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股市结束熊市的标志是全流通（论文文献综述）
钮文新[1]（2020）在《30年3次“大牛市”的背后——改革是中国股市最大能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为标志,到今年的12月19日,中国股市走过了30年。在许多人的印象里,中国的A股市场"牛短熊长"。真是这样吗?站在30年当口,回望上证指数全景走势,可以清晰看到:A股市场历史上可以被定义为"牛市"的过程有3次,而且这3次当中还有一次属于"假牛"。具体而言,1994年7月,上证指数以325点起步到2001年6月2245点,整个过程将近7年,
王晓丹[2]（2020）在《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次巨震,为了维护股票市场稳定,中国政府以“国家队”身份、以超过一万亿的资金规模直接入市救助股市。后期又面临大量资金是否和如何退市问题。此次中国“国家队”资金救助股市为世界各国（地区）所关注,也为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野实验,本文重点考察和研究这一重大的经验事实。论文分为八章。第一章阐释了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国内外现实背景和研究现状,突出了研究意义,介绍了论文的内容结构。第二章对现有关于政府对股票市场干预的相关文献做梳理。从股市危机的特征和政府职能两个方面阐述了政府救助股市的必要性;从文献中总结政府救市策略的目标、具体方式和政策效果,并重点突出股市干预基金的设立及运行效果;进而立足于中国政府股市干预策略,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危机的研究进展并指出研究缺陷;最后指出政府股市干预策略的退出机制的研究不足。第三章从金融史的角度,以政府救助方式为划分,并遵循重大股市危机发生的时间轴,对20世纪以来历次典型性金融危机中各国（地区）政府救市的经验做比较,尤其集中于政府直接注资股市的策略比较,对比较成功的股市平准基金的运作详细展开,并总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股市的政府干预策略差异。着眼于中国股市,对中国股市自建立以来的政府干预策略进行梳理,并详细剖析2015年股市危机的救市计划,为中国股市危机的应对措施提供历史经验。第四章对政府入市策略做理论分析,结合中国股市的典型性特征,基于噪声交易模型,分别从股市危机的形成、中国政府救市的目标与策略、入市干预的预期效果等方面,对政府救市资金入市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入市效应的三个理论假说。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对中国政府救市资金的运行情况和策略效果的实证分析。对救市资金及其后续调整的详细统计是救助策略研究的重要现实依据。第五章首先集中关注2015年中国股市大波动期间,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力的“国家队”救市资金的统计,分别从资金入市的市场背景、资金的筹集规模、入市结构安排、选股原则、后期资金动态调整、等各方面剖析政府此番的注资行动;并对“国家队”各持股成员拆分比较,以完整展示救市资金运行全貌。第六章基于第四章提出的三个理论假说,实证检验中国政府股市救助计划的政策效果,分别从救市资金对市场流动性的改善、对市场整体层面和被救助对象个体层面的波动性影响、救市资金的影响机制检验等三个方面,对政府此番股市救助策略的实施效果作评价。第七章是政府救助策略的处置问题研究。在政府入市模型的框架之上,退市理论研究探讨了政府退市的目标设定、交易策略、预期效果等,并在两期模型中给出了政府退市的必要条件和持仓调整的操作策略,对中国政府退市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初步的机制设计。本章第二部分基于退市模型的结论,通过对救市资金的投资成本和各期收益水平的核算,指出“国家队”救市资金的退出时机,为退市策略建议提供现实依据。第八章对研究成果做总结,指出本文未来的研究展望;在各国（地区）股市危机救助历史的梳理与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中国政府救市的策略选择及救市资金的后期运行提出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结论:入市方面:政府入市救助的目标是稳定市场,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各方面:政府通过增持股票为市场提供额外的流动性,降低了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政府的股市干预有利于降低市场波动性,并且干预力度越大,个股的收益率波动性越低;降低股票的噪声交易程度是救市资金降低股市波动性风险的主要作用机制。退市方面:国有资金大量滞留股市是有负面作用的,退市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退市的目标比入市实际上更多元,所以退市行为更应该谨慎和有策略。考虑到政府对不同目标的偏好或权衡,其实后危机时期政府救助资金退出可以有不同的策略和时机。假定政府的目标只是入市资金的损益平衡,其实2017年底已经出现过全部退出的时机。但是,实际上政府至今还活跃在股市中,说明政府在某些信息优势的情况下,其救助资金的目标函数中可能包含了“投资收益”最大化。如果如此,政府救市资金理论上没有确定的最优退出时间或时机,相机抉择是最优策略。本文的创新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把政府干预股市的行为分为入市和退市,分别分析,尤其是退市策略分析。因为现实中往往是入市很果断,退市很麻烦,需要特别慎重。政府入市的后处置直接决定了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却往往在策略制定和政策效果评价体系中被忽视。将政府救市资金退出问题纳入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干预政策研究中,为救助资金的后续处置机制作出理论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看得见的手”择机撤出救助领域的研究空缺,为全球各市场类型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退市制度设计。探讨救市资金的处置问题的前提是掌握现有资金在市场中的实际运行效果,通过较为细致的核算救市资金自入市以来的成本和各期收益情况,为救市资金的后续处置策略提供现实依据,并为退市策略的机制设计提供政策建议。第二,对政府干预股市行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内生化处理,并设定政府入市的目标函数与退市的目标函数不同:前者是稳定市场,后者的目标函数中是包含投资收益的。鉴于政府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要服务目标的基本属性,结合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监督和管理的职责,对政府入市的理论研究以稳定股票价格波动为主要的干预目标具有合理性,已有文献也提供了较强的理论支持。以本文对2015年政府救市资金的统计研究和实证分析为基础,结合救市资金的筹集渠道、干预效果和资金变动等现实情况,本文对救市资金在后危机时期的处置研究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政府退市的目标函数,符合政府干预政策的市场逻辑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把投资收益作为政府重要的干预目标在现有文献中是鲜有的,本文对政府救市资金退市的理论研究可以进一步推广到政府对各市场领域的干预行为评估。第三,在经典的噪声交易模型中引入政府行为,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总结出三个理论判断,并在实证分析中加以验证。理论上在有政府参与的市场中,政府干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可能通过改变交易噪声实现,这为政府干预的影响机制研究拓展了理论依据。本文主要不足也是三点:第一,在理论分析中,把退市目标简单化处理为“获得投资收益”,确实过于简单和抽象,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政府与双重目标即投资收益和稳定市场,甚至有更多的目标,但是,由于确定不同目标之间的权重和构建相应模型太复杂,模型构建超出了我现在的能力,所以,只能以后再深入研究。第二,受数据可得性的局限,在统计分析中,本文采用季度性数据追踪救市资金的持股情况,但是季度性数据难以捕捉政府救市资金的具体交易时点及价格,导致救市资金的成本收益核算可能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除以出资方证券公司的资产账户收益情况为补充外,要反映救市资金的真实收益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第三,在实证分析时,本文仅对政府救市资金的干预效果以流动性和波动性两个标准衡量,并未考虑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对救市资金的作用机制也仅以降低噪声交易渠道解释,指标选择比较简单。
娄志勇[3]（2019）在《中国A股动量策略和反转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传统的有效市场理论以“理性人”为基础假设,认为股票的未来收益无法预测。然而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表明,股票市场上确实存在着动量收益和反转收益。我国学者对A股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进行了很多研究,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本文试图通过多角度的分类研究,发现其结论差异化的原因。本文采用Jegadeesh和Titman买入过去的赢家组合,同时卖出过去的输家组合的方法,对A股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我们首先采用沪深股市1991-2018年底约28年的全样本数据,得出总体结论;再从时间角度和公司特征角度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类研究,得出各种分类方式下的特定结论。分类方式包括股权分置改革前后、融资融券前后、牛市、熊市、平衡振荡市等不同的时间区间,以及公司所处行业、所处区域、成立时间、流通盘大小等不同的公司特征。结论是我国A股市场总体上存在显着的反转效应,而在不同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公司特征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动量效应。本文力求展现A股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多视角的真实性,投资策略的制定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投资对象和本文相应的特定结论对策略进行优化。
