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庄诗歌名人名研究

一、韦庄诗地名人名考（论文文献综述）

郭进绍^[1]（2021）在《唐诗《送泉州李使君之任》的争议与考辨》文中提出唐诗《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在介绍古代福建海外交通史上经常被引用,尤其是其中的"市井十洲人"一句更是屡屡被人提及。遗憾的是,由于该诗在《全唐诗》里归到两位不同作者名下,而且对"泉州"又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是反映今泉州,有些学者则认为是反映今福州,此事遂成争议多年的公案。本文站在纯学术角度,从证据出发,分析各方的论证与解读的合理性,并充分吸收唐诗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提出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从诗歌本身来说,这首诗写泉州的可能性更大。

王存苗^[2]（2021）在《吴融《唐英歌诗》校注》文中研究说明吴融,字子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晚唐着名诗人。现存吴融诗集《唐英歌诗》流传于世,收录诗歌297首（汲古阁刻本）,但目前尚无点校和整理,给吴融其人及其诗歌研究带来不便。笔者的《唐英歌诗》校注是以毛晋汲古阁刻本作爲底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定《全唐诗》本、明胡震亨《唐音统籖》本、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等作爲参校本,对吴融诗歌进行校注。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为前言部分,简述选题的缘起和意义以及本选题的研究现状;第二章概述了吴融的生平经历及其诗集版本情况;第三章分析研究吴融的诗歌内容、诗歌艺术特色和诗歌渊源地位;第四章为诗集校注主体,凡例部分介绍本文所用底本与参校本情况以及校注的形式;校注部分按照底本卷上、卷中、卷下的体例对诗歌进行版本对校和注释工作,最後是对诗集的补遗。通过对吴融《唐英歌诗》的校注,力图更加全面地了解吴融及其诗作的整体面貌。

赵梦琦^[3]（2021）在《唐代益州诗歌研究》文中认为唐代益州环境优美,经济富庶,文化底蕴深厚,是西南地区的重镇,吸引着着唐代诸多诗人来到益州,创作出具有益州地域特色的诗歌,成为了解唐代益州诗歌的切入点。本文以唐代益州诗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唐代益州诗人及诗作等相关资料的爬梳剔抉,力求再现唐代益州诗歌的整体风貌,并探究唐代益州诗歌的艺术文化特色。文章主体分为四个部分,对唐代益州诗歌进行整体研究。第一部分追溯益州的历史沿革,并且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阐述唐代益州概况,同时结合唐代诗人的吟咏,论述唐代益州兼备历史感和现实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唐代益州的发展以及景观是唐代益州诗歌的生成空间,对探究唐代益州诗歌起到奠基作用。第二部分梳理唐代益州诗歌诗人与益州诗歌的创作概况。本文涉及诗人诗作较多,对其进行梳理尤为必要。唐代益州诗歌分为两种不同的诗歌创作群体:益州籍诗人和客居益州籍诗人。一方面梳理了益州籍诗人的创作并予以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将客居益州籍诗人分为官居益州籍诗人和旅寓益州籍诗人,并且对其创作的益州诗歌进行考察。第三部分剖析在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唐代益州诗歌主题。探寻益州诗人群体创作主题的共通性特质。本部分将诗歌创作的主题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咏史怀古,二是赠答酬唱,三是爱国忧民,四是怀友思乡,窥探唐代益州诗人的思想心态与文化人格,深入唐代益州诗歌的内核。第四部分探讨唐代益州诗歌的艺术文化特质。分为三个方面论述:第一,匠心独运的意象选择,将益州诗歌中常用的意象进行归纳,包括锦城、龟城、刀州等地名意象;锦江、沱江、玉垒山、岷山、峨眉山等地景意象;司马相如、武侯等人物意象,并且探析意象背后的情感内涵。第二,文质兼胜的语言风格,从自然晓畅和典雅精巧两方面展开。第三,益州风土人情的写实精神,通过具体的诗歌文本解读,论述唐代益州诗歌的纪实性,涉及益州的风物及风俗。

