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励精图治 艰苦创业 书写引嫩水利事业辉煌发展史（论文文献综述）
张悦[1]（2021）在《《女科百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古老的中医学有一段绚烂的发展历程,宋代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为医学发展创造了多种有利条件,妇产医学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妇产医学着作接连涌现,《女科百问》便是这一时期的妇产医学代表着作之一。《女科百问》的作者是宋代医官齐仲甫,此书采用问答体例叙写常见妇科疾病的诊疗,内容精简扼要,有理论有方药,是一本综合性的妇科医学文献。由于缺乏相关史料,我们难以确切了解齐仲甫的生卒时间和生平事迹。《女科百问》现存最早版本为明代版本,另有清代和近现代的多种版本。此书吸收了前人医学精华,也为后世提供了有益参考,体现了医学学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女科百问》所述妇科病因主要有三种,即风冷之邪、情志不畅、劳累过度。病因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关系密切,齐仲甫重视风冷可能与所处时代的气候有关,情志因素和劳累因素可与宋代女性生活环境中的负面因子相联系。《女科百问》所载方剂丰富,一病对应数方。方剂来源广泛,汇集了宋以前及宋代的效验方剂,也有首见于此书的方剂。书中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丹剂和少量其它类剂型,有详细的制作和使用说明。药引使用频繁,有一定的特色和规律,是方剂的得力助手。《女科百问》所见齐仲甫医学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板块,医学学术思想体现了其精湛的医技,医学人文思想显示了其高尚的医德。医学思想往往与时代发展相接轨,齐仲甫的医学思想凸显了宋代医学发展的一些特征:从医学发展看,成熟与简约互动;从医学普及看,理想与困境并存。
邓仕海[2]（2017）在《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文中提出以剑南道为中心的唐代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疏理、挖掘史料及探索新的视角,对唐朝在以剑南道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治理政策、官署机构和职官设置、边政实践、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在唐朝边防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代西南边政大致呈现出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主要表现为:唐高祖通过“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成功地将巴蜀和云南纳入到了李唐王朝的统治版图,并通过设置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机构和大量“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始推行文治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为遏制吐蕃东扩,积极防御和反击吐蕃的侵扰;设置剑南节度使调整西南边防体制;为了与吐蕃争夺洱海,除重建姚州都督府外,又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天宝后期,为遏制南诏东拓,迷信武力,导致南诏判附吐蕃。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主要表现为:为防止剑南道成为河朔型藩镇,将其一分为二;为明确中央、藩镇和州之间的赋税分配,推行“两税三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代、德两朝被迫对藩镇“姑息迁就”;德宗朝,韦皋镇蜀二十载,他大力发展西南交通和社会经济、“南抚群蛮、西摧吐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基本解除了吐蕃对唐朝西部边境的巨大威胁;为抑制藩镇,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通过“两税三分制”改革和增加“刺史军权”,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大和之役”后,李德裕筹边,使西南地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四是咸通以后唐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主要表现为:唐诏关系破裂,南诏四犯西川;高骈通过修筑成都罗城和重建西南边防体系,彻底斩断了南诏再次侵犯西川的念头;西南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阡能和韩秀昇之乱;三川内乱,王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王建兼并东川和山南西道,并于公元907年割据称帝,唐朝在西南的统治终结。唐代西南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高祖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制,特别重视西南边吏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贞观时期,为了推行文治,唐太宗格外重视边吏的治理才能和德行,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任用制度。永徽至天宝时期:武则天为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人才;开元时期,唐玄宗为了整饬西南吏治,选拔大量重臣出镇西南;天宝后期,杨国忠秉政并遥领西南,大量“贪求边功”的杨氏亲信把持了西南政局。至德至大中时期:肃、代、德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选用大量武将到西南任职,考课制度时行时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唐宪宗为结束西南军人专政的局面,选拔大量文官进入西南,同时推行“徙镇策略”;为解决财政困难,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官员的“财经”能力格外重视;考课制度日趋反动,“税钱长数”、“征办先期”、“捕盗多少”等成了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咸通以后:宦官势力在僖宗中后期渗入西南并控制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王建占据两川后,唐朝彻底丧失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唐代西南边吏作为唐朝西南治理政策的执行者,许多人在唐朝西南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系唐朝与西南各族群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唐朝西南疆域的开拓者和西南边防的建设与巩固者,还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者。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边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不顾百姓死活,行为残暴、贪污腐化,甚至为贪求边功而故意挑起战争,给唐朝在西南的治理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唐代西南边政和边吏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要保证边政与边吏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显着的特点,即制度健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论文力图将唐朝在中国古代治边实践中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历史局限性,唐朝西南边吏选拔、任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西南边吏在唐代边疆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等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在唐朝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揭示出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孙湘婷[3]（2017）在《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生产与“国家英雄”的打造》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报告文学一直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文体。不论是刚传至中国时引发的轰动,众多作家争相创作,还是之后的蓬勃发展,在战争时期和新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迅速,报告文学也承担了这种文体的使命,在真实的书写中体察时代的变局,感知社会的跃动。本文选取报告文学为研究对象,以“国家英雄”为切入点,通过文本细读、整理史料等方式探寻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生产方式、审美意蕴和精神样板的构建。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首先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中的一员探讨其独特性,以及在特定的时代所引发的巨大反响,同时也看到了一直以来报告文学的评论文章比较缺乏的现实。界定“国家英雄”的概念,探讨报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精神指向。第一章从整体的政治和文学背景中探究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发展情况,是渴望了解真实社会的时代造就了报告文学的飞跃发展,而自身文学性的提高也是其繁荣的基础。同时梳理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追溯其文学审美意蕴的逐渐发展。立足于报告文学不间断的英雄书写来展现“国家英雄”报告文学的传承与创新。第二章探讨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迅猛发展,并从人物类型的角度对“国家英雄”进行分类,分为科研创新的知识人才、为国争光的艺体人才、破旧立新的改革人才和来自民间的杰出人才四大类。同时探究了人物的精神样板意义,分析了一种文体的流行所引发的广泛社会反响。第三章对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生产进行价值阐释。它的社会效应是巨大的,读者大众通过阅读作品受到情感熏陶,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而编辑们也感知时代的需要委任作家写作,作家们充分发挥主体意识,探寻身份诉求,将“国家英雄”们的个性与共性写作于作品中,共同推动了1980年代报告文学发展的高潮。结语部分对于1980年代末期“国家英雄”报告文学的衰落进行了分析,探寻其精神转换的维度。
