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快贫困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瞿连贵[1]（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王永仓[2]（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提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李宁[3]（2019）在《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工作的组织者和维护者,属于基层社会精英。长期以来广大乡村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工作压力较大,生活待遇较低,乡村教师流失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那些在边远、贫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更处在社会的边缘地带,整体生活状况及生存处境堪忧。如何切实解决乡村教师“下不去、教不好、留不住”的现实问题,缩小城乡间师资差距,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需要政府从政策层面加以支持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教师社会地位逐渐恢复,中央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以改善乡村师资状况,有关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的规定和要求也散见在这些政策文本中。2015年6月《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出台,该计划曾多次提到要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让更多乡村教师看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乡村教师的关怀以及对乡村教育的高度重视。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系列政策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政策本身是否存在不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又能否有效落实,依然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基于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审思以及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本研究将聚焦点定位在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本身。试图通过研究探讨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发展历程是怎样的?政策文本包含哪些内容?使用了哪些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如何实现政策预期目标?如何有效地推动政策执行?要想将政策理想转变为政策现实,实现政策目标的要求,就必须科学地选择和使用政策工具。研究政策工具是为了帮助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更好地选择合适的工具以解决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问题。尽管一直以来人们较多地将政策工具研究聚焦在政策执行阶段,但事实上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决策的手段。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可行性也将直接影响着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本研究主要是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进行系统分析。在乡村教师生活待遇被高度关注且现行政策目标尚未完全实现的背景下,适时运用政府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来识别、分析和研究政策,进而对其进行恰当的选择、匹配及组合,能够切实提高政府教育治理的实效,加强我国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建设,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师资的均衡发展。因此,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为从研究主题入手,基于对政策发展历程梳理的事实分析和政策工具分类的理论分析,对当前我国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内容及执行情况进行文本分析和实证分析,对其问题诱因进行因果分析,在借鉴国外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进行改进策略分析。澄清及确认政策目标是政策制定者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政策价值分析的重要环节。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在政策层面上来看,关键之处在于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改善乡村教师生活困境、激发乡村教师工作热情以及增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诚然,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及其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具有周期性的。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也是在经历了一定政策周期后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内部协调一致的政策系统。本研究对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住房保障、社会保险以及医疗保障待遇内容,分别从国家政策的宏观要求和地方政策的配套衔接两个方面进行了历史梳理及分析。如何切实提升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水平,激励其更好的从事乡村教育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如何有效执行政策。本研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文本及其政策执行现状进行分析。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概念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大家在对工具分类的认识上还是比较一致的。相比较而言,麦克唐纳尔的政策工具分类属性特点更为鲜明,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因此,本研究主要运用麦克唐纳尔的政策工具分类对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对当前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文本工具选择情况进行分析,建立了生活待遇政策内容与政策工具的二维结构分析框架,发现当前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文本工具选择和使用特点主要表现为倾向于政策的行政命令,侧重于多重路径的教育投入,着眼于政策工具的短期效益以及依赖于系统内部资源调配。其次对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结合量化和质化研究结果分析政策执行的主要成效及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当前乡村教师工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住房保障得到改善,医疗保障取得进展,社会保险进一步规范,生活补助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乡村教师整体职业期待正在提升。在正视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的意识到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从政策工具视角进行分析主要表现在命令性工具受到阻碍,报酬性工具作用有限,权威重组性工具形式单一,职能拓展性工具易被忽视,劝告性工具执行力度不足等。对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进行归因分析。究其原因,既有内部因素的直接性影响,又有外部环境的综合性影响。深入剖析后,不难发现政策工具差异性与工具选择复杂性、政府资源有限性与政策对象需要无限性、对组织的权威性期待与低效性现实、政策环境良性需求与现实偏差性影响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冲突,进而影响着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发展中,各国都非常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均将其作为本国政府决策的重要领域。国外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及其保障制度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本研究在借鉴国外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乡村教育实际提出适合于本土的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策略。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全过程进行系统阐释,分别从政策目标与工具选择、生活待遇与保障机制、责任意识与权力配置、政策宣传与环境创设、多中心治理与增强职业吸引力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
徐乾[4]（2019）在《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新生儿数量的增加,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国儿童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且日益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主导者,担负着儿童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责任。然而,目前我国在儿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仍存在主体责任不清、政策碎片化、保-障范围窄、服务体系不健全、财政缺口大、保障水平低等问题。同时,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要提振生育意愿,也要求进一步提升儿童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以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这使儿童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更加突出,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同时,重点强调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弱有所扶”等方面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包括儿童在内的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支持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顾,鼓励社会组织兴办托幼机构,并要求加强儿童安全保障;加快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办好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继续推进儿童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并要求加强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重点关注困境儿童。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政府报告的工作要求,进一步说明党和国家对儿童的关怀和解决儿童公共服务供求矛盾的紧迫性。深入分析儿童公共服务主体责任,提升儿童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水平,满足当前儿童公共服务的迫切要求,弥补政府财政在儿童公共服务保障中的不足,提升儿童公共服务的供给效能,探讨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和可能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儿童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第一,构建儿童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框架。本文在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责任、理念、规模和模式进行理论解构,并构建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主体责任框架,深入分析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过程中各主体的特征,依据其特征演化主体间参与、合作与博弈网络关系,进而形成基于比较优势和不对称权利下的功能互补、协同增效的合作模型。结合主体供给效能分析,清晰界定我国儿童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优势领域,从而发展出一套对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实践更有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规范性指导体系。