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适应过程。
梁宝伟[10]（2019）在《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每一项执政活动都引人瞩目,给人深思。“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方式。其中,民主法律化作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艺术。民主法律化,就是将人民民主通过法律的方式加以稳定化、权威化。民主法律化源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在邓小平思想论断的指导下,人民民主在法律的保障下不断迈进,推动着改革开放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治国理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使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迈入新时代。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为今后继续推进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民主要发展,法治要加强,成为将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执政的重要准则。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具有历史思维、历史视野。1978年至1992年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法律化的重要发展时期。由此决定了对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的研究,既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通过研究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发展历程,梳理其发展脉络,看待其历史影响,总结其历史经验,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有助于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经验参考,增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本文以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综合运用党史学、政治学与法学等学科知识,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主法律化进程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述这段时期重要法律制定的背景原因、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作用影响等,力图达到展示过程、梳理脉络、把握规律和总结经验。全文共分三大部分、七个篇章:第一部分为引言,独立成篇。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点与难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对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给予重点阐释。第一章介绍民主法律化的思想发端及内涵要求,第二、三、四章是对民主法律化具体实践过程的论述,第五章则对该实践过程进行了总结。第一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以邓小平“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思想论断为主要阐释,重点论述了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和要求。第二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本章以1979年至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步开始的时代背景,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等方面,主要对《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刑法》的制定过程、主要特点以及作用进行了分析。第三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本章以中共十二大以后至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时代背景,从中共十二大和中共十三大的战略决策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从宪法的根本法律保障、人大制度的法律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立法、村民自治组织法律的制定以及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扩大与法律保护的加强等方面,重点对《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民族区域自治法》《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作了阐述。第四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本章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中共十四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围绕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这两个方面,重点对《代表法》《城市居委会组织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民事诉讼法》以及保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等作了阐述。第五章题目为“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本章围绕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历程,进行概括总结,重点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了民主为什么要法律化和民主能够法律化,指出了实行民主法律化的必然性,以此从理论上阐述了民主法律化的合理性。二是分析了十四年民主法律化进程的历史影响,认为它较好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推动了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三是总结十四年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法律化的执政经验,主张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改革开放等八条经验。第三部分为结语章“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本章在阐述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指出十四年民主法律化历程必然走向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民主法律化,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要坚持民主法治的紧密结合。
