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区工作者与传统居委会干部之专业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指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康雯嘉[2]（2021）在《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我国的城乡社会管理体制发生了剧烈变迁。城市基层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以及基层善治何以可能是社会学研究的前沿问题。改革以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最为重要的变化在于,国家在改革调适传统自上而下的纵向“条线”式管理体系的同时,逐渐实现重心下移,向以“街居体系”为中轴,多元主体纵横嵌入的“重层性”治理格局演化。在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命题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弥合国家与社会间结构性张力,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模式实为我国新时期社会建设的中心任务和理论旨归。本研究运用社会学研究的质性方法,对C市N区多个街道展开持续深度的田野调查,结合社会学理论话语与实证资料,将伴随新时期街道改革和社区建设而生成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界定为“嵌合式治理”。质言之,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是指在街道主导下,以社区为平台,在“街居复合性主体”（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社区两委）与“多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物业公司、志愿者、居民等）之间,通过彼此持续密切的嵌入和互动,生成的一种立体交叉、相互形塑的关系构型和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它突破了国家单统的“条线”式治理传统,其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以“公+共”为特质的本土新公共性营造。研究发现,将研究视野限囿于社区微观场域,难以解释和揭示基层社会治理的真实运作逻辑。实际上,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演展受到政府派出机关“街道办”的深刻形塑,因而本文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视域转向对街居复合结构的整体观照。本文以“嵌合式治理”为研究框架,重点研讨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理论命题,并以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丰富“嵌合式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维度。本文将“嵌合式治理”的研究置于我国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换与街道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实证方法对嵌合式治理,及其所内含的嵌合关系的建立、嵌合结构与运行机制、嵌合内蕴动力、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展开整体性研究。其一,嵌合关系的建立研究。从嵌合关系的建立机制上看,街居主体与多元社会力量嵌合关系的构建需要满足多种基本条件,即国家主动让渡社会空间与主导链接、社会主体治理与服务的专业性、嵌入性主体的自带资源与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主动依附。研究发现嵌合关系的建立依循不同路径展开,街道自主购买社会服务、上级政府资源链接与指派、街道搭建嵌合平台构成了嵌合关系建立的主要路径。可见,嵌合关系的建立主要由基层治理行政体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所主导,但此并非力图构造国家对社会的吸纳、收编和控制关系,而是以政社互嵌与合作为价值导向的。其实质是在由国家主导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实现基层社会活力的“复兴”与“再造”。其二,嵌合治理的结构与行动研究。嵌合治理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在治理体系中结构关系搭建和行动关系运转的一种机制提炼。本文依托“结构——行动”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资源,对嵌合治理的场域关系及其动态运行机制展开研讨。广泛嵌入于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中的不同类型社会力量,与街居主体嵌合而成的治理结构与实践形态存在极其复杂的面向,需要我们针对性辨析。本研究发现,展开于城市基层社会领域的嵌合式治理在结构与行动上是相互形塑、耦合、协变的,政社的关系结构影响国家与社会的行动选择与进展,政社治理行动不断突破既有限域,拓展出政社嵌合的新式结构。一言以蔽之,嵌合式治理既更新、构建了社会,也更新、构建了国家。其三,嵌合治理的内蕴动力研究。以行政权威和资源作为动力机制构造基层治理嵌合结构并展开治理行动,仍存在局限性,因此,我们需要将政党维度带入嵌合治理动力结构中加以分析。党组织在中国社会系统中具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枢性作用,它能够将基层区域内多元主体和资源激活调动起来,使之参与到服务群众的结构体系当中。在街道改革的背景下,以街道党工委协同社区党委为核心的城市基层党组织系统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构型与运行机制,政党的组织嵌入、体制吸纳、政治资源、价值引领成为嵌合治理的不可或缺亦不可替代的内蕴动力。其四,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与联动研究。常态的嵌合式治理机制在面临突发性公共危机时,难以“一键切换”至新式形态并对问题予以妥善破解,因而探寻应急状态下的非常态嵌合治理逻辑及其行动是嵌合治理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新冠疫情爆发与基层抗疫展开的非常时期,街居主体采取应急动员的方式将大量居民吸纳进疫情防控体系,构筑起应急状态下的嵌合治理机制。非常态的嵌合治理不是在原本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外的另起炉灶,而是生长和镶嵌其中的机制创新。我们需要努力建构起常态与非常态嵌合治理机制间的关联性和转换方式,形成顺应基层社会运行逻辑的新常态化嵌合治理机制。文章认为,与行政吸纳、依附合作等表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概念不同,以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关系模式为旨归的嵌合式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国家与社会在持续互嵌、协动、形塑的过程中“磨合”出更加有助于治理行动开展的政社关系结构,而此结构又将进一步促进治理行动的发展和升级。特别是街居与多元社会力量在彼此嵌入的基础上,耦合而成了一个全新的“治理嵌合体”,其超越了嵌入主体治理权力、资源、功能的简单相加与复合,生产出新的治理和服务功能。质言之,嵌合式治理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可能的理论思路和实践方向。但我们仍需注意,嵌合式治理仅是开其端绪,仍处于复杂的调适过程,并呈现出一些局限,如外部社会主体的嵌入,可能造成作为在地性组织的街居主体空心化;街道主导嵌合关系的建立并深度调控嵌合行动,会挤压社会自主运作空间,并造成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双向排斥;商业性变量的引入存在营利取向遮蔽服务公益性的风险;常态性与非常态性嵌合治理机制面临衔接和转换的复杂难题,等。