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海南大事记

一、2001海南大事记（论文文献综述）

柳直^[1]（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刘志稳^[2]（2020）在《龙云主政时期（1929-1945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滥觞于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师范院,云南近代中等师范教育作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一部分,起步稍晚,1906年18所师范传习所的成立,标志着云南近代中等师范教育的产生。到了民国,云南中等师范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不久,军阀混战、教育经费被挪用,云南中等师范教育陷入低潮。龙云主政云南后,稳定政局,发展经济,实行教育经费独立,并整顿云南教育,云南中等师范教育走出低潮,迎来了一段前所未有、曲折丛生的发展、变革历程。本文以龙云主政时期（1929-1945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发展背景、发展历程及相关制度的变革,分析其发展成果,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今云南师范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本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进行论述。第二部分,分析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发展的政治、经济、教育基础。第三部分,对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曲折发展历程进行概述。第四部分,分析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组织机构、经费、教职员群体与学生群体的管理变革。第五部分,论述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学制、课程制度的变革。第六部分,总结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成果与不足。第七部分为余论,论述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对当今的启示。龙云主政时期（1929-1945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在稳定的政治环境,快速恢复、发展的经济环境以及大量的初等教育师资需求等的背景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云南培养一批批师资及各专业人才。此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学校规模、学生数量上,还体现在相关教育制度与管理体系等方面上。尽管囿于时代发展局限,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不平衡,教育事业底子薄等因素,龙云主政时期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存在着很多不足,但对这些不足进行分析,探究其原因,也能为当今云南师范教育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脱颖^[3]（2020）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政策研究（1978-1992） ——以学校教育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年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创造了历史性奇迹。教育事业的飞快发展离不开党的政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1978至1992年）,教育事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健康发展的教育事业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另一方面,“文革”的结束使教育发展迎来新契机,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对教育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教育事业迫切需要面向现代化,实现大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1978年至1985年,主要致力于对教育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1985年至1989年,主要致力于从体制出发,开启教育改革;1989年至1992年,主要致力于治理和整顿前期教育改革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推动改革走向深化。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基础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层面上取得了显着成效,使其在教育结构、管理办法、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快速发展,满足了新时期党的中心工作的需要。经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党的教育政策虽着力点不同,但总体来说蕴含着三个特点,其一是前所未有地突出教育的战略高度,其二是注意领导方式的科学转变,其三是开始注意动员社会力量办教育。1978年至1992年,党的教育政策除了有效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外,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对新时代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首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确保教育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其次,要坚持政策紧密契合人民群众的愿望,把人民对教育发展的根本愿望作为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相信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教育。最后,要坚持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既通过不断改革实现教育的创新,也要在开放的过程中处理好继承传统与面向世界的关系。

周晨阳^[4]（2020）在《广东“小三线”建设研究（1964-1978）》文中研究指明为了响应国家层面上的“大三线”建设,地处一线地区的广东省率先提出并积极推动地方层面上的“小三线”建设,对我国国防工业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探究1964至1978年的广东“小三线”建设,总结其经验教训,能够为新时代国家国防工业建设以及实施和开展重大战略、重大工作、重大任务提供历史借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档案等文献资料与口述史新材料,充分梳理了广东“小三线”建设的历史过程,详细研究了其决策过程、领导机制、人员调配、项目规划等问题,系统地勾勒出广东“小三线”建设发展的历史全貌。通过分析广东“小三线”建设的国际国内背景与中央政策对广东省决策的影响,阐明了广东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小三线”建设的根本原因。通过详细介绍国家和广东省各级领导机构为“小三线”建设所做的周密部署,突出了党在“小三线”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与领导地位。透过不同时期的“小三线”建设的发展情况,分析出广东“小三线”建设的战略地位始终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此外,本文还选取了典型的广东“小三线”军工企业进行微观层面上考察,剖析“小三线”建设在基层的具体运作模式。最后,评价广东“小三线”建设的功过得失,本文从战略、区域协调、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对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在厘清史实及其规律的基础上,总结了广东“小三线”建设中可汲取的经验教训,以期能够为当前国防现代化建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也能够为当下如何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提供启示。

