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恩到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一、从救亡到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与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王美^[1]（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杨潇^[2]（2014）在《立宪与个人-国家关系的现代性建构 ——中国百年立宪进程中的价值追求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实现现代化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清末立宪运动以来，宪政更是被视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国家富强，而对西方现代化背后的理性精神和价值意义却并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后者正是立宪的真正指向。因此，在中国语境下，宪政具有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内涵和品格。这种对现代化的片面理解和追求，造成了今天中国在规范价值层面的现代化危机。西方现代化是在其传统文化土壤中生成的，强调人的价值。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宪政思想，主张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自由，这成为了西方宪政思想的主流理念。但在西方现代思想内部，也存在着对自由主义宪政思想的批判和反思。在民族危亡的历史现实和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百年的立宪努力一直是以国家为本位而展开的。然而在这一过程之中，人的价值在立宪进程中也不断得到重视和关注。由此可见，中、西方的立宪思想有着对话的基础，而中西方的现代化也并非对立。中国的立宪需要理性的自觉，不仅是强调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应当能够兼顾对人民权利的切实保障。

马蕊^[3]（2014）在《晚清报刊民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近代史中，西方传教士报刊带来新的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及西方先进政治体制也是这一时期传入到中国的。报刊对民主思想的传播情况如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报刊民主传播内容是否发生了异化？这都促成了本文的形成。本研究以晚清时期的报刊为研究对象，以1840年至1911年为主要研究区间，对这一时期主要报刊中有关民主思想的内容进行梳理。晚清时期，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大量涌现，特别是1895年以后，由于政治改革运动的带动，报刊杂志数量激增，新型报刊杂志的主持人多出身士绅阶层，言论受到社会尊重，影响容易扩散，这种新型报刊通过介绍新思想，对政治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刺激的作用，以此类精英报刊为本研究的主要对象，能够反映出民主在晚清报刊中的流变，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对民主的看法，影响着这一概念的发展。本文通过全面梳理晚清报刊对民主思想传播与发展的过程，厘清报刊对“民主”概念在中国的引入与早期的发展传播情况。基于此，本文分六章对晚清时期报刊民主思想的传播与流变进行了梳理。绪论部分讨论了媒体与民主关系研究的背景、晚清报刊对民主传播与发展的研究现状，为本文奠定了研究基础；第一章研究早期传教士及其报刊对民主思想的引介，在中国近代史中，报刊的出现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西方的传教士报刊带来新的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在中国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报刊之前，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刊对“民主”概念的引入，是作为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种指称出现的，这个时候的民主一词并没有带有其他衍生的意义，且此时由于国人闭关锁国的排外心理，传教士报刊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仅仅为先进官绅阶级与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开眼看世界的契机；第二章研究传教士报刊对中国民主思想的推动作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是百年来中国政治变化的第一个段落，是外力入侵、新思想酝酿的时代，也是以民主政治为主体的西方政治文化初步传入中国并为国人接触和认识的起步阶段，这种认识与起步，是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分不开的，尽管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刊的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文字布道”的工具，但其报刊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介绍在客观上却对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萌生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传入的西方知识，特别是西方先进民主政治理念，对当时迫切需要寻找救国途径的国人来说，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士大夫阶级，资本主义买办产生了一些的影响，且这些影响是与中国的时局密切相关着的；第三章研究早期国内报刊对民主的刻板译介及阐述，在鸦片战争后的时代要求中，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与洋务派报刊将作为零星传入中国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加以发挥，在内心深处开始对西方的“先进民主”产生了朦胧的向往，但是反映在国人报刊中的对“民主”的态度确是抵触的，而报刊之中大力提倡“民本”、“民权”，实际上便是对西方“先进民主”的中国式的解说，而对“民本”、“民权”的追求实质上也是对西方民主的朦胧向往与渴望，是在中国封建君主社会中希望得到政治参与权的一种异化；第四章阐述了维新派报刊中民主民权观的理性与激进对抗，这一时期，维新派报刊中出现了大量的民主政治话语，有强烈鼓吹自由、民主、富强的，关注人权与民主，也有