第二,分析我国儿童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和问题。首先,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主体网络关系的角度,分析各个主体在儿童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效率。其次,对支持性、替代性和补充性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政策体系和现状深入研究,并进一步分析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存在的现实问题。第三,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实证分析。首先,构建世代交叠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人力资本视角下考虑儿童教育公共服务、卫生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规模和结构,以及不同儿童教育公共服务投入模式等因素,测度对经济增长、福利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其次,运用循证法对我国现有政策规定的儿童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标准进行测度,研究现有供给水平与政策要求间的财政投入缺口。再次,建立计量模型,对国际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儿童教育公共服务财政投入规模进行测算和预测。最后,对儿童人口数量进行预测,结合医疗卫生公共服务需求和实际投入,测算财政投入缺口,为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规模提供参考与借鉴。第四,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国际经验。首先,对OECD国家不同儿童公共服务内容财政支出规模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不同国家的投入水平和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的投入结构的差异和特征;其次,对国外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内容进行分析;最后,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促进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激励多元主体参与儿童公共服务供给三方面,分析国外财政保障重点举措。本文的主要结论。首先,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方面存在着主体责任不清晰,保障范围不明确、保障缺口大等五大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理论界定不清晰、预算管理不到位、政府引导不足以及法律政策不健全四个方面。其次,本文通过世代交叠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不同儿童教育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儿童教育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对一国经济增长、福利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有积极正面影响,增加儿童教育等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有助于提升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的福利水平;第三,运用循证法对我国现有政策规定的儿童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情况进行测算发现,我国义务教育政策需求与实际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资金缺口仍较大。第四,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国际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儿童教育公共服务财政投入规模进行测算和预测发现,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儿童教育公共服务上的投入规模相比,我国财政投入仍有较大差距。第五,采用国际人口预测软件PADIS-INT进行儿童人口预测,并结合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对人均应有投入进行计算,测算我国未来儿童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需求和缺口。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五个政策建议。一是要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明确公共服务主体责任,并激励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二是扩大财政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与质量。国家层面应丰富供给内容,地方政府层面应力求供需平衡,同时应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儿童公共服务供给;三是合理调整财政投入结构,并从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角度丰富保障手段;四是加强预算管理、精细税收管理,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五是完善绩效评价体系,明确绩效评价主体和内容,细化评价指标。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黄江玉[5]（2019）在《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的PPP模式减贫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共服务领域推进PPP模式,有利于我国在202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消除绝对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应对2020年后返贫的问题。PPP模式具有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治理、多方贡献资源、贯彻采购社会政策功能、追求物有所值目标等特点,使其具有区别于传统模式的长期效果特征,也使其成为我国长效减贫的重要治理工具。可持续生计是减贫领域的发展型政策,具有“列出重点影响因素清单;将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合;重视贫困农户所具有的能力;关注贫困户主动积极参与实现生计目标”等特征,体现减贫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较好契合PPP模式的长效减贫研究。PPP模式减贫效应研究中,较少从可持续生计视角分析PPP模式对贫困户减贫的长效性与精准性。不同于关注PPP模式的宏观效应,本研究侧重从贫困户受益微观角度进行考察。本文基于PPP减贫理论中的赋权理论、合作治理、新公共服务理论等对可持续生计及分析框架进行改进和完善,使其评价标准包括权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以适用于PPP模式长效、精准减贫效应分析。我国各地积极探索PPP模式促进减贫是研究的实践背景;PPP模式与减贫目标的日益契合是研究政策背景;精准扶贫政策在促进减贫长效性方面存在瓶颈,国内外PPP模式减贫研究欠缺是本研究理论背景和研究重要原因。总体而言,当前较少从实证角度及结合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PPP模式减贫,但研究PPP模式长效减贫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第一,分析PPP模式减贫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在分析实践、政策、理论背景基础上明确研究的问题,即本研究以可持续生计为视角研究我国PPP模式是否有利于促进长效减贫?是否有利于防返贫?当前我国PPP模式减贫实施过程中面临哪些风险、障碍?实现PPP模式减贫的良法善治应包括哪些保障措施?第二,本文验证我国PPP模式有助于长效、精准减贫。本研究利用专题研讨、专家访谈、问卷调查数据等,通过结构方程和多元线性回归验证我国PPP模式有利于促进贫困户生计可持续性。并进一步分析PPP模式促进贫困户生计可持续的具体传导路径。其主要结论包括:PPP模式对贫困户生计发展策略、生计结果、生计发展能力产生积极正向影响;PPP模式通过生计策略对生计结果产生正向显着影响;生计资产正向调节PPP模式对生计结果的大小;PPP模式通过生计结果对生计发展能力产生正向显着影响;受PPP影响时间对贫困户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生计发展能力均产生正向显着影响。第三,对比PPP模式促脱贫与防返贫效应。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的群组分析对比PPP模式对于建档立卡的脱贫户与未脱贫户的减贫效应影响。通过比较发现,我国PPP模式对脱贫户与未脱贫户生计可持续性均能产生正向影响。根据模型路径结果（标准化系数）比较PPP模式对脱贫户与未脱贫户影响大小发现,我国PPP模式对脱贫户的生计策略、生计结果方面的影响均大于未脱贫户,但PPP模式对脱贫户的生计发展能力影响小于未脱贫户。对此可能的解释包括:其一,我国PPP模式对脱贫户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权利保障、利益联结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其二,我国脱贫标准较少从生计可持续的角度进行分析与判断,这说明脱贫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其三,脱贫户与未脱贫户仍属于脆弱群体,要坚持破除其权利贫困,应重视生计发展策略与生计发展能力。第四,对比分析我国PPP模式促进贫困户生计发展及面临障碍。通过国内外PPP减贫发展、文本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类型、阶段、数量等PPP模式对贫困户生计发展影响。生计资本是贫困户生计发展的基础,通过熵值法分析各资本权重及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比发现存在的不足及明确PPP项目促进生计发展应进一步努力方向。主要问题与启示包括:应重视产业发展,在产业价值链上使贫困人口受益;综合性强的PPP项目对贫困人口生计影响更明显;应重视在运营阶段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参与机会等;我国有些项目建设阶段绩效考核重视度不够;地方政府应关注项目质量而非项目数量;当前我国PPP项目合同较少考虑减贫目标;坚持精准扶贫,以提升贫困户的生计资本;我国脱贫标准中较少纳入心理资本等可持续生计因素,存在返贫风险。第五,PPP模式长效、精准减贫的良法善治方面完善建议。基于前述理论分析、实证验证结果、PPP模式减贫对比和问题分析等,我国应立足本国PPP模式促进减贫现状,有选择性地吸收域外经验,通过完善PPP模式宏观政策保障贫困户生计可持续。主要建议包括:促进PPP模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减贫治理效能;通过利用PPP模式采购机制贯彻社会政策促进减贫;重视PPP模式减贫的合同治理;加强PPP模式减贫的有效监督和能力建设。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两大方面。理论方面创新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揭示PPP模式减贫的本质要求。本研究主要采取合作治理、新公共服务理论、权利贫困理论、赋权理论等揭示PPP模式长效减贫的本质。PPP模式减贫是重视各方主体参与扶贫,整合多方资源,使减贫不再单纯依靠财政资金,或单个主体,而是借助市场逻辑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使其形成“造血”功能。PPP模式与传统采购方式相比具有长期效果,其通过竞争性的购买机制贯彻有助于贫困户的社会政策,平衡物有所值目标与经济社会环境等发展的社会功能目标。依据赋权理论,PPP模式作为外在的资源投入和投资方式,有利于提升贫困人口对技能、专业知识等掌握,促进贫困户生计发展能力提升。将“权利”、“社会公平正义”、“发展”、“能力”等引入扩大“生计”范畴,关注权利保障、生计可持续发展等,有利于贫困人口从被动接受“扶持”到主动参与“发展”,通过权利保障提升贫困户获取资源的能力和内在效能感。合作治理强调通过多种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促进减贫。新公共服务理论体现PPP模式中公共部门从建设型转向服务型,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被边缘化的贫困户在基本民生领域获得实质性平等权利。第二,丰富和改进可持续生计理论。本研究在原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结合PPP模式理论及PPP模式减贫的基础理论,对现有可持续生计理论及分析框架进行改进和完善。基于改进的分析框架与理论,推导PPP模式实现长效、精准性减贫的假设。基于PPP模式减贫基础理论改进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具体包括:其一,引入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激发公共部门提供优质服务责任。其二,关注赋权理论,以保障贫困人口基本权利。其三,关注合作治理,使多元参与主体基于契约、协商一致基础上,形成善治。其四,由生计维持策略改进为生计发展策略,强调贫困人口发展权,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实现持续性减贫。实践方面创新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为各地政府和发展中国家通过PPP模式实现可持续减贫提供参考。基于减贫目标的PPP项目,在充分考虑当前贫困户面临的脆弱性环境、生计资本等,可以按照促进贫困户生计目标进行规划。本文采取问卷调查,专家访谈、专题研讨、案例分析等方式研究我国PPP模式减贫效应,为发展中国家利用PPP模式减贫梳理了中国经验。第二,构建有利于PPP模式实现长效、精准减贫宏观政策。良法善治是PPP模式长效减贫的保障。具体包括:其一,促使PPP模式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减贫治理效应;其二,利用PPP采购中贯彻社会政策促进减贫,在PPP模式中协调物有所值目标与其它社会环境目标。通过产业价值链构建贫困人口利益联结。其三,充分利用PPP合同这一激励机制,使私营部门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PPP合同履行阶段贯彻益贫因素实现长效减贫。其四,PPP模式促进减贫的有效监督和能力建设是防风险的重要保障。本文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限于数据收集难度,本文主要是从理论方面分析PPP模式与传统采购模式促进减贫的差异,欠缺从实证角度比较二者差别。未来研究将继续跟踪国内外PPP模式减贫的最新理论与实践,完善可持续生计理论与分析框架,着重研究以实现长效减贫为主要目标的PPP模式。