二、团结一致 开拓进取──2003年全国检察长会议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团结一致 开拓进取──2003年全国检察长会议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对中国新型(特色)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 三、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评价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何谓参政党 |
| 二、何谓新型政党制度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困难与不足 |
| 第一章 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参政党视角的形成 |
| 一、政党制度研究的西方路径 |
|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既有解释 |
| 三、参政党: 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新角度 |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
|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缘起与发展 |
| 二、本文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借鉴 |
| 三、角色定位、角色互动与功能转化: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参政党角色定位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变迁 |
| 第一节 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及其规范化发展 |
| 一、作为组织的参政党 |
| 二、作为制度的参政党 |
| 三、治理中的参政党 |
| 四、参政党三种角色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变迁 |
| 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 |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党制度的曲折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制度的健全与制度化 |
| 四、新时代以来“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 |
| 第三节 参政党角色规范化对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
| 一、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二、新型政党制度变迁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角色定位 |
| 三、参政党角色规范化与新型政党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契合 |
| 四、参政党文化建设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意义 |
| 第三章 参政党和执政党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 |
| 第一节 组织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模式 |
| 一、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
| 二、组织关系——非竞争性 |
| 三、组织特征——非对称性 |
| 第二节 制度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模式 |
| 一、政党与政权关系——执政-参政 |
| 二、政党与政党关系——多党合作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政治协商 |
| 第三节治理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 一、嵌入式治理——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 二、一主多元: 治理主体的权力分配机制 |
| 三、协商整合: 治理过程的协同互动机制 |
| 四、科学民主: 治理绩效的提升机制 |
| 第四节 参政党与执政党互动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 |
| 一、合作型: 新型政党制度结构的整体特征 |
| 二、参与型: 参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中的定位 |
| 三、参政党政治参与对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结构的塑造 |
| 第四章 参政党功能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 |
| 第一节 体系维持: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体系效能 |
| 一、政治录用: 参政党的人才吸纳效应 |
| 二、政治沟通: 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交流 |
| 三、政治社会化: 参政党的文化传播 |
| 第二节 治理优化: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及政策效能 |
| 一、利益表达与聚合: 参政党的利益整合作用 |
| 二、政策制定与实施: 参政党对决策科学化的推动 |
| 三、职权行使、社会服务与政策监督: 参政党的政策输出与反馈功能 |
| 第三节 参政党功能转化对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积极作用 |
|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特点 |
| 二、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的巩固效应 |
| 三、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过程与政策效能的优化作用 |
| 第五章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参政党角色缺位及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 |
| 一、参政党角色规范化的不足 |
| 二、参政党自身的结构性瓶颈 |
| 三、参政党的功能局限 |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
| 一、国内社会环境的压力 |
| 二、国际局势的影响 |
| 第三节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化路径 |
| 一、在执政党领导下完善参政党建设 |
| 二、完善政党协商机制与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制度结构 |
| 三、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与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 |
| 四、增强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适应性 |
| 结语 |
| 一、理论价值 |
| 二、治理价值 |
| 三、民主价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经世》创办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持续深化 |
| 一、日军进侵华北与二十九军长城抗战 |