孙显超[4]（2019）在《外国机构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信息效率和影响路径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纵深发展,金融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跨越国界的基本表现,在国际收支资本金融账户中,分为资本项目的开放和金融项目的开放,资本项目开放领域表现的是FDI和OFDI行为,三十年来资本项目的开放,中国制造业及服务业等实体产业,在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领域得到了极大地提高,出现了实体产业的大发展。而金融项目的开放则比较晚,发生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金融项目开放中包括服务的开放和资金的开放,在金融资金项目开放的领域,在中国实施了合格的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的国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那么金融领域中资金的开放能否像资本项目开放一样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外力的促进作用?这一问题是本章研究的主要内容,考虑到金融项目开放行为中存在QFII和QDII双向开放行为,为了更微观地研究该问题,本文以单边QFII的投资为对象来研究其对中国股票市场定价效率产生的影响、机理、路径及溢出效应。资本市场在服务实体产业、促进中国国企改革以及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所迫切需要的一个任务,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面临产业升级和转型的大背景下,更需要资本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资产定价是其核心内容,资产价格是引导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风向标,高效准确地资产定价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根本,是投资功能和融资功能的前提条件。资本市场效率建设面临的约束是:市场的无摩擦、投资者理性、信息透明、投融资主体的诚信金融及健全的法律规制度。其中以投资者理性为代表的市场主体的优化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而投资学文献也在这个领域中多有研究,从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到集大成者的资本资产定价,再到尤金法玛的有效市场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考量了需求端的理性投资者行为,对于理性投资者的研究中,机构投资者是其典型的代表,本文的研究基于在金融开放视角下,从外国机构投资者角度进行研究,从需求端思考资本市场的效率建设有其重大意义,文章具体的研究要点如下:1.QFII:基于信息交易的价值投资者的假设验证。高效地资产定价,从需求端所要求的是市场存在大量的投资组合,所有投资组合都是最优的投资组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市场才能会形成竞争性的均衡。而最优的投资组合的构建,以及套利行为实现最优投资组合,都需要投资者足够理性,拥有较高的金融素养,外国机构投资者成长于成熟的资本市场,具备理性投资者所要求的专业素养、专业技能及投资经验。但是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缺陷,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后是否会发挥其在成熟资本市场中应有作用呢?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外国机构投资者在中国不是单纯的市场参与者,从投资收益结果的反事实来看,QFII在中国是学习型的价值投资者,是适应中国资本市场套利的聪明型投资者,这样的研究结果,其根本机制在于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套利行为,套利行为的出现,被动地要求中国政府进行积极地制度建设,以此来弥补漏洞,实现资本市场的公平、公开、公正的效率建设。2.外国机构投资者对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影响机理、路径。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产生影响,其机理和路径主要有二个:第一,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了资金,为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在提供流动性同时,通过市场的交易向市场传递了大量信息,特别是私有信息,因为有效率的股票市场,对资产价格信息含量具有较高要求,要求资产价格包含大量的信息,特别是股票特质性私有信息。第二,外国机构投资者通过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示范效应、人员流动、产业链平行和垂直关系）来推动市场参与主体优化,文章通过构建股票市场定价效率指标:股票价格同步性以及股票价格迟滞指标,用来测度股票市场定价效率,通过运用2005—2017年中国资本市场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的引入,确实能降低股票价格同步性和降低价格迟滞水平,而对样本进一步分组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也都验证了所研究结论。但是分组回归中也发现了在熊市行情中、在中小企业为代表的中小创板块,QFII对股票市场定价效率要优于在牛市行情中、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主板市场。在运用混合截面回归同时,通过研究QFII与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指标、财务盈利能力指标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QFII投资在市盈率越高的股票样本上,股票市场的定价效率也越高,而QFII投资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越高的股票,股票定价效率越低。在QFII投资与政府制度建设为代表的融资融券指标交叉相乘回归中,实证发现QFII投资比例越高,是融资融券的股票样本,其定价效率也越高。在QFII与国内机构投资者交叉项目中,实证结果显示,其结果不稳定,也就说是目前QFII和国内机构投资者共同作用下,还不确定是否能够实现定价效率,但是在国内机构投资者和外国机构投资者间的VAR模型检验中,发现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持仓确实影响到了国内机构投资者的持仓,反之,国内机构投资者的持仓并没显着地影响到外国机构投资者持仓。3.QFII投资行为与中国股票市场定价效率的非线性关系。文章对QFII投资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外国机构投资者对股票市场定价效率的关系,不是单调递增的,而是投资比例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定价效率反而会下降,二者之间关系是非单调。经研究发现,其内在机理是:（1）外国机构投资者焦虑行为。外国机构投资者为了实现最大化利润,目前是全球资产配置,在初期,在中国资产配置比例占其全部资产比例较低,所以其对中国的资产配置关注度不高,具有较低的焦虑,中国资产配置只是其全球资产的基本仓位配置。但是随着在中国投资比例不断提高,QFII开始关注和焦虑,市场如果有一些异动,他们会进行积极主动地调整仓位,导致市场会出现大幅波动,市场非理性行为出现。（2）源于中国资本市场政府强制管制及制度建设的担忧,中国资本市场政府干预是其很重要的特征,政府干预市场,很多时候会扰乱市场的正常秩序,加之中国资本市场本身的缺陷,当一些未预期的政策出台,以及市场黑天鹅事件爆发时,QFII投资额度超过一定比例,会对之前的预期进行重大的修复,导致市场价值重估。因此市场价格会发生较大波动,市场定价效率下降。（3）基于信息经济学逆向选择下的搭便车行为。资本市场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实行相对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选择的QFII都是有较为悠久经营历史、业绩发展良好、诚信度较高的外国投资机构,但是随着开放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推进,一些资质较差的外来投资机构也开始陆续上岸,这样市场良莠不齐,次优的外来投资者进入以后,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投资习惯和风格,加之国内机构投资者的学习和模仿,导致市场定价效率会下降,另外,更多外来投资者进入以后,国内关注度提高,积极信息挖掘和价值判断的外来投资者就会被其他投资者进行搭便车,最终博弈的结果是,市场信息生产和价值挖掘的投资者减少,市场定价效率开始下降。文章通过2013—2017年的QFII持仓数据实证验证了外国机构投资者对股票市场定价效率的非线性。4.QFII影响中国股票市场的机制方面,除了信息机制和溢出效应以外,还通过声誉机制影响定价效率,这种声誉机制主要体现在被QFII投资者标的股票表现出的两种效应:动量机制和反转机制,在实证研究发现,外国机构投资者在中国更多时候是动量机制在起作用。基于本文的研究,得出结果,引入外国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资金流入与技术输入及声誉影响的方式实现国内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但是这种影响是具有非线性的。通过研究外国机构投资者对国内投资者关系发现,外国机构投资者对国内投资者的影响存在着短期的动量效应。因此文章建议通过引入外国机构投资者实现国内股票市场定价效率,但是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比例要控制在一定的临界值之下,从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贺刚[5]（2018）在《二元市场结构下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股票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为实体经济载体企业提供直接融资通道,从而对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功能。