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我国《合同法》第22条与第26条的解释论（论文文献综述）
张广杰[1]（2020）在《日本国际私法研究—从《法例》到《通则法》 ——从《法例》到《通则法》》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在国际私法国别研究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成果。以韩德培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提出,介绍一些主要国家的国际私法或冲突法方面的情况,可以让我们大开眼界,有所借鉴。之后,国内出现了一批国别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比利时、英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的介绍和评述。这些成果对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笔者发现这些成果大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少有亚洲国家的国际私法研究。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中日之间既是近邻,又是贸易伙伴,我们在经济、科技、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都有长期的合作关系。随着中日两国民商事往来越来越频繁,双方的民商事纠纷也在不断增加。为此,了解、熟悉日本国际私法的立法理念、法律规则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知道日本擅长吸收他国长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脱亚入欧”思想指导下,在法律领域全面继受了德国法、法国法和意大利法。二战后日本在宪法等多个部门法领域又继受了美国法。近代以来,日本法大量继受了欧美各国的法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法律体系。1日本国际私法立法所走过的路可以印证日本法的这种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正是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这对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完善和司法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国别研究易陷入翻译和介绍之嫌,之前的研究大受欢迎是因为我们亟需了解域外法,从无到有地构建我国的国际私法体系。2010年我国颁布《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之后,国别研究不再是热门选题。但从比较法的研究方法来看,国别研究依然有其理论价值,尤其是比较的视角和方法论的运用。本文选择《日本国际私法研究》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其一,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日本古代曾大规模地继受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近代又全面继受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从而使日本法在结构上或形式上完全切断了与传统法律制度的联系,这种“切断”是如何形成的?日本国际私法在继受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时如何做到移植与本土相结合;其二,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较早,在历次修订中日本国际私法理论与学说的大讨论为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走向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先行与实践检验是日本国际私法学界具有的开放理念,并把这些理论细化到条文的修订上;其三,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处在立法模式选择、现行法条修订的讨论中。2019年12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教授在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学会建议稿）编纂工作会议上提出,“目前民法典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当中,民商事法律制度将出现重大调整,国际私法的立法也应当做出相应调整,予以积极的回应。……国际私法学界应提前做好基础研究工作,提出兼具科学性与现代化的法典建议稿。”我国民法学界和国际私法学界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各抒己见,有时又互不干涉,缺少法理上的论证和部门法之间的协调。在这方面,日本的修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鉴于以上考虑,本文的研究视角不同于以往的国别研究,其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第一,把学说思想与法律修订融为一体,探究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元素。日本自古以来擅长吸收他国长处,尤其在法律领域,从学习中国法、法国法、意大利法到德国法,从法律制度到法律文化,这些域外法的学习和借鉴都体现在每次法条修订上。本文第一章勾勒了日本国际私法学说史的基本面相和发展脉络,为以后各章的叙述作了铺垫,也为法律修订奠定了法理上的依据。系统梳理日本国际私法学说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我们研究纸上的法律具有重要意义。1858年日本与欧美五国签订通商条约后,迫切需要制定与欧美国家匹配的法律制度,开始研究万国公法和国际私法。《法例》的制定与日本历史上的“民法典论争”有关,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博瓦索纳德、橞积陈重、福原镣二郎、平冈定太郎等法学家对日本国际私法立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法学家的法律思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来探究日本国际私法从无到有的过程,是本文展开研究的创新基础。第二,把比较法的研究方法贯穿于论文主线,从外观上的形,到内容上的意,深入分析了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现代化过程。通常论文中的“比较”,往往是专辟一章,或者是纵向看沿革,或者是横向看域外,与其他章节其他内容的融合度较差,呈水油隔离;本文的“比较”,则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力求真正“比”出一些有价值的结果。本文的比较立足于纵向沿革的历史背景,横向法条新旧对比,细化从形到意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的内在原因。第三,把日本法的修法经验提升到立法理念、法律思维和立法技巧层面,挑选了从《法例》到《通则法》中变化比较大的修订内容,归纳、提炼出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经验,即渐进式修法,法理上论证、比较法视野、移植与本土结合等成功经验,并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若干修改建议。本论文除导言外共分六章,计17万字。论文首先从历史维度来研究日本的国际私法。以日本国际私法的历史沿革为切入点,叙述日本国际私法的发展过程,勾勒出法律移植与本土结合的过程;其次从比较法的视角分析日本国际私法从《法例》到《通则法》的修订过程,无论从语言表述上还是具体规则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日本在国际私法立法方面较好地体现了法律移植与本土国情的融合,在立法理念上顺应了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第一章从历史维度切入,全面、细致考察了日本国际私法理论对国际私法立法的贡献。日本明治民法主要模仿德国民法典,当时日本法律体制正从法国法转向德国法,日本国际私法的立法背景正是产生在这一时期。法学家们的一些理论都有明显的德国法思想。本章通过对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及成熟、完善阶段的分析,大致勾勒了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由《法例》到《通则法》的演变过程,展示了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法律的修订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第二、三、四、五各章分别从变化比较大的领域来讨论日本国际私法的修订背景、理论讨论和具体内容。第二章着重讨论自然人民事能力管辖权和法律适用方面的变化,梳理出《法例》中自然人能力相关规定的不足与缺憾,比较和分析了《通则法》修订的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弱者原则）,《通则法》在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方面,将交易保护条款的冲突规范双边化,这样更能体现内外国法律平等适用,更符合国际私法的基本理念;第二,《通则法》在民事行为能力宣告法律适用方面,没有将民事行为能力宣告的原因与效力分开,均适用日本法。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内国交易,进而确保权利保护的有效性;第三,在失踪宣告法律适用方面,将管辖权与法律适用分开,这一修订符合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第四,在监护制度法律适用方面,《通则法》为了及时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和保护被监护人居所地的社会利益,除了原则上适用被监护人本国法之外,还规定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日本法,即“法院地法”。此外,这部分内容也考虑到监护法律适用方面的国际条约的最新发展,法律条文的规定力求与国际条约保持一致。第三章对“法律行为”领域的法律适用进行新法与旧法的对比分析,指出《通则法》在“法律行为”法律适用方面既保留了《法例》的一些传统规则,体现了日本的国情,同时又顺应了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则法》没有一味考虑当事人意思来确定准据法,增加了客观连结点,采用特征性给付理论推定最密切联系点。如以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法律行为,推定不动产所在地法为与该法律行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样既强调了法律行为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也兼顾到法律选择的灵活性;第二,将意思自治原则适用于法律行为的形式要件,不再囿于行为方式适用属地法原则。如法律行为方式与两个国家有联系时,符合其中一国法律规定即为有效的规定,这也符合“与其使之无效,不如使之有效”原则,有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第三,为了更好地保护弱者,《通则法》对消费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设置了强制性规定,还增加设置了各种保护弱者方面的规定。这些条款的修订与发达国家以及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基本一致,体现了日本国际私法规则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第四章重点分析了日本《通则法》在债权立法现代化方面的改革,对日本国际私法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表面上看,这次《通则法》的制定在侵权方面做了很多修订。数量上,比《法例》多了6条规定;内容上,由单一适用原因事实发生地法改为以适用结果发生地法律为原则、适用加害行为地法为例外,增加了两类特殊案件,即产品责任和名誉侵权的法律适用,增加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通过连结点的软化以及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增加侵权冲突规范的灵活性,这使日本国际私法顺应了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第五章总结了日本国际私法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的总体变化,通过比较《法例》与修订后的《通则法》,从相关案例中分析日本国际私法在婚姻家庭关系立法方面兼顾国情与世情,突出了本土化的重要性。本章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在婚姻方面,适用条件比较严格,即对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必须重叠适用双方当事人的本国法。这是因为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涉及的因素比较多,例如双方当事人本国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及政策选择等。与之相反,考虑到婚姻方式不涉及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法律条款的设计尽可能使婚姻成立,所以在形式要件（即婚姻方式）方面,《通则法》规定了选择性连结点。其次,在婚姻的效力、夫妻财产制、离婚,涉外父母子女关系等关系中尊重两性平等原则。特别在夫妻财产制、离婚和亲子间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方面采用了阶梯式连结点,充分体现了两性平等理念。最后,在涉外遗嘱继承方面,虽说学界提出很多不同观点,审议会上也进行了详细讨论,但《通则法》仍然维持了《法例》的相关规定,加上日本未批准1988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死者遗产继承准据法公约》,这些都体现了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本土化特征,并不一味地移植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而是从本国国情、社会文化背景出发,谨慎地、适度地修改法律,甚至可以说有点保守。但在遗嘱方式的有效性方面,日本将1961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公约》的主要内容并入国内立法《遗嘱处分方式的准据法》,体现了日本国际私法在修法过程中既考虑到国际接轨因素,也注重本国国情。有选择地继受西方的立法经验是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走向成熟的印证。