柴国娜[4]（2017）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动力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是人们创造性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动力之一。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政治、社会之中,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粘合剂”,重视文化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动力观的研究,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力量的基本理论,具体阐释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信仰、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观点如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推动无产阶级实践的重要力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思想支撑。共产主义信仰作为共产党人的永恒信念和精神支撑,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取得胜利的精神法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精神支柱,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赢得伟业的精神动力。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是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孕育精神之花的重要领域,但也是具有双重效应的力量。文学艺术作为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能够激发人的审美愿望和创造热情,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净化和滋养人们的心灵,鼓舞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引领风尚和鼓舞奉献。在分析文化动力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具体情况,构建了提升文化动力的具体路径,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巩固文化阵地。通过社会教育、舆论引导和文化创新增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二是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科技创新战略,提升科技竞争力。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技创新精神,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科技建设培养所需人才,同时也要消除科技悖论,降低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发挥科技造福人类的功能。三是重视文学艺术的创作,文艺作品是反映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要坚持主体性、价值性和时代性原则,进一步促进文学艺术大发展大繁荣。
王丽歌[5]（2014）在《宋代人地关系研究》文中指出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人口与耕地是人地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对人地关系问题的探究实质上就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探究。人地关系变革的本质就是人口、资源（土地）、环境的合理配置、开发和利用,主要就是通过区域深度开发和产业结构优化,最终形成一个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模式。因此,人地关系可以上升到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甚至人口与社会的关系上去认识。宋代的疆域面积虽然较隋唐时期大有减少,但人口数量和垦田面积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已经超越汉、唐。从人口数量和垦田面积变化情况看,宋代人地关系是曲折起伏,但总体上处于发展态势,而且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到了南宋,人地关系演变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地少人多,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地区,主要指江浙、福建、四川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尤其是福建路人稠地狭矛盾最尖锐;第二种,人口稀少,长期地广人稀的地区,主要指两广、荆襄、湖南、四川利州路和夔州路,尤其以广南西路最为典型;第三种,人地关系由相对协调向地广人稀剧变的地区,主要指淮南。无论是地少人多还是地广人稀,都是人地关系不协调的表现,即人地矛盾。以福建路为代表的地少人多地区,主要是通过经济调整、抑制生育、向外移民、文化调整等举措来缓解的。以广南西路为代表的地广人稀地区,通过外地移民的入迁,开垦荒地,修建水利,提高农业生产率,发展文化教育等方式进行调整,虽然地区开发有所扩大,但仍未改变地广人稀状态。淮南区域作为人地关系由相对协调（亦或有些州军人稠地狭）向地广人稀转变的典型,这种人地关系变化主要是宋金战争造成的,虽然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但宋金之间时战时和的政治关系却阻碍了淮南社会经济的恢复。宋代人地关系之所以出现地域差异,主要是受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制度、政府管理亲疏和战争等因素影响。不同的人地矛盾对社会经济、区域文化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不太一样。在宋代地少人多的地区,往往都是经济文化繁荣之地,在地广人稀的地区,经济文化一般都比较落后,但这两种人地矛盾在调解过程中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虽然适度的人口压力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人口压力的增加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从粮食供应情况看宋代人地关系,粮食产量增加为人稠地狭区和地广人稀区人口继续增长提供了条件,这再次说明了宋代人地关系总体上是发展的,是良性的人地关系。人地关系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目前人多地少问题异常严峻,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资源不足一直是抑制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温州这个负山沿海的地方,从宋代以来到现在,人多地少矛盾愈演愈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温州以“温州模式”突破人地矛盾的制约实现了地区经济发展,其成功经验在全国具有示范价值。通过对古今人地关系的研究,启发我们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科技水平,依靠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人地矛盾,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张瑞[6]（2014）在《《大北新报》与伪满洲国殖民统治》文中认为《大北新报》创办于1922年10月1日，终刊于1944年9月，在哈尔滨共出版发行长达22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本殖民者由据守南满进而向北满地区进行殖民渗透，直至发动九一八事变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这是日本步步紧逼直至完全吞并中国东北建立殖民统治的22年，同时也是东北民众不畏牺牲、拼死反抗的22年。《大北新报》生动地记录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再现了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的历史图景。本文以《大北新报》22年的发展历程为中心，重点描绘了在伪满洲国成立后，该报以充满殖民色彩的新闻、社论以及文艺作品为日本军事侵略活动造势，为伪满洲国殖民统治粉饰太平而开展的殖民宣传活动，文章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大北新报》创办的背景以及该报初创时期的基本情况。东北地区近代报刊业萌芽于清朝末年，1899年8月,俄国殖民者在旅顺创办了最早的俄文报刊《新边疆报》。此后，随着沙俄殖民势力的不断侵入，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人创办的俄文、中文报刊风行于东北三省。紧随俄国人办报脚步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也于日俄战争前后，也将新闻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东北地区。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新闻侵略始于1903年的《营口新闻》，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大规模在东北创办报纸杂志，为其殖民入侵造势。在外国报刊的刺激下，东北地区国人报刊业终于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艰难创办。1905年12月，东三省第一家近代国人报刊《东三省公报》由盛京将军赵尔巽倡导创立。并由此开启了东北地区近代国人报刊业的先河。在各国报刊竞相争夺东北报刊市场的过程中，1922年10月1日，中岛真雄在哈尔滨创办了中文日报——《大北新报》，该报创办后立即成为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文化侵略的有力工具。