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性企业兼并浪潮及对我国企业兼并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胡宏雁[1]（2020）在《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到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国际投资规则和格局变化使得企业并购中知识产权获取与利用呈现出复杂化的状态,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日益增加,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价值评估与转移等环节的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与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认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和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审查等方面问题。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相关理论对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进行理论论证与实证考量,以期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外资为获取知识产权而进行的并购提供有益指导。厘清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基本原理与主要法律问题,是文章的逻辑起点和分析前提。其一,在界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的基础上,总结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独有特点。其二,通过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不完全专属性与激励性阐述,分析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经济特殊性。由知识产权资本的评价可能性、转让可能性分析知识产权资本的适格要件。其三,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和知识产权对并购投资实践影响的实证分析,探究知识产权获取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其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文章围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和各环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主线,在既有文献基础上,将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各阶段相伴而生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归结为: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法律影响因素考量、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及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既有平等主体也有国家层面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过程并不是仅仅考量知识产权“是什么”,更应该考虑在其司法管辖权内知识产权潜在的权利扩展,即“可以做什么”。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从而减少潜在并购风险,并为确定合适的并购价格奠定基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中各方主体不尽责将导致合同、公司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层面的责任问题,涉及到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违反重大事项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律师等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中的违约和侵权等方面责任,分清各方责任保证知识产权调查的尽职、审慎地进行。知识产权资产具有可评估性,评估是了解目标方知识产权价值的重要手段,科学的估值能为并购出价提供决策依据。知识产权的特质决定了其评估方法选择的独特性,其价值受到不同于其他资产的法律因素影响。论文首先分析了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满足企业的战略发展、交易定价、税收设计、融资及法律诉讼等诸多领域现实需求,探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必要性。其次,剖析传统价值评估方法,结合知识产权资产具体情况,探究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评估方法的选择。最后,结合并购具体情形,探究影响不同知识产权类型价值评估的法律因素考量。同时,注意考察跨国并购中的价值评估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参考性。评估对象限于此次并购中目标方的知识产权,评估针对本次跨国并购而进行,评估具有参考而不是决定作用,不能将知识产权评估值等同于成交价。反垄断审查与规制已成为重大跨国并购能否进行的重要决定因素。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的交叉具有历史与现实性,识别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垄断行为,基于相对利益平衡原则分析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利益问题,探究如何对专利、着作权、商标滥用进行反垄断规制和救济是关键因素。此外,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还事关企业存亡和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以获取专利为目标的并购可能引发的科技安全问题,基于着作权的并购可能引发文化安全问题,与商标品牌密切相关的并购可能引发的产业安全问题。分析与应对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垄断和知识产权转移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平衡并购方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并购投资目的与东道国利用外资并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加强国家安全审查,以期在相对利益平衡中促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良性发展。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不仅事关企业知识产权获取,更是事关国家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经济与法律活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完成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转移。并购投资方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方式选择,其中获取知识产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重要驱动力。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以反垄断、国家安全审查之名大行投资保护之道,使得我国企业知识产权跨国并购运行艰难。同时,“引进来”过程中,来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利用并购中形成的市场优势破坏有序的市场竞争,利用并购获取中国企业稀缺的知识产权资源并引发国内知识产权层面安全问题,需要中国构建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和国家安全审查的防火墙。中国要在创新驱动中提升“走出去”的能力,在完善规则中提高“引进来”水平,积极参与新一轮投资规则重构,并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中的话语权。