唐梅玲[6]（2018）在《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是指,制定针对精准扶贫内容并能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的法律规则,对扶贫参与主体设定良好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设立专门的扶贫管理机构,对精准扶贫成效进行持续的评估、管理和交流等活动,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规范和监督手段实现精准扶贫的目的。总体来说,目前的精准扶贫是政府在一种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所实施的大规模的行政改革。5年来,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我国实现了贫困人口的较大规模持续减少,中国减贫成绩被称为“奇迹”。然而,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寻租”、贪污挪用、渎职失职,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精准扶贫制度面临法治困境,体制缺陷,程序机制不畅等问题。以行政法视域审视精准扶贫,其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首先,对精准扶贫主体而言,当下政策推进下的精准扶贫面临体制性障碍,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够、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其次,考察精准扶贫范围,存在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市场机制扶贫范围界限不明;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再次,关于精准扶贫的方式,存在扶贫方式未能满足合法性需求、扶贫方式未能满足服务性需求、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之间相互冲突等诸多不足;复次,在精准扶贫的程序方面,缺乏规范的扶贫信息公开程序,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扶贫行政机关未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缺失扶贫教示程序;最后,关于精准扶贫救济,扶贫领域未合理适用信访制度,扶贫领域调解制度不健全,扶贫领域未规范推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制度。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在于:首先,分析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即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其次,公益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与效率原则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给付行政理论、反贫困理论、人权保障理论以及合作治理理论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主体需要重点因应这些问题:一是,从精准扶贫主体来看,为突破困境,有必要引入“合作扶贫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角度重塑多元主体合作扶贫治理格局。具体来说,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从而明确精准扶贫究竟“谁来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范围而言,首先,应确定其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并且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机关职责、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其次,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范围的制度实践及经验。最后,须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具体内容:一方面,明确精准扶贫范围需遵循适当性原则、效率原则;另一方面,也要确定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标准,即信息标准、公共安全责任标准、专业技术标准以及扶贫效率标准,分别为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基础标准、目的标准、工具标准以及评价标准。就精准扶贫方式而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有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优化我国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措施。首先,明晰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其次,通过主体上赋权,程序上激励以及救济上激励的路径,引入激励型扶贫行政方式;最后,通过规范行政指导,优化行政资助,完备行政奖励的路径,来完善既有扶贫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与扶贫目标相匹配的扶贫方式,以期实现有效脱贫。对扶贫方式的分析实质上回答了精准扶贫领域“怎样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程序而言,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实质上通过程序路径监督扶贫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日本、德国扶贫程序的行政法制度。具体通过健全精准扶贫信息公开程序,合理适用精准扶贫听证程序,优化精准扶贫教示程序,规范精准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来解决“如何监督扶贫行政主体”的问题。就精准扶贫救济而言,首先,考察精准扶贫行政法之救济,梳理对精准扶贫救济制度认识误区;其次,对于现行的行政救济方式能否直接适用于精准扶贫领域,以及如何完善需要再认识;最后,对于如何优化精准扶贫救济制度,需要规范扶贫领域信访制度,健全扶贫领域调解制度,完善扶贫领域行政复议制度,改善扶贫领域行政诉讼制度。对救济方式的研究主要回答“扶贫对象如何获得救济”的问题。为从源头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的合法性,首先,从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理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的总体思路。接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主要内容和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说明。最后,通过健全以权利保障为中心的扶贫基本法律体系,制定扶贫基本法,完善扶贫法律支撑体系,规范扶贫法律保障机制,对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进行了设计。
张青磊[7]（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提出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王亚明[8]（2017）在《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 ——以浙江和四川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促进农村社会整合与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农民阶层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意味着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非农业人口,这既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所证明,也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过程所证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农民也出现了分化,农民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实现小康目标的直接动力。同时,农民分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也是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研究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是转型现实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和权利观是理解中国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的基础理论,利益关系和利益协调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农民分化即基于承包制基础上的利益分化,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是由于利益矛盾引发,社会整合关键在于利益整合达到社会利益均衡,农村社会和谐是利益相对均衡的状态。中国农民分化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按历史进程而言,主要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职业转换与身份制制约性的农民分化,20世纪90年代地区流动性的农民分化,21世纪以来均衡发展性的农民分化。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是由市场化改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多种原因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缓和农村阶层结构变动中的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党和政策提出了一些利益调节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推行承包制、开展多种经营、试行和完善村民自治、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扶贫和城乡统筹等,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起极大作用。在农民分化过程中,东西部表现出很大差异,包括职业、收入和消费差异三个方面。浙江和四川的农民分化具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农民分化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如不同地区农民内部不同群体规模、比例和结构上有很大不同,在浙江和四川内部是如此,浙江和四川比较也是如此。影响农民分化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地理环境、文化和观念差异、产权制度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城镇化水平、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差异等方面。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农民分化在激发农村社会活力,大量增加社会财富,普遍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带来阶层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体现为农村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上的矛盾。深入研究农村阶层矛盾,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可以使我们的决策尽可能反映农村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减少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阻力。论文对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社会急剧分化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整合能力下降中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西部农村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以社会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社会整合作用。为了推进社会整合与协调发展,论文提出了促进农民分化与社会和谐的原则、方法和具体对策。这些原则主要是公平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等;方法主要有: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农民民主为重点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社会整合的对策主要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夯实农民分化的经济基础;推进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破除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政策要有增有减;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等。