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口述历史的虚与实（论文文献综述）
顾佳赟[1]（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杨婕[2]（2021）在《平遥纱阁戏人研究》文中认为平遥纱阁戏人是流传在山西省平遥县的一种纸扎艺术,集雕塑、彩绘、剪纸、雕刻、戏曲等多种艺术综合于一体,是国内少有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具有丧葬祭祀、献戏酬神和娱人祈福的社会功能。清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纱阁戏人作为文物被珍藏在平遥清虚观中,2011年,纱阁戏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作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遥纱阁戏人,不仅是地方戏曲与商业经济发展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地方民俗文化与民间美术的表达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本文以平遥纱阁戏人为研究对象,以其生成、传承和发展为脉络,探讨物与民众、与地方社会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关系。首先对其源流进行考辨,揭示其在地域环境中的生存发展规律;其次,根据纱阁戏人摆放场所的变迁,对其社会功能的消解与重构进行分析,以说明这项民间艺术是如何在社会变迁中逐渐消失、而又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中得到重构的;接着,结合作为民间美术的显性存在与隐形存在的探讨,由物及人。物:对纱阁戏人的整体构造与主题选择进行研究,并探寻其制作工艺的传承与演变规律;人:关注工艺背后包括传承人在内的纸扎艺人群体的生存状态,试图探讨物与造物者以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本文对平遥纱阁戏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尝试提出相关的解决路径。
黄骏[3]（2021）在《内江市王家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武术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是历史沉淀的结晶。王家拳发源于四川省内江市,作为一门地方性小拳种已有100多年历史,是一个具有实战性、技击性的优秀地方性小拳种。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的注重,它在内江市武协的帮助下,于2016年列入内江市东兴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年间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2018年王家拳被列入内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了解王家拳现如今的传承发展现状,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口述史研究法等方法,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切入点,在挖掘与整理王家拳的同时探问其传承与发展的现状,并且对此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全文主要分为前言、正文、结论三个部分,前言主要阐述了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正文主要包括了王家拳的历史起源、传承谱系、拳理拳法、技术特点与传承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当前王家拳的实际情况,找出影响王家拳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更加有效地解决思路。结论如下:（1）内江市王家拳脉络清晰;内江市王家拳创始于王万庭,传自王金婵、王紫柏,承继刘文灏、刘琳、肖玉川,至今脉络清晰,保存完整。（2）内江市王家拳传承情况不乐观;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内江市王家拳的传承内容逐渐萎缩,传承人员严重缺乏,能够完全掌握拳术的人数极少,甚至某些拳法已然消失,传承过程面临诸多困境。（3）王家拳近些年发展略有起色但仍存在问题;随着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申请,内江市王家拳传习人参与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面向世人展示的机会越来越多,内江市王家拳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仍旧存在一些问题阻碍其发展。（4）拳种发展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其一,传承人的缺乏;其二,传承人思想陈旧;其三,拳理拳法缺乏完整性与系统性;其四,传承环境恶劣与推广力度不足。基于此,内江市王家拳传承对策应为,（1）多元建设核心传承人培养与传承机制;（2）加强对王家拳拳理拳法的挖掘与整理;（3）继承王家拳精髓,抛弃陈旧思想包袱;（4）多措并举做好王家拳保护与传承工作。
孙皓然[4]（2021）在《“弱者”的力量：咏春拳技术特征的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武术素有“南拳北腿”区域之分,作为南拳代表的咏春拳,因其山多水多的地理特征有着“水”的意象,蕴含着阴柔气息,携带了不同于北拳阳刚的文化特质。为此,本文对咏春拳进行文化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通过其技术动作,风格特色,对敌策略,文化理念等探源咏春拳的文化特性。本研究以技术特征为切入点,认为咏春拳技术特征体现了“以弱胜强”的技术编码,并蕴含着斯科特“弱者抵抗”的文化特征,在咏春拳的文化生产过程中蕴藏着一种对于“弱”的认知。首先,从拳种之始观之,咏春拳素有“女子创拳”之说;从动作风格观之,其具有“短手短脚”之感;从技击目标观之,其具有“专击薄弱”之目的;从对敌策略观之,其具有“强而示弱”之诡;从训练方式观之,其又具有“自我弱化”之道。因其种种特性被弱化为“散发女性气息的拳种”。由此“弱”不仅成为外界赋予其的符号表象,也成为其内在拳种系统设定的象征本质;其充满着对传统“壮欺弱、男胜女”现实的不满,为满足“弱者”的“立身于世”,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以弱胜强”技术体系。其次,在咏春拳的文化实践中,体现着一种“弱者”的自我设定。