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定位赢得青睐

一、平民定位赢得青睐（论文文献综述）

刘爽^[1]（2021）在《“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文中指出城市的拓展亦是一个征服高地的过程,从罗马城的“七丘”到帝国境内的大量山地城市,“山地建城”的理念也成为多数罗马城市的一大共性,在中世纪的宗教狂热中催生出一座座“山巅之城”,那些在图像中高悬山巅的建筑,成为与神明最为接近的“圣地”,赋予了城市一顶形制特殊的“冠冕”。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理想在“七丘之城”罗马得到极大强化,通过一系列的城市改造、在罗马之劫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圣城,不仅引起境内城市的竞相效仿,更在海权时代再度拓展到地中海的“边缘”,从而在曾经历罗马化的伊比利亚半岛获得了自由,发展出更具适应性的本土化山城格局。但与4世纪已将自身打造成“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不同,这些城市虽与罗马教廷的宗教运动息息相关,却同本国的海外事业有着更大的关联。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不仅通过系列“重建罗马”的计划向圣城靠拢,更将其改造成以“下城区”为核心的“滨海山城”,以此展现海权时代的核心推动力——跨洋贸易。在这一过程当中,经过葡萄牙“本土化”的山城理念被带往印度洋的各个海岸和岛屿,罗马教廷的强盛势力也通过里斯本王室渗透其中,最终以一座座群山环抱下的新城塑造了葡萄牙帝国的海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果阿凭借绝对的政治、宗教地位被打造成一个东方的罗马,它不仅与地中海的第一罗马遥相呼应,更使“高地建城”的理念进一步向远东传递,借助完备的山地建设和系列适应政策,将“真十字之地”澳门营建成一座特征鲜明的“妈港神名之城”。然而,在这种不断“移动”的圣城背后,是罗马人“从山地到海滨”的城市化进程,并在海权时代“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局势下,经历了建城“媒介”的一次次转变,从而在适应山区、平原、海滨与岛屿的过程中,由古典向近代社会迈进,最终在中西交汇的“十字路口”,将遥想中的“真十字之地”（澳门）化作了现实。