但是,中国股市呈现的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已成为常态特征,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将促使中国股市收益发生较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将对中国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中国股市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功能的发挥。此外,股市均态与极端态呈现的二元市场结构已成中国股市运行的常态特征。对此,探讨二元市场结构下投资者情绪对中国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问题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投资者情绪为研究主题,首先改进了筛选投资者情绪代理指标的优化方法,并比较分析三种方法构建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的优劣,从而达到较为准确的度量投资者情绪的目的,这是研究投资者情绪最为关键的问题。之后,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探讨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机理,以此来提出实证研究的基本假设。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二元市场结构下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文章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一、基于修正的噪声交易理论模型演绎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的影响机理。以DSSW噪声交易模型为基础,通过调整股市投资者结构,增加卖空限制,并考虑基本面变动引起的系统性风险,从而构造一个更符合我国股票市场的噪声交易模型。并基于修正后的噪声交易模型演绎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机理。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持有更多效应”、“价格压力效应”、“弗里德曼效应”以及“创造空间效应”四种效应,由此提出四个研究假设。二、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标监控体系,优化筛选投资者情绪代理指标。为了更精准的跟踪市场上投资者情绪的变化,选取了20个投资情绪代理指标,并选择信息颗粒度更小、更高频的380周的周频数据,按照不同类别分类构成投资者情绪指标监控体系。针对目前投资者情绪代理指标的选取较为主观且没有检验所选择的代理指标是否合理的不足,改进了筛选投资者情绪代理指标的优化方法,运用此优化方法最终确定适合构造投资者情绪综合测度指数的情绪代理指标。三、基于不同方法构建投资者情绪综合测度指数。现有研究大多是应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情绪综合指数。考虑到主成分析法所存在的局限性,本文分别基于PCA法、PLS法以及创新性使用了LASSO算法来构建情绪综合测度指数。并从合理性检验、稳健性检验以及解释能力检验三个角度对三种方法所构建的指数进行对比,从而挑选出较为适合构造情绪综合测度指数的方法。实证发现LASSO法更适合构建情绪综合测度指数,它的主要优势在于在拟合广义线性模型的同时还可进行变量筛选和复杂度调整,在降低模型复杂程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四、基于OLS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实证检验二元市场结构下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所具体表现的效应。分别实证检验二元市场结构下投资者情绪对国内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并对比分析中美股票市场,以论证投资者情绪对股市的影响是否仅存在于新兴市场中。研究发现:均态市场环境下,中美两国股市中均存在着“持有更多效应”和“价格压力效应”。中国股市存在着明显的“弗里德曼效应”和“创造空间效应”,美国股市则两种效应都不显着。在极端市场环境下,中国股市中仍存在着明显的“持有更多效应”和“价格压力效应”,且“持有更多效应”要强于“价格压力效应”。美国股市中的“持有更多效应”与“价格压力效应”则并不明显。而只有当股市超额收益处于极低水平时,中国股市才存在“弗里德曼效应”。只有中国股市波动较为平缓时,悲观的投资者情绪波动对股市波动有显着的影响。而美国股市中始终不存在明显的“弗里德曼效应”和“创造空间效应”。对比中美两国的实证结果,相比于美国股市,中国股市对于噪声交易者的情绪更为敏感。文章的主要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选取周频率的代理指标数据,构建投资者情绪监控指标体系;改进了筛选情绪代理指标的优化方法,这对于选取代理指标主观且没有剔除机制的现状有所改善。从6个市场维度中挑选出相应的20个周频率情绪代理指标,构建了投资者情绪指标监控体系,首次挑选了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指数作为主观情绪指标。改进了筛选情绪代理变量的优化方法,对于当前选择情绪代理指标时主观且没有剔除机制的不足有所改善。二、基于LASSO回归法构建投资者情绪综合测度指数,在降低模型复杂程度的同时提高了投资者情绪综合测度指数的精确度。LASSO算法能减少变量个数以降低模型复杂度的同时还能保证模型的解释能力。实证对比发现相比于基于PCA和PLS法,基于LASSO回归法构建的情绪指数精确度更高,更能较为准确的度量中国股市投资者情绪。三、基于分位数回归法实证检验了在不同分位点处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影响,并对比分析投资者情绪对中美股市的影响差异。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实证检验二元市场结构下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不仅考虑到分布中心的相互影响,还充分挖掘了变量上尾分布或下尾分布所包含的信息。相比美国股市,投资者情绪对中国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更显着。
李腊生,刘霞,蒋耀萱[6]（2018）在《融资余额、市场价格及其模型——基于数据驱动的量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融资融券制度的推出结束了我国证券市场单边做多的历史,为投资者卖空提供了机会。针对现有融资融券交易对市场价格形成与运行研究的不同结论,文章采用基于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通过对我国融资融券及相关变量实际数据特征的考察与分析,结合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对我国证券市场融资融券交易的价格效应分别从市场效应与融资融券标的股效应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证券市场融资交易的价格效应分别符合不同的模型,单位股本融资额与上证综合指数的关系适应于乘数-加速数模型,标的股单位股本融资额与沪深300指数的关系适宜于用倒U型模型描述。最后,针对实证分析的有关结论,文章给出了相应的经济学解释。
柴曼昕[7]（2013）在《A股上市公司高管股票期权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股权激励尤其是股票期权激励制度被公认为是美国等新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而事实上，股权激励是把双刃剑，若股权激励契约设计不当，则达不到激励效果，甚至还会成为公司高管侵蚀企业利益的工具，给股东带来巨大的损失；若股权激励契约设计得当，则会给企业、高管和股东创造巨大财富，达到激励相容的效果。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和企业界的实践上看，对高管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也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案例拿到中国运用，恐怕也无法直接指导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践。对于股权激励在我国上市公司能够发挥的作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我国股权激励在实践环节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必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也就容易引起争论。本文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A股迎来全流通时代以及上市公司陆续积极推进股权激励实施的现实背景下，有必要搞清楚：上市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对A股上市公司已经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效果如何评价？对已经公告但终止实施的上市公司（多数宣称终止与市场波动和考核不利有关）是不是真正没有实施股票期权激励条件？能不能减少实施期权激励后而又中途终止的家数？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将对其进行成因归纳，进而总结出影响我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股票期权激励的条件以及寻找出契约设计中的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平衡点，以指导今后的激励契约设计和改进，达到提高激励效果，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更好地保护股东利益的目的。