第六章的重点是日本国际私法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通过历史维度和比较法视角来研究日本国际私法的立法发展,笔者试图对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归纳,总结一些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经验,为我国现阶段正在热议的国际私法立法模式、《法律适用法》的修订和完善提出若干建议。笔者认为,完善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与司法应考虑以下几方面关系,即趋同论与特色论、国际化与本土化、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灵活性与稳定性等相互关系;理顺这些关系要落实在具体条文的修订上,如应该在立法上抛弃以国籍或住所为标准的本国法主义,将“经常居所地”作为属人法的标准;进一步厘清强制性规范的概念,细化直接适用的领域,并为域外强制性规范特别是第三国强制性规范的适用留下空间;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条件,限缩法官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上的自由裁量权,降低法官滥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本国法的可能性。由《法例》到《通则法》,无论是法律名称、法律体例、语言表述,还是立法内容,都体现了国际私法立法的现代化进程。1《通则法》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取得了很大进步:第一,在合同法律适用的问题上,为了其灵活性和可预测性得到更好的平衡,从而放弃了僵化的客观连结点“行为地”,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特征履行理论。而且又出于保护弱者的目的,对消费者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作了特别规定,符合国际私法立法发展总趋势。第二,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引入到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冲突规范中。第三,在侵权领域,优化了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的客观连结点,从而在价值取向方面,既追求保护受害人的客观效果,又考虑了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第四,实现了婚姻法、亲子法方面的两性平等,并将“阶梯式连结”（日语表达为“段阶的连结”）应用于婚姻效力、夫妻财产制以及离婚等领域,更合理地保护当事人双方的权利。2第五,实现准据法确定的简易化以及身份关系成立的简易化,对分割适用主义进行部分修改,采用了选择性连结点方法,不仅有利于法律关系的成立,还可以保护当事人利益。第六,顺应国际私法统一化趋势,将经常居所地、处理夫妻间财产关系的准据法以及保护弱者原则等国际公约中的重要概念与内容引入《通则法》。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不断推进,选择适合国情的立法完善方式,充分体现了其法律制度自身的合理化。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经历了漫长的修法过程,其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也在日臻完善,走向成熟。这些经验可以为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与司法的完善提供很好的样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万润发[2]（2020）在《论职务代理的行为人 ——《民法总则》第170条第1款的解释论》文中认为《民法总则》第170条第1款从归属规范的角度规定了职务代理的一般规定,规定职务代理的行为人为“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在被代理人为商事组织的前提下,对这一术语进行文义解释,可以依照行为人与商事组织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为标准,区分为商事组织的“工作人员”及“其他职务代理人”,以是否为商事组织的代表人为标准,可以将前者进一步区分为“其他工作人员”及“代表人”。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商业使用人制度进行类型化,进一步区分为经理人、代办人以及店员。代表人依照商事组织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可以分为法人的代表人及非法人组织的代表人。法人的代表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和意定代表人。非法人组织的代表人主要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聘用的人员、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法人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其他职务代理人依照是否为商事组织的成员为标准,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商事组织的成员及其他行为人。商事组织的成员中公司股东不属于职务代理的行为人,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属于职务代理的行为人。其他行为人中董事属于职务代理的行为人,个人管理人可以解释为职务代理的行为人,个人独资企业的受托人在投资人授予其一定符合商业习惯的职务时,可以解释为职务代理的行为人。
高一丹[3]（2020）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让与担保效力研究》文中认为股权让与担保是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在实践中日益得以广泛应用,同时相关案件也呈井喷式增长。2019年11月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文简称“《九民纪要》”）中对让与担保的合同效力、受让人的优先受偿权及其实现方式予以明确,但是并未针对股权让与担保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相较于动产或不动产让与担保,股权让与担保不仅涉及出让人、受让人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第三人,还涉及到公司、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法律关系更为复杂,需要受到合同法、物权法、组织法的多重规制,其中的法律问题值得作系统性研究。本文结合司法裁判规则、让与担保传统理论以及《九民纪要》的规定,探究股权让与担保对不同主体的具体效力内容。除引言与结论外,全文分为以下四章。第一章为“股权让与担保的基础理论”。研究股权让与担保对不同主体的具体效力内容,需要以股权让与担保的相关基础理论为前提,因此本章首先对股权让与担保的界定以及法律构造进行探讨,并总结股权让与担保的功能优势。第二章为“股权让与担保的对内效力”。本章首先论证股权让与担保合同的有效性,然后就股权让与担保对内效力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让人的优先受偿权及其实现,这是对内效力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本章先就学界和司法实践对优先受偿权的观点变化进行分析,然后对《九民纪要》第71条第2款结合让与担保的传统理论进行解释;二是出让人的返还请求权,本章对其行使的期限限制进行讨论。第三章为“股权让与担保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效力”。本章首先对学界关于股权让与担保中股权是否真实发生移转,受让人是否享有股权并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股东权利的争议进行评析,提出本章的基本分析路径,然后借助这一分析路径,对股权让与担保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股东资格之确认、股东权利之行使、股东义务之承担问题逐一进行分析。最后,本章分别分析了股权让与担保在设立时、受让人返还股权或折价受偿时与其他股东同意权、优先购买权的协调问题。第四章为“股权让与担保对外部第三人的效力”。此处的“第三人”包括标的公司、股权出让人、股权受让人的一般债权人,还包括股权让与担保双方当事人擅自处分股权时受让股权的第三人。具体而言,第一,对于标的公司债权人,本章讨论瑕疵出资责任承担的问题;第二,对于受让股权的第三人,本章分别对双方当事人单方处分股权的效力及法律后果进行研究;第三,对于股权让与担保双方当事人的一般债权人,本章分别探讨了其对股权强制执行时股权让与担保的对方当事人能否排除该强制执行;第四,本章也讨论了在破产程序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钱俊成[4]（2020）在《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产管理是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通过现行法和政策来规范该行业。但实践中,资产管理已经沦为“影子银行”的重灾区,具有极高的金融风险。同时,由于该行业中信义义务的长期虚置,导致资产管理人在财富管理的过程中或忽视、或逃避、或违背信义义务,使投资者投资本息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一方面为众多家庭的生活蒙上了“阴霾”,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出于预防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建成和谐社会的目的,监管机构于2018年4月联合颁行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它标志着我国资产管理法律规制改革的正式启动。但令人遗憾的是,本轮改革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目的,侧重于通过“表外业务”等方法将资产管理人的风险转嫁于投资者。但这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与“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要求背离。同时,该种做法欲从根本上抵御金融风险的意义甚微,只能延缓它的发生。原因在于投资者是金融行业的命脉,而对信义义务仍然虚置的资产管理必将因此失去投资者的信任。为了解决投资者合法权益易受侵害但又缺乏有效保护的现实问题,为了缓和金融风险控制和私益保护的冲突,为了资产管理行业的稳健发展,因而需要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作专题研究。概言之,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现实问题倒逼下的理论研究,它着眼于对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金融法中一些基本概念并非是对金融现象的简单映射,而是承载着确立特定金融领域中各种权限配置的功能”。应当注意到,资产管理发轫于普通的民事活动,逐渐演变为特别的金融业务,其在当下的我国正朝着“代客理财”本质的回归。并且,在对我国资产管理历史脉络、现行法和政策考察的基础上,发现四个方面的法律和法理缺陷造成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虚置:一是信义义务的法理不清,导致负有信义义务的资产管理人的范围模糊;二是我国当前法律制度下的信义义务仍停留在英美法系那种松散的“义务束”状态,缺乏应有的内在逻辑,造成学者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各执己见,不能形成系统的、可依照执行的、统一的具体规则;三是上述两个问题致使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不清,难以有效规范业务行为和有效指导司法实践;四是上述三个问题还可归结于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在立法上缺乏整体设计,使“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难落实处。针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明确信义义务本身的来源、功能、性质,然后分析其内在的构成要素。在明确了信义义务的内部构造后,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清晰,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触发。从本源上看,信义义务产生于实质的信义关系,是对信义关系下当事人所订立合同不完全性的补充,因而信义义务是一种“填补性”规则。换言之,对于某个具体的受信人而言,其是否负有信义义务需要考察“施信人”的自我保护状态和替代性保护方案。从功能上看,信义义务产生的要旨在于对受信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的规制,从而调整当事人之间基于信任建立起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性质上看,信义义务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不同于合同的约定义务,不能被当事人协议约定而排除,在规范受信人行为方面具有刚性。然后,分析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即在同其他法律关系相区别的角度探讨信义关系的特征,从信义义务的内部视角确定其构成要素。主观上的信任与客观的信任状态,实际上解释了信义义务产生的逻辑与要求。前者明确了受信人与“施信人”之间应具备的信任基础,是信义义务内在构成的起点,后者则在客观上赋予了受信人处理事务之能力,成为信义义务中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这有力地解释了由“委托——代理”关系、“信托关系”构成的资产管理中的信义义务产生。也就是说,对于以信托展开的资产管理而言,资产管理人自然负有信义义务,这是由信托本质决定的。但对于以“委托——代理”形式展开的资产管理,则需要判断资产管理人究竟是否被投资者施以主观上的信任,以及是否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只有既存在主观上的信任,也具有充分自由裁量权时,资产管理人才负有信义义务。另外,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产生逻辑也可以帮助解决资产管理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例如通过对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中要求禁止通道业务及刚性兑付作出解释,从而真正明确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核心内涵与外延,更好地规范资产管理人行为,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范体系。接着,资产管理人要正确履行信义义务,离不开信义义务内容的完备。也只有完备的信义义务内容,才能发挥法的指引作用。然而,我国无论《信托法》《公司法》还是《资管新规》,对信义义务的内容规定都过于原则性或者粗糙,难堪大任。这也是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长期虚置的核心原因。