尽管自己不一定是“弱者”,但无时无刻不将自己预设“弱势”的情境,在“弱”的角度上思考、实践与应用,“弱”成为咏春拳拳种逻辑内在的自我设定。其对敌策略中也无不充满“弱”的话语,插眼、封喉诸此之类强手对峙不愿行之事,成为了咏春拳的中线理论“击必中、中必摧”的首要进攻目标;为实现后发先至,弥补双方力量速度不足,专攻“薄弱关节”也成为其“打手就是消手”的心法口诀;待敌之时的形体“示弱”,为“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克敌之时,施加了心理战术。咏春拳因其“弱”的逻辑起点,从而导致了其训练方式上区别于北方武术的大开大阖、刚猛无俦。从进攻的角度、距离、效度等要素出发为“弱者”量身打造,成为咏春拳训练体系的培养方案,通过其不断进行角度的变化寻找最佳的进攻角度（敌上我下,敌左我右）躲闪般的打,如田忌赛马般“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实现斯科特“弱者抵抗”的文化实践。最后,在武术文化看来,世界不仅仅是强者赢得发展,展示强者发展的空间,还应该功夫势能高位者责任担当,伦理自觉的责任,是强者自觉帮扶弱者,实现强弱共赢的理想蓝图。该拳种在今天有助于我们在中国的话语中理解强弱的关系,强不一定强,弱也不一定是弱,弱可以在“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中胜强。咏春拳技术体系以弱胜强的逻辑也贡献出了一种中国智慧与东方思维。
朱宏敏[5]（2021）在《清末民初士人年谱所见疾病与医疗研究》文中认为年谱除了记载谱主的生平事迹和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要事件外,还会留下他们有关疾病、身体情况和医疗就诊信息的记录。因此,对这些疾病信息进行整理,有助于了解病患及病家对疾病的认知情况、采取的应对策略、对患病成因的解释,以及医者和病者的互动关系。本研究选取社会转型时期的清末民初为切入点,以士人年谱中有关病人疾病体验与医疗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历史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疾病与医疗相关方面的内容进行展开和论述。对年谱中出现的有关疾病记录进行归类和分析,发现这一时期病人既受流行性传染病的危害,又有一些常见慢性病时常对病人的生活造成困扰,对疾病的感知与描述还缺乏清晰地认识,诸如只提及病症却无法指出所患何病。从治愈疾病的结果来看,这一时期的医者水平仍相当有限。在致病成因中,关于对病者患病缘由的描述,可以获悉他们对病因的认识更多的与自身生活境况和社会环境有关。在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代的这种剧烈的变动并没有像在历史书写中那样描写的波澜壮阔,而是透过这些简洁文字的记录,发现因罹患疾病,他们原有生活方式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他们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工作无不受着影响。当疾病来临时,病人的治疗措施包含五种情况。一是延请名医良医和西医医者,这一类病人倾向于看重医者的口碑和专业的医术。在择医选择上,中西医并治的医疗举措,表明西医医疗人员和医院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医疗空间和医疗行业。二是在他人推荐中,病人是通过人际网络的关系寻找合适的医者,清代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医学书籍的编撰出版,为病人接触和学习医药知识在自行医治上带来了便利。三是民俗疗法广泛存在于乡土社会中,病人往往是在医药无效的情况下选择求神、祷天、庙观求方等方式治疗疾病。四是亲属对病人的医疗救护与官方倡导的主流文化意识分不开,儒家孝道的伦理思想渗透在家庭伦理的医护活动中,记录的文本展现了侍疾中孝子和孝妇的形象。此外,在家庭医疗照护中,涉及到了男女性别分工的差异,女性的照顾对象较为多元,患病的亲人几乎全部囊括在内,而男性多为父母为主。五是病人通过环境疗养、饮食调理、温泉疗疾、读书养心、静坐导引等养生方式预防和治疗疾病,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众多的医疗选择中,病者治疗疾病的行为并无先后之分,在选择上是自主且多元的。在医病互动中,病人及其家属并不是被动接受医生的治疗,频繁地择医、换医、群医共诊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决定治疗方案的往往是病家。反观现代病人就诊情况,因医疗体制和医学发展水平的巨大变化,使得病人的声音在现代医疗模式中逐渐消失。在科学主义话语权的影响下,因医学的权威性和医生的专业性使得病人过度依赖和尊崇医生的治疗,缺乏与医生的互动,自身参与意识不强。而在清末民初时期病人不是没有发声的机会,面对多元的医疗选择和医疗市场的鱼龙混杂,对病家而言是增加了选择的困难性,延请庸医是病家无奈的选择。对此采取的则是更为谨慎的态度,影响了病人的求医愿望。
曹好好[6]（2021）在《悲凉·欢乐·幸福 ——中国京族独弦琴音乐文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京族为广西西南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广西北部湾地区毗邻越南的京族三岛上。京族独弦琴是京族特有的传统一弦弹拨乐器,其在京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被不同的话语建构:早期文献称其为独人独弦的“悲凉琴”,20世纪8、90年代的独弦琴,学者称之为时代颂歌“欢乐琴”,而当代京族人则通过挪用古老的民间神话传说,结合当下独弦琴的作乐事件、情境和生活感知,赋予独弦琴以“幸福琴”的称谓。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梳理诸多话语之间的差异和关联,来对话历史和前人研究,并讨论独弦琴如何在历史中被建构为“悲凉琴”和“欢乐琴”。同时,通过走入田野,采访乐器制作、学习演奏独弦琴来获得局内知识体系,参与独弦琴作乐事件来体会局内的作乐感知,在一次次具体的独弦琴表演和作乐过程、情境和事件中,进而理解局内人口中“幸福”的情感表述,并诠释独弦琴如何在当下被建构为“幸福”之弦。