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股票期权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关系进行研究显得非常重要，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管理层有关股权激励两个办法颁布之后的2006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30日期间，沪深A股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的257家上市公司（包含一个公司多次实施股权激励的情形，其中实施股票期权有164家）为研究样本，对股票期权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运用Eviews6.0计量软件、MATLAB7.0、SPSS17.0统计软件和EXCEL2010数据处理软件对样本进行数据整理、描述性统计分析等，通过对股票期权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之后，实证研究影响价值创造能力以及这些上市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效果与激励收入的因素，总结出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利益协调平衡点，为建立和完善我国A股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契约设计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最后从股票期权激励规范性和资本市场有效性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与主要观点简述如下：首先，关注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针对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及全流通背景下的A股上市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演变历程和实施现状，提出我国A股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的研究框架：包括股东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因素、股票期权激励实施效果与激励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股东价值创造能力之间的关系；形成对具有全流通背景下的股票期权激励研究的有益补充。其次，寻找导致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之不协调的因素。第一在理论上分析了股票期权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期权激励收入是来自新创造价值的一部分，新创造的价值越多，给予高管的激励收入就应该越多，只有当它们之间具有正比例的平衡协调关系，才能有效激励高管努力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第二在实证上通过构建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股东价值创造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得出：公司成长能力、股权属性与控制人持股比例是影响上市公司股东价值创造能力的显着性因素，但其显着性会随着股市行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即自然人控股比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东价值创造能力更强；成长能力越好，控制人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价值创造能力越强。再次，深入探讨股票期权激励强度问题。提出股票期权激励强度系数和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系数在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契约中具有显着的影响，即竞争性对股票期权激励的长期绩效起决定作用并通过股票期权激励强度对同行业经理人市场竞争压力进行刻画，发现激励强度对公司盈利能力影响更显着，在牛市阶段激励效果要好。最后，将市场因素纳入激励契约设计和操作过程。首先，运用多元回归模型从盈利性与成长性两个维度挖掘影响股票期权激励收入的关键因素，实证检验发现：不同市场行情下的关键因素各有差异，但总体上，控制人持股比例、激励强度、激励时机选择等因素是影响股票期权激励收入的关键因素，即内生性对股票期权激励的长期绩效起决定作用。然后，运用分形理论对股票市场的分形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这进一步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效果跟股票行情有很大关系。基于此，从股票期权激励规范性与资本市场有效性等方面，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如何实施与完善股票期权激励的可操作性政策建议。
李为[8]（2013）在《中国股市噪声交易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和投资者的博弈是一种独裁者博弈模式，有限理性的噪声交易者和非完全理性的噪声交易者占很大的比重，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都有从众心理，我国股市存在着传统金融理论（CAPM、EMH、MPT）无法解释的金融异象：由于投资者认知偏差造成的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投资者的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以及股票市场上的动量效应和长期反转效应等。本文从我国股市的实际出发，利用现代行为金融学有关噪声交易的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对我国股市噪声交易的成分、杠杆效应和正反馈交易进行了实证研究。对噪声交易的理论进行了论述。包括噪声交易理论的由来，以及噪声交易的本质和内涵，并对噪声交易的风险和行为机制进行了界定。讨论了DSSW模型和噪声交易者的生成和获利机制。讨论了BSV、DHS和HS理论，以解释投资者的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以及股票市场上的动量效应和长期反转效应。在分析中国股市噪声交易类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股市的发展态势分析了中国股市噪声交易的特殊表现：大幅波动、高换手率、受政策影响大等。研究了我国股市噪声交易的成分。以方差比检验（Variance-Ratio Test, VRT）为基础来构造一个噪声成分检验（Noise Composition Test, NCT）指标，并以此做纵向分析，考察中国股票市场在股改前和股改后的噪声成分。同时以近似全流通的股票和整个大盘做了横向比较。研究了我国股市噪声交易的杠杆效应。我国股票市场存在噪声交易的行为常常受到政策的干扰。而行业特征的区间受到杠杆效应影响不同。基于沪深300行业指数，利用ARMA-GARCH模型分析了沪深的各个代表性行业指数的波动性，GARCH（1,1）模型中各行业的a+均小于1且非常接近1，表明各个行业的GARCH过程是宽平稳的，行业的波动呈现集聚性和持续性，外部的冲击对条件方差的影响具有持久性。TARCH（1,1）和EGARCH（1,1）模型较好地说明各种外部因素对各行业的冲击影响，表现为杠杆效应和非对称性效应，且模型都消除了ARCH效应。这两个模型都说明了各行业间均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利坏消息”冲击比等量的“利好消息”冲击会产生更强的的波动。过度的噪声交易特别是正反馈交易是引起我国股市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选用包括上证综合指数和深圳成分指数，中小板指数，沪深300指数，封闭式基金指数五个样本，采用非对称的GARCH-M模型，对我国股市存在的正反馈交易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存在使用正反馈交易策略的噪声交易者，两市的日收益与噪声交易者行为有关；大盘蓝筹股的上市对治理噪声和遏制正反馈交易有积极作用；中小板的正反馈交易最为明显，其次是封闭式基金，然后是深圳成份指数、上证指数、最后是沪深300指数。利用资产定价模型BAPM，以受行政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过度的噪声交易。选用2007-2009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上市公司，从2006年1月到2009年12月的收益率作为分析的样本，同时取其对应的同行业的配对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噪声交易者风险（NTR）与股票超额收益是显着负相关的，显着性越高，那么投资者投资此类股票受到损失的可能性越大。本文在下述几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以VRT为基础构造NCT指标，分析了我国股市噪声交易的特殊性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利用ARMA-GARCH模型对我国股市噪声交易引起的杠杆效应分行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二，建立基于正反馈交易的证券资产收益率均衡模型，并结合非对称的GARCH-M模型对我国具有代表意义的五个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三，以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为基础，分三种类型对受处罚的上市公司的噪声交易进行了的实证分析。
李健元[9]（2011）在《中美股市股本及其影响因素比较与发展趋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2010年底中国上市公司普通股股票总市值4.8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上市公司普通股股票总市值17.17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从各种指标总量来看,中国都位于世界前列,但与此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各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中国股票市场是为适应经济转轨的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典型的政府推动和行政调控的特点,还不能有效发挥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也不能体现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作用。本文通过中美两国股市的比较,研究股票市场的基本制度和发展趋势,以期找到制约中国股市发展的根本问题。任何一国长期大牛市的基本特征都表现为随着市场股票价格的上涨,其平均每股收益不断提高、平均市盈率不断由高走低的过程。在股价、股本及净利润这三个决定每股收益和市盈率的变量中,如果股本和净利润增长速度不变,股价上涨速度过快则股价泡沫产生。如果股价和净利润上涨速度不变,股本增长速度过快,也会降低每股收益导致股价泡沫的产生。相反,在股价和净利润增长速度不变的条件下,抑制和减少总股本的增长速度也会提高每股收益,降低高企的市盈率。股本规模（Equity Size）是反映和衡量上市公司经营规模、主营业务规模、净利润规模及公司价值的指标,这一指标在成熟股市通常以股票市值表示。在中国由于限售股的存在和绝大部分国有股虽然解禁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全流通特殊性以及总市值的不确定性,这一指标只能以总股本替代。