要针对中国现状和资产管理人所处的特定交易结构制定细化的、可落实地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首先依赖于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该标准的构建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落实:一是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能否纳入到信义义务中来;二是信义义务内容间的逻辑梳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的归属。然后,根据前述界定标准,可以有效厘定中国法下作为特定受信人的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并将英美法下松散的“义务束”归类,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三是鉴于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内容的差异从根本上还应取决于投资者的区别,故将投资者作合理地类型化区分,并由此分析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异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对“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的具体落实;最后,分析资产管理人在履行信义义务时应达到和满足的客观标准,这是出于对“法不强人所难”的法的价值的考虑。即使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也需要有具体的义务规则可供执行;违反信义义务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的,亦需要法的救济。应当注意到,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与违反合同的责任,两者在原理上是相通的:都是违反了信义义务期待的资产管理人应达到的第一性义务标准,由此所导致的第二性义务。同时,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对投资者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对受托财产的责任。前者是要求资产管理人对财产进行管理,所产生的收益必须交给投资者。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者的意思是资产管理人在资产管理中管理受托财产不当致使财产遭到损害或者损毁,资产管理人对受托财产负有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根据救济途径的区别,投资者的救济权包括两类:既可能是对物的,也可能是对人的。最后,由于我国《信托法》在移植过程中的“异化”和资产管理业务“法律关系认定的多样化”,造成现行《信托法》难以承载统一规制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使命。因此,借鉴域外典型的立法路径,探求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路径就显得非常必要。分属两大法系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规范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相关规则为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构建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综合考虑下,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则应当以体系化的思路来考量,需要多个位阶的法律法规进行共治,形成一个“基础法律+监管法规+自律规则”的系统化规则体系。即以《民法典》为指导,《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框架,金融监管法规予以细化,自律规范进行补充。于其立法,可以采取一种阶段式、渐进式的立法策略。另外,在确定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模式后,还需要进一步落实信义义务的框架构建。这更好地为实践中问题的解决画上了句号。
叶锋[5]（2019）在《论法律行为交往中的沉默 ——以法律义务的基础构成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沉默在私法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在民法总论领域,沉默可以构成真正的意思表示或者意思表示的表象,也可以是容忍代理或者表见代理。在合同领域,沉默可以构成真正的承诺或者承诺的表象,又可能构成某项义务的违反。在侵权领域,沉默可能构成以沉默方式作出的被害人允诺,又可能构成以沉默方式为侵权行为。沉默是否具有法律上意义以及具有何种法律意义,归根到底涉及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之间的互动和权衡关系。本文仅讨论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问题。第一章阐释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基本属性与体系定位。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原则上不具有法律上意义,仅在例外情形沉默才被评价为具有法律上意义的行为。在意思表示的表示公示体系中,明示和默示属于强表示,两者具有同一表示价值。沉默由于不具有外在表露性,属于弱表示,原则上不具有表示价值。意思表示理论的变迁导致意思表示内在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表示意识不要说对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类型结构、义务形成的教义学基础以及法律效果产生体系性的影响。第二章讨论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规范基础与实践考察。在规范层面,我国民商事立法以不同形式赋予沉默不同的法律意义:一是沉默具有意思的表示效力,二是沉默具有终结某种未定法律状态的效力,三是沉默构成义务的违反,四是沉默构成信赖事实的效力。在实践层面,法律适用呈现以下三个“限定”特点:一是关于法律交往中沉默的适用领域限定在作为意思表示的情形;二是严格按照民法通则规定的法定和约定两种类型,极少出现依据诚实信用或者信赖保护原则来论证沉默的法律效力;三是限定法定沉默的构成要件。第三章分析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分析框架和内在体系。在德国对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法律义务形成的基础存在三大评价框架:一是弗卢梅的法律行为和具有法律上相关性行为的理论;二是比德林斯基的“可分层”法律行为基本原则的理论;三是卡纳里斯的信赖责任理论。在法律行为交往领域,自我决定、自我负责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共同构成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基本原则,两者之间并无一定阶层秩序,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权利义务配置是前述诸原则相互补充、相互限制的协作结果。第四章阐述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解释模型与判断基准。对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评价形成了“法律行为理论-积极信赖保护-消极信赖保护”的三阶层解释模型,这个评价体系具有层次性,是一个具有先后、循序递进的分析框架。每个分析框架背后都有基本原则作为基础支撑。从基本原则中抽取不同的判断基准,根据判断基准的程度及其组合,形成不同的类型序列。一般判断基准有外观事实基础、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和可归责性。第五章以法教义学归类为中心构建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类型构造。在民商事交往中,沉默在不同领域和情形中,具有差异化的法律意义,呈现对私人自治的多层次平衡。具有法律上意义的沉默具有四种类型:一是作为意思表示的沉默;二是作为意思表示表象或非意思表示陈述表象的沉默;三是作为其他信赖事实的沉默;四是构成义务违反的沉默。第六章对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法律效果分析。首先,关于沉默法律行为拘束效力。作为意思表示和作为意思表示的表象及其他的信赖基础的沉默,沉默者应当受到法律行为之拘束。违反说明义务的沉默者在订立不利合同的案件类型中承担法律行为之拘束,在其他案件类型中则承担类合同责任,即缔约过失责任。其次,关于法律行为拘束的解消规则的统合。对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法律效果进行重新构造,在部分领域范围内实现法律效果的统一。
王俣璇[6]（2019）在《格式条款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格式条款体现了现代经济生活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在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其天然地具有其正反社会效应,一方面,格式条款发挥着简化和促进市场交易的重要功能。格式条款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的灵活性与敏感性的影响下,公司等市场主体不断修正与完善交易中的权利义务配置,形成足以吸引交易相对人的格式条款,以推动经济活动的便捷化、规模化运作。而另一方面,格式条款由于其排除协商的特征,不免存在使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普通消费者丧失缔约自由之虞。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甚至垄断,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市场自身对格式条款的负效应的抑制功能被削弱,甚至导致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沦为经济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格式条款的双重社会效应,既反映法律与市场两种调整思路的博弈,也体现着民法理论内部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相互扶持与妥协。从格式条款的调整路径来看,一方面,法律应当放手市场,避免对市场竞争的贬损和对自由社会秩序的状害,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与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法律应作为市场失灵或市场极端逐利性的矫正手段,以防止权利义务关系的畸形失调,实现基本的公平正义价值。从民法的基本原则角度视之,格式条款由当事人一方单独制定,相对人仅具有“take it or leave it”的二元性选择,这一合同的发展趋势本身即是对传统契约自由原则的巨大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所言的“契约的死亡”之虞即体现于格式条款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冲突之上,需要学理上的解释与协调。传统理论的理想模式下,契约自由即是契约正义,法律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只需触及程序层面。而到了现代,随着消费者问题、格式条款问题的日趋严重,民法不再坚守形式意义上的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实质化成为民法演变的最显着特征。现代契约法的中心问题已由契约自由变为契约正义。如何在格式条款问题中实现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民法基本价值,更是当代法学面对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将从合同法基本理论出发,穿插结合法经济学视角,按照“规制目标制定-规制范围限定-规制实然性分析-规制应然性设计”的行文思路组织篇章架构,逐步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基本问题。第一章是对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和监管目标的证成,包括格式条款规制应如何回应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大合同基本原则的要求,以及格式条款规制如何实现目标的精确化两个问题。缔约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以及相对方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的限制并不能体现格式条款对于契约自由的侵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的根源只能在于格式条款的格式性本身,合同法维护契约自由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即只能通过对信息压迫的矫正体现。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仅造成间接减损,以契约正义原则作为格式条款的监管要求,主要出于三重考虑:第一,反映契约正义的“条款内容”为监管识别提供便利性;第二,契约正义原则针对双方权利义务分配,其监管效果具有直接性;第三,契约正义原则为监管注入公共目标,具有防止社会价值整体受损的阻却作用。现代法时代下,格式条款的正负外部性由此为监管目标、监管逻辑以及监管力度等的设定提出多层次要求。从价值层面,格式条款的规制首先面临监管目标的精确化问题。契约自由原则对格式条款的效率要求应当为帕累托改进而非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而自愿性协商被认为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结果的途径,也即,“受交易影响的每一个人均同意这一交易”。这一目标之下,格式条款规制以对意思自治的维护为限具有正当性。契约正义原则则要求双方合作剩余的分配达到竞争水平,提供方因格式条款的非议价性在博弈中获得优势,当条款的分配结果不符合给付均衡的民法基本原理,监管的介入就在契约正义要求下具有正当性。从路径层面,格式条款问题的非绝对性与复杂性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作为监管手段的二元性划分的绝对逻辑,也缓和了公法与私法的分明边界。市场模式与国家模式,均为国家介入监管的路径,要求以国家强制力为其效力保障,与自由放任的经济理念相区别,是对私人合同关系的积极引导或矫正。与格式条款相关的概念如“附合合同”、“样板文本”、“小字条款”、“标准化合同”、“标准化格式合同”等,各国理论对其格式条款赋予不同归纳方法。格式条款具有预先制定性、标准化、非协商性、附合性和重复使用性等特点。从其法律属性看,格式条款存在“契约说”与“规范说”之争,这一定性直接决定条款的监管路径问题。从经济视角来看,格式条款可解读为商品、产品质量属性,以及公共产品。