这需要我们持续不懈地营造基层社会治理“新公共性”,并赋予嵌合治理新意涵、演展其新形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刘嘉根[3]（2021）在《“引领-共生”型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以YQ市X社区“三社联动”建设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城市化进程和个体化变迁不断加快的环境下,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更大的挑战。目前,政府单方治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治理都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社区作为基层治理最小单元,也同样急需创新治理方式。在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各地很多基层政府都大力推动“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模式,把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整合到统一的工作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协调互动。目前,学术界对“三社联动”开展情况的研究屡见不鲜,但是大多的主导机构都是政府部门,而本文研究的案例主导机构为社区内部孵化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本文以共生理论为理论基础,选取YQ市X社区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X社区开展的“三社联动”建设情况和“艳蓉工作室”工作情况进行研究。论文首先介绍了“三社联动”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通过对国内外关于社区治理和三社联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初步了解目前的研究现状。其次,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了解本文的研究案例YQ市X社区“艳蓉工作室”和“三社联动”的具体开展情况,接着以共生理论为分析视角,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个维度对“三社联动”三个主体,即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进行分析,并构建了“共生型治理模式”。再次,分析“艳蓉工作室”的设立对共生型治理模式的引领作用,最终构建出“引领—共生型社区治理模式”。最后,对“引领—共生型治理模式”的构建经验进行梳理,希望为其他地区“三社联动”工作提供参考。
木青[4]（2021）在《昆明市社区治理中“减负难”问题研究 ——以2个社区为例》文中认为社区是社会治理最基础的组成单位,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随着政府行政化职能向社区过渡,社区工作逐渐偏离了联系居民、深入群众、协商议事的自治范畴,变成了街道的“下一级部门”,社区管理负担加重,社区减负工作在基层的呼声很高。本文通过对昆明市两个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虽然各级部门都陆续出台一系列社区减负政策文件,以期理顺社区职能,厘清社区与政府的权责边界,但昆明市社区行政化倾向仍然是制约社区发展的主要问题,社区“管理”还是“服务”的天平两端仍在摇摆,社区人员流动性大,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机构作用难以发挥等问题制约着社区的自治发展。本文立足于新公共服务学理论,以“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为基础,采用文献收集法、数据分析法,并深入社区、街道、县区三级开展访谈,以社区行政事项、挂牌数、工作频次为基础数据进行归纳分类,从制度建设、人员配备、社会公众参与度几个方面剖析了社区负担过重的原因,从新公共服务理论中公民权力的视角、公共事务的视角探寻社区“减负难”问题的原因。本文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认为社区“减负难”问题由其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作用产生。外部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政府的服务角色未成功过渡;二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不精准;三是现行体制架构的约束;四是社区自主权的缺失。内部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社区工作者流失严重;二是社区工作者身份复杂;三是社会各类公益性组织参与度低;四是社区动员能力弱。因此,本文在对策中提出严格社区准入制度、明确社区工作人员职能职责、认定社区工作人员身份、引导各类组织参与式共建、探索社区公益性质的运营方式、理顺物业、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三方之间的关系、加大社区投入力度、关注社区人才建设八个方面的建议,以期化解社区“减负难”问题,助力昆明市的社区发展工作。
王会玲[5]（2021）在《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研究 ——以济南市H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逐步加快,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根基地位愈加重要,作为党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社区工作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就城市社区来说,社区工作者队伍的优劣直接影响市域治理现代化,其能力状况与建设直接决定着城市社区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因此,提升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的能力、建设一支适应市域治理现代化要求的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通过文献梳理,结合已有的能力模型和能力词典,通过政策、文献和实践三个视角,梳理与城市社区工作者相关的能力指标。在政策文件与文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以济南市H区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为研究对象,初步确定了能力指标体系,编制了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量表。通过问卷调查,经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信度检验最终保留36个能力指标,建立了包括4个维度36项指标在内的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模型;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能力模型的效度进行了验证,心理测量学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够为开展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根据能力理论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理论,通过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具体分析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具备情况,并对H区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水平进行显着性差异分析,得出了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下H区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的能力水平差异,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优势以及能力不足的现状,进一步分析了导致H区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不足的成因,具体包括教育培训不完备、绩效考核缺少社区书记/主任、职业发展不通畅、薪酬策略水平模糊以及工作准入与资源下沉机制落实难五个方面。最后在能力模型的基础上,针对能力不足的现状及成因,提出在发挥现有城市专职工作者能力优势的基础上,从科学规划教育培训、充分发挥城市社区两委书记/主任绩效考核主体作用、优化职业发展环境、保持薪酬一致性与稳定性、落实工作准入与资源下沉机制五个层面探究了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提升路径,力图通过对当前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能力研究,为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的能力提升提供理论支持和路径方向。