农民分化既是农民个体市场化的行为,也是资本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从城乡发展和现代化的全局才能对农民分化有更全面的认识。农民分化是社会系统变迁中的重要一环,农民分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密切相关。促进农民分化,解决农民分化中出现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需要有全局视野,也需要不同层级的政府和社会形成共识和凝聚力。要实现东西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西部地区探索赶超型战略的决心和路径,同时,包括国家政策和东部生产要素在内的外部资源也是决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董大伟[9]（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所称的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发展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成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仍有发展的必要。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系统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对于今后完善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抛开同类题目开篇即纵论原典理论的范式,秉持以史带论的写作风格,分阶段进行实证论述,最后加以总结,理论从历史而出。虽然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所处背景复杂多因,但本文为抓主线叙事,不再赘述前人之思,主要从经济背景入手,探看中共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动因,展示各项经济政策的演进与成效,并在分析各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梳理分析相应的统战政策,从而使文章更加饱满,也为最后的逻辑总结铺设了较为全面的历史基础。本文可分三大部分、九个篇章:第一部分为绪论,独立成篇。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初衷与基本价值,界定与说明正文所涉及的重要复杂概念,回顾前人成果,确立本文创新的着力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第一章题目为“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在具体叙述中分成两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二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第二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主要论述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以及党初步调整相关政策的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第三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主要论述南方谈话与十四大的非公有制经济有关理论及十四大后的政策发展,分析在政策作用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走上正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然后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第四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主要论述十五大至十六大期间中共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后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体政策的历程,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阶段的特征,以及该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第五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主要论述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中共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宏观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党的政策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发展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特征,最后阐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第六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主要论述十七大到十八大之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具体政策的新发展,得益于党的政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不仅逆势增长,而且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作出突出贡献,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期间有了新特征,党对他们的统战政策也有条不紊地推进。第七章题目为“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主要论述十八大及之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具体政策,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进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一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在第二部分,由于历史原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结构与后面几章并不相同,正因如此,更可直观感受到1992年在非公有制经济及其政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第三部分就是结语章“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为史后之论。本章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前面几章内容自然而出,既是总结,也是提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三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田钒平[10]（2012）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文中指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而每一个现实的个人是否有能力实现其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则是这一目的能否实现的根本前提。在现实社会中，公民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的获得取决于个人努力和学习与成长环境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对有主观意愿和客观努力的人而言，由区域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学习与成长环境的好坏，决定了一个人通过学习过程培育和提升权利的可行能力的效果。而外部环境的塑造要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或市场两个方面的影响，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社会的尊重，政府对其权利的维护又是否有效，构成了公民权利能否实现以及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能否有效提升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效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二者的积极功能，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制约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程度，是决定公民权利实现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在资源状况、经济结构、市场环境与市场能力等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完善市场与政府权力运行的规则及其实施机制，充分发挥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营造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将民族自治地方拥有的市场发展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和财政优势，进而推动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升公民权利实现的可行能力的关键。从总体上讲，当下制约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统一的市场运行制度与传统的习俗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二是中央或上级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为此，政府在研究和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时，需要注意并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尤其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以宪法规则为核心，通过不同层次的规则制定者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相应的规则，妥善处理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宪法规则与一般规则、上位阶规则与下位阶规则的关系，构建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和谐一致的规则体系及相应的实施机制。首先，以政府提供的正式规则作为评价非正式规则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标准，非正式规则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制度构成要素，应接受正式规则的检验。其次，重视规则的逻辑结构对规则的可实施性的影响，从微观层面解决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再次，为维护由不同层次的规则构成的规则体系的内在协调与一致，必须将一般性规则和政策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建立以宪法规则为依据的规则冲突解决机制。最后，注意规则的公正性对制度变迁的有效性的制约。一般性规则的公正性应接受宪法规则的检验；对为一般规则提供公正标准的宪法规则进行修改时，必须遵循协商民主和一致同意规则的要求。第二，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应改变以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总量差距作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价值目标的传统观念，以保障公民的充分就业、收入改善和收入能力提升为重点，引导经济活动的安排和相应的制度变革。首先，确立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规模，妥善协调与处理政治民主、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等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以及各民族自治地方内部的发展差距和环境与资源约束下的民生改善等相关问题。其次，制定在公有制之下有效保障公民就业的政策措施，在私有制之下保障公民就业稳定性的制度机制；建立与产值结构变化相协调的就业岗位供给制度、农民工真正退出农村的制度，缓解第一产业的就业负担。再次，建立解决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的农业规模化的相关制度；将生态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使生活在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区的民众能获得应有的经济收益；构建一个合理评价不同层级的劳动者的贡献大小、资本和劳动对物质生产的贡献大小的标准体系，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对因国家政策和行业垂直管理造成的公民收入的过大差距，应确定一个合理标准，既能体现一定优惠，但又不致引致行业之间或内部的过大差距。最后，改善劳动者参与社会组织决策形成与实施的权利保障，加强市场运行法制教育，加强教育质量建设，赋予和保障具有传统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成员自主选择教学语言的权利而不是一体化地推行双语或民族语言教学，将环境治理和维护作为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的基本条件，加强公民的宪政意识与能力的培育，使其能够运用法律权利与程序维护其利益。第三，以宪政改革为核心，修改与完善宪法及其相关法，合理划分中央或上级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权力界限，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为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应承担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宪政规则实施机制，将各级政府的职权行为纳入宪政轨道。首先，在宪政结构的完善方面，修改设置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享有双重权力、行使自治权必须报经批准的宪法规则，慎重对待垂直管理体制改革可能对自治权造成的分割；修正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或司法机关的双重领导或监督体制，建立“以地方权力机关为核心，横向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相互制约为主导”的分权运行机制；以宪政分权逻辑处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与上级政府帮助职责的关系，由中央或上级政府行使最终的决策权，由地方行使决策的请求权和执行权，以维护中央或上级政府决策与民族自治地方需求的适应性。其次，在自治权的有效行使方面，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宪法相关法为依托，修改和完善界定自治权的规则，使其在微观结构上具有完整性、明确性，对其他法律中不符合宪政原则和规则要求的具体规定予以修改，减少规则之间的冲突。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启动立法解释、违宪审查和争议裁决的程序权利，消解其与上级政府发生争议时的被动困境。再次，在帮助职责的有效履行方面，修改《宪法》及其相关法界定特别措施的规则体系，明确帮助职责的合理限度，合理区分有关政府承担的具体职责，妥善解决上级政府严格按照规则要求履行职责的维护机制；改革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机制，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作出请求上级政府履行帮助职责和执行帮助政策的公共决策时，能够真正反映当地的发展特点和客观需要；改变以“历史补偿”或“现实补偿”作为支撑上级政府履行帮助职责的正当理由的现状，以尊重与保障生存权与发展权为依托，通过宪政规则与实施机制将接受帮助者与上级政府的权力行使限定在合理限度以内。
