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倒性的红色浪漫

一、铺天盖地的红色浪漫（论文文献综述）

张颖^[1]（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李立婷^[2]（2020）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战争题材油画中的“英雄塑造”》文中研究表明英雄形象作为一个民族的标志性象征之一,一直备受各种艺术形式的青睐,中国的油画创作也不例外。早在20世纪初期,一部分油画家创作了大量与时代紧密相联的作品,塑造了一批民族救亡时期的英雄形象。建国之后,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战争题材油画作品不断涌现,大量英雄形象不仅展现出不同的风格样貌和审美特性,而且英雄塑造方式及其呈现效果也体现出不同时期意识形态的特点和对“英雄”的不同理解。本文采取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图式分析等方法,在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战争题材油画作品及相关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站在他者的角度综合分析20世纪后半叶中国战争题材油画中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社会文化成因及其阶段性特点,力求揭示出英雄形象这一独特的艺术符号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规律,为当下的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提供某种借鉴。本文共分为五章,大致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中国战争题材油画中“英雄塑造”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介绍了20世纪中期前,中国油画中战争题材的创作发展情况,为后期研究做铺垫。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作为全篇的主要研究内容,分别介绍了建国后十七年、“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三个历史阶段,中国战争题材油画中“英雄塑造”的文化语境、塑造方式和塑造特点。第二章是对“建国后十七年”,即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战争题材油画中“英雄塑造”情况的分析。建国初期的社会状况及文艺政策催生下的“人民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无论是个体形象还是群体形象都表现出独特的传奇色彩,造型和色彩表现出时代特征。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文革”时期英雄形象的符号特征。文革时期的政治语境和文艺政策产生了一批单一化的“样板式”英雄人物,即“红光亮”“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使之脱离了艺术性,成为宣扬阶级斗争的“革命符号”,并且对整个文艺创作产生了系列的影响。第四章论述了“文革”后,“真实平易”的英雄形象塑造,并围绕“平易式”特征,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及艺术特征进行分析。第五章宏观上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战争题材油画中“英雄塑造”的发展规律做出了总结。

孙悦如^[3]（2020）在《论莫言小说中的色彩书写》文中指出在莫言广袤和深邃的文学世界中,有很多难以言状又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细节描写都是通过色彩的驾驭完成的。色彩不仅丰富了莫言小说中的感觉世界,还带给读者挥之不去的浓厚的色彩印象。色彩之于莫言,已经不单单是给作品增添诗意,更是丰富了文本思想、凝聚着作家的主体意识,因此对莫言色彩的研究也是解读莫言小说的重要切入点。但目前对莫言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学、魔幻色彩、民间角度、人物形象和语言等方面。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尝试在色彩的角度解读莫言的小说,但大多不够深入具体,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因此本文将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莫言小说中的色彩运用展开分析和探讨。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对莫言小说创作的主要经历、莫言色彩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以及本论文选题的意义、创新点和难点进行分析。第一章主要从现代色彩心理学等角度,结合莫言创作的时间轨迹,分析莫言小说中色彩意象的寓意和寓意的变化过程,主要涉及莫言小说中的红色意象、绿色意象和蓝色意象。第二章主要对莫言小说中色彩语言的运用进行分析,包括继承传统小说写作中色彩的写实写法,利用色彩进行人物和景物描写。另外,莫言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色彩驾驭能力,对色彩的选择和运用不同于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又将情绪、眼神等本来没有色彩的东西通过即时的感觉或好恶增添上色彩,展现了小说的魔幻特色。第三章主要分析莫言小说中色彩的艺术特征,从色彩的对比和节奏、色彩的审美与审丑两个方面进行论述。莫言的小说通过强烈的补色对比、冷暖色并置等方式,给小说增添了张力和审美效果,并且用多种色彩的变化组合赋予了色彩调节叙事节奏的功能。其次,莫言的小说中呈现出审美与审丑并存的特点,这一点在色彩的选择和运用上也得到体现。第四章主要探析莫言小说色彩书写背后的原因。本章从生活经验熏染、与画家的交流以及莫言自身的色彩自觉和审美自觉三个角度深入地分析和阐述,从莫言的生活经历中挖掘原因所在。结语部分,总结莫言小说中色彩运用的整体特点,揭示色彩背后独特的文学价值。莫言小说中俯拾皆是的色彩词不仅仅让读者沉浸在视觉盛宴当中,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象征和内涵,艺术化地展示了小说人物和情节,引人深思。他将人物的内心情感作为设置色彩的首要原则,或是追求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将风马牛不相及的色彩和意象搭配在一起,突破了自然中客观色彩的枷锁,给予色彩从未有过的表达自由。