希望通过探索“西洋诸国勃兴之本源”以言政敷政，要求“明定国是”、“开设议院”，要“开民智、兴民权”，宣传内容强度虽有差异，但是却将变法这一思想传播开来，深深地印在人们的思想之中，为后来分流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五章研究戊戌政变之后立宪派报刊的传播内容，他们开始趋于理性与保守，希望通过主持清议、开发民智，走渐进式改良式的民主道路，通过报刊发动请愿运动呼吁政治改革；第六章对20世纪初报刊民主传播的分流进行了对比分析，甲午战败之后，除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积极倡导变法维新之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认为改良维新并不能救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与改良派进行论战，两股政治势力在清末民初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革命”与“君主立宪”的争论，一度成为五四运动以前的主流思想，而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在这一时期对民主思想的系统引入与传播之声虽然被埋没，但是也是中国报刊民主思想传播的一支分流，在20世纪初期报刊中流淌着。晚清时期报刊民主观念的传播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是功利性的。在晚清这个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这个不断发生着改变急需新的思想与理论养分的干涸环境中，西方的民主观念被直接拿来便用，国人并未注意到西方民主观念背后的深层次的发展与流变，仅仅看到了作为一种表象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先进性，西方强大的原因被国人简单地认为是先进政治制度所带来的，因此作为表象的西方先进议会制度、民主共和制度便被国人不加消化地拿来便用，即便是早期披上的传统外衣，还是后来直接地进行民主革命的呼唤，晚清报刊民主思想的传播都是为了“救亡图存”这一终极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因而带有碎片化、表面化、功利性的。而不可否认的是，晚清报刊对民主思想观念的传播，对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俞祖华^[4]（2014）在《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文中提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三大文化思潮。三大思潮既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有着各自的基本价值与歧异的方案设计,但又有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相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如都有民族主义立场,都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都有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本论文以近代三大思潮的相互关系、多向互动为研究对象,试图较全面地认识三大思潮之间既分立又并生、既交锋又交集、既对立又对话的离合关系,探寻三大思潮之间的互动模式与不同思潮交集重组所产生的次元类型,从而为当下的以“在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互动中凝聚共识”为目标的思想生态建设,为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论文分为五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绪论”。概述中国近代史上活跃着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三大思潮及其离合关系,指出三大思潮是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由于文化取向的不同,曾经展开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同时并存于共同的思想框架,有一些相近相似的观念,并互相摄取、互相吸收,甚至互相转换。对三大思潮的学术史作了一些总结与反思,对学界围绕三大思潮的发端时间、发展阶段、类型、流派与评价的讨论与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框架、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点。“第二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分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不同类型与演变格局：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可区分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从问政方式的角度,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三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4类。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选取严复、胡适、殷海光为代表性人物,并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三份标志性文本为重点,梳理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三种政治自由主义演进型态。梳理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思想历程。梳理了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到了民国时期,普遍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在对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民主、人权等话语连篇累牍的同时,对同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等缄口不言。他们主张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而在经济上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第三章、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以“一个模式”、“两次转向”、“三件文本”分析了近代保守主义尤其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指出“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是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中西比较的典型模式。