| 二、特殊化的地方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华北危局 |
| 第二节 中国的蓄力与抗战 |
| 一、中国军民局部的自发抗战 |
| 二、一二九爱国运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
| 三、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
| 四、西安事变与国共和解 |
| 第三节 经世思想与近代文人论政 |
| 一、经世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
| 二、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 |
| 第二章 《经世》概览 |
| 第一节 《经世》的创办和沿革 |
| 一、萧一山其人 |
| 二、《经世》的创办 |
| 三、《经世》的沿革 |
| 第二节 《经世》的选题与稿件情况 |
| 一、《经世》的选题 |
| 二、稿件与栏目 |
| 第三节 《经世》作者群 |
| 一、从“文化重镇”河南大学说起 |
| 二、《经世》的主要编者和作者 |
| 第三章 《经世》对中国民众的抗战宣传 |
| 第一节 驳斥日本侵华谬论 |
| 一、日本侵华谬论 |
| 二、用事实揭穿日本侵略战争本质 |
| 三、从国际法角度揭露日军暴行 |
| 第二节 树立抗战必胜信心 |
| 一、由民族精神谈抗战必胜 |
| 二、树立蒋介石权威,强化抗战领导 |
| 三、颂扬前线战果与抗日英雄 |
| 第三节 宣传抗战到底与持久抗战 |
| 一、呼吁全民团结抗战到底 |
| 二、宣传持久抗战 |
| 第四章 《经世》对中国政府的建言献策 |
| 第一节 《经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 |
| 一、力主实施统制经济政策 |
| 二、战费筹集需增税和举债 |
| 三、后方开发与经济建设 |
| 第二节 《经世》对中国宪政问题的讨论 |
| 一、对宪政基本概念的理解 |
| 二、围绕国民参政会的讨论 |
| 第五章 《经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应对 |
| 第一节 争取中立国支持抗战 |
| 一、日本是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共同的敌人 |
| 二、呼吁美英等国由中立转向援华作战 |
| 第二节 激起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 |
| 一、日本经济难以支撑旷日战争 |
| 二、侵华战争给日本民众带来无穷灾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 |
| 附录Ⅱ.《经世》系列报刊目录 |
| 《经世》半月刊 |
| 《经世》战时特刊 |
| 《经世》季刊 |
| 《经世》月刊 |
| 附录 Ⅲ.《经世》系列报刊影印件 |
| 后记 |
（5）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1. 有助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 2. 有助于提高我国参政党的政党生命力 |
| 3. 对中国参政党的政党社会形象塑造具有推动意义 |
| 4. 对参政党理论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1. 关于参政党研究 |
| 2. 政党认同理论研究 |
| 3. 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研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1. 政党认同理论在西方 |
| 2.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政党认同研究 |
| （三） 文献述评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1. 研究观点的创新 |
| 2. 研究视角创新 |
| （二） 论文不足之处 |
| 1. 对原始资料的研究不足 |
| 2. 理论阐述中还存在不够深入、透彻的问题 |
| 3. 调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
| 第一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释 |
| 一、 政党认同相关概念 |
| （一） 认同 |
| （二） 政治认同 |
| （三） 政党认同 |
| 二、 参政党认同 |
| （一）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和客体 |
| 1. 参政党认同的主体与客体界定 |
| 2. 主体对客体认同内容界定 |
| （二） 参政党认同层次 |
| 1. 参政党的情感认同 |
| 2. 参政党的认知认同 |
| 3. 参政党的评价认同 |
| 4. 参政党的行为认同 |
| 三、 参政党认同与执政党认同的区别与联系 |
| （一） 二者认同的联系：具有一致性 |
| （二） 二者认同的区别：具有多样性 |
| 四、 参政党认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
| （一） 意识形态影响因素 |
| （二） 参政党形象（组织、领导人）影响因素 |
| （三） 参政党绩效影响因素 |
| （四） 信息技术革命影响因素 |
| 五、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认同思想 |
| （一） 关于人民群众认同的思想 |
| （二） 关于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 |
| （三） 关于政党组织认同的思想 |
| （四） 关于执政党治理能力认同的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的历史构建 |
| （一） 在救亡图存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二） 在历史性抉择中不断构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1. 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促进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2. 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各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 |
| 3.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构建 |
| （一） 《共同纲领》在制度上培育参政党政治认同 |
| （二） 参与国家建设和管理打下参政党认同基础 |
| （三） “八字方针”构筑参政党认同的制度根基 |
| 1. “八字方针”提供了参政党认同制度保障 |
| 2. “八字方针”坚定了民主党派成员政党认同的信心 |
| 3. 在各种政治考验中不忘对中国共产党认同的初衷 |
| 三、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完善 |
| （一） 拨乱反正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期 |
| 1. 召开政协会议，明确民主党派政党认同基调 |
| 2. 巩固政治联盟地位，凝聚参政党认同共识 |
| 3. 出台“十六字方针”，巩固参政党认同基础 |
| （二） 建章立制完善参政党认同体系 |
| （三） 提升绩效塑造参政党认同形象 |
| 1. 发挥人才优势，提升参政党绩效 |
| 2. 发挥参政党职能，突显履职成效 |
| （四） 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参政党认同质量 |
| 1. 政治参与体现参政党价值认同 |
| 2. 政治交接传承参政党认同传统 |
| 3. 强化参政党成员认同主体作用 |
| 4. 创新履职方式，增强参政党认同评价 |
| （五） 出台重要法规文件为参政党认同保驾护航 |
| 四、 中国参政党认同进入新时代 |
| （一）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新论断 |