高宏^[5]（2020）在《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志广泛编纂,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理论和经验,本文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的发展变迁。当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代旅游业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挫折但徘徊前行,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被国家确定为支柱产业。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旅游的空间和地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收入增加,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旅游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旅游业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开始编修旅游志。旅游类志书的编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元素就是志书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类专志开始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志书也愈来愈丰富,出现了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湖泊志、名胜志等诸多的旅游类志书,民国时期,名胜、古迹被纳入志书定例,逐步奠定了当代旅游志的基础。当代志书编纂过程中,旅游起初是作为部分区域志的篇章之一,随着旅游发展,逐步单独成志,并成为省级志书中一个重要的分志。首轮省级旅游志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发展极不平衡,纂修部门多,既有旅游部门,也有外事部门,还有外事部门和旅游部门联动修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部署,省级旅游志的续修也开始启动,但由于首轮志书进展不一,故仅有7个省份完成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的编纂。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过程中呈现出工作体制的一致性、机构人员的趋同性、工作程序的相似性、志书编纂和旅游业发展不对称等特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根据各省旅游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情况,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拟定的相关规定,对志书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篇目主要采用篇（编）、章、节三级,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经营与管理等篇章。两轮志书基本都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言、凡例、概述、卷目等,为全书之纲。省级旅游志的文体,在遵循传统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志记述内容的情况,尤其景区景点景色的记述,略微有些创新和变通。两轮志书相比较,体例结构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发展。篇章数量有所损益;篇目分类由“静”到“动”,与时俱进,更加科学;体裁运用更加丰富和合理;文风更加精炼、简洁和实用。省级旅游志主要记述了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线路与规划、旅游类型、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施设、旅游管理等事象。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展现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和变迁:旅游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后起勃发、消遣性旅游幅度增大、自费旅游和自助旅游增加;旅游的时空极大拓展,客源地和目的地全球化,旅游时间更加灵活;旅游业的属性从外事接待逐步向经营接待型转变,最终形成旅游产业;旅游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旅游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旅游功能也更加多元。省级旅游志在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不仅是记录区域旅游发展的载体,也是经济和文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开发中,是旅游宣传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参考,旅游商品开发的重要借鉴。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旅游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意义重大。省级旅游志编纂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编纂组织时,存在组织机构的临设与调整、修志人员的不稳定性、内容不断调整和变化、编纂工作持续周期长等问题;在体例编排方面,篇目分类不够科学、篇目设置存在太“全”和太“简”等现象;在内容记述方面,存在遗漏、失真、地图运用不足、关联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对方志学理论和旅游学理论有待进一步融汇贯通。针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从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建构和理论创新四个方面进行着手,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在资料收集方面,加强微观资料、口述史料、网络资料和旧方志资料收集;在篇目的设置时,注意行业分工实际和发展、篇目标题客观简洁、篇目设置注意整体性和逻辑性;在内容建构上,凸显地域特色、彰显时代变化、突出专业性;在理论方面加强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省级旅游志的续修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旅游志和其他志之间的关系,力争早日构建形成旅游方志学。

徐惊鸿^[6]（2019）在《从俍兵到新桂系：玉林地方社会转型中的军事力量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广西俍兵与桂系军阀都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中国军事史。这两股军事力量相继诞生于广西地区,往往促使人们去设想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与延续性,本文也尝试对此进行探究,并进一步追问这两种不同军事力量间的演变与明清至民国的社会转型之间的关联。因此,本文以玉林地区这个曾屯驻着俍兵、卫所兵等国家武装,又孕育了新桂系军阀的区域为切入点,尝试以区域社会史的长时段研究理论和方法,以明代到民国的社会转型为背景,探讨同一区域下地方社会的军事力量演变历程,剖析国家掌控的军事力量、制度化的军事组织逐步向民间转移的过程。学者的研究表明,由明至清的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权力下移,地方自治加强。明代玉林地方的军事力量组成部分包括了卫所兵和俍兵,俍兵在屯驻后逐渐融入到地方社会中。到清代,以八旗绿营兵为主的国家军事力量衰落,沿袭职能的俍兵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也变得微乎其微,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军事力量的崛起。明清之际的这种社会转型在玉林明显可见,表现在以宗族组织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强大。清中后期,社会动荡,地方士绅阶层为维护宗族利益,加强地方军事武装力量,团练保甲组织随之兴起。相比于明代的卫所兵、俍兵等国家军事力量,这种由政府倡议、民间主导的地方军事力量已具备相当大的自治权力。民国时期,旧政府崩溃,社会动荡加剧,失去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控制与庇护后,地方人群为维护自身利益选择进一步加强、整合民间武装,这使各地军阀的崛起有了更好的环境。此时的军阀组织已经是脱离中央政府管控的、地方自发建立的完全自治的地方军事力量。概言之,本文认为,玉林地区从明代的卫所兵、俍兵到清代的团练保甲组织和民国的桂系军阀的相继涌现,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军事力量由国家控制到由地方控制的演变过程,是与地方社会的转型紧密相关的,一方面国家军事制度的变化是促成军事力量下移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区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基层社会组织、族群构成、地方人群互动等也是影响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地方社会军事武装力量形式的变迁也映射着不同历史时期区域社会与国家制度互动的过程。