王伟^[4]（2020）在《唐代同名诗文作家补考》文中研究表明唐代文人同名而人异者甚夥,古今学人对之颇有关注,然研究重心多置于诗内人物之名讳、行第、行实,而忽视作为创作主体之作家因同名而产生的歧误。本文借助传统文献与石质文献,对数十位同名文人予以辑考,其中颇多政坛建有卓着勋绩或文坛享有盛誉之文人。对同名诗文作家的考订,不仅有助于准确、深入地释读唐代经典诗文,而且对唐代政治活动与事件研究、历史史实的钩稽亦具裨益。

王超^[5]（2019）在《杜甫遗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一生经历坎坷,既见证了有唐一代最为繁盛的开元、天宝时代,又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杜甫的诗歌既是唐王朝兴衰史的见证,也常常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内心喜怒哀乐的寄托。杜甫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操受到后人的推崇,其艰难的人生际遇也常引起后世文人的痛惜、感怀,杜甫也因此受到了后人广泛的祭祀与纪念。时至今日,在杜甫一生所经之处以及卒葬、籍贯之地,仍然存在着很多与杜甫相关的祠、墓、故居、亭台等遗迹,并有众多历代相关文献附着于其上。本论文就以这些杜甫遗迹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方式,对全国范围内十余处杜甫遗迹的创建源流、历史沿革、文化价值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分十二章。前八章以杜甫生前所经之地的先后顺序为线索,考辨、研究了杜甫曾到过或后人认为杜甫曾到过的长安、鄠县、鄜州、延州、秦州、成州、栗亭、成都八地杜甫遗迹的产生、沿革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祭祀形象。九至十二章考辨、研究了广为人知、传承有序且据实可考的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处杜甫墓葬遗迹。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四处墓葬均有破绽,因此本文并不将各地杜甫墓葬的真伪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目的,而是以历史和文化的视角,着重关注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地杜甫墓的产生时间、历史依据、相互间的争讼过程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文化心态地域文化因素,从中提炼出这些杜甫墓葬遗迹表达出的对杜甫的崇祀和对杜甫精神、文化的弘扬。本论文主体的十二章内容各有创新。第一、五、六、七章分别研究西安、秦州、成州、栗亭四处故居、祠堂遗迹。不仅详细考辨了这四地遗迹的产生和沿革问题,更依据相关碑记、题诗、方志等文献展现了这些遗迹创建及历代重修中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变化过程。这是此前杜甫接受研究没有关注的新问题,对丰富杜甫接受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章研究的是鄠县渼陂空翠堂。空翠堂最初是宋人在渼陂见到的一处残破亭台,由北宋张汲重修并以杜诗命名。明末局势动荡之际,本地官员为加强军事防御力量重修空翠堂,既蕴含了国运艰难之下缅怀杜甫的感情,又有军事堡垒的功能。直至清代,空翠堂才最终成为祭祀杜甫的祠堂。空翠堂的沿革史在杜甫遗迹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第三章以杜甫鄜州羌村故居为研究对象,考辨了自宋代以来杜甫寓居鄜州羌村的三种说法,分析了两处故居的文献线索,证实宋明两代主流观点中并非有两个羌村,而是同一地点的不同表述,由此得出杜甫寓居鄜州时并未再次移家的结论。此结论纠正了自清代以来,一大部分学者为调和两处羌村的矛盾,认为杜甫在鄜州寓居过两个羌村的错误认识。第四章以延安杜公祠为研究中心,以明清时期杜甫避乱延州传说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为基本线索,探讨了延安杜甫遗迹从无到有的历程,以及延安杜公祠从清代到现代历次重修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学界一致认定安史之乱中杜甫未曾到达延州,因此延安杜公祠就有了如同耒阳杜甫墓一样的现象级研究意义。第八章以最负盛名的杜甫遗迹——成都草堂为研究对象。由于成都草堂历代修建文献众多、学术关注度高、研究成果丰富,笔者在考证草堂基本历史状况的基础上,着重对前人疏忽的历史细节问题详加考证,纠正了前人对明万历年间草堂重修人何宇度籍贯及官职的错误认识,探究了清人杜玉林官职升迁与屡次重修草堂的内在动因。此外,本章着重将地方官员的官职身份与重修草堂事迹相互关联,探讨地方官员在重修草堂过程中的突出作用。第九章与第十章围绕偃师和巩县两地对杜甫墓的真伪之争展开,笔者在充分考证文献,证明两地墓葬皆有破绽的前提下,跳出了真伪之辨,将重点着眼于两地杜甫遗迹的产生过程以及争讼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心态问题。两章分别对偃师和巩县杜甫墓的文献依据进行了细致考辨,着重阐释了偃师重现杜甫墓及巩县积极营造杜甫故里的行为过程,分析两地争讼中的“出招”和“对策”,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态和崇祀杜甫的真挚情怀。第十一章介绍了唐宋时期两种杜甫身死耒阳传说的史源及流传,考证了从五代至近现代耒阳杜甫祠墓的兴衰。本章的研究创新主要有两点:首先是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历代重修文献,发掘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第二,则是观照了中华民族抗战时期杜甫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与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契合,这极大地提升了杜甫精神、杜甫文化的现实意义。第十二章以平江杜甫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杜甫旅殡岳阳说的演变及平江杜甫墓的依据和由来等问题。展现了平江杜甫墓从无到有,并最终与耒阳杜甫墓并举的过程。与第九、十两章相似,笔者认为,在杜甫未卒于耒阳以及平江杜甫墓出现极为晚近的前提下,讨论两地墓葬真伪问题并无创新价值。因此,本章的创新点主要在于探究平江当地学者、官员考证杜甫墓、确认杜甫墓、“创造”杜甫墓的过程。通过这一系列考辨分析,指出平江杜甫墓出现的必然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当地文人的文化心态,主要体现在家乡之爱.和尊杜之诚上。总之,本文是对杜甫遗迹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并具有创新点的论文。通过对各处具体遗迹历史、沿革以及文化内涵的研究,归纳了杜甫遗迹的产生规律,总结了杜甫遗迹的类型特征,展现了杜甫遗迹的时代特色,发掘了杜甫遗迹的文化意义,希望对杜甫遗迹研究及杜甫接受研究领域产生积极的作用。