又指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调整即“两次转向”：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由西学的民主、科学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第二次以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到牟宗三提出的“三统”之说为代表,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内在的心性之学转化出被称为“新外王”的民主与科学。还可通过分析文化保守主义的三件典型文本,观察文化保守主义的变通与坚持,梳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演进的轨迹。这“三件文本”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三等四位教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甲申）年9月由许嘉璐签名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对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主要以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典型作了重点分析。指出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其基本主张是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同时强烈怀疑西方现代文明,它与胡适等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共性是激烈反传统,区隔主要在于怀疑西化与力主西化。文化激进主义虽激进反传统,但并没有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这种激进反传统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深刻的片面。“第四章、三大思潮的‘共同框架’与‘重叠共识’”。指出“三大思潮”,有着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共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相近相似的思想倾向,有着相似的关注与相近的关怀。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愿景的向往,都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怀与情结。三大思潮的共性还有：均为“现代”思潮,均主张实现现代化转型,主张接纳现代性,只是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都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都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即使主张激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其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珍爱之情与情不自禁的回首、返观仍依稀可鉴；都有着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的取向,都以不同形式将社会主义纳入其思想框架；均起源、发端于戊戌思潮,即戊戌思潮成为三大思潮的共同源头。“第五章、三大思潮的个性特色及其相互转换”。以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国家观念与个体自述为重点,对“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话语特色、观念特色与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以期更好地把握三大思潮的思想个性。指出三大思潮从各自的角度解读、诠释着“五四意义”,从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从救亡、从民族主义、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与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现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这一话语系统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将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大体经历了从以往的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话语诠释系统到五四“文化断裂”话语诠释系统的转变。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三位知识领袖为重点,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国家建设思想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其政治共识,也是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共同观念”。但他们的国家建设思想也有区别：三人早年都曾向往西方宪政,向往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但胡适一直坚持以实现宪政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而陈独秀对宪政民主经历了从向往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复杂变化,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后对宪政运动采取了冷漠以对的态度,并别出心裁设计了“非宪政化的民主制”；他们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陈独秀主张革命建国,胡适、梁漱溟都主张和平建国,不过胡适主张“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而梁漱溟则认为“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胡适、梁漱溟和陈独秀分别从个人、社会与国家三个层面入手,选择了“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为国家建设社会”、“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三个路径。