程柏智[6]（2021）在《创新社区治理背景下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研究 ——以上海市B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自2014年上海市委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一号课题提出以来,围绕基层组织当中的行政负担过重、职责边界不清、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做出了诸多指引和探讨。随后在2015年,上海市又继续推动“1+6”文件的贯彻落实,为将以上文件内容和指导意见应用到基层治理工作中,推动社区治理进程从而创新社会治理。上海市B区在完成相应必备动作后于2017年开始致力于社区治理智能化工作的开展。自2019年开始,垃圾分类、美丽家园改造、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整治五违四必、居民自组织培育、公共空间打造等活动项目持续推进,为基层组织中的社区工作人员增添了繁重的工作任务。随着创新社区治理政策的不断发展,相关工作的持续推进,针对社区工作者职能架构、行政能力、服务水平等方面都有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和要求。为缓解广大一线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压力,减负减压、简政放权、输送资源、多元合作成为新时期所倡导的主流。而众多社区工作者却表示,虽然能够切实感受到相关政策的倾斜以及社会大众对于其所从事工作的关注和重视,但自己的工作任务并没有得以减轻,反而在不断加重,面临着更多的职业困境。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上海市B区正处于创建创新示范基地阶段的50家居委中选取32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对其居委书记、居委干部、社工进行了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对创新社区治理重点工作的内容做了全面了解,并对他们的困境成因、阶段表现、应对方式进行了初步概括。经研究后发现,我国创新社区治理的工作方式与内容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和任务目标性,即展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本文依次从“1+6”文件前期、智能化治理时期、创建创新示范时期三个阶段,围绕社区工作者的重点工作、条线工作等具体实务内容阐述和分析了其职业困境的九大表现。按主体不同可分为四类,即社区工作者同上级行政部门、同其余治理参与者、同社区居民以及同自身的矛盾、冲突或不相适。其中,同上级行政部门的困境主要表现为被动接受、频繁考核与持续增压;同其余治理参与者的困境主要表现为难以协调、统筹艰难与对立冲突;同社区居民的困境主要表现在沟通交流、组织活动与服务提供;同自身的困境主要表现在自我认知、自我提升和价值理念。如上四类共同构成了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困境,在创新社区治理的不同阶段分别产生了不同表现。依纵向视角、时间维度从淡化、深化两个方面描绘出了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的发展演变路径,并对此提出建议。
肖琪婷[7]（2021）在《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实践及经验研究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文章从合作市民族社区的思想文化建设着手,选择合作市城乡结合部的社区为调查对象展开调研工作,从中总结出合作市民族社区开展思想文化建设的现有内容、方法,归纳出合作市民族社区开展思想文化建设经验、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机遇,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希望能为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规范化、常态化管理发展献力献策。论文除了引言部分之外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部分,阐述了社区、民族社区及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等概念,开展社区思想文化建设所依据的指导思想,以及研究民族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第二部分,研究了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总结了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成就及经验。第三部分,阐述了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当前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第四部分,提出了加强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对策及建议,即制定明确目标、拓展思想文化建设的主体、探索思想文化建设的方法等。
尚晶莹[8]（2021）在《分类治理视角下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研究 ——以上海市H区社区疫情防控为例》文中研究说明2019年全球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危害社会公众的健康安全,社区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具有战略性的地位,在社区多元化的背景下,社区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会采取差异化的策略。已有的相关研究聚焦于宏观层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且将社区视为单一的整体,难以在微观操作层面剖析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经验和社区之间的差异性内容。根据场域内具有相似的社区属性将社区类型进行划分,有利于更透彻地理解与把握现代基层社会治理运行的内在机制。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分类治理视角,以社区房屋类型作为分类标准,将社区划分为弄堂社区、单位公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探究不同类型的社区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对上海市H区中社区深入的访谈调查,并收集和查阅相关资料,本研究归纳不同类型社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差异化策略。形成以下研究结论:其一,具有差异性的社区需要进行分类治理。其二,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形成了多元化的应对策略。弄堂社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侧重情感联结的策略,单位公房社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侧重协商参与的策略,商品房社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侧重利益调和的策略。其三,不同类型社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践具有差异化的特征。通过对不同社区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社区遭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困境与社区结构特征紧密相关,而不同的策略提供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困境的具体措施。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围绕着以下两方面展开讨论:一方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类治理体现了治理精细化的理念,因此分类治理适用于社区治理中的各类场景;分类治理与传统治理的本质差异在于权力下放。另一方面,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思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未来发展,社会工作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专业力量,需要基于社区特点进行社会工作队伍的人才分类,并依据社区情境采取差别化的介入策略。