曹珍^[6]（2019）在《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是类书的大发展时期,数量众多、规模空前,体制大备,分类缜密,流播广泛。尤其是和前代类书相较,有宋一代所编撰之类书,在承继前代类书编撰经验的同时,推陈出新,不仅仅局限于为作文提供检索词藻、典故之便,而是大大增加了其使用功能,如以备科考、书信笺启之用等。另外,宋代所编类书,不似前代多为敕撰,而是多为私修。宋代私撰类书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在内容、分类、体例等方面也多有创新。南宋中期潘自牧编撰的以记言为主的类书《记纂渊海》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名言警句分类汇编,世称记言类书创自此书,在宋代类书中别具一格,编排体例极具创新性。它不像传统类书那样,多以“天、地、人、事、物”的顺序来安排部类,而是突出“人、事”两类,详于纂言。分为论议部、性行部、识见部等22部,每部之下又分类,每一类用一个词或词组作标题,如“颖悟”“包容”“方兴未艾”“一视同仁”等,突出引录内容的主题,每一个标题之下,又分经、子、史、传记、集、本朝六部,在每一部之下罗列相关材料,可谓纲举目张,井然有序,十分清楚,使得传统类书的类分原则进一步细化和扩展,极便于检索。另外它不仅辑录征引宋前古籍,而且设“本朝”部,对宋代的文献亦多有保存,故对于文献的校勘、辑佚颇具价值。基于其编排体例独特,文献价值巨大,且学界未有系统研究的原因,本论文广泛搜求多领域的文献加以利用,首先考证、厘清编者潘自牧之生平家世等情况,进而对《记纂渊海》的编撰流传、版本情况,部类划分、编排体例、征引文献等方面予以全面系统的研究,充分论证其在类书编撰史上的地位、价值及影响。本文的正文部分共分设六章。第一章编者潘自牧的家世与生平。从历史学角度全面考察潘自牧的生平、家世、交游及着述。由于《宋史》上无传,潘自牧的家世籍贯、生卒年、仕宦履历、交游着述等皆不甚明晰,文献典籍所涉其生平事迹亦存在错讹之处。本章在全面钩稽有关方志、家乘、序跋等资料的基础上,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纠正前人所载之谬误,梳理出潘自牧生平之大概,厘清其宦迹、交游、着述等情况。第二章论述《记纂渊海》的编撰与流传。《记纂渊海》的成书得益于诸多方面:时代、家庭文化的影响;潘自牧个人较高的文化素养;亲朋师友的参与与协助;发达的区域文化环境;前代类书的参照与取材。《记纂渊海》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成书不久后即有福建书坊刊行,此后流播广泛,宋、元、明、清四代皆有刊刻,宋、明两代并对其进行了续补与改编。第三章《记纂渊海》版本叙录。《记纂渊海》于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成书,潘自牧亲自作序,195卷,是为宋刻原编本。淳佑戊申（1248）年稍前,南宋宋惠父对潘自牧《记纂渊海》作了续补,125卷,今存94卷,是为《记纂渊海后集》。明万历七年,王嘉宾在宋刻本《记纂渊海》及《记纂渊海后集》的基础上,更改原编本卷目编次,增删大量内容,改编为100卷,是为明万历刻本。宋元明清四代,《记纂渊海》多有流传,形成195卷宋刻原编本及100卷明万历改编本两种版本系统。第四章《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两种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不尽相同。与前代类书相类比,详论宋刻本、明刻本《记纂渊海》的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突出其编撰特色,并将两个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部类划分及编排体例进行比较,突出二者之不同,以证各自价值。第五章《记纂渊海》征引文献考论。《记纂渊海》部头较大,取材广泛,引文谨严,据考宋刻本所引文献达一千余种,通过考辨其引文方法,揭示引书所体现的时代风尚,深受理学思想影响之特色,并证明《记纂渊海》当为科举应试之类书。同时,也将对引文存在的一些疏漏及不足进行揭示。第六章《记纂渊海》的价值与影响所及。结合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通过列举例证的方式,指出两种版本系统的《记纂渊海》均具有较高的文献学、目录学、史料学等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记纂渊海》的影响所及。