邵冰[2]（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魏星[3]（2014）在《中国公司并购中政府干预效应及其职能定位研究 ——以上市公司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公司并购是资本扩张的重要手段和企业迅速成长的基本途径，自19世纪末以来，全世界相继发生了六次公司并购浪潮，对推动世界经济的向前发展有重大意义。跨入21世纪后，我国的并购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屡创新高，并购已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加快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助推器。处于经济转轨期的市场体制和政府职能定位决定了政府干预是我国企业并购市场的重要特征。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并购市场的政府干预在动因、方式、效果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而政府干预的特点又是由我国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的职能定位决定的。在新一届政府将政府职能转变作为开局大事，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的背景下，对我国并购市场中政府的行为边界、干预效应和职能定位的研究，已更具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公司并购和政府干预理论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比较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中外企业并购和政府干预的发展史，遵循结构主义学派“动因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绩效”的论证框架，对我国政府干预并购的动因、制度背景、行为方式、行为特征和绩效进行全面解析，并在总结并购中政府职能错位的现象和发生机理后提出合理化政策建议。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本文首先整理和介绍了公司并购和政府干预的概念和理论发展，回顾梳理中外的历次公司并购浪潮以及政府干预公司并购的政策行为演变，同时比较分析各自的特点。随后，从多个角度分别总结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政府干预并购的行为动因，通过比较的方式揭示剖析不同制度、社会环境下政府行为的具体动机。通过产业组织理论的介绍明确了政府干预行为的理论基础后，着重分析我国公司并购中政府干预的特殊制度背景和原因，梳理总结我国政府干预并购的阶段性行为方式和四大行为特征。最后阐释了存在国有企业“准并购”和政府行为“诺斯悖论”现象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无法真正实现并购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原因。大量的理论分析后，有个问题应运而生：实证中政府干预行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呢？本文选取了2007～2009年期间发生于沪、深股市的110起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利用DID分析法，选择资产周转率、营业利润率等12个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干预的企业并购绩效在回归结果显着的资产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托宾Q三个指标上表现均较差，说明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地方政府干预的企业并购绩效均差于非地方政府干预的企业并购绩效。最后，本文总结分析了我国政府在公司并购中发挥正面效应的职能定位和存在的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再深入阐析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的发生机理。在明确我国政府合理有效干预公司并购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市场化主体培育、市场环境建设、社保体系完善、消除歧视、产权保护五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崔永梅[4]（2008）在《基于生态学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的内在机理,一方面可以预测全球（或一个国家）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强市场功能,提高市场效率,尤其是对于指导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实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对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研究始于对集聚的并购活动（并购浪潮）研究,且实证研究远远多于理论研究。事实上,还没有一种公认的理论能够同时解释并购活动背后的动机、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的特征以及并购活动集中程度的决定因素,不同国家的并购历史表明每一次并购浪潮都有不同的驱动因素（包括规制和经济因素）,没有唯一的因素可以解释并购活动的发展。目前对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演化的研究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完整地解释客观环境（如经济因素、法律因素等）和市场主体（并购交易双方等）因素在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演化中的作用以及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本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将生态学相关理论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系统的概念。公司控制权市场是由市场环境、市场主体和市场调节机制组成。公司控制权市场环境是由六大因素组成的,分别是公司治理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通过正式制度表现出来,即通过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素、技术因素等作用在公司治理环境中,而其中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环境的核心因素。公司控制权市场主体特征是由企业之间交易的自由度来决定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的一种适应市场环境的自组织机制,而政府的并购规制是一种外部力量,对于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国家和地区,其规制的作用更大。尝试性地将演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分析框架中,研究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作用机制及演化路径。研究发现: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演化呈现波动进化的特点,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基本同步等普遍性规律;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路径依赖性源于初始的公司治理结构,其路径依赖按照其性质主要表现为技术、制度和文化以及市场主体自身等四个层面,公司控制权市场要实现创新必须打破上述四个层面的路径依赖,同时也发现不同国家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路径选择中的普遍性规律。将复杂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到本文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评价研究中,运用最大化熵理论建立了演化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英美两国的公司控制权市场进行纵向历史比较分析。实证的研究结果表明该理论模型计算出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年度熵值呈现特征较为明显,能够比较准确地刻画出市场演化过程中的进化与衰退特点以及其演化的速度;实证研究的结果再次证明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演化是一个波动进化的过程,其市场演化呈现的总体趋势是进化发展的。研究还发现,经济环境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是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序参量,且其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愈加明显。最后,基于理论评价模型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公司控制权市场指数、简化市场指数及其衍生的并购环境指数、并购运用指数,并采用纵向历史分析和横向跨国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九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控制权市场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化程度的有效表征指标。运用这个指数可以用于评价政府或产业规制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价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并购投资环境和并购手段的运用效率等方面,从而为政府、行业以及企业等不同层面的决策主体提供决策支持。
