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约束机制防范经营风险

一、完善约束机制与防范经营风险（论文文献综述）

祝雅柠^[1]（2020）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研究 ——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文中研究说明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是金融市场的“灰犀牛”,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与其密切相关,如何解决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监管领域的重要命题。2008年金融危机使学术界与金融监管部门意识到金融机构行为监管已经不足以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故提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以进一步完善与强化金融监管。2019年,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等四位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发表《金融体系终于稳健了吗?近十年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回顾与评估》研究报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金融监管改革尚未有效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并未遏制其过度风险经营倾向。实际上,以公司为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是法律抽象的结果,法律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形成与运作产生重要影响。实践中,金融监管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缺乏自足性,通过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解决其道德风险问题是后危机时代金融法与公司法交互与融合的重要命题,须针对金融机构的特殊公司治理改革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从而改变其行为动机与风险偏好,进一步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尽管,我国金融系统并未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我国特殊金融市场体制存在极为突出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并且,我国金融市场化正进入提速期,民营资本不断进入银行业,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可兑换的推进使金融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与更宽领域开放,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与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意味着更高的制度要求与更国际化的视野。本文以我国金融市场为研究背景,结合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存在的本土问题,借鉴域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理论成果与制度改革经验,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展开具有前瞻性的法律制度改革研究:突破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以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从而为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转型、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法律保障。本文对以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规制其道德风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道德风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却被广泛适用于法学领域研究。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道德风险并非风险而是由事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产生或扩大风险的行为机制。规制道德风险的基本原理是激励相容理论,即对代理人的奖惩与其行为相关信息相联系,从而将委托人的成本与收益内部化为代理人的成本与收益,换言之,通过激励机制促使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行事。法律作为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其通过要求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使相关社会成本与收益转化为私人成本与收益,从而通过个体行为的最优选择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状态。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机制是多元的,包括金融安全网的设立、金融市场的创新等,其法律制度根源则是权利义务的失衡。以公司为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是法律抽象的结果,其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人意志的影响,相较于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行为法维度上的权利义务失衡,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在组织法层面形成的权利义务失衡亦不容忽视。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监管既有传统的命令与控制型监管,也逐步确立了金融机构后设型监管,前者包括金融机构资本监管与结构性监管等措施,后者则是围绕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展开的董事会构成、董事、高管薪酬奖励等公司治理监管措施。但是,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与金融机构特殊公司治理错位、现代公司法激励机制缺失体系化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制度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权利义务失衡,使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对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激励相容作用极为有限。并且,我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与规制上存在本土化问题,即金融市场存在突出的政府隐性担保,且其正处于市场化提速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革、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进一步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但目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规制仍依赖于金融监管的强化,对我国金融机构隐性道德风险的规制效果极为有限。