张顺[7]（2021）在《杨威舞剧创作的诗性表达》文中研究表明2001年,一部舞剧《红梅赞》将杨威推上了国内一线舞剧编导的地位,如果说这次成功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的话,杨威接下来创作的《文成公主》《梅兰芳》《大地·震》《丝绸之路》《石榴花开》《河》等舞剧作品便不断让舞蹈界建立起对她的编导才能的充分认识。杨威也在这些创作中不断探索着、实践着自己对舞剧艺术的创作主张,显露出其创作独特的诗性品格。本文通过分析和研究杨威的部分舞蹈、舞剧创作,探究杨威舞剧创作诗性品格的形成基础、独特的诗性表达构成,以此探求和解析杨威舞剧创作的文化特质和诗性美学建构原理,从而总结出她的“诗性表达”特征。本论文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杨威舞剧诗性品格的生长基础阐释,杨威的习舞经历及其由演员向舞蹈编导的身份转化、西北地区地理与历史文化对她的滋养、21世纪初期以来国内政治文化语境的影响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浸染都影响杨威这种具有极强敏感度与极其细腻的艺术家的创作,也为其之后的舞剧创作诗性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章重点解析了杨威舞剧创作的诗性表达构成,以杨威创作的7部主要舞剧为例,分析其作品的诗性表达内涵、诗性表达方式以及诗性创作理念,在“不模仿他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创作原则的引领下,杨威在创作中逐渐建立起以编导个体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并且通过虚化隐喻的诗化表达方式,促进其创作的诗性品格的生成。第三章是在前述基础上,对杨威舞剧创作的诗性美学特质背后所隐含的杨威对舞剧文本、舞台意象、诗性思维和诗性品格的整体论述和提炼总结。基于以上内容的论述,本论文阐明杨威舞剧创作是以富有诗意的形式,在感知舞剧文本后提炼典型意象,进而对其进行舞台转化,从而引发观众的审美想象的创作方法,由此得出杨威舞剧的诗性品格是对人生、社会、历史、时代的诗意审美关照。这种关照世界的方式绝非是仅由意境组合而成的抒情方式,而是通过舞蹈进行生命哲思的诗性言说。正因如此,杨威的舞剧创作在中国当代舞剧舞台上焕发出其独特的、具有诗性品格的艺术特质。
察应坤[8]（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黎雪[9]（2020）在《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交通、网络、通信的迅速发展,关系网络向外向内延伸,社会单元间的联系加强。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今天,民族关系成为国家建设与发展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提供和谐民族关系研究县域典型案例,本文以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考察,定量与定性的相互映证,梳理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与现状,总结其经验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分建国前后对木里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曲折发展进行梳理。主要考察了木里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世居民族的源与流;从“自下而上”的民间互动,回溯了民间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从“自上而下”的王朝力量,回顾了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研究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跃进”“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分别探讨了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民族关系发展道路上遭受的挫折、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从实证的视角,笔者开展了民族关系田野调查。研究首先阐明了田野调查中衡量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相关的内涵界定、问卷设计与田野开展情况。调查主要把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居住格局、日常交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心理作为木里和谐民族关系考察的六个核心因素。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包括木里各民族人口构成与相对规模、人口普查结果中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各民族地理空间的分布、城乡分布情况、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包括生活场所、工作场所、学校场所、娱乐场所中的民族交往;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则基于2015年至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木里县婚姻登记数据,分析包括族际婚的数量及占比、族际婚中的性别差异、教育边际效应对族际婚的影响;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包括对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汉语言文字使用、双语教育普及的考察;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则通过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民族偏见与歧视的调查情况来呈现。同时,本文对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即外部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木里主要经济指标、脱贫攻坚的成绩和挑战、语言环境、宗教环境、教育状况等问题。民族关系的认识维度,从历时与共时、国家与民间、结构与互动的不同维度展开。历史积淀和现实建构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继承延续;民间交往和国家力量共同生成木里民族关系,其发展离不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两股力量;同时,民族关系也是结构与互动的统一,既通过民族成员的互动交往折射关系的具象情况,又通过赖以生存的外部结构环境影响其发展态势。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等路径构成和谐民族关系的时代要求。针对木里当地实际,研究提出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基础,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地制宜探索地方发展模式的路径。
