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贡献

一、胡应麟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李敏^[1]（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刘勇^[2]（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誊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着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汤莹^[3]（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宋亚^[4]（2020）在《神话与地理并重 ——顾颉刚的《山海经》研究》文中提出《山海经》一书自问世以来,即因其包罗万象、神奇玄奥的记载而受到历代学者地注意,研究和注解其书者可谓络绎不绝,但无论是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东晋的郭璞,北魏的郦道元,南宋的尤袤、朱熹,明代的杨慎,清代的毕沅、郝懿行、吴承志等,还是近代学者如茅盾、郑德坤、程憬、袁珂等,皆未能真正认识其书内容,准确判断其书性质:他们或以《山海经》所记皆为客观事实而将之视作地理博物志,或以其书全为想象造作之言而将其视作语怪之书,抑或把它看作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库而忽略其中的地理记载,因而也就无法发见《山海经》一书的真正价值,致使其书所保存的珍贵的上古知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地重视和利用。“古史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则以其特有的历史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综合的学科背景和学术眼光,彻底突破了以往学者对《山海经》的这种“以偏概全”、“顾此失彼”地片面研究,从整体上把握了其书纷繁复杂的内容,顾颉刚在肯定其中必有若干真实的历史地理记载之同时,也承认其中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从而揭示了其书之地理学与神话学的双重性质,肯定了此书之地理学、神话学以及古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不仅如此,顾颉刚更在充分理解《山海经》内容的基础上,对《山海经》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严谨周密地研究和考证,包括其书的作者、成书时代和地域、与《禹贡》的关系、地域范围以及神话传说在考辨古史真伪方面的作用等等,并得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顾颉刚对《山海经》一书地研究,无论是在《山海经》研究史上,还是在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开创意义。本文即着眼于顾颉刚对《山海经》一书地研究,系统梳理和考察顾颉刚探究《山海经》相关问题的具体过程与研究结论,并将这些研究结论置于《山海经》研究史的历史长河中,借以探讨顾颉刚《山海经》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更在此基础上给予其恰当的学术地位,使得其学术观点为学界所共知,最终达到全面理解和把握顾颉刚的学术思想,促进《山海经》相关研究的目的。文章首先详细梳理了顾颉刚研究《山海经》的背景与经过,了解促使顾颉刚进行这一研究的具体原因和研究过程;其次,分别考察自汉代至20世纪上半叶诸位学人和顾颉刚对《山海经》一书之性质与价值地判断,从而探讨顾颉刚对《山海经》性质与价值重估的突出贡献;再次,集中论述了顾颉刚对《山海经》的地理学研究,分为顾颉刚对《禹贡》、《五藏山经》与《禹贡》的关系、《五藏山经》地域范围的考察三个部分,从中看出顾颉刚对《山经》和《禹贡》两书时代的考证,以及顾颉刚对《山经》地域范围认识的不足;最后,系统考察了顾颉刚对《山海经》中神话传说的研究,包括故事学、宗教史、民族史三个研究取向,分别举例分析了其对《山海经》神话研究的突破和缺陷。