二、加快贫困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快贫困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反贫困 |
| 二、职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步骤 |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 一、理论框架 |
| 二、分析思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 一、调查目的 |
| 二、调查对象 |
| 三、调查工具 |
| 四、实施步骤 |
| 五、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历史发展 |
| (二)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研究综述 |
| (三)相关政策工具研究综述 |
| (四)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 三、核心概念 |
| (一)乡村教师 |
| (二)生活待遇 |
| (三)政策工具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本研究法 |
| (二)调查研究法 |
| (三)系统分析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目标及体系 |
| 一、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目标 |
| (一)改善乡村教师生活困境 |
| (二)激发乡村教师工作热情 |
| (三)增强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 |
| 二、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体系 |
| (一)生活补助政策体系 |
| (二)住房保障政策体系 |
| (三)社会保险政策体系 |
| (四)医疗保障政策体系 |
| 第二章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工具选择及使用 |
| 一、政策工具的分类及选择 |
| 二、麦克唐纳尔政策工具分类及其解析 |
| (一)命令性工具 |
| (二)报酬性工具 |
| (三)职能拓展性工具 |
| (四)权威重组性工具 |
| (五)劝告性工具 |
| 三、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工具选择偏向 |
| (一)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文本的选定 |
| (二)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
| (三)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工具编码及分析 |
| 四、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工具使用特点 |
| (一)倾向于政府的行政命令 |
| (二)侧重于多重路径的教育投入 |
| (三)着眼于政策工具的短期效益 |
| (四)依赖于系统内部资源调配 |
| 第三章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成效及问题 |
| 一、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调查样本选择 |
| 二、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的成效 |
| (一)乡村教师工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 |
| (二)乡村教师住房保障得到改善 |
| (三)乡村教师医疗保障取得进展 |
| (四)乡村教师社会保险进一步规范 |
| (五)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范围不断扩大 |
| (六)乡村教师整体职业期待正在提升 |
| 三、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的现存问题 |
| (一)命令性工具在政策执行中权威受阻 |
| (二)报酬性工具在政策执行中作用有限 |
| (三)权威重组性工具在政策执行中形式单一 |
| (四)职能拓展性工具在政策执行中易被忽视 |
| (五)劝告性工具在政策执行中力度不足 |
| (六)对政策执行的总体评价 |
| 第四章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政策工具差异性与工具选择复杂性的冲突 |
| (一)对政策工具属性的认识存在现实偏差 |
| (二)难以规避政策利益相关者主观选择的倾向性 |
| 二、政府资源有限性与政策对象需要无限性的冲突 |
| (一)乡村教师住房保障供给不足 |
| (二)乡村教师社会保险意识不强 |
| 三、对组织的权威性期待与低效性现实的冲突 |
| (一)中央政府责任划分不到位 |
| (二)地方政府执行力度不够 |
| (三)学校参与动力不足 |
| 四、政策环境良性需求与现实偏差性影响的冲突 |
| (一)政策执行环境良性互动不足 |
| (二)政策信息传递时效性不强 |
| 第五章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的改进建议 |
| 一、他山之石,借鉴国际共识 |
| (一)国外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特点 |
| (二)国外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对我国的启示 |
| 二、明确政策目标,科学选择政策工具 |
| (一)准确把握政策问题的实质 |
| (二)全面分析政策工具的影响因素 |
| (三)注重政策工具的优化组合 |
| 三、提高生活待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一)完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 |
| (二)改革乡村教师住房保障制度 |
| (三)规范乡村教师社会保险制度 |
| (四)健全乡村教师医疗保障制度 |
| 四、增强责任意识,均衡配置组织权力 |
| (一)以责任上移凸显中央政府的领导力 |
| (二)以责任分担增强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
| (三)以责任下移提升学校自身的行动力 |
| 五、注重政策宣传,创设良性政策信息舆论环境 |
| (一)确保公正以增强政策信息的透明度 |
| (二)规范引导以创设良性的政策舆论环境 |
| 六、倡导多中心治理,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 |
| (一)注重乡村教师职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
| (二)强化乡村教师职业发展的动态监管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情况调查问卷(教师) |
| 附录2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情况访谈提纲(教师) |
| 附录3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情况访谈提纲(学校领导) |
| 附录4 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情况访谈提纲(教育部门主管领导)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评析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简要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相关理论分析 |
| 2.1 基本内涵界定 |
| 2.1.1 儿童相关概念辨析 |
| 2.1.2 公共服务相关概念辨析 |
| 2.1.3 儿童公共服务相关概念辨析 |
| 2.1.4 儿童公共服务内容及分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与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定位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与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责任 |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理念 |
| 2.2.4 福利经济学理论与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规模 |
| 2.2.5 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模式 |
| 2.3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主体责任分析框架 |
| 2.3.1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主体特征 |
| 2.3.2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主体间关系 |
| 2.3.3 儿童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
| 2.3.4 儿童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
| 2.3.5 儿童公共服务供给效能 |
| 第3章 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各年龄段需求现状分析 |
| 3.1.1 0-6岁儿童公共服务重点需求 |
| 3.1.2 7-12岁儿童公共服务重点需求 |
| 3.1.3 13-18岁儿童公共服务重点需求 |
| 3.2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主体现状分析 |
| 3.2.1 纵向主体网络: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配合 |
| 3.2.2 横向主体网络:政府部门引导,社会力量合作 |
| 3.3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政策体系现状分析 |
| 3.3.1 支持性儿童公共服务 |
| 3.3.2 替代性儿童公共服务 |
| 3.3.3 补充性儿童公共服务 |
| 3.4 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内容现状分析 |
| 3.4.1 支持性儿童公共服务 |
| 3.4.2 替代性儿童公共服务 |
| 3.4.3 补充性儿童公共服务 |
| 3.5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存在问题分析 |
| 3.5.1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主体责任不清与缺位 |
| 3.5.2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政策碎片化 |
| 3.5.3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投入不足与重点不突出 |
| 3.5.4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城乡发展不均衡 |
| 3.5.5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效率不高及绩效评价机制不完善 |
| 第4章 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效能的实证分析——以教育、卫生公共服务为例 |
| 4.1 人力资本视角下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基准模型 |
| 4.1.3 公共教育模型:以保障教育公共服务为主 |
| 4.1.4 私人教育模型:以保障卫生公共服务为主 |
| 4.1.5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
| 4.1.6 结论 |
| 4.2 我国儿童教育公共服务的财政规模测算 |
| 4.2.1 测算方法 |
| 4.2.2 参照我国政策标准测算 |
| 4.2.3 参照国际标准测算 |
| 4.3 我国儿童卫生公共服务的财政规模测算 |
| 4.3.1 儿童出生人口预测工具与方法 |
| 4.3.2 测算财政供给缺口 |
| 第5章 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国际借鉴 |
| 5.1 国外儿童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比较 |
| 5.1.1 OECD国家儿童家庭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比较 |