王姝[10]（2020）在《清代女性观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女性观剧是女性参与戏曲活动的一个重要面相,举凡与女性观剧活动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均属本文研究的范畴。女性观剧现象既增添了戏曲接受的女性视角,又丰富了古代妇女研究的戏曲视角,是对戏曲领域的性别关照,也是性别研究中的戏曲维度,具有双重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清代女性观剧研究围绕谁在看?在哪看?怎么看?看什么?能不能看?看了以后会怎样?人们如何看待女性观剧现象?等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在大量搜集整理与女性观剧现象相关的文献史料、文物遗存和民俗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戏曲学、女性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和理论,对清代女性观众类型及观剧需求、观剧场所及设施、观剧习俗、观剧内容、社会各界对待女性观剧的态度等方面,作一系统地梳理和研究。第一章围绕谁在看的问题,从戏曲受众的角度,将清代女性观众分为宫廷、仕宦、平民、青楼、其他女性类型,并就每一类女性观众自身的特点及其对戏曲发展的影响做了探讨。从清代女性的生存状态、社会家庭角色和实际需求出发,探讨女性观剧的交际、娱乐、追星、服装展示等观剧需求。认为娱乐和交际需求是女性观剧的普遍需求,而女性靓装炫服的观剧行为,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下,具有特殊的性别含义。是女性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有效途径。而女性观众对于不同性别伶人的追捧,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正是多种观剧需求共同促成了清代女性观剧的盛行。第二章围绕在哪看的问题,就清代女性观剧场及设施进行了探讨。认为女性与男性同观时,是共用一个剧场空间,特殊之处在于,各类剧场中均设置了供女性观剧的专门设施。尤以神庙剧场所存看楼,看台,女台、女厂、女亭等保存完整。女性观剧设施创设的原因,既是剧场性增强,对女性观剧行为的重视的结果,也有严男女之大防、照顾女性及牟取利益等考虑。高平市良户村田宅专门女眷观剧场所的遗存,为我们探讨明清时期女性垂帘观剧现象及剧场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实物依据。清末北京金鱼胡同尼庵演剧的女性专场,尼庵作为一个特殊的女性观剧空间,则表现出受到女神信仰与生殖崇拜影响的特征。第三章围绕怎么看的问题,就清代女性观剧的定戏、点戏、看戏、赏赐、禁忌习俗进行了探讨。认为女性观剧习俗深受传统礼教和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制约的影响,各个环节均呈现出不同于男性观剧习俗的复杂面貌,尤以女性观剧禁忌习俗表现鲜明,女性观剧禁忌是女性禁忌与戏曲禁忌双重标准的结合,根源在于女性特殊生理特征而产生的普遍的“厌女情结”和“女性不洁”之观念。河南新安芦院村禁忌女性观剧年龄碑刻的发现,禁忌15-50岁女性白天观剧的规定,可以看出受到女性月经禁忌和生育禁忌的影响明显。第四章围绕看什么的问题,就女性观剧内容进行探讨。女性受教育程度、个人出身、审美趣味等差异,决定了女性观剧内容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女性作为同一性别群体,观剧内容上又存在很大的普适性。另外,文献中对女性观剧内容的载录,又呈现出基于性别、阶层差异的种种不均衡性。第五章围绕社会各界对女性观剧的态度进行讨论,大致分为反对与排斥,支持与赞同、犹豫与矛盾、中立与客观四种态度。本文就持不同态度的各类人群的身份、目的、社会因素及个体因素等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持反对态度的多从维持风化的目的出发,而持赞同态度的多出于一些开明人士对妻女等的宠溺和孝亲角度考虑,持犹豫态度者多与自身的特殊社会身份有关,而外籍来华人员,对女性观剧多客观中立。
二、女性口述历史的虚与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女性口述历史的虚与实（论文提纲范文）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研究 |
| 二、关于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 |
| 三、关于王权与教权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和基本结构 |
| 一、历史时期划分 |
| 二、王权和教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三、文章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王权与教权结合初构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本土价值观念塑造柬埔寨政治文化底基 |
| 一、尊崇女性的性别观念 |
| 二、泛灵崇拜的本土信仰 |
| 第二节 印度宗教传入构建王权与教权关系 |
| 一、印度教中的王权与教权结合 |
| 二、佛教替代印度教占支配地位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结合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多元信仰体系建立思想认同 |
| 二、王权高于教权的政治秩序 |
| 三、宗教伦理秩序下的伦理背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国殖民影响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法国殖民政府弱化王权和教权 |
| 一、推动制度改革削弱王权影响力 |
| 二、插手王位继承意图控制后继国王 |
| 三、控制教育淡化教权和王权影响力 |
| 第二节 法国殖民时期柬埔寨民族主义觉醒 |
| 一、“受阻的”民族意识发展 |
| 二、民族主义思想觉醒和传播 |
| 三、民族主义促成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 |
| 第三节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王权适度调适回应外部压力 |
| 二、佛教民族主义思潮初现端倪 |
| 三、初建的民主制度形式大于内容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冲击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 |
| 一、从佛教民族主义到二轮理论 |
| 二、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施政理念 |