王学梦[9]（2021）在《“双附效应”:社会变迁条件下城市社区工作者的身份建构逻辑》文中研究指明社区居委会是国家联结城市基层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组织通道。通过史料和政策分析可以发现,作为社区居委会核心承载主体的社区工作者,随着社会历史变迁,其身份地位也发生了诸多变异。宏观意义上的国家以开辟制度空间、灌输价值理念、改善经济待遇等"行政吸附"手段建构社区工作者的职业身份;而微观意义上的社区工作者也在利益诉求满足、体制内外晋升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个体依附"中确认、回应和认同了这一职业身份。这一现象可称之为"双附效应"。这种效应具有结构位置的"上吸下依"、角色期待的"里应外合"、权力关系的"强弱交替"等特性,进而实现了自治意义上的社区居委会与行政意义上的国家"共同体"的命运捆绑。
刘霆宇[10]（2021）在《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的组织化路径 ——以W街道文体团队联合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社区志愿服务是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社区志愿者参与了大量社区公共事务,在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却始终面临着社区志愿者参与热情不高、志愿服务规范性不强、服务非常态化、服务水平不高、制度资源环境不足、整体效能较差等各种问题。在社区志愿服务发展普遍低效的情况下,W街道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却呈现着不同的活跃面貌,W街道通过成立内生性社区社会组织——文体团队联合会,将基层社区的文化体育类自治团队进行培育整合,再进行团队性质志愿化的转向,文体团队联合会现有团队成员3000多人,都为在地化的社区志愿者,其社区志愿服务范围覆盖整个街居,深入基层社区治理,在基层社区内生性志愿服务普遍面临发展瓶颈的情况下,W街道的社区志愿服务发展具有独特性,能为我国城市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因此,本文主要围绕社区志愿服务何以高效化的问题,通过对文体团队联合会相关人士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深入了解文体团队联合会的运作策略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开展状况,对W街道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分析。本文从国家权力介入与社区共同体培育两个方面来进行切入,提出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的组织化路径,其发展过程可以归纳为自上而下国家力量的组织化嵌入与自下而上居民的组织化整合,两者是互促共生的关系。本文认为,国家基础性权力的组织化嵌入可以成为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的引导性工具,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资源的支持。同时,从自下而上的共同体培育上来说,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化发展首先需要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将具有相同兴趣与爱好的居民组建成为社区的微自治单元,其次需要通过更大的组织平台,采用组织化的方式将社区微自治单元进行整合,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志愿化与组织活动的志愿化转向。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化发展模式在团队管理模式、社区社会资本发展方式、资源获取三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其独特的组织化特点。同时,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化发展模式也有着其有利和不利影响。
二、社区工作者与传统居委会干部之专业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区工作者与传统居委会干部之专业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1.1 城市基层治理结构的宏观转向 |
| 1.1.2 论域及框架锚定 |
| 1.1.3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1.2 文献述评 |
| 1.2.1 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研究 |
| 1.2.2 街道改革相关问题研究 |
| 1.2.3 嵌入与互嵌的相关问题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的反思与进路 |
| 1.3 核心概念界定及其理论视角 |
| 1.3.1 “嵌合”概念和理论的追索 |
| 1.3.2 “嵌合式治理”的界定 |
| 1.3.3 理论比较视野中的“嵌合式治理” |
| 1.4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社会转型背景下街道办事处制度变迁 |
| 2.1 单位制时期:主辅并行的条线式治理结构 |
| 2.1.1 主线:国家——单位——个人 |
| 2.1.2 辅线:国家——街居——个人 |
| 2.1.3 主辅并行式条线结构的制度后果 |
| 2.2 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末:街居治理条线核心化 |
| 2.2.1 “主线”的弱化 |
| 2.2.2 “辅线”的核心化 |
| 2.2.3 城市基层治理“辅线核心化”的实质与限度 |
| 2.3 新时期街道改革主要模式与分析 |
| 2.3.1 撤销街道办的初步尝试及其评价 |
| 2.3.2 治理重心下移与街道服务管理多重改革探索 |
| 2.3.3 治理视域下街道改革的总体趋向 |
| 2.4 C市N区的街道服务管理模式创新 |
| 2.4.1 C市N区街道改革的地域性变量及其制约 |
| 2.4.2 嵌合式治理:C市N区街道改革主导面向 |
| 第3章 基层治理嵌合关系的建立 |
| 3.1 嵌合关系建立的条件 |
| 3.1.1 国家主动让渡社会空间与主导链接 |
| 3.1.2 社会主体治理与服务的专业性 |
| 3.1.3 嵌入性主体的自带资源与社会资本 |
| 3.1.4 非对等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主动依附 |
| 3.2 嵌合关系建立的主要路径 |
| 3.2.1 街道自主购买社会服务 |
| 3.2.2 上级政府资源链接与指派 |
| 3.2.3 街道搭建嵌合平台 |
| 3.3 嵌合关系建立的实证分析 |
| 3.3.1 嵌合关系的载体铺设 |
| 3.3.2 委托枢纽型组织联结嵌合关系 |
| 3.3.3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运作中的嵌合关系 |
| 3.3.4 建立“治理嵌合体”争取上级政府资源 |
| 3.4 嵌合关系建立的逻辑及其限制 |
| 3.4.1 面向“治理共同体”的嵌合结构功能 |
| 3.4.2 嵌合关系建立的社区“被动化”及其吊诡 |
| 3.4.3 非竞争性购买关系的建立及其变异 |
| 第4章 嵌合治理的结构与行动 |
| 4.1 嵌合治理的“结构——行动”范式 |