王小莹^[7]（2019）在《薛能诗歌校注》文中认为薛能（约817-约882）,字大拙,一作太拙,晚唐汾州（今山西汾阳）人。武宗会昌六年登进士第。宣宗大中末,书判中选,补盩厔尉,辟太原、陕虢、河阳从事。李福镇滑州,表能为观察判官。历侍御史、都官、刑部员外郎。咸通五年,福充西川节度使,奏能以节度副使兼摄嘉州刺史。回京,迁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不久为同州刺史,后为京兆尹。出为感化军节度使兼任徐州刺史,入授工部尚书,复为徐州节度使,徙忠武军节度使兼任许州刺史,故世称薛许昌。广明元年,为部将周岌所逐。能治政严察,禁绝请谒,性格倔傲。薛能耽癖写诗,日赋一章,作品数量为当时之冠。按其内容分,大体有酬赠诗、写景诗、咏怀诗、颂赞诗。艺术上,长于律绝,擅用对比、用典等手法。诗风以清逸为主,亦有粗豪之作,迥殊于晚唐苦吟和艳情二派,为晚唐诗人郑谷、卢延让等推崇、师法。其诗经北宋张咏、南宋陆荣望删选,编有《薛许昌诗集》十卷流传。张本于陆本出现后,则不见载录。现存的明、清、民国时期的抄、刻、石印、影印与校本,皆属于陆本系统。陆本于清末亡佚。其中,《文苑》载薛诗88首,《统签》304首又10句,汲古阁本262首,毛校本262首,何校本262首,明抄本262首,《季稿本》313首,清抄本172首,全唐本、四库本315首12句,精写本262首,以上诸本的部分诗歌是否为薛能所佚有待考证。另,《又玄集》《才调集》等唐、宋、元、明、清时期选集或类书、地理志等文献收录了薛能部分诗歌。其文散佚,今无存。佟培基《重误考》对21首薛诗进行考证,其中,《惜春》一诗,佟先生未判归属,笔者据汲古阁本、毛校本、何校本、明抄本、精写本及《群英草堂诗余》判为薛能诗;《丁巳上元日放三雉》一诗,佟先生判为司空图作,笔者据《四时岁时杂咏》、《季稿本》判为薛能诗另补考“立马烦君折一枝”为薛能诗。并对《恭禧皇太后挽歌词三首》《投杜舍人》等16诗进行系年考补。在陶敏《人名汇考》与吴汝煜、胡可先《人名考》等成果之上,笔者对与薛能有往来的友人薛重、郑允谟、李福、杨戴、任婉、李夷遇、崔充、刘瞻等8人进行考补。薛能诗歌校注,以《统签》为底本,以傅校文苑本、汲古阁本、毛校本、何校本、明抄本、《季稿本》、清抄本、全唐本、四库本、精写本等本为参校本,辅以唐、宋、元、明、清重要总集、选本,对薛能现存的312首又20句诗歌中的地名、人名、官名、典章制度、典故等做了较为详尽、准确的注释与分析,以期有助于今后学界对薛能诗歌的进一步研究。