以瞿秋白、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自述”为重点,分析比较了“自述”体现的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文化心态。指出从“自述”可以看出三大思潮代表人物有着共同的忧患情怀,包括对民族苦难的体验、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对家境苦难的伤痛与对人生苦难的品味,但他们都没有被苦难压垮。他们都关注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纠缠于学术与政治,纠结于入世与出世,彷徨于书斋与社会。相对而言,保守主义者更关注人生问题,侧重于思想文化的进路,希望通过道德重建、文化复兴,重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激进主义者更关注社会问题,侧重于政治救亡的进路,希望通过“直接行动”、“根本改造”,实现社会变革,包括通过参加社会变革的实践实现“思想改造”；自由主义者也重点关注社会问题,不过所选择的路径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心存思想启蒙的路径依赖。他们不仅面临着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的路径抉择,而且面临着如何在新旧社会思潮中进行择取,如何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进行文化取向的比选,其文化选择与路径选择一样充满着矛盾。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多样与快速多变,使近代思想家的思想倾向、思想态度呈现出复杂、善变的特点,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思想家的思想在“三大思潮”之间不断位移摇摆。同时由于时代变化,思想思潮的激进与保守发生易位,本来站在时代前例的“激进”者,在出现新生代更为“激进”的思想元素之后显得“保守”、落伍。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是相对鼎立的思想态度,但三者之间者之间既有对垒也有对话,既有交锋也有交集,既有紧张也有舒缓,既有显性边界也有模糊地带,且不断发生分合嬗变,不断进行调适转换；三者之间不全是制肘、拆台,也有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互为修正、互为支持、互相提供思想灵感的另一面。

王茂盛^[5]（2013）在《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制约因素的文化反思及其当代启示》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关键时期,也是矛盾与问题的突发期。因而,我们更为需要有益的经验来指导我们今后要走的道路。近代中国史上的宪政运动正是这样一场可以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建设提供十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的运动。因此,深入细致地对近代中国宪政运动进行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意义,又有实践上的意义。回顾历史,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清末宪政运动；二是,辛亥革命与北京政府时期的宪政运动；三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政运动。虽然,近代中国的宪政人付出了巨大之努力,但由于种种制约之因素,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存在着种种之局限性,宪政之理想始终无法实现。究其原因,通过文化角度之反思,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人治”传统是制约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法律文化因素；第二,自然经济体系是制约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经济文化因素；第三,单一权力中心是制约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政治文化因素；第四,宗教信仰的缺失是制约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宗教文化因素。由于有如此之多的因素之制约,导致了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存在着诸多之局限性,但是这并不有碍其为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宪政国家之建设提供宝贵之经验和重要之启示。概而言之,所能得到的经验和启示主要包括：第一,要继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宪政的法律文化基础；第二,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宪政经济文化基础；第三,要全面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奠定宪政的政治文化基础；第四,要特别重视社会主义宪政文化培育奠定宪政理念基础。最后,我们还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是一项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根据西方宪政之经验和我国传统之文化,是否可以走出一条更为出色的走向人类政治文明之道路。

侯宇^[6]（2012）在《自治何以可能——以湖南省宪运动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湖南省宪运动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的一段插曲,湖南率先制定《湖南省宪法》并付诸实施。这一"宪政史上的奇迹"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的失败虽然与时机不成熟有关,但主要在于宪政文化的缺失。宪政是一种宽容（tolerance）、妥协（compromise）、诚信（bona fides）与合作（cooperation）的积极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它强调的是人类的理性自治。正是由于在私人生活中秉持宽容、妥协、诚信与合作的精神,人类才能逐步认识到在公共政治领域践行它们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摒弃暴力实施宪政,自治才成为可能。