| 三、佛教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冷战漩涡中的柬埔寨政治 |
| 一、西哈努克中立外交政策失效 |
| 二、朗诺政权推动“双头政治”形成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一、极左政策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二、延续社会主义路线与探求发展道路 |
| 第四节 东西方价值碰撞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政治受到西方思想制度形塑 |
| 二、王权衰降成就西哈努克个人影响力提升 |
| 三、柬埔寨佛教朝政治化方向发展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主导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王权政治影响力的边界 |
| 一、受《柬埔寨王国宪法》制约的王权 |
| 二、西哈努克积极参政维护权威 |
| 三、西哈莫尼远离政治保持影响 |
| 第二节 政党政治推动政治发展 |
| 一、当代政党制度构建与发展 |
| 二、主要政治党派关系演变 |
| 三、从“多党”到“一党”政治演变 |
| 第三节 人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影响 |
| 一、人民党主导柬埔寨政治发展 |
| 二、人民党自我调节适应发展需要 |
| 三、人民党塑造国家对外关系形象 |
| 第四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确立多党选举制度 |
| 二、君主立宪制度下形成“强政党”政治 |
| 三、柬埔寨佛教政治化程度加深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 |
| 第一节 王权与教权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一、庇护关系根植于本土价值观念 |
| 二、不平衡教俗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三、现当代意义下的教俗并立关系 |
| 第二节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一、印度宗教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二、法国殖民文教系统的本土化演变 |
| 三、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本土化演变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作用 |
| 参考文献 |
（2）平遥纱阁戏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现状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平遥纱阁戏人源流考辨 |
| 第一节 平遥纱阁戏人生成的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何为“纱阁戏人” |
| 一、县志文本中的“纱阁戏人” |
| 二、民间口传中的纱阁戏人 |
| 三、有关“纱阁戏人”的几点考辨 |
| 第三节 平遥纱阁戏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平遥纱阁戏人的形成 |
| 二、平遥纱阁戏人的发展 |
| 第二章 平遥纱阁戏人摆放场所的变迁:社会功能的消解与重构 |
| 第一节 丧葬灵前:祭奠亡魂与丧葬审美 |
| 一、由陪葬俑到平遥纱阁戏人 |
| 二、平遥丧葬礼俗与“服侍侍” |
| 三、丧葬仪式中摆放纱阁戏人的意义 |
| 第二节 市楼:献戏酬神与娱人祈福 |
| 一、市楼——平遥信仰空间的缩影 |
| 二、娱神与娱人之争——市楼摆放纱阁戏人的意义 |
| 第三节 展览馆:文物保护与非遗展示 |
| 一、平遥纱阁戏人作为文物与非遗的展示意义 |
| 二、纸扎可以陈列展览吗? |
| 第三章 平遥纱阁戏人的整体结构及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平遥纱阁戏人的整体结构 |
| 一、微型戏台:木阁 |
| 二、台前台后:隔断 |
| 三、警世之言:题壁 |
| 四、纱阁之魂:戏人 |
| 五、砌末传神:道具 |
| 第二节 平遥纱阁戏人的主题研究 |
| 一、纱阁戏人戏曲场景的选择与表现 |
| 二、纱阁戏人戏曲主题与道德教化意义 |
| 第四章 平遥纱阁戏人制作工艺及纸扎艺人群体研究 |
| 第一节 对平遥纱阁戏人制作工艺的描述与反思 |
| 一、对平遥纱阁戏人制作工艺的描述 |
| 二、对平遥纱阁戏人制作工艺的反思 |
| 第二节 传承人、纸扎艺人及其行业生存现状 |
| 一、疏离纸扎行业的非遗传承人 |
| 二、平遥纸扎艺人群体生存与销售路线的转变 |
| 三、工的多与少——纸扎价值评判的标准 |
| 四、殡葬改革政策下的纸扎行业生存现状 |
| 第五章 平遥纱阁戏人传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平遥纱阁戏人传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后继无人 |
| 二、工艺的断流 |
| 三、民众的遗忘 |
| 四、戏曲在民间的衰落 |
| 第二节 平遥纱阁戏人传承保护问题的解决路径 |
| 一、培养后继人才 |
| 二、开拓销售渠道 |
| 三、回归民间民俗 |
| 四、在戏曲课堂中寓教于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纱阁戏人脚色装扮 |
| 附录2 清代28 阁纱阁戏人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内江市王家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依据 |
| 1.1.1 传统武术传承与发展的现实所需 |
| 1.1.2 内江市地方性拳种亟需挖掘整理 |
| 1.1.3 内江市王家拳亟待摆脱当前困境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 2.2 传统武术传承与发展研究 |
| 2.3 内江市地方性拳种的研究 |
| 2.4 “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 |
|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实地考察法 |
| 3.2.3 口述史研究法 |
| 4 分析与讨论 |
| 4.1 内江市王家拳产生的历史条件 |
| 4.1.1 内江市王家拳的生态地理环境 |
| 4.1.2 内江市王家拳的社会人文环境 |
| 4.1.3 内江市王家拳的历史文化起源 |
| 4.2 内江市王家拳的传承谱系 |