在我国,法律监管对象呈现出由“格式合同”向“格式条款”、从“法律行为”到“意思表示”的转变,监管的精准性得以提升。沿此思路,格式条款规制对象可进一步限缩,具体分类标准如核心给付条款与附随条款的划分、商业合同条款与消费者合同条款的划分,以及是否为免责条款、是否规定主要权利的划分。第二章对我国当前格式条款规制的立法、行政及司法规制实态进行总结。我国形成以《合同法》为核心,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为配合的法律规范群。合同法规范路径下,《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第52及5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0条呈现出路径驳杂且逻辑似有抵触的规范形态,学界争论颇多。如何从中抽取并整合具有连贯性、协调性的规范进路成为落实格式条款规制的前提问题。最高法院公布的十余件公报案例中,法院在规范选择上侧重有别,裁判倾向上亦有区分,整体呈现出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动态均衡、互为补充的裁判逻辑。地方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似对最高法院立场有所偏离。“提示与说明义务”因法律解释空间较大、为法官预留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而成为适用率较高的效力判断规则。部分并非出自信息矛盾的格式条款问题,被归入信息规制项下草率解决。除《合同法》以外,《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以合同法规制范式为参照,建立了消费者合同领域的格式条款规制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在合同法信息规制基础上,结合保险合同特色,对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规则加以延伸。格式条款质量低下问题,从其根源来看,存在信息不平等与市场地位不平等两类生成路径,《合同法》以及基于《合同法》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模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保险法》均偏重对信息不平等的矫正。《反垄断法》则从经济地位角度对格式条款规制范围及规制手段进行解读,回应市场地位不平等引起格式条款质量低下的情况,成为上述部门法规则的有益补充。在司法路径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及《反垄断法》均授权对格式条款施加行政监管,监管主体包括原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原银监会、原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原反垄断执法机关。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为格式条款规制的两种基本路径,为我国合同法所采用。信息规制路径在我国体现为格式条款提供方提示与说明义务的施加,内容控制路径则包括格式条款内容的特别规范、显失公平规则、公平原则等。两类路径互不干涉,但在功能上互为补充,共同服务于格式条款质量的改进。各国及各历史阶段对二者的运用各有偏重。如何权衡两类规制力度、如何对其适用加以扩张或限缩,则需动用监管智慧,结合国情及市场状态加以判断。以下第三章与第四章分别就信息规制和内容控制规范的规范逻辑、现状及改进方式进行阐述,而格式条款解释作为内容控制之辅助,则置于第五章讨论。以下三章共同构成本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讨论格式条款的信息规制理论,信息规制因其事先性和市场性而被视为实现意思自治和保障市场竞争机制的通道。根据行为法经济学理论,市场机制异化的原因为,有限理性使消费者在认知层面和决策层面存在障碍,且对于特定条款,即使理性消费者亦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而选择合理忽略。对此,提示义务的功能在于矫正双方信息的不平等,实现对阅读义务的替代;而说明义务则用于矫正专家与业余人的智识差距。根据行为人信息接收与处理的特征,信息披露存在层次化与实质化两方面的改进可能。层次化改进可以条款显着性或条款异常性为标准,并以实证调研为判断方式。实质化改进的路径如标准化信息提供、第三方信息加工以及“菜单式”合同创新等。此外,可借用软家长主义助推思路实现监管的改进。对于信息规制的力度和边界的确定,则应注重与法律行为法规范体系的分工与配合。第四章讨论格式条款的内容规制规范。我国对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既包括不当条款内容规范及公平原则,还包括免责条款控制规范、基于公共秩序的内容控制规范,以及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不过,这些原则均需要法院根据双方交易的具体情节加以个案判断。从格式条款规制的适格性来看,我国法上的显失公平规则、乘人之危规则以及公共秩序对条款效力的控制规范应当以合同而非条款为对象;不当格式条款内容规范以及免责条款规范则明确规定适用于条款而非合同整体。从各规范具体判断维度来看,不当格式条款规范、免责条款规范集中考虑给付均衡的实现,而不以双方合意度也即意思自治的充足作为评价标准;而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制度则从意思自治与给付均衡双重视角入手,对格式条款效力进行考量。第五章讨论解释规则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作用。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之争暴露出“意思与表示分立”理论的局限性,内心真意与外观行为均不能当然地、独立地在合同解释过程中发挥影响法律效果的后果。我国坚持客观解释规则作为格式条款解释的基本路径,仅当其无法穷尽解释时,不利解释规则才发挥作用。我国实践中存在对不当解释规则的体系定位的误读现象,这就不免造成规则的误用和错用,反而在结果上矫枉过正,既违背了解释的中立态度,亦侵蚀了内容控制规范的价值功能。信息规制与内容控制规范虽各有改进之空间,但仍存在效果上的极限阈值或“天花板”;此外,司法进路本身亦存在个案性、事后性、非行业性、非市场性等效果限制。当三至五章提及的规制手段达到效果极限而无法应对现实需求时,毋宁诉诸行政路径,结合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制度经验,构建以经济视角下的“产品监管”为模型、以事先审批为模式的监管路径,也即第六章提出的最低质量标准模式。格式条款的事先性规制路径,也即施用行政手段,将格式条款内容的审查提前化,配合事先性信息规制的规制尝试,以实现经营者信息披露成本、多数消费者信息处理成本、重复性司法成本的缩减。具体而言,应建立由“最低质量标准”和“安全性质量标准”组成的双层质量标准体系。对于未通过前者的格式条款,禁止其进入市场;对于通过前者但未达到后者标准的格式条款,提供方应施加实质性信息披露;对于通过后者的格式条款,提供方仅须履行形式性信息披露。该制度以统一的行政监管作为司法监管的前置性环节,在节约审判压力的同时促进评价标准的贯一性。
唐倩[7]（2019）在《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认定和处理中的实证材料为基础,考察我国合同无效制度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领域的适用。从相关法律规范、裁判规则和观点学说变化趋势的视角,形成本文对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系统性研究,并进一步提出切实有效的制度和规则建议,化解司法实践困境,保障建筑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本文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和法制环境下,为维护合同的稳定与交易的效率,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理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合同主体权利义务之间的关系,人民法院在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时,应当从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目的出发,在比例原则的指导下,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的价值判断标准限定为保障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以及建筑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所体现出的基本价值,进一步缩限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范围。在具体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的过程中,应当以法律行为无效制度为理论指导,形成统一的司法裁判规则,防止“类案异判”现象对司法公信力的损害,引导合同主体正确行为。第二,从解释论的角度,在《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针对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经确立参照合同结算工程价款的处理规则下,应明确参照结算的工程价款在性质上应属于无效合同中“折价补偿的价值”,而非有效合同中依约支付的“合同对价”,并由此确定参照合同的具体范围和程度;更进一步提出应将双方在履行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过程中因过错产生的损失,认定为折价补偿价值的折损（承包人的过错情形下）或对对方责任的免除（发包人过错情形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照合同约定进行抵扣。第三,《合同法》第286条规定承包人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效为要件,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不应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第四,实际施工人作为与发包人没有直接有效合同关系的施工主体,应以代位权制度作为其对发包人的诉权以及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法理依据。除导论和结论外,本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组成,主要内容如下:导论部分首先提出问题,描述我国建设工程领域,存在大量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不良现象,初步分析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并据此对本文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分析,归纳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其次,结合国内外学者对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探讨本文的写作思路与计划。再次,导论中阐述了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该方法在深入研究本文主旨问题中的优势。第一章是对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产生原因及司法困境展开的分析。首先,为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笔者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内涵和外延作出了界定,并对采用“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这一概念的原因作出解读。其次,该章还通过对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认定和处理中的特殊性作出分析,提出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形成根源于建设工程法律制度存在缺陷、行政机关监督职能的缺失以及施工合同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由此指出司法机关在认定和处理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第二章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提出了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一般认定规则。本章侧重于构建认定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理论范式:首先,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制度的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主要国家法律既有认定规则的研判作出比较法的考察,结合我国认定规则在规范上的演进,归纳出我国无效合同认定规则存在的问题;其次,针对我国现阶段无效合同认定规则本身存在的冲突和问题,寻求理论上的解决方案,提出引入比例原则下的利益衡量方法认定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再次,在理论建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建设工程法律渊源,考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主要因素,对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进行类型化分析。第三章从实务角度出发,对部分存在重大争议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问题作出具体分析。《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通过将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作出列举式的规定,方便法官对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作出认定,取得了良好的司法效果。但是在该司法解释的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如对欠缺书面形式、低于成本价中标、“黑白合同”、挂靠施工、未取得建筑施工许可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难以认定的问题,困扰着司法审判人员,成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的重点和难点。对此,本文依据第二章提出的一般性规则,逐一进行解读和回应,提出统一的、具有操作性的具体裁判规则。第四章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后果作出分析,鉴于本文是民法学论文,本章的讨论仍以私法上的后果为主,无效施工合同违反刑法或行政法规定的法律后果,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该章通过对司法机关在处理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过程中确立的众多裁判规则进行归纳和分析,从总体的角度、发展的眼光对适用规则的理论依据、裁判效果作出评价,提出更加合理及有效的处理规则体系是本章的特色。