| 5.1.2 OECD国家儿童教育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比较 |
| 5.1.3 OECD国家不同年龄段儿童财政支出比较 |
| 5.2 国外儿童公共服务实践经验 |
| 5.2.1 国外婴幼儿保育公共服务 |
| 5.2.2 国外儿童教育公共服务 |
| 5.2.3 国外儿童医疗公共服务 |
| 5.2.4 国外儿童救助与保护公共服务 |
| 5.3 国外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重要举措 |
| 5.3.1 明确央地儿童公共服务保障责任 |
| 5.3.2 促进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 |
| 5.3.3 激励多元主体参与儿童公共服务供给 |
| 5.4 国外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对我国的启示 |
| 5.4.1 完善法规政策保障 |
| 5.4.2 明晰政府事权划分,合理规范财政支出 |
| 5.4.3 促进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转移支付手段 |
| 5.4.4 激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实现儿童公共服务多元供给 |
| 第6章 完善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的政策建议 |
| 6.1 明晰政府财政责任,激励多元主体参与 |
| 6.1.1 明晰政府财政责任 |
| 6.1.2 激励多元主体参与 |
| 6.2 扩大财政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与质量 |
| 6.2.1 扩大财政保障范围 |
| 6.2.2 提高保障水平与质量 |
| 6.3 调整财政投入结构,丰富财政保障手段 |
| 6.3.1 合理调整财政投入结构 |
| 6.3.2 丰富财政保障手段 |
| 6.4 强化财政预算管理,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
| 6.4.1 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
| 6.4.2 精细税收管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 6.5 完善评价体系,健全监管机制 |
| 6.5.1 完善评价体系 |
| 6.5.2 健全监管机制 |
| 6.6 加强顶层设计,协同财政保障实施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的PPP模式减贫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研究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 |
| 一、理论创新 |
| 二、实践创新 |
| 第二章 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的PPP模式减贫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减贫研究综述 |
| 一、贫困定义、测量等综述 |
| 二、权利贫困理论综述 |
| 三、财政减贫效应研究 |
| 四、经济增长涓滴减贫 |
| 五、减贫基础理论述评 |
| 第二节 可持续生计理论研究综述 |
| 一、不同机构与学者可持续生计的阐释 |
| 二、可持续生计适用于减贫综述 |
| 三、可持续生计评述 |
| 第三节 PPP模式研究文献综述 |
| 一、以长期绩效为战略导向 |
| 二、风险分担对长效机制的重要性 |
| 三、物有所值和对人价值相结合 |
| 四、PPP模式多元治理和多方资源整合 |
| 五、PPP模式监督保障 |
| 六、PPP模式基础理论述评 |
| 第四节 PPP模式减贫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一、赋权理论和PPP模式减贫 |
| 二、合作治理和PPP模式减贫 |
| 三、新公共服务理论和PPP模式减贫 |
| 四、PPP模式减贫研究的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五、PPP模式减贫基础理论述评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一、研究特点、不足 |
| 二、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 可持续生计理论改进和PPP模式减贫假设 |
| 第一节 可持续生计理论改进和适用 |
| 一、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及其核心特点 |
| 二、可持续生计理论改进和PPP模式减贫适用 |
| 三、可持续生计的经济学阐释 |
| 第二节 PPP模式促进长效减贫直接效应假设 |
| 一、PPP模式对生计发展策略产生影响 |
| 二、PPP模式对生计发展结果产生影响 |
| 三、PPP模式对生计发展能力的影响 |
| 四、PPP模式对脱贫户与未脱贫户减贫效应比较 |
| 五、受PPP影响时间对可持续生计产生影响 |
| 第三节 PPP模式促进长效减贫间接效应假设 |
| 一、PPP模式通过生计发展策略影响生计结果 |
| 二、生计资产是PPP模式对生计结果产生影响的调节效应 |
| 三、PPP模式通过生计结果影响生计发展能力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全文假设总结 |
| 第四章 PPP模式长效减贫效应实证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问卷设计 |
| 一、数据的来源途径 |
| 二、本研究问卷设计 |
| 三、PPP模式减贫核心指标 |
| 第二节 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
| 一、问卷的预调研 |
| 二、问卷正式发放的样本选择 |
| 三、问卷的发放和回收结果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统计 |
| 一、受访者描述性统计 |
| 二、样本量表部分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PPP模式减贫效应信度、效度分析 |
| 一、PPP模式减贫信度分析 |
| 二、PPP减贫效应单一变量效度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PPP模式长效减贫效应实证检验与发现 |
| 第一节 PPP模式促进减贫直接效应实证分析 |
| 一、PPP模式减贫效应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检验 |
| 二、PPP模式减贫总体结构方程路径系数解释 |
| 三、PPP模式减贫直接效应总体结构方程路径分析 |
| 第二节 PPP模式促进长效减贫间接效应实证分析 |
| 一、PPP模式减贫的中介效应分析 |
| 二、PPP减贫的调节作用验证 |
| 三、PPP模式减贫间接效应分析 |
| 第三节 PPP模式对脱贫户与未脱贫户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一、群组比较的数据分析说明 |
| 二、PPP模式对脱贫户减贫效应结构方程模型 |
| 三、PPP模式对未脱贫户减贫效应结构方程模型 |
| 四、PPP项目对脱贫户与未脱贫户减贫效应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贫困户受PPP项目影响期限与减贫效应分析 |
| 一、受影响时间对生计策略回归 |
| 二、受影响时间对生计结果回归 |
| 三、受影响时间对生计发展能力回归 |
| 四、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研究假设结果 |
| 第六章 我国PPP模式减贫效应比较、问题及启示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中PPP模式的适用和风险分析 |
| 一、PPP模式适用于精准扶贫对贫困人口权利保障 |
| 二、PPP模式与精准扶贫结合面临的风险分析 |
| 第二节 不同PPP模式减贫效应比较及问题分析 |
| 一、不同类型PPP模式减贫效应比较分析 |
| 二、有无产业的PPP项目减贫效应比较分析 |
| 三、处于不同阶段PPP项目减贫效应比较分析 |
| 四、项目数量对减贫效应比较分析 |
| 五、PPP模式不同运作方式的减贫效应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PPP项目合同减贫效应比较和问题分析 |
| 一、PPP项目合同减贫治理的意义与国际经验 |
| 二、不同PPP项目合同的减贫效应比较 |
| 三、我国PPP项目合同减贫治理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贫困户生计资本测量及比较分析 |
| 一、贫困户生计资本总体测量与比较 |
| 二、不同PPP项目类型下贫困户生计资本比较 |
| 三、不同项目数量影响下的贫困户生计资本比较 |
| 四、未脱贫户与脱贫户的生计资本对比 |
| 五、有无产业PPP项目影响下贫困户生计资本比较 |
| 六、运营阶段与建设阶段项目的贫困户生计资本比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PPP模式促进减贫的良法善治方面建议 |
| 第一节 PPP模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减贫治理效能 |
| 一、PPP框架立法有利于提升PPP模式减贫的制度执行力 |
| 二、形成PPP模式减贫共识,发挥治理效能 |
| 三、PPP项目减贫的良好实践,促进示范效应 |
| 四、PPP各阶段纳入减贫考量实现长效减贫 |
| 五、PPP物有所值评估和脱贫标准中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 |
| 六、以贫困户权利保障为主线提升PPP模式减贫效能 |
| 第二节 PPP采购贯彻社会政策促进减贫 |
| 一、南非PPP采购社会政策的实施经验 |
| 二、我国PPP采购中不同环节贯彻社会政策 |
| 三、PPP采购制度促进企业社会责任 |
| 四、利用产业价值链发挥PPP减贫效应 |
| 第三节 PPP模式减贫的合同治理 |
| 一、PPP合同治理保障公共服务质量 |
| 二、PPP合同履行中的减贫目标考量 |
| 三、纳入减贫目标的PPP合同管理 |
| 第四节 PPP模式减贫有效监督和能力建设 |
| 一、PPP模式减贫的财政监督 |
| 二、完善PPP减贫的法治监督 |
| 三、PPP模式减贫竞争规制和轻规制 |
| 四、PPP模式各利益主体的能力建设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基于实证结果的完善建议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PPP模式减贫的基础理论 |
| 二、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PPP模式减贫路径 |
| 三、PPP模式对防返贫与促脱贫的减贫效应比较 |
| 四、PPP模式规范运行是减贫基础 |
| 五、PPP项目减贫、贫困户生计资本差异分析 |
| 六、PPP模式可持续减贫的完善建议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 一、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不足 |
| 二、PPP模式减贫研究局限性 |
| 三、案例研究有待深入 |
| 四、研究方法不足 |
| 第三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一、基于更客观的数据研究 |
| 二、增加多元化研究对象、范围 |
| 三、国内外研究的对比 |
| 四、益贫PPP模式实践与理论研究 |
| 附录 |
| 附录一:PPP减贫效应深度访谈、专题研讨 |
| 附录二:PPP模式减贫效应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范围限定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本论文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面临的困境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 |
| 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足 |
| 三、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范围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与市场扶贫范围界限不明 |
| 二、扶贫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方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方式未满足合法性需求 |
| 二、扶贫方式未满足服务性需求 |
| 三、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冲突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程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息公开程序不规范 |
| 二、扶贫听证程序未合理适用 |
| 三、扶贫教示程序缺失 |
| 四、扶贫决策程序不健全 |
| 第五节 精准扶贫救济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访制度不规范 |
| 二、扶贫调解制度不健全 |
| 三、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不完善 |
| 四、扶贫行政诉讼制度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
| 第二章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的语义 |
| 二、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 |
| 第二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
| 一、规范和控制扶贫公共行政权力的需要 |
| 二、行政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
| 三、提升脱贫质量的内在需要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领域的行政法回应 |
| 一、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 |
| 二、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 |
| 第四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 |
| 一、公益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公众参与原则 |
| 四、效率原则 |
| 第五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理论依据 |
| 一、给付行政理论 |
| 二、反贫困理论 |