顾佳赟^[2]（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王春鹏^[3]（2021）在《东路哈哈腔的审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路哈哈腔,又称“东调哈哈腔”,是哈哈腔三大支系中的原初母系。它形成于明末清初,跨区域流传于衔接冀鲁两省的冀东南-鲁西北地区,是融合清初“东柳”与“西梆”两大声腔特点的北方民间艺术,几百年来一直深受流传区域内民众的欢迎与喜爱。东路哈哈腔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与艺术资源,反映当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审美文化研究价值。但由于时代变迁,人们的生活与娱乐方式发生巨变,东路哈哈腔正显现出不容乐观的生存状况。政策引导、经济补助、行政干预等手段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起到缓解作用,但却很难做到能长久地维持其生命。在诸多措施不见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对东路哈哈腔开展一种基于学术层面的“抢救”,即进行审美文化内涵研究,应是当前很必要的一个现实选择。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跨区域生长的东路哈哈腔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深入探讨,往往围绕某一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哈哈腔进行研究,或者将其作为哈哈腔整体中的一部分而停留于纯艺术的概要论述,致使我们很难触及到它的真实面目,从而不能很好地为剧种保护与研究起到有力支撑。为此,本文将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在“文化区域”视域下对东路哈哈腔进行独立而系统的审美文化内涵研究,即以田野调查和文献记载为依据,结合民族音乐学、文化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的学术积累,梳理东路哈哈腔的形成与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其艺术特质、审美内涵、剧种本体、审美价值与文化属性,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向整体呈现这门艺术的发展全景。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必要性、研究现状与综述、研究思路与创新点。此部分着重阐述了东路哈哈腔现实生存状况,以及对其开展审美文化内涵研究的必要性;在综合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拟定从“文化区域”、文化生态以及审美文化学统摄下的多学科交叉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希望通过运用历史演绎与逻辑分析相结合、整体研究与比较研究互补、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考证相统一的方法,在东路哈哈腔的形成与发展、艺术特质、审美内涵解析、审美规律探寻等方面取得新发现、提出新见解。第一章是东路哈哈腔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论文从地理文化生态、源流与生成、支系划分与东路哈哈腔的传播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与梳理了东路哈哈腔的形成与发展。在地理文化生态方面,当地地势平坦、地理位置重要、水陆交通发达;悠久的民俗活动和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使该地区形成多样与多元的文化艺术生态;当地在明末清初就已出现诸多初具戏曲形态的民间表演艺术,从而使这一区域形成浓郁的戏曲文化氛围。在剧种起源与生成方面,论文提出哈哈腔最早以俗曲形态从十七世纪中叶生发,艺人所说其存在“三百年历史”的提法并不是它成为剧种的起始时间;指出哈哈腔有多重艺术源头,而不是从某一单独源头生发;认为将剧种发源地表述为沧州运东地区更贴近;第一次完整地回溯了哈哈腔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在流派划分与东路哈哈腔的传播方面,论文认为东路哈哈腔是三路支系中的原初母系;东路哈哈腔在鲁西北的流传呈现阶梯式和多样化的传播特点。第二章是东路哈哈腔的艺术特质。论文从语言、唱腔、音乐、剧目和表演五个方面对东路哈哈腔的艺术特质进行了全面论述。在语言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语言通俗而诙谐,具体表现为独特的声调与音韵、规整且直白的唱词以及大量运用的俏皮俚语。在唱腔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唱腔质朴自然,其旋律具有浓郁的地域属性,行进时稳中求变;板式结构组织有序。相对于西路,东路哈哈腔保留了冀东南-鲁西北地区民歌的粗犷舒展、平稳流畅,带有更多来自生活的直爽性格。在音乐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音乐给人以灵动自由之感,其过门音乐以灵活多变的曲调为唱腔起到引导与桥梁的作用;伴奏曲牌和锣鼓经种类繁多、色彩丰富;文武场各有侧重,在吹拉敲打间烘托着唱腔,渲染着舞台氛围,它们在突出人物冲突与情感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剧目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剧目具有典型的平民品格,它的对子戏短小精悍,生活气息浓厚;草台戏主要演民间历史故事、传奇小说,剧情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富有个性,彰显出强烈的民间气质;台本戏具有超出以往的故事长度、人物数量、行当角色和排场规模,虽然达到至臻成熟的水平,但始终不失平民本色;建国后的新编戏在艺术精神和思想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现代戏则较为新颖地反映了新时代的生活特点。在表演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表演笃实率真,它注重逼真细腻的生活化动作;偏好风逗乐的表演手段;运用多种舞姿身段和特殊技巧;擅长夸张性的舞台表演风格。第三章是东路哈哈腔的审美解析。在全面论述东路哈哈腔艺术特质的基础上,论文从艺术题旨、叙事模式、人物形象、人文价值理念四个角度出发,结合历史背景和人文传统,对其审美内涵进行深入解读与分析。在艺术题旨上,东路哈哈腔用幽默逗乐调节底层生活;歌唱坚贞不渝的男女爱情;高扬忠孝节义的是非观念,充满了日常生活化的特点。在叙事模式上,东路哈哈腔的叙事平中见奇,呈现为归于“团圆”的串珠叙事结构、“背道而驰”的情节冲突,“少”而不“弱”的悬念设置以及“悲”而不“伤”的审美基调。在人物形象上,东路哈哈腔贴近百姓生活塑造人物;将角色放置于“二元相对”模式下进行刻画;通过“以事见人”的讲述方式展现人物,从而使其戏中人物充满个性魅力。在人文价值理念上,东路哈哈腔以“广乐成教”为宗旨,秉承“俗而不庸”的审美取向;以“明志”观照人生;崇尚“中和”的价值理念;讲求有裨风化的劝惩之道。第四章是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及创生机制。论文以剖析研究的方式深入剧种内部,分析了东路哈哈腔的声腔、剧种本体和其创生机制。在声腔上,认为东路哈哈腔声腔本质上是一种从“东柳”向“西梆”的过渡与衍变,其成因在于:柳子腔曲牌板腔化为这种衍变发展提供了前提基础;诗赞体上下句为它借鉴吸收梆子剧目搭建了可以跨越的桥梁;京杭运河是剧种产生并发生变化的外在客观条件。在剧种本体结构上,认为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呈现为一种逐级向外递增的圈层嫡存结构,每一层级都是在上一层级基础上的发展或衍变,而不是推翻或取代;在圈层结构层级数增加过程中,它们逐渐体现出统一的外在定势、题材取向、声腔风格等剧种本体特征,使剧种本体得以构建;这一结构清晰地揭示了东路哈哈腔等地方小剧种的成长模式和嫡存方式。在剧种创生机制上,认为东路哈哈腔具有顽强的自我创生机制,具体体现在:艺人的二次创造、“戏仿”策略和观演互动等。第五章是东路哈哈腔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属性。论文从审美价值和文化属性两个方向探讨东路哈哈腔的文化份量。在审美价值方面,论文认为东路哈哈腔有自己的审美体系,不仅包括具体文化现象中蕴含的艺术特质、审美内涵,剧种审美规律,也包括当地社会赋予它的民间情感。它是当地社会共同“人类情感”的集中体现,是其艺术价值的持久性所在;东路哈哈腔还是当地民众源自内心、纯粹天性的自然表达,它使百姓朴素的生活呈现出人文的美丽和有益于社会稳定发展的积极意义;东路哈哈腔在当代则是人们实现文化认同的精神符号。在文化属性方面,论文认为东路哈哈腔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文化;它审美的深层向度是指向人性;古典格调应是其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主要品格。结语对全文进行系统总结与提升。在正文对东路哈哈腔论述与分析的基础上,围绕地方小剧种的整体性、艺术魅力、审美文化内涵以及如何实现其当代价值等问题作进一步阐述与总结。