| 4.2.1 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传承谱系 |
| 4.2.2 第二代到第三代的传承谱系 |
| 4.2.3 第三代到第四代的传承谱系 |
| 4.3 内江市王家拳的拳理拳法 |
| 4.3.1 练拳先静性,武医兼修 |
| 4.3.2 抓筋扼脉,打穴击要 |
| 4.3.3 见机行拳,审时度势 |
| 4.4 内江市王家拳的技术特点 |
| 4.4.1 短小精悍,朴实严密 |
| 4.4.2 攻势灵利,进退快速 |
| 4.4.3 击法有方,灵活多变 |
| 4.5 内江市王家拳的传承问题 |
| 4.5.1 核心传承人面临着断层与流失 |
| 4.5.2 拳理拳法缺乏完整性与系统性 |
| 4.5.3 因传承人性别之异而区别对待 |
| 4.5.4 传承环境恶劣与推广力度不足 |
| 4.6 内江市王家拳的传承对策 |
| 4.6.1 多元建设核心传承人培养与传承机制 |
| 4.6.2 加强对王家拳拳理拳法的挖掘与整理 |
| 4.6.3 继承王家拳精髓,抛弃陈旧思想包袱 |
| 4.6.4 多措并举做好王家拳保护与传承工作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6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附件 |
（4）“弱者”的力量：咏春拳技术特征的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述评 |
| 1.5.1 概念厘定 |
| 1.5.2 咏春拳的历史研究 |
| 1.5.3 咏春拳的文化研究 |
| 2 咏春拳的“弱者”技术表征 |
| 2.1 技术动作的“弱者”表征 |
| 2.1.1 “守中” |
| 2.1.2 “归肘” |
| 2.1.3 “二字钳羊马” |
| 2.2 风格特色的“弱者”表征 |
| 2.2.1 “短手短脚” |
| 2.2.2 “女性化” |
| 2.2.3 “强力弱用,刚劲柔发” |
| 2.3 对敌策略的“弱者”表征 |
| 2.3.1 “示弱” |
| 2.3.2 “待敌而动” |
| 2.3.3 “快打、紧随” |
| 3 咏春拳的“弱者”文化理念 |
| 3.1 女性创拳说:拳种起源的“弱者”附会思维 |
| 3.2 习练者的“弱者”前提设定理念 |
| 3.3 施武、用武场域的“不利”前提设定理念 |
| 4 咏春拳“弱者”特性生成的文化反思 |
| 4.1 生计文化的阐释:词源学的文化追求 |
| 4.2 制度文化的阐释:“病夫”催生的尚武话语实践 |
| 4.3 意识形态文化的阐释:“全能主义”的思维导向 |
| 5 结论 |
| 6 参考文献 |
| 主要学习经历 |
| 攻读硕士期间科研经历 |
| 致谢 |
（5）清末民初士人年谱所见疾病与医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概念界定 |
| 三、选题价值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士人年谱所见疾病种类 |
| 第一节 传染病 |
| 第二节 常见呼吸道疾病与消化道疾病 |
| 第三节 咯血或吐血 |
| 第四节 其他疾病 |
| 第二章 士人年谱所见致病原因 |
| 第一节 外部环境侵袭 |
| 第二节 情绪失衡与饮食不适 |
| 第三节 笃信鬼神与天命 |
| 第四节 过度劳累 |
| 小结 |
| 第三章 士人年谱所见治疗措施 |
| 第一节 延请专业医者 |
| 第二节 他人推荐或自行医治 |
| 第三节 民俗疗法 |
| 第四节 亲属救护 |
| 第五节 养生 |
| 小结 |
| 第四章 士人年谱所见医病互动 |
| 第一节 病家掌握医疗的主导权 |
| 第二节 医者的应对策略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士人年谱所见疾病病例一览 |
| 附录二:士人年谱所见药方一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悲凉·欢乐·幸福 ——中国京族独弦琴音乐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一)跨境居住京族的迁徙历史背景、现状概览 |
| (二)中国京族独弦琴 |
| 二、研究空间及相关概念 |
| (一)对独弦琴的研究 |
| (二)本文研究中所涉及的表演理论 |
| (三)本文研究中的感知理论与相关的概念 |
| 三、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写作策略与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京岛田野纪行及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京岛琴声的初次体验 |
| 一、聆听:优美的琴声 |
| 二、体验:传承人的生活 |
| 第二节 遭遇三类话语:悲凉、欢乐与幸福 |
| 一、“悲凉琴”:文献的追忆 |
| 二、“欢乐琴”:文献的特指 |
| 三、“幸福琴”:口述的指引与文献的诉说 |
| 第三节 问题的提出:为何“悲凉”“欢乐”与“幸福”? |
| 一、对悲凉、欢乐与幸福的理解 |
| 二、本文的作乐感与声音感辨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悲凉琴:声似哭泣的悲凉作乐 |
| 第一节 悲凉的生活与“独人独弦”的演奏形式 |
| 一、“悲凉”的生活 |
| 二、“独人独弦”的演奏形式 |
| 第二节 声似哭泣的声音形态 |
| 一、演奏前的准备:找泛音点、定弦(选调) |
| 二、虚实中的“语言”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欢乐琴:“声”“形”中的欢乐作乐 |
| 第一节 欢乐琴的缘起与背景 |
| 第二节 曲目的变化 |
| 一、对传统曲目的改编 |
| 二、依据京岛事与物的创作 |
| 第三节 演奏技法的改变 |
| 一、右手实音的弹奏 |
| 二、左手的摇杆与手形 |
| 第四节 乐器形制的革新 |
| 一、对形制的关注 |
| 二、京族独弦琴形制发展的历程变迁 |
| 三、从“旦匏”到“多功能”的命名与认知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幸福琴:展演中的选择与女性 |
| 第一节 节日的展演 |
| 一、哈节与独弦琴 |
| 二、对展演活动背后的思考:以百人独弦琴表演为例 |
| 第二节 展演中的表演与选择 |
| 一、问题探讨的必要性 |
| 二、乐器的选择 |
| 三、曲目、技法的选择 |
| 第三节 展演中的女性建构 |
| 一、历史沿革 |
| 二、女性对独弦琴演奏方式的几种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杨威舞剧创作的诗性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文献分析 |
| 一、与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材料 |
| 二、与研究方向相关的背景资料 |
| 三、与研究方向相关的方法论资料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杨威舞剧诗性品格的生成基础 |