|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 |
|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科学内涵 |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论断的重大意义 |
| （二） 参政党认同迈上新台阶 |
| 1. 召开中央统战会议，参政党认同的一个里程碑 |
| 2. 出台系列法规性文件，从理论、政策上加大对参政党认同 |
| （三） 参政党认同实践步入新境界 |
| 1.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参政党政治认同 |
| 2. 强化组织建设构建参政党认同根基 |
| 3. 履职尽责强化参政党绩效认同 |
| 4.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赢得民众认同 |
| 5. 在促进祖国统一中，增进海内外同胞对参政党认同 |
| 五、 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 |
| （一） 参政党认同的根基是与执政党永葆政治共识 |
| （二） 参政党认同的基础是不断提升履职绩效 |
| （三） 参政党认同的优势是“人才兴党”战略 |
| （四） 参政党认同的源动力是不断创新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 |
| （一） 新时代拓宽了参政党认同的空间 |
| （二） 新时代搭建了参政党认同的平台 |
| （三） 新时代为参政党自我认同带来机遇 |
| 二、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 |
| （一） 意识形态复杂化的挑战 |
| 1. 西方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不断渗透的挑战 |
| 2. 社会主流价值遭遇市场逐利性的挑战 |
| 3. 媒体格局与舆论生态发生变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 |
| （二）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挑战 |
| 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网络党建 |
| 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大党建”网络平台的成功构建 |
| 3. 参政党信息网络技术平台的滞后性 |
| （三） 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挑战 |
| （四） 参政党履职能力的挑战 |
| （五）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挑战 |
| 三、 新时代参政党认同情况调查与分析——以XX省部分参政党成员为例 |
| （一）调查基本情况 |
| （二） 调查基本内容 |
| 1. 对参政党认知情况 |
| 2. 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认知情况 |
| 3. 参政党与意识形态 |
| 4. 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 5. 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 6. 对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情况 |
| 7.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 |
| 8. 对参政党认同有什么建议 |
| （三） 调查结果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路径选择 |
| 一、 参政党认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路径选择 |
| （一）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坚信者 |
| 1. 要坚定信仰，树牢价值自信 |
| 2. 要不断增进多党合作的政治共识 |
| （二）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守护者 |
| （三） 参政党成员要做主流意识形态的践行者 |
| 1.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2. 要在思想道德建设上身体力行 |
| 3. 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
| 4. 在网络意识形态中释放最大正能量 |
| 二、 推动中国参政党队伍建设认同的路径 |
| （一） 对中国参政党领导班子的认同 |
| （二） 对中国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认同 |
| （三） 对中国参政党成员的认同 |
| 三、 推动中国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认同路径 |
| （一） 参政议政绩效认同路径 |
| （二） 民主监督绩效认同路径 |
| （三） 政党协商绩效认同路径 |
| （四） 社会服务绩效认同路径 |
| 四、 推动中国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认同路径 |
| （一） 参政党思想理论建设的认同路径 |
| （二） 参政党特色建设认同路径 |
| 1. 在参政党思想建设上，在坚持政治共识的基础上要保持“求同存异” |
| 2. 在组织建设上注重界别特色与组织结构优势 |
| 3. 各民主党派要在自己重点分工领域做出成绩，推出经典和品牌 |
| （三） 参政党基层组织建设认同路径 |
| （四） 参政党作风建设认同路径 |
| （五） 参政党制度建设认同路经 |
| （六） 参政党机关建设认同路径 |
| 五、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中国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 （一） 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参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
| 1. 促进了参政党领导班子作用的发挥 |
| 2. 思想建设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
| 3. 参政党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
| 4. 参政党的特色更加突出 |
| 5. 参政党基层组织更加活跃 |
| 6. 组织管理更加精准 |
| （二） 参政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 |
| 1. 参政党互联网平台技术的滞后性 |
| 2. 参政党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的匮乏 |
| 3. 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的弱化性 |
| 4. 参政党网络安全的危险性 |
| （三）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路径 |
| 1. 构建“智慧参政党”网络大数据管理平台 |
| 2. 建立参政党大数据中心 |
| 3. 培养参政党网络技术人才，不断增强参政党成员政党网络意识 |
| 4.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参政党网络安全 |
| 5. 只有线上线下联动才能取得参政党建设的双赢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参政党认同情况问卷调查 |
| 第一部分 个人基本情况 |
| 第二部分 参政党认知 |
| 第三部分 关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 |