伍江[5]（2008）在《博弈视角下的企业兼并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在以跨国兼并为主要特征的第五次兼并浪潮的背景下写成的,兼并作为企业扩张的主要战略之一,一直以来受到学术界、企业界以及政府的密切关注。企业兼并不仅对于抑制我国普遍存在的重复建设,提高产业资源配置效率,减弱产业内过度竞争趋势,实现的企业规模经济效益、产业均衡效益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跨国兼并作为FDI的形式,对我国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不仅能够为我国提供技术进步、拓展国际市场和对外直接投资等经济机会,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兼并对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过渡期的结束,我国所有的产业、所有领域实现更加全面的开放,特别是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实现全面流通,企业兼并、尤其是外资的跨国兼并将变得更加频繁,并呈现新的特征。因此,研究企业兼并模型,制定出能够解决我国产业中现存问题的方针、政策,对我国企业兼并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以规范企业兼并行为,减少兼并的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保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切实提高兼并的社会福利,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而现实的问题。本文的研究是以理论模型为主要对象的,以博弈论为研究工具与方法论,综合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已有的兼并理论模型进行拓展性的再研究,得出了理论性的结论命题,并辅以简要的数理分析和定性分析,以验证自己的观点。在第一章首先综述了本人所涉猎的国内外的兼并理论及相关模型研究成果,集中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采用的方法、结构与研究内容。从比较中发现,对于横向兼并发生的基础概念协同效应,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不足。从横向兼并行为的发生看,兼并不仅有“大鱼吃小鱼”,也有“蛇吞象”的先例。但是已有的文献中,很少涉及“蛇吞象”的理论模型。从纵向兼并理论看,存在各种学派之争,对于纵向兼并的市场绩效也存在分歧,这些学派发生分歧的理论构造、假定条件需要在新的研究中清晰化。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兼并与国内兼并存在环境、条件差异是不争的事实,必需有区别的进行分析,这些都为本文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第二章以SSR企业横向兼并模型为基准,在古诺博弈的基础上,对横向兼并模型在以下两方面做了更深入的研究:首先,基于线性需求和对称的定常边际生产成本,引入了协同效应概念,建立了一个基于协同效应的扩展的横向兼并模型。然后,结合社会福利经济学,分析了不同条件下参与兼并企业、未参与兼并企业和消费者的福利变化情况,并以福利变化为标准得出了若干理论命题,解出了协同效应的临界值,发现,只要协同效应达到临界值,横向兼并就会发生。如果是完全竞争市场,只要有一点协同效应,兼并也会发生。解释了原SSR模型无兼并动机与现实中兼并频繁发生的矛盾,破解了Pepall的“兼并悖论”。第三章以Stackelberg的寡头垄断下的动态博弈理论为基础,对已有的横向兼并的类型作了拓展研究,扩展了Steffen- Kai -Wieland创立的SKW模型。SKW模型是通过Stackelberg产量竞争市场,研究了其中任意两个企业兼并的动机和社会总福利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任意一个引导者兼并一个追随者总是有利可图的。而在特定情况下,‘强强联合’的兼并,‘弱者联合’的兼并也会出现。本文在Steffen- Kai -Wieland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蛇吞象”或称‘小鱼吃大鱼’的兼并分析,由此得出了本人的研究结论:无论是强式企业还是弱式企业,都存在内在兼并利益动机,会由于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导致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下降,这就丰富发展了SKW模型,使得现实中很少发生的“蛇吞象”兼并案例,在理论上也得到了合理解释。本文所在的补充性研究中,使Steffen- Kai -Wieland模型理论上变得更加完整,理论更具有适用性。扩展的SKW模型涉及到了横向兼并的各类情况,可以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解释兼并浪潮的发生。第四章以纵向兼并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纵向兼并的动机和福利效应问题做了研究。首先,介绍了经典的Spengler模型,即纵向兼并不仅有利于消除双重加价,而且有利于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其次,把Spengler模型扩展到了上下游之间企业间的古诺产量竞争,分别讨论了金字塔结构和平行结构两种产业链纵向兼并的状况,结果发现:当上下游都是平行结构的产业链时,纵向兼并或纵向一体化,可以降低中间产品的价格,从而消费者可以从纵向兼并中受益,并且使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都提升,结论与Spengler模型的结论相同。但是本文深入研究的结论是:对于金字塔结构的产业链,并非所有的纵向兼并企业都是有利的,兼并企业的利润出现不确定性,利润大小取决于上下游厂商之间的数量关系,即由本文研究得出的Spengler数为临界值,结果是,只有下游企业数目小于Spengler数时,纵向兼并才是有利可图的。第五章将第四章的结论进一步深化。首先将Spengler模型扩展到上游进行Bertrand价格竞争,而下游进行古诺产量竞争的产业链之中,然后在上下游竞争结构不同的条件下分别研究了企业的策略行为对兼并结果的影响。研究中发现,企业是否采用排挤竞争对手策略时纵向兼并的利润是不同的。纵向兼并企业若采用纵向圈定的策略方法时,纵向兼并最终是否弱化了市场竞争程度,结果会因外在的环境条件不同呈现出不确定性。在特定条件下,纵向圈定不仅没有遏制竞争,反而促进了竞争,提高了社会福利。关于是否采用纵向圈定,主要依赖博弈是伯川德（Bertrand）竞争方式,还是古诺（Cournot）竞争方式,如果上下游都是Cournot产量竞争,企业的纵向圈定策略,不会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也不产生弱化市场竞争的作用;如果下游产业是Cournot产量竞争,而上游产业是伯川德价格竞争,兼并企业的纵向圈定策略,是否会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弱化市场竞争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因为当中间产品潜在提供者的成本处于特定数值区间时,圈定也会有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弱化市场竞争的作用。也就是说纵向圈定对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因条件变化呈现出不确定性。本章的结论对我国规制纵向兼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六章结合本人在第三章扩展的SWK模型,有针对性地构建了一个非对称信息的动态跨国兼并模型,试图从动态角度给出对外资兼并国内企业的进行审查的理论依据。由于国度间的差异性较大,跨国兼并的动机较多,不完全信息更符合跨国兼并行为的特征。论文从微观企业角度分析了不同背景下跨国企业兼并的动力,结果发现,信息不对称不能成为跨国兼并的障碍,兼并会延续下去。为此,本文专门进行了跨国兼并对国家产业安全影响的定性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跨国并购持续下去,会在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市场份额、国家经济利益等方面严重威胁国家产业安全。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1、构建了扩展的SSR模型,克服了SSR模型企业没有兼并动机的缺陷,并能解释现实中为何反对和阻止横向兼并的都是那些未参与兼并的企业的原因所在,也能解释为何现实中横向兼并大部分失败的原因,破解了Pepall等人提出的“兼并悖论”。