侯宇^[7]（2011）在《自治何以可能——以湖南省宪运动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前后,备受高度中央集权荼毒的国人对美国联邦制情有独钟。但是,鉴于当时人们普遍对联邦制心怀顾虑,误以为实行联邦制乃分裂之举动,学者们便将其中国化为"联省自治"。在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一经提出即受到各界有志之士之热捧,并迅速发展成一种社会政治思潮,进而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联省自治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湖南不仅在各省中率先制定《湖南省宪法》,"湖南省宪法,非但是联省自治运动中,第一个制定成功而被实施的省宪,也是我国破天荒出现第一部被使用的宪法"。①湖南是当时全国唯一实施了省宪的省,《湖南省宪法》的颁布实施被誉

丁德昌^[8]（2011）在《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以降,建立一个以公民生活为核心的民族宪政国家,一直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事业。清末清廷为了苟延残喘、挽救危亡,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宪政努力,然而已经坐在火山口上的清廷再也无法消弭国内外一系列致命的矛盾而被国人所抛弃而坠入历史烟云之中。辛亥革命虽然解决了国体问题,即谁是国家的主人;却没有能解决政体问题,即民国究竟应该如何去组织。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的湖南省宪自治运动乃至“联省自治”运动,实质上是在中国探索和追求联邦主义的政治体制。百年宪政,百年沧桑,百年梦想。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背景的新世纪,实现宪政、保障人权仍然是国人政治生活的重大主题。自治乃宪政之基石。基于此认识,肇始1920年终止1926年民初湖南省宪自治运动,旨在国家分裂的背景下寻求中国省级层面局部实行地方自治——联省自治——国家统一,最终实现国家层面的宪政的。以史鉴今,其经验与教训,对于对今天中国宪政事业的借鉴价值,显然是不言而喻的。本文的框架结构除导论外,正文部分分为七章,具体如下:导论,主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自治、地方自治、省宪自治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对论文的研究范围、目前学界研究的动态以及本文研究的意义和思路从总体上作了介绍。第一章,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的历史时空。第一节专制危机与清末宪政。通过梳理清末统治危机和清末宪政运动,特别是清末地方自治的兴起及影响,试图探寻民初湖南省宪自治与清末立宪运动的源流关系。第二节通过对清末民初湖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轮廓勾画,试图展现民初湖南省宪自治赖以运行的生动历史背景。第三节从理论上概括民初湖南省宪自治运动产生的理论基石。本文认为,民初湖南省宪自治产生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立宪主义、联邦主义、民治主义和地方主义等四个方面。第二章,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的历史进程。第一节民初湖南省宪自治之滥觞,概述清末维新时期和民国创立前后的湖南地方自治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清末民初湖南省宪自治兴起的原因。第二节民初湖南省宪自治历史进程。以《湖南省宪法》的萌生、创制、护宪、修改和废止为中心线索,大体勾勒湖南省宪自治活动的基本历程,主要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即自治之缘起、省宪之创制省选与护宪、省宪之废止、省宪之修改阶段。在此基础上,概括了省宪自治最为主要的活动赈灾救荒、平民教育、弥兵裁军以及其他一些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第三章,《湖南省宪法》创制与基本精神。第一节主要概括了《湖南省宪法》创制中的四大争议焦点问题,即省宪命名的正当性争议、制宪主体之争、“省长制”和“合议制”之争以及议员分配比例的路界之争。第二节重点分析《湖南省宪法》的主要内容与宪政精神,省宪体现的基本宪政精神主要有联邦自治、民权保障、分权制衡以及直接民主等。为了进一步凸显《湖南省宪法》的特色和体现的时代特征,第三节着重对《湘宪》和《浙宪》的相同点及差异进行了比较。二者都极为重视基本人权的保障、具有浓厚的激进民主主义色彩。第四章,民初湖南省宪自治选举。第一节对湖南民初地方自治选举运行机制进行概括,主要包括选举资格、选举方法与程序、选举变更、选举罢免、选举诉讼等。第二节民初湖南省宪选举组织与制度,不仅对体制内的选举事务所的组织及运行机制进行分析,而且对体制之外的选举监督团成立、宗旨及合法性等进行分析;同时对省宪及相关法律中规定的省县议员、行政司法机构的选举制度进行概括阐述。第三节着眼于实践层面,从实践操作角度审视省县议员、省长以及省务员、各厅厅长和院长选举的运行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省宪自治选举的一些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第五章,绅权与民初省宪自治。本章第一节主要是对绅士、绅权等基本概念进行梳理,分析了传统社会中绅权的历史地位和近代社会绅士的历史转型,重点分析湖南绅权在晚清的崛起与分离,为探讨省宪自治时期绅权的历史作用张本。第二节探讨了绅权在民初省宪自治中的运作情况,提出了“新绅士”的概念,认为新绅士是省宪自治的生力军,新绅士的绅权运作是以省县议会、报刊以及社团为主要平台的。新绅士不仅是省宪自治的发起者、省宪制定的主导者;而且也自治地方的代言人、自治事业的推动者。第三节以熊松龄为个案典型,重点分析了其在省宪自治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前一节的分析力形成“点”“面”结合的关系。第六章,长沙《大公报》与民初湖南省宪自治。本章第一节分析了长沙《大公报》报的宪政品格,即共和之声、自由之声、民权之声以及自治之声,进一步探讨了其宪政品格的成因。第二节重点探讨长沙《大公报》在省宪自治中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湖南民初省宪自治思想的传播者,也是湖南地方自治精义的阐释者,权力运作的监督者,更是湖南民初地方自治运动的记录者和历史的见证人。第三节长沙《大公报》的自我维权,从长沙《大公报》被勒令停刊的历史回溯起笔勾画了长沙《大公报》与公民社会互动维权的生动景象,在此基础上展开了长沙《大公报》维权的几点反思。长沙《大公报》维权胜利是公民社会共生互动的结果,司法独立在宪政社会具有极端重要性。第七章,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的现实反思。反思历史是为了着眼于未来。本章第一节对民初省宪自治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统一与宪政民主的话语矛盾冲突。然而失败的并非完全无意义的,第二节对民初省宪自治运动的宪政价值和地位进行探讨,它是近代联邦建国的最早试验,是民初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启蒙,推动公民社会的萌生,同时也是我国超大型社会民主的最初尝试。第三节湖南省宪自治现实镜鉴,从反思民初省宪自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几点现实反思的结论,文成旨现。

