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第9次银杏学术研讨会在江苏邳州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吕姝焱[1]（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指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亓军红[2]（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张越[3]（2018）在《泰兴银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泰兴银杏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泰兴先民辛勤劳动的产物。千百年来,泰兴人民对银杏情有独钟,在银杏种植栽培和加工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丰富了泰兴特色饮食文化的内涵。因泰兴古银杏群落自然景观留存完好,文化传统特色鲜明,已经获批为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因此,对泰兴银杏文化遗产进行专题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促进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章论述了泰兴银杏的起源发展历程。分析了泰兴地区的地理位置与地质地貌特征,以及当地气候、土壤、水文特点,探讨了银杏生长习性和当地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对大量地方志等文史资料的搜集查阅,梳理了泰兴银杏从唐至今的发展历程,根据其历史演变的特点,将其划分为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和民国至今三个历史时段,分析了其栽培技术的变化和特点。第二章探讨了泰兴银杏文化遗产的现状。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梳理了泰兴古银杏的数量、分布及特征,概述了银杏栽培系统和生产管理模式,并从食用、药用、其他加工利用以及旅游开发利用等几个方面来阐述泰兴银杏的加工与利用。从银杏生活习俗和祭祀习俗两个方面对泰兴银杏文化遗产系统进行了总结。第三章在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泰兴银杏文化遗产目前存在的四大问题:从农业系统本身角度来看,银杏古树生长环境堪忧且银杏种植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从政府部门保护和扶持角度来看,银杏古树保护法规与档案建立并不健全,古树保护资金短缺,优惠政策不尽到位;从市场意识及经营管理来看,市场意识薄弱、生产管理水平不高、经营无序、产品科技含量低,科技开发相对滞后;从保护及开发利用意识来看,银杏古树保护意识缺乏,品牌意识不强,宣传力度不够,旅游建设投入不足等等。针对上述问题,论文最后一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从农业系统本身来看,要改善银杏古树的生长环境,改善银杏种植和产业结构;从政府部门的保护和扶持力度来说,首先要建立健全银杏古树保护法规与档案,其次要多渠道加大古树保护资金投入,还有各项优惠政策要落实到位;从市场意识及经营管理来说,要增强市场意识、提高银杏生产管理水平、有序经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加大科技开发力度;从保护及开发利用意识来说,首先要增强银杏古树保护意识,其次要提高品牌意识,加大宣传力度,还要加大旅游建设投入等。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细致地梳理了泰兴古银杏保存的数量、分布及特征,分析了泰兴银杏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四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保护对策和建议。
王斌[4]（2018）在《南雄市银杏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银杏产业进一步得到开发。这使得银杏产业的效益提高,不仅仅能够改善环境,更能提高种植农户的经济收入,甚至出口创汇。特别是在长兴、郯城、邳州等银杏主产区,银杏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政府收入。2018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实现乡村振兴,要求转变农业发展的方式,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实现我国农业的持续、稳定、长期的发展。南雄银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辖区内有着2000多株古银杏树,被评为古银杏树种群保护地区。虽然南雄银杏资源丰富,但银杏产业尚不成熟,主要是靠卖银杏果来增加收入。尤其是近年来,南雄银杏产业单一、无法有效的提高农民收入。所以,对南雄市银杏产业进行研究,可以促进银杏产业的发展,包括其旅游产业、食用产业和药用产业。大力发展其药用产业可以减少劳动力的投入、提高农户的收入,从而提高银杏产业的经济效益。同时,南雄市继续加大旅游项目开发力度,自2010年以来,南雄市政府提出“打苏区牌、走生态路”,加大了银杏旅游项目的开发力度。本文总结借鉴国内外各地银杏产业发展经验和做法,分析南雄市银杏产业的现状和制约因素,提出科学地有针对性的建议。本文主要使用了调查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对比分析法等方式进行分析。首先对银杏产业、生态效益、规模经济、集约化生产、纵向一体化等理论进行了阐述,奠定了研究的理论基础;使用调查分析法,对南雄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银杏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南雄市银杏产业存在着研发力度不足,深加工不足;缺乏专业的技术指导,产业发展不够标准化、专业化;政府不够重视,投入不足等问题。通过对比分析法,分析了长兴、郯城、邳州等银杏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采用的手段。最后提出了促进南雄银杏产业发展的手段,包括集中种植,规模化、规范化生产,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加大政府投入等手段。
王明科[5]（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张凤琴[6]（2015）在《乡镇主导产业发展中政府作用研究 ——以邳州市官湖镇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目前乡镇工业发展中出现的主导产业选择不当、产业培育不力、产业转型发展滞后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乡镇经济和小城镇发展的重要管理难题。所以论文选择邳州市官湖镇为例,总结当地政府在选择、培育板材家具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的主要做法与效果,分析在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中面临的挑战及政府应对举措及经验,对于其他乡镇主导产业管理政策设计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邳州市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在2012年被邳州市委、市政府确立为官湖镇主导产业,当地政府在整合各种优势资源,大力培育下,板材家具产业得到较好的发展。