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省召开政法系统信访工作现场会（论文文献综述）
黄英波[1]（2020）在《“枫桥经验”在涉铁社会矛盾治理中的运用 ——以山西省为例》文中认为“枫桥经验”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案,其核心内涵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创新发展。50多年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融入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被广泛借鉴应用于诸多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铁路建设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高速铁路里程的不断增加,铁路安全运营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愈发突出。铁路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涉铁社会矛盾数量不断增加,化解难度不断增大,呈现出“影响因素复杂、涉及主体多、治理难度大”的特点,深刻体现了当今政府、垄断性国企、农村基层、个体公民复杂曲折的互动过程,体现出当代社会治理中法治、政治、德治、自治之间的复杂纠缠。妥善化解涉铁社会矛盾事关铁路沿线群众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事关铁路运营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大动脉畅通,事关国家形象,是铁路沿线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社会治理工作。预防和化解涉铁社会矛盾,需要平衡各方诉求,动员各方力量,坚持联防联治、技防人防、共建共享的指导方针。“枫桥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一整套理念、思路和做法,能够为涉铁社会矛盾治理提供新的助力,因此在全国铁路护路联防系统得到推广。本文以山西省为例,将“枫桥经验”引入到对一种特殊社会矛盾——涉铁社会矛盾治理的讨论中,分析“枫桥经验”在预防化解涉铁社会矛盾中是如何具体开展并获得效果的,并进一步讨论这项工作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这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枫桥经验”的运用领域,对推动铁路沿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深化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具有一定意义。文章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论文写作的总体情况,包括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二部分介绍了“枫桥经验”的相关内容,梳理了“枫桥经验”的演进过程,界定了“枫桥经验”的基本概念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内涵,并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枫桥经验”进行介绍;第三部分对山西省涉铁社会矛盾治理实践进行了详细论述,从山西省涉铁社会矛盾治理整体入手,分析涉铁社会矛盾的发展态势及产生原因,并对其在治理过程中探索的典型经验进行总结;第四部分基于案例的具体实践,对涉铁社会矛盾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借鉴“枫桥经验”,从涉铁社会矛盾治理的理念、格局、体制机制、治理方式几个层面提出涉铁社会矛盾治理创新的对策。
梁俊山[2]（2020）在《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先后经历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发展阶段,各阶段都是党为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农村基层组织在党的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创新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的核心机制。厘清农村基层党支部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对于实现以制度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党支部领导,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H县D村是一个位于晋、陕、蒙交界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型村庄,其处于“鸡鸣三省”的边缘地理环境、“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民歌海洋”的艺术氛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时空场域中,为基层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经历了组织化的三个重要时期,即从分散个体到组织集体的农民协会时期,从原子化小农到合作化社员的合作化时期和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的人民公社时期。组织化实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启蒙并对农村制度形成初步认知,为改革开放后有序参与村民自治并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村民自治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党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村“两委”关系,为村民自治实践预留了基层制度创新空间。D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为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组织涣散的矛盾复杂村,群众在坚持党的领导制度认知下提出“选书记”的制度创新诉求。地方党委基于“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对诉求积极回应,与人民互动中创造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新做法,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威,有效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两票”制经验在党组织支持和实践检验下不断扩散和深化,最终演化为具有全国普适性的“两推一选”制度。D村“两票”制经验及其“跨村选人”、“一肩挑”的制度创新实践展示了完整的制度创新脉络和经验链条,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文试图通过对D村“两票”制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调研,结合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场域理论对其内在规律进行剖析,形成对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研究发现党支部选举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保障下、农民发展内驱力推动下,遵循理法合一的价值路线,通过内生外嵌的实现路径进行耦合创新的过程。其中制度场域是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四维一体是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系统协同是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耦合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在把握党的基层制度创新逻辑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满足农民发展需求、引领农村“三治融合”和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谢鹏[3]（2020）在《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制度形塑个人,人是制度的产物。根据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是了解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的关键,也是建构社会主义特色政治学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制度变迁理论则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了“制度集成”。这种“制度集成”倒映在基层社会,一方面是文本式的正式制度的规范和制约,另一方面是传统社会残留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侵染。然而,基层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有着自身的“情境”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干部既是制度体系中的个人,深受政策法规条例等正式制度的规约,也是制度文化中的个人,深受“官本位”“乡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基层干部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和核心要素,但作为“情境理性人”,有着追逐个体理性、寻求机会成本的目的和需求。加之,压力型体制的现实存在,势必会产生高度的挤压状态,基层干部很可能不堪重负,担当作为动力不足。因此,亟待进行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修复完善制度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解除基层干部的制度和“情境”困扰。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制度变迁理论,聚焦“制度”这一变迁因素,全面梳理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总结提炼基层干部人事工作的现实困境,力图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历经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干部工作实践经验,其制度体系建设既是传统吏治思想的扬弃,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提炼而成。但是,当前现行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一以贯之的现行的正式制度存在政策体系供给不足的困扰,制度缺位有待完善、制度衔接有待加强、制度理念有待提升;基层社会“情境”之下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的短缺和失衡,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倾向、“熟人社会”下的说情打招呼、思想观念局限下的“为官不为”、政绩观错位下的形式主义作祟等因素,深刻影响着干部工作的开展、作用的发挥;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存在执行不力与实施机制不畅等问题,选拔任用精准度不高、教育培养针对性不足、管理监督系统性不够、激励约束实效性不强;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存在路径依赖,非制度化因素的消极影响造成了观念障碍,传统体制惯性导致改革滞后于社会转型步伐造成了体制障碍,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错位、缺位的现象客观存在造成了组织行为障碍,缺乏科学论证、分析研判、吐故纳新等保障机制造成了机制障碍。因此,必须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应然路径,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自有其价值取向。总体设想重在“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选拔任用重在提高精准度,教育培养重在提升能力素质,管理监督重在严格执纪监督,激励约束重在促进担当作为。