| 4.1.1 “结构——行动”理论分析视角 |
| 4.1.2 “结构——行动”范式的嵌合治理研究适用性 |
| 4.2 治理嵌合体构塑及其行动的实证展开 |
| 4.2.1 案例呈现与治理嵌合体的构塑 |
| 4.2.2 社区服务的三重空间嵌合 |
| 4.2.3 常态服务与项目制叠加的嵌合行动 |
| 4.2.4 疫情防控与线上服务转移 |
| 4.3 嵌合治理结构与行动的分析讨论 |
| 4.3.1 治理结构与行动的相互形塑与良性互构 |
| 4.3.2 作为在地性组织的街居主体空心化 |
| 4.3.3 商业营利取向遮蔽服务公益性 |
| 4.3.4 街道主导下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双向排斥 |
| 第5章 嵌合治理的内蕴动力 |
| 5.1 嵌合治理的动力结构分析 |
| 5.1.1 国家——社会的复合动力结构及其局限 |
| 5.1.2 以“政党维度”分析嵌合治理动力结构 |
| 5.2 以政党力量为内核的嵌合治理动力 |
| 5.2.1 典型单位制转型与社区衰败 |
| 5.2.2 街道行政主导的旧城改造及其限度 |
| 5.2.3 以政党资源为内蕴动力的嵌合治理 |
| 5.3 政党组织社会的理论思索 |
| 5.3.1 街居党组织促动嵌合治理的何以可能 |
| 5.3.2 以街道作为嵌合治理运作单位的恰切性 |
| 5.3.3 党建引领嵌合治理的长效机制问题 |
| 第6章 应急状态下的动员式嵌合与联动 |
| 6.1 社会动员的理论谱系与中国动员传统 |
| 6.1.1 社会动员理论回溯及其界定 |
| 6.1.2 我国社会动员传统与应急动员 |
| 6.2 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基层动员式嵌合机制 |
| 6.2.1 社区网格化治理逻辑与局限 |
| 6.2.2 社区网格的非常态治理与联动 |
| 6.2.3 应急动员式嵌合治理的实质与超越 |
| 6.3 街道主导性应急动员的限度与进路 |
| 6.3.1 应急动员倒逼行政力强化 |
| 6.3.2 基层“政绩竞赛”与嵌合悬浮化 |
| 6.3.3 超越网格联动机制的全能化迷思 |
| 6.3.4 应急动员的嵌合治理向常态化转型 |
| 第7章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 7.1 嵌合式治理与基层社会“新公共性”营造 |
| 7.2 社会互构论视域下的嵌合式治理及其评价 |
| 7.2.1 嵌合式治理的多维性与联通性 |
| 7.2.2 基层社会治理的街道定位与功能再探讨 |
| 7.2.3 对嵌合式治理双向性与非均衡性的体认 |
| 7.3 城市基层社会走向“善治”的路径探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引领-共生”型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以YQ市X社区“三社联动”建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社区治理研究 |
| 1.3.2 “三社联动”研究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社区与社区治理 |
| 2.1.2 三社联动 |
| 2.2 共生理论 |
| 2.2.1 共生与共生理论 |
| 2.2.2 共生单元 |
| 2.3 理论适用性 |
| 第3章 X社区的田野调查 |
| 3.1 YQ市X社区概况 |
| 3.2 “艳荣工作室”概况 |
| 3.2.1 “艳荣工作室”成立背景 |
| 3.2.2 “艳荣工作室”基础架构 |
| 3.2.3 “艳荣工作室”运行机制 |
| 3.2.4 “艳荣工作室”工作成效 |
| 3.3 “三社联动”概况 |
| 3.3.1 整合社区服务力量 |
| 3.3.2 加强“社工+社会组织”建设 |
| 3.3.3 促进居民自治管理 |
| 第4章 “引领-共生”型社区治理模式的构建 |
| 4.1 共生型治理模式构建 |
| 4.1.1 共生单元构建 |
| 4.1.2 共生模式构建 |
| 4.1.3 共生环境构建 |
| 4.2 “艳荣工作室”的引领作用 |
| 4.2.1 整合联结型社会组织 |
| 4.2.2 引领组织结构改革,强化共生单元 |
| 4.2.3 引领社区协商治理,优化共生模式 |
| 第5章 “引领-共生”型社区治理模式推广建议 |
| 5.1 提升共生单元能力 |
| 5.2 共建新型共生模式 |
| 5.3 共享良好共生环境 |
| 5.4 构建引领型组织机构 |
| 结论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访谈提纲 |
| 附录 B:访谈记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昆明市社区治理中“减负难”问题研究 ——以2个社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社区减负的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总结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框架 |
| 三、调研点的情况 |
| 第四节 社区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社区相关概念 |
| 二、社区减负 |
| 三、理论依据 |
| 第二章 昆明市社区减负政策执行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昆明市社区减负政策执行现状 |
| 一、各级减负政策出台、执行情况 |
| 二、昆明市社区减负具体内容 |
| 三、 社区落实减负政策的情况 |
| 第二节 市、区、街道、社区减负的上下联动情况 |
| 一、市级—区级—街道—社区四个层级政策联动情况 |
| 二、市—区—街道—社区人力资源分配情况 |
| 第三节 社区减负难的问题表现 |
| 一、从社区落实减负政策的方面 |
| 二、从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方面 |
| 三、从四级政策联动的方面 |
| 第三章 社区减负难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制度方面的原因 |
| 一、政府的“服务”理念未真正转变 |
| 二、政策的制定不精准且权力落实有偏差 |
| 三、现行体制的三级“金字塔”架构的制约 |
| 四、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
| 第二节 社区人员结构和自治能力方面的原因 |
| 一、年轻的社区工作者流失 |
| 二、社区工作者身份复杂 |
| 三、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度低 |
| 四、社区现实的动员能力弱 |
| 第四章 国内外社区治理及减负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成都市:改革街道(乡镇)组织架构 |
| 一、明确街道(乡镇)的工作职责 |
| 二、重构街道(乡镇)组织架构 |
| 三、完善街道权责清单,规范准入 |
| 第二节 上海模式: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 |
| 一、打造社区治理云平台 |
| 二、社区事务实施“全市通办”“一网通办” |
| 三、“智联普陀城市大脑”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
| 第三节 台湾模式:社区营造工作 |
| 一、社区营造的四个阶段 |
| 二、政社合作共赢的三方关系 |
| 第四节 美国模式:配合社会发展的社区政策 |
| 一、关键历史时期社区政策简介 |
| 二、美国的第三部门 |
| 第五章 昆明市社区减负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策方面大力支持 |
| 一、确定社区准入工作的牵头部门 |
| 二、各部门配合出台相关利民政策 |
| 三、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式共建 |
| 第二节 明确社区人员定位 |
| 一、明确社区工作人员的职能职责 |
| 二、对社区专职工作者进行身份认定 |
| 三、打破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职业瓶颈 |
| 四、给社区专职工作者相关待遇 |
| 第三节 创新社区治理方式 |
| 一、探索公益性质的运营方式 |
| 二、理顺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关系 |
| 三、探索打造社区经济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研究 ——以济南市H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本分析法 |
| 1.5.2 问卷调查法 |
| 1.5.3 访谈法 |