因此,有必要基于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特点,改革现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重塑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权力配置、行为规则与权利义务安排,以填补金融监管空隙,调整金融机构行为动机与风险偏好,从而进一步解决我国政府隐性担保与金融市场化交织为主要发生机制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理论演进与基本原则的确立当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公司的时代”,任何一种单一理论都不可能为公司治理的所有问题提供全部答案。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基于其与传统公司治理实践的客观差异,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需要理论上的演进指导制度上的改革。股东利益至上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英美等国在后危机时代针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监管与立法上的改革,仍深受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影响,聚焦于股东与经营者代理利益冲突,通过股东赋权强化监督经营者行为,实现股东与经营者利益的统一,实质上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公司利益以何为准的问题上给出与股东利益至上理论截然相反的答案。但是,以德国为代表,适用利益相关者保护公司治理目标的公司法国家,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同样差强人意,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受制于难以界定利益相关者范围的固有问题,不仅存在较高的制度成本,还易引发金融机构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诸多学者围绕利益相关者理念提出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思路,即以董事信义义务制度为依托,引入债权治理。但是,与非金融业公司债权人风险厌恶不同,金融监管与金融安全网机制形成了债权人的风险中立,其缺乏激励与能力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已然是一个更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安德烈亚斯·科基尼斯（Andreas Kokkinis）基于安德鲁·凯伊（Andrew Keay）提出的实体最大化与可持续发展（EMS）公司治理理论,针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Financial Sustainability）理论,以规制道德风险,遏制金融机构过度风险经营,从而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该理论对以公司治理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具有重大的理论启发: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终极目标,立足于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体系化地重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制度,克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制度内生因素,从而为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三、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重构对金融机构股东道德风险的直接规制股东有限责任是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根源,公司人格否认适用条件缺乏预测性与可操作性、法官对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的审慎态度、非自愿债权人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使其在实践中适用范围极为有限,难以解决股东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问题。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为场域,影子银行的产生与扩张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兴起表明,金融机构特殊性实质上改变了股东有限责任的理性预设,从而加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最终导致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负外部性问题产生的社会成本高于其带来的制度收益。实际上,相较于非金融业公司股东有限责任,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立法确认较晚,但其发展迅速,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不断积聚金融系统性风险,现有商事风险分配与控制机制不足以解决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问题,故通过考察与梳理金融法与公司法学者提出的股东有限责任改革建议与方案,包括股东双倍责任、股东比例责任、选择性股东责任、金融系统性风险基金与比例责任以及股东加重责任,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阶段、金融体制特点以及相关立法现状,以类型化金融机构为前提,以“事实状态预设、权利与义务规则以及法律后果”为逻辑结构,重构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即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股东加重责任,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金融系统性风险基金与股东比例责任。四、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对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直接规制以2008年金融危机与我国金融市场实践为研究场域,现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造成董事治理职责与激励机制的结构性扭曲,形成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践与理念的偏差,从而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在路径依赖理论框架内,通过检视与反思金融机构内部公司治理改革实践,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强化对道德风险的规制作用极为有限,有必要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重塑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进一步改革违反信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考察并分析既有董事信义义务制度改革建议与方案,包括直接扩张董事勤勉义务适用范围、引入董事诚信义务与董事公共治理义务;在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视阈下,结合金融立法现状,在不完备法律理论指导下,重置“强监管、弱司法”的权力配置格局,以渐进主义法律改革模式,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嵌入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规则,构建董事信义义务三元结构体系。