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伪满“新闻统制”政策以及伪满时期《大北新报》经营管理、出版发行情况。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殖民者为控制社会舆论导向，每占领一地立即逼迫国人报纸停办或改版，同时大力扶植日伪报纸，占领新闻宣传阵地。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又通过公开创办通讯社、组建“弘报协会”及颁布法律等手段将伪满的新闻业置于日本殖民者严密监视之下，此后先后通过三次新闻整顿，最终建立所谓的“弘报新体制”，将整个伪满报业纳入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受东北地区报刊业外部环境重大变化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大北新报》从经营管理、出版发行乃至版面设计和内容风格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在日伪的扶植下，该报发行量迅速增加，版面不断扩充；另一方面，《大北新报》为了迎合日本殖民统治，忠实地传达官方的旨意，报纸的内容由活泼到单一，逐渐失去了其独特性和可读性。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新闻统制”更加严格，《大北新报》个性缺失也更加严重，直至1944年9月，日伪“一国一报”的方针出台后，历经22载寒暑的《大北新报》最终停刊。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七七事变前，为稳定日伪殖民统治、构建殖民文化体系，《大北新报》开展的殖民宣传活动。伪满洲国成立伊始，《大北新报》利用新闻报刊的优势，积极配合伪满官方宣传攻势，一方面，极力向东北民众灌输“满洲国”国家观念及“五族协和”的民族观念，在维护伪满殖民统治的同时从精神层面割裂东北民众与祖国的情感纽带，使其最终接受“满洲国”为自己祖国，进而彻底臣服于日伪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该报利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日伪军“剿匪”的成绩以及东北地区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各种宗教的情况，通过宣扬抗日将士的惨淡结局及麻痹人心的宗教教义，妄图以软硬兼施的宣传手段将东北民众彻底改造成不问世事、与世无争的伪满洲国忠顺良民。第四部分，介绍七七事变后，《大北新报》为鼓动东北民众支援日本殖民侵略、宣扬殖民文化开展的宣传活动。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日本殖民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大北新报》中关于殖民战争的宣传内容逐渐增加，至该报1944年停刊前，鼓吹殖民战争的新闻报道、评论及文艺作品已经成为该报的主要内容。除了极力鼓吹战争，此时的《大北新报》还致力于配合日伪构建殖民文化体系，发展伪满殖民文化的活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北新报》积极宣传伪满建立以来的各项建设“成绩”，同时加大“亲日”奴化思想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其报刊媒体的宣传作用，为构建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殖民文化体系添砖加瓦。与此同时，该报还特别重视对于青少年的思想宣传工作，以伪满的“二代国民”及“次二代国民”为目标，展开了具有针对性的殖民宣传活动。
郭丽[7]（2012）在《唐代教育与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唐代教育与文学的关系。在唐代，教育和文学均处于昌盛发达时期，教育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作用于文人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他们具备文学创作能力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影响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一极。第一章，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群体的扩大。在教育制度方面，唐代有中央和地方的两级官学制以及合法化和多样化的私学。与此同时，唐代具备有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教育制度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唐代教育资源的社会化，其显着表现是教育受众的增加和教育普及面的扩大，这是导致唐代文人群体扩大的重要成因。第二章，唐代教育思想与文人及文学。尊圣崇儒是唐代的基本教育思想，唐初这一思想的提出强化了部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儒道自任意识，加剧了其人生矛盾，使他们的作品充满张力。高宗后期和武后时期，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尊圣崇儒教育思想被有意淡化，官僚系统对人才的需求使教育与仕进紧密结合，教育思想中功利的一面尤为凸显，这对文人进取意识的强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盛唐社会环境的改善促进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较多，社会能吸纳的人才相对较少，教育培养的人才多为礼乐之士，官僚系统更需要吏能之士，教育思想和教育结果与社会实际需要之间产生了矛盾。士人的人生理想和实际遭遇因为这些矛盾出现错位，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中晚唐士人从科举与教育关系的角度对教育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唐代教育思想，但所提出的改革策略很难实施，只是更进一步明确了中晚唐教育的困境。复古思潮中复兴“师道”的思想，是这种反思的延续，它力图发掘教育传承儒家道统的独立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知识阶层对唐王朝的心理认同。儒道传承的落空以及对政权认同的淡化使知识分子进退失据，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无所依凭的游移心态。第三章，唐代经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唐代经学教育有完整的体系。太宗时期和高宗前期，官方经学教材《五经正义》的编纂使经学简化，教材统一，加以科举试帖经的要求，使得章句成为记诵对象，儒家经典作为语言和典故材料融入文人的知识储备库从而进入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盛唐时期经学教育偏重于《孝经》，强调伦理，这与此一时期雅正雄浑的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关联。安史乱后经学教育重心下移，由中央官学主导转而为私学中士人主导，这带动了士人在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中主体意识的增强，从而使用以表达士人在社会思想领域探索的诗文中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为诗为文努力创新，很少蹈袭前人。第四章，唐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发展。唐代文学教育的兴起有这一时期独有的成因，唐前文学在形式和技巧上的发展、唐代好文风尚的浸染以及科举取士重文学的刺激都是重要因素。唐代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类书、《文选》和诗格等，文学教育的具体活动就是依托于这些文学教育内容传承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它具有从语言材料到声律规则再到技巧门径的明显上升的层次性，这导致在文学教育和学习方式上也体现出从阅读积累到模仿熟练再到体会感悟的逐级提高的过程。唐代文学教育的内容在唐人的创作中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迹，在内容的借鉴、题材的取资、典故的吸纳、对偶的采用方面最为明显。第五章，唐代童蒙教育与儿童诗。唐代之所以出现众多杰出的文学家，与他们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密不可分。本章从考察唐代有代表性的三部蒙书——《蒙求》、《太公家教》和《兔园策府》入手探讨唐代蒙书与童蒙教育的关系，并进而对中原内地和敦煌地区这两大童蒙教育版块从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教育者三方面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两地迥然有别的童蒙教育使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所发生的构思上的精巧与随意，题材上的狭窄与丰富，语言上的文雅与通俗，表现手法上的多样与单一的变化。第六章，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文学活动。唐代教育的普及使女性成为受教育群体的一部分。本章从唐代现存两部女教书——《女孝经》和《女论语》切入，藉以考察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以及不同的教育内容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诗歌教育的特有方式和女红教育的共同作用，使女性诗歌中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仿作和女性书写特质；经史教育之于女性创作最显着的影响是女性诗歌中经史语典的大量化用；道德礼法是唐代女性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这表现在道德礼法内容在她们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唐代女性受教育的成效，除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之外，妓女传唱和寡母教孤也是两种与唐代文学密切相关的展示方式。第七章，唐代留学生教育与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唐代教育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接收留学生是其最显着的表现。与此相适应，唐代也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留学生管理制度。唐代特设宾贡科以满足留学生在唐及第的愿望，对于宾贡及第的留学生，在管理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宽松度。