1990年～2010年的20年中,以纽交所、纳交所为主板的美国股市经历了两次牛市和两次熊市,其中1990年～2000年为10年大牛市,2002年～2007年为6年大牛市,2001年～2002年为1年大熊市,2008年～2009为1年大熊市。这种牛长熊短的格局既与美国的经济走势、美国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有关,又与美国股市政策,尤其是美国股市的股本管理政策有关。本文从美国股市股本管理政策出发,从美国股票市场的股票供给管理和股票资金的需求管理两个主要层次探讨美国股市和中国股市存在的问题及两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趋势。本文分8章。第1章为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及研究框架,从中美股市市值对比、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的差异、上市公司净利润占全国企业净利润之比、中美股民和基民数量占总人口比重、中美上市公司科技行业净利润占比等几个方面引出中美两国股市作为反映经济晴雨表的差异。第2章是“中美股市IPO比较”,研究中美两国IPO的差异。在这一章,本文研究中美两国首发股本的巨大差异,并分析美国股市首发规模小的原因主要有三个：（1）私营、民营企业上市股本规模不大；（2）纽交所长期严格的上市制度；（3）美国没有国有企业使得美国股市首发没有大盘股。中国股市首发股本规模大也有三个原因：（1）国有企业上市主要为脱困是股本偏大的根本原因；（2）股权分置是国企上市股本规模大的第二原因；（3）中国社保制度的不健全使国有企业上市时不良资产和微利资产无法彻底剥离而形成股本规模过大。第3章是“中美股市增发比较”,研究中美两国增发的差异。在这一章,本文研究中美两国股市增发股本的差异,得出增发股本规模偏大是中国股市股本规模偏大的重要原因。通过本章研究发现,美国股市增发规模很小,但中国股市增发股本规模过大。本章分析认为美国股市没有恶意圈钱式的增发与市场机制有关。中国股市增发规模过大的有三个原因：（1）没有因增发过多致股价下跌而被收购的机制；（2）沪深股市股本大,平均股价低是增发股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3）大股东一股独大很难抑制增发圈钱的弊端。第4章是“中美股市送股比较”,在这一章,本文重点研究了送股信号理论与最优股价区间理论,认为此两种理论是送股理论的核心。并通过美国股市的送股实证研究证明美国上市公司的送股行为符合送股的理论。本章研究发现美国的送股公司样本反映了送股公司是净利润高成长公司,而中国沪深股市送股样本整体不是高成长公司,也并非沪深A股的主要盈利板块,并且送股样本整体业绩低于市场平均水平,最终通过对中国沪深A股送股的实证研究证明送股公司的送股行为整体不符合送股理论。第5章是“中美股市回购比较”,研究中美两国股市回购的差异。在这一章,本文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在股市股本回购的数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美国股市每年都会有大量股票从二级市场回购并注销,有效地减少了美国股市的总股本,提高了股票市场的加权每股收益。而中国股市上市公司股份的回购数量较少,致使中国股市没有有效减少股票供给、平衡股票市场股票供给与资金需求的有效机制。第6章是“中美股市股本比较”,本章综合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内容,从首发、增发、送股、回购四个方面对中美股市股本进行总体比较研究,并得出两国总体股本规模差异较大的事实。通过研究,本章发现美国纽交所和纳交所上市公司家数高速扩容与高速缩容并存,同时认为其原因有三个：（1）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是大规模摘牌的第一原因；（2）不断提高退市标准和严格的退市制度是大规模摘牌的第二原因；（3）健全的三板市场是纽交所和纳交所能够实现大规模摘牌的第三原因。第7章是“中美代际人口变化、收入水平与股市发展”,本章研究人口代际变化和收入水平对股市发展的影响,通过中美代际人口数量的结构差异、人均收入增长、中产阶层数量增长的数据分析,探讨中美股市从下一代投资者数量和收入增长情况来看,中美股市的未来资金需求及股票市场发展趋势。另外,2013年将是美国最大的人口群体“战后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退休的重要年份,资产价格暴跌假说（Asset Melton Hypothesis）将对未来美国股票市场产生重大压力,因此美国人口代际数量变化便成为美国股市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要素,本章通过美国代际人口数量变化、收入变化研究美国代际人口结构对美国股市过去和将来的影响。本文在第6章和第7章针对股本规模、人口代际变化以及收入水平对股市发展影响给出了若干建议。第8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结论有三点：（1）沪深股市相对美国股市缺乏有效的股本管理机制和长期的股本管理战略。（2）沪深巨大权重股的存在使加权每股收益、市盈率等指标严重失真。（3）2006年后美国股市的股票供给量明显减少。政策建议有三点：（1）管理层应将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调整和股本管理政策作为一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增加股市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与资金来源的稳定性是增加股票市场稳定需求的重要手段。（3）应该利用中国的代际人口的优势加速发展资本市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本文从一国人口代际数量的巨大变化分析一国股票市场的资金需求增加与减少对股市牛熊转换的影响,为研究股市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2）本文通过分析抑制一国股票总股本各种方式以控制一国股票市场的总供给,以期平衡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保持一国股市的长期稳定或实现“牛长熊短”的股票市场健康的发展方式。（3）本文研究成熟股市有自动抑制股本泡沫的机制,即通过收购并购中的现金收购、换股收购、股本回购、自动缩股、提高首发标准和退市标准等一系列消除存量股本泡沫和抑制增量股本泡沫的措施,使上市公司业绩增长远快于股本扩张速度。（4）通过研究,本文提出了中国应该借鉴美国的做法,采取主动抑制股本过快增长的措施,从而不断提高沪深股市的每股收益,不断降低市场的市盈率,避免股市的大起大落,使中国投资者能够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财产性收入的新观点,并对该观点进行了论证。
牟晓挥[10]（2011）在《限售股解禁对股价的影响及解禁过程涉及主体的博弈分析》文中研究指明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股权分置改革的意义无可厚非,但是在股改期间留下大量需要解禁的受限股,无论对于投资者来说,还是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和解决限售股带来的影响,既涉及到股东、投资者、监管者的各方利益,又涉及到市场长期稳定的发展。近年来国内外有大量文献研究限售股对于证券市场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的很多都是局限于限售股本身,而对于解禁过程中涉及的各个主体的研究层次也不深,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研究甚少。为此,有必要将限售股与涉及主体结合在一起研究,分析它们在一定限制条件下,各自的利益均衡。本文首先对限售股及博弈论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探讨了现有的观点与理论;利用对比分析法分析了各行业具备代表性的样本,然后选取了2006-2008年牛市熊市两个阶段的解禁数据,主要用事件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重点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累计异常收益和平均异常收益进行分析,并用Excel进行显着性检验,研究限售股相对于市场整体走势的影响,结果显示限售股解禁并没有降低股票的收益率;接着本文对限售股解禁过程中涉及的三方主体:限售股股东、投资者、监管者进行博弈分析,建立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认为要合理解决限售股问题,应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监管、加强投资者教育及创新限售股管理方式等方面入手,加强各方管理与联系,促进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
二、中国股市结束熊市的标志是全流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股市结束熊市的标志是全流通（论文提纲范文）
（1）30年3次“大牛市”的背后——改革是中国股市最大能量（论文提纲范文）
| 来之不易的“第一牛” |
| 基础制度的摸索和构建 |
| “八月狂潮” |
| 从“八字方针”“十二道金牌”到证券法 |
| 中央的抉择：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 |
| “赌场论”之辩 |
| 股权分置改革之难 |
| A股市场经历彻底变革 |
| “金融遵义会议” |
| 最大限度地扩大开放 |
| 发布一个“你可能从未注意的事实” |
（2）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创新 |
| 1.3 论文的主要不足之处 |
| 1.4 研究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救助股市的必要性研究 |
| 2.1.1 股市危机的特征 |
| 2.1.2 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利弊之争 |
| 2.2 政府救市政策的方式及政策效应的评价 |
| 2.2.1 政府干预政策的目标及方式划分 |
| 2.2.2 股市平准基金的设立 |
| 2.2.3 政府干预股市的政策效应 |
| 2.3 中国政府干预股票市场行为研究总结 |
| 2.3.1 中国政府干预股市的必要性研究 |
| 2.3.2 中国政府历次干预股市的方式及影响分析 |
| 2.3.3 2015年中国股市崩盘的成因分析 |
| 2.3.4 中国政府救市行为的理论研究与不足 |
| 2.3.5 中国政府救市行为的实证研究与不足 |
| 2.4 政府股市干预策略的处置理论探究 |
| 2.4.1 政府干预措施退市的必要性 |
| 2.4.2 政府干预措施的退出困境 |
| 2.4.3 中国政府救市行动的后处置研究进展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各国(地区)政府股市救助政策的比较 |
| 3.1 自由放任走向积极干预的美国股市 |
| 3.1.1 “黑色星期四”:自由放任主义 |
| 3.1.2 “黑色星期一”:建立熔断机制 |