丰姣^[7]（2019）在《武汉早期共产党地方组织建立与影响研究》文中指出1920年8月成立的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翻开了湖北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篇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作为湖北党组织的源头,不仅成功地领导了武汉乃至湖北地区最初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且为创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作为中共早期组织的一个分部,既具有代表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研究早期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目的在于再现武汉地域特色,丰富对党史的研究,意义在于探究武汉为什么率先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本文由五部分构成。其中引言部分主要是对文章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进行论述。第二部分介绍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背景、阶级基础、思想基础、领导力量。由于辛亥革命对武汉地区人民革命意识启发,发达的工商业产生了数量庞大且较为集中的工人阶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人们思想的洗礼,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一系列的活动逐渐成为小组成立的骨干力量,所有这些因素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得以成立的基础条件。第三部分论述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过程以及活动。第四部分则分析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独特性,探讨其对中共建立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对武汉地区的影响,并且总结了历史经验,进一步探求武汉早期党组织在中共发展史上的地位。

牛志威^[8]（2018）在《晚清粤港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时期,粤港之地是小说创作出版中心上海之外,另一小说创作出版较为繁盛的地区。晚清粤港小说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报刊小说和单行本小说。经全面搜集,现见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共50家,刊载小说共506种;单行本小说出版机构共22家,出版单行本小说共48种。本论文从地域角度,对晚清粤港创作出版的小说进行整体研究。本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附录四部分组成,正文共五章。绪论说明选题缘起、明确研究对象、总结研究现状并拟定论文框架。第一章在全面搜集晚清粤港小说文献的基础上,对晚清粤港小说进行整体概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认识晚清粤港小说的发展态势与地域分布状况,并分析其形成原因。第二章研究晚清粤港小说的作家群体。首先,全面细致地考索粤港每篇小说的作者署名,尽可能多地弄清晚清粤港小说的作者及其生平。其次,从晚清粤港小说家群体身份共性较大的籍贯、创作时的年龄阶段、政治倾向等几个方面,认识小说家群体与小说整体面貌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章论述晚清粤港小说的主流思想——排满革命宣传及其表达途径。为达到宣传排满革命的目的,晚清粤港小说家对小说类型及小说主人公有一定的选择倾向。反抗异族统治及进行共和革命的历史演义小说、“革命+恋爱”模式的艳情小说、便于讲述道理的寓言体小说是小说家主要选择的小说类型。抗清人物与反清人物及其后代、晚清革命派人物、晚清保皇派人物是小说家主要选择或虚设的小说主人公,其中小说家对最后一类小说主人公是持批判嘲讽态度,对前数种小说主人公则是持赞扬歌颂态度。第四章全面论述晚清粤港小说排满革命宣传之外的其他主题,主要包括批判现实中的丑恶人物及丑恶现象、提倡实业、戒烟戒嫖、广博见闻、消闲娱乐等。第五章对晚清粤港小说家中成果丰富,但却一直未被学界关注的王斧、黄伯耀二人的小说创作进行个案研究,弄清他们创作的小说作品,并对其小说创作进行总体认识。结语总结晚清粤港小说的地域特色及历史意义。思想以宣传排满革命为主和内容以粤人粤事为主,是晚清粤港小说的两大特色。其中前者是因小说家大多是革命者而形成,后者是因小说家大多是粤籍人而形成。就其历史意义看,一方面,晚清粤港小说与同时期其他地域的小说互相影响,共同促成了晚清中国小说的繁荣,其对晚清南洋地区的华文小说创作影响尤大。另一方面,晚清时期是粤港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其形成的小说兴盛传统对粤港之后的小说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附录主要是对晚清粤港小说及小说家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是论文展开论述的基础。附录共五个: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简介表、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及其刊载小说统计表、晚清粤港单行本小说出版机构及其出版小说统计表、晚清粤港小说家小传、晚清粤港小说作品简介。

王斌^[9]（2017）在《《海南年鉴2015》（大事记）翻译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一篇翻译项目报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社会希望了解中国的渴望日渐增强。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实施了“走出去”战略,海南省人民政府积极响应,组织了《海南年鉴2015》的编纂和其英译工作。该年鉴全面系统地记载了 2014年海南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因而其英译有利于为中外投资者认识、建设海南提供翔实的信息,并促进海南省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翻译项目的原文本选自《海南年鉴2015》大事记部分,该部分详细介绍了 2014年海南所发生的大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本报告由四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是翻译任务描述,主要介绍了翻译项目的背景、原文分析以及项目意义;第二章是翻译过程描述,包括译前准备、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译后管理;第三章是翻译案例分析,以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理论为指导,从词法、句法、新闻标题三个层面探讨并解决了翻译中的难点,其中采用的翻译手段包括直译加注、意译、分译、合译、省译、词类转换;第四章是翻译实践总结,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不足之处和今后努力的方向。笔者认为,年鉴属于信息型文本,译文需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适应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满足读者获取信息的目的。笔者期望本篇翻译报告能为翻译工作者在此类文本的翻译方面提供一些参考。