以区分银行业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前提,前者应引入董事公共治理义务以解决我国银行依赖政府隐性担保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后者则通过引入董事诚信义务,纳入债权人利益,构建董事信义义务的三元结构,以实现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目标,从而起到规制道德风险的作用;反思与重构金融机构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构建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制度,使其成为实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目标,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依托。五、金融机构监事会职能完善对道德风险的间接规制相较于其他行业公司的监事会制度,我国金融机构监事会的运作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具有重要作用,应在“强化监事会实质性监督权力、优化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会监督权限配置以及构建金融机构监事会激励与约束制度”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制度改革。与德国等国一样,我国监事会制度固有缺陷使其面临严重的公司治理困境,造成监事信义义务制度虚置,且我国公司监事会还存在独立性缺失、公司法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结构性扭曲等本土化问题。以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为公司治理目标,结合我国公司内部特殊的监事会——独立董事复合监督结构,借鉴德日等国监事制度相关立法经验,通过构建金融机构监事会信息权、同意保留权与风险管理监督职责赋予其实质性的监督权力;构建针对监事会监督职能特点的薪酬制度与信义义务制度,确保监事会独立性的同时,激励其充分行使监督职权,从而在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上发挥金融机构监事会内生的、间接的规制作用。

李斐^[2]（2020）在《国家审计监督与金融风险防范关系研究 ——基于银行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的核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金融风险产生的显着负面效应会影响经济和社会安全,进而危及国家安全。目前,间接融资仍是我国金融市场的主要融资手段,银行作为金融媒介,一直是金融市场中最为庞大的经营主体,对银行开展审计监督是国家审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的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是一项综合性的监督活动,这种综合性特点决定了国家审计监督内容的广泛性,在监督方式、监督内容等方面与其他监管机构存在一定差异。国家审计具有独立性和综合性特点,能够发挥站位高、视野广、覆盖全的优势,在提升金融机构经营稳健性、防范金融风险和打击金融犯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金融发展的新形势和金融监管的新要求,国家审计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本文对国家审计影响银行业金融风险的理论依据、实践经验、作用方式、实现路径和实施效果等方面使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开展系统性分析,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首先,本文通过对银行风险、金融监管、国家审计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其次,深入系统研究国家审计防范银行风险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以及国家审计在银行监督方面存在的优势。通过分析审计机关开展金融审计的实践经验,论述审计机关影响银行业金融风险的作用方式和实现路径,并尝试搭建国家审计防范银行风险的理论框架。然后,基于审计机关在职责权限以及影响银行风险的作用机制和实现方式,分别针对全国性银行风险、地方性银行风险以及区域银行风险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国家审计功能发挥的效果,为审计机关实现银行业金融风险防范目标提供经验证据。最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目前国家审计存在的不足,探讨国家审计防范银行风险实现方式的改进,完善实现机制和途径,促进国家审计作用发挥的最大化。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审计监督对于全国性银行的风险防范呈现“∧”字型特征。在审计实施的第二年,由于审计公告形成的民众监督与银行采取有效整改措施形成的合力,国家审计作用的发挥最为明显,能够显着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国家审计对于违法案件的查处也体现了“∧”字型特征,在案件查处后的第二年表现出对银行风险的显着抑制作用。第二,审计方式对于银行风险具有显着影响。银行在一年中连续多次接受国家审计的情况下,受到审计的威慑力和影响力会更强,原有的高风险业务和违规业务操作模式惯性能够得到及时纠正,对于发现问题进行整改的督促力度更大,体现出国家审计更有效的防范银行风险作用。同时在“审计风暴”热度减退的情况下,审计结果公告仍然具有较强的威慑力,在促进金融机构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国家审计监督在防范地方性银行风险方面体现出一定的中介效应。国家审计功能发挥能够有效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并通过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效降低地方银行的信贷风险,提升整体资产质量,政府治理起到了中介效应。这种中介效用在提升地方银行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方面也有所体现。第四,国家审计具有防范区域银行风险的作用。国家审计的经济处罚职能和审计建议职能均与区域银行风险均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国家审计职能的有效发挥能够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情况,减轻了政府干预银行信贷资金的动机,提升了政府治理水平,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为地方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第五,加强国家审计的“逆周期”监督有助于防范银行风险。金融风险体现出一定顺周期性,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会使银行对借款人的偿债能力过分乐观,会放松信贷政策,降低信贷标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强“逆周期”的审计监督,揭示风险隐患有助于银行风险的防范。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金融审计的职能和定位、审计方法发展、组织模式优化、人才培养以及公告制度创新等方面,探讨了国家审计防范金融风险实现机制和途径的改进,提出政策建议,以满足新时代国家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是要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对市场的分析和预判,提前感知金融市场风险,发挥审计的预防性作用,不但要能“治已病”,还要“防未病”。