官湖镇当地政府为了应对板材家具产业发展出现的瓶颈,将工作重心转移,积极采取多项措施推进主导产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来持续发展本镇的经济。论文以服务型政府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为理论支撑,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SWOT分析法、案例研究法等多种方法,在对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目前的发展状况、发展的经过陈述的基础上,探讨分析地方政府在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选择、培育、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活动规律及特征,提出完善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管理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历经萌芽、形成、壮大、提升、板材家具产业链形成、板材家具产业集群形成六个发展阶段;（2）官湖镇地方政府将本地的板材家具产业与河北的邢台、山东的临沂、浙江的嘉善三个地区进行区域间的分析比较,将官湖镇与邳州市其他的乡镇进行区域内的分析比较,确定选择板材家具产业作为官湖镇的主导产业;（3）官湖镇地方政府通过政策扶持、政府启动激励机制、建立优质包挂平台、政府定期举办板材产品展销会、完善基础配套设施、改善发展硬环境培育主导产业;（4）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发展中面临着如外销起伏不定、融资困难凸显、招商的负面效应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及商会作用没有得到较好发挥、物流成本高昂等严峻形势,官湖镇地方政府通过重新定位招商引资、促进本地企业解放思想、积极促进产学研合作、积极发挥板材家具协会作用等推进转型升级。最后,论文针对官湖镇主导产业目前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化解企业融资难题、强力提振企业家信心、坚持两个市场并重、培育骨干龙头企业、快速降低物流成本、培育板材家具电商城、继续抓好园区建设、发展完善配套产业、引导企业转变经营管理方式等九方面提出完善官湖镇主导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为官湖镇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邵靖[7]（2013）在《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我国现代城市雕塑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现代城市雕塑作为一个舶来品，是从19世纪末才从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论文按照“殖民时期——民国时期——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对中国大陆上的城市雕塑进行了基本历史梳理，并对各个时期主要的作品进行了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城雕在各个时期受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形成其不同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对中国不同时期的雕塑教育和几代雕塑家的发展及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文由绪论、正文三章和最后的结论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的重点难点进行了剖析。第一章重点写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者建立的城市雕塑和民国时期第一代雕塑家所创作的城市雕塑。殖民统治的强行开埠、西方思想的引入及新文化运动、美术革命、新兴艺术学校与社团对中国现代雕塑的兴起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殖民者在租界地的公共空间、公共建筑、公共花园及私家花园中都开始兴建现代城市雕塑。民国时期的雕塑家们都是经历了艰苦的留学之路后归国的，他们为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和雕塑事业都做出了卓绝的贡献。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发展历史。美协的成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结合”的方针对此时的雕塑界有着诸多的影响，而在与苏联关系僵化之前，新中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深受苏联的影响，雕塑教育和雕塑创作也不例外。此时最大的城市雕塑项目就是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后的十大建筑雕塑和“文革”期间毛泽东像的遍地开花揭示了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完全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之中，城市雕塑彰显其独有的艺术特色。第三章结合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城市雕塑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从千篇一律的不锈钢抽象雕塑，到各种风格的百花齐放，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的成立为繁荣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指明了方向，各种国际雕塑创作营、国际城市雕塑大赛此起彼伏，使得雕塑公园开始兴旺起来，其中以名人雕塑园居多，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雕塑公园的发展起起落落，雕塑公园的后续管理令人堪忧。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归纳总结，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城市雕塑发展特点进行了论述。对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鱼龙混杂的城市雕塑建设现象使许多雕塑家开始对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不断深入探讨，对中国传统雕塑进行反思，将传统融入现代城市雕塑之中，力求使得中国城市雕塑有更良好和合理的发展趋势。