例如命题2.4命题2.12是本人的研究结论2、在Steffen- Kai -Wieland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蛇吞象”的兼并模型,使得现实中很少发生的“蛇吞象”兼并,在理论上得到合理解释,使Steffen- Kai -Wieland模型在理论上的运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丰富发展了SKW模型。特别是针对“蛇吞象”兼并模型,本文给出了“蛇吞象”兼并动机出现的充要条件,命题3.4是本人的研究结论。3、将社会总福利的变化作为判断兼并效率的标准。为应对日益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促进我国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加强国家产业的竞争力,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政府在制定兼并规则中,应当更多地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把增强国家产业的竞争力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在横向兼并社会福利的效率标准选择上,本文主张以选择社会总福利的大小作为效率目标,而不是单纯考虑消费者福利标准。在政府管制企业兼并的过程,评价企业兼并的效率上也要有灵活立场,对于涉及事关民生的重要产业的兼并活动,一定要求兼并活动能带来最终产品价格的下降、产量上升,让老百姓切实享有消费者福利改善的社会利益。4、本文在Spengler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金子塔结构和平行结构产业链的纵向兼并模型,解出了Spengler数（本人定义的）,并将Spengler数作为纵向兼并发生的临界值。通过Spengler数拓展并部分修正了传统纵向兼并研究成果的一些结论,即纵向兼并不一定导致兼并企业获利,兼并企业获利与否主要取决于产业链中上、下游产业的企业结构状况以及所采用的竞争方式,只有当下游产业通过横行兼并达到一定垄断程度,即下游的企业数目小于Spengler数时,才有纵向兼并的动机。研究认为这种当上下游都是寡头垄断企业的产业链,上下游都是进行古诺竞争时,纵向兼并可以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从而将其他非兼并的下游产业企业置于竞争劣势地位,但消费者可以从纵向兼并中受益。5、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完全信息的跨国兼并模型,研究了跨国兼并行为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动机,研究结论表明,不完全信息不能成为跨国兼并的障碍。因此,如果东道国政府对外资兼并不进行规制,兼并将演化成持续性过程,影响国家产业安全。
牟维[6]（2006）在《论美国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文中认为企业兼并浪潮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经济面貌,使美国由一个原本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社会变成了今天这个充斥着巨型经济单位的国度。研究这段历史,对进一步加强我国企业兼并活动的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司增绰,王铮[7]（2005）在《国际上五次企业兼并浪潮分析:背景与演变轨迹》文中研究表明国际上五次企业兼并浪潮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影响五次浪潮的因素主要有12个。各主要因素在历次浪潮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历次浪潮中所具有的内容也出现变化,这种时序变化形成了浪潮的轨迹。各主要因素的发展具有规律性,五次浪潮的演变规律体现在各主要因素的演变规律中。
张寒[8]（2005）在《跨国并购的理论、运作及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浪潮汹涌澎湃，跨国并购活动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同时，我国经济结构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加入WTO更使我国企业直面国际竞争，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势头十分强劲。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形式，已经成为跨国企业实施全球经营战略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跨国并购浪潮在世界范围内一浪又一浪地掀起，它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强；它不仅改变了一些旧的经济规则，同时也对21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产生着重大影响。从目前来看，跨国并购主要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来进行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转移，但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也日益增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近年来也进行了一些跨国并购，包括中石油和中石化在海外收购油气田项目、联想集团收购美国IBM公司PC业务，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等。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企业跨国经营的进一步增加和深化，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并呈蓬勃发展之势。从历史上看，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全球共发生过五次并购浪潮。公司并购活动不断从行业内部向跨行业发展，从国内并购向国外并购发展，从发达国家向全球扩展，从最初的横向并购向纵向并购以及混合并购发展，终于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日渐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流动更加国际化，兼并浪潮更是波澜壮阔，形成了第五次并购浪潮。在1987年的全球跨国并购总额不到1000亿美元，1990年为1510亿美元，而到1999年达到7200亿美元，2000年超过10000亿美元。在第五次并购浪潮中，发达国家在并购上形成明显的跨国特征，当时的跨国并购已占全球并购的1／4。到20世纪末，跨国并购已超过绿地投资成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1999年达83％，2000年达87％。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企业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并且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改善企业经营的战略之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全球竞争激化的高度体现。鉴于跨国并购在全球范围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对该领域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作理论上的解释和实践中的指导。从跨国并购的理论研究来看，基于跨国并购具有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并购（M&A）双重特点，国外学者对其研究主要是从FDI和企业并购两个角度分别展开，并结合本国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少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和企业并购的理论。FDI理论是在传统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体部分是解释和说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学说。FDI理论的主流是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理论，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斯蒂芬·海默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垄断优势论为起源，包括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和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此外，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还出现了其他如反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非主流理论，如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以及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等。 <WP=4>在FDI理论的基础上，加之以交易成本理论、合同理论、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非对称信息理论、信息不完全理论和博弈理论等企业并购理论在最近10多年的长足发展，使得跨国并购理论的进展非常迅速，成为目前西方经济学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西方并购理论的不同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对并购现象作了分析和解释，其中有些分析和解释对跨国并购现象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因为跨国并购起源于国内并购；但有些分析和解释则显然不适用于跨国并购现象，因为跨国并购具有不同于国内并购的特殊性。并购理论对跨国并购动因解释的局限性表现在：首先，并购理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用于解释国内的企业并购现象。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还不能全面完整地解释一般的国内企业并购的三个问题，即并购动因、并购效应和并购策略问题，所以对跨国并购解释的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其次，跨国并购与国内并购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而这些不同的特征并未为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一般企业并购时予以考虑进去。最后，许多企业并购理论大都形成于70年代以前，而跨国并购是直到80年代后期才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显着特点而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跨国并购的影响等问题是传统的并购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除了动因理论之外，跨国并购的运作层面也是值得研究和关注的，本文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总体上，本论文力图对跨国并购的理论层面和运作层面进行归纳总结，并对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所存在的问题和以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论文第一章导论主要对论文选题的背景，国内外跨国并购理论研究现状，论文的实践意义、主体结构与框架构思、主要创新之处和采用的研究方法做出说明。论文第二、三两章对跨国并购的含义和跨国并购在整个世界的发展做了一个简要
司增绰,王铮[9]（2005）在《国际上五次企业兼并浪潮的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分析》文中认为
杨墨竹[10]（2005）在《企业兼并收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兼并和收购活动始于19世纪末,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自19世纪末以来,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五次兼并浪潮,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企业兼并活动始于80年代中期。在80年代末出现了第一次兼并高潮。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化的改造和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出现了第二次兼并浪潮,企业兼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形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深刻。 企业并购理论的发展和并购实务的发生是紧密相连的。自从19世纪末美国发生其历史上第一次并购浪潮以来,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并购活动加以解释,进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并购理论。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由于企业理论和博弈论等的长足发展,使得并购理论的研究成为国外经济学家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由于有关并购的理论过于庞杂,本文只就目前国外较流行的并购理论作比较全面的介绍。 并购是企业的一项战略投资活动,在进行并购决策时,收益是衡量的基准。本文通过构建并购收益模型对此加以分析并得出结论。结论一:企业的并购,应以原企业（或原有产业）的收益率提高为基础即E（RA）>RO,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充分有效利用资产,使资产收益率得以提升。结论二:对被并购企业的收益率不必抱有太大的期望,E（RB）≥E（RA）未必最优。结论三:在进行企业并购决策时,所采用的两个临界值p*和q*与βM无关,也就是说与Cov（RM,RB）无关,这说明企业是相关并购（包括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还是不相关并购（混合并购）不影响p*和q*的值。 最近20年有大量研究北美和欧洲兼并与收购的成果问世。在公司并购理论中讨论最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公司并购的财富效应。本文拟运用国外的实证方法和研究框架来探讨并购的财富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财富效应的因素。并得出结论及现实启示。结论一:收购公司股东在公告前第10个交易日至公告后第30个交易日的区间里获得正的累积超常收益,而目标公司在这一区间未能获得显着的累积超常收益。结论二:并购类型对收购公司股东的财富影响不显着,对目标公司的财富有一定影响。结论三:股权
二、世界性企业兼并浪潮及对我国企业兼并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性企业兼并浪潮及对我国企业兼并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创新 |
| 三、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要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概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特点总结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理论基础 |
| 一、作为“投资”的知识产权具有特殊性 |
| 二、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的依据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保护对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 |
| 一、基于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的一般理论分析 |
| 二、基于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实证考量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主要环节的法律问题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法律责任的认定与承担 |
| 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三、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
| 四、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尽职调查法律责任分析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独特性 |
| 一、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内涵界定 |
| 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特征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解决的法律问题 |
| 一、识别目标方有无相关知识产权 |
| 二、识别目标方有无涉诉或涉诉威胁 |
| 三、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 |
| 四、识别目标方被许可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 |