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深入分析原因和提出解决方法,达到审计纠偏和风险防范的效果,发挥建设性作用。二是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分析研究时,发挥动态风险跟踪和监测功能,提高金融审计对风险识别的前瞻性、精准度和有效性。三是通过建立管理中心,信息共享平台和信息交互渠道等方式,建立进一步优化审计组织模式,达到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实施审计项目的动态、集中管理,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的目的。四是通过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业务实战能力培训等方式,打造一支讲政治、高素质以及掌握丰富金融知识的专业化金融审计干部队伍。五是创新审计公告制度,探索发布金融市场风险分析报告,增强金融审计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强化国家审计在防范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为:（1）丰富和深化了国家金融审计的理论研究。本文基于国家审计理论,从国家审计的职能定位出发,论述了国家审计防范银行业金融风险的基本依据,阐述了国家审计的作用方式和实现途径,从而构建完整的理论框架,夯实国家审计防范金融风险的理论基础。（2）提供国家审计防范金融风险的直接经验证据。由于可获取的公开数据有限,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关于国家审计,尤其是国家金融审计方面的实证研究。本文为国家审计防范银行风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丰富了国家审计的实证研究内容。（3）多层次研究国家审计防范银行风险的作用。在考虑领导体制、政府治理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情况下,通过实证分析获取各级审计机关影响银行风险方面的实现路径,进一步丰富金融审计防范金融风险的研究。

高树军^[3]（2020）在《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及风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结构性改革、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变革成为主旋律;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回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深入实施;去产能、去杠杆、控债务、控地产、强环保呈现新常态;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战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地方政府性债务实行限额管理,国企改革开启管资本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建立为地方国资公司转型发展带来新机遇与挑战。地方国资公司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由地方政府通过整合公共资源、资产、土地作价等形式设立,以城市经营收益、公共服务收费、财政资金等作为公司收入来源,承担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融资职责的特殊国有企业。论文以地方国资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全面风险管理理论等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依据国资公司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行为等特性,将我国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划分为行政型治理模式（A模式）、行政与经济相机型治理模式（AE模式）和经济型治理模式（E模式）等三种模式,并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三种治理模式的效能进行评价。根据效能评价结果,提出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的进化路径、拓展路径和跨越路径等三条路径,并分析论证了三条路径的适用条件和关键影响因素。通过路径选择的基本条件、特有条件及其属性的分析判断,采用Rough Sets计算方法,计算得到不同治理模式转型路径选择的决策约简规则。针对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存在的风险,构建了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风险指标体系,并运用ANP-Fuzzy方法对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风险进行评价,提出基于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不同路径的风险规避策略。论文最后以HF国资公司为例开展实证研究,验证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路径以及风险评价等研究结论。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地方国资公司存在行政型治理模式（A模式）、行政与经济相机型治理模式（AE模式）、经济型治理模式（E模式）等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的趋势是由低效能向高效能方向递进;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在转型过程中需要注重防范转型风险和制定科学的规避措施。论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地方国资公司三种治理模式的效能进行评价,并根据效能评价结果,提出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的进化路径、拓展路径和跨越路径等三条路径,为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提供可供操作的实践方案;二是采用Rough Sets分析方法对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路径展开论证,提出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路径的选择方式,为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选择适宜的转型路径提供切实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三是构建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风险评价体系,并运用ANP-Fuzzy模型对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不同路径的转型风险进行评价,提出规避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风险的措施。

张岩^[4]（2019）在《“互联网+”背景下L银行经营风险防范及控制研究》文中认为经营风险的管理水平,一直是制约商业银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如何加强自身风险管理和控制成为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首要问题。本文旨在研究和分析目前的监管机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风险防控措施,借此为商业银行防范经营风险提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在目前互联互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商业银行加强经营风险的防控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首先以L银行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和其经营风险管理策略为研究重点,对其经营发展及风险现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然后针对其在“互联网+”背景下分析风险产生的原因,并依据国内、外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管理的经验,提出了转变理念、完善机制、依托创新、加强管理的办法,为其控制风险和提升整体实力奠定基础。