陈凤洁[8]（2013）在《银杏文化传承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银杏是中国特有的孑遗树种，银杏文化是我国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通过对银杏古籍的整理以及古树资源的考察，研究银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主要内容包括对银杏名称、认知和银杏古树、相关古籍、历史人物等研究基础的梳理，以及从银杏栽培技术、范围和银杏利用与经济等林木资源和产业发展方面，银杏民俗、文学艺术、与儒道释之间的关系等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方面，对银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研究。银杏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银杏文化在初期以银杏产区的区域性文化的形式存在，汉代以后，尤其是唐宋之间北方银杏文化可能存在断层。宋代以后，银杏产地分布的区域性局限仍然存在，这导致银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阶段性螺旋式发展的状态。我国丰富的银杏古树资源，书籍文献，以及与银杏有关历史人物故事，显示了银杏对我国的强大影响力，是银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银杏文化研究的基础。我国人民从商周时期就开始栽植银杏，随着银杏利用的广泛发展，银杏经济逐渐兴起。宋代以来，银杏是国家和政府征收的物品之一。明清时期，政府征收的银杏数量已经很多，主要去向是户部以及光禄寺，征收方式有实物征收和货币征收两类。同时，随着银杏成为人们日常使用之物，银杏贸易也随之而起。明清时期，白果、银杏板材、银杏树以及银杏盆栽，都成为可供买卖的商品。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内，是庭院栽植的重要的经济树种。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庭院经济有突破小农经济的限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至少明清时期，政府开始征收银杏相关的税负，主要税负种类有花果树株课钞、塌房钞、钞牙钱钞以及运输中的关税。至少在清代，对关系风水庇佑的公益性质的银杏树，政府就有禁止砍伐的相关规定。当代，我国政府出台多项措施保护古树名木。银杏文化中的文学艺术、风土民俗、以及与儒道释之间的交融和发展，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在继承这些财富的同时，发展出当代的银杏文化，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和引导。为了更好地建设当代银杏文化，我们要传承历史上的银杏文化，发展具有时代精神的银杏文化。建设银杏文化，要坚持有场所、有古树、有故事、有号召、有受众的“五有”原则。繁荣银杏文化要依靠政府部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推动，要对银杏文化进行宣传和引导，最重要的是鼓励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
周运中[9]（2010）在《苏皖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历史时期（远古到清朝）苏皖地区（今江苏、安徽两省境内）文化地理变迁的过程及原因,并试图划分不同时期苏皖地区文化区,总结演变规律。苏皖地区是中国南北文化的过渡区和融合区,是中国文化中心南渐的唯一完整序列标本地,苏皖地区的文化地理比较复杂,因此研究苏皖地区历史文化地理变迁有很重要的意义。绪论部分不仅申述了选题及结构安排的原因,还介绍了苏皖地区自然地理概况,概述了高层政区的变迁、各县设置原因、县治区位选择、各地区政治中心的建立、地区中心时序的历史地理意义。绪论最后还回顾了本课题的研究史,认为本文的研究很有必要。苏皖地区依山负海,跨江越淮,各地文化环境差异较大,历史上文化变迁也很剧烈,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但是前人的研究也非常成熟。本文选取了一些前人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主要问题有：上古秦汉时期文化地理“朐缯线”的形成、汉唐时期社会地理变迁、汉唐间佛道地理分异的原因、宋元江淮文化的变迁原因、宋元江淮方言各片的形成、宋元江南新兴民间信仰的起源、明清江南平原（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文化分区、清代淮扬地区的文化地理变迁、明清通泰地域文化的形成、明清皖中南地区文化地理变迁、灾荒对明清淮北文化的影响。结论的第一部分总结方言区和自然区、政区的关系,第二部分总结学术区、宗教区和自然区、政区的关系,第三部分是文化区的划分及其关系。结论第一部分指出：苏皖各方言区的分布都是东北——西南走向,和中国官话、东南方言的东北——西南走向一致。因为历史上方言地理变化的动力来自中原地区,每次来自北方的战乱在江苏内陆造成的破坏大于同纬度的沿海地区,所以形成了斜向分布的方言圈层。本文认为苏皖地区方言区和自然区、行政区的契合程度都很低,远远不及东南的浙江、福建等地,最后总结了苏皖各县境内方言分区的六种类型。结论第二部分指出：学术区一般是一个府的地域,或者相当于一组县的地区。宗教区要大得多,新兴的宗教往往产生于边缘地带,而且也可能在内外边缘地区跳跃发展。边缘地区的文化之所以有强烈的非正统性,除了交通闭塞的原因,还有时代文化更迭的惯性原因。长江、运河构成的交通十字线不仅是苏皖地区的文化传播的核心线路,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廊道。江淮地区的运河、长江边上的文化中心等级和政治中心的等级基本一致,各府治即是府内最重要的文化中心。江南市镇发达,所以县城非一县的经济中心,自然也不能成为唯一的文化中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越到晚近,江南的文化中心越多,淮北的文化中心越少,淮南的文化中心相对均衡。结论第三部分指出：苏皖地区上古秦汉时期为淮北、江淮、吴、山越四大文化区,六朝隋唐时期原山越文化区演变为吴、建康、新安三个文化区地域,后两者在明清时期演变为南京、徽州文化区。宋元时期江淮文化区分为淮西、淮东文化区。明清时期淮东分为淮扬、通泰两个文化区,淮西文化区分为安庆、庐巢两个文化区,吴文化区分为苏常、松虞、宣池三个文化区。松虞、通泰、安庆三个新兴区主要以沿海和丘陵地区的开发为经济基础,以长江、运河及其他河流为交通条件,徽州却主要是因为外部的商业而兴起。最后制作了明清苏皖十大文化区分区原则表,这些划分原则同样适用于以前的历史时期。根据文化区的形成时间、特色强度、对周边文化区影响的强度,我们还可以把苏皖地区的文化区分为原生型、融合型、中介型、新生型四类。苏常、淮北文化区是原生型文化区,淮扬、南京是融合型文化区,庐巢、宣池是中介型文化区,徽州、安庆、通泰、松虞是新生型文化区。因为苏皖地位以平原为主,没有太多文化交流的障碍,而且近世以来繁荣的商业又不断打破自然地理的限制,影响苏皖地区文化地理形成的因素,主要不是自然原因,而是人文原因。远古时期的山东文化和江南文化就有很多相似之处,江南的良渚文化北上江淮及淮北,中原的王油坊文化也南下江淮和江南,那时的江淮地区就是南北文化交融之地。本文不仅关注文化区之间的区分,更加关注各地的文化交往。历史上苏皖各个文化区交往十分复杂,所以本文最后结合十大文化区的位置,制出“明清苏皖十大文化区类型及关系示意图”。各文化区根据上述的四种类型以不同的形状表示,各文化区之间的联系以箭头表示,根据方向、路线、水陆区分又分为五种箭头,使人一目了然。本文还根据“明清苏皖十大文化区类型及关系示意图”进行分析：南京文化区处在图中的中心位置,这个区位是产生南京文化区的根本原因。江苏境内有5个文化区,安徽境内有4个文化区,另外有1个文化区跨两省。江苏文化区之所以多,主要是因为海陆差异的刺激、政治中心的带动及交通干线的影响。各个文化区和其他文化区交往路径的方向、数量都可以根据此图进行分析,还可以在这张图的基础上制作动态的文化地理变迁演示图。以上文化区类型的划分原则也可以应用到其他地区的研究中,其他地区的研究也可以制作相应的“文化区类型及关系示意图”,这幅图也可以看作中国文化地理的一个缩影,因此本文的研究对于文化地理学的创新具有一定意义。