| 3.1.3 2000年互联网泡沫:交易制度改革 |
| 3.1.4 2008年金融危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
| 3.1.5 2020年股市崩盘:无限量量化宽松 |
| 3.2 股市平准基金盛行的亚洲市场 |
| 3.2.1 日本经济泡沫与非传统货币政策 |
| 3.2.2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政府注资 |
| 3.2.3 俄罗斯金融危机与政府借贷 |
| 3.2.4 1998年中国香港金融危机与盈富基金 |
| 3.2.5 中国台湾股市危机与股市平准基金 |
| 3.3 中国大陆的股市干预史 |
| 3.3.1 中国2015年以前的历次股市干预 |
| 3.3.2 2015年中国政府救市计划简介 |
| 3.3.3 中国政府的股市干预措施总结 |
| 3.4 各国(地区)政府救市政策对比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政府入市的理论分析 |
| 4.1 噪声交易模型在中国股市的适用性 |
| 4.2 入市模型基本假设 |
| 4.3 无政府干预的市场均衡 |
| 4.4 政府股市干预的行为及其目标 |
| 4.5 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均衡 |
| 4.6 政府入市效应的理论假说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政府救市资金运行的统计分析 |
| 5.1 救市资金持股统计 |
| 5.1.1 持股规模 |
| 5.1.2 持股结构 |
| 5.2 救市资金动态追踪 |
| 5.2.1 持股规模变动 |
| 5.2.2 持股结构调整 |
| 5.3 救市资金持股指数编制 |
| 5.3.1 指数计算说明 |
| 5.3.2 救市资金整体持股指数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政府救市效果的实证检验 |
| 6.1 救市资金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
| 6.1.1 流动性衡量及假设 |
| 6.1.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1.3 变量说明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1.4 DID流动性实证结果 |
| 6.1.5 稳健性检验 |
| 6.2 救市资金对市场整体波动性的影响 |
| 6.2.1 模型设定及假设 |
| 6.2.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2.3 序列平稳性检验 |
| 6.2.4 GARCH模型检验结果 |
| 6.3 救市资金对个股波动性的影响 |
| 6.3.1 模型设定及假设 |
| 6.3.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3.3 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检验结果 |
| 6.3.4 GMM稳健性检验 |
| 6.4 救市资金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4.1 噪声交易的量化 |
| 6.4.2 噪声交易机制检验 |
|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政府股市救助资金退出策略(后处置)研究 |
| 7.1 中国政府退市策略的理论研究 |
| 7.1.1 退市模型设定 |
| 7.1.2 定义均衡策略 |
| 7.1.3 退市均衡策略求解 |
| 7.1.4 两期模型下的政府退市策略设计 |
| 7.1.5 政府退市模型的政策含义 |
| 7.2 救市资金退市的现实依据 |
| 7.2.1 收益率估算方法 |
| 7.2.2 救市资金初始成本核算 |
| 7.2.3 救市资金累计收益率核算 |
| 7.2.4 救市资金与A股股指收益比较 |
| 7.2.5 救市资金收益横向比较 |
| 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A股动量策略和反转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概述 |
| 1.1.1 背景分析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创新之处 |
| 1.3.1 时间划分 |
| 1.3.2 公司特征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相关文献回顾 |
| 2.2 国内相关文献回顾 |
| 第3章 样本选择和策略构建方法 |
| 3.1 数据源和样本选择 |
| 3.1.1 数据源选择 |
| 3.1.2 样本选择 |
| 3.2 策略构建方法 |
| 3.2.1 基本方法 |
| 3.2.2 形成期和检验期的设定 |
| 3.2.3 构建投资组合 |
| 3.2.4 构建策略 |
| 第4章 策略构建和实证分析 |
| 4.1 策略构建 |
| 4.1.1 沪深股市特征 |
| 4.1.2 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的理论基础及其在A股的适用 |
| 4.1.3 抽样方法和交易成本 |
| 4.2 实证分析 |
| 第5章 策略稳健性分析 |
| 5.1 按流通市值加权 |
| 5.2 按时间分组 |
| 5.2.1 股权分置改革前后 |
| 5.2.2 融资融券前后 |
| 5.2.3 牛熊市和平衡振荡市 |
| 5.3 按上市公司特征分组 |
| 5.3.1 按公司所处行业 |
| 5.3.2 按公司所处区域 |
| 5.3.3 按公司成立时间 |
| 5.3.4 按公司流通盘大小 |
| 5.4 多元线性回归 |
| 第6章 结论和展望 |
| 6.1 结论 |
| 6.2 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外国机构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信息效率和影响路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言 |
| 1.1 问题提出 |
| 1.2 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推导演绎法 |
| 1.3.2 文献研究法 |
| 1.3.3 统计及计量实证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1.5 预期研究成果 |
| 1.5.1 理论价值 |
| 1.5.2 实际应用价 |
| 1.6 研究的不足和解决的途径 |
| 1.6.1 .理论模型使用方面 |
| 1.6.2 数据的可得性方面 |
| 2.文献综述 |
| 2.1 经典资产定价文献 |
| 2.1.1 资产组合理论 |
| 2.1.2 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M) |
| 2.1.3 套利定价理论 |
| 2.1.4 有效市场理论 |
| 2.2 定价效率:从理论到方法 |
| 2.2.1 定价效率理论研究文献 |
| 2.2.2 从资产定价到R2定价效率研究文献 |
| 2.2.3 股票定价效率影响的文献 |
| 2.3 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相关研究文献 |
| 2.3.1 中国引入QFII制度的认识 |
| 2.3.2 QFII投资选择偏好文献 |
| 2.3.3 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与股票市场价格 |
| 2.3.4 QFII对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影响文献 |
| 2.3.5 机构投资者角度研究定价效率为什么是QFII? |
| 2.4 本章小结 |
| 3.外国机构投资者制度建设、投资现状及经验分析 |
| 3.1 QFII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介绍 |
| 3.1.1 《暂行办法》文件 |
| 3.1.2 《管理办法》文件 |
| 3.1.3 《外汇管理规定》文件 |
| 3.2 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股票市场的现状分析 |
| 3.2.1 中国资本市场效率建设的现状分析 |
| 3.2.2 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股票的一般分析 |
| 3.2.3 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的总量特征 |
| 3.2.4 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的结构特征 |
| 3.3 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引入外来机构投资者的经验分析 |
| 3.3.1 台湾证券市场 |
| 3.3.2 韩国证券市场开放 |
| 3.3.3 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验 |
| 3.3.4 新兴经济体国家引入国外投资者的经验总结 |
| 3.4 本章小结 |
| 4.外国机构投资者对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影响机制研究 |
| 4.1 信息机制、投资者异质性与股票市场定价效率 |
| 4.1.1 信息交易与股票定价效率 |
| 4.1.2 投资者异质性的均衡研究 |
| 4.2 基于动量机制和反转机制下的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机制 |
| 4.2.1 投资者理性预期模型 |
| 4.2.2 外国机构投资者反应具有偏差下的模型 |
| 4.3 外国机构投资者与股票市场定价效率的非线性机制研究 |
| 4.3.1 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 |
| 4.3.2 资产组合权重与外国机构投资者焦虑 |
| 4.3.3 搭便车与逆向选择:Grossman—Stiglitz悖论 |
| 4.4 影响路径研究 |
| 4.4.1 基于市场参与主体的研究路径 |
| 4.4.2 影响市场参与者路径的机制研究 |
| 4.5 本章小结 |
| 5.外国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A股市场——信息交易的价值投资者?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QFII基于信息交易的理论逻辑 |
| 5.2.2 QFII基于价值信息交易的现实基础 |
| 5.2.3 模型扩展:QFII基于市场信息还是个股私有信息进行证券交易? |
| 5.3 实证模型、变量及数据 |
| 5.3.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5.3.2 样本选择和数据描述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基于股票市场行情周期进行分组回归 |
| 5.4.3 基于企业性质实证检验 |