丁柏峰^[10]（2017）在《民国时期青海西藏互动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两省区的辖境共同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由于地域相邻、自然环境相似、主体民族相同、文化上的趋同等原因,这两个地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联系紧密,互动频繁,对两地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地缘角度来看,对于内地而言,青海是连接西藏的边疆;对于西藏而言,青海又是沟通中原的内地。对青海的治理始终是历代中原王朝控制西藏的的一个重要环节,青海、西藏两地之间的互动一方面受青藏高原区域地理环境及民族分布格局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能力及统治政策。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基本处于一种不能驻军,不能派驻机构,政令不能畅达的不正常的状态。受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影响,青海、西藏两地的互动关系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内容,体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本论文以民国时期青海、西藏间的重要政治互动为主线,重点探讨了以下问题。首先探讨青藏关系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演进的舞台,任何区域的历史发展都有受制于地理环境的一面。因此,研究青海、西藏两地的历史发展与互动往来,首先必须分析了解青海、西藏所在的青藏高原这一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区位特征。民国时期的青海、西藏关系是古代青藏关系的延续,因此也对民国以前的两地互动关系进行了简单概括。其次,对西姆拉会议前后青藏间的互动、青海建省及青藏战争、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的活动、在青海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等重大历时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所提出的“内外藏划分”既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直接触及青海行政当局的具体权益。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回复北洋政府外交部的“艳电”,是在青海玉树地区被划入内藏,青海行政当局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情况下发出的。但“艳电”全文站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高度,有理有据地力争主权,表明了马麒等人对于青藏一体、唇亡齿寒特殊地缘的清醒认识。西姆拉会议以后,在马麒建议及组织下,甘青使团成功入藏,这是民国建立以来第一次派员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入藏沟通,成功突破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不正常关系的僵局。朱绣、古浪仓等青海籍人士入藏后与西藏各界进行了有效沟通,在某种程度弥合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隔阂,密切了双方的关系。1929年青海建省既是青海行政当局多年追求与谋划的结果,也是中央政府实施的重大治藏措施。青海建省以及西康建省,使得西藏与青海、西康等地的行政边界在国家层面得以明确划定,西姆拉会议上以划分内、外藏来分裂中国的图谋得以彻底破产。青海建省是青海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青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青藏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内容。“欲挽回藏局之危亡,当必自青海入手”成为执政者的共识。青海成为国民政府在制定治藏方略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青藏关系也成为当时政治时局的晴雨表。九世班禅返藏受阻后在青海的活动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的寻访与认定等这一时期青藏间政治互动的重大事件均反映出青海对于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所发挥的作用。第三,探讨了民国时期青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青海与西藏之间,地域毗连、部落交错杂居,加之宗教上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历来商旅往还,和睦相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青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藏族与其他民族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一个缩影。青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实现了两地间的物资互补,丰富了两地的文化内涵,双方在交流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推动了各自区域内的发展。

二、2001海南大事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海南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2）龙云主政时期（1929-1945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政策研究（1978-1992） ——以学校教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广东“小三线”建设研究（1964-1978）（论文提纲范文）

（5）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从俍兵到新桂系：玉林地方社会转型中的军事力量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武汉早期共产党地方组织建立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晚清粤港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海南年鉴2015》（大事记）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青海西藏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1海南大事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2]龙云主政时期（1929-1945年）云南中等师范教育研究[D]. 刘志稳.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8)
• [3]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政策研究（1978-1992） ——以学校教育为中心[D]. 脱颖.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2)
• [4]广东“小三线”建设研究（1964-1978）[D]. 周晨阳.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5]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D]. 高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9)
• [6]从俍兵到新桂系：玉林地方社会转型中的军事力量演变研究[D]. 徐惊鸿.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
• [7]武汉早期共产党地方组织建立与影响研究[D]. 丰姣. 海南大学, 2019(07)
• [8]晚清粤港小说研究[D]. 牛志威.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9]《海南年鉴2015》（大事记）翻译报告[D]. 王斌. 海南大学, 2017(06)
• [10]民国时期青海西藏互动关系研究[D]. 丁柏峰.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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