王先岳[10]（2010）在《写生与新山水画图式风格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的山水画改造运动既承续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画革新的历史潮流,又浸淫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中。现实主义的独尊、大规模的普及性美术运动以及思想批判、改造运动等,都对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山水画改造在“为谁画”、“画什么”、“怎么画”等问题上形成了新的时代规范和思想基础。它促使山水画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社会和自然,进行对景写生,以创作匹配时代精神的新山水画。写生成为山水画改造革新的基本途径与手段,极大地改变了明清以降山水画重笔墨、轻造化和基本借助程式化手段以结景造境的创作方式,增强了山水画家对于自然造化的感悟力和对于语言图式的创造性,发展了相对停滞的技法语言,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图式革命,更从根本上变革了传统山水闲逸适性的文化观念。在写生过程中,山水画坛形成了京津、江南、西北、岭南等几个重要的地域群体。两个新兴的地域山水画派——新金陵画派、长安画派也随之迅速崛起。而且围绕写生与创新,还先后发生了关于中国画接受遗产问题、笔墨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持续论争,这些论争对后来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写生方法上,山水画家们在观物即景的方式、对自然规律和特点的把握、对大自然的重新发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开拓。而且,中西写生观念和方法进一步融合,写生方式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另外,山水画家还在表现方法上做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继承性和借鉴性的统一,在对山川景物和笔墨语言关系的认识与把握、山水画意境的锤炼与营造等方面也有深刻的拓新与发展,这一切对新山水画图式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和影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山水画中出现了多种经典题材,形成了鲜明的时代意境。与此相应,山水画的语言图式风格也发生了深刻的时代嬗变,这主要体现在状物写形中的笔墨风格嬗变、色彩的新变与象征性运用、构图和透视的探索与新变等几个方面,山水画的审美趣味也不断趋向宏大、阳刚、明朗、浑厚,山水画成功地实现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图式的转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山水画中存在的泛意识形态化思维模式以及它所延续的二十世纪前期以降以科学主义改造中国画的艺术观念,无疑使山水画在某种程度上付出了丧失意境营造与笔墨表现的沉重代价。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画发展之中,惟视绘画为文化、学术之公器与正确审视绘画之民族特性者才能真切感受到这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二、全国第9次银杏学术研讨会在江苏邳州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第9次银杏学术研讨会在江苏邳州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原因及意义 |
| 二、课题名称的范畴界定及学理依据 |
| 三、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回顾 |
| 四、既往研究成果的反思 |
| 五、研究内容概述 |
| 上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形成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人的诗学思想演进 |
| 第一节 道咸时期虞山诗坛:“性灵”风落潮与“虞山诗派”回春 |
| 一、延续、修正孙原湘的性情说 |
| 二、承继清初虞山诗派 |
| 三、虞山诗人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现实书写 |
| 第二节 同光宣时期虞山诗人对宗宋祧唐及宗唐诗学传统的坚守 |
| 一、承继钱谦益宗宋祧唐的诗学思想 |
| 二、与同光体异趣的宗宋诗人 |
| 三、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虞山宗唐诗风 |
| 四、光宣时期虞山诗坛的新诗接受者及革命诗人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虞山诗人的诗史精神与诗学宗向新变 |
| 一、虞邑诗人对钱谦益的尊崇 |
| 二、宗唐诗人的诗学变化及革命诗人的诗风转变 |
| 三、虞山诗人保存国粹的努力 |
| 四、虞山诗人重视乡邦文化建设 |
| 第二章 乡邦文化与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发展 |
| 第一节 虞山文人诗歌中的“红豆”意象——兼谈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进程 |
| 一、芙蓉庄红豆与虞山文人的“红豆”情结 |
| 二、虞山红豆诗歌的多样内涵 |
| 三、民国时期虞邑文人引领的红豆研究热潮 |
| 四、钱谦益在虞山后学中的接受过程 |
| 第二节 藏书、读书与虞山文人的诗歌创作 |
| 一、虞山藏书流派的形成及其特色 |
| 二、藏书、读书、诗歌创作的相互促进 |
| 第三节 诗画互动关系与虞山文人题画诗创作 |
| 一、虞山画派的艺术特色及诗画的互动关系 |
| 二、以人物情事为主的题画诗 |
| 三、虞邑题画诗创作的家族性 |
| 四、以画理阐诗学 |
| 第三章 才媛、义庄、科举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形成 |
| 第一节 才媛与文学世家网络的形成、延续 |
| 一、文学夫妻 |
| 二、母教与家学的传承 |
| 第二节 义庄、家训与家族教育 |
| 一、义庄为家族教育提供经济支撑 |
| 二、家训为家族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
| 第三节 科举与诗书之家 |
| 一、科举:世家望族形成与维持的正途 |
| 二、科举仕宦对诗歌创作既促进又制约的双重关系 |
| 三、科举家族对晚清民国虞山地域诗学的贡献和影响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的交互与呈现 |
| 第一节 常熟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以对家集序跋为中心的考察 |
| 一、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存目及其时间分布 |
| 二、家集:家谱的另一种呈现形态 |
| 三、晚清民国常熟家集的形态 |
| 四、家集的主要内容:诗歌与试艺 |
| 五、家集中的女性 |
| 第二节 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编选及其诗学特色 |
| 一、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存目 |
| 二、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编选 |
| 三、常熟乡镇诗歌选本的选诗特征 |
| 第三节 结社酬唱活动盛况 |
| 一、晚清民国虞山地区诗社简况 |
| 二、晚清民国虞山地域文士联吟酬唱活动 |
| 三、晚清民国虞山文士结社酬唱之风兴盛原因、特色及对地域诗学的贡献 |
| 下编 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专题研究 |
| 第五章 虞山诗坛“性灵诗风”的风靡与消解——以孙氏家族为考察对象 |
| 第一节 孙原湘与晚清虞山诗坛的演进 |
| 一、虞邑文化与孙原湘诗学理念的形成 |
| 二、孙原湘与吴蔚光诗歌创作理路的异同 |