李元勋[4]（2019）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文中提出脱胎于“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的村民自治,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萌发起来的,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力量介入高位推动的中国特色的基层直接民主形式,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及有效方式,是基层群众自治在农村的民主实践和伟大创举。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发韧于农村的由村民创造的民主改革实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国家逐步通过立法形式对这种民主形式进行了制度化设计,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备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使之上升为制度化的基层民主形式和在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同时又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亿万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了村民当家作主。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状况的变迁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甚至文字表述都会发生某些变化。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实现了从村民自治向乡村治理话语体系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十八大后要求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便成为重要的政策话语,实现了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与具体实践的梳理和研究,总结概括出了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由绪论和正文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缘起及意义,核心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并梳理了本论文的理论渊源。第一章是村民自治的萌生。本章对村民自治产生前的乡村治理作了梳理与分析;对其产生的背景作了深度剖析,这些背景主要包括宽松的政治环境、包产到户的推行、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等因素。梳理了村民自治兴起的过程,从建立第一个村委会到在全国的普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广大农村得以全面建立。第二章是村民自治的发展。本章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发动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作了论述,这一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为起点的,主要是开始建章立制,推进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与村民自治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得以完善、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和选举模式的创新。第三章是村民自治的深化。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村民自治实践全面推行,进行了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在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背景下,村民自治面临新挑战,农村社区建设不断开展与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建设逐步规范和选举方式方法不断创新。第四章是村民自治的提升。在这一时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以村民自治为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的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实践场域,开启了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开始了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广大基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各地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对基层民主协商的探索与实践。在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背景下,针对“三农”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对“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第五章是村民自治的成效和历史经验。从总体上来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经过40年的发展,成效显着,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加强,各项民主机制体制逐步完善,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基本得以实现。通过考察村民自治40年的进程得出了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坚持问题导向,循序渐进推动制度革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发展道路。
李乾坤[5]（2019）在《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文中认为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是将妇女群众的具体利益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领域持续推进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实践,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七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妇联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在党政部门支持下,积极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深化妇联组织改革、推动妇联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阶段,系统梳理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全面总结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既是新时代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深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因此,对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力争突破现有研究以现阶段的区域性实践和个案为主的局限,以史实为依据,运用相关理论,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党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妇联组织的沿革、妇女发展需求的变迁、社会力量的消长等多个层面展开。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先从探析妇联组织特性和社会治理理念着手,界定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内涵,划定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和研究边界,然后梳理归纳与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最为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社会性别理论、治理理论的理论沿革和核心观点,阐释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妇联围绕新政权巩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治理中心任务,统合妇女群众与其他社会力量,构建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格局、创建男女平等的新生产秩序、确立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以及对妇女进行社会改造的社会治理实践。第三、四部分研究在政治经济形势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参与社会治理的曲折历程中,妇联在组织建设、提升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发动妇女参与各项社会建设、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为妇女提供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探索与过失。第五部分研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妇联遵循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的国家治理总体战略,按照“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的治理原则,在建立纵横交错的妇联组织网络,建立健全各项组织制度和协调机制,打造“巾帼建功”、“双学双比”、“文明家庭创建”等多个专题活动品牌,建立确保活动持续开展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的丰富实践。