吉杨^[5]（2019）在《C村镇银行发展策略研究》文中指出为解决农村地区金融供给不足、金融机构覆盖率低、竞争不充分等问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颁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调整放宽了村镇银行的设立门槛,鼓励符合一定标准的商业银行组建村镇银行并扶持发展。近年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要健全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2018年末我国村镇银行已开业逾1600家1。本文以C村镇银行为研究案例,首先,通过运用PEST模型,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四方面,探讨其设立背景及发展机遇:在政治环境方面,国家在监管、财税、融资及担保等多方面予以其优惠政策及激励措施;在经济环境方面,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带动金融服务需求不断提升;在社会环境方面,城镇化步伐加快,金融扶贫深化,居民储蓄稳步增长;在技术环境方面,互联网助推农村金融多元化格局,发起行成熟技术助力村镇银行信息化建设。其次,通过收集整理C村镇银行各类财务数据、制度文件、对外公告、访谈资料等,分析其经营发展现状及特点,肯定其在经营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再次,通过归纳总结C村镇银行在公司治理、业务经营、风险管理三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形成原因,探讨因受自身发展不足与宏观经济回落双重影响,导致其经营发展出现的新瓶颈。最后,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从优化公司治理、推动业务创新、强化风险控制三方面提出优化及改善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可为C村镇银行的经营发展策略提供建议,也为探索我国村镇银行完成国家支农支小、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并保证盈利可持续性提供参考意义。

陈智明（CHEN Chih-ming）^[6]（2017）在《台湾地区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治理研究》文中提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促使台湾地区金融行业迈向混业经营之路,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因此而诞生。2003年后,台湾地区经过“三次金改”,金融控股集团已由单一的经营管理模式逐渐转换为混业的经营营管理模式。由于金融控股集团有经营管理很多的特别经营管理方式与繁复性的内部控制方式,公司治理自然成为金融控股集团的重要内容,积极改革金融控股集团的经营管理模式,特别是防范金融行业的经营风险与道德风险,已成为台湾地区政府、金融行业与社会大众的共识。本文在选题背景下,首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论述,然而构建论文所做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奠定理论分析框架。界定了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治理的内涵、一般机理和相关理论,最主要内容是金融控股集团、股权结构、委托代理、内部人控制、搭便车与逆向选择、利益相关者和激励机制等理论分析;探讨台湾地区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其次要内容是金融控股集团的特点、法人治理、权力制衡、母子公司控制权和母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与员工的激励机制等;研究台湾地区金融控股集团的内部治理,第三要点是金融控股集团的内部治理架构、内部治理监督机制和内部治理的风险识别与评估制度、财务控制与内部审计的有效性等;分析台湾地区金融控股集团的外部治理,第四要点是金融控股集团的外部治理架构、外部治理对外营运的市场竞争机制、内部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争夺与政府部门的外部接管机制、人力资源的竞争机制、外部治理的经济环境、信用环境、法律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和外部治理的利益冲突的多方共同治理与金融监管的有效等;研究中国大陆金融控股集团内外部治理的经验、中国大陆金融控股集团对台湾地区金融控股集团企业文化精神与社会责任、特别制度与规范的启示等;提出了完善台湾地区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治理的建议,第五要点是台湾地区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治理控股股东行为、迈向集团控股联合经营、法人分业规避风险的改善建议,台湾地区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治理股权交叉投资和业务交叉经营、提高金融控股集团对外竞争力,政府针对公司治理未来的政策放宽金融市场准入管制、推进利率汇率更市场化、减少政府保护和行政干预和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等。

朱丽萍^[7]（2017）在《中国信托公司风险评价与预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7年以来,我国信托公司业务规模获得了飞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第二大金融子行业。截止2017年第二季度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已达到23.14万亿元。信托业属于高风险行业,随着国内外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金融创新业务日趋增多,金融混业经营日趋明显,信托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也变得错综复杂。2011年以来,信托风险事件经常被公开暴露在公众视线中,引起了众多投资者的担忧。这些信托风险事件反映了信托业务的高风险性和信托公司在风险管理上的不足。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托公司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然而,相较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信托公司风险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普遍落后。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信托公司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金融风险、风险评价、风险预警等相关理论,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为背景,系统研究了2007年信托业“新两规”实施以后,中国信托公司风险的类型与特征、影响因素、风险评价与预警问题。论文首先梳理了信托公司风险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文献,回顾了 1979年中国信托公司恢复经营的背景与动因,介绍了信托公司功能定位的演变以及发展历程,并重点分析了2007年以后信托公司经营模式的特殊性以及发展特征。