| 第一节 个体因素:习舞经历造就的性格与气质 |
| 一、军艺习舞流露出的执着与精益求精 |
| 二、身份转化显现出的灵性和与众不同 |
| 第二节 环境因素:成长的自然场域与文化场域 |
| 一、西北自然环境对杨威文化气质的滋养 |
| 二、西北历史文化对杨威诗性文化精神的影响 |
| 第三节 时代因素: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中国的时代背景 |
| 一、在弘扬“主旋律”的文艺创作方针中趁势而上 |
| 二、在“现代意识”的大潮中如鱼得水 |
| 第二章 杨威舞剧创作的诗性表达构成 |
| 第一节 生命哲思的表达内涵 |
| 一、家国情怀的书写 |
| 二、生命意绪的抒发 |
| 第二节 虚化隐喻的表达方式 |
| 一、“无场次”结构的言说功能 |
| 二、人物性格的“群像式”抽象 |
| 三、舞台美术以简约寓以深刻 |
| 第三节 特立独行的诗性表达观念 |
| 一、追求真、善、美的主题内涵 |
| 二、探索“陌生化”的舞剧语言 |
| 第三章 杨威舞剧创作的诗性美学建构 |
| 第一节 主体表达的诗性思维 |
| 一、直觉性的生命独白与思辨 |
| 二、女性视角下价值观念的精神引领 |
| 第二节 表意对象的艺术升华 |
| 一、舞剧文本的意象感知 |
| 二、典型意象的舞台转化 |
| 第三节 “舞以载道”的诗性品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口述采访摘要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择木里藏族自治县民族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综述 |
| 五、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六、研究创新及难点 |
| 七、木里藏族自治县基本概况 |
| 第一章 木里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基础 |
| 第一节 木里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 |
| 一、建置沿革与多民族分布 |
| 二、木里世居民族的源与流 |
| 第二节 木里多民族交往的民间互动 |
| 一、经济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二、政治交往与民族关系 |
| 三、文化交往与民族关系 |
| 第三节 中央王朝有利于地方民族关系的政治建构 |
| 一、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 |
| 二、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 |
| 三、木里历史对民族关系的当代启示 |
| 第二章 建国以来木里民族关系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木里新型民族关系的形成 |
|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 |
| 二、民主改革的推行 |
|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 |
| 四、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 第二节 “大跃进”“文革”时期木里民族关系遭受挫折 |
| 一、左倾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二、“文革”对民族关系的破坏 |
| 三、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木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
| 一、工业化、市场经济和社会关系结构变化 |
| 二、民族旅游带来的社会多元及关系结构改变 |
| 三、大众传播媒介与多民族关系的扩展及互动方式变化 |
| 四、木里经济的支柱产业:林业和水电 |
| 第三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上)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要素理论确认 |
| 一、衡量民族关系的核心要素和影响因素 |
| 二、有关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界定 |
| 三、问卷设计与田野调查的开展 |
| 第二节 人口结构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人口构成及相对规模 |
| 二、人口普查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性差异分析 |
| 第三节 居住格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各民族地理空间分布 |
| 二、各民族城乡分布情况 |
| 三、微观个体的邻里关系 |
| 第四章 木里民族关系核心要素的实证考察(下) |
| 第一节 日常交往中的民族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交往观的当代意义 |
| 二、木里民族交往现状 |
| 三、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木里举措 |
| 第二节 族际通婚中的民族关系 |
| 一、乔瓦镇族际婚分析:基于2015年-2017年乔瓦镇婚姻登记数据 |
| 二、木里县族际婚分析:基于2018年1月-2019年6月木里婚姻登记数据 |
| 三、木里人口较多民族族际婚特点 |
| 第三节 语言使用中的民族关系 |
| 一、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二、汉语言文字的使用 |
| 三、民汉双语教育的普及 |
| 第四节 民族心理中的民族关系 |
| 一、国家与民族认同 |
| 二、多层次的民族认同 |
| 三、民族偏见与歧视 |
| 第五章 木里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民族关系与经济发展 |
| 一、主要经济指标及增速分析 |
| 二、木里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民族关系与反贫困 |
| 一、脱贫攻坚的成绩与困难 |
| 二、木里脱贫攻坚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民族关系与人文环境 |
| 一、语言环境宽松 |
| 二、藏传佛教世俗化现象 |
| 三、教育状况改善及热点问题评析 |
| 第六章 木里构筑起和谐民族关系及其价值 |
| 第一节 木里和谐民族关系经验性价值 |
| 一、历时与共时的统一 |
| 二、国家建构与民间交往的统一 |
| 三、结构与互动的统一 |