第六部分研究新时代妇联在党和国家改革发展的新布局中,在全面深化妇联组织改革的基础上,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催生的各种新资源、新技术,尤其是巾帼志愿者资源和互联网技术,联合社会力量在妇女源头维权和实事化维权、引领妇女群众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动员妇女参与社会文明新风培育等方面的新探索。第七部分总结妇联在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中,在推动妇联组织创新发展,处理与党政部门、其他社会团体、妇女群众等各方社会力量关系,汇聚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联系、团结、服务、教育妇女群众等方面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经验。总之,妇联作为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妇女可信赖和依靠的重要群团组织,是沟通党和妇女群众、联合其他社会力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间,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主流是既推进了妇联组织的创新发展,满足了各个阶段妇女群众解放发展的需求,又为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了巾帼力量,基本上形成了多赢的良性循环;支流是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一度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存在“四化”一类的历史遗留问题或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在亟需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攻坚阶段,为了充分激发妇联和妇女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的群团改革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构作出了重要部署和指示。历史经验表明,新时代妇联若要更好地承担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使命,还需遵循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妇联组织主动性相统一,坚持理论自信与兼容并蓄地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坚持以妇女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做好经常性工作与开展专题活动相统一,不断提升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协作水平等历史逻辑。
李琴琴[6]（2019）在《信访事项分级分类处理的目标设定与现实考量》文中研究指明信访作为我国一项特有的民意表达和解决纠纷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实现权利救济、巩固政权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现实中,即使一些走正常法定途径就可以解决的诉求,人们也习惯性地走信访渠道。这种诉求解决时对信访的极度选择偏向,不仅远远溢出了信访权利救济的范围,也造成了各类救济途径之间的比例失调,多元救济的工作大格局无法形成。随着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全面推进,信访法治化改革也被提上日程。党中央提出要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依法实行信访事项分级分类处理,这对于构建多元纠纷救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信访事项分级分类处理,各级政府以及司法途径、行政法定途径、信访这三类途径充分发挥在解决纠纷上特有的作用,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共同解决民众的合理诉求,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本文从当前信访改革中信访事项分级分类处理入手,阐明了它在政治、法律、管理方面要实现的预期目标,以及为达到预期目标,在实践中采用了如诉访分离、编制法定诉求清单、发挥信访部门的补充作用,依法逐级走访、分级受理的具体措施。但是信访事项分级分类处理仍存在着观念、体制、机制这三方面的制约因素,影响着预期目标的实现。为此,针对这三方面制约因素提出了具体的优化路径。只有树立法治思维,优化制度和机制设计,在厘清三类途径和各级处理主体工作边界的基础上,加强协作,才是信访改革的正道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内容。
罗菲[7]（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冯仕政[8]（2018）在《中国信访制度的历史变迁》文中指出信访制度改革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卓有成效地推进信访制度改革,就必须从理论上阐述中国信访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规律,而理论建构又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并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本文旨在描述中国信访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并揭示其中蕴含的总体趋势。本文认为中国信访制度发端于1951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根据国家信访制度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和取向,信访制度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创立和探索阶段（1951—1978年）、恢复和规范阶段（1978—2004年）以及统合和重塑阶段（2004年至今）。从总体趋势上看,信访制度的发展外展与内蹙同时并存,即信访制度在结构上不断丰满的同时,功能上却在不断衰退。这也是当前信访制度面临的主要困境。
谢丹[9]（2018）在《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效力研究 ——基于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2014-2017年工作报告的观察》文中研究说明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的,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分配,既是一个结构制衡,更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在中国预算民主需要人大监督,而预算监督的落实需要有较强的预算监督能力,研究人大预算监督效力能为如何更有效的监督预算提供支持。为了探寻省级人大在预算监督方面是否有实质进展,从而展开关于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效力研究。通过对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2014-2017年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在权力保障方面有关预算监督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监督权力有所改变,监督范围和深度有所拓展;在能力建设方面监督人员能力有所提高,监督机构有所完善,监督方式有所创新;在约束机制方面预算的公开透明度得到提升,代表参与预算监督得到加强。关于预算监督省级人大在具体的监督实践中均有较大提升。在肯定省级人大预算监督进展的同时,也发现了其中的不足,因此结合各省监督实践提出关于进一步改进预算监督工作的建议,为人大更好的进行预算监督提供指引。有效的开展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效力研究,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点。第二部分建立对人大预算监督效力的评判标准:省级人大预算监督的权力保障、能力建设、约束机制。第三部分是基于人大预算监督效力评判标准,对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2014-2017年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从多方面对人大预算监督实践进行梳理,探究人大预算监督效力。第四部分是从三个标准出发对人大预算监督效力进行评价。第五部分是提出提升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效力的对策。从省级人大常委会2014-2017年工作报告出发,关注的文本资料较新。从省级人大预算监督地方法规系统、各省监督法办法的梳理、监督工作计划的变化、监督工作实践四个方面构筑了权力保障实践的探索,后面三个角度均是以前没有关注到的视角。在能力建设实践方面,对人大代表进行了实证分析,对监督专业机构进行了详细统计,监督方法和手段均是从人大实践中获取的。针对效力评价部分和对策部分,密切联系了实际,从各省自我评价和监督创新中提取,更符合现实状况。将预算研究纳入到多个学科的交叉研究中,从31个省级人大的实践角度研究预算监督,可能是创新之处。
赵亚男[10]（2017）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反腐败,不仅关系到政治生态的净化,更是一场价值观的较量。腐败文化与廉政文化的博弈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如何通过在党内外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最终战胜全社会范围的腐败亚文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完善,廉政文化建设也日益成熟。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廉政文化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不仅要研究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也要对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历史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历史、现状及经验教训进行梳理研究,以期对当前廉政文化建设的开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论文结构上分为六章。第一章是思想源流分析。本章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法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思想及对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借鉴价值做了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历史进行了考察。