| 第四部分 关于参政党在意识形态的作用 |
| 第五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领导班子及参政党代表人士的评价 |
| 第六部分 关于对参政党履职绩效的评价 |
| 第七部分 关于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评价 |
| 第八部分 互联网与参政党治理能力 |
| 第九部分 （开放题）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中国及外国研究现状 |
| (一)中国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本文不足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现代化理论和模式概述 |
| 一、现代化和发展模式的涵义 |
| (一)现代化的涵义和特点 |
| (二)“模式”的涵义和特点 |
| 二、世界主要现代化模式的划分 |
| (一)根据促进条件划分:内生型现代化与外激型现代化 |
| (二)根据社会制度划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
| (三)根据地域特征的划分:欧美模式、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 |
| (四)根据发展战略划分: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 |
| 三、现代化一般理论的概述 |
| (一)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 |
| (二)韦伯现代化的文化理论 |
| (三)罗斯托现代化的经济理论 |
| (四)亨廷顿现代化的政治理论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和成就 |
| 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一穷二白”的经济和文化状况 |
| (二)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
| (三)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 |
| (四)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
|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恢复 |
| (二)“一五”期间现代化布局的全面展开 |
| (三)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的挫折 |
| (四)“文化大革命”中现代化步伐艰难迈进 |
| (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 (六)全面建设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期 |
|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就 |
| (一)经济快速发展,总量步入世界前列 |
| (二)人民群众生活稳步提高,全面小康指日可待 |
| (三)政治稳定,社会和谐 |
| (四)科技文化及教育事业繁荣发展 |
| (五)全面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 |
| 注释 |
| 第四章 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进程和成就 |
| 一、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历史背景 |
| (一)旧时代的经济危机 |
| (二)针对粮食危急的改革浪潮 |
| (三)各势力的冲突与融合 |
| 二、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化进程 |
| (一)独立后的经济混乱阶段 |
| (二)现代化重建阶段 |
| (三)后苏哈托时期的现代化调整阶段 |
| 三、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化成就 |
| (一)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经济实体 |
| (二)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
| (三)经济体制得到完善 |
| (四)令世人瞩目的民主化成就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的相似之处 |
| 一、相似的政治环境与权力结构 |
| (一)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二)高效而有领导力的政府 |
| 二、相似的混合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模式 |
| (一)重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
| (二)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发展 |
| (三)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
| 注释 |
| 第六章 中国与印尼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印尼两国文化背景不同 |
| (一)中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
| (二)印尼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
| (三)文化因素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
| (四)文化因素对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的影响 |
| 二、中国印尼两国政治制度不同 |
| (一)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
| (二)印度尼西亚坚持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
| (三)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 |
| (四)印度尼西亚实行多党制 |
| (五)中国政治制度对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
| (六)印度尼西亚政治制度对现代化的影响 |
| 三、中国印尼两国经济体制的差异 |
| (一)中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
| (二)印度尼西亚更注重私营经济发展 |
| 注释 |
| 第七章 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启示与借鉴 |
| 一、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启示 |
| (一)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和高效率的政府 |
| (二)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三)必须有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 |
| (四)必须凝聚起强大的民族精神 |
| (五)必须对实现现代化达成高度的共识 |
| (六)必须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
| 二、中国现代化道路对印尼的警示 |
| (一)政府掌控资源配置一度导致腐败现象蔓延 |
| (二)优先发展经济一度导致社会和生态问题 |
| (三)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突出,民营经济发展困难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概念辨析 |