张文琪^[4]（2019）在《“风景”与中国电影美学的四重建构（1984—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风景”（landscape）,是人类对自然的经验和想象,是意识形态之所在,是文化之所在。电影导演通过镜头对大自然进行“取景（框架）”,从而在银幕上制造出风景,这些风景既能提供审美愉悦,又能完成概念超越。华语电影史上,费穆、胡金铨、李安等几代影人在其电影作品中均承袭古典美学传统,突出景物描写的重要性。1984年,影片《一个和八个》与《黄土地》横空出世,“风景”一跃成为影片的主体,自此,“风景”在中国大陆电影中以前所未有之势形成了不间断的、变奏的、独特的美学和文化系统。然而“风景与电影”迄今仍然是电影研究中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领域。本文将西方风景理论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景”进行合理嫁接,探讨自1984年以来中国大陆电影中的风景如何通过诗意审美、民族记忆、现实批判、奇观物恋等层面,呈现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景,进而超越人物和情节,对构建中国现实影像产生决定性作用。论文主体部分包括四章内容:第一章围绕风景的“诗意审美”功能,论述它如何被运用到中国电影美学的建构过程中。风景在中国电影中呈现出两大审美形态——“荒寒”与“婉约”,这对概念是基于王国维提出的“壮美”与“优美”发展而来,亦是对古代画论的一次电影转化。由于古典美学,尤其是古代画论的充分介入,布局、色彩、景别、画幅等镜头语言以更具中国性的方式去呈现风景。当今社会的新媒体、新技术正在为中国电影中的风景带来新变化,其中包括动画片及CG技术制造的虚拟风景。第二章参照西蒙·沙玛在其着作《风景与记忆》里直接以“木、水、石”结构章节的方法,以土、山、水三大意象为切口,深入分析中国电影中的风景如何完成民族记忆和历史认同。本章从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和“地母意识”开始,标举“土地”在民族记忆中的灵魂地位,通过“第五代”导演的历史记忆和土地寓言、新生代导演镜头中的现实剖白和土地真实,构建关于电影“真实感”的对照性阐述。中国山岳崇拜在电影中的投射,仍然存在于“第五代”与新生代之间,在陈凯歌的《孩子王》和忻钰坤的《暴裂无声》中以寓言和真实的面目分而示人。中华水崇拜的民族寓言在新旧两个时代分别标示着迥异的民族和个人身份认同,《炮打双灯》进行着“秩序”话语的重复讲述,《长江图》则是一段溯流（长江）而上的男性苦旅。第三章关照风景在中国电影中的现实批判问题,笔者归纳出三大批判对象——城市神话、国家意志神话和乡村桃源神话。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强调反城市、反现代的伦理学和地理学意涵,中国古代文士的“桃源情结”被重提。娄烨《苏州河》讲述城市神话的幻灭故事,继续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电影中开始的“反城市”意识。在贾樟柯的前期作品中,风景是“缺席”或“去审美化”的,《三峡好人》终于一定程度上恢复美学价值,用“流动的风景”去记录国家意志神话的强势在场,而《江湖儿女》则人为地隐匿了三峡风景的存在感和批判性。“第六代”执着于一种去审美化、政治化的美学理想,将社会现实进行就地解剖,批判成了他们的基调,新生代亦毫不示弱,他们热衷于以一种诙谐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将中国农村中的阴暗面撕开给观众看。第四章是在工业主义和消费社会背景下,分析风景在中国电影中的奇观化与物恋化。从《英雄》到《影》,张艺谋不断运用欲望化的风景创建“色彩乌托邦”和“场景拜物教”。中国城市电影也在不遗余力地进行风景生产,在风景的商业进化史上,“跨地性”更是将它延展为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拓殖。作为中国民族电影的一个重要分支,藏语电影正在进行“景观化”与“去景观化”的美学角力,其中境外藏族或非藏族电影人、国内非藏族电影人,对藏地风景进行符号化、景观化处理,而由土生土长的藏族电影人编剧和导演的“新藏族电影”则在刻意规避藏地风景,着重去探讨现代社会中藏地人民所面临的困厄与救赎。