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中国共产党借助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以及系列反腐运动等方式,不断从思想上肃清封建社会的腐败文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了党员干部的宗旨信念,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从而改善了社会风俗习惯,铸造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第三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历史做了考察。这一时期,廉政文化建设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与规范化。在领导体制机制上,廉政文化建设由各级党委领导,各级纪委、宣传部、组织部等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非官方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在对象上,既面向全党,通过进机关、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家庭的形式将廉政文化普及到全社会。在手段和方式上,既加强教育引导,又加强舆论宣传,同时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以制度固化廉洁理念。第四章主要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廉政文化建设进行了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廉政文化建设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中去规划、去布局。将教育引导、理论宣传、文化熏陶作为廉政文件建设最重要的途径和方法,同时推动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学校、农村、企业、家庭,党风政风与民风社风良性互动,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第五章,基于前文的研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做了分析。经过建国六十多年的探索,廉政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初步形成,廉政文化建设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优秀廉政文化作品层出不穷。全面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已成基本社会共识,节约务实重新成为全党全社会的风尚,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心和行动力明显增强。本文认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人民性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必须坚持破与立相结合、坚持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在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相统一;重视加强思想建设和理论学习;重视党风廉政宣传: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支撑廉政文化建设。第六章,分析当前廉政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应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强化思想建党,坚持文化强党,不断务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思想道德基础。同时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廉政知识,改变群众“腐败与我无关”的观念,加强党风廉政宣传,增强群众对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心,健全完善参与机制,引导群众有序参与反腐。同时不断拓展领域,创新载体,增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吸引力和感召力,以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效果。
二、山西省召开政法系统信访工作现场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西省召开政法系统信访工作现场会（论文提纲范文）
（1）“枫桥经验”在涉铁社会矛盾治理中的运用 ——以山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枫桥经验”的研究 |
| (二)关于社会矛盾治理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个案研究法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枫桥经验”概述 |
| 1.1 “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 |
| 1.1.1 形成过程 |
| 1.1.2 推广阶段 |
| 1.1.3 发展阶段 |
| 1.1.4 创新阶段 |
| 1.2 “枫桥经验”的概念与本质内涵 |
| 1.2.1 “枫桥经验”的概念 |
| 1.2.2 “枫桥经验”的内涵 |
| 1.3 “枫桥经验”与矛盾纠纷化解 |
| 1.3.1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
| 1.3.2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枫桥经验” |
| 第二章 “枫桥经验”在山西省涉铁社会矛盾治理中的实践 |
| 2.1 山西省铁路护路联防工作概况 |
| 2.1.1 背景介绍 |
| 2.1.2 专职机构 |
| 2.1.3 基层网格员和志愿者队伍 |
| 2.2 山西省涉铁社会矛盾的发展态势 |
| 2.3 山西运用“枫桥经验”化解涉铁社会矛盾的典型做法 |
| 2.3.1 全省相关部署 |
| 2.3.2 几个县区的典型做法 |
| 2.3.3 几个成功化解矛盾的案例 |
| 2.4 “枫桥经验”在山西化解涉铁社会矛盾中的体现 |
| 2.4.1 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 |
| 2.4.2 坚持源头治理、科学预防 |
| 2.4.3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
| 2.4.4 依托信息技术、注重创新 |
| 第三章 运用“枫桥经验”化解涉铁社会矛盾中存在的问题 |
| 3.1 大量矛盾依然没有得到妥善化解 |
| 3.2 运用“枫桥经验”化解涉铁社会矛盾遇到的困难 |
| 3.2.1 路地衔接不畅 |
| 3.2.2 群众参与的程度和范围有限 |
| 3.2.3 专业队伍能力建设存在不足 |
| 3.2.4 基层政府组织少作为 |
| 3.2.5 新技术手段应用不足 |
| 第四章 借鉴“枫桥经验”推动涉铁社会矛盾治理创新 |
| 4.1 创新涉铁社会矛盾治理理念 |
| 4.1.1 坚持以人为本、多元共治 |
| 4.1.2 坚持依法治理 |
| 4.2 创新涉铁社会矛盾治理格局 |
| 4.2.1 将护路联防工作纳入市域社会治理体系 |
| 4.2.2 发挥基层组织作用 |
| 4.2.3 扩大群众参与 |
| 4.3 创新涉铁社会矛盾治理机制 |
| 4.3.1 创新路地协调机制 |
| 4.3.2 落实“双段长”责任制 |
| 4.4 创新涉铁社会矛盾治理方式 |
| 4.4.1 治理方式多样化 |
| 4.4.2 治理手段智能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基本问题与反思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基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进路:视角选择与理论假设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四)理论视角 |
| 四、研究样本:村庄选取与典型特征 |
| (一)样本选取原则 |
| (二)样本基本概况 |
| (三)样本典型特征 |
| 第一章 地理交汇与文化交融:“两票”制探索的时空场域 |
| 1.1 “鸡鸣三省”之边缘地理 |
| 1.1.1 H县沿革与县域区位 |
| 1.1.2 D村由来与村庄区位 |
| 1.1.3 边缘地理的交集与自立 |
| 1.2 “十年九旱”之古渡经济 |
| 1.2.1 天与地:传统农业根基薄弱 |
| 1.2.2 福与祸:黄河泊来利弊 |
| 1.2.3 破与立:挣扎的渡口经济 |
| 1.3 “民歌海洋”之艺术之乡 |
| 1.3.1 “二人台”:艺术的地域根基 |
| 1.3.2 民风活跃:曲艺塑造下的地方文化 |
| 1.3.3 走西口:艺术与社会的互动 |
| 1.4 “自治示范”之民主金石 |
| 1.4.1 《村组法》试行与H县试点 |
| 1.4.2 《村组法》落实与H县示范 |
| 1.4.3 突破:自治精神萌动农民诉求 |
| 第二章 民主启蒙与制度认知:“两票”制探索前的民主习得 |
| 2.1 农民协会时期:从分散个体到组织化集体 |
| 2.1.1 清末的农会组织 |
| 2.1.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组织 |
| 2.1.3 解放区的农民协会重建 |
| 2.2 合作化时期:从分散小农到合作化社员 |
| 2.2.1 农民所有制下的个体经营尝试与缺陷 |
| 2.2.2 传统变工下的互助生产 |
| 2.2.3 初级合作社下合作意识的萌动 |
| 2.3 人民公社时期: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 |
| 2.3.1 高级合作社:从自发合作到集体行动 |
| 2.3.2 集体化社员:从生产社员到政治成员 |
| 2.3.3 运动化社员:从政治参与到群体乱序 |
| 2.4 包产到户:从秩序缺位到民主自治 |
| 2.4.1 退潮与反思:农民乱序参与的折返 |
| 2.4.2 探索与首创:包产到户的农民实践 |
| 2.4.3 民主与权利:村民自治的制度构建 |
| 第三章 民主探索与制度创新:“两票”制产生与实践的内在动因 |
| 3.1 “村民自治”:两票制创新的制度前提 |
| 3.1.1 村民自治顶层设计为制度创新提供机制保障 |
| 3.1.2 村民自治实践开启制度创新窗口 |
| 3.1.3 村民自治使农村基层党建产生新“需求” |
| 3.2 “为利抗争”:两票制创新的工具理性 |
| 3.2.1 依法举揭:政治认同下农民维权的路径选择 |
| 3.2.2 创制扩权:农民诉求表达的行动策略 |
| 3.2.3 以势易权:农民诉求实现的精神取向 |
| 3.3 “人民中心”:两票制创新的价值回应 |
| 3.3.1 诉求回应: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必然要求 |
| 3.3.2 互动创制:两票制创新的实践路径 |
| 3.3.3 农民中心:两票制的价值遵循 |
| 3.4 “政治实验”:两票制创新的探索路径 |
| 3.4.1 政治实验与政治学实验 |
| 3.4.2 中国的“政治实验”范式 |
| 3.4.3 两票制:政治实验的基层实践 |
| 第四章 民主落实与制度拓展:“两票”制发展与深化的路径选择 |
| 4.1 实践检验与制度成型:D村试选到W镇推行 |
| 4.1.1 制度诉求:“信任票”的产生缘由 |
| 4.1.2 制度供给:实践检验下的诉求回应 |
| 4.1.3 创制成效:制度创新绩效的现实反映 |
| 4.2 经验推广与制度发展:从X地区现场会到山西培训班 |
| 4.2.1 组织领导:制度创新发展的根本保障 |
| 4.2.2 农民实践:制度创新发展的驱动力量 |
| 4.2.3 制度风险:制度创新的宏观考量 |
| 4.3 全国借鉴与制度变体:从“两票”制到“两推一选” |
| 4.3.1 有限效度:“两票”制昙现与折返 |
| 4.3.2 水波效应:“两票”制的后创制时代 |
| 4.3.3 制度变体:“两推一选”创制与全国落地 |
| 4.4 民主深化与制度超越:从村支部选举到乡镇直选 |
| 4.4.1 民主上升:公推直选由乡村走向乡镇 |