| 三、人权保障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健全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主体含义 |
| 二、精准扶贫行政主体之特点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主体行政法保障的启示 |
| 第三节 “合作扶贫理念”下精准扶贫主体制度之完善 |
| 一、以“合作扶贫理念”健全精准扶贫主体制度 |
| 二、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 |
| 三、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
| 四、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五、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范围之行政法厘定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范围的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范围概念之界定 |
| 二、厘清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之必要性 |
| 第二节 明确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合理性基础 |
| 一、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 |
| 二、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主体职责 |
| 三、有助于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制度的保障范围 |
| 一、域外扶贫范围的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范围制度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路径 |
| 一、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遵循的原则 |
| 二、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标准 |
| 第五章 精准扶贫方式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之思考 |
| 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 |
| 二、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性 |
| 一、精准扶贫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
| 二、精准扶贫方式需遵循程序制约机制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 |
| 一、域外扶贫方式的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方式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优化 |
| 一、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 |
| 二、构建激励型扶贫方式 |
| 三、完善既有扶贫方式 |
| 第六章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 |
| 第一节 明确精准扶贫行政程序之作用 |
| 一、监督扶贫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 |
| 二、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反贫困程序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路径 |
| 一、健全扶贫信息公开程序 |
| 二、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 |
| 三、优化扶贫教示程序 |
| 四、规范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 |
| 第七章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再思考 |
| 一、精准扶贫救济制度的认识误区 |
| 二、正确认识和积极运用精准扶贫救济制度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启示 |
| 第三节 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建构思路 |
| 一、规范扶贫信访救济制度 |
| 二、健全扶贫调解救济制度 |
| 三、完善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 |
| 四、改善扶贫行政诉讼救济制度 |
| 第八章 精准扶贫的立法建议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总体思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建议说明 |
| 三、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 ——以浙江和四川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 中国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政策的历程 |
| 2.1 农村改革进程中农民分化的历程 |
| 2.1.1 20世纪80年代职业转换与身份制约性的农民分化 |
| 2.1.2 20世纪90年代地域流动性的农民分化 |
| 2.1.3 21世纪以来均衡发展性的农民分化 |
| 2.2 农民分化的原因 |
| 2.2.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
| 2.2.2 城乡经济体制改革 |
| 2.2.3 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 |
| 2.2.4 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道路的发展 |
| 2.2.5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
| 2.3 农民分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 |
| 2.3.1 农村社会结构分布合理化和社会心理现代化 |
| 2.3.2 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
| 2.4 党中央促进农村社会整合的过程及政策成效 |
| 2.4.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经营方针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
| 2.4.2 权力下放、村民自治和农村各阶层政治参与 |
| 2.4.3 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扶贫和城乡统筹 |
| 3 东西部农民分化的差异分析 |
| 3.1 东西部农民分化呈现不平衡特征 |
| 3.2 东西部农民分化的差异表现 |
| 3.2.1 职业分化差异 |
| 3.2.2 农民收入分层差异 |
| 3.2.3 农村消费分层差异 |
| 3.3 东西部农民分化差异的具体原因 |
| 3.3.1 地理环境差异 |
| 3.3.2 文化和观念差异 |
| 3.3.3 产权制度差异 |
| 3.3.4 产业结构差异 |
| 3.3.5 城镇化水平差异 |
| 3.3.6 地方政府行为差异 |
| 3.3.7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差异 |
| 4 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比较分析 |
| 4.1 社会结构变动与农村阶层矛盾 |
| 4.1.1 农村阶层矛盾的发展过程 |
| 4.1.2 阶层矛盾的不同类型 |
| 4.1.3 农村社会阶层矛盾的特征 |
| 4.2 社会结构变动与农村社会问题 |
| 4.2.1 社会问题的内涵和转型期农村社会问题的类型 |
| 4.2.2 社会急剧分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 |
| 4.2.3 社会整合能力下降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
| 5 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社会整合比较分析 |
| 5.1 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 |
| 5.1.1 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的必要性 |
| 5.1.2 促进农民利益共享的政策措施 |
| 5.1.3 浙江、四川两省新农村建设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
| 5.2 以社会整合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 |
| 5.2.1 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保障 |
| 5.2.2 两省户籍制度改革 |
| 5.2.3 农村医疗保险 |
| 5.2.4 农民工社会保障 |
| 5.2.5 劳资纠纷的制度安排 |
| 5.3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 |
| 5.3.1 村民自治缓解了国家与农民的冲突 |
| 5.3.2 两省村民自治的进程、特征 |
| 5.3.3 两省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参与 |
| 5.3.4 两省村民自治的困境与出路 |
| 5.3.5 农村新型民间组织的出现与作用 |
| 5.4 乡村治理和基层地方政府的社会整合作用 |
| 5.4.1 减轻农民负担、乡镇机构改革和其他配套改革 |
| 5.4.2 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
| 5.4.3 农村扶贫开发中的政府作用 |
| 5.4.4 吸纳农村新富阶层和培育农村民间组织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
| 6 在农民分化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社会整合与和谐 |
| 6.1 农村社会整合的原则和方法 |
| 6.1.1 农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原则 |
| 6.1.2 农村社会整合的基本方法 |
| 6.2 农村社会整合的对策 |
| 6.2.1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夯实农民分化的经济基础 |
| 6.2.2 推进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破除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 |
| 6.2.3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政策要有增有减 |
| 6.2.4 完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机制 |
| 6.2.5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 |
| 6.2.6 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为社会整合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
| 6.3 实现东西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出路 |
| 6.3.1 继续扶持西部地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
| 6.3.2 加强东西部经济合作,促进西部农村地区发展 |
| 6.3.3 推进制度创新和文化革新,实现西部农村自我发展 |
| 6.3.4 地方政府合理的职能定位,保障西部农村地区的发展 |
| 7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工作 |
（9）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及说明 |
| (一) 非公有制经济 |
| (二)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
| (三) 对概念处理的说明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总体概况 |
| (二) 基本观点 |
| (三) 研究的不足 |
| 四、创新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 创新点 |
| (二) 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 |
| 一、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社会问题 |
| 二、城乡改革起步与个体经济萌芽 |
| 三、支持个体户发展的基本政策 |
| 四、个体户发展面临的主客观问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 |
| 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个体经济政策 |
| 二、个体户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三、党对个体户政治整合的继续探索 |
| 四、推进个体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五、突出问题与相关应对 |
| 第二章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 |
| 第一节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 |
| 一、治理整顿的背景 |
| 二、政治风波前治理整顿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三、政治风波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收紧从严 |
| 四、政治风波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政治上处境困难 |
| 第二节 初步调整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一、延续并稳定基本理论判断 |