卢艺丰^[5]（2020）在《明至清中期私家藏书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私家藏书理论是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家在丰富的聚书、校书、整书、藏书经验基础上融入自身的思考,提炼出的关于图书访求、书目编制、藏书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理论成果,是探寻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古典目录学发展的窗口。在中国漫长的古代藏书史上,明朝到清中叶的私家藏书历史无疑是“高光时刻”。藏书事业取得长足的进步,藏书家们提出的各种藏书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走向臻熟,是古代先贤为后世图书馆学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在当下,研究明清时期的私家藏书理论,有着充分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遂着眼于明清时期私人藏书家的藏书理论展开研究并探讨它们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研究采用文献法和逻辑方法,对六位从明代到鸦片战争前的藏书家或藏书理论家所提出的理论进行研究。本研究在考察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开创性、影响力和可借鉴性三个维度设定了一套选择标准,从明清两代众多藏书家中选取出六位有代表性的藏书家,分别是黄虞稷、胡应麟、祁承?、孙从添、周永年和章学诚。通过研究他们的理论着作,探究他们提出的藏书理论的不同方面的内容和为图书馆学带来的发展以及对于当下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的时代意义。文章首先从整体上阐述了明至清中期私家藏书发展的情况,包括明清两代私家藏书活动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明代与清前中期中国私家藏书活动与私家藏书理论的发展成果。然后分别介绍了明代三位藏书家和清代三位藏书家的各项具体的藏书理论对图书馆学对应内容的贡献。最后,探讨从学术内容和时代精神两个维度上的批判性继承问题,着重分析了章学诚学术思想的不足和古代藏书家藏书理论所蕴含的文化旨趣与人文精神在当代的价值所在。本研究最终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古代藏书家在鸦片战争前已经独立自主发展出了一套涵盖图书馆全业务流程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梅洁^[6]（2020）在《来新夏的文献学成就研究》文中提出来新夏是我国当代着名目录学家、方志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在目录学研究、方志学研究、“三史合一”的大文献学思想形成与实践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对我国文献学的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目录学研究成就方面,通过总结来新夏在目录学理论、目录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分析来新夏的目录学思想,全面地阐述了来新夏的目录学研究成就和思想。在方志学研究成就方面,一方面归纳总结了来新夏在旧志资料类编、旧志目录编制以及旧志的点校与刊印等旧方志整理方面的突出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对来新夏关于史志关系、新方志编纂体例方法等方志学思想的论述,归纳总结了来新夏的方志学理论。来新夏在目录学、方志学等方面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功底为他“三史合一”的大文献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分析总结了来新夏目录学和方志学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总结分析了来新夏“三史合一”的大文献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研究实践,并且对来新夏在中国图书事业史研究和图书馆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予以了深入具体的研究。概而言之,来新夏在中国目录学、方志学、图书馆学等领域都做出了较为突出的学术贡献,而且他所倡导和实践“三史合一”大文献学思想还扩展了中国文献学研究的视野,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来新夏在中国文献学研究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尹珍珍^[7]（2020）在《明清时期《诗经》评点“兴”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清时期兴起的《诗经》评点本以文学阐释为主要特点,是《诗经》研究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批评现象。《诗经》评点的方式和内容从多种视角对诗歌进行赏析,其中对“兴”这一表现手法也有不少精到的论述。明清时期的《诗经》评点本对“兴”的阐发包括内涵、作用及艺术效果等方面,这对于“兴”义、《诗经》以及诗歌理论研究的完善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文从明清两代选取有代表性的评点本,主要从评点家的诗学思想出发分析评“兴”的文学价值。论文主要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梳理了“兴”的起源以及先秦以来历代对《诗经》“兴”的研究概况。简要论述先秦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兴”的研究的主要特点。最后在梳理概括的基础上作总结,肯定“兴”研究的价值并指出明前“兴”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明代《诗经》评点本评“兴”的概况。简要论述了晚明评点发生的背景因素。选取了明代三部具有代表性的《诗经》评点本展开论述:明代孙鑛的《批评诗经》、戴君恩的《读风臆评》和陈组绶的《诗经副墨》。总结评点家的诗学思想及文学性的体现,继而分析评“兴”的状况和特点。最后列举明诗话作品对“兴”的赏析与评点类作品作对比,以突显评点本评“兴”的发展特点。第三部分着重于分析清代《诗经》评点本评“兴”的状况。首先归纳清代《诗经》评点得以继续发展的背景因素。选取了清代几部重要的评点本,以牛运震的《诗志》、陈继揆的《读风臆补》、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及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为代表进行论述。着重于对《诗经》评点本的诗学思想的阐发以及评“兴”的艺术特色的体现。在清诗话的分析与评点本的对比中,总结《诗经》评点本评“兴”的特点。第四部分着重总结了明清时期《诗经》评点中“兴”的研究的文学地位。作为明清时期独特的文学批评现象,《诗经》评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扩展“兴”义、深化《诗经》研究以及诗歌理论完善和创作实践的启发指导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作为杂糅着经学观念的文学批评形式,《诗经》评点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局限性:经学说《诗》思想的残余影响着评点的发展;评点家以自身的诗学思想说《诗》也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成见;“兴”作为文学批评的元素之一,并不是所有《诗经》评点本的着重点,因此会存在评“兴”的简略。

韩敏^[8]（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指出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王春翔^[9]（2020）在《白居易诗歌接受与晚明诗学嬗变》文中研究说明和一般的诗人主题接受史不同,本文研究白居易诗歌接受并非为“白居易主题”研究服务,而是更倾向于宏观上的晚明诗学研究。本文以接受史为视角解读诗学史,希望为主流的以理论范畴为中心的诗学史书写模式提供一种补充思路。在明清诗学史上,晚明是由明中叶唐音独尊的局面转向清代唐音、宋调争鸣的重要过渡期。而这一宋调复兴期的主要潮流以白居易、苏轼、陆游为代表的平淡晓畅类宋调为主。一方面,对白诗的褒贬往往体现着当时诗论家对于宋调诗歌的态度,另一方面,各大派别的诗论家彼此之间的攻讦也常常依托于白诗批评,一些诗学理论的代嬗也在众人对白诗批评的争论中得以实现。这就使得本文以白诗接受史为线索勾勒出晚明诗学嬗变的大致轮廓成为可能。按照这一思路,笔者将晚明诗学史大致分为四段:第一段是万历前期:格调派对于宋调的态度有所缓和,为公安派的崛起打开了风气。第二段是万历中期:随着公安派的兴盛,彼时诗坛迎来自明中叶以来宋调诗歌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期。第三段是万历后期至天启朝:宋调复兴的趋势虽有所遏制,但随着宗唐、宗宋两派的不断论争,人们对宋调诗歌有了更加深刻地理解。第四段是崇祯时期:唐音、宋调之争趋于激烈,而以钱谦益为代表的宗宋派也不再囿于白、苏、陆一类的平淡晓畅宋调,而显现出“以才学为诗”的倾向,为清代宋诗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瞿林东,陈安民,刘开军,朱志先,邹兆辰^[10]（2020）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二、胡应麟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胡应麟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4）神话与地理并重 ——顾颉刚的《山海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至清中期私家藏书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来新夏的文献学成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清时期《诗经》评点“兴”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白居易诗歌接受与晚明诗学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四、胡应麟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2]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3]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4]神话与地理并重 ——顾颉刚的《山海经》研究[D]. 宋亚. 山东大学, 2020(12)
• [5]明至清中期私家藏书理论研究[D]. 卢艺丰.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来新夏的文献学成就研究[D]. 梅洁. 苏州大学, 2020(03)
• [7]明清时期《诗经》评点“兴”的研究[D]. 尹珍珍.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8]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白居易诗歌接受与晚明诗学嬗变[D]. 王春翔. 辽宁大学, 2020(01)
• [10]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J]. 瞿林东,陈安民,刘开军,朱志先,邹兆辰. 史学理论研究,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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