| 4.4.2 民主拓展:由村内选举走向多村联选 |
| 4.4.3 民主深化:制度创新的持续动力 |
| 第五章 耦合创新: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 |
| 5.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的组织保障 |
| 5.1.1 农村党建催生制度创新需求 |
| 5.1.2 地方党组织推动制度创新实践 |
| 5.1.3 党中央确认制度创新结果 |
| 5.2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 |
| 5.2.1 农民逐利:制度创新的经济动因 |
| 5.2.2 农民维权:制度创新的政治追求 |
| 5.2.3 农民参与:制度创新的文化场域 |
| 5.2.4 农民发展:制度创新的核心动力 |
| 5.3 理法合一:制度创新的价值遵循 |
| 5.3.1 合法性:制度创新的外部边界 |
| 5.3.2 合理性:制度创新的内在准绳 |
| 5.3.3 人民性:理法合一的创制精神 |
| 5.4 内生外嵌: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 |
| 5.4.1 诉求萌发:制度创新的起点 |
| 5.4.2 以势抗争:制度议程的设置 |
| 5.4.3 价值嵌入:制度创新的实现 |
| 5.4.4 党的引领:制度创新的扩散 |
| 5.5 耦合效应:制度创新的协同机制 |
| 5.5.1 制度场域: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 |
| 5.5.2 四维一体: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 |
| 5.5.3 系统协同: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 |
| 5.5.4 耦合机制:制度创新的实现机理 |
| 第六章 党的制度创新引领农村发展的未来走向 |
| 6.1 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 |
| 6.1.1 跨村选人:创新党的基层选举制度 |
| 6.1.2 跨级用人:创新党员干部管理制度 |
| 6.1.3 跨委育人:创新党员人才培养制度 |
| 6.2 以制度创新满足农民发展需求 |
| 6.2.1 问题:农民需求的现状分析 |
| 6.2.2 归因:农民需求的制度成因 |
| 6.2.3 策略:农民需求的制度供给 |
| 6.3 以制度创新引领农村“三治融合” |
| 6.3.1 党的领导制度创新:三治融合的基本前提 |
| 6.3.2 农村制度耦合创新:三治融合的协同机制 |
| 6.3.3 党领民治体制创新:三治融合下的农村善治 |
| 6.4 以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
| 6.4.1 创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助推产业兴旺 |
| 6.4.2 创新农村生态保护制度,建设宜居乡村 |
| 6.4.3 创新村规民约惯习制度,培育文明乡风 |
| 6.4.4 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实现农村善治 |
| 6.4.5 创新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创造富裕生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研究方法和问题与不足 |
| 一、论文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所遇问题 |
| 四、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基层干部 |
| 三、干部人事制度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及主体框架 |
| 一、宏观层面: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 |
| 二、微观和中观层面:制度变迁理论 |
| 三、搭建理论依据与主体架构的桥梁 |
| 第二章 政治现代化、基层治理与干部行为模式 |
| 第一节 现代化进程下的基层治理结构 |
| 一、基层权威结构的历时嬗变 |
| 二、基层社会规则及其运行逻辑 |
| 三、基层政权结构与治理形态 |
| 第二节 基层干部的行为动机及其模式 |
| 一、关于人性的三种理论假设 |
| 二、“情境理性”:基层干部的人性假设 |
| 第三节 压力型体制与干部行为逻辑 |
| 一、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 |
| 二、指标化的责任考评体制 |
| 第三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传统吏治思想及其扬弃 |
| 一、尊重人才,选贤任能 |
|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
| 三、注重基层,历练培养 |
| 四、加强考核,严格监管 |
| 五、廉洁奉公,节操自爱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的探索历程 |
| 一、初创阶段:解放思想,破旧立新 |
| 二、探索阶段:打牢基础,破冰前行 |
| 三、改革阶段:积极探索,深化前行 |
| 四、“新时代”:建章立制,全面发展 |
| 第三节 基本经验及其启示 |
| 一、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
| 二、秉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强化理论武装和基层历练 |
| 四、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 |
| 第四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正式制度下政策体系供给不足 |
| 一、制度缺位有待完善 |
| 二、制度衔接有待加强 |
| 三、制度理念有待提升 |
| 第二节 社会“情境”下非正式制度约束失衡 |
| 一、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倾向 |
| 二、“熟人社会”下的说情打招呼 |
| 三、思想观念局限下的“为官不为” |
| 四、政绩观错位下的形式主义作祟 |
| 第三节 制度执行不力与实施机制不畅 |
| 一、选拔任用精准度不高 |
| 二、教育培养针对性不足 |
| 三、管理监督系统性不够 |
| 四、激励约束实效性不强 |
| 第四节 制度改革存在路径依赖 |
| 一、观念障碍:非制度化因素的消极影响 |
| 二、体制障碍:传统体制惯性导致改革“迟滞” |
| 三、组织行为障碍:党委及组织部门错位缺位 |
| 四、机制障碍:缺乏吐故纳新的保障机制 |
| 第五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总体设想:“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 |
| 一、涵盖选育管用四个方面 |
| 二、“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是关键 |
| 三、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目标任务 |
| 第二节 选拔任用:提高精准度 |
| 一、考实政治素质,注重群众公论 |
| 二、完善考核评价,加强实绩考量 |
| 三、开展谈心谈话,强化分析研判 |
| 四、细化完善机制,健全过程保障 |
| 第三节 教育培养:提升能力素质 |
| 一、分层分类分级推进培训 |
| 二、完善学习培养系统方案 |
| 三、强化基层一线实践历练 |
| 第四节 管理监督:严格执纪监督 |
| 一、严格遵守监管原则 |
| 二、细化层级管理规定 |
| 三、实施立体监管制度 |
| 四、完善宽严相济体系 |
| 五、正确处理各项关系 |
| 第五节 激励约束:促进担当作为 |
| 一、健全考核激励制度 |
| 二、推进职务职级并行 |
| 三、完善身心关爱机制 |
| 结语:通往现代干部人事管理之路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4）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 |
| 六、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章 村民自治的萌生 |
| 一、1949-1978 年乡村治理的简要回顾 |
| (一)农民协会和乡—村政权组织 |
| (二)合作化时期的乡村治理 |
| (三)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乡村治理 |
| 二、村民自治产生的背景 |
| (一)宽松的政治环境 |
| (二)包产到户的推行 |
| (三)农村管理出现组织真空与公共权力缺位 |
| (四)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 |
| 三、村民自治组织的逐步建立 |
| (一)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与第一个村委会的成立 |
| (二)由点到面建立村民委员会 |
| (三)民主选举的初步探索:“海选” |
| 第二章 村民自治的发展 |
| 一、村民自治制度化的初步探索 |
| (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 |
| (二)“莱西会议”促进村级组织的健全 |
| (三)初步建章立制 |
| (四)民主选举的进一步探索 |
| 二、开展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 |
| (一)推进达标示范活动的急迫性 |
| (二)开展达标示范活动的进程 |
| (三)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的成效 |
| 三、村民自治制度化的推进 |
| (一)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完善 |
| (二)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 |
| (三)选举模式的创新 |
| 第三章 村民自治的深化 |
| 一、村民自治的全面实践 |
| (一)《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 |
| (二)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 |
| (三)依法罢免民选村官 |
| (四)民主选举中暴露的问题 |
| 二、制度化建设的逐步完善 |
| (一)从国家到地方对制度的逐步规范 |
| (二)民主选举的进一步规范与超越 |
| (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推进与创新 |
| 三、新农村建设战略下的村民自治实践 |
| (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挑战 |
| (二)农村社区建设的开展 |
| (三)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成效 |
| 第四章 村民自治的提升 |
| 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协商民主的诉求 |
| (二)基层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 |
| (三)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 |
| 二、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 |
| (一)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背景 |
| (二)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实践 |
| (三)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成效 |