| 5.4.4 基于双融、国内机构投资者与QFII相互影响机制下的回归 |
| 5.5 本章小结 |
| 6.QFII投资对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基于信息含量和信息反应的视角 |
| 6.1 引言 |
| 6.2 研究假说 |
| 6.3 模型、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
| 6.3.1 模型 |
| 6.3.2 变量选择 |
| 6.3.3 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于全样本基准回归 |
| 6.4.2 基于股票市场行情周期分类回归 |
| 6.4.3 基于不同性质的企业回归 |
| 6.4.4 基于市场不同层次分类回归 |
| 6.5 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 |
| 6.5.1 混合截面数据结构下稳健性检验 |
| 6.5.2 基于平衡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
| 6.6 内生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外国机构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影响路径的实证检验 |
| 7.1 引言 |
| 7.2 数据、模型及描述性统计 |
| 7.2.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设定 |
| 7.3 QFII投资、上市公司主体优化与股票市场定价效率 |
| 7.3.1 研究假说 |
| 7.3.2 实证分析 |
| 7.4 QFII投资、国内机构投资者持仓与股票定价效率 |
| 7.4.1 研究假说 |
| 7.4.2 实证分析结果 |
| 7.4.3 QFII投资、国内机构投资持仓之间的VAR模型分析 |
| 7.5 外国机构投资者、双融机制与股票市场定价效率 |
| 7.5.1 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概说 |
| 7.5.2 实证分析 |
| 7.6 QFII持仓、声誉机制与股票价格同步性 |
| 7.6.1 外国机构投资者、声誉机制与股票市场定价效率 |
| 7.6.2 机构投资者投资与市场反应:动量效应与反转效应检验 |
| 7.7 本章小结 |
| 8.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基于第4章1.5期下动量及反转模型推导 |
| 附录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2018.6.10)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论文、课题) |
（5）二元市场结构下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投资者情绪度量 |
| 1.2.2 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及波动的影响 |
| 1.2.3 现有研究不足及本文研究计划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 论文创新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投资者情绪的理论渊源 |
| 2.1.1 行为金融的产生 |
| 2.1.2 行为金融理论与传统金融理论的对比 |
| 2.1.3 投资者情绪的界定 |
| 2.2 投资者情绪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1 个体情绪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2 群体情绪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3 投资者情绪影响决策的理论分析 |
| 2.3 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影响的理论模型 |
| 2.3.1 基于异质投资者的模型 |
| 2.3.2 基于信念的模型 |
| 2.3.3 基于偏好的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股市收益波动的内生逻辑 |
| 3.1.1 噪声交易与噪声交易者 |
| 3.1.2 DSSW噪声交易模型 |
| 3.1.3 噪声交易者情绪与股市收益波动 |
| 3.2 修正的DSSW噪声交易模型 |
| 3.2.1 假设条件 |
| 3.2.2 模型构建及求解 |
| 3.3 基于修正模型的影响机理诠释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投资者情绪综合测度指数的构建研究 |
| 4.1 投资者情绪代理变量的筛选 |
| 4.1.1 优化程序 |
| 4.1.2 变量界定 |
| 4.1.3 合理性检验 |
| 4.1.4 领先滞后关系检验 |
| 4.1.5 相关性检验 |
| 4.1.6 入选指标预处理 |
| 4.2 投资者情绪综合测度指数构建 |
| 4.2.1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
| 4.2.2 基于偏最小二乘法 |
| 4.2.3 基于LASSO回归法 |
| 4.3 实证性对比检验分析 |
| 4.3.1 模型合理性检验 |
| 4.3.2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4.3.3 模型解释能力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均态市场下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影响 |
| 5.1 OLS回归模型构建 |
| 5.2 基于OLS模型的回归分析 |
| 5.2.1 持有更多与价格压力效应检验 |
| 5.2.2 弗里德曼效应检验 |
| 5.2.3 创造空间效应检验 |
| 5.3 中美股票市场对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极端市场下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影响 |
| 6.1 分位数回归模型构建 |
| 6.1.1 分位数回归法简介 |
| 6.1.2 实证模型构建 |
| 6.2 基于分位数模型的回归分析 |
| 6.2.1 持有更多与价格压力效应检验 |
| 6.2.2 弗里德曼效应检验 |
| 6.2.3 创造空间效应检验 |
| 6.2.4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中美股票市场对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原因分析 |
| 7.2.2 相关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融资余额、市场价格及其模型——基于数据驱动的量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两融交易数据及其特征 |
| 三、融资余额与股价 |
| 四、经验结论的经济学解释 |
| (一) 对两融交易非对称性的解释 |
| (二) 有关上证综合指数与沪深300指数不同的数量关系的解释 |
| (三) 对沪深300指数与单位股本融资额倒U型关系的解释 |
| 五、研究结论 |
（7）A股上市公司高管股票期权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 |
| 1.3.2 股权激励 |
| 1.3.3 股票期权激励 |
| 1.3.4 激励收入 |
| 1.3.5 价值创造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全文章节安排 |
| 1.6 本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人力资本理论 |
| 2.1.3 价值创造理论 |
| 2.1.4 企业契约理论 |
| 2.2 股权激励契约设计 |
| 2.2.1 股权激励契约的由来 |
| 2.2.2 股权激励模式及其特点 |
| 2.2.3 股权激励对象及其分布 |
| 2.2.4 股权激励条件及其设置 |
| 2.3 股权激励模式的发展演化 |
| 2.3.1 股权激励制度环境的发展历程 |
| 2.3.2 探索、酝酿阶段的主要股权激励模式 |
| 2.3.3 发展阶段的主要股权激励模式 |
| 2.3.4 股权激励模式的利弊演化分析 |
| 2.4 国内外相关文献述评 |
| 2.4.1 国外相关文献述评 |
| 2.4.2 国内相关文献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价值创造能力理论与实证 |
| 3.1 全流通时代对实施股权激励的意义 |
| 3.2 股票期权的特点及其激励机理分析 |
| 3.2.1 股票期权的特点 |
| 3.2.2 股票期权激励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3 股票期权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关系的理论分析 |
| 3.3.1 股票期权激励对股东价值创造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3.2 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平衡协调关系理论分析 |
| 3.4 股票期权激励对股东价值创造能力的实证研究 |
| 3.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4.2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3.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股票期权激励收入与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1 股票期权激励收入与效果的相关文献述评 |
| 4.2 上市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效果的实证分析 |
| 4.2.1 研究样本与指标选取 |
| 4.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 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3.1 研究样本 |
| 4.3.2 变量设计 |
| 4.3.3 模型构建 |
| 4.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分形市场下股票期权激励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
| 5.1 股票市场分形特征的实证检验 |
| 5.1.1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3 多重分形程度的量化分析 |
| 5.2 股票期权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协调机制研究 |