留学生在唐期间与唐代文人多有诗歌交往，这不仅密切了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对双方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主要表现在本国教育体制构建和汉文学发展两个领域。第八章，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从藏书、授徒和地点三个方面考察，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这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此外，唐五代书院还初步表现出与当时学术思想潮流的密切关联。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反映出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梁严冰[8]（2011）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的历史,既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陕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地方政府领导下建设陕北的真实反映与写照,也是新中国60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历史缩影与聚焦。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陕北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突出的矛盾及存在的不足,认真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以更好地服务于陕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陕北独特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以及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陕北经济的发展,既是新中国建立后陕北经济发展的基础,又为日后陕北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前景。20世纪50—70年代,计划经济下的陕北地区农业、工业、商业贸易及交通运输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陕北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又以粮食种植为主,且粗放经营、广种薄收；改革开放,陕北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陕北经济突飞猛进、蓬勃发展。经过60年的发展,陕北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固,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能源工业强势崛起,快速发展；商业贸易繁荣昌盛,交通运输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的变迁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征。陕北地区为典型的“两源并富”地区。新中国建立,陕北能源、矿产资源的储量优势不断显现；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矿产资源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陕北工业经济由点状分布到面及带状分布点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资源型工业结构；并且资源的开发是以政府主导的嵌入式、跳跃式工业开发方式。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地区因地制宜,发展高效、现代特色农业成效显着,农业产业化不断推进；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退耕还林（草）工程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理方式。这些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同于其它地区之处。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陕北经济结构的变迁。通过对60年来陕北经济变迁的研究,可以看出陕北产业布局与经济结构的演变关系密不可分。新中国60来,陕北农业结构的演化历程证明陕北农业结构变化特点鲜明,农村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农村三产的蓬勃发展,成为农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20世纪50—70年代,陕北工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工业部门主要是毛纺、服装、日用工业、陶瓷等部门；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陕北重化工基地的建设,能源工业迅速崛起,与此同时陕北工业部门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石油、煤炭、天然气、煤化工、电力等部门发展迅速；除此以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第三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陕北经济结构演变的原因既与国家的政策及陕北经济的客观发展有关,同时也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要求密不可分。通过对60年来陕北经济变迁的研究,可以发现,经济的发展对陕北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建立60年来,陕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日趋合理,社会保障不断发展与完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劳动力资源不断丰富。60年来,陕北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在陕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增强,城镇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城市规划逐步走上健康发展道路。陕北经济社会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反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的变迁,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存在问题的艰巨性与长期性也不容忽视；认真总结陕北经济发展的借鉴、启示与成功经验,希望对陕北未来经济的发展有所裨益；正视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与突出问题,这将是陕北经济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以避免出现“富饶的贫困”及“资源枯竭型”地区及城市发展经济的老路在陕北地区重演。
詹旺民,余友斌[9]（2009）在《回首黄州六十载 浓墨重彩着华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已经整整60年了 6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白驹过隙;60年，在黄州的发展史上，可谓沧桑巨变。 60年来，勤劳智慧的黄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繁荣富强文明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雷家军[10]（2009）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基本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斗争传统的中国人民兴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同时也产生了支撑革命斗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精神文化成果。从1905-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论战中获得优势算起,革命文化主导中国近百年,1940年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直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理论上才有了根本转变。当和谐文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后,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深刻而持久影响的革命文化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学术价值就日益凸现出来。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斗争哲学为理论依据,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革命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性状。革命文化是民族争独立,人民求解放,社会要进步的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的内容包括革命的思想理论、革命的宣传教育、革命文化的队伍建设等。近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化展现出群众性、斗争性、民族性和理想性的特征。近现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化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三民主义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具有理论基础意义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形态更替理论,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成为指导思想和哲学依据。革命文化既从西方也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获得思想资源。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侵略和剥削,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成为中国革命文化的现实条件。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有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和不完全意义上的农民阶级反帝或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还有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革命文化的惯性延展时期。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在形成、发展、繁荣和延续的过程中,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领、激励、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进步,留下了许多有积极意义的内涵丰富的先进经验。也留下一些理论认识、转变时机、斗争方式上的挫折和教训。