| 第一章 美国检察官的演变及在辩诉交易兴起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美国检察官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美国检察官制度起源之争 |
| 二、私诉到公诉 |
| 三、任命到民选 |
| 四、单轨制到双轨制 |
| 第二节 检察官适用辩诉交易的犯罪类型 |
| 一、19世纪前美国主要的犯罪类型与刑罚 |
| 二、19世纪早期辩诉交易的案件类型 |
| 三、适用辩诉交易的其他案件类型 |
| 第三节 法官的量刑裁量权受到立法的限制 |
| 一、法典化运动 |
| 二、强制性量刑法令 |
| 第四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主要模式 |
| 一、普通法文化下的检察官裁量权 |
| 二、检察官进行交易的主要筹码 |
| 三、辩诉交易的基本模式 |
| 第二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广泛实践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不能承受之重——案件量的不断增长 |
| 一、美国工业社会的繁荣与困境 |
| 二、检察官刑事指控职能在增加——制定法的膨胀和刑法的扩张 |
| 第二节 联邦检察官职权的扩大与司法部的创立 |
| 一、内战后联邦权力的扩大 |
| 二、联邦检察官的扩容和地位的提高 |
| 三、联邦司法部的设立 |
| 第三节 进步主义运动对刑事司法运行的影响 |
| 一、进步时代法学思潮的兴起 |
| 二、实用主义在司法领域的兴起和发展 |
| 三、进步主义时代刑事司法领域的变革 |
| 第四节 内战后辩诉交易的变化和发展 |
| 一、辩诉交易的基本情况 |
| 二、法官对辩诉交易的矛盾态度 |
| 三、进步主义时代刑罚改革对辩诉交易的影响 |
| 四、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新变化 |
| 第三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得到合宪性认可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对辩诉交易中检察官作用的理论探讨及反思 |
| 一、20世纪20年代犯罪报告对检察官裁量权的评论 |
| 二、20世纪20、30年代学者对检察官裁量权的研究与反思 |
| 第二节 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逐步得到法院确认 |
| 一、检察官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在增加 |
| 二、法院对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态度的转变 |
| 三、法院加大对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 |
| 四、联邦最高法院对辩诉交易的正式确认 |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模式的细化 |
| 一、正当法律程序革命的影响 |
| 二、公设辩护人制度与辩诉交易 |
| 三、检察官交易模式的类型化 |
| 第四章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演进中占主导作用的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原因理论研究现状 |
| 一、辩诉交易废除危机 |
| 二、检察官主导辩诉交易的若干解释理论 |
| 第二节 传统的政治法律实践 |
| 一、美利坚民族基因——契约精神 |
| 二、分权思想在美利坚的落地生根 |
| 三、选举制的全局性影响 |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社会学解析——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 |
| 一、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 |
| 二、社会控制视角下的检察官与辩诉交易 |
| 第五章 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检察官的定位 |
| 一、美国检察官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 |
| 二、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现状 |
| 三、改革思路 |
| 第二节 美国检察官裁量权的演变 |
| 一、美国检察官裁量权的自由与限制 |
| 二、我国检察官裁量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检察裁量权的路径 |
| 第三节 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 |
| 一、辩诉交易中司法审查的合宪性推定原则 |
| 二、构建我国认罪认罚司法审查制度 |
| 第四节 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中的作用对认罪认罚制度的启示 |
| 一、辩诉交易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比较 |
| 二、认罪认罚协商制度中检察官面临的困境 |
| 三、关于认罪认罚制度中检察官作用的思考——以特殊不起诉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意识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问题 |
| 四、研究设计 |
| 第二章 回到历史:一种建构的族群刻板印象 |
| 一、游戏开局:族群关系的历史与变迁 |
| 1. 幕后玩家:族群身份意识与冲突的开端 |
| 2. 在线玩家:同一条宪法有两种社会契约 |
| 二、制定规则:上层建构族群认知偏差 |
| 1. 513族群冲突:50年前后的族群禁忌 |
| 2. 族群政策NEP:既定印象与交往距离 |
| 第三章 语言交流:族群互动中的符号延异 |
| 一、深交与绝交:日常交往中的语言 |
| 1. 巴刹语言:跟马来人深交的秘诀 |
| 2. 符号缩写:隔绝华人的族群边界 |
| 二、禁忌与学习:跨出舒适圈的语言 |
| 1. 语义差异:语言误解的交往禁忌 |
| 2. 学习中文:多语优势与跨族情谊 |
| 第四章 饮食习惯:文化图腾的自我与他者 |
| 一、认识他者的族群饮食 |
| 1. 海南鸡趴的单向交流 |
| 2. 海南面的演化与想象 |
| 二、自我隐喻的改良饮食 |
| 1. 椰浆饭的重新诠释 |
| 2. 华人糕饼的清真化 |
| 第五章 学习教育:交往规范中的敏感底线 |
| 一、华人社群的内卷化:学习中的自强不息或自困围城 |
| 1. 独中即是天井:失异族相处机会 |
| 2. 师长惊弓之鸟:族群间的不信任 |
| 二、马来社群的封闭性:教育中的扶弱政策或扶持拐杖 |
| 1. 马来文国语:不容挑战的族群尊严 |
| 2. 伊斯兰官教:贯彻生活的族群精神 |
| 第六章 职场交际:制度化关系中的相处惯性 |
| 一、基于生计的职场族群关系 |
| 1. 能量的资本计算:工作需求的交往 |
| 2. 人数多寡即权力:谁人多谁是老大 |
| 二、利益导向的职场族群关系 |
| 1. 政府构建公司“圆形监狱” |
| 2. 自我审视的狱卒“把关人” |
| 第七章 政治参与:族群边界安全距离的延续 |
| 一、意见表达:维持族群边界的交往方式 |
| 1. 全国大选的族群政治诉求 |
| 2. 井水不犯河水的相处模式 |
| 二、社会运动:打破族群边界的交往困境 |
| 1. 底层知识鸿沟:语言障碍限制沟通 |
| 2. 民间弱性参与:年轻人难动员参与 |
| 第八章 仪式互动:时空阈限下的身份转换 |
| 一、共此时:族群仪式互动中的情感体验 |
| 1. 文化共融:双佳节期间创新青包 |
| 2. 国族认同:球场飞扬的团结符号 |
| 二、过日子:亲密圈身份过渡的相处之道 |
| 1. 宗教适应:难懂的《可兰经》 |
| 2. 婆媳问题:学懂礼仪与饮食 |
| 第九章 虚拟交往:互联网时代族群关系的重构 |
| 一、网络社区中的缺场交往 |
| 1. 多语言论坛:志同道合却难以深交 |