| 三、“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探索 |
| (一)治理有效提出的背景 |
| (二)打造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
| (三)“三治合一”治理模式的实践 |
| 第五章 村民自治的成效与历史经验 |
| 一、村民自治的成效 |
| (一)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推动着中国政治发展 |
| (二)村民自治的法制保障不断完善 |
| (三)民主实践不断规范 |
| (四)村民民主参与意识、法制观念增强 |
| 二、村民自治的历史经验 |
| (一)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发展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
| (二)依法治理是村民自治发展的法理基础 |
| (三)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 |
| (四)顺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村民自治发展的动力 |
| (五)推进村民自治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5）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依据 |
| 二、研究现状和目标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妇联组织 |
| (二)社会治理 |
| (三)妇联参与社会治理 |
| 二、相关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
| (二)社会性别理论 |
| (三)社会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良好开端(1949-1956) |
| 一、妇联的全面组建与女界的初步统合 |
| (一)妇联组织体系的初创 |
| (二)妇联的组织统合 |
| 二、妇联参与创建社会新秩序的行动 |
| (一)发动妇女构建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格局 |
| (二)参与创建男女平等的新生产秩序 |
| (三)参与确立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 |
| 三、妇联参与改造妇女的初步实践 |
| (一)劳动光荣理念下对妓女身份的重塑 |
| (二)抗美援朝运动中对妇女爱国观的培育 |
| (三)识字学习运动中对妇女的文化政治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曲折探索(1956-1966) |
| 一、妇联组织的曲折发展 |
| (一)妇联组织名称的统一 |
| (二)妇联组织制度的改进 |
| (三)妇联团体会员的收缩与发展 |
| (四)妇联基层组织的整顿波折 |
| 二、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 |
| (一)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 |
| (二)大规模开展妇女扫盲运动 |
| (三)培育妇女群众集体观 |
| 三、妇联初步纠正“左倾冒进”错误的举措 |
| (一)加强对妇女的劳动保护 |
| (二)参与整顿托幼组织 |
| (三)参与整治婚姻乱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中断与初步恢复(1966-1976) |
| 一、妇联组织的全面解体与初步恢复 |
| (一)妇联组织的逐步解体 |
| (二)妇联组织的初步恢复 |
| 二、妇联对社会治理的有限参与 |
| (一)参与推进男女同工同酬 |
| (二)发动妇女参与“农业学大寨” |
| (三)协助托幼组织的恢复整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发展(1977-2012) |
| 一、改革开放新时期妇联组织的迅速发展 |
| (一)妇联组织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
| (二)妇联团体会员的迅速扩展 |
| (三)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的持续推进 |
| 二、新时期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
| (一)多层次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
| (二)全方位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
| (三)多方面推进对妇女的综合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化转型(2012-2018) |
| 一、新时代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机遇 |
| (一)习近平的社会治理新理念新布局 |
| (二)群团改革背景下妇联组织发展的新需求 |
|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中国妇情新样态 |
| 二、新时代妇联组织的深化改革 |
| (一)妇联组织各项制度的全面整建 |
| (二)妇联组织体系的系统化改革 |
| 三、新时代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新实践 |
| (一)引领妇女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
| (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新作为 |
| (三)动员妇女参与培树社会文明新风尚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挥妇联组织主体性相统一 |
| 二、坚持理论自信与兼容并蓄地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 |
| 三、坚持以妇女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
| 四、坚持做好经常性工作与开展专题性活动相统一 |
| 五、不断提升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协作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信访事项分级分类处理的目标设定与现实考量（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0.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0.2 研究综述与述评 |
| 0.3 核心概念界定 |
| 0.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信访事项分级分类处理的目标设定 |
| 1.1 实现政治上的认同与信任 |
| 1.1.1 稳固国家认同 |
| 1.1.2 提升政治信任 |
| 1.2 实现法律上的法治与责任 |
| 1.2.1 推进法治信访建设 |
| 1.2.2 促进责任信访构建 |
| 1.3 实现管理上的精细化与阳光化 |
| 1.3.1 优化信访精细化管理 |
| 1.3.2 完善信访阳光化管理 |
| 第二章 信访事项分级分类处理的操作方式 |
| 2.1 分类处理(1):司法途径 |
| 2.1.1 诉访分离的目的 |
| 2.1.2 诉访分离的措施 |
| 2.2 分类处理(2):行政法定途径 |
| 2.2.1 梳理制定信访诉求清单 |
| 2.2.2 各行政机关主动“抓系统” |
| 2.3 分类处理(3):信访途径 |
| 2.3.1 信访的补充性 |
| 2.3.2 信访部门实现“系统抓” |
| 2.4 分级处理:依法逐级走访,分级受理 |
| 2.4.1 信访者逐级走访 |
| 2.4.2 信访工作者分级受理 |
| 第三章 信访事项分级分类处理存在的约束因素 |
| 3.1 观念约束 |
| 3.1.1 信访者对分级分类处理认可度不高 |
| 3.1.2 信访工作者对分级分类处理认识不到位 |
| 3.2 体制约束 |
| 3.2.1 信访体制与法治体系存在张力 |
| 3.2.2 “条块关系”与“属地管理”的制约 |
| 3.2.3 各类法定途径自身制度建设不足 |
| 3.3 机制约束 |
| 3.3.1 衔接机制:各救济途径缺乏衔接性 |
| 3.3.2 “出入口”管理机制:预防机制欠缺与终结机制难奏效 |
| 3.3.3 分级分类责任机制:责任模糊,追究不力 |
| 第四章 信访事项分级分类处理的推进路径 |
| 4.1 引导观念 |
| 4.1.1 引导信访人依法合理解决诉求 |
| 4.1.2 强化信访工作者分级分类处理意识 |
| 4.2 完善体制 |
| 4.2.1 深化信访体制改革,契合法治体系建设 |
| 4.2.2 理顺“条块关系”、落实“属地管理”,加强协作 |
| 4.2.3 完善法定途径的制度建设 |
| 4.3 理顺机制 |
| 4.3.1 畅通各救济途径的衔接机制 |
| 4.3.2 健全“出入口”信访工作机制 |
| 4.3.3 完善分级分类责任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缘起 |
| 1.1 选题依据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核心概念:新法接生及其演变 |
| 2. 前人研究述评 |
| 2.1 涉及“新中国新法接生”的史学着述 |
| 2.2 有关新中国新法接生队伍及其管理机构的研究 |
| 2.3 接生制度化与社会动员 |
| 2.4 新中国新法接生研究的多个面向 |
| 2.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3. 研究的范围、分期及意义 |
| 3.1 研究对象的范围 |
| 3.2 研究对象的分期 |
| 3.3 研究目的 |
| 3.4 研究意义 |
| 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4.1 研究内容 |
| 4.2 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
| 4.3 创新之处 |
| 5. 文献资料 |
| 5.1 文献来源 |
| 5.2 文献资料的甄选原则 |
| 第一章 新法接生推行的三种传统 |
| 1. 民国时期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1.1 新法接生推行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 |
| 1.2 卫生试验区的工作与新法接生推行试点 |
| 1.3 助产教育与接生婆培训开启生育医疗化进程 |
| 1.4 建立妇婴卫生公共服务网络的尝试 |
| 1.5 免费接生实践及其经验 |
| 2.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2.1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新法接生推广的理论基础 |
| 2.2 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完善妇幼卫生制度 |
| 2.3 开展群众性新法接生宣传 |
| 2.4 多样化的新法接生队伍培训 |
| 2.5 加强新法接生的组织管理 |
| 2.6 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
| 3.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 3.1 学习苏联医学的历史选择 |
| 3.2 学习苏联先进的妇幼卫生组织管理经验 |
| 3.3 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助产教育制度 |
| 3.4 引进新技术,为新法接生注入时代内容 |
| 3.5 学习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
| 4.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新法接生宣传 |