二、励精图治 艰苦创业 书写引嫩水利事业辉煌发展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励精图治 艰苦创业 书写引嫩水利事业辉煌发展史（论文提纲范文）
（1）《女科百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创新点、不足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宋代妇产医学发展回顾 |
| 第一节 宋代医学发展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宋代妇产医学的发展成就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女科百问》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女科百问》的成书与流传 |
| 第二节 《女科百问》的体例及内容 |
| 第三节 《女科百问》的引用书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女科百问》所述部分妇科病因 |
| 第一节 女性生理病理特点 |
| 第二节 风冷生诸疾 |
| 第三节 情志不畅为病 |
| 第四节 劳累过度致伤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女科百问》所载方剂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方剂来源考辨 |
| 第二节 剂型归类分析 |
| 第三节 药引使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女科百问》所见齐仲甫医学思想 |
| 第一节 齐仲甫医学学术思想 |
| 第二节 齐仲甫医学人文思想 |
| 第三节 齐仲甫医学思想凸显的时代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
| (一) 边政方面 |
| (二) 边吏方面 |
| 三、写作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南地区概况 |
| 第一节 西南历史地理概况 |
| 一、自然环境 |
| 二、主要交通路线 |
| 三、唐代西南社会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西南行政区划沿革 |
| 一、先秦时期 |
| 二、秦汉时期 |
| 三、蜀汉时期 |
|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 |
| 五、隋朝 |
| 第三节 唐代西南族群概况 |
| 一、僚人 |
| 二、党项 |
| 三、白兰和西山八国 |
| 四、东女国 |
| 五、西蛮、东蛮、三王蛮、凌蛮、董蛮 |
| 六、吐蕃 |
| 七、爨 |
| 八、洱海地区诸族群 |
| 第二章 唐代西南边政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618—649年) |
| 一、招抚西南 |
| 二、官署机构 |
| 三、行政建置 |
| 四、羁縻府州 |
| 五、军事部署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650—755年) |
| 一、西南政治生态的一波三折 |
| 二、频繁的战争—唐蕃交流的主旋律 |
| 三、姚州都督府的兴废——唐王朝经略云南的缩影 |
| 四、设置剑南节度使——西南边防体制的重大调整 |
| 五、独具特色的赋役制度 |
| 六、为遏制吐蕃支持南诏统一洱海 |
| 七、连续失误致使南诏判附吐蕃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756—859年) |
| 一、玄宗武力镇压蜀军兵变 |
| 二、分治两川 |
| 三、两税三分 |
| 四、韦皋镇蜀 |
| 五、宪宗抑藩 |
| 六、德裕筹边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唐王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860-907年) |
| 一、咸通之后的唐诏关系 |
| 二、地方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冲突 |
| 三、高层权力之争与三川内乱 |
| 四、王建割据与唐王朝统治的终结 |
| 第三章 唐代西南边吏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的西南边吏(618—649年) |
| 一、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的西南边吏(650—755年) |
| 一、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的西南边吏(756—859年) |
| 一、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至德至大中时期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的唐王朝西南边吏(860—907年) |
| 一、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咸通以后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章 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互动关系探究 |
| 第一节 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和任用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任用的影响 |
| 第二节 边吏对边政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政策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成果的影响 |
| 第三节 边政与边吏良性互动机制探究 |
| 一、健全制度 |
| 二、因地制宜 |
| 三、不断创新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3）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生产与“国家英雄”的打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思路 |
| 第一章 时代转型与报告文学精神指向的位移 |
| 第一节 1980年代的历史文化场域 |
| 一、“改革开放”历史语境的助推 |
| 二、审美文化的繁兴 |
| 第二节 文体变迁视域中的报告文学 |
| 一、“报告性”·“文学性”与“报告性”双栖 |
| 二、审美话语的凸显与“真人真事”的择取 |
| 第三节“国家英雄”崛起及其形象塑造的热潮 |
| 一、传统工农兵形象的改写 |
| 二、“国家英雄”成为报告文学的“重镇” |
| 第二章“国家英雄”的类型与精神样板的构建 |
| 第一节“国家英雄”的类型分析 |
| 一、科研创新的知识人才 |
| 二、为国争光的艺体人才 |
| 三、破旧立新的改革人才 |
| 四、来自民间的杰出人才 |
| 第二节“国家英雄”的精神样板意义 |
| 一、引领时代风气 |
| 二、形成示范榜样 |
| 三、激励英才再现 |
| 第三章 1980年代报告文学生产的价值阐释 |
| 第一节 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社会效应 |
| 一、对读者大众的精神情感涵养 |
| 二、“英雄情结”的日常践行 |
| 第二节 意义延伸中的1980年代报告文学生产活动 |
| 一、编辑主导的文学生产及传播方式 |
| 二、创作主体的历史责任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中国共产党文化动力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评价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文化动力观的基本概念及理论 |
| 第一节 文化动力观的基本概念 |
| 一、文化内涵 |
| 二、文化动力观的含义 |
| 三、文化动力观的特征 |
| 第二节 文化动力观的基本理论 |
| 一、意识形态力量的政治引领作用 |
| 二、精神信仰力量的行为导向作用 |
| 三、科学技术力量的社会推动作用 |
| 四、文学艺术力量的思想鼓舞作用 |
| 第三节 文化动力观的实践要素 |
| 一、社会主体的文化活动 |
| 二、经济生活的文化引领 |
| 三、政治生活的文化推动 |
| 四、社会交往的文化协调 |
| 五、教育活动的文化传播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文化动力观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 |
| 一、无产阶级实践的思想指南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
| 三、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支撑 |
| 第二节 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精神武器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柱 |
| 三、改革开放中的精神动力 |
|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力量 |
| 一、社会的“第一生产力” |
| 二、孕育精神之花的重要领域 |
| 三、具有双重效应的力量 |
| 第四节 文学艺术的力量 |
| 一、激发审美愿望和创造热情 |
| 二、凝聚和激励革命斗志 |
| 三、净化心灵和养成高尚情操 |
| 四、引领风尚和鼓舞奉献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文化动力观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一、加强社会教育 |
| 二、重视舆论引导 |
| 三、推动文化创新 |
| 四、健全法律法规 |
| 第二节 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科技创新战略 |
| 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二、重视人才资源开发 |
| 三、树立正确的科技观 |