| 2. 面子书使用:反哺建构新族群认知 |
| 二、空间流动中的亲密内爆 |
| 1. 媒介化社会中的身份转换 |
| 2. 身体不在场的选择性表露 |
| 第十章 隐形的安全线:一个概念的提出及其分析框架 |
| 一、一个本土化概念的提出 |
| 1. 虚实之间:建构的虚线与日常的实线 |
| 2. 似近若远:时空维度下族群双重交往 |
| 二、分析框架与进一步思考 |
| 1. 区别认知与关系的安全线 |
| 2. 分析代际间新旧的安全线 |
| 第十一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对象一览表 |
| 附录二: 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总体情况 |
| (二)主要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第一章 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 |
| 第一节 “使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的提出 |
| 一、“文革”结束后的反思 |
| 二、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 |
| 第二节 民主法律化思想的内涵和要求 |
| 一、民主法律化思想的内涵 |
| 二、民主法律化思想的要求 |
| 第二章 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 |
|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 |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二、《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的制定 |
| 三、选举民主的法律恢复与发展 |
| 四、正确认识人大建设法律化的逻辑顺序 |
| 五、《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与《选举法》的作用 |
| 第二节 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 |
| 一、刑事法律是维护人民民主的重要利器 |
| 二、发展人民民主要求制定刑法 |
| 三、《刑法》的制定与维护人民民主的特点 |
| 四、《刑法》维护人民民主的历史功效 |
| 第三章 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 |
| 第一节 中共党代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决策部署 |
| 一、中共十二大召开与民主法律化的任务要求 |
| 二、中共十三大对民主法律化的指导 |
| 第二节 “八二宪法”对人民民主的根本法律保障 |
| 一、宪法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法律化形式 |
| 二、“八二宪法”的制定是发扬民主的过程 |
| 三、“八二宪法”对人民民主的顶层设计 |
| 四、“八二宪法”保障人民民主的历史地位 |
|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展开 |
| 一、继续加强各级人大组织的法律建设 |
| 二、选举民主法律化的进一步推进 |
| 三、推动人大议事决策规范化的法律建设 |
|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专门立法 |
| 一、民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基础 |
|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与特点 |
| 三、《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带来民主和繁荣 |
| 第五节 村民自治组织的试行立法 |
| 一、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化的必要性 |
| 二、《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制定及主要特点 |
| 三、《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历史影响 |
| 第六节 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丰富与法律保护的加强 |
| 一、《民法通则》的制定对人民权利的丰富 |
| 二、“民告官”的法律保障 |
| 三、社会治安法律规制的加强 |
| 第四章 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 |
| 第一节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 |
| 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
| 二、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继续肯认 |
| 第二节 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 |
| 一、加强人大代表规范化的法律建设 |
| 二、《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拓展 |
| 第三节 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 |
| 一、加强公民行使权利的法律规制以维护社会稳定 |
| 二、保护人民群众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完善 |
| 三、加强对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
| 第五章 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 |
| 第一节 对民主法律化必然性的认识 |
| 一、民主为何要法律化 |
| 二、民主能够法律化 |
| 第二节 14年民主法律化的历史影响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
| 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 |
| 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14年民主法律化的历史经验 |
| 一、民主法律化必须坚持的根本经验 |
| 二、民主法律化需要坚持的基本经验 |
| 结语 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四、团结一致 开拓进取──2003年全国检察长会议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大学, 2021(02)
- [3]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4]抗战语境下《经世》系列报刊的研究[D]. 陈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孙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现代化道路比较研究[D]. 菩提（Budi Kristanto）.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7]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8]美国辩诉交易演进中检察官的作用（1804-1970）[D]. 裴仕彬.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D]. 王钶媃（Ong Ke Rou）. 南京大学, 2019(02)
- [10]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D]. 梁宝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