在《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确立以参照合同的方式计算无效合同折价补偿价值的规则下,从解释论的角度,明确司法机关这一规则所体现的司法理念和法理依据,并就如何具体适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合同中的损害赔偿制度,提出裁判规则建议。第五章从解释论的角度,针对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特殊制度进行分析研究,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在对《合同法》第286条所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性质和功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于优先权的行使与合同效力的关系作出分析,指出无效合同的承包人不应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二是针对《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提出的实际施工人制度,通过对“实际施工人”概念的准确解读,为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的诉权及其如何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寻求法理依据。最后部分是结论,除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作出回顾和总结以外,这部分还针对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认定和处理中存在的制度外问题,提出司法适用方面的完善建议。具体而言:司法机关在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及处理作出裁判时,不能超越立法,既要落实在对相关法理问题的深刻理解上,也要落实在司法技术上。由于司法程序对于实体权益的影响深远,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预判中如何实现司法权与工程鉴定鉴定制度的衔接,如何实现执行程序与实体裁判的衔接,亦是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李永[8]（2019）在《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的迅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国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消费交易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自然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当今重要的研究课题。消费者合同作为连接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纽带,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基本制度,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制度安排与学理依据更是消费者合同的精髓之一。近年来,消费者合同纠纷案件数量逐年增加,经营者虚假宣传、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等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泛滥,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消费者合同订立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经营者作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销售者,对于自身经营环境或商品服务相关信息十分熟悉,而消费者由于知识水平、认知能力等不足而难以知晓此类信息,经营者和消费者缔结消费者合同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消费者因缺乏足够信息或者受经营者巧言劝诱未经仔细考虑而缔约,为消费者合同纠纷的发生埋下隐患。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发展空前繁荣,但国内相关立法与制度保障却未及时跟进,导致消费者合同订立中弱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不足,亟需构建完善的制度对经营者和消费者缔结契约进行调整规范。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制度构建有助于低成本、高效地解决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缔约前程序控制以衡平经营者与消费者不平等的磋商地位,保障消费者合同的实质公平,并有效避免消费者合同纠纷的发生,构建公平稳定的消费环境,意义重大。本文内容分六章展开:导论,主要涉及论题的确定与分析路径的选择,是本文展开研究的认识论前提。通过对研究背景、研究现状考察探析的基础上,确定本文论题为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研究,确立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理论框架中对该义务进行分析的理论视野,同时对本文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等予以明确。第一章,主要针对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基础概念进行论述,首先明确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内涵及特征;其次对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参与主体予以界定;最后,从经营者和消费者双方主体所掌握的信息要件出发,明确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成立要件。通过对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基本概念的论述,为本文研究提供基础理论支撑。第二章,论述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理论基础。针对消费者合同订立中为什么要课以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问题,基于消费者合同订立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等而引发的对消费者意思决定自由的侵害,本章从诚实信用原则与契约法理论的进化、事实上的决定自由和私法自治、形式的契约正义与消费者合同缔结阶段的程序控制、市场失灵与信息上弱者之保护四个视点出发,对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讨。第三章,界定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范围。针对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范围界定模糊的问题,本章首先明确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确定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范围所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消费者对产品的接触程度、消费者的实际信息需求、消费者处理信息的能力、经营者对信息披露的可能性等,并在充分考虑以上因素的基础上确立经营者缔约披露信息范围界定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消费者人身安全保护最优原则、不利信息全面披露原则、适量性原则以及利益衡平原则等;其次,依交易模式不同区别设定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义务的范围,一方面,针对传统交易模式下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范围的界定,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中心,明确现行立法规定不足的同时,借鉴境外立法经验,以对消费者缔约决策有重大影响为中心,构建经营者披露缔约信息的范围;另一方面,针对网络交易模式下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义务范围的界定,在明确网络交易模式区别于传统交易模式独有特征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境内外相关立法,明确网络交易模式下经营者除应向消费者披露传统交易模式下要求披露的信息外,还应进一步向消费者披露如快递物流信息、经营者信用信息等独有信息;最后,通过对现行司法审判中与缔约信息披露有关的消费者合同纠纷案件进行整理分析,选取案件数量最多的两类产品:食品和汽车,作为典型示例对合同缔结中经营者应当披露的信息范围进行探讨,以期对司法审判实践提供可操作的指引。第四章,明确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要求。在明确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披露信息范围的基础上,如何设定义务履行规则以保障消费者有效获取并理解披露信息成为义务发挥实效的关键。基于此,本章首先对消费者的有限理性和缔约决策过程进行探析,以明确消费者处理与理解信息的实际需求;其次,设定信息“易于发现”履行要求,消费者知道披露信息的存在是其认识处理信息的前提,否则经营者信息披露则失去意义,本文从承载信息的文本外观要求、显着提醒注意的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的文字要求、提请消费者注意的程度等四个方面设定具体规则;再次,设定信息“易于理解”履行要求,消费者理解是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义务发挥实质效用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通过设定平实化语言表述规则、给予消费者充分的阅读机会、信息的解释说明等规则,以实现最大限度的保障消费者对经营者披露信息的理解;最后,以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平台服务协议中服务条款披露的履行作为典型示例进行探讨,以进一步深化对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履行要求的认识。第五章,完善经营者违反消费者合同订立中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针对当前我国经营者违反缔约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不明的问题,本章首先对经营者违反缔约信息披露义务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予以界定,通过对现行学说的整理分析,明确责任性质为缔约过失责任,且从最大程度保护消费者权益出发,设定特殊缔约过失责任要件规则;其次,在明确责任性质的基础上,对经营者违反缔约信息披露义务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进行探析,明确经营者损害赔偿的范围限于消费者信赖利益损失,但信赖利益的具体范围应不以履行利益为限;最后,针对消费者合同纠纷现行司法审判中两个争议焦点问题:经营者违反缔约信息披露义务之欺诈认定、“知假买假”情形下经营者惩罚性赔偿责任之承担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构建完善的经营者违反缔约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体系,为司法审判实践提供规范性指引的同时,保障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义务实践效用的发挥。第六章为结论,对全文进行总结。
滕环环[9]（2019）在《默示意思表示解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默示意思表示是与明示意思表示相对的概念。明示意思表示,外界可据其表示直接知晓其意图;默示意思表示,需要根据其行为推断出其意图。默示意思表示有着区别于明示意思表示的表示方式,主要为一定行为或者沉默。第一部分探讨本文后续研究所需要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凡属于默示范畴的意思表示都应具表意间接性特征,在对其进行界定时考察某一行为或者特定的沉默是否是需要间接推断行为人的意思,以此来区分默示意思表示与明示意思表示。在性质统一为需要推定的意思表示后,按照表示方式的不同将默示意思表示分为三类:可推断行为、推定沉默、真意保留（戏谑行为归于其）。当事人对于默示意思表示成立与否发生纠纷诉诸法院,司法裁判者对其进行解释。默示意思表示解释针对的是意思表示是否成立问题,其解释主体为法官。对于其解释目的,综合讨论了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两大学说,本文采用拉伦茨提出的规范解释学说。第二部分论述默示意思表示解释的价值与原则。将正义价值作为对自由与秩序的衡平结果,对于之后的解释原则的取舍有指导作用。在这种衡平价值定位之下,作者认为探求真意原则不可弃,应在表意人的角度考察其责任,作为起点原则。信赖原则对于默示意思表示解释更为重要,在受领者角度进行结果反推。诚实信用原则应贯穿始终,要求涵盖当事人双方和解释主体以及整个解释过程。第三部分提出具体解释方法。在解释原则统摄下,解释方法应选择客观解释从而获得规范意思适用于双方。为获得此规范意思,本文提出解释之三角框架构建,即以理性人立场,审视当事人双方,认定表意人的相关责任以及分析相对人的信赖是否合理,从而决定风险的承担。解释者所依据的是行为或者沉默作出时的客观因素,作者参照合同语境,例举了包括交易习惯、当事人“习性”及先前行为或允诺在内的默示意思表示解释之“语”境,作为解释时的证据。第四部分论述立法表达以及我国相关立法的可能方向。以美国与德国的相关立法与我国之立法进行对比分析,主要集中于合同法,旨在对默示意思表示之解释有更为直观的认知,其中亦结合案例分析考察了我国关于此的法律适用,最后结合整个文章的分析结果提出立法的改进措施。
李晨[10]（2019）在《论沉默构成意思表示》文中研究说明意思表示的方式分为明示与默示,明示的意思表示清晰明确,相对人能够直接通过表意人的语言文字等方式直接获知表意人的意思。默示根据是否有作为,分为作为的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即沉默,沉默者,无语言无文字无符号无动作,单纯的不作为。无例外情形下,不将其作为意思表示,沉默仅是内心想法,缺失外在表现环节,无法让人探知表意人内心真意。本文从意思表示的基本范畴入手,进而研究沉默作为意思表示。我国《民法总则》中第一百四十条规定,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在司法实践中除上述三种情形,还有特殊的情形在法律上并不能找到直接适用的条文,我国司法实践者在借鉴国外制度的基础上,并结合民法的原则对沉默意思表示进行解释,以此推动了沉默意思表示的发展。笔者在对其他国家的沉默意思表示制度以及学者观点的学习上,并结合我国关于的沉默意思表示的研究,对于沉默意思表示进行了梳理,希望对我国民法关于沉默意思表示有一个框架性认识。