2012年以后,由于监管政策的变化,市场竞争压力日益凸显,信托公司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同时,前期快速发展所积累的风险也逐渐暴露在公众视野。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信托公司风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其次,论文探讨了信托公司风险的类型与特征。（1）指出了目前信托公司风险划分存在的问题,从风险表现形式、影响因素和可控程度三个角度划分了信托公司风险的类型。（2）分析了不同类型信托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类型。单一资金信托主要面临操作风险;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主要面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融资类资金信托业务主要面临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投资类资金信托业务主义面临市场风险;事务管理类信托业务主要面临操作风险、法律及合规风险;财产信托业务除了面临常见的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更主要的是法律风险和估值风险。（3）根据信托业务的重点投资领域,对房地产信托业务、银信合作信托业务、基础设施信托业务、矿产信托业务、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存在的主要风险点进行了分析。（4）总结了近期信托风险事件的特征和成因。近期风险事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矿产和工商企业的融资信托产品,信用风险分布在三四线城市、山西等地域,以资质一般的民企居多。除了交易对手经营不善、出现道德风险以外,信托公司在信托产品的设计、销售、管理和清算环节都存在风险控制不足的问题,导致了风险事件的形成。第三,论文基于金融风险形成的一般理论,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对信托公司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信托公司风险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周期（2）经济政策（货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3）金融市场价格波动（4）金融机构风险传递（5）信托业竞争程度。信托公司风险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1）公司治理水平（2）内部控制完善程度。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了21家信托公司2007-2015年的样本数据,考察了信托公司风险与宏观经济运行、股票市场波动、信托行业集中度以及信托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的关系。通过面板数据回归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到以下结论:（1）宏观经济运行对信托公司风险影响显着,宏观经济下行增加了信托公司风险。（2）股票价格市场波动大,信托公司风险会随之增加,但影响有限。（3）金融机构行业集中度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存在较显着的关系,但行业集中度高是增加金融风险还是降低金融风险,尚无定论。经检验,信托行业集中度与信托公司风险显着负相关。行业集中度降低,将增加信托公司风险。（4）信托公司股权集中度与信托公司风险之间关系不显着。虽然信托公司股权集中度普遍较高,但未能证明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会增加信托公司风险。第四,为了综合评价信托公司整体风险,本文以信托公司风险特征和影响因素为基础,参照银监会《信托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的相关内容、银监会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信托业协会行业评级指标和国内外权威文献的研究成果,初步拟定了信托公司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从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个角度对初选指标体系进行了筛选,最终确定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多层次综合指标体系,共包括13个二级指标和54个三级指标。相较于银监会的分类监管评级指标体系和信托业协会的行业评级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侧重于信托公司风险水平的评价（前述两种指标体系是对信托公司综合经营状况的评价）;不仅反映了信托公司内部风险因素,还反映了外部经济环境对信托公司的影响;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工作量适当,操作性较强,能够比较全面、及时地评价信托公司风险水平。第五,本文根据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基本原理构建了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并对单个信托公司风险以及信托行业的整体风险进行了评价。本文首先选择了KL信托公司作为实例,说明了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的应用,并依据各项指标的风险评分,对该公司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根据数据可得性,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39家信托公司,分析了 2013年-2015年各家信托公司的风险状况,从而对信托行业近三年的整体风险水平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1）在监管政策、经营环境逐步变化的情况下,我国信托公司普遍承受着比较明显的风险压力,但风险得分平均值基本稳定,说明信托行业整体风险尚处于可控水平。（2）在寻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信托公司风险控制能力方面的差异正逐步显现,两级分化的趋势比较明显。第六,本文阐述了信托公司风险预警的一般框架,建立了基于遗传算法和径向基核函数的多分类支持向量机风险预警模型。经测试,该模型的训练集分类准确率和测试分类准确率分别达到了 91.03%和89.74%,说明了支持向量机模型在小样本预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解决了我国信托公司风险样本数量较少的难题,也说明了利用支持向量机方法建立我国信托公司风险预警模型是可行的,对信托公司的风险预警实践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主要创新点有:（1）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的形成因素,国内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定性分析方法,且侧重于信托公司内部因素的分析,缺乏系统性。本文按照理论基础-定性分析-实证分析的思路,对信托公司风险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2）本文参照银监会《信托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的相关内容、银监会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信托业协会行业评级指标和国内外权威文献的研究成果,确定了由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如指标选择侧重于财务指标,不符合“新两规”后信托公司的经营现实等问题）。