| 三、“性灵之风”与嘉道时期的虞山诗坛 |
| 四、清末民初性灵诗风的消解 |
| 第二节 孙雄诗学思想中的家学渊源——兼谈《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编刊及选诗理念 |
| 一、性情·诗史·忠孝——孙雄于孙原湘诗学思想的继承 |
| 二、《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的刊印 |
| 三、由《四朝诗史·甲集》论及孙雄的选诗理念 |
| 第六章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与诗学宗向变化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虞山杨氏家族行传、着述 |
| 第二节 杨氏家族的诗艺传承——兼论杨沂孙诗作中的劫后记忆 |
| 一、杨景仁:诗学陶、苏,诗风本色无雕琢 |
| 二、杨希钰:诗近陶、苏、陆,诗风率直 |
| 三、杨沂孙诗歌内容与诗学宗向 |
| 第三节 清末民国杨氏家族诗学代表——力振唐音的杨圻 |
| 一、杨圻研究综述及上图藏《江山万里楼诗钞》誊清稿本发掘 |
| 二、杨圻宗唐趣尚 |
| 三、杨圻诗学风格的转变 |
| 第七章 翁氏家族的隆起及其在清末虞山诗坛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常熟翁氏家族的生平及着述 |
| 第二节 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及其诗歌创作 |
| 一、家庭教育与幕府生涯——翁心存早年的学习经历 |
| 二、翁心存的诗歌创作 |
| 三、翁心存对子女及虞邑后学的教育与提携 |
| 第三节 从消遣到遮蔽:翁同龢诗歌创作的心理变迁 |
| 一、翁同龢诗集的刊印及文献缺失 |
| 二、“君亦能诗耶”:翁同龢居京时期的诗歌创作 |
| 三、古籍的鉴赏、收藏活动与翁同龢的诗歌创作 |
| 四、翁同龢晚年诗歌中的“庙堂”想象 |
| 第八章 晚清民国虞山诗坛的“唐宋兼采”——以汪氏、钱氏、单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汪氏家族的学韩风尚 |
| 一、汪氏家族的“状元诗人” |
| 二、汪佑南 |
| 第二节 兼采众长、关注民生:虞山钱氏家族的诗学及诗艺 |
| 一、钱氏家族的世袭及对钱谦益的追忆 |
| 二、钱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三、钱育仁领导下的虞社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虞山单氏家族诗学研究 |
| 一、诗法少陵与昌黎:康乾时期的单氏诗人 |
| 二、兼采众家:晚清的单学傅与单良玉 |
| 三、《海虞诗话》的编纂及其编选特色 |
| 第九章 虞山文学世家的西昆风尚——以庞氏、张氏家族为中心 |
| 第一节 庞氏家族的崛起及庞树阶“不专事色相”的西昆诗风 |
| 一、庞氏家族成员的生平及着述 |
| 二、积学励行与“贻安堂”庞氏的崛起 |
| 三、虽尚西昆然更崇本色——庞氏家族的诗学实践与新变 |
| 第二节 张氏家族的诗风演进与张鸿掀起的清末虞山西昆热潮 |
| 一、张燮的藏书与写诗 |
| 二、张定鋆 |
| 三、伉俪情深的张蓉镜与姚畹真 |
| 四、吴下西昆的旗帜——张鸿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吴下西昆的诗风演进、诗歌理念及其诗学成就 |
| 一、“西砖酬唱”与清末吴下西昆诗风的兴起 |
| 二、吴下西昆的诗歌理念及其兴盛原因 |
| 三、以史入诗、以诗鉴史——吴下西昆的诗学特色及其艺术上的得失 |
| 第十章 宗氏家族兼采众长与自抒机杼诗学路径的形成——兼论民国教授诗人宗威、宗白华 |
| 第一节 虞山宗氏家族的源流世系与诗文着述 |
| 第二节 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晚清宗氏家族的诗歌创作 |
| 一、吾家多闺秀,俱各擅文辞 |
| 二、承继家学与转益多师 |
| 三、宗氏家族的诗学主张 |
| 第三节 传道授业、竞艳诗坛——民国宗威、宗白华的诗歌创作 |
| 一、宗威的诗歌活动 |
| 二、宗白华的旧体诗创作及其诗学思想 |
|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2）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结语 |
| 附录 |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泰兴银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述 |
| 三、研究重点与文章结构 |
|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五、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泰兴银杏历史发展 |
| 第一节 泰兴银杏起源发展的自然条件 |
| 第二节 泰兴银杏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泰兴银杏栽培技术发展 |
| 第二章 泰兴银杏文化遗产现状 |
| 第一节 泰兴古银杏保存数量及分布 |
| 第二节 泰兴银杏栽培系统和生产管理 |
| 第三节 泰兴银杏的加工和利用 |
| 第四节 泰兴银杏文化 |
| 第三章 泰兴银杏文化遗产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古树生长环境和农业系统本身问题 |
| 第二节 政府部门保护和扶持力度不足 |
| 第三节 市场意识及经营、管理不足 |
| 第四节 保护及开发利用意识不强 |
| 第四章 泰兴银杏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策措施 |
| 第一节 泰兴银杏文化遗产价值 |
| 第二节 改善古树生长环境和农业系统本身问题 |
| 第三节 加大政府部门的保护和扶持力度 |
| 第四节 加强市场意识及经营管理 |
| 第五节 提高保护及开发利用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致谢 |
（4）南雄市银杏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实际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简要评价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银杏产业 |
| 2.1.2 生态效应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规模经济 |
| 2.2.2 集约化生产 |
| 2.2.3 纵向一体化 |
| 第三章 南雄市银杏产业现状分析 |
| 3.1 南雄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分析 |
| 3.2 南雄市银杏产业发展现状 |
| 3.2.1 问卷设计 |
| 3.2.2 数据来源 |
| 3.2.3 统计分析 |
| 3.2.4 南雄银杏相关产业现状分析 |
| 第四章 南雄市银杏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4.1 银杏种植面积小,种植区域分散 |
| 4.2 银杏技术研究落后,深加工不足 |
| 4.3 银杏市场占有不足,未形成品牌 |
| 4.4 银杏缺乏技术指导,未实现标准化 |
| 4.5 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不足 |
| 第五章 国内银杏产业发展较好地区经验借鉴 |
| 5.1 浙江长兴银杏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
| 5.2 山东郯城银杏产业发展经验 |
| 5.3 江苏邳州银杏产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
| 5.4 经验总结 |