| 1.6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城市社区及其治理 |
| 2.1.2 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 |
| 2.1.3 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能力理论 |
| 2.2.2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
| 第3章 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模型的建立与验证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政策文本分析 |
| 3.1.2 文献分析 |
| 3.1.3 半结构化访谈 |
| 3.1.4 问卷预试 |
| 3.2 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模型的建立 |
| 3.2.1 项目分析 |
| 3.2.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3.2.3 信度检验 |
| 3.2.4 模型的提出 |
| 3.3 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模型的检验 |
| 3.3.1 人口统计学样本情况 |
| 3.3.2 信度检验 |
| 3.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第4章 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现状分析 |
| 4.1 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现状 |
| 4.1.1 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具备情况 |
| 4.1.2 城市社区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水平差异分析 |
| 4.1.3 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现状总结 |
| 4.2 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不足的成因 |
| 4.2.1 教育培训缺少统筹规划 |
| 4.2.2 绩效考核缺乏社区书记/主任主导作用 |
| 4.2.3 职业发展不通畅 |
| 4.2.4 薪酬策略水平模糊 |
| 4.2.5 工作准入与资源下沉机制落实难 |
| 第5章 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提升的路径 |
| 5.1 科学规划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的教育培训 |
| 5.1.1 统筹设计教育培训 |
| 5.1.2 全员培训与个性化培训相结合 |
| 5.2 充分发挥社区两委书记/主任在绩效考核中的作用 |
| 5.2.1 强化社区两委书记/主任的绩效考核主体和辅导师作用 |
| 5.2.2 做好绩效考核结果反馈 |
| 5.3 优化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的职业发展环境 |
| 5.3.1 明确人事关系 |
| 5.3.2 拓宽职业发展渠道 |
| 5.4 保持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薪酬的一致性与稳定性 |
| 5.4.1 保持薪酬的内部一致性 |
| 5.4.2 保持薪酬的稳定性 |
| 5.5 落实城市社区工作准入与资源下沉机制 |
| 5.5.1 制定落实工作准入清单 |
| 5.5.2 积极推动管理服务资源下沉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H区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评估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H区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访谈情况表 |
| 附录三: H区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访谈提纲(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用) |
| 附录四: H区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访谈提纲(区民政局、街道办等用)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创新社区治理背景下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研究 ——以上海市B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价值 |
| 1.理论价值 |
| 2.实务价值 |
| (四)名词释义 |
| 1.社区及社区治理 |
| 2.创新社区治理 |
| 3.社区工作者 |
| 4.职业困境 |
| (五)写作框架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社区治理的历程与发展 |
| 2.社区治理的探讨与实践 |
| (二)创新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创新社区治理的一般逻辑 |
| 2.创新社区治理的主要模式 |
| 3.创新社区治理的具体方法 |
| (三)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的相关研究 |
| 1.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的产生原因 |
| 2.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的具体表现 |
| 3.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的因应方式 |
| (四)综合讨论 |
|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研究设计 |
| (二)研究方法 |
| 1.资料收集方式 |
| 2.研究对象 |
| (三)研究伦理 |
| 1.知情同意 |
| 2.保密原则 |
| 3.确保真实 |
| 四、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的现状 |
| (一)工作现状及内容 |
| 1.工作定位 |
| 2.岗位职责 |
| 3.编制待遇 |
| (二)职业困境与冲突 |
| 1.科层要求与居民需求的冲突 |
| 2.主体单一与多元参与的冲突 |
| 3.自主行动与强制推行的冲突 |
| 4.制度要求与价值观念的冲突 |
| 五、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的阶段表现 |
| (一)“1+6”文件初期(2014-2017) |
| 1.工作之难,创新治理的开展 |
| 2.减负之难,行政结构的改革 |
| 3.分工之难,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智能化治理时期(2017-2019) |
| 1.挑战频增,网络平台的应用 |
| 2.核心难控,居民参与的推动 |
| 3.提标艰难,文明城区的创建 |
| (三)创新实践基地时期(2019-2021) |
| 1.“苦口婆心”,社区资源的挖掘 |
| 2.“绞尽脑汁”,自治项目的开展 |
| 3.“精打细算”,公共空间的打造 |
| (四)小结 |
| 六、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的淡化与深化 |
| (一)职业困境的淡化 |
| 1.居民认同:从“不知其事”到还知其人 |
| 2.共治参与:从“直接引领”到间接统筹 |
| 3.职业发展:从“杯水车薪”到多重保障 |
| 4.形象历程:从“零号首长”到专业社工 |
| 5.服务历程:从“独走钢丝”到多元协调 |
| 6.治理历程:从“全权包办”到居民自治 |
| (二)职业困境的深化 |
| 1.持续提标的条线工作 |
| 2.逐步常态的重点工作 |
| 3.繁杂重复的考核工作 |
| 4.显着提高的持证需求 |
| 5.日益高压的创新需求 |
| 6.大势所趋的全才需求 |
| 七、总结与讨论 |
| (一)结果讨论 |
| (二)研究建议 |
| 1.活用社区资源,主动建立联系 |
| 2.提高学习能力,保持专业素养 |
| 3.居民需求为首,合理回应诉求 |
| 4.重在持之以恒,而非刻意求新 |