柳飒^[9]（2011）在《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走进权利的时代”里,权利研究成为法学的热点之一。本文以权利史为视角,梳理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在价值、规范、保障三方面的样态,分析其变迁的内在机理和外在机制,探讨制约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因素,以作为当今的借鉴。全文在导论和结语之外,分为四章。第一章研究基本权利价值。首先,分析了近代中国基本权利观念的引入和构建。驻外公使的出洋笔记、香港商人的经商感悟、国外法律的译着等使中国人接受了“权利”一词,绅商阶层敏锐地意识到利益的保障可以转化为权利话语,通过权利诉求达至权力的获取是时代的新“路径”,于是,绅商们对“权利”进行了知识性的重构和权力期望值的匹配,形成了“本土化”的权利外观和倚重政治权力的权利内核。其次,分析了预备立宪时期基本权利观的层级分化状况。出洋大臣们的权利观念属于典型的统治型,其精髓是严密贯穿限制法则,将权利落在“纸上”；立宪派的权利观念属于典型的焦灼型,其特征是如果自由有利于国家富强就举自由,如果专制有益于国家富强就反自由,权利的核心始终是参政权；革命派的权利观念属于典型的反叛型,其目标明确指向颠覆现有政权,所以,权利核心是革命权。再次,分析了军阀制宪时期基本权利观的发展与变异。这一时期虽然有反自由与倡自由两个对垒的阵营,也有针锋相对的言论交战,但其究里有着“同一性”：无论是反自由还是倡自由都是为国家发展而着想的,无论是争夺权利还是放弃权利都是不“道德”的,都用一元价值观赋予了权利某些强制性的要求。于是,两方合力将权利推进了道德的“峡谷”。最后,分析了国民党制宪时期基本权利观的“主义”化倾向和表征。国民党、共产党、知识界各派人士都热衷于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大谈“主义”,并坚定实践着“主义”。权利在如此语境下丧失了独立性,只是更高价值或其他价值的附庸,以“阶级”、“敌我”为界分,随“革命程序”、“革命重心”而转化,依斗争需要或“赋予”或“剥夺”,实质成为了附条件、附期限才可分赏的“胜利果实”之一。第二章研究基本权利规范。首先,对近代中国基本法中的自由权体系进行整理。一方面比较基本法中自由权规范的变迁,一方面追寻自由权在实证法律中的变异,发现与西方早期自由权体系相比较,在权利类型与内容的规定上大致接近,但因为程序性的规定较少使权利规范过于简洁而内涵模糊,并由于大都采法律间接保障方式,基本法中的权利规范实属“摆设”,真正规范权利保障的是各色法律、法规。下位实证法往往是统治意志的直接贯彻,又是社会行为模式的直接规范,自由和权利在实证法律中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更。其次,对近代中国基本法中的参政权体系进行整理。比较基本法中参政权规范的变迁,追寻参政权在实证法律中的变异,结论是：在选举法中设置资格限制、实行特殊选举或直接圈定,实际上就剥夺了大多数人的参政权。接着,对近代中国基本法中的受益权体系进行整理。比较基本法中受益权规范的变迁,求证受益权在实证法律中的体现,发现下位法或缺失或克减,都导致受益权的享有大打折扣。最后,对近代中国基本法中的社会权体系进行整理。比较基本法中社会权规范的变迁,求证社会权在实证法律中的体现,得出结论为：社会权的实现需要国家积极的“能动”,国家因此也掌握了权利的主动。在服务政权统治方面积极作为,在利益投入方面消极懈怠,社会权因此而被“转向”。第三章研究基本权利保障。首先,考察行政控制与基本权利保障的关系。通过对公民自由权在政府行政控制下的境况分析,发现近代中国政府对于公民自由权没有“不干涉”的认识,更没有起到保障功能,而是“积极”的渗透、侵入、削夺。大量的行政法规对于公民自由权进行限制,在法制层面,权利已然缺损；强势的行政管理不断侵蚀公民自由权,主导、监督到全面掌控,权利在实有层面变成了法定义务,变成了没有选择的服从;加之非法治暴力统治手段的滥用,公民自由权随意被剥夺,毫无保障可言。然后,考察司法救济与基本权利保障的关系。近代中国大“问题”在行政控制中已被“解决”,小“问题”才会走司法程序,可是,在程序保障不到位、司法不独立,缺失违宪审查的情况下,被损害的权利很难得到公正的矫正,无救济则无权利,公民基本权利的实有状况已一目了然。第四章研究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机制。首先分析了社会背景与权利变迁的关系,正是传统文化、政治概念与社会事件的互动,重构并塑造了中国式的权利样态。其次分析了意识型态与权利变迁的关系,在深重的民族危机的笼罩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然是强劲的,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难以“存活”,权利本位的理念无法解决动荡的社会境况,故不为接受、信仰。最后分析了权力模式与权利变迁的关系,君权式微时,权利诉求浪潮此起彼伏,不断涌现新高；军权无端时,权利常常处于“无常”之状态,非法治的暴力使法定的基本权利形同虚设；在党权的凌厉之下,民权被训导、被监护、被代表,实质就是被限制。结语则集中概括了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体制中的“短板”。在观念层面,国家自由、团体自由始终统摄着个人自由,权利道德化后则失去其“自主性”,成为其他价值的附庸；在法制层面,法律、法规才是社会行为模式的规范,宪法只是政治资源的“器物”,于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受制于法律,还受制于行政紧急权；在实证层面,政府权力的强势,司法救济的微弱,违宪审查制度的缺失,都导致个人基本权利实际处于毫无保障之境地。本文的观点一是：权力本位的思维模式重构了中国近代权利的样态,权利是权力的衍生物,没有独立价值。观点二是：在民族情结深厚的后发国家,自由主义难以生根,集体本位主义思想统摄着权利的认知。观点三是：近代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制于法律,受制于行政紧急权,受制于政府能动性,受制于司法救济的缺失,实际上等于没有权利可言。观点四是：依据国权、实证法律、行政权对权利的凌驾与司法救济的薄弱,本文认为近代中国权利体制中存在着“短板”,权利“短板”的形成既有传统文化模式的影响,也有社会生存局势的无奈,短板现象是法律移植、仿袭过程中进行文化重构的重要路径。