| 第六章 促进南雄市银杏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
| 6.1 集中片区种植,促进银杏集约化发展 |
| 6.1.1 扩大种植规模 |
| 6.1.2 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 |
| 6.2 借鉴先进经验,提高银杏资源利用率 |
| 6.2.1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
| 6.2.2 发展深加工技术 |
| 6.3 采用规模化种植,形成银杏规模经济 |
| 6.3.1 扩大种植规模 |
| 6.3.2 发展规模经济 |
| 6.4 加大技术支持,提高银杏品质 |
| 6.4.1 实行技术支持 |
| 6.4.2 提高银杏的品质 |
| 6.5 建立银杏产业协会,形成品牌化效应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与不足 |
| 7.3 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乡镇主导产业发展中政府作用研究 ——以邳州市官湖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关于产业生命周期的研究 |
| 1.3.2 关于乡镇经济的研究 |
| 1.3.3 关于主导产业的研究 |
| 1.3.4 关于服务型政府的研究 |
| 1.3.5 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 |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乡镇经济 |
| 2.1.2 政府行为 |
| 2.1.3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2.2 乡镇主导产业与乡镇经济发展 |
| 2.2.1 主导产业 |
| 2.2.2 发展主导产业意义 |
| 2.2.3 主导产业与乡镇经济的关系 |
| 2.2.4 乡镇主导产业发展中政府可能的作用 |
| 第3章 官湖镇主导产业选择与培育中的政府作用分析 |
| 3.1 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发展现状 |
| 3.1.1 官湖镇区位及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3.1.2 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现状 |
| 3.2 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发展历程 |
| 3.3 官湖镇主导产业的确立 |
| 3.3.1 江苏邳州与山东临沂、浙江嘉善、河北邢台中国三大板材家具产业的优势比较 |
| 3.3.2 邳州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与邳州其他乡镇优势比较 |
| 3.3.3 邳州市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发展存在的劣势 |
| 3.3.4 官湖镇主导产业的决策过程 |
| 3.4 官湖镇培育主导产业的主要做法 |
| 3.4.1 税收、土地、行政收费等政策扶持 |
| 3.4.2 政府启动激励机制 |
| 3.4.3 建立优质包挂平台 |
| 3.4.4 政府定期举办板材产品展销会 |
| 3.4.5 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发展硬环境 |
| 第4章 官湖镇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政府作用分析 |
| 4.1 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对邳州市的贡献 |
| 4.2 基于政府角度对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进一步发展的SWOT分析 |
| 4.2.1 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发展的优势(S) |
| 4.2.2 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发展的劣势(W) |
| 4.2.3 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发展面临难的机遇(O) |
| 4.2.4 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T) |
| 4.3 官湖镇地方政府推进板材家具产业转型升级举措 |
| 4.3.1 重新定位招商引资 |
| 4.3.2 促进本地企业解放思想 |
| 4.3.3 促进产学研合作 |
| 4.3.4 积极发展板材家具协会作用 |
| 4.3.5 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主导产业 |
| 4.4 官湖镇地方政府在发展板材家具产业中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
| 4.4.1 存在的不足 |
| 4.4.2 原因分析 |
| 第5章 完善官湖镇主导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2 促进官湖镇板材家具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萌芽起步期：——半殖民半封建及民国时期现代城市雕塑（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租界的现代城市雕塑 |
| 一、 公共空间中的城市雕塑 |
| 二、 欧式公共建筑上的雕塑作品 |
| 三、 公共花园雕塑 |
| 四、 私家花园中的雕塑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雕塑留学生 |
| 一、 清末民初留学生概述 |
| 二、 学习雕塑的留学生概况 |
| 三、 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教育 |
| 一、 土山湾的雕塑教育 |
| 二、 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
| 三、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
| 四、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
| 五、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 |
| 第五节 民国时期现代雕塑理论的传播 |
| 一、 美术团体 |
| 二、 美术期刊 |
| 三、 美术展览 |
| 第六节 民国时期的现代雕塑家 |
| 一、 蔡元培与现代雕塑家 |
| 二、 李金发 |
| 三、 江小鹣 |
| 四、 刘开渠 |
| 五、 滑田友 |
| 六、 张充仁 |
| 第七节 民国时期的城市雕塑作品 |
| 一、 孙中山雕像 |
| 二、 名人塑像 |
| 三、 抗战时期的纪念碑雕塑 |
| 第二章 曲折探索期：——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美协的成立 |
| 二、 向苏联学习 |
| 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 四、 “两结合” |
| 五、 “大跃进” |
| 六、 文化大革命 |
| 第二节 向苏联学习雕塑 |
| 一、 20世纪60年代前的苏联艺术的发展史 |
| 二、 苏联艺术在中国的迅猛传播 |
| 第三节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教育 |
| 一、 苏联的雕塑教学体系 |
| 二、 苏联影响下的新中国的雕塑教育模式 |
| 三、 新中国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雕塑教育的发展历史 |