| (三)研究局限 |
| (四)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访谈提纲 |
| 致谢 |
（7）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实践及经验研究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相关理论分析 |
| 一、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概念释义 |
| (一)社区和民族社区 |
| (二)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 |
| (三)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 |
| 二、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论述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相关理论 |
| (三)党和政府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相关决议和意见安排 |
| 三、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二)促进民族社区和谐发展 |
| (三)加强民族社区民族团结 |
| 第二章 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现状 |
| 一、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回顾 |
| (一)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活动形式 |
| (二)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活动内容 |
| 二、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成就及经验 |
| (一)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 (二)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经验 |
| 第三章 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一、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
| (一)组织方面 |
| (二)参与方面 |
| (三)平台建设方面 |
| (四)内容方面 |
| 二、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部分市民对社区思想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有待加强 |
| (二)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工作队伍专业水平不高 |
| (三)民族社区思想文化活动吸引力不够 |
| (四)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经费投入不足 |
| 三、现阶段合作市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机遇 |
|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
| (二)经济发展为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
| (三)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为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了保障 |
| (四)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民族社区建设增添了发展的动力 |
| 第四章 进一步提升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领导 |
| (一)加强党的领导 |
| (二)明确政府主导职能 |
| 二、明确目标 |
| (一)加强和谐社区建设 |
| (二)推进文明社区建设 |
| (三)打造环保宜居社区 |
| 三、拓展主体 |
| (一)加强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工作队伍建设 |
| (二)提升民族社区居民的参与度 |
| (三)发挥辖区离退休老党员干部和乡贤的独特作用 |
| (四)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 |
| 四、丰富方法 |
| (一)运用新方式和新技术治理民族社区 |
| (二)因地制宜开展思想文化建设 |
| (三)搭建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互联网信息及宣传平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调查问卷(社区居民卷) |
| 附录2 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调查问卷(社区工作者卷) |
| 附录3 发表论文 |
| 致谢 |
（8）分类治理视角下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研究 ——以上海市H区社区疫情防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研究 |
| 1.2.2 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研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概念界定及理论视角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理论视角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质性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地域与研究对象 |
| 1.4.3 研究资料的收集方法 |
| 1.4.4 研究资料的分析方法 |
| 第2章 社区治理差异化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 |
| 2.1 上海市H区社区整体情况介绍 |
| 2.1.1 上海市H区社区基本信息 |
| 2.1.2 上海市H区社区治理概况 |
| 2.2 上海市H区社区治理差异化 |
| 2.2.1 社区治理环境的差异化 |
| 2.2.2 社区治理对象的差异化 |
| 2.2.3 社会治理组织的差异化 |
| 2.3 上海市H区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过程 |
| 2.3.1 预警阶段 |
| 2.3.2 应急阶段 |
| 2.3.3 有序阶段 |
| 2.3.4 常态化阶段 |
| 2.4 小结 |
| 第3章 情感联结: 弄堂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 |
| 3.1 弄堂社区的特点 |
| 3.1.1 开放狭小的居住空间 |
| 3.1.2 社区弱势老年群体多 |
| 3.1.3 社区治理组织单一化 |
| 3.2 弄堂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困境 |
| 3.2.1 社区防控手段的认同困境 |
| 3.2.2 社区老年人自我保障的困境 |
| 3.2.3 社区组织的人力匮乏困境 |
| 3.3 弄堂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措施 |
| 3.3.1 输送服务获取居民情感认同 |
| 3.3.2 借助关怀活动给予情感支持 |
| 3.3.3 运用情感关系网络组织动员 |
| 3.4 小结 |
| 第4章 协商参与:单位公房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 |
| 4.1 单位公房社区的特点 |
| 4.1.1 封闭密集的居住空间 |
| 4.1.2 退休职工与外来租客 |
| 4.1.3 社区治理组织一体化 |
| 4.2 单位公房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困境 |
| 4.2.1 密集空间导致的居家隔离困境 |
| 4.2.2 流动人员集中下社区安全困境 |
| 4.2.3 体制依赖下诉求表达的困境 |