| 第二节 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路径 |
| 一、完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
| 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
| 三、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
| 四、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
| 第三节 夯实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 |
|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县 |
| 二、民族工作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经济发展“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
| 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 五、因地制宜,探索木里发展新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清代女性观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百年妇女史研究概述 |
| (二)清代女性观剧研究述评 |
| (三)清代女性观剧史料来源及书写特点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女性观众 |
| 第一节 女性观众的类型 |
| 一、宫廷女性 |
| 二、仕宦女性 |
| 三、平民女性 |
| 四、青楼女性 |
| 五、其它女性 |
| 第二节 女性观众观剧需求 |
| 一、娱乐需求 |
| 二、交际需求 |
| 三、服装展示 |
| 四、追星动机 |
| 五、其它需求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代女性观剧场所及设施 |
| 第一节 各类剧场中的女性观剧现象 |
| 一、宫廷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二、商业性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三、神庙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四、会馆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五、私人宅第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六、舟船水畔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七、其他剧场中的女性观剧 |
| 第二节 女性专门观剧设施 |
| 一、看楼 |
| 二、看台、女台、子台 |
| 三、看棚 |
| 四、花场 |
| 五、女厂 |
| 六、女亭 |
| 七、其它 |
| 第三节 女性观剧设施创设原因 |
| 一、剧场性的增强及对女性观剧的重视 |
| 二、照顾与限制 |
| 三、牟取经济利益 |
| 第四节 女性观剧专场 |
| 个案研究一:山西高平良户村田宅女性剧场考述:兼谈垂帘看楼与明清女性观剧场所的变迁 |
| 个案研究二:清末北京尼庵演剧女性专场考述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女性观剧习俗 |
| 第一节 定戏习俗 |
| 第二节 点戏习俗 |
| 一、点戏人的选择 |
| 二、点戏的讲究和礼节 |
| 三、点戏物件类型 |
| 四、男女观众点戏之区别 |
| 第三节 看戏习俗 |
| 一、男女分观习俗 |
| 二、男女落座方位 |
| 第四节 赏赐习俗 |
| 一、从施赏者角度看 |
| 二、从受赏者角度看 |
| 三、从赏赐品类看 |
| 第五节 禁忌习俗 |
| 一、女性禁忌与戏曲禁忌的结合 |
| 二、对女性观剧的诸多禁忌 |
| 第六节 个案研究:河南新安芦院村女性观剧年龄禁忌碑的文化阐释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女性观剧内容 |
| 第一节 女性个体差异与观剧内容 |
| 一、女性剧场环境差异与观剧内容之雅俗 |
| 二、女性阶层差异与所观内容的差别 |
| 三、女性个体因素与审美趣味的差异 |
| 四、女性地域及生活理想差异与女性观剧内容 |
| 第二节 女性观剧内容的普适性 |
| 一、婚恋爱情剧 |
| 二、全本情节戏 |
| 三、家庭伦理戏 |
| 四、喜庆戏 |
| 第三节 女性观剧内容文献载录的不均衡性 |
| 一、文献载录女性观剧内容的阶层因素 |
| 二、文献载录女性观剧内容的性别因素 |
| 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各界对待女性观剧的态度 |
| 第一节 反对与排斥 |
| 一、反对的方式 |
| 二、反对的人群 |
| 三、禁限效果评估 |
| 第二节 支持与赞成 |
| 一、家庭成员的赞同 |
| 二、社会各界的支持 |
| 三、女性个人的努力 |
| 第三节 犹豫与矛盾 |
| 一、汉人官员的审慎和节制 |
| 二、旗人官员的犹豫和矛盾 |
| 第四节 中立与客观 |
| 一、对女性观剧“直言直笔”的书写特点 |
| 二、女性与戏曲作为保存族群历史记忆的工具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女性口述历史的虚与实（论文参考文献）
- [1]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平遥纱阁戏人研究[D]. 杨婕.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3]内江市王家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D]. 黄骏. 成都体育学院, 2021(09)
- [4]“弱者”的力量：咏春拳技术特征的文化研究[D]. 孙皓然. 上海体育学院, 2021(12)
- [5]清末民初士人年谱所见疾病与医疗研究[D]. 朱宏敏. 信阳师范学院, 2021(09)
- [6]悲凉·欢乐·幸福 ——中国京族独弦琴音乐文化研究[D]. 曹好好. 上海音乐学院, 2021(09)
- [7]杨威舞剧创作的诗性表达[D]. 张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8]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9]何为和谐民族关系：木里的案例研究[D]. 黎雪.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10]清代女性观剧研究[D]. 王姝.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