二、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我国《合同法》第22条与第26条的解释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我国《合同法》第22条与第26条的解释论（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国际私法研究—从《法例》到《通则法》 ——从《法例》到《通则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国际私法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日本国际私法的学术研究 |
| 一、国际私法研究的兴起 |
| 二、国际私法研究的发展 |
| 第二节 日本国际私法的立法演进 |
| 一、《法例》施行前 |
| 二、《法例》正式施行 |
| 三、由《法例》到《通则法》走向成熟的立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自然人民事能力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 |
|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适用 |
| 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 |
| 第二节 禁治产宣告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 |
| 一、禁治产宣告的管辖权 |
| 二、禁治产宣告的法律适用 |
| 第三节 宣告失踪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 |
| 一、宣告失踪的管辖权 |
| 二、宣告失踪的法律适用 |
| 第四节 监护制度法律适用争议 |
| 一、《法例》中监护制度的第一次修订 |
| 二、《通则法》中监护制度的第二次修订 |
| 三、世界各国监护制度法律适用之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法律行为领域的法律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法律行为成立及效力的法律适用 |
| 一、日本国际私法中“法律行为”的内涵和外延 |
| 二、当事人合意选择“法律行为”的准据法 |
| 三、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行为”的准据法 |
| 四、准据法的事后变更 |
| 第二节 法律行为形式的法律适用 |
| 一、法律行为成立的准据法 |
| 二、不同法域当事人间的法律行为的行为地 |
| 三、物权行为形式的法律适用 |
| 第三节 消费者合同和劳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
| 一、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 |
| 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法定之债的法律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法定之债立法的现代化体现 |
| 一、《法例》中法定之债的法律适用问题 |
| 二、《通则法》关于法定之债法律适用的改革 |
| 第二节 无因管理及不当得利的法律适用 |
| 一、原则性规则 |
| 二、例外条款 |
| 三、承认当事人意思自治 |
| 第三节 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
| 一、侵权行为地法规定的精细化 |
| 二、侵权行为的类型化 |
| 三、引进灵活的例外条款和当事人意思自治 |
| 四、双重可诉原则的保留(关于公共秩序保留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婚姻家庭与继承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婚姻关系的法律适用 |
| 一、婚姻成立的法律适用 |
| 二、婚姻效力与夫妻财产制的法律适用 |
| 三、离婚的法律适用 |
| 第二节 涉外亲子关系与一般亲属关系的法律适用 |
| 一、涉外亲子关系的法律适用 |
| 二、其他亲属关系和亲属关系法律行为方式的法律适用 |
| 第三节 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 |
| 一、涉外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 |
| 二、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日本国际私法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国际化 |
| 一、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对日本国际私法的影响 |
| 二、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之争对日本国际私法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本土化 |
| 一、理论先导,实践检验 |
| 二、立足国情、继承传统 |
| 第三节 《通则法》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注重本国国情——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 |
| 二、追求正义结果——兼顾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 |
| 三、注重灵活有度——限制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论职务代理的行为人 ——《民法总则》第170条第1款的解释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对“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的理解 |
| (二)引发的思考 |
| 1.“其他工作人员”之思考 |
| 2.代表人之困惑 |
| 3.其他执行工作任务的人员之困惑 |
| (三)本文观点 |
| 二、其他工作人员——从商业使用人的角度展开 |
| (一)经理人 |
| 1.经理人的界定 |
| 2.经理权及其权能范围 |
| 3.对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相关条文的梳理 |
| 4.小结:现行法律体系中经理人制度之不足 |
| (二)代办人 |
| 1.代办人的界定及代办权的范围 |
| 2.代办人在我国的适用现状 |
| (三)店员 |
| 1.店员的界定及范围 |
| 2.店员代理权的性质及范围 |
| 小结 |
| 三、代表人——代表权还是代理权? |
| (一)法人的代表人 |
| 1.法定代表人 |
| 2.法人的意定代表人 |
| (二)非法人组织的代表人 |
| 1.个人独资企业聘用的人员 |
| 2.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
| 3.法人分支机构的负责人 |
| 小结 |
| 四、其他职务代理人 |
| (一)商事组织的成员 |
| 1.公司的股东 |
| 2.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
| 3.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 |
| (二)其他行为人 |
| 1.非职工代表董事 |
| 2.基于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规定执行工作任务的人员 |
| 3.其他基于商事组织委托执行工作任务的人员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让与担保效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股权让与担保之基础理论 |
| 一、股权让与担保的界定 |
| 二、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构造 |
| (一)所有权构造论 |
| (二)担保权构造论 |
| 三、股权让与担保的功能优势 |
| 第二章 股权让与担保的对内效力 |
| 一、股权让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判断 |
| (一)否定论 |
| (二)肯定论 |
| 二、股权让与担保对内效力的具体内容 |
| (一)受让人的优先受偿权 |
| (二)出让人的返还请求权 |
| 第三章 股权让与担保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效力 |
| 一、基本分析路径 |
| (一)两种构造论之争 |
| (二)观点Ⅰ:股权未真实发生移转 |
| (三)观点Ⅱ: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意见不可不察 |
| 二、股权让与担保期间股东资格之确认 |
| (一)出让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 |
| (二)受让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 |
| 三、股权让与担保期间股东权利之行使 |
| (一)共益权 |
| (二)自益权 |
| 四、股权让与担保期间股东义务之承担 |
| 五、股权让与担保与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 |
| (一)转让股权以设立让与担保时 |
| (二)返还股权时 |
| (三)折价受偿时 |
| 第四章 股权让与担保对外部第三人的效力 |
| 一、对标的公司债权人的效力 |
| (一)受让人涉及瑕疵出资 |
| (二)出让人涉及瑕疵出资 |
| 二、对受让股权之第三人的效力 |
| (一)受让人转让股权 |
| (二)出让人转让股权 |
| 三、对双方当事人之一般债权人的效力 |
| (一)对受让人之一般债权人的效力 |
| (二)对出让人之一般债权人的效力 |
| 四、当事人破产时的效力 |
| (一)出让人破产场合 |
| (二)受让人破产场合 |
| (三)标的公司破产场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问题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问题和主要结论 |
| 四、论证思路和论证结构 |
| 五、研究维度和创新尝试 |
| 第一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问题提出 |
| 第一节 资产管理的历史演进 |
| 一、资产管理起始于普通的民事活动 |
| 二、我国资产管理向金融业务的演变 |
| 三、我国资产管理向“代客理财”的回归 |
| 第二节 我国资产管理关系的要素解析 |
| 一、资产管理关系的主体 |
| 二、资产管理关系的行为 |
| 三、资产管理关系的法律责任 |
| 第三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律由来及不足 |
| 一、我国现行法中信义义务的由来 |
| 二、信义义务的产生原理尚不明确 |
| 三、信义义务的内容不清晰不完善 |
| 四、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承袭旧义 |
| 五、资产管理行业的上位法仍缺位 |
| 小结 |
| 第二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理剖析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来源、功能及性质的明晰 |
| 一、信义义务之滥觞:合同的不完全性与实质的信义关系 |
| 二、信义义务的功能定位 |
| 三、信义义务的性质:约定义务抑或法定义务 |
| 第二节 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 |
| 一、主观信任 |
| 二、客观的信任状态 |
| 第三节 资产管理业务中信义义务的生成逻辑 |
| 一、资产管理的设立阶段:信义关系的引起 |
| 二、资产管理的管理阶段:信义义务的产生 |
| 第四节 通道业务与刚性兑付中的信义义务辨分 |
| 一、通道业务中资产管理人不负有信义义务 |
| 二、刚性兑付并非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要求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 |
| 一、厘清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内容的必要性 |
| 二、界定的第一层次: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 |
| 三、界定的第二层次:信义义务内容间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和具体内容 |
| 一、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分析 |
| 二、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剖析 |
| 第三节 资产管理人针对不同类投资者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区分 |
| 一、销售阶段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别 |
| 二、管理阶段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别 |
| 第四节 资产管理人履行信义义务客观标准的完善 |
| 一、资产管理人履行忠实义务的两个客观标准设定 |
| 二、资产管理人履行注意义务的客观标准争议与选择 |
| 小结 |
| 第四章 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救济机制 |
| 第一节 对人之诉 |
| 一、针对资产管理人的解任 |
| 二、针对资管第三人的诉讼 |
| 第二节 对物之诉 |
| 一、对物之诉的构成要件 |
| 二、对物之诉的适用对象 |
| 三、对物之诉的举证责任 |
| 第三节 法律责任追究 |
| 一、责任类型 |
| 二、责任承担 |
| 小结 |
| 第五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本土化构建 |
| 第一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上位法审思 |
| 一、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上位法缺位之后果 |
| 二、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上位法的明晰 |
| 第二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 |
| 一、境外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 |
| 二、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框架建议 |
| 一、信义义务的法律定位 |
| 二、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构建 |
| 三、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明晰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论法律行为交往中的沉默 ——以法律义务的基础构成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命题限定 |