| 第四节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 |
| 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和选址 |
| 二、 纪念碑的设计过程 |
| 三、 纪念碑浮雕的设计 |
| 第五节 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雕像 |
| 一、 不同时期的毛泽东雕像特点 |
| 二、 毛泽东雕像代表作品 |
| 三、 毛泽东对建其雕像的态度 |
| 第六节 解放初期与文革时期的城市雕塑 |
| 一、 解放初期和文革时期的雕塑发展 |
| 二、 十大建筑工程室外雕塑 |
| 三、 毛主席纪念堂室外雕塑 |
| 四、 城市纪念碑雕塑 |
| 五、 名人雕塑作品 |
| 六、 其他城市雕塑题材作品 |
| 第三章 繁荣发展期：——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艺术背景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雕塑发展 |
| 一、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现代雕塑 |
| 二、 90年代的中国现代雕塑 |
| 三、 21世纪的中国现代雕塑 |
| 第三节 雕塑公园的发展 |
| 一、 中国雕塑公园概论 |
| 二、 中国特色的雕塑公园 |
| 三、 中国雕塑公园典型案例分析 |
| 四、 中国雕塑公园发展策略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城市雕塑 |
| 一、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简述 |
| 二、 改革开放后城市雕塑作品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的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管理机制 |
| 一、 工作职能 |
| 二、 存在问题 |
| 三、 改变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
| 一、 存在问题 |
| 二、 提升中国城市雕塑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设计与环境的融合 |
| 一、 城市雕塑与城市历史人文环境 |
| 二、 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环境 |
| 三、 城市雕塑与心理环境的艺术至境 |
| 结语 |
| 中国现代城市雕塑大事记 |
| 引用文献 |
| 攻读研究生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8）银杏文化传承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第二章 银杏的名称与认识 |
| 2.1 银杏名称考证 |
| 2.2 银杏的基本认识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银杏古树、古籍和历史人物 |
| 3.1 银杏古树 |
| 3.2 银杏古籍 |
| 3.3 历史人物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银杏种植栽培 |
| 4.1 栽培历史和区域 |
| 4.2 栽培技术 |
| 4.3 栽培类型 |
| 第五章 银杏经济利用 |
| 5.1 银杏的利用价值 |
| 5.2 银杏经济政策 |
| 第六章 银杏文学艺术 |
| 6.1 趣闻逸事 |
| 6.2 诗词歌赋 |
| 6.3 绘画艺术 |
| 第七章 银杏风土民俗 |
| 7.1 银杏与民俗 |
| 7.2 银杏与命名文化 |
| 第八章 银杏与儒道释文化 |
| 8.1 概述 |
| 8.2 儒家与银杏文化 |
| 8.3 道教与银杏文化 |
| 8.4 佛教与银杏文化 |
| 第九章 结论、建议与讨论 |
| 9.1 结论 |
| 9.2 建议 |
| 9.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的学术研究 |
| 致谢 |
| 详细摘要 |
（9）苏皖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选题及结构安排 |
| 一.选题 |
| 二.全文结构安排 |
| 第二节.苏皖地理概况 |
| 一.位置特点 |
| 二.自然地理特点 |
| 三.历史自然地理特点 |
| 四.地貌分区 |
| 五.其他地理概况 |
| 第三节.苏皖历史政治地理概述 |
| 一.高层政区变迁概述 |
| 二.各县变迁概述 |
| 三.地区政治中心的建立及意义 |
| 第四节.前人研究 |
| 一.历史地理学研究 |
| 二.历史学研究 |
| 三.地理学研究 |
| 四.文化学研究 |
| 上古汉唐篇 |
| 第一章.上古文化地理变迁 |
| 第一节.远古江淮的文化融合 |
| 第二节.夏商时期江淮、江南的文化融合 |
| 第三节.西周、春秋时期江淮、江南的文化融合 |
| 第四节.文化地理"朐缯线"的形成 |
| 第五节.吴语和江淮话的源头 |
| 第二章.汉唐时期社会文化地理变迁 |
| 第一节.汉魏淮南望族的扩展和外流 |
| 第二节.南北朝前期的淮北豪族的南迁 |
| 第三节.南北朝后期的淮南北豪强的变化 |
| 第四节.南朝后期江东学术中心的东移 |
| 第五节.隋末淮北大起义的地理差异 |
| 第六节.结论 |
| 第三章.汉唐间佛道地理分异的原因 |
| 第一节.佛教地理及所谓的"荒中(蛮区)" |
| 第二节.南北互动和沿海道教起源 |
| 第三节.江淮东部沿海道教传播 |
| 第四节.江淮西南山地区道教 |
| 第五节.佛道地理分异的原因 |
| 宋元篇 |
| 第四章.宋元时期江淮文化的变迁 |
| 第一节.风俗日趋武化 |
| 第二节.淮南和江南的文化隔阂加深 |
| 第三节.江淮方言的变化 |
| 一.江淮方言的总体北化 |
| 二.南宋与明初吴语的北进 |
| 三.泰如片和淮扬片的分异 |
| 四.海泗话的形成 |
| 五.南京话的形成 |
| 六.南通方言的形成 |
| 七.镇江吴语的南退 |
| 第四节.侉子、蛮子、冒子的形成 |
| 第五章.宋元江南民间信仰变迁 |
| 第一节.金应龙的家族关系及金总管信仰的由来 |
| 一.金应龙的世系和婚姻圈 |
| 二.金总管信仰的原始功能 |
| 三.元代的江南低地开发和信仰变迁 |
| 第二节.金总管信仰的传播和变形 |
| 第三节.李王信仰的由来和变化 |
| 第四节.江阴航运诸神的出现 |
| 第五节.结论 |
| 明清篇 |
| 第六章.明清江南平原的文化分区 |
| 第一节.江中文化区 |
| 第二节.沿江文化区 |
| 第三节.湖山文化区 |
| 第四节.沿运河区 |
| 第五节.结论 |
| 第七章.清代淮扬文化地理变迁 |
| 第一节.清代淮扬地区文教进步的原因 |
| 一.政治态度的地理差异 |
| 二.交通区位原因 |
| 三.移民的影响 |
| 四.二孙和五友:扬州文人的交往奇事 |
| 第二节.扬州:清代长江流域的文化中心 |
| 第三节.清代扬州学派的地域差异 |
| 一.扬州学派的范畴 |
| 二.高、宝、兴的经学世家 |
| 三.扬州府南部的学风 |
| 四.结论 |
| 第八章.明清通泰地域文化的形成 |
| 第一节.宗教繁荣的原因 |
| 第二节.特殊信仰的起源 |
| 第三节.学术文化的迅猛发展 |
| 第四节.结论 |
| 第九章.明清皖中南地区文化地理变迁 |
| 第一节.学术文化地理变迁 |
| 一.和州、滁州、庐州府 |
| 二.太平府、池州府 |
| 三.宁国府 |
| 四.安庆府 |
| 五.结论 |
| 第二节.方言地理的变迁 |
| 一.安徽赣语区的形成 |
| 二.徽语区的形成 |
| 三.皖江南岸江淮方言带的形成 |
| 四.皖南江淮话、河南话、湖北话方言岛的形成 |
| 第十章.灾荒对明清淮北文化的影响 |
| 第一节.灾荒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
| 第二节.灾荒对学术文化的影响 |