| 第三节 进一步促进文学艺术大发展大繁荣 |
| 一、坚持文艺创作的主体性原则 |
| 二、重视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 |
| 三、把握文艺创作的时代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5）宋代人地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范围的界定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中国人地关系研究的概况 |
| （二）宋代人地关系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本文观点及资料的使用 |
| （一）关于文章创新观点的阐述 |
| （二）关于资料与数据的使用说明 |
| （三）关于人地关系衡量标准的几个概念 |
| 第一章 宋代以前的人地关系发展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人地关系状况 |
| 一、先秦时期的人地关系状况 |
| 二、秦汉时期的人口存在与分布 |
|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减少与北民南迁 |
|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人地关系状况 |
| 一、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 |
| 二、人口重心、经济重心南移与人地关系的变化 |
| 第三节 宋代以前人地关系的总结 |
| 一、“人多地少”矛盾的出现 |
| 二、人地关系呈现的主流——“地旷人稀” |
| 第二章 宋代人地关系概况 |
| 第一节 北宋人口与垦田状况 |
| 一、人口数量的恢复与增长 |
| 二、耕地面积的扩大 |
| 三、北方人地关系的演变 |
| 四、南方人地关系的演变 |
| 第二节 南宋时期的人口与垦田状况 |
| 一、人口数量的锐减与恢复 |
| 二、新耕地的垦辟 |
| 三、宋金交界地带人口减少与田地抛荒 |
| 四、对南宋垦田数量的再探析 |
| 第三节 两宋人地关系的演变态势、地域格局及特点 |
| 一、宋代人地关系演变态势 |
| 二、宋代人地关系的地域格局 |
| 三、宋代人地关系的演变特点 |
| 第三章 宋代人多地少的典型——福建路 |
| 第一节 福建路人口的增长和突出的人稠地狭矛盾 |
| 第二节 福建路人口压力的缓释措施 |
| 一、兴建水利设施，开垦宜农荒地 |
| 二、调整农业结构，提高粮食产量 |
| 三、转移农业人口，经营工商业 |
| 四、向外移民，拓展生存空间 |
| 五、读书入释，缓解生存压力 |
| 六、生子不举，自发抑制生育 |
| 第三节 思考与总结 |
| 一、民间自发调节的利弊 |
| 二、政府调节的利弊 |
| 第四章 宋代地广人稀的典型——广南西路 |
| 第一节 广南西路人口的发展与地广人稀状况的延续 |
| 第二节 广南西路地广人稀局面的缓解途径 |
| 一、移民入迁，增加劳动人口 |
| 二、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
| 三、修建水利设施，提供灌溉之利 |
| 四、扩大农作物品种，种植经济作物 |
| 五、提高生产技术，农业粗放经营 |
| 六、发展文化教育，提高民众素质 |
| 七、增加驻兵，维护和平环境 |
| 八、废除前朝苛政，减免赋税 |
| 第三节 思考与总结 |
| 一、广南西路地区开发的不利因素 |
| 二、地区开发的启示 |
| 第五章 人地关系由协调转向地广人稀的典型——淮南地区 |
| 第一节 两宋淮南人地关系的巨大变化 |
| 一、北宋时期淮南地区相对协调的人地关系 |
| 二、南宋时期淮南地区的地广人稀局面 |
| 第二节 南宋淮南地区人地关系的调整措施 |
| 一、剿灭流寇，肃清内患 |
| 二、招抚流民，增加劳动力 |
| 三、屯田营田，垦辟荒地 |
| 四、修复水利，保障农业生产 |
| 第三节 思考与总结 |
| 第六章 宋代人地关系出现地域差异的原因、影响与评价 |
| 第一节 宋代人地关系出现地区差异的原因 |
|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人地关系 |
| 二、国家制度与人地关系 |
| 三、政府管理与人地关系 |
| 四、战争与人地关系 |
| 第二节 人地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
| 一、人地关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二、人地关系对区域文化的影响 |
| 三、人地关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从食物供应看宋代人地关系 |
| 一、宋代粮食供给情况 |
| 二、评价 |
| 第七章 讨论的延伸：中国人地关系的现状与发展对策 |
| 第一节 中国人地关系现状 |
| 一、当前中国人地矛盾的严峻形势 |
| 二、当今人地矛盾的严重后果 |
| 第二节 现代人多地少矛盾的缓释——以“温州模式”为主题的讨论 |
| 一、温州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 |
| 二、“温州模式”的出现及其全国示范价值 |
| 三、“永嘉文化”对温州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 第三节 历史与现实的启迪 |
| 一、解决人地矛盾需要政府的正确组织与领导 |
| 二、解决人地矛盾需要民众的自觉规范 |
| 三、依靠科技，实现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北宋政区图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大北新报》与伪满洲国殖民统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伪满洲国史研究综述 |
| 1.2.2 新闻学研究综述 |
| 1.3 创新之处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东北地区近代报刊业与九一八事变前的《大北新报》 |
| 2.1 东北地区近代报刊业的萌芽及初步发展 |
| 2.1.1 近代东北第一报与沙俄在东北的近代报刊事业 |
| 2.1.2 近代东北国人报刊业创立及初步发展 |
| 2.2 日本殖民文化的侵入及其对东北报业的早期渗透 |
| 2.3 《大北新报》创办前哈尔滨报业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
| 2.4 中岛真雄与创办初期的《大北新报》 |
| 2.4.1 创办人中岛真雄在华办报经历 |
| 2.4.2 创办初期的版面设置与出版发行 |
| 2.4.3 创办初期对东北的文化侵略 |
| 第3章 日伪的“新闻统制”与伪满时期的《大北新报》 |
| 3.1 伪满洲国的“新闻统制”与东北报业 |
| 3.1.1 伪满“新闻统制”的前奏——日军对国人报业的摧残 |
| 3.1.2 日伪“新闻统制”的实施与东北报业的畸形发展 |
| 3.1.3 日伪“新闻统制”的强化——三次“新闻整顿”与东北报业全面凋敝 |
| 3.2 伪满时期《大北新报》的兴衰及其经营管理 |
| 3.2.1 伪满时期《大北新报》的兴衰 |
| 3.2.2 《大北新报》的机构设置与经营管理模式 |
| 3.3 《大北新报》版面设计及社论、新闻栏目 |
| 3.3.1 版面设计及栏目安排 |
| 3.3.2 评论栏目 |
| 3.3.3 新闻栏目 |
| 3.4 《大北新报》娱乐与广告 |
| 3.4.1 娱乐 |
| 3.4.2 广告 |
| 第4章 利用舆论引导稳定殖民统治 |
| 4.1 《大北新报》宣传灌输“满洲国”国家观念 |
| 4.1.1 “满洲国”创立合理性的宣传 |
| 4.1.2 “满洲国”施行“仁政”的宣传 |
| 4.1.3 “满洲国”国家标志性符号的宣传 |
| 4.2 《大北新报》与宣扬“满洲国”新“民族观” |
| 4.2.1 日伪“民族协和”理论的提出及宣传 |
| 4.2.2 《大北新报》围绕“协和会”展开的宣传 |
| 4.2.3 《大北新报》关于“民族协和”理论的宣扬 |
| 4.3 发动宣传攻势配合“剿匪”行动 |
| 4.3.1 鼓吹日伪军“剿匪”成绩恐吓抗日军民 |
| 4.3.2 刊载“招抚”新闻动摇抗战立场 |
| 4.3.3 污蔑抗日队伍，离间抗日军民 |
| 4.4 利用儒家思想及传统宗教大力开展殖民宣传 |
| 4.4.1 伪满利用儒家思想及传统宗教展开的殖民宣传 |
| 4.4.2 《大北新报》利用儒家思想展开的殖民宣传 |
| 4.4.3 《大北新报》利用传统宗教展开的殖民宣传 |
| 第5章 鼓吹扩大侵略发展殖民文化 |
| 5.1 鼓吹扩大侵略宣扬战争观念 |
| 5.1.1 诬称中方挑衅推诿战争责任 |
| 5.1.2 捏造、鼓吹日军“战绩” |
| 5.1.3 鼓动东北民众支援扩大战争 |
| 5.2 鼓吹建设成绩宣扬殖民文化 |
| 5.2.1 宣扬经济建设成果 |
| 5.2.2 鼓吹文教、卫生工作的进展 |
| 5.3 以“亲日”为中心的殖民宣传 |
| 5.3.1 制造“日满亲善”的舆论氛围 |
| 5.3.2 凸显日本在“日满”关系中的核心地位 |
| 5.3.3 “日满亲善”与“复兴东亚”的宣传 |
| 5.4 《大北新报》对青少年、儿童的殖民宣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唐代教育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唐代教育与文学：结合的契机 |
| 第一节 教育与文学：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简单回顾 |
| 第三节 写作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群体的扩大 |
| 第一节 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的表现 |
| 一、 教育受众的增加 |
| 二、 教育普及面的扩大 |
| 第二节 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的成因 |
| 一、 教育制度 |
| 二、 政治环境 |
| 三、 经济状况 |
| 四、 书籍流通 |
| 第三节 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背景下的文人实况 |
| 一、 有关唐代文学家接受教育状况的史料 |
| 二、 唐代文学家受教育途径及阶层分布统计 |
| 三、 统计结果的分析 |
| 本章结论 |
| 第二章 唐代教育思想与文人及文学 |
| 第一节 唐初“尊圣崇儒”教育思想的确立与文人及文学 |
| 一、 “尊圣崇儒”教育思想的确立及主要特点 |
| 二、 “尊圣”与唐初文学观念 |
| 三、 “崇儒”与文人的人生矛盾 |
| 第二节 高宗武后时期教育价值取向的功利化与文人的进取意识 |
| 一、 教育价值取向功利化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
| 二、 教育价值取向功利化的具体表现和时代特点 |
| 三、 教育价值取向功利化与文人的进取意识 |
| 第三节 盛唐教育思想的社会处境与文人的境遇 |
| 一、 教育环境的改善和教育的重新繁荣 |
| 二、 教育与仕进矛盾的凸显 |
| 三、 教育供给人才和社会需求人才之间的悖反 |
| 四、 教育思想和现实的矛盾与盛唐文人心态的一个面向 |
| 第四节 中晚唐教育思想的变化与文人的游移心态 |
| 一、 中晚唐教育思想的反思和困境 |
| 二、 复古思潮中对教育价值的发掘 |
| 三、 教育思想的多重矛盾与文人的游移心态 |
| 本章结论 |
| 第三章 唐代经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初唐经学教育内容的统一及对文学的影响 |