| 五、识别目标方知识产权有无抵押等障碍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法律责任认定分析 |
| 一、目标方的知识产权瑕疵担保责任 |
| 二、并购方违反保密协议的法律责任 |
| 三、管理层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 |
| 四、律师等中介机构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考量 |
| 第一节 并购中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界定 |
| 一、知识产权价值来源分析 |
| 二、并购中的知识产权评估特点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需求 |
| 一、价值评估的战略需求 |
| 二、价值评估的交易需求 |
| 三、价值评估的税收需求 |
| 四、价值评估的融资需求 |
| 五、价值评估的诉讼需求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及选择 |
| 一、市场评估方法 |
| 二、成本评估方法 |
| 三、收益评估方法 |
| 四、并购中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法律依据 |
| 一、专利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二、商标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三、着作权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四、商业秘密价值评估的法律影响因素 |
| 第四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垄断行为辨析 |
| 一、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滥用界定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中的一般垄断行为分析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理论基础 |
| 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关系之辩 |
| 二、禁止权利滥用理论 |
| 三、相对利益平衡理论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实践分析 |
| 一、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内实践评析 |
| 二、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国际实践评析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层面的国家安全界定 |
| 一、基于专利权的科技安全 |
| 二、基于着作权的文化安全 |
| 三、基于商标权的产业安全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实践的思考 |
| 一、美国为代表的并购中新兴技术国家安全审查 |
| 二、加拿大为代表的并购中国家文化产业安全审查 |
| 三、中国为代表的并购中品牌依存度产业安全审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公司并购中政府干预效应及其职能定位研究 ——以上市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目标和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特色与贡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内外并购动因理论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国内外政府干预与公司并购绩效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国内外公司并购中政府职能定位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公司并购：概念、理论基础和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公司并购的涵义及特征 |
| 第二节 公司并购的类型和方式 |
| 第三节 全球并购浪潮的历史回顾 |
| 第四节 我国企业并购的历史回顾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府干预：概念、理论发展和实践线索 |
| 第一节 政府干预的基本概念 |
| 第二节 政府干预的理论发展 |
| 第三节 政府干预失灵与规制放松 |
| 第四节 西方国家公司并购与政府干预的历史回顾与比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公司并购中政府干预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政府干预并购的动因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干预并购的动因 |
| 第六章 我国公司并购中政府干预的行为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干预并购行为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干预并购行为的制度背景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干预并购的阶段性行为方式 |
| 第四节 中国政府干预并购的行为特征 |
| 第五节 中国政府干预并购的行为绩效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干预对我国公司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内容、研究假设、数据与样本的选取 |
| 第二节 双重差分法模型分析 |
| 第三节 实证结论分析 |
| 第八章 政府在我国公司并购中的职能定位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政府在并购中的职能定位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政府在公司并购中的职能错位的发生机理 |
| 第三节 我国政府合理有效干预公司并购的政策建议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基于生态学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小结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 |
| 1.6 预计创新点 |
| 2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的界定 |
| 2.1.1 兼并与要约收购—并购的概念界定 |
| 2.1.2 公司控制权市场与并购市场 |
| 2.2 Weston的并购重组理论框架 |
| 2.3 新制度经济学下的公司控制权市场 |
| 2.4 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 |
| 2.4.1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主流理论 |
| 2.4.2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反主流理论 |
| 2.4.3 小结 |
| 2.5 本文假设的提出:并购是发挥公司控制权市场功能的有效投资行为 |
| 2.5.1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功能 |
| 2.5.2 本文假设的提出 |
| 3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系统研究 |
| 3.1 生态学研究成果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
| 3.1.1 生态学的研究成果 |
| 3.1.2 生态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现状 |
| 3.2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系统的构建 |
| 3.2.1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系统的涵义 |
| 3.2.2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系统自身的特异性 |
| 3.2.3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系统的总体特征 |
| 3.3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系统的结构分析 |
| 3.3.1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系统的结构概述 |
| 3.3.2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主体 |
| 3.3.3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系统环境 |
| 3.3.4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平衡 |