（3）建立了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信托公司风险评价模型,并对单个信托公司风险水平和信托行业2013年-2015年的整体风险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4）选择了适用于小样本、高维度、非线性数据的支持向量机方法来建立信托公司风险预警模型,经过验证,该模型不仅解决了信托公司风险样本有限的问题,而且具有很高的预警准确率。不足之处在于:（1）由于时间和数据的限制,未能对所有影响因素尤其是难以量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7-2015年,期限较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计量结果。（2）进行风险评价与预警的样本比较有限,对风险评价与预警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3）由于缺乏后续年份的数据,无法对风险预警模型的效果进行检验、反馈并修正。以上不足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刘文丽^[8]（2009）在《中国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内部控制历来是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组织和机构正常运转的制度基础。它是一个单位为了保障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贯彻执行而制订和实施的一个控制系统。内部控制是企业各项管理工作的基础,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管理实践证明,企业一切管理工作,都是从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开始的;企业的一切决策,都应该统驭在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之下;企业的一切活动,都无法游离于内部控制之外。管理实践还证明,得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乱。农村信用社作为高风险高负债的特殊金融企业,内部控制是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自律行为,是保证其经营安全、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实现经营目标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管理形式。本文对我国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的研究,主要以规范的理论探讨为基础,借鉴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的基础知识,以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背景、影响因素、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我国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现状进行客观评价,定性与定量地分析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提出建立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导论,包括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述评,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框架、基本思路及主要方法等:第二章从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的基本假设入手,以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为视角,阐述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的理论基础;第三章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借助统计分析工具SPSS11.5进行数据分析,对影响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归纳出影响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的七大公共因子;第四章,通过前面的分析,提出建立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的设计思路、特征、设计原则及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的构成内容;第五章从影响农村信用社的七个因素入手,对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各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第六章对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薄弱的原因进行剖析,认为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环境基础差,预算控制确失、会计控制不力,人员素质低,经营风险高;第七章研究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环境子系统、风险控制了系统、内部预算控制子系统、会计控制子系统、信息交流与反馈子系统、内部审计子系统与综合评价子系统的建立与完善的措施。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要实现的目标:确保业务记录、财务信息真实和完整;确保国家法律规定和农村信用社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确保农村信用社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全面实施和充分实现:确保风险管理系统的有效性。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的构成: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由控制环境子系统、风险控制子系统、内部预算控制子系统、会计控制子系统、信息交流与反馈子系统、内部审计子系统、内部控制综合评价子系统七个子系统构成。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中各子系统功能如下:控制环境系统是指对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的实施效果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因素的总称。包括:①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制度;②农村信用社的治理结构;③农村信用社的组织结构;④农村信用社经营制度;⑤农村信用社企业文化;风险控制子系统是风险控制方法、手段和技术的简称。银行业是高风险行业,是靠吸收风险来获得报酬的,风险控制是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的第一步,也是内部控制系统的主要目标之一,它是七个子系统中首发挥职能的一个子系统;内部预算控制系统是农村信用社管理控制的核心部分,是农村信用社构建财务控制系统的主线。预算的编制与实施是个全员参与的过程,并随着农村信用社内外情况的变化适时地作动态调整。农村信用社各责任中心还需对预算执行结果进行考核与评价,以便对管理者实施激励与约束机制,同时也为下期的预算打下基础;会计控制子系统是农村信用社以会计信息控制为主的控制方法、程序、手段和风险控制技术的总称。它是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和关键点,是具体实施内部控制的过程.