| 5.3 给股票期权激励契约设计的启示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中国股市噪声交易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1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本文研究的章节安排 |
| 1.4 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2章 噪声交易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噪声交易的由来 |
| 2.2 噪声交易本质和内涵 |
| 2.2.1 噪声的本质 |
| 2.2.2 噪声交易的内涵 |
| 2.3 噪音交易者、噪音交易者风险及其行为机制 |
| 2.3.1 噪声交易者的科学划分 |
| 2.3.2 噪声交易者风险（NTR） |
| 2.4 DSSW模型 |
| 2.4.1 DSSW基础模型 |
| 2.4.2 DSSW扩展模型 |
| 2.4.3 噪声交易者的生存和获利机制 |
| 2.5 投资者行为决策模型 |
| 2.5.1 BSV模型 |
| 2.5.2 DHS模型 |
| 2.5.3 统一理论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股市噪声的特殊表现 |
| 3.1 中国股市噪声交易类型 |
| 3.1.1 噪声交易的特殊类型 |
| 3.1.2 我国股市噪声交易者现状 |
| 3.2 中国股市噪声交易形成的机理分析 |
| 3.2.1 主体行为偏差 |
| 3.2.2 市场制度约束 |
| 3.3 中国股市的特点 |
| 3.3.1 中国股市的规模特点 |
| 3.3.2 中国股市发展的结构特点 |
| 3.4 中国股市噪声交易的表现程度 |
| 3.4.1 噪声交易引起股市大幅波动 |
| 3.4.2 高换手率 |
| 3.4.3 股市受政策的影响较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股市的噪声交易成分和杠杠效应 |
| 4.1 中国股市噪声交易成分研究 |
| 4.1.1 中国股市特有的噪声交易成分 |
| 4.1.2 噪声成分（NCT）模型 |
| 4.1.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1.4 噪声成分分析结果 |
| 4.1.5 结论与建议 |
| 4.2 中国股市的杠杆效应 |
| 4.2.1 杠杆效应检验模型 |
| 4.2.2 实证数据的选取 |
| 4.2.3 行业指数的描述性统计 |
| 4.2.4 指数收益率的平稳性检验 |
| 4.2.5 杠杆效应检验 |
| 4.2.6 实证结果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噪声交易引起股价过度波动的实证分析 |
| 5.1 正反馈交易模型 |
| 5.1.1 正反馈交易的形成机制和基本模型 |
| 5.1.2 不同类型投资者的交易策略 |
| 5.2 基于正反馈交易的资产收益模型和非对称的GARCH模型 |
| 5.3 数据选取 |
| 5.3.1 数据说明 |
| 5.3.2 数据平稳性分析 |
| 5.4 正反馈的实证结果 |
| 5.5 实证结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BAPM模型的噪声交易分析 |
| 6.1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PTM |
| 6.1.1 传统资产定价和组合理论的局限性 |
| 6.1.2 行为资产定价模型 |
| 6.2 基于BAPM的NTR的构建 |
| 6.2.1 噪声交易者风险（NTR）的定义 |
| 6.2.2 构造动量指数DVI |
| 6.2.3 DIV指数的计算 |
| 6.3 数据来源 |
| 6.3.1 数据选取 |
| 6.3.2 数据处理 |
| 6.4 实证结果和显着性检验 |
| 6.5 实证结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中美股市股本及其影响因素比较与发展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 |
| 1.2.1 股本规模研究 |
| 1.2.2 人口代际数量变化、收入与股市发展 |
| 2 中美股市IPO比较 |
| 2.1 IPO文献综述 |
| 2.1.1 IPO收益率理论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2 IPO公司绩效研究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2 美国股市IPO分析 |
| 2.2.1 美国纽交所IPO统计与绩效分析 |
| 2.2.2 美国纳交所IPO统计与绩效分析 |
| 2.3 中国股市IPO分析 |
| 2.3.1 沪深股市IPO统计与分析 |
| 2.3.2 沪深股市IPO绩效分析 |
| 3 中美股市增发比较 |
| 3.1 增发文献综述 |
| 3.1.1 增发理论文献回顾 |
| 3.1.2 增发理论文献评述 |
| 3.2 美国股市增发分析 |
| 3.2.1 美国股市增发统计与分析 |
| 3.2.2 美国股市增发绩效分析 |
| 3.3 中国股市增发分析 |
| 3.3.1 沪深股市增发统计与分析 |
| 3.3.2 沪深股市增发绩效分析 |
| 4 中美股市送股比较 |
| 4.1 送股文献综述 |
| 4.1.1 送股理论文献回顾 |
| 4.1.2 送股理论文献评述 |
| 4.1.3 最优股价区间理论的实证研究 |
| 4.2 美国股市送股分析 |
| 4.2.1 美国纽交所送股统计与分析 |
| 4.2.2 美国纽交所送股绩效分析 |
| 4.3 中国股市送股分析 |
| 4.3.1 沪深股市送股统计与分析 |
| 4.3.2 沪深股市送股绩效分析 |
| 5 中美股市股本回购比较 |
| 5.1 回购文献综述 |
| 5.1.1 回购文献回顾与评述 |
| 5.1.2 国内研究综述 |
| 5.2 美国股市股本回购分析 |
| 5.2.1 美国股市股本回购统计 |
| 5.2.2 美国股市股本回购分析 |
| 5.3 中国股市股本回购分析 |
| 5.3.1 沪深股市股本回购统计 |
| 5.3.2 沪深股市股本回购分析 |
| 6 中美股市股本比较研究 |
| 6.1 股本规模文献综述 |
| 6.1.1 股本规模理论文献回顾 |
| 6.1.2 股本规模理论文献评述 |
| 6.2 美国股市股本变化分析 |
| 6.2.1 美国股市上市家数的扩容与缩容 |
| 6.2.2 美国股市股本、净利润、收益统计 |
| 6.3 中国股市股本变化分析 |
| 6.4 中美股市股本比较 |
| 6.5 中美股市股本差异分析 |
| 6.5.1 中国股市股本泡沫产生的原因 |
| 6.5.2 股本规模过大之不利之处 |
| 6.6 小结及政策建议 |
| 6.6.1 小结 |
| 6.6.2 政策建议 |
| 7 中美代际人口变化、收入水平与股市发展 |
| 7.1 相关文献综述 |
| 7.1.1 国外文献综述 |
| 7.1.2 国内文献综述 |
| 7.1.3 资产价格暴跌假说的简略评述 |
| 7.2 美国代际人口变化与股票市场 |
| 7.2.1 2001～2010年美国退休基金账户参与者的股票类资产的减持情况 |
| 7.2.2 美国代际人口变化对美国股市的影响 |
| 7.3 中国代际人口变化与股市发展 |
| 7.3.1 中国代际人口变化统计 |
| 7.3.2 中国代际人口变化分析 |
| 7.4 人均收入、中产阶层与股市发展 |
| 7.4.1 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意义 |
| 7.4.2 中美人均收入、中产阶层比较 |
| 7.5 小结与政策建议 |
| 7.5.1 小结 |
| 7.5.2 政策建议 |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限售股解禁对股价的影响及解禁过程涉及主体的博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3 论文的结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 相关文献回顾及理论概述 |
| 2.1 限售股的产生发展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1 限售股由来 |
| 2.1.2 限售股减持发展历程 |
| 2.1.3 限售股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2 博弈论的介绍及文献回顾 |
| 2.2.1 博弈论的介绍 |
| 2.2.2 博弈论的文献回顾 第三章 限售股解禁的实证分析 |
| 3.1 对比分析 |
| 3.2 事件分析 |
| 3.2.1 方法介绍 |
| 3.2.2 资料来源 |
| 3.2.3 计算机软件的使用 |
| 3.2.4 研究方法 |
| 3.2.5 样本选择 |
| 3.2.6 数据表现 |
| 3.2.7 假设检验 |
| 3.2.8 研究结果 第四章 解禁过程中涉及主体的博弈分析 |
| 4.1 限售股解禁的现实影响 |
| 4.2 解禁过程涉及的主体 |
| 4.3 限售股解禁涉及主体的博弈关系分析 |
| 4.4 限售股股东和投资者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
| 4.5 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第五章 政策建议及总结 |
| 5.1 政策建议 |
| 5.2 总结与展望 |
| 5.2.1 总结 |
| 5.2.2 创新与工作 |
| 5.2.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
四、中国股市结束熊市的标志是全流通（论文参考文献）
- [1]30年3次“大牛市”的背后——改革是中国股市最大能量[J]. 钮文新. 中国经济周刊, 2020(23)
- [2]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D]. 王晓丹. 山东大学, 2020(02)
- [3]中国A股动量策略和反转策略研究[D]. 娄志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4]外国机构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市场定价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信息效率和影响路径的视角[D]. 孙显超. 西南财经大学, 2019
- [5]二元市场结构下投资者情绪对股市收益波动影响研究[D]. 贺刚. 东华大学, 2018(06)
- [6]融资余额、市场价格及其模型——基于数据驱动的量化研究[J]. 李腊生,刘霞,蒋耀萱.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8(02)
- [7]A股上市公司高管股票期权激励收入与价值创造关系研究[D]. 柴曼昕. 华南理工大学, 2013(06)
- [8]中国股市噪声交易实证研究[D]. 李为.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3(12)
- [9]中美股市股本及其影响因素比较与发展趋势研究[D]. 李健元.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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