黄二光^[10]（2010）在《辛亥革命前后宪政观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辛亥革命之前十年到袁世凯退位,中国处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这一时期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期,不同的流派、不同的观点在此阶段涌现,呈现出中国思想界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宪法观念更具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这一时期的宪法观念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各式各样的宪法文本、各派人物的专着、各类报刊杂志等,构成了近代中国西宪东渐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充分反映出中国在初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前后对宪法的认识。从19世纪起,西方的民主思想逐步传入中国,西方的民主革命运动以及随之而生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对处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末以后,传播民主思想、倡导民主共和、发动民主运动,成为无数先进人物和爱国志士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从清末预备立宪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民主宪政运动,这二十几年的历史,正是一部民主宪政运动史,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在这一时期得到中国知识分子更高的关注。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宪法观念都是在借鉴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同时又受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所以带有双重性特点。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宪法观念带有先进性,如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思想；同时,另一方面,也带有许多缺陷,如带有更多的工具性,忽视宪政本身价值,带有更多的集体主义色彩,忽视个人权利。这一时期的宪法观念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各种先进宪法观念的糅合体,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之后中国宪政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其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重视从西方引进的宪政形式,而忽略其实质内容,西方宪法观念是以自然法之上为基础的,而中国只是分子在引进宪法观念时却忽略了这一点,以为只要引进西方宪政制度,有了宪法,开设了议院就可以实现国家富强。在这里,我们将系统探讨辛亥前后中国人对西方宪法观念的认识、传播、接受的过程,分析宪法观念上的缺陷及特点出发,指出其对中国现代宪法文化的影响。本项研究有助于从观念变迁的角度认识中国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化问题,进而深入把握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总之,关于辛亥革命前后宪法观念变迁的研究比较杂,比较乱,缺乏系统的论述与研究。因此本文拟就将这一时期各个派别、各个人物的宪法观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将这一时期宪法观念中的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进行辩证分析,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目前宪政建设进行一定的思考,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今天,需要吸取西方制度文明中的一些积极有用的东西,也需要总结、借鉴本国宪政发展中的一些宝贵历史经验,研究辛亥革命前后宪法观念的最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二、从救亡到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与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救亡到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2）立宪与个人-国家关系的现代性建构 ——中国百年立宪进程中的价值追求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报刊民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5）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制约因素的文化反思及其当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8）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辛亥革命前后宪政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救亡到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与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立宪与个人-国家关系的现代性建构 ——中国百年立宪进程中的价值追求探析[D]. 杨潇. 外交学院, 2014(02)
• [3]晚清报刊民主思想研究[D]. 马蕊. 上海大学, 2014(07)
• [4]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D]. 俞祖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5]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制约因素的文化反思及其当代启示[D]. 王茂盛. 浙江师范大学, 2013(05)
• [6]自治何以可能——以湖南省宪运动为视角[J]. 侯宇.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4)
• [7]自治何以可能——以湖南省宪运动为视角[A]. 侯宇. 百年共和与中国宪政发展——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1
• [8]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研究[D]. 丁德昌. 华东政法大学, 2011(12)
• [9]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研究[D]. 柳飒. 武汉大学, 2011(03)
• [10]辛亥革命前后宪政观念研究[D]. 黄二光. 青岛大学, 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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