| 1. 进行新法接生宣传的必要性 |
| 1.1 新生儿破伤风与产妇产褥热高发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
| 1.2 歧视妇女歧视助产的旧生育思想普遍存在 |
| 1.3 新法接生宣传是打破旧思想束缚的有力措施 |
| 1.4 新法接生宣传是构建“人财两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 |
| 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宣传主体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2.2 1960年代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实施主体 |
| 2.3 1970-1985年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3. 结合政治运动宣传新法接生理念 |
| 3.1 土改时期新法接生宣传 |
| 3.2 结合“大跃进”宣传新法接生 |
| 3.3 结合革命话语宣传新法接生 |
| 3.4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新法接生 |
| 4. 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使新法接生家喻户晓 |
| 4.1 利用妇幼卫生展览会等受众面广的宣传形式扩大影响面 |
| 4.2 利用个别谈话或小型会谈的方式专注点上深入 |
| 5. 宣传工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 5.1 宣传工作的成效 |
| 5.2 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6. 小结 |
| 第三章 新法接生队伍培养与提高 |
| 1. 初级新法接生人员培养 |
| 1.1 旧产婆改造与新法接生员培训 |
| 1.2 妇幼保健员训练与女赤脚医生培训 |
| 2. 学校教育 |
| 2.1 新中国早期的助产士培训 |
| 2.2 助产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
| 2.3 助产士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 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 |
| 3.1 由学校培养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2 由中级晋升而来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 |
| 4. 在职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4.1 行政干部的培训与提高 |
| 4.2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5. 小结 |
| 第四章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1 国家政策与各省市举措 |
| 1.2 各地试点区域选择与重点培养 |
| 1.3 由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
| 2. 个案分析:广东兴宁县新法接生工作的全面推广 |
| 2.1 兴宁县开启新法接生试点工作 |
| 2.2 新法接生工作全面推广 |
| 3. 民族地区的新法接生推广 |
| 3.1 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广的方针政策 |
| 3.2 新法接生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实践 |
| 4. 小结 |
| 第五章 新法接生的管理措施 |
| 1. 新法接生队伍的组织形式 |
| 1.1 群众性妇幼保健组织 |
| 1.2 国家举办的妇幼保健专业机构 |
| 2. 新法接生队伍的管理措施 |
| 2.1 加强党政领导,实行第一书记挂帅 |
| 2.2 实行劳动报酬与免费接生的双向经济驱动机制 |
| 2.3 建章立制,严格制度管理 |
| 2.4 建立妇幼保健网,实施一体化管理 |
| 2.5 启动评模奖优的荣誉激励机制 |
| 3. 小结 |
| 第六章 新法接生与中医 |
| 1. 传统中医学产科理论与实践 |
| 1.1 产科专着中与新法接生有关的分娩方法论述 |
| 1.2 产科专书以外的医书中与新法接生相关的论述 |
| 1.3 与产前检查及产后疾病防治有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
| 2. 产婆(接生员)接产中体现的中医理论 |
| 2.1 优秀产婆接生技术源于中医理论 |
| 2.2 接生员运用中医理论处理难产 |
| 3. 中医积极参与新中国新法接生推广 |
| 3.1 中医积极参与新法接生宣传 |
| 3.2 中医参与培训与辅导管理接生员队伍 |
| 3.3 中医理论与实践对新法接生的促进 |
| 4. 中医被纳入新法接生制度之中 |
| 第七章 推行新法接生的成就及历史经验 |
| 1. 新法接生推行工作的成就 |
| 1.1 在全国基本普及新法接生,保障母婴生命健康 |
| 1.2 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妇幼保健队伍,促进妇幼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
| 1.3 革除旧生育习俗,初步形成科学生育观 |
| 1.4 加强新法接生科学研究,推动助产学与产科学学术进步 |
| 1.5 保障国家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 |
| 1.6 新法接生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 2. 普及新法接生的基本历史经验 |
| 2.1 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根本保障 |
| 2.2 持续有效的宣传工作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思想基础 |
| 2.3 接生队伍建设是普及新法接生的人力保障 |
| 2.4 创建制度化接生模式是新法接生普及的组织基础 |
| 2.5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新法接生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 |
| 2.6 合理解决接生报酬是调动新法接生队伍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 2.7 善用传统中医力量丰富了新法接生理论并促进其推广 |
| 3. 小结 |
| 第八章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1. 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的起伏 |
| 1.1 作为评价标准的新法接生率 |
| 1.2 全国历年新法接生率呈现阶段性变化 |
| 2. 1958-1959年新法接生率修正 |
| 2.1 “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统计方法直接导致新法接生率过高 |
| 2.2 通过《人口志》等资料修正新法接生率 |
| 2.3 通过回顾性调查修正新法接生率 |
| 3.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3.1 变动较大的政策环境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2 人力资源匮乏迟滞新法接生普及进程 |
| 3.3 长期经济水平低下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4 传统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4. 除旧布新非易事 |
| 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新法接生大事记 |
| 附录2 《医士、药剂士、助产士、护士、牙科技士暂行条例》摘录 |
| 附录3 广东省农村接生员之组织领导 |
| 附录4 关于普及新法接生工作的报告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 详细摘要 |
（8）中国信访制度的历史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一、信访制度的历史分期问题 |
| 二、信访制度的创立与探索 (1951—1978年) |
| (一) “五一决定”的发布 |
| (二) “五一决定”与信访制度建设 |
| (三) “五七指示” |
| (四) “六三通知” |
| (五) “文革”期间的信访工作 |
| 三、信访制度的恢复与规范 (1978—2004年) |
| (一) “二次全会” |
| (二) “八二条例” |
| (三) “九五条例” |
| 四、信访制度的统合与重塑 (2004年至今) |
| 五、结语 |
（9）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效力研究 ——基于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2014-2017年工作报告的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人大预算监督效力的评判标准 |
| 第一节 权力保障 |
| 一、法律依据的完备性 |
| 二、预算监督的独立性 |
| 三、监督范围的全面性 |
| 第二节 能力建设 |
| 一、履职人员的专业程度 |
| 二、监督机构的健全程度 |
| 三、审查机制的完善程度 |
| 第三节 约束机制 |
| 一、预算信息是否公开透明 |
| 二、预算过程是否鼓励公众参与 |
| 第二章 省级人大加强预算监督效力的实践与进展 |
| 第一节 加强人大预算监督权力保障的实践 |
| 一、地方法规体现逐渐建立和完善 |
| 二、监督法办法的总体特点 |
| 三、预算监督权力的变化 |
| 四、预算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提高 |
| 第二节 加强人大预算监督能力建设的探索 |
| 一、人大预算监督人员的素质结构 |
| 二、人大预算监督专业机构的加强 |
| 三、人大预算监督方法和手段的改进 |
| 第三节 加强人大预算监督约束机制的实践 |
| 一、预算的公开透明度持续提高 |
| 二、代表参与预算的探索 |
| 第三章 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效力评价 |
| 第一节 权力保障评价 |
| 第二节 能力建设评价 |
| 第三节 约束机制评价 |
| 第四章 提升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效力的对策 |
| 一、健全监督的工作链 |
| 二、严格落实法律法规 |
| 三、发挥制度平台作用 |
| 四、多方式结合使用 |
| 五、支持与监督并行 |
| 六、增强监管力度 |
| 七、发挥全局优势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依据和意义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对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现状述评 |
| (一) 国内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
| (二) 国内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重点内容 |
| (三) 境外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现状 |
| (四) 总体研究述评 |
| 三、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 廉政建设 |
| (二) 廉政文化建设 |
| 四、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研究重点、难点和主要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与理论依据 |