| 本章小结 |
| 4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环境研究 |
| 4.1 市场环境的界定 |
| 4.2 经济环境 |
| 4.2.1 文献回顾 |
| 4.2.2 经济环境与公司控制权市场 |
| 4.3 法律环境 |
| 4.3.1 两种法律制度的渊源及特征 |
| 4.3.2 法律环境与公司控制权市场 |
| 4.4 政治环境 |
| 4.4.1 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制度 |
| 4.4.2 政治环境因素与公司控制权市场 |
| 4.5 技术环境 |
| 4.5.1 技术环境: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 |
| 4.5.2 技术进步的产生与循环 |
| 4.5.3 技术进步与公司控制权市场 |
| 4.6 公司治理环境 |
| 4.6.1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模式 |
| 4.6.2 公司治理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 |
| 4.7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生态环境的结构层级构建 |
| 本章小结 |
| 5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主体及调节机制 |
| 5.1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主体形成及其空间组织结构 |
| 5.1.1 生物的交互作用 |
| 5.1.2 公司控制权市场生态主体的形成 |
| 5.1.3 空间组织结构 |
| 5.1.4 行为动机的演化分析 |
| 5.2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生态调节 |
| 5.2.1 生态平衡的特征 |
| 5.2.2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生态调节 |
| 5.3 内部自组织演化机制 |
| 5.3.1 自组织的概念及理论 |
| 5.3.2 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分析 |
| 5.3.3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自组织演化机制 |
| 5.4 外部规制机制 |
| 5.4.1 政府规制理论的发展 |
| 5.4.2 公司控制权市场中政府规制动机分析 |
| 5.4.3 案例研究:美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政府规制 |
| 5.4.4 归纳与结论 |
| 本章小结 |
| 6 不同国家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特征分析 |
| 6.1 演化、进化与退化 |
| 6.2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历史变迁 |
| 6.2.1 美国 |
| 6.2.2 英国 |
| 6.2.3 德国 |
| 6.2.4 日本 |
| 6.3 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特征比较 |
| 6.3.1 交易规模 |
| 6.3.2 支付方式 |
| 6.3.3 收购股权比例的差异性分析 |
| 6.3.4 要约收购、协议收购与大宗股权交易 |
| 6.3.5 敌意收购 |
| 6.3.6 跨国交易 |
| 6.3.7 产业比较 |
| 6.4 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演化分析 |
| 6.4.1 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演化阶段 |
| 6.4.2 与演化成熟市场的对比分析及相关建议 |
| 本章小结 |
| 7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演化路径研究 |
| 7.1 演化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7.1.1 生态演化机制: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 |
| 7.1.2 生态演化论基础上的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
| 7.1.3 对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路径研究的启示 |
| 7.2 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新 |
| 7.2.1 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 |
| 7.2.2 公司治理模式导致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路径依赖产生 |
| 7.2.3 公司控制权市场路径依赖的表现形式 |
| 7.2.4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路径创新 |
| 7.3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路径选择过程中的共同规律 |
| 7.3.1 市场演化成波动进化的特点,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基本同步 |
| 7.3.2 与产业结构调整,与行业生命周期密切相关 |
| 7.3.3 市场演化特征更为明显:跨国并购与股份支付 |
| 本章小结 |
| 8 演化评价模型与实证分析 |
| 8.1 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的复杂性:变量互动结构 |
| 8.2 最大化信息熵理论在演化路径中的运用 |
| 8.2.1 熵与玻尔兹曼各态历经假说 |
| 8.2.2 吉布斯熵和申农熵:从统计物理到信息论 |
| 8.2.3 最大化信息熵理论与演化路径选择的研究 |
| 8.3 基于最大化信息熵理论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评价模型 |
| 8.3.1 演化模型的建立 |
| 8.3.2 各子系统中序参量的确定 |
| 8.3.3 公司控制权市场系统演化序变量的指标体系 |
| 8.4 美国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的实证分析 |
| 8.4.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8.4.2 序参量变量e_(ji)的演化有序度的计算 |
| 8.4.3 实证研究结论 |
| 8.5 英国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的实证分析 |
| 8.5.1 标准化后的矩阵 |
| 8.5.2 英国1992～2005年度的熵值 |
| 8.5.3 实证研究结论 |
| 本章小结 |
| 9 公司控制权市场指数的研究 |
| 9.1 市场指数的构建 |
| 9.1.1 基于熵值的市场指数的构建及其评价标准 |
| 9.1.2 市场指数的应用:纵向历史比较 |
| 9.1.3 市场指数的应用:横向跨国比较 |
| 9.2 简化市场指数的构建 |
| 9.2.1 并购环境指数 |
| 9.2.2 并购运用指数 |
| 9.2.3 简化市场指数 |
| 9.4 市场指数的跨国比较研究 |
| 9.4.1 数据来源 |
| 9.4.2 并购环境指数的跨国比较 |
| 9.4.3 并购运用指数的跨国比较 |
| 9.4.4 简化市场指数的跨国分析 |
| 9.4.5 两种方法下的市场指数的差异性分析 |
| 9.5 市场指数的应用 |
| 9.5.1 政府决策主体 |
| 9.5.2 行业决策主体 |
| 9.5.3 企业决策主体 |
| 本章结论 |
| 10 结论与展望 |
| 10.1 论文的主要研究与结论 |
| 10.2 主要的创新点 |
| 10.3 论文的局限性 |
| 10.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论着及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博弈视角下的企业兼并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企业兼并的背景及其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横向兼并研究模型 |
| 1.2.2 纵向兼并研究模型 |
| 1.2.3 跨国兼并相关理论模型 |
| 1.3 论文使用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5 本文研究过程中的创新点与难点 |
| 1.5.1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的难点 |
| 2. 基于协同效应的企业横向兼并模型研究 |
| 2.1 引言 |
| 2.2 基于协同效应的企业横向兼并模型 |
| 2.2.1 对拟建兼并模型的几个说明 |
| 2.2.2 对协同效应的企业横向兼并扩展模型的求解 |
| 2.2.3 基于协同效应的企业横向兼并分析 |
| 2.2.4 效率因素应纳入企业兼并审查 |
| 2.3 小结 |
| 3. 基于Stackelberg 横向兼并博弈研究 |