刘醒龙^[5]（2018）在《黄冈秘卷》文中指出1凡事太巧,必有蹊跷,不是天赐,就是阴谋。一个刚刚上高中一年级的花季女孩,从未见过面,第一次交谈,便恶狠狠地表示,要变身为杀手,到我的老家黄冈寻仇。另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用从未有过的躁动,气急败坏地说,有人要打她,揪她的头发,要她的老命。如此天壤之别,又都带着某种戾气的话语,是通过电话传来的。第一个电话是朋友少川从北京打过来的,她没有说那些凶神恶煞的话,说那些话的女孩

杜文娟^[6]（2017）在《红雪莲》文中认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作品国家电网公司重点选题东莞文学院签约作品李敬泽阿来刘醒龙贾平凹联袂推荐一、热血青年柳渡江并非孤儿,也不是穷得穿不起裤子的人家出身。他的父母高呼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随大部队挥师南下。父亲的部队在渡江战役中所向披靡,顺风顺水先期到达南方,急着接收并管理南方的大中等城市。他随母亲和保育

王晓丽^[7]（2017）在《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新世纪中国电影》文中认为新世纪中国电影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电影产量、票房数量、影院建设、从业队伍、观影人次等方面今非昔比,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观。但是与产业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影质量和口碑的持续走低,导致国产电影面临严重的信誉危机。因而总结电影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深入分析当前电影的创作症候对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具有切实且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在全面整理和把握新世纪中国电影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出电影发展的主要脉络,运用消费文化、叙事学、类型学、意识形态批评、纪实美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影像、叙事、美学、价值观以及与观众的关系等进行系统地研究。第一章揭示消费文化是新世纪中国电影的现实语境。论文首先辨析消费文化的含义,指出消费文化作为文化全球化的主力军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语境和主要价值观之一;剖析新世纪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即电影政策的实施推进了电影产业化进程,吸引多元资本投入到电影行业从而促进了电影的繁荣,同时受众主体的低幼化和消费文化语境直接影响了电影娱乐化、物欲化、怀旧性的审美转向;将新世纪电影的格局划分为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和艺术电影等,并简要分析其基本形态。第二章探讨商业电影中奇观化的国产大片。古装武侠大片开启了中国大片的探索之旅,以“武舞美学”为核心的动作奇观营造颇具东方文化色彩,但过于重视画面而陷入叙事和意义双重失落的泥沼,叫座不叫好。历史战争大片以战争场面奇观为视觉营造的重点,通过考察战争与人性的纠缠表达出对人性的质疑和历史的反思,但压抑的画面和人性表达的失衡造成了娱乐性的欠缺与审美的错位。奇幻大片以真爱、成长、自由为主题,运用电脑特技手段建构非真实的艺术空间,辅以爱情、动作、冒险等类型元素,以青年人为目标受众而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但技术进步的同时暴露出艺术的幼稚。第三章讨论商业电影中世俗化的类型片,选取喜剧片、小妞电影和青春片等中小成本类型片进行分析。喜剧片以其得天独厚的娱乐优势获得市场的青睐,小妞电影以引领时尚的消费品牌和女性青春靓丽的形象而赢得女性观众市场,青春片的盛行在于它契合了当下影院观影主体——20岁上下的青年人对青春、爱情、梦想的期待和想象。虽然这些类型片的娱乐性较强,但在消费文化的驱使下出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不足,如喜剧片的低俗、小妞电影的拜金主义和青春片的幼稚等,同时还存在叙事模式化、手法雷同化、主题同质化、风格过度娱乐化等问题。第四章解读主旋律电影的交响与变奏。面对资金危机和接受焦虑,主旋律电影一方面通过国家形象的塑造、集体记忆的重构、当代英模的宣扬完成了意识形态的时代性重写;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市场化转型,向商业电影借鉴奇观化、明星化、类型化的叙事策略,以实现电影的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的双重诉求。论文最后指出了主旋律电影发展中出现的商业美学膨胀等问题,提出了主旋律电影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五分析艺术电影的坚守和探索。大众消费文化的普及与蔓延使原本小众化的艺术电影更加边缘化,艺术电影在坚守艺术独立性的同时也开始了类型化的探索,呈现出再现现实经验、描绘个体情感与沉溺类型越界等三种创作倾向。论文着重探讨其现实经验的关注与遮蔽,生命体验的开掘与简化,以及类型的融合与支离等美学症候。最后,在对新世纪中国电影重要文本的影像、叙事与文化的分析中得出结论:电影艺术的发展与时代、社会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审美与文化、创作与市场（观众）、艺术与商业之间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电影产业经历了十余年的飞速发展之后,未来中国电影将呈现出数量性增长减缓和质量性增长提高的发展趋势。所以对电影产业的繁荣应当肯定,对电影叙事和精神上的不足应予以正视和重视,而任何单一的肯定或否定评价都不可取。