| 第三节.灾荒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
| 结论 |
| 第一节.方言区和自然区、政区的关系 |
| 一.总体格局 |
| 二.县内方言分界成因类型 |
| 第二节.学术区、宗教区与政区的关系 |
| 一.地域关系 |
| 二.交通与中心 |
| 第三节.全文结论:文化区及其关系 |
| 论文参考文献 |
（10）写生与新山水画图式风格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解题 |
| 二、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 |
| (二)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四、基本观点 |
| 第一章 写生图新:新中国文艺诉求与二十世纪前期山水画革新思潮的融合 |
| 第一节 革故鼎新: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画革新思潮及艺术实践 |
| 一、"美术革命"与中国画革新思潮 |
| 二、二十世纪前期山水画革新实践 |
| 1. 融会中西:写实与表现的选择及实践 |
| 2. 以古开新:山水画传统的内部回归 |
| 3. 写生创新:外师造化与审美拓展 |
| 三、新中国成立前后(1949-1950)中国画革新(改造)思潮的再兴 |
| 第二节 时代契机:新中国初期山水画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 |
| 一、第一次文代会对山水画发展的导向意义 |
| 二、新年画运动的范式意义 |
| 1. 创作立场的转变 |
| 2. 创作方法的选择 |
| 3. 时代风格的形成 |
| 三、现实主义的独尊与衍变对山水画创作的影响 |
| 四、文艺批判运动与山水画家的思想改造 |
| 第三节 话语转换:新中国文艺诉求与山水画革新思潮的融合 |
| 一、为谁画:"为工农兵服务"——山水画价值功能的重塑 |
| 二、画什么:"表现现实生活"——山水画题材内容的新变 |
| 三、怎么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山水画笔墨技法的因革 |
| 第四节 写生图新:山水画革新途径的探索、时代特征及文化蕴涵 |
| 一、写生倡导与中央美院国画革新领导小组的成立 |
| 二、新中国山水画写生的时代特征 |
| 三、"写生图新"——新中国山水画写生的文化蕴涵 |
| 第二章 踪迹大化:山水画家地域群体及写生实践历程 |
| 第一节 古都新风:京津画家写生兴起及李可染写生的特点和意义 |
| 一、京津山水画家群体及画学渊源 |
| 二、京津画家山水写生与接受遗产问题之论争 |
| 三、从"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到"采一炼十":李可染山水写生及其特点和开拓意义 |
| 第二节 水乡墨韵:江南画家写生实践与新金陵画派的崛起 |
| 一、江南山水画家群体及画学渊源 |
| 二、创作方式的分化及写生基本状况 |
| 三、"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傅抱石率团写生与新金陵画派的崛起 |
| 第三节 情满关山:西北写生传统的拓展与长安画派的崛起 |
| 一、西安山水画家群体与西北自然人文风物 |
| 二、写生传统的再拓展与长安画派的崛起 |
| 三、"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石鲁写生创作及其引发的笔墨与创新关系之论争 |
| 第四节 粤海观澜:岭南写生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 一、岭南山水画家及其画学渊源 |
| 二、"一切为了表现我们伟大的时代":岭南写生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 第三章 法自我立:山水画写生方法及表现规律的探索 |
| 第一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式写生工具的出现及意义 |
| 一、传统山水画写生工具 |
| 二、新式写生工具的出现及意义 |
| 第二节 "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观物即景的方法与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重新发现 |
| 一、山水画家观物即景的方式 |
| 1. 李可染:万物静观皆自得 |
| 2. 傅抱石:游—悟—记—写 |
| 3. 石鲁:观物以探真 |
| 4. 陆俨少:从"默记"到"对写" |
| 5. 关山月:真境逼神境,心头到笔头 |
| 二、对自然规律和特点的把握 |
| 三、对大自然的重新发现 |
| 第三节 "造化在手,吞吐大荒":中西写生传统的融合及写生方式的多样化 |
| 一、目识心记和古法写生 |
| 二、速写勾稿和以文佐图 |
| 三、素描写生 |
| 四、水墨对景写生和对景创作 |
| 第四节 "追光蹑影,通天尽人":写生与山水画表现规律的探索 |
| 一、山水画表现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
| 1. 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
| 2. 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
| 3. 创新性与继承性、借鉴性的统一 |
| 二、对山川景物和笔墨语言之关系的认识与把握 |
| 三、山水画意境的锤炼与营造 |
| 第四章 江山多娇:新山水画时代意境与图式风格的形成 |
| 第一节 笔墨江山:新山水画题材内容的选择及其时代意境 |
| 一、工农建设和城乡新貌山水画 |
| 二、革命历史和革命圣地山水画 |
| 三、自然山川与人文景观山水画 |
| 四、毛泽东诗意山水画 |
| 第二节 图式嬗变:写生与山水画语言风格的形成 |
| 一、状物写形中的笔墨风格新变 |
| 1. 皴法创造与传统皴法风格新变 |
| (1) "抱石皴"的成因与风格演变 |
| (2) "色墨混皴"法的创造及风格 |
| (3) 传统皴法的风格新变 |
| 2. 树法、云水法的笔墨新创及风格特征 |
| 3. "逆光"、"留白"及"夜景山水"的创造与笔墨结构特征 |
| 4. 描绘新生事物的笔墨技法 |
| 二、色彩的新变与象征性运用 |
| 三、构图和透视的探索与新变 |
| 结语:新山水画的历史地位及写生对后世山水画发展的影响 |
| 一、新山水画的历史地位与艺术得失 |
| 二、写生对后世山水画发展的影响与现实启迪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全国第9次银杏学术研讨会在江苏邳州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2]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3]泰兴银杏文化遗产保护研究[D]. 张越.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4]南雄市银杏产业发展研究[D]. 王斌.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8(07)
- [5]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乡镇主导产业发展中政府作用研究 ——以邳州市官湖镇为例[D]. 张凤琴.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
- [7]中国现代城市雕塑的发展研究[D]. 邵靖. 苏州大学, 2013(11)
- [8]银杏文化传承发展研究[D]. 陈凤洁.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13(04)
- [9]苏皖历史文化地理研究[D]. 周运中. 复旦大学, 2010(11)
- [10]写生与新山水画图式风格的形成[D]. 王先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