| 一、局限于消极的可推断意思表示——沉默 |
| 二、局限于法律行为交往中的沉默 |
| 三、仅讨论沉默作为义务构成的基础 |
| 四、假定沉默者为完全行为能力人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一、德国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研究现状 |
| 二、我国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文章结构与主要观点 |
| 第五节 研究进路与方法 |
| 一、体系化方法 |
| 二、比较法 |
| 三、案例研究 |
| 第一章 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基本属性与体系定位 |
| 第一节 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基本属性 |
| 一、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例外品质 |
| 二、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限定主义 |
| 三、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谦抑性和补充性 |
| 第二节 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体系定位 |
| 一、沉默在表示公示体系的定位 |
| 二、意思表示主观要素结构变化对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理论的体系辐射效应 |
| 第二章 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规范基础与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规范基础 |
| 一、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的规范变迁 |
| 二、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立法类型分析 |
| 第二节 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实践考察 |
| 一、法律适用方法层面:简单排除法和混合适用法 |
| 二、实体运用层面:呈现三重限缩 |
| 第三章 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分析框架和内在体系 |
| 第一节 三大评价框架:义务形成之基础 |
| 一、弗卢梅的法律行为和具有法律上相关性行为的理论 |
| 二、比德林斯基的“可分层”法律行为基本原则的理论 |
| 三、卡纳里斯的法律行为和信赖责任的理论 |
| 第二节 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内在体系 |
| 一、内在体系的二元结构: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 |
| 二、与法律行为责任的分离:信赖责任的发现与体系化 |
| 三、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在法律行为交往中的规制领域 |
| 四、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信赖保护的方法论路径 |
| 第三节 我国信赖保护原则的体系定位 |
| 一、内在体系外显特征与内外体系的贯通 |
|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缺漏与弥补之道 |
| 第四章 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解释模型与判断基准 |
| 第一节 规范配置“法律行为理论-积极信赖保护-消极信赖保护” |
| 一、规范框架的叙说 |
| 二、规范框架的层次论 |
| 三、规范框架的补充论 |
| 第二节 一般判断基准体系 |
| 一、判断基准体系 |
| 二、判断基准之间的动态权衡与相互作用 |
| 第五章 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类型构造 |
| 第一节 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类型谱系 |
| 第二节 法律行为理论框架:意思表示型沉默 |
| 一、沉默意思表示的发展简史 |
| 二、沉默意思表示的教义学分析 |
| 第三节 积极信赖保护框架:权利表见型沉默 |
| 一、沉默作为基于开启权利表象的权利表见责任的基础 |
| 二、沉默作为基于交易上典型行为的权利表见责任的基础 |
| 第四节 积极信赖保护框架:背信型沉默 |
| 一、沉默作为基于矛盾行为的信赖责任的基础 |
| 二、沉默作为权利取得的信赖责任的基础 |
| 第五节 消极信赖保护框架:义务违反型沉默 |
| 一、沉默与异议义务的违反 |
| 二、沉默与说明义务的违反 |
| 第六章 法律行为交往中沉默的法效果构造 |
| 第一节 法律行为式与类法律行为式的保护模式 |
| 一、强保护模式:法律行为式保护 |
| 二、弱保护模式:类法律行为式保护 |
| 三、强保护与弱保护之间的流动:相对人的选择权 |
| 第二节 法律行为拘束的解消规则的统合 |
| 一、解消的事由 |
| 二、解消的法律效果 |
| 第三节 法律行为内容的调整 |
| 第四节 统合模式下的效果构造 |
| 结语——兼论我国民法典编撰中的几个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格式条款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 三、本文创新点及不足 |
| (一) 本文主要创新点 |
| (二)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格式条款规制目标的再认识 |
| 第一节 从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到帕累托改善: 契约自由原则要求的再造 |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冲击 |
| 二、帕累托改善的形式证成 |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一: 意思自治的维护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的博弈分析:契约正义原则要求的再造 |
| 一、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原则的冲击 |
| 二、合作剩余分配的异化 |
| 三、格式条款规制的正当性基础之二: 给付均衡的矫正 |
| 第三节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目标下的国家模式 |
| 一、公法路径与私法路径二分法的勘误 |
| 二、国家模式与市场模式二分法的勘误 |
| 三、由事后监管向事先监管的延伸 |
| 第四节 规制范围的限定:司法实践与交易实践视域下的格式条款 |
| 一、格式条款的认定标准 |
| 二、格式条款法律性质的基本理论 |
| 三、格式条款的法经济学解读 |
| 四、规制单位:格式合同亦或格式条款 |
| 五、格式条款规制的层次化要求 |
| 第二章 我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实态 |
| 第一节 格式条款的《合同法》规范逻辑 |
| 一、第39条第1款与第40条关系辨析 |
| 二、第40条与第52、53条逻辑关系的辩证分析 |
| 三、第40条与《合同法解释二》第10条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以《合同法》为依据的格式条款司法审判实态 |
| 一、最高法院的监管逻辑:动态均衡的实践 |
| 二、地方各级法院的监管逻辑:信息规制的强化与异化 |
| 第三节 格式条款的其他部门法规制路径 |
| 一、格式条款的消费者法规制路径 |
| 二、格式条款的保险法规制路径 |
| 三、格式条款的反垄断法规范路径 |
| 第三章 格式条款信息规制理论的反思与修正 |
| 第一节 市场机制的异化:传统磋商程序之困境 |
| 一、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认知局限 |
| 二、有限理性下的消费者决策困境 |
| 三、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忽略” |
| 四、逆向选择模型:低质量格式条款的生成机制 |
| 第二节 信息规制标准: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与说明义务 |
| 一、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义务 |
| 二、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说明义务 |
| 第三节 信息披露的层次化改进 |
| 一、以条款显着性为标准 |
| 二、以条款异常性为标准 |
| 三、以实证研究为标准 |
| 第四节 信息规制的实质化改进 |
| 一、标准化信息提供 |
| 二、信息加工手段的创新:第三方机构与质量评级 |
| 三、合同创新:格式合同的“组合式”/“菜单式”设计 |
| 四、电子商务中电子格式条款的披露创新 |
| 第五节 信息规制的法律效果 |
| 一、未成立与无效之辩 |
| 二、提示与说明义务作为成立要件之证成 |
| 第六节 软家长主义助推与信息规制之配合 |
| 一、软家长主义助推的决策辅助功能 |
| 二、信息规制与助推的适用范围厘定 |
| 三、助推的具体适用方法 |
| 第七节 信息规制与法律行为法的分工 |
| 一、法律行为法的功能定位与规制立场 |
| 二、信息义务的标准:以法律行为法为参照 |
| 三、信息规制的功能性重构 |
| 第四章 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理论 |
| 第一节 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的适用 |
| 一、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的立法体例 |
| 二、我国传统型与现代型内容控制规范体系 |
| 三、合同亦或条款——内容控制规范群适用范围的划分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的特别规范 |
| 一、不当条款进路的具体化:合同法第40条 |
| 二、公平原则的适用:合同法第39条第1款 |
| 三、免责条款的特别规则:合同法第53条 |
| 第三节 一般内容控制规范及合同法基本原则的适用 |
|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
| 二、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 |
| 三、显失公平原则的适用 |
| 四、商事交易特殊规则的适用 |
| 第五章 格式条款的解释规则 |
| 第一节 大陆法系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以客观解释为原则 |
| 一、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争 |
| 二、客观解释规则:以通常理解为解释 |
| 三、不利解释规则 |
| 第二节 美国法上的格式条款解释规则:非情境化标准 |
| 一、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1)条 |
| 二、格式条款解释原则: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11(3)条 |
| 第六章 格式条款的事先性审查:最低质量标准路径 |
| 第一节 双重规制路径的功能界限 |
| 一、信息规制效果的局限性 |
| 二、内容控制效果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规制逻辑的结构性转变:事先性标准的优越性 |
| 一、基于规制成本的优化选择:由事后规制到事先规制 |
| 二、对于规制技术的优化选择:规则与标准的折衷 |
| 第三节 最低质量标准制定的制度尝试 |
| 一、格式条款的备案制度 |
| 二、格式条款标准化的尝试 |
| 第四节 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建构模式 |
| 一、双重质量标准结构的设想 |
| 二、格式条款最低质量标准的运用模式 |
| 三、各国格式条款监管机构与监管立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问题的提出 |
| 2.研究价值及创新点 |
| 3.文献综述 |
| 4.研究路径 |
| 5.研究方法 |
| 第1章 无效施工合同的产生原因及司法困境 |
| 1.1 无效施工合同的界定 |
| 1.1.1 施工合同的法律定位 |
| 1.1.2 “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概念使用 |
| 1.1.3 无效施工合同的审查主体 |
| 1.1.4 无效施工合同的特殊性 |
| 1.1.4.1 司法认定无效情形严重 |
| 1.1.4.2 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 |
| 1.1.4.3 实际施工人对发包人的诉权 |
| 1.2 无效施工合同的产生原因 |
| 1.2.1 施工合同立法存在缺陷 |
| 1.2.1.1 对意思自治过度限制 |
| 1.2.1.2 与国际工程建设实务不适应 |
| 1.2.2 施工合同法律实施存在障碍 |
| 1.2.2.1 政府机构职能缺位 |
| 1.2.2.2 主体守法意识弱 |
| 1.3 无效施工合同的司法困境 |
| 1.3.1 裁判规则不统一 |
| 1.3.2 司法与行政脱节 |
| 1.3.3 恶意诉讼频发 |
| 第2章 无效施工合同的一般认定规则 |
| 2.1 认定施工合同无效的法理依据 |
| 2.1.1 法律行为无效制度 |
| 2.1.1.1 法律行为的效力根源 |
| 2.1.1.2 我国法律行为无效的规范演进 |
| 2.1.2 法律行为欠缺生效要件 |
| 2.1.2.1 生效要件的存废之争 |
| 2.1.2.2 行为能力制度的价值重申 |
| 2.1.2.3 意思表示瑕疵的弥合 |
| 2.1.3 法律行为符合无效事由 |
| 2.1.3.1 违法性事由的进一步限制 |
| 2.1.3.2 公序良俗原则的规范适用 |
| 2.1.3.3 形式要件的效力排除 |
| 2.2 无效施工合同认定中的主要问题 |
| 2.2.1 强制性规定仍旧难以甄别 |
| 2.2.2 公序良俗的内涵仍旧模糊 |
| 2.2.3 无效规则引发实践冲突 |
| 2.3 无效施工合同中的价值判断标准 |
| 2.3.1 施工合同无效的价值目标 |
| 2.3.1.1 协调自由与正义 |
| 2.3.1.2 平衡效率与安全 |
| 2.3.2 法律适用中的比例原则 |
| 2.3.2.1 比例原则的逻辑结构 |
| 2.3.2.2 比例原则的具体适用 |
| 2.4 无效施工合同的类型化分析 |
| 2.4.1 施工合同无效的主要因素 |
| 2.4.2 主体不适格的无效施工合同 |
| 2.4.2.1 发包人的主体要求 |
| 2.4.2.2 承包人的主体要求 |
| 2.4.3 形式违法的无效施工合同 |
| 2.4.4 内容违法的无效施工合同 |
| 第3章 施工合同无效认定规则的具体适用 |
| 3.1 招投标程序与施工合同的效力 |
| 3.1.1 欠缺书面形式的施工合同效力 |
| 3.1.1.1 招投标订立施工合同的主要流程 |
| 3.1.1.2 中标通知书的承诺性质 |
| 3.1.1.3 招投标文件具有合同约束力 |
| 3.1.2 低于成本价中标的施工合同效力 |
| 3.1.2.1 规范依据 |
| 3.1.2.2 成本价的确定 |
| 3.2 “黑白合同”的效力认定 |
| 3.2.1 “黑白合同”的界定 |