| 一、 《五经正义》的编纂与经学教育的课程设置 |
| 二、 经学教育内容的统一与初唐诗文语言 |
| 三、 经学教育内容的统一与初唐文人的人生道路 |
| 第二节 盛唐经学教育的新诉求与文风之变 |
| 一、 经学教育的“明理”目标 |
| 二、 御注《孝经》与经学教育伦理性的强化 |
| 三、 经学教育的“明理”诉求与文风的“崇雅黜浮” |
| 第三节 中晚唐经学教育与文学中的创新 |
| 一、 中央官学中经学教育的衰落 |
| 二、 私学中经学教育的发展 |
| 三、 经学教育重心的下移与中晚唐文学中的创新 |
| 本章结论 |
| 第四章 唐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唐代文学教育兴起的原因 |
| 一、 唐前文学的高度发展 |
| 二、 唐代好文风尚的浸染 |
| 三、 科举取士重文的刺激 |
| 第二节 唐代文学教育的内容与方式 |
| 一、 唐代文学教育的内容 |
| 二、 唐代文学教育的方式 |
| 第三节 唐代文学教育内容在唐人创作中的印迹 |
| 一、 内容的借鉴 |
| 二、 题材的取资 |
| 三、 典故的吸纳 |
| 四、 对偶的采用 |
|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唐代童蒙教育与儿童诗 |
| 第一节 唐代蒙书考述 |
| 一、 《蒙求》 |
| 二、 《太公家教》 |
| 三、 《兔园策府》 |
| 第二节 唐代中原内地与敦煌地区童蒙教育的比较 |
| 一、 教育内容 |
| 二、 教育途径 |
| 三、 教育者 |
| 第三节 唐代中原儿童诗与敦煌学郎诗的异同及教育成因论析 |
| 一、 构思：精巧与随意 |
| 二、 题材：狭窄与丰富 |
| 三、 语言：文雅与通俗 |
| 四、 表现手法：多样与单一 |
|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唐代女教书考论——兼论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 |
| 一、 《女孝经》考论 |
| 二、 《女论语》考论 |
| 三、 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 |
| 第二节 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诗歌创作 |
| 一、 唐代女性诗歌教育与女性诗歌中的仿作和女性书写特质 |
| 二、 唐代女性经史教育与女性诗歌中的经史语典 |
| 三、 唐代女性道德礼法教育及其在女性诗歌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唐代女性教育成效的别样展示方式：女性的其他文学活动 |
| 一、 妓女传唱 |
| 二、 寡母教孤 |
|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唐代留学生教育与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 |
| 第一节 唐代教育的开放性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一、 唐代教育开放性特征形成的背景及具体表现 |
| 二、 唐代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节 唐代留学生与宾贡科 |
| 一、 “宾贡”意涵的演变 |
| 二、 唐代宾贡科考论 |
| 三、 唐代宾贡科及第留学生之去向 |
| 第三节 唐代留学生与唐代文人的诗歌交往 |
| 一、 以晁衡为代表的日本留学生与盛中唐文人的诗歌交往 |
| 二、 以崔致远为代表的新罗留学生与晚唐文人的诗歌交往 |
| 三、 唐代留学生与唐代文人的诗歌交往之于双方文学创作的意义 |
| 第四节 唐代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 |
| 一、 唐代留学生群体对本国教育的贡献 |
| 二、 唐代留学生群体对本国汉文学发展的作用 |
| 本章结论 |
| 第八章 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 |
| 第一节 萧瑟中的新希望——书院起源名与实 |
| 一、 书院之名的出现 |
| 二、 书院之实的肇端 |
| 第二节 从官学到私学——书院与中晚唐士人转型 |
| 第三节 从山林寺院到书院——书院与儒学复兴 |
| 本章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河汾之学几个问题新探 |
| 附录二：唐代童子科考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其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三、本课题研究方法、思路及创新点 |
| 四、理论及史料依据 |
| 第一章 新中国陕北经济发展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与历史回顾 |
| 一、陕北行政区划与地理环境 |
| (一) 陕北地区行政区划历史沿革 |
| (二) 复杂的陕北地理环境 |
| 二、陕北丰富的自然资源 |
| (一) 农林牧副业资源 |
| (二) 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 |
| (三) 自然、人文旅游资源 |
| 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经济 |
| (一) 陕北的农业与农村经济 |
| (二) 陕北的工业 |
| (三) 陕北的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业 |
| (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经济发展的历史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下的陕北经济(1949—1978) |
| 一、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初步发展 |
| (一) 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国家、地方政策法规 |
| (二) 建国初期农业与农村经济的恢复 |
| (三) 1958—1965年陕北的农业及农村经济 |
| (四) 农业学大寨与陕北农业 |
| 二、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一) 工业经济的国家、地方政策法规 |
| (二) 手工业的新发展 |
| (三) "学大庆"与陕北石油工业 |
| (四) 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交通运输业与商业贸易的发展 |
| (一) 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业的国家、地方政策法规 |
| (二) 初具规模的陕北交通运输网络及其发展 |
| (三) 新的多种商品流通体制的初步形成及国营商业的壮大 |
| (四) 地方特色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
| 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与陕北经济的发展、腾飞(1979—2010) |
| 一、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
| (一) 国家、地方促进陕北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 |
| (二) 农业生产责任制与陕北农业 |
| (三) 适用、高效、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农业和农村经济 |
| (四) 农业产业的进一步调整、优化与陕北特色农业 |
| (五) 农产品的产业化 |
| (六) 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
| 二、能源矿产资源的规模开发与工业快速崛起 |
| (一) 国家、地方促进陕北工业经济的政策法规 |
| (二) 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壮大 |
| (三) 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 |
| (四) 天然气的开发与广泛利用 |
| 三、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网络化 |
| (一) 国家、地方促进陕北商业贸易与交通运输业的政策法规 |
| (二) 公路交通网的建立与发展 |
| (三) 铁路的开通与延伸 |
| (四) 航空运输业的发展 |
| (五) 商业贸易的新篇章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发展的成就 |
| 一、60年来陕北农业发展的成就 |
| (一) 农业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 |
| (二) 粮食产量大幅提高 |
| (三) 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
| (四) 农业生产条件显着改善 |
| (五) 农业优势产业开发成效显着 |
| (六) 支农惠农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 二、60年来陕北工业发展的成就 |
| (一) 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
| (二) 能源工业强势崛起 |
| (三) 工业经济规模不断壮大 |
| (四) 工业技术设备不断更新,投资效果显着提高 |
| 三、60年来陕北交通运输与商业贸易发展的成就 |
| (一) 交通运输规模的增长与扩大 |
| (二)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拉动社会经济发展日见成效 |
| (三) 商业贸易繁荣昌盛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的特征 |
| 一、"两源并富"的陕北地区 |
| (一) 能源、矿产资源储量大、分布集中、多矿共生 |
| (二) 能源、矿产资源开发的演变 |
| (三) 能源、矿产资源储量的产业优势不断显现 |
| (四) 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优势产业集群迅速崛起 |
| (五) 能源、矿产资源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 |
| 二、由点状分布到面及带状分布的陕北工业布局 |
| (一) 工业布局以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分布导向为主 |
| (二) 以重工业为主 |
| (三) 资源型的工业结构 |
| (四) 能源工业产业聚集度高 |
| 三、政府主导的嵌入式、跳跃式陕北工业 |
| (一) 国家组织力量对陕北地区进行资源勘探 |
| (二) 援助建设陕北工业 |
| (三) 选派管理和技术人员支援陕北经济建设 |
| (四) 机器设备、资金由国家进口调拨和援助 |
| (五) 跳跃式的陕北工业开发 |
| 四、广种薄收、粗放经营到高效、集约化的特色陕北农业 |
| (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农业发展的历程 |
| (二) 陕北发展高效、特色农业的优势 |