| 3.1 兼并前的Stackelberg 产量竞争描述 |
| 3.2 兼并决策分析 |
| 3.3 基本结论 |
| 3.4 近来的典型兼并案例 |
| 3.5 小结 |
| 4. 企业纵向兼并理论模型研究 |
| 4.1 引言 |
| 4.1.1 哈佛学派对纵向关系的经济解释及影响 |
| 4.1.2 芝加哥批判、交易成本理论对纵向关系的经济解释及影响 |
| 4.1.3 后芝加哥学派对纵向关系的经济解释及影响 |
| 4.2 简单纵向兼并模型——Spengler 模型 |
| 4.2.1 Spengler 模型的前提条件 |
| 4.2.2 纵向兼并之前——分开经营的均衡分析 |
| 4.2.3 纵向兼并（一体化）之后的均衡分析 |
| 4.2.4 Spengler 的基本结论 |
| 4.3 Spengler 模型向金字塔结构或平行结构产业链的拓展 |
| 4.3.1 拓展的Spengler 模型的基本假定 |
| 4.3.2 纵向兼并发生前的博弈决策分析 |
| 4.3.3 纵向兼并发生的博弈均衡分析 |
| 4.4 小结 |
| 5. Spengler 纵向兼并博弈的进一步扩展：纵向兼并的圈定策略选择 |
| 5.1 有关纵向兼并的圈定理论的争议 |
| 5.2 模型假设与过程说明 |
| 5.3 不同策略下的兼并均衡 |
| 5.3.1 兼并发生前的博弈——分开经营状态 |
| 5.3.2 兼并发生后的博弈——采用纵向圈定策略 |
| 5.3.3 兼并发生后的博弈——采用非纵向圈定策略 |
| 5.4 纵向兼并的决策分析 |
| 5.4.1 纵向兼并的占优策略分析 |
| 5.4.2 纵向兼并的反竞争效应与排挤对手效应分析 |
| 5.4.3 纵向兼并的社会福利分析 |
| 5.5 本章的基本结论与政策含义 |
| 6. 跨国兼并模型研究 |
| 6.1 不完全信息下跨国兼并模型 |
| 6.1.1 全球性跨国兼并方兴未艾 |
| 6.1.2 不完全信息下跨国兼并模型分析 |
| 6.1.3 不完全信息与完全信息下跨国兼并博弈比较 |
| 6.1.4 基本结论 |
| 6.2 外资兼并国内企业与国家产业安全分析 |
| 6.2.1 关于外资兼并的国家产业安全争论 |
| 6.2.2 Stackelberg 博弈模型及其对持续性外资兼并行为的解释 |
| 6.2.3 构建应对外资兼并行为的产业政策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工作 |
（6）论美国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论文提纲范文）
| 一、美国发生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的原因分析 |
| 二、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的主要特征分析 |
| 三、美国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的意义和启示 |
（7）国际上五次企业兼并浪潮分析:背景与演变轨迹（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五次企业兼并浪潮的背景分析 |
| 三、五次企业兼并浪潮的演变轨迹 |
| 四、结论与启示 |
（8）跨国并购的理论、运作及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二章 跨国并购概述 |
| 第一节 企业并购的定义 |
| 第二节 跨国并购概述 |
| 第三章 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及趋势 |
| 第一节 企业并购的历史与跨国并购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跨国并购的行业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近年来跨国并购的主要特点分析 |
| 第四章 相关跨国直接投资理论(FDI)的总结 |
| 第一节 跨国直接投资理论的演进 |
| 第二节 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述评 |
| 第五章 有关企业兼并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企业兼并的效率理论和信息理论 |
| 第二节 代理问题、管理主义和自大理论 |
| 第三节 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和追求市场力量假说 |
| 第六章 有关跨国并购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横向跨国并购理论 |
| 第二节 垂直跨国并购理论 |
| 第三节 混合跨国并购理论 |
| 第四节 跨国并购迅速发展的最新理论解释 |
| 第七章 跨国并购的运作层面 |
| 第一节 跨国并购目标企业价值评估 |
| 第二节 跨国并购支付方式的分析与选择 |
| 第三节 跨国并购融资方式的分析与选择 |
| 第四节 跨国并购整合 |
| 第八章 跨国并购风险 |
| 第一节 跨国并购风险概述 |
| 第二节 跨国并购风险控制的一般方法 |
| 第三节 跨国并购风险控制的期权方法 |
| 第九章 中国企业的并购与跨国并购 |
| 第一节 我国企业并购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企业对外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分析 |
| 主要参考文献 |
（9）国际上五次企业兼并浪潮的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五次企业兼并浪潮的主要特征分析 |
| 五次企业兼并浪潮主要特征的演变规律 |
| 简要总结 |
（10）企业兼并收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对企业并购理论综述 |
| 1.2.2 中国学者近年来对企业并购问题的思考 |
| (一)国有经济中产权交易的前提 |
| (二) 国有经济产权交易中若干问题的争议 |
| 1.3 研究方法和本文结构 |
| 第二章 兼并收购的概念及其发展状况 |
| 2.1 兼并收购的定义 |
| 2.2 美国企业兼并收购的历史与现状 |
| 2.2.1 第一次并购浪潮：以水平并购为主要特征 |
| 2.2.2 第二次并购浪潮：以垂直并购为主要特征 |
| 2.2.3 第三次并购浪潮：以混合并购为主要特征 |
| 2.2.4 第四次并购浪潮：并购与分立并存 |
| 2.2.5 第五次并购浪潮 |
| 2.3 中国企业并购的历史与现状 |
| 2.3.1 中国企业并购出现的背景 |
| 2.3.2 中国企业并购的发展轨迹 |
| 第三章 企业并购的收益分析 |
| 3.1 企业并购的收益分析模型 |
| 3.2 结论 |
| 第四章 企业并购的财富效应 |
| 4.1 兼并收购的财富效应 |
| 4.2 样本的选取与方法设计 |
| 4.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4.2.2 研究方法 |
| 4.3 实证结果 |
| 4.3.1 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通过并购获得的财富效应 |
| 4.3.2 并购类型不同的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通过并购获得的财富效应 |
| 4.3.3 股权种类结构对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财富效应的影响 |
| 第五章 结论及现实的启示 |
| 5.1 基本结论 |
| 5.2 完善上市公司并购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世界性企业兼并浪潮及对我国企业兼并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知识产权跨国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胡宏雁. 吉林大学, 2020(03)
- [2]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中国公司并购中政府干预效应及其职能定位研究 ——以上市公司为例[D]. 魏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12)
- [4]基于生态学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演化研究[D]. 崔永梅. 北京交通大学, 2008(11)
- [5]博弈视角下的企业兼并模型研究[D]. 伍江. 西南财经大学, 2008(11)
- [6]论美国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J]. 牟维. 理论前沿, 2006(18)
- [7]国际上五次企业兼并浪潮分析:背景与演变轨迹[J]. 司增绰,王铮.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05)
- [8]跨国并购的理论、运作及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问题研究[D]. 张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5(03)
- [9]国际上五次企业兼并浪潮的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分析[J]. 司增绰,王铮. 学海, 2005(01)
- [10]企业兼并收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杨墨竹. 东北财经大学, 2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