王香波^[8]（2017）在《苏俄文艺与文化政策演变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历经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执政时期,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建立俄罗斯联邦,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批判、否定苏联,从社会制度到大政方针的重建时期。在近一个世纪的苏俄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艺和文化政策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同。苏联时期虽然不同的执政者对政策有所调整,但由于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影响,在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根源于革命极端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苏联文艺和文化政策在指导、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失误。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针对当时文化事业存在的困惑与危机,一方面对苏联时期极左思潮进行彻底的反思与清算,另一方面制定一系列符合俄罗斯发展现状,并于世界接轨的新的文艺和文化政策,从而使俄罗斯的文化事业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本论文细致梳理了自列宁至叶利钦时期苏俄的文艺和文化政策发展,以及其社会政治背景,探讨不同时期苏俄的文艺和文化政策对其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影响。在文化艺术领域,无论是苏联时期的历史经验,还是叶利钦时期的改革,亦或是普京总统执政时期“俄罗斯新思想”视阈下的文化大国形象重树、国际强国新形象重塑,都对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艳文^[9]（2016）在《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新变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新时期儿童小说,论文以20世纪50-70年代的儿童小说作为比较对象与参照物,主要从题材、形象、主题、创作原则与叙事模式五个角度来观察分析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特点,试图全面、具体地呈现出新时期儿童小说在创作上的变化与得失。从题材上来看,新时期以来的校园小说呈现出从50-70年代的“去校园化”到新时期“再校园化”的文学现象。家庭生活题材小说,表现为在50-70年代“去家庭化”的基础上实现“再家庭化”的描绘,甚至有“后家庭化”的特点。乡村题材小说中,乡村从50-70年代“政治化”的农村逐渐蜕变为“去政治化”的乡村。城市题材的小说中,则从“反现代性”的书写转变为对城市“现代性”的描摹。在革命题材上,一反50-70年代的“宏大叙事”,采用“微观叙事”的方式对革命进行别样讲述,补充与丰富以前的“宏大叙事”。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来看,新时期儿童小说中的理想儿童是适合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敢于质疑、勇于独立的“小小男子汉”形象。他们不再是50-70年代那种乖巧听话、低眉顺眼、唯老师与父母之命是从的“先进型典范”。新时期的红色儿童也开始褪尽光华,从出神入化的小英雄回归于平凡普通的小战士。新时期本色儿童的塑造是以新写实的手法还原当代大多数儿童本真的生存状态,他们再也不是50-70年代那种幸福快乐的小顽童,而是中间状态的读书郎。新时期小说中的“问题儿童”是需要教育与挽救的不良少年。不同于50-70年代的“问题儿童”,那时不是真正的“问题儿童”,而是成人把儿童天性中不符合成人要求的地方当成了“问题”,“问题儿童”其实不是儿童出“问题”而是成人出了“问题”。新时期的残障儿童是有明显的器官或组织残缺导致行为障碍的残疾儿童与有着轻微的器官损伤导致交往障碍的智障儿童。他们身体残疾,心地善良。50-70年代一般把反面儿童写成残障儿童,是一种刻意丑化的艺术行为,目的是突出神化小英雄,小说中几乎没有真实可信的有关残障儿童的描写,真正意义上的残障儿童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女童形象由50-70年代的“假小子”,“铁姑娘”演变成为新时期的“青春美少女”。从主题意蕴的角度看,新时期儿童小说中,情感主题由50-70年代“公共情感”的抒发转为“私人情感”的表达。人性的主题,不再“唯阶级论”,认为一切人性都非通过阶级性体现不可。不再把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有着丰富多样性情的人,简单地当作阶级性的化身,而是还原人性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写出了具体的真实可信甚至是感人的普遍人性来。新时期以来儿童小说的苦难主题相对于50-70年代群体性的“政治苦难”而言,主要抒写个体的“生命苦难”。新时期成长主题旨在描写少年儿童生命的成长过程,这种成长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规训下的“被动成长”,而是少年儿童生命的自然成长过程,是“主动成长”。从创作原则上来看,新时期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原则打破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恢复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批判性。儿童小说发展到80年代中期,在外来思潮与寻根文学的影响下,被中断的浪漫主义思潮逐渐开始觉醒。新时期儿童小说家还挣脱了传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束缚,借鉴现代派的创作手法,对儿童小说艺术形式进行探索与革新,创作出一批带有现代主义特色的儿童小说,如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有些小说创作还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表现为结构的平面化与拼贴,内容的反深度与戏谑。从叙事模式上看,在人称与视角上,新时期儿童小说一改50-70年代视角的单一化特点,开始变得丰富而多样。在时间意识与叙事时间上与50-70年代也大为不同,体现为个体生命年龄时间对社会历法时间的取代,内在心理时间对外在客观时间线性顺序的打破。新时期小说的叙述重心从50-70年代注重外在的单一故事的讲述转移到关注人物心理情感的传达方面上来,于是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原来的“故事—情节”模式的叙事结构转变为“心理—情绪”模式的叙事结构。新时期儿童小说在创作上相对于50-70年代的儿童小说来说,在题材、人物、主题、创作原则及叙事模式等五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新变的原因除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之外,再就是文学自身的发展。新时期儿童小说在修正50-70年代儿童小说的不足,继承现代文学优良传统,借鉴当代成人文学长处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并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在市场化的影响下,对经济利益的一味追求,也使儿童小说创作出现从重艺术追求到以读者为中心的转移趋向。