| (三) 陕北的高效、特色农业 |
| 五、掠夺式开荒到退耕还林、还草的陕北生态环境 |
| (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生态环境的演变 |
| (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征 |
| 小结 |
| 第六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结构的变迁 |
| 一、陕北产业布局与经济结构的演变 |
| (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产业布局的演变 |
| (二) 影响陕北产业布局变化的因素 |
| (三)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产业结构的调整 |
| 二、陕北农业结构渐趋合理 |
| (一)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农业结构的演化 |
| (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农业结构的特征 |
| (三) 农村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
| (四) 农村三产的蓬勃发展 |
| 三、陕北工业结构的重构 |
| (一) 陕北轻重工业结构的调整 |
| (二) 陕北工业部门结构的变化 |
| (三) 陕北工业结构演变的原因 |
| 四、陕北第三产业结构日益加强 |
| (一) 陕北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
| (二)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演变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七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对陕北社会的影响 |
| 一、陕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
| (一) 城乡人均收入大幅增长 |
| (二) 城乡居民储蓄额不断增加 |
| (三) 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日趋合理 |
| (四) 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不断完善 |
| 二、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不断扩大 |
| (一) 教育事业持续发展 |
| (二) 卫生事业不断前进 |
| (三) 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
| 三、陕北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 |
| (一) 陕北的人口发展 |
| (二) 人口素质明显提高 |
| (三)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
| 四、城镇化程度快速提升 |
| (一) 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 |
| (二) 城镇在陕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增强 |
| (三) 城镇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 |
| (四) 城市规划逐渐走上健康发展道路 |
| 小结 |
| 第八章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 |
| 一、60年来陕北经济变迁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整体上讲陕北地区仍然比较落后 |
| (二) 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 |
| (三) 农民离乡问题突出 |
| (四) 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
| (五) 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程度低 |
| (六) 领导和群众的思想观念保守 |
| 二、陕北经济发展中的借鉴与启示 |
| (一) 陕北经济变迁的几点规律性认识 |
| (二) 坚持发展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基本方向 |
| (三) 坚持新型工业化发展目标 |
| (四)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 (五) 全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 (六) 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 |
| 结束语 |
| 一、陕北经济变迁的历史进程 |
| 二、陕北经济变迁的历史经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的研究现状 |
| 二、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的研究意义 |
| 三、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的研究内容 |
| 四、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化的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革命文化的内涵 |
| 一、革命文化的含义 |
| （一） 文化的含义 |
| （二） 革命的含义 |
| 二、革命文化的性质 |
| （一） 国外学者和中国古代对革命文化性质的判断 |
| （二） 近现代中国各阶层对革命文化性质的分析 |
| 三、革命文化的内容 |
| （一） 革命思想理论 |
| （二） 革命宣传教育 |
| （三） 革命文化队伍建设 |
| 四、革命文化的特征 |
| （一） 革命文化的群众性 |
| （二） 革命文化的斗争性 |
| （三） 革命文化的民族性 |
| （四） 革命文化的理想性 |
| 第二章 革命文化的理论基础、思想来源、社会条件 |
| 一、革命文化的理论基础 |
| （一） 资产阶级革命文化的理论基础 |
| （二） 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理论基础 |
| （三）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共同的思想理论 |
| 二、革命文化的思想来源 |
| （一） 中国传统的革命思想资源 |
| （二）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资源 |
| （三） 现代苏联东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资源 |
| 三、革命文化的社会环境 |
| （一） 革命文化的国际环境 |
| （二） 革命文化的国内环境 |
| （三） 革命文化的内部环境 |
| 第三章 革命文化的历史演变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化 |
| （一） 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蕴积 |
| （二） 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萌生 |
| （三） 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发展 |
| （四） 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繁荣 |
| （五） 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衰败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初步奠基 |
|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曲折发展 |
|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成熟深化 |
| 三、社会主义革命文化 |
| （一） 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确立 |
| （二） 革命文化的惯性延展 |
| （三） 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和谐转型 |
| 第四章 革命文化的历史贡献和经验教训 |
| 一、革命文化的重大历史贡献 |
| （一） 革命思想理论对革命事业的引导推动 |
| （二） 革命文学艺术对人民群众的激励动员 |
| （三） 革命精神典范对民族进步的化育促动 |
| （四） 革命追求对改良社会风尚的影响浸染 |
| 二、革命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一） 能够把世界先进文化经验与本国文化传统结合 |
| （二） 逐步使革命文化人与广大中下层革命群众结合 |
| （三） 善于将革命文化方略与实际革命斗争需要结合 |
| 三、革命文化建设的主要教训 |
| （一） 在理论认识上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出现过多方面的偏差 |
| （二） 在时机把握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都出现过转变的失误 |
| （三） 在方式选择上过分突出思想批判强调学术的政治功利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励精图治 艰苦创业 书写引嫩水利事业辉煌发展史（论文参考文献）
- [1]《女科百问》研究[D]. 张悦. 河北大学, 2021
- [2]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D]. 邓仕海. 云南大学, 2017(05)
- [3]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生产与“国家英雄”的打造[D]. 孙湘婷. 沈阳师范大学, 2017(01)
- [4]中国共产党文化动力观研究[D]. 柴国娜.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5]宋代人地关系研究[D]. 王丽歌. 河北大学, 2014(12)
- [6]《大北新报》与伪满洲国殖民统治[D]. 张瑞. 吉林大学, 2014(09)
- [7]唐代教育与文学[D]. 郭丽. 南开大学, 2012(06)
- [8]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北经济变迁研究[D]. 梁严冰. 西北大学, 2011(05)
- [9]回首黄州六十载 浓墨重彩着华章[N]. 詹旺民,余友斌. 黄冈日报, 2009
- [10]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基本问题研究[D]. 雷家军. 东北师范大学, 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