徐放^[8]（2017）在《韦庄诗浅议》文中认为韦庄是生活在唐代末年、五代前期的诗人、词人、政治家,他的诗歌多从自身的情感体验出发,情致婉曲、内涵深厚,词作更是开一代风气之先,与温庭筠并成为“温韦”。本论文首先简要论述了韦庄诗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接着分别从诗中所体现出的崇仕情怀、感伤意绪、清丽诗风出发,对韦庄诗中的突出特点进行叙述。第一章是韦庄诗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章内各节分别从生平研究、诗研究、词研究以及韦庄作品的整理工作等四个方面,对韦庄诗歌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第二章是从韦庄诗的思想方面出发,论述了韦庄诗中所体现的崇仕情怀。第一节把对崇仕思想有所体现的三类主要的诗歌进行了分别的论述,第二节则从政治、文化和韦庄家族的角度对韦庄形成崇仕情怀的原因进行了剖析。第三章叙述的是韦庄诗中感伤的意味。第一节把体现感伤意绪的诗歌按照内容的不同分为四类,并分别加以描述,第二节则从意象的选取和典故的使用两个方面分析了韦庄构筑感伤意绪的方式,第三节则简要分析了韦庄诗歌中感伤意味形成的原因。第四章则是对韦庄诗中清丽的风格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第一节先对历史上的“清丽”风格进行了考据,第二节则从韦庄在诗文中对清丽诗风和具备清丽特色的诗人的推崇看出韦庄对清丽诗风的倡导,而第三节是从具体的诗句入手,从体裁、语言、剪裁、色彩四个方面,对清丽诗风的构造进行了分析。

徐艳^[9]（2016）在《论韦庄诗》文中认为韦庄是晚唐五代的一位重要诗人,关于其诗歌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由于其词名掩盖诗名,以及后人对晚唐诗歌的偏见,使得韦庄诗歌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更谈不上对其在诗歌史上的价值做出公允的评判。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文本,从五个方面来对韦庄诗歌进行考察和研究,以期对其诗歌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更公正的评判。全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主要论述韦庄诗歌的研究现状、研究缘由、研究目标和创新之处。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韦庄诗歌的后世流传。本章主要梳理韦庄诗集《浣花集》的版本在后代的流传和补遗情况,以及其代表作《秦妇吟》的流播和再现。第二章是结合唐末时代背景及韦庄的人生际遇来论述其诗歌的主要思想内容。第三章立足于文本,分析其清丽和沉郁的诗歌风格。第四章主要分析韦庄诗歌的意象。第五章为韦庄诗歌的接受研究。本章主要从选本和诗话两个方面来探讨韦庄诗歌的后世接受情况。结语部分主要是总结全文并探讨韦庄诗歌的局限性。