| 二、调整经济政策 |
| 三、调整政治政策 |
| 第三节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 |
| 一、在经济上,非合理高收入和非健康高消费特征明显 |
| 二、在政治上,参政意识提升,参政目的单一,参政实践无序 |
| 三、在心理上,积极与消极并存,自卑与忧虑为主 |
| 第三章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 |
| 第一节 深化改革开放,稳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一、南方谈话与十四大提供新机遇 |
| 二、十四大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步入正轨 |
| 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贡献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走上正轨 |
| 一、丰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安排 |
| 二、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调查研究,加强积极分子队伍建设 |
| 三、重视并吸纳工商联调研意见,为制定相关政策奠定基础 |
| 四、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系统化 |
| 第四章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 |
| 第一节 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 |
| 一、背景:新的争论与挑战 |
| 二、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 |
| 三、落实十五大非公有制经济新理论的具体政策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新变化 |
| 一、新的发展特点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 |
| 一、党的执政理论系统阐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身份 |
| 二、拓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性参政议政渠道 |
| 三、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 |
| 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提上日程 |
| 第五章 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 |
| 第一节 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 |
| 一、基本背景 |
| 二、十六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
| 三、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大政方针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的非稳定增长及社会贡献持续提升 |
| 一、非公有制经济相关数据变化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 |
| 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理论 |
| 二、在原有渠道内创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性政治参与 |
| 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渠道更加广泛 |
| 四、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 |
| 第六章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 |
| 第一节 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 |
| 一、基本背景 |
| 二、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政策 |
| 第二节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情况 |
| 一、非公有制经济数量增长及经济贡献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征 |
| 第三节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 |
| 一、新形势下关于工商联工作与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理论发展 |
| 二、平稳推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制度内政治安排 |
| 三、思想政治工作稳中有进 |
| 第七章 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新理论和新政策 |
| 一、十八大前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的基本形势与问题 |
| 二、十八大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理论 |
| 三、十八大以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 |
| 第二节 十八大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
| 一、非公有制经济平稳发展 |
|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阶层特点 |
| 第三节 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 |
| 一、统战理论新发展 |
| 二、丰富多彩、持续深入的理想信念教育活动 |
| 三、光彩事业新发展 |
| 四、先进表彰活动新发展 |
| 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政议政 |
| 六、开辟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新局面 |
| 结语 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 |
| 一、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 |
| 二、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 |
| 三、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公民权利实现能力、经济发展与政府责任 |
| 1.2 相关概念、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的界定 |
| 1.2.1 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地方 |
| 1.2.2 制度、制度约束与宪政 |
| 1.2.3 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
| 1.3 宪政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现状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
| 1.4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
| 1.4.1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与变迁机理 |
| 1.4.2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制度约束 |
| 1.4.3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政府责任与宪政改革 |
| 1.5 可能创新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二章 民族自治地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制度构成要素的逻辑关系 |
| 2.1 制度构成要素的逻辑关系的多样性与模糊性 |
| 2.2 制度变迁的悖论与制度结构的分裂性 |
| 2.3 非正式规则作为合法性标准的限定性与可行性 |
| 2.4 观察者与行为者的立场的分离与统一的必要性 |
| 第三章 民族自治地方制度变迁的宪政机制与制度有效变迁的制约因素 |
| 3.1 宪政分权立法体制、规则的层级结构与制度变迁的有效性 |
| 3.2 规则的逻辑结构、违宪审查和解释机制与制度变迁的有效性 |
| 3.3 宪政规则的选择、宪政规则约束下的选择与制度变迁的公正性 |
| 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理念转换与制度变迁目标辩正 |
| 4.1 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目标的制度变迁及其实效 |
| 4.2 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目标推进制度变迁的合理性 |
| 4.3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基本要求 |
| 4.4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主要任务 |
| 第五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与公民就业保障的制度约束与对策 |
| 5.1 公民就业状况总体评价 |
| 5.2 解决就业问题的规则需求与供给现状 |
| 5.3 就业保障缺失的制度根源与完善路径 |
| 第六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与公民收入改善的制度约束与对策 |
| 6.1 公民收入水平总体评价 |
| 6.2 区域、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公民实际支付能力差异分析 |
| 6.3 公民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制度根源与完善路径 |
| 第七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与公民收入能力提升的制度约束与对策 |
| 7.1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经济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
| 7.2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文化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
| 7.3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社会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
| 7.4 影响公民收入能力大小的政治条件及其制度因素 |
| 第八章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结构反思与重塑 |
| 8.1 模糊或淡化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关系法律规定的清理与改进 |
| 8.2 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运行机理的缺陷与修正 |
| 8.3 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帮助职责与地方自治权的协调性不足与完善 |
| 第九章 民族自治地方有效行使自治权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建构 |
| 9.1 规则结构对自治权行使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9.2 规则冲突对自治权行使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9.3 规则实施机制对自治权行使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第十章 上级国家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建构 |
| 10.1 特别措施的稳定性对上级国家机关职责履行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10.2 特别措施的适应性对上级国家机关职责履行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10.3 特别措施的正当性对上级国家机关职责履行的制约与完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加快贫困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3]乡村教师生活待遇政策执行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D]. 李宁.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我国儿童公共服务财政保障问题研究[D]. 徐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5]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的PPP模式减贫效应研究[D]. 黄江玉.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6]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D]. 唐梅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7]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8]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 ——以浙江和四川为例[D]. 王亚明. 浙江大学, 2017(06)
- [9]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D]. 董大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宪政保障研究[D]. 田钒平. 西南民族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