| 3.2.1.1 “黑白合同”的产生原因 |
| 3.2.1.2 “黑白合同”的主要特征 |
| 3.2.2 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认定 |
| 3.2.2.1 “背离”及“实质性内容”的内涵 |
| 3.2.2.2 合同的合理变更 |
| 3.2.3 “黑白合同”的具体效力 |
| 3.2.3.1 “黑”合同并非必然无效 |
| 3.2.3.2 “黑”“白”合同的效力关系 |
| 3.3 挂靠施工合同的效力认定 |
| 3.3.1 挂靠施工合同效力认定标准的统一化需求 |
| 3.3.1.1 建筑市场中挂靠施工现象仍旧猖獗 |
| 3.3.1.2 挂靠施工合同效力认定的实践现状 |
| 3.3.2 挂靠施工合同效力认定的行为界定基础 |
| 3.3.2.1 挂靠施工概念的类型化表达 |
| 3.3.2.2 与相关行为甄别的标准及意义 |
| 3.3.3 挂靠施工合同效力认定规则的疑难探讨 |
| 3.3.3.1 建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强制性分析 |
| 3.3.3.2 挂靠施工合同效力认定的规范缺失 |
| 3.3.3.3 挂靠施工合同中的双重法律关系 |
| 3.4 未取得建筑许可的施工合同的效力认定 |
| 3.4.1 建筑许可制度的主要内容 |
| 3.4.2 未经许可施工合同效力的规范现状 |
| 3.4.3 未经许可施工合同效力的判定规则 |
| 3.4.4 未经许可施工合同的效力补正 |
| 3.4.4.1 效力补正规则的参照适用 |
| 3.4.4.2 效力补正规则的具体程序 |
| 第4章 无效施工合同的法律后果 |
| 4.1 处理无效施工合同中的法理依据 |
| 4.1.1 恢复原状的基本范式 |
| 4.1.2 请求权性质 |
| 4.1.3 折价补偿规则 |
| 4.1.3.1 折价补偿的适用条件 |
| 4.1.3.2 折价补偿的数额量定 |
| 4.2 .折价补偿的具体方式——参照合同结算工程价款 |
| 4.2.1 参照结算的前提条件 |
| 4.2.2 参照结算的合同范围 |
| 4.2.3 参照结算的司法难点 |
| 4.2.3.1 “黑白合同”中的参照结算问题 |
| 4.2.3.2 未取得建筑许可的施工合同能否参照结算? |
| 4.2.4 参照结算规则的理论评析 |
| 4.3 合同外补偿方式 |
| 4.3.1 另行达成结算协议 |
| 4.3.2 工程造价鉴定 |
| 4.4 无效施工合同中的损害赔偿责任 |
| 4.4.1 赔偿责任的法理依据 |
| 4.4.1.1 请求权基础 |
| 4.4.1.2 责任范围 |
| 4.4.2 无效施工合同损失赔偿的具体规则 |
| 4.4.2.1 对第三人的违约责任损失 |
| 4.4.2.2 履行瑕疵引发的损失 |
| 4.5 收缴非法所得 |
| 4.5.1 规范分析 |
| 4.5.2 司法现状 |
| 4.5.3 规则建议 |
| 第5章 无效施工合同处理中的特别制度 |
| 5.1 实际施工人制度 |
| 5.1.1 实际施工人的界定 |
| 5.1.1.1 实际施工人的类型 |
| 5.1.1.2 实际施工人的权利义务来源 |
| 5.1.2 实际施工人的制度价值 |
| 5.1.3 实际施工人制度的完善 |
| 5.1.3.1 理论支持 |
| 5.1.3.2 规则建议 |
| 5.2 无效施工合同中的工程优先权 |
| 5.2.1 工程优先权的概念和性质 |
| 5.2.2 合同效力与工程优先权 |
| 5.2.3 实际施工人的工程优先权 |
| 5.2.3.1 实证分析 |
| 5.2.3.2 可行性分析 |
| 5.2.3.3 适用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缩略语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3 研究现状评述 |
| 1.5 研究方法 |
| 第1章 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概述 |
| 1.1 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义务之内涵及特征 |
| 1.1.1 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义务的内涵 |
| 1.1.2 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义务的特征 |
| 1.2 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义务的参与主体界定 |
| 1.2.1 经营者的界定 |
| 1.2.2 消费者的界定 |
| 1.3 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义务的成立要件 |
| 1.3.1 经营者一方要件 |
| 1.3.2 消费者一方要件 |
| 第2章 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理论基础 |
| 2.1 诚实信用原则与契约法理论的进化 |
| 2.1.1 道德的善的诚实信用与绝对的契约自由 |
| 2.1.2 作为一般原则的诚实信用与契约正义 |
| 2.1.3 基于特殊人格关系确立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义务 |
| 2.2 事实上决定自由与私法自治 |
| 2.2.1 “完全自由市场”下的私的自治 |
| 2.2.2 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私法自治的异化 |
| 2.2.3 消费者事实上决定自由的保障 |
| 2.3 形式的契约正义与消费者合同缔结阶段的程序控制 |
| 2.3.1 形式的契约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化 |
| 2.3.2 基于程序控制实现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
| 2.4 市场失灵与信息上弱者之保护 |
| 2.4.1 合同订立中消费者处于信息弱势地位 |
| 2.4.2 消费者缔约信息弱势引发交易风险 |
| 2.4.3 克服合同订立中信息不对称的主要路径之一 |
| 第3章 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范围 |
| 3.1 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范围确定的影响因素 |
| 3.1.1 消费者对产品的接触程度 |
| 3.1.2 消费者的信息需求 |
| 3.1.3 消费者处理信息的能力 |
| 3.1.4 披露信息的可能性 |
| 3.2 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范围的设定原则 |
| 3.2.1 消费者人身安全保障最优原则 |
| 3.2.2 适量性原则 |
| 3.2.3 不利信息全面披露原则 |
| 3.2.4 利益衡平原则 |
| 3.3 不同交易模式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义务的范围 |
| 3.3.1 传统交易模式下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的范围界定 |
| 3.3.2 网络交易模式下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的范围界定 |
| 3.4 经营者缔约信息披露范围确定的典型示例 |
| 3.4.1 食品 |
| 3.4.2 汽车 |
| 第4章 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 |
| 4.1 消费者的有限理性及缔约决策过程 |
| 4.1.1 消费者的有限理性 |
| 4.1.2 消费者的缔约决策过程 |
| 4.2 易于发现:向消费者合理提示披露信息 |
| 4.2.1 披露信息的载体具备合同文件的特征 |
| 4.2.2 采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方式披露信息 |
| 4.2.3 提醒消费者注意披露信息的文字须清楚明白 |
| 4.2.4 合理设定提醒消费者注意信息的程度 |
| 4.3 易于理解:披露信息内容应易于消费者理解 |
| 4.3.1 以平实化的语言表述披露信息 |
| 4.3.2 给予消费者充分的阅读机会 |
| 4.3.3 经营者对披露信息进行解释说明 |
| 4.4 典型研究: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协议中服务条款信息披露的履行 |
| 4.4.1 网络购物平台服务协议现状分析 |
| 4.4.2 网购平台服务协议服务条款披露存在的问题 |
| 4.4.3 网购平台协议服务条款披露规制的不足 |
| 4.4.4 网络平台服务协议中服务条款披露的完善建议 |
| 第5章 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责 |
| 5.1 经营者违反缔约信息披露义务民事责任之性质判定 |
| 5.1.1 经营者违反缔约信息披露义务之具体形态 |
| 5.1.2 经营者违反缔约信息披露义务民事责任性质之争 |
| 5.1.3 结论:特殊缔约过失责任之确立 |
| 5.2 经营者违反缔约信息披露义务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 |
| 5.2.1 损害赔偿范围是否以履行利益为限 |
| 5.2.2 是否包含消费者缔约机会损失 |
| 5.2.3 是否包含精神损害赔偿 |
| 5.2.4 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 |
| 5.3 经营者违反缔约信息披露义务欺诈之认定 |
| 5.3.1 问题的提出 |
| 5.3.2 经营者违反缔约信息披露义务认定欺诈的困难 |
| 5.3.3 经营者违反缔约信息披露义务欺诈的具体认定 |
| 5.3.4 结论 |
| 5.4 “知假买假”情形下经营者惩罚性赔偿责任之承担 |
| 5.4.1 基本案情与判决结果 |
| 5.4.2 “知假买假者”消费者身份之认定 |
| 5.4.3 “知假买假”时惩罚性赔偿责任前提之否定 |
| 5.4.4 结论: 知假买假时经营者不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默示意思表示解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默示意思表示及其解释概论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特征观察 |
| 一、默示意思表示的概念 |
| 二、默示意思表示特征的统一 |
| 第二节 默示意思表示的认定与分类 |
| 一、默示意思表示的界定 |
| 二、默示意思表示的分类 |
| 第三节 默示意思表示解释的特殊性与必要性 |
| 第四节 默示意思表示解释的目的 |
| 一、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 |
| 二、规范性解释理论 |
| 第二章 默示意思表示解释的价值定位与原则选择 |
| 第一节 价值定位 |
| 一、民法主要价值的演变 |
| 二、衡平价值的准确定位 |
| 第二节 默示意思表示解释原则 |
| 一、起点观察：探求真意原则 |
| 二、终点反推：信赖保护原则 |
| 三、贯穿始终：诚实信用原则 |
| 第三章 默示意思表示的解释方法 |
| 第一节 意思表示的传统解释方法 |
| 第二节 规范性解释的引入 |
| 一、客观解释：以“双重功能”切入 |
| 二、当事人意思与规范意思 |
| 第三节 默示意思表示解释三角框架之构建 |
| 一、何为“理性人”立场 |
| 二、行为人之可归责性 |
| 三、相对人之合理信赖 |
| 第四节 默示意思表示解释证据之“语”境 |
| 一、交易习惯 |
| 二、当事人“习性” |
| 三、先前行为或允诺 |
| 第四章 默示意思表示解释之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意思表示解释与合同解释 |
| 第二节 积极默示——行为之于合同成立、变更或违约 |
| 一、我国《合同法》及司法解释之规定 |
| 二、域外代表性国家相关规定 |
| 三、立法分析 |
| 第三节 消极默示——沉默之于承诺或合同变更 |
| 一、我国《合同法》及司法解释之规定 |
| 二、域外代表性国家相关规定 |
| 三、立法分析 |
| 第四节 法律适用观察之案例分析 |
| 第五节 我国相关立法的可能方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论沉默构成意思表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语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意思表示以及沉默的基本范畴 |
| (一) 意思表示的含义及方式 |
| 1、意思表示的含义 |
| 2、意思表示的方式 |
| 3、沉默作为意思表示的含义 |
| (二) 沉默构成的意思表示与其他意思表示的区别 |
| 1、与明示意思表示的区别 |
| 2、与默示意思表示的区别 |
| 3、与意思实现的区别 |
| 二、沉默构成意思表示的类型 |
| (一) 法律规定的沉默意思表示 |
| 1、在法律条文中的体现 |
| 2、法律规定的方式 |
| (二) 当事人约定的沉默意思表示 |
| 1、约定的沉默意思表示的认定 |
| 2、约定的沉默意思表示的案例分析 |
| (三) 按照交易习惯的沉默意思表示的认定 |
| 1、习惯的界定 |
| 2、按照交易习惯的沉默意思表示的案例分析 |
| (四) 其他 |
| 三、国外关于沉默意思表示的制度与观点 |
| (一) 英国 |
| 1、英国的法律规定 |
| 2、英国学者观点 |
| (二) 法国 |
| 1、法国的法律规定 |
| 2、法国学者观点 |
| (三) 德国 |
| 1、德国的法律规定 |
| 2、德国学者观点 |
| 四、沉默作为意思表示的解释 |
| (一) 意思表示的解释 |
| 1、意思表示解释的规范 |
| 2、意思表示解释规范的不足 |
| (二) 沉默意思表示的解释 |
| 1、私法自治原则 |
| 2、诚实信用原则 |
| 3、合理信赖原则 |
| 4、交易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我国《合同法》第22条与第26条的解释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国际私法研究—从《法例》到《通则法》 ——从《法例》到《通则法》[D]. 张广杰.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2]论职务代理的行为人 ——《民法总则》第170条第1款的解释论[D]. 万润发. 苏州大学, 2020(03)
- [3]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让与担保效力研究[D]. 高一丹.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4]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D]. 钱俊成.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5]论法律行为交往中的沉默 ——以法律义务的基础构成为中心[D]. 叶锋.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6]格式条款规制研究[D]. 王俣璇. 山东大学, 2019(02)
- [7]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研究[D]. 唐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8]消费者合同订立中经营者信息披露义务研究[D]. 李永.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默示意思表示解释研究[D]. 滕环环.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10]论沉默构成意思表示[D]. 李晨. 苏州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