王扬真^[10]（2016）在《方干诗歌校注》文中研究说明方干,字雄飞,睦州桐庐（今属浙江）人,晚唐着名隐逸诗人。死后,门人谥为“玄英先生”。他生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卒于光启二年（886年）,享年78岁。他一生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八朝,正值唐朝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晚期。据何光远《鉴戒录》载,方干因貌陋之故科举落第数次,遂“遁于会稽,渔于鉴湖”。会稽太守王龟曾举荐他做谏官,后王龟暴卒,方干从此与仕宦无缘。方干死后,唐末宰臣张文蔚等请求朝廷赐名儒不遇者十五人及第,方干是其中之一。方干生前即有诗名,并得到姚合的欣赏。与他来往、酬赠诗作的也多为文人雅士,如李群玉、李频、陶详、郑仁规、郑谷、贯休、段成式等。方干诗集最初由门人杨弇与僧居远整理成编,收诗三百七十余篇。现存方干诗集有十余种版本,各本收诗篇目不一,收录最多的是《清御定全唐诗》本,共三百四十九首,然有多篇诗歌是否为方干所作存疑待考。存世明清几种善本,所录诗歌,均不足三百二十篇。关于方干诗歌的校勘、注疏情况,学界目前尚未有比较全面、详尽的着作问世。本学位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查阅、比对现存明、清、民国时期的方干诗集抄本、刻本、影印本,计有明抄本《元英先生诗集》十卷本与抄本《玄英先生诗集》十卷本、清抄本《玄英先生诗集》十卷集外诗一卷本、琴川书屋《唐人百家诗》本《元英先生诗集》十卷本之清康熙刻本与清校本、哈佛大学影印本、民国扫叶山房石印本等四种版本,及《清御定全唐诗》本（卷六百四十八至卷六百五十三为方干诗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玄英集》等十种。其中,七种为善本。在此基础之上,选取明抄本《元英先生诗集》十卷善本作为底本,参校其他不同版本,对现存方干诗歌（含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所补录方干八首）进行全面的比对校勘,进而对其诗中的地名、官名、人名、史实、典章制度、典故、脱意于前人的语句、难字、难词等,进行较为详尽的注疏,从而为学术界今后对方干诗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校勘注疏本子。

二、韦庄诗地名人名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韦庄诗地名人名考（论文提纲范文）

（1）唐诗《送泉州李使君之任》的争议与考辨（论文提纲范文）

（2）吴融《唐英歌诗》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3）唐代益州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杜甫遗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薛能诗歌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8）韦庄诗浅议（论文提纲范文）

（9）论韦庄诗（论文提纲范文）

（10）方干诗歌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四、韦庄诗地名人名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唐诗《送泉州李使君之任》的争议与考辨[J]. 郭进绍. 闽台缘, 2021(03)
• [2]吴融《唐英歌诗》校注[D]. 王存苗.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3]唐代益州诗歌研究[D]. 赵梦琦.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4]唐代同名诗文作家补考[J]. 王伟. 中国诗歌研究, 2020(01)
• [5]杜甫遗迹研究[D]. 王超. 西北大学, 2019(04)
• [6]潘自牧及其《记纂渊海》研究[D]. 曹珍. 西北大学, 2019(01)
• [7]薛能诗歌校注[D]. 王小莹.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2)
• [8]韦庄诗浅议[D]. 徐放. 青岛大学, 2017(01)
• [9]论韦庄诗[D]. 徐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10]方干诗歌校注[D]. 王扬真. 广西民族大学,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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