卢苏宁^[10]（2015）在《终极》文中指出自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黑格尔1、EA病毒星期一中午,黎媛和卫东俩人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7203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前往美国。黎媛身穿高档巴洛克套装,意大利名牌高跟鞋,身背LV时尚包,步履优雅从容穿过机场候机大厅,表情在平静中显出尊贵,目光在无意之中流露出自信,看上去像个阔太

二、铺天盖地的红色浪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铺天盖地的红色浪漫（论文提纲范文）

（1）《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后半叶中国战争题材油画中的“英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3）论莫言小说中的色彩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4）“风景”与中国电影美学的四重建构（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7）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新世纪中国电影（论文提纲范文）

（8）苏俄文艺与文化政策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终极（论文提纲范文）

四、铺天盖地的红色浪漫（论文参考文献）

• [1]《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20世纪后半叶中国战争题材油画中的“英雄塑造”[D]. 李立婷.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3]论莫言小说中的色彩书写[D]. 孙悦如.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风景”与中国电影美学的四重建构（1984—2018）[D]. 张文琪.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5]黄冈秘卷[J]. 刘醒龙.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8(02)
• [6]红雪莲[J]. 杜文娟. 红豆, 2017(05)
• [7]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新世纪中国电影[D]. 王晓丽. 武汉大学, 2017(06)
• [8]苏俄文艺与文化政策演变研究[D]. 王香波. 黑龙江大学, 2017(06)
• [9]新时期儿童小说的创作新变研究[D]. 王艳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10]终极[J]. 卢苏宁. 辽河, 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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