会计控制活动必须得到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重视才能有效实施,只有当农村信用社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将会计控制活动视为银行日常工作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是附属物时,会计控制活动才是有效的;信息交流与反馈子系统是保证农村信用社实施内部控制的媒体或中介,是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必不可少的部分。信息包括内部财务信息、运作信息和符合性信息,以及有关影响决策的事件和依据的外部市场信息。信息的收集、处理、存贮之后必须迅速准确地传递出去才能发挥信息的作用,如果失去了有效信息传递和交流,信息便无价值;农村信用社内部审计子系统是一个对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进行监督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纠正改进的子系统。制度是基础,执行是关键,监督是保障。农村信用社内部审计一般是由农村信用社内部专门成立的内部审计部门来完成的,内部审计是内部审计部门代表董事会对银行日常经营管理业务进行的检查和监督,是防范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通过内部审计,可以发现银行内部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和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并通过内部审计部门向最高管理层汇报和提出改进建议,促使农村信用社的各级机构纠正错误,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保证农村信用社稳健经营。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综合评价系统,是对农村信用社的内部控制环境、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组织、内部控制人员及内部控制运作诸要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审查分析、测试、判断认定的一种活动。通过对内部控制的科学性、完整性、严密性、合理性、有效性进行测评,可以获取内部控制各个系统运转的信息并及时进行反馈,以有效改进和加强内部控制。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各子系统之间的结构关系:控制环境子系统是基础、风险控制子系统是核心、内部会计控制与预算控制子系统是手段、管理信息子系统是媒介、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综合评价子系统是保障,七个子系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

郭强^[9]（2009）在《企业财务风险探讨》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财务风险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从中论证出防范企业财务风险的可能性。

焦清平^[10]（2008）在《中国商业保险业的风险管理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入世”保护期的结束,中国的保险市场正在不可避免地要与世界保险市场融为一体。特别是2007年以来,世界经济动荡不稳,全球保险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对保险业的风险管理提出要求。论文运用实证与规范分析、归纳与演绎分析、动态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借鉴一般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学派、风险管理理论、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首先对影响保险业风险管理的多种因素进行全面系统考察,再对几种典型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保险业风险管理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保险业风险管理制度变迁模式及其约束条件。在对中国保险业风险管理的历史演进过程充分回顾和客观剖析的基础上,正确认识中国保险业风险管理面临的监管力量薄弱、基础工作落后、政府行政干预经营、产业链不完整、市场调节机制不完善、财政税收政策不易化解风险等初始条件,充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保险业风险管理的非正式约束作用,系统全面地提出了中国保险业风险管理适用的目标、原则、机制与方法。从有效风险管理的目标、标准、理念、组织、内容、实施、协作、保障、环境等方面总体设计出中国保险业风险管理制度的理想模式,以适应未来保险业发展和与世界保险市场接轨的需要。最后对中国保险业风险管理系统的改革路径进行探讨,提出构建我国保险业风险管理综合体系的政策建议及主张。

二、完善约束机制与防范经营风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完善约束机制与防范经营风险（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研究 ——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审计监督与金融风险防范关系研究 ——基于银行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及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互联网+”背景下L银行经营风险防范及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C村镇银行发展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台湾地区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信托公司风险评价与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企业财务风险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商业保险业的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完善约束机制与防范经营风险（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研究 ——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D]. 祝雅柠. 吉林大学, 2020(08)
• [2]国家审计监督与金融风险防范关系研究 ——基于银行的实证分析[D]. 李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地方国资公司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及风险研究[D]. 高树军.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4]“互联网+”背景下L银行经营风险防范及控制研究[D]. 张岩. 黑龙江大学, 2019(05)
• [5]C村镇银行发展策略研究[D]. 吉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6]台湾地区金融控股集团公司治理研究[D]. 陈智明（CHEN Chih-ming）. 南京大学, 2017(09)
• [7]中国信托公司风险评价与预警研究[D]. 朱丽萍.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4)
• [8]中国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系统问题研究[D]. 刘文丽. 湖南农业大学, 2009(08)
• [9]企业财务风险探讨[J]. 郭强. 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 2009(04)
• [10]中国商业保险业的风险管理研究[D]. 焦清平. 武汉理工大学, 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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