| 一、中国古代优良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一) 中国古人“廉之思” |
| (二)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特点及现代借鉴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廉政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导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二) 邓小平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三) 江泽民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三) 胡锦涛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五) 习近平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良好开端与曲折发展(1949—1976) |
| 一、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良好开端(1949—1956) |
| (一) 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 |
| (二)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务实其思想基础 |
| (三)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 |
| (四) 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树立新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 |
| 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继承与发展(1956—1966) |
| (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 |
| (二) 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勤俭节约教育 |
| (三) 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腐蚀 |
| (四)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展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教育 |
| (五) 加强党员干部教育,抵制贪污腐化变质 |
| (六)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大挫折(1966—1976) |
| (一) “文化大革命”对廉政文化建设的影响 |
| (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曲折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恢复与全面开展(1976—2012 ) |
| 一、拔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恢复与展开(1976—1982) |
| (一) 整顿班子,为廉政文化建设开展奠定组织基础 |
| (二) 加强思想理论建设,为廉政文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
| (三) 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 (四) 进行爱祖国、反走私教育,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
| 二、改革开放逐步展开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继续发展(1982——1987) |
| (一) 警惕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二) 全面开展整党运动,实现党风的好转 |
| (三) 开展各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
| 三、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发展(1987—1992) |
| (一) 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 |
| (二) 积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化(1992—2002) |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
| (二) 制定实施廉政自律准则,以制度固化廉洁理念 |
| (三) 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 |
| 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廉政文化建设的全面开展(2002—2012) |
| (一) 积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
| (二) 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宣传,营造良好的氛围 |
| (三) 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风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廉政文化建设的全面深入展开(2012—至今) |
|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廉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
| (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廉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 |
| (二)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廉政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部署 |
| 二、教育引导,坚定信念 |
| (一)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党内思想教育 |
| (二) 明确党员干部教育重点,增强教育实效性 |
| 三、宣传引导,营造氛围 |
| (一) 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
| (二)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党风廉政宣传 |
| (三) 重视反腐倡廉网络舆情工作,澄清各种不正当言论 |
| 四、文化熏陶,涵养心灵 |
| (一) 依靠文化自信,强基固本 |
| (二)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 |
| (三)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培厚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土壤 |
| (四) 以优秀的廉政文艺作品,传播廉洁价值观念 |
| 五、拓宽领域,做细做实 |
| (一) 廉政文化进家庭 |
| (二) 廉政文化进校园 |
| (三) 廉政文化进农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总结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成果和成效 |
| (一) 廉政文化建设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与规范化 |
| (二) 党风社风明显好转,政治生态明显改善 |
| (三) 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心和行动力明显增强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
| (一)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一般经验 |
| (二) 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具体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形势下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 |
| 一、当前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
| (一) 廉政文化建设主体多元,未能形成整体合力 |
| (二) 基层单位部门廉政文化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
| (三) 不少地区、部门廉政文化建设重形式,轻内容 |
| (四) 廉政文化建设针对性不强 |
| (五) 廉政文化建设评估工作存在问题 |
| 二、新形势下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 |
| (一) 明确主体和责任,发挥廉政文化建设的整体合力 |
| (二) 廉政文化建设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对象 |
| (三 )廉政文化建设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 |
| (四) 拓宽领域,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
| (五) 创新载体,增强廉政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后记 |
四、山西省召开政法系统信访工作现场会（论文参考文献）
- [1]“枫桥经验”在涉铁社会矛盾治理中的运用 ——以山西省为例[D]. 黄英波. 山西大学, 2020(01)
- [2]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D]. 梁俊山. 山西大学, 2020(07)
- [3]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D]. 谢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D]. 李元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D]. 李乾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6]信访事项分级分类处理的目标设定与现实考量[D]. 李琴琴. 山西大学, 2019(01)
- [7]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
- [8]中国信访制度的历史变迁[J]. 冯仕政. 社会发展研究, 2018(02)
- [9]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效力研究 ——基于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2014-2017年工作报告的观察[D]. 谢丹.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7)
- [10]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D]. 赵亚男.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