| 4.3 单位公房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措施 |
| 4.3.1 对话协商解决居家隔离困境 |
| 4.3.2 网络协商流动人员回沪安排 |
| 4.3.3 平台协商提供诉求表达渠道 |
| 4.4 小结 |
| 第5章 利益调和: 商品房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 |
| 5.1 商品房社区的特点 |
| 5.1.1 封闭独立的居住空间 |
| 5.1.2 社区中青年家庭居多 |
| 5.1.3 社区治理组织多元化 |
| 5.2 商品房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困境 |
| 5.2.1 信息不对等下的潜在社区矛盾 |
| 5.2.2 防疫措施与居民利益的冲突 |
| 5.2.3 社区差异化诉求的平衡困境 |
| 5.3 商品房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措施 |
| 5.3.1 信息公开以避免社区矛盾 |
| 5.3.2 遵循规则以缓解利益冲突 |
| 5.3.3 多方合作以平衡利益诉求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结论 |
| 6.1.1 依据社区的差异性进行分类治理 |
| 6.1.2 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实践形成了多元化的策略 |
| 6.1.3 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实践具有差异化的特征 |
| 6.2 讨论 |
| 6.2.1 关于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类治理的延伸讨论 |
| 6.2.2 关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讨论 |
| 6.3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9）“双附效应”:社会变迁条件下城市社区工作者的身份建构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家对社区工作者的“行政吸附” |
| (一)制度创设与社区工作者身份的生成 |
| (二)价值话语与社区工作者身份的生成 |
| (三)利益保障与社区工作者身份的生成 |
| 三、社区工作者对国家的“个体依附” |
| (一)社会阶层归属的政治依附 |
| (二)物质利益满足的经济依附 |
| (三)自我价值实现的心理依附 |
| 四、恰适性耦合:国家与社区工作者“双附效应”的逻辑关联 |
| (一)结构位置上的“上吸下依” |
| (二)角色期待的“里应外合” |
| (三)权力关系的“强弱交替” |
| 五、结语 |
（10）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的组织化路径 ——以W街道文体团队联合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社区志愿服务理论研究 |
| 1.2.2 国内社区志愿服务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志愿者 |
| 1.3.2 志愿服务 |
| 1.3.3 社区志愿服务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视角 |
| 2.1.1 组织化 |
| 2.1.2 组织化的理论依据 |
| 2.1.3 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化 |
| 2.2 自上而下: 社区治理的国家在场 |
| 2.2.1 国家权力渗透下的志愿者动员 |
| 2.2.2 社区行政化下的志愿参与 |
| 2.2.3 街居治理下的志愿服务资源 |
| 2.3 自下而上: 共同体的培育 |
| 2.3.1 社区共同体的研究定位 |
| 2.3.2 社区共同体的重构路径 |
| 2.3.3 组织性共同体的发展指向 |
| 第3章 个案介绍: 上海市W街道文体团队联合会的发展与作用 |
| 3.1 上海市社区志愿服务发展背景 |
| 3.1.1 国家对志愿服务发展的积极推动 |
| 3.1.2 大型赛事志愿者管理经验的积累 |
| 3.1.3 规范性文件的出台 |
| 3.2 上海市W街道文体团队联合会的发展历程 |
| 3.2.1 注册成立——合法性的获得 |
| 3.2.2 公益文化志愿服务团成立——团队志愿转型的开始 |
| 3.2.3 分会建设——社区志愿服务组织体系的建构 |
| 3.3 文体团队联合会志愿服务的特点与作用 |
| 3.3.1 志愿主体的内生性与社区归属感的形成 |
| 3.3.2 志愿精神的感召性与社区认同感的培育 |
| 3.3.3 志愿参与的治理性与基层社区治理的发展 |
| 第4章 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化发展 |
| 4.1 国家力量的组织化嵌入及其体现 |
| 4.1.1 体制内社会组织管理社区团队 |
| 4.1.2 行政力量嵌入组织管理体系 |
| 4.1.3 街居治理目标的软嵌入 |
| 4.2 社区志愿服务的组织化发展过程 |
| 4.2.1 形成团体: 社区志愿服务的人员基础 |
| 4.2.2 搭建平台: 社区微自治单元的整合 |
| 4.2.3 目标引导: 团队性质的志愿导向 |
| 第5章 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化发展路径的表现及其影响 |
| 5.1 团队管理模式的表现及其影响 |
| 5.1.1 团队管理模式的表现 |
| 5.1.2 团队管理模式的影响 |
| 5.2 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的表现及其影响 |
| 5.2.1 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的表现 |
| 5.2.2 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的影响 |
| 5.3 政府资源供给与社会资源链接的表现及其影响 |
| 5.3.1 政府资源供给与社会资源链接的表现 |
| 5.3.2 政府资源供给与社会资源链接的影响 |
| 第6章 结论 |
| 6.1 结论 |
| 6.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文体团队联合会相关管理人员访谈提纲 |
| 附录2 文体团队联合会社区分会相关人员访谈提纲 |
| 附录3 W街道社区志愿服务调查问卷 |
四、社区工作者与传统居委会干部之专业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城市基层社会“嵌合式治理”研究 ——以C市N区街道改革为中心[D]. 康雯嘉. 吉林大学, 2021(01)
- [3]“引领-共生”型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以YQ市X社区“三社联动”建设为例[D]. 刘嘉根.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昆明市社区治理中“减负难”问题研究 ——以2个社区为例[D]. 木青.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5]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能力研究 ——以济南市H区为例[D]. 王会玲. 山东大学, 2021(02)
- [6]创新社区治理背景下社区工作者职业困境研究 ——以上海市B区为例[D]. 程柏智.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7]民族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实践及经验研究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为例[D]. 肖琪婷.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8)
- [8]分类治理视角下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研究 ——以上海市H区社区疫情防控为例[D]. 尚晶莹.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9)
- [9]“双附效应”:社会变迁条件下城市社区工作者的身份建构逻辑[J]. 王学梦.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21(01)
- [10]社区志愿服务发展的组织化路径 ——以W街道文体团队联合会为例[D]. 刘霆宇.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