潘何琴^[4]（2021）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文中提出革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词,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大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亦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保持革命底色,发扬革命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逐步形成和深化,并反过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理论武器。20世纪末期以来,“革命过时论”“告别革命”之声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环境及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光荣使命,继续深挖革命观的时代内涵,发扬伟大革命斗争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也是现实境遇的必然。要在新的时代特征中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优良革命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何以能形成及如何形成有清晰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认识革命,如何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形成对革命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从而不断推进革命的进程。基于此,文中通过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进轨迹,厘清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归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进而探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作出总体评析。在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骨干,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革命观的流传和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及传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在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争论中看到了革命是破解中国社会困境的重要手段,初步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初步探讨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意义、革命的主体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对革命任务的确定、革命纲领的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提出和革命工作的转变,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策略等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认清了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基于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动力,进而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初步把握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基本辨别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情感等主观因素,加上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复杂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等客观因素和来自共产国际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经历了曲折性、反复性和艰难性的过程。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初步思想成果,是在经历种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中集全党智慧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学评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观,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总结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既是对党史观的科学回应,也是对当今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

郁轩^[5]（2021）在《纪录片《我从新疆来》和《我到新疆去》的叙事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深入,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的新疆愈发凸显了其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但由于新疆在国内所处的地理位置偏远,信息环境相对闭塞,加之前些年来暴恐事件的陆续发生让内地民众“谈疆色变”,新疆和新疆人的负面形象亟待矫正,这对如何讲好新疆故事提出了严峻考验。纪录片因其客观纪实性的天然优势,已成为当今跨文化传播中备受青睐的媒介载体。《我从新疆来》和《我到新疆去》作为新疆题材纪录片中的一股“清流”,其别出心裁的创作理念无疑开拓了新疆题材纪录片在叙事策略上的疆域,成为讲好新疆故事的成功典范。本文以纪录片《我从新疆来》和《我到新疆去》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表层文本内容揭示两者的叙事策略。纪录片《我从新疆来》讲述的是新疆人的故事,彰显了“中国梦”这一时代命题,具有重塑“新疆人”身份形象的社会功能价值;纪录片《我到新疆去》则讲述发生在新疆的故事,体现了“扎根边疆、担当奉献”的主题,具有刷新新疆地域形象的社会价值意义。就两部作品的叙事形式而言,本文从叙事方式、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时间与空间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研究发现,两部纪录片均采用第一人称画外音叙事和多元视角的群像叙事;叙事主体均为影片中的故事人物,即人物叙述者;叙事结构则是将内部的线性结构与外部的版块结构相结合;叙事时间的合理压缩与扩延使得叙事节奏张弛有度,特定的叙事空间也为影片增添艺术魅力和功能效用。对于两部纪录片的叙事语言方面,深刻体现出对于情感表达的感性追求,如利用小景别镜头刻画人物情绪、以人物画外音的叙述方式体现情感真实、适时的背景音乐升华影片的情感高度。此外,本文还指出《我从新疆来》和《我到新疆去》两部作品的不足之处,如《我从新疆来》中人物角色的民族身份丰富性欠缺、《我到新疆去》中未能展现新疆的繁荣景象、两部影片都有明显的模式化套路的诟病,并提出相应建议。但整体而言瑕不掩瑜,两部作品打开了新疆题材纪录片在叙事层面上的新范式,并为同类新疆题材纪录片带来寻求共通、淡化“窥探”、观照现实、以情动人等重要启示。

张雪飞^[6]（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认为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李青^[7]（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石磊^[8]（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王艳秋^[9]（2021）在《工业意识烛照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一时间曾陷入瓶颈,几乎成为学界诸多学者的共识,并纷纷对此展开多方面的回顾与反思。作为对工业题材文学创作贫弱现状的回应,蒋子龙提出了“泛工业题材”的概念,为工业题材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路径。本论文即在此基础上,对实行工业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表现天津现代工业生产的文学作品展开探究,从产生机制、文本内容及其叙事艺术等方面追寻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中展露的工业意识。工业题材文学最显着的特点即时代性,作为“社会思潮晴雨表”,它与工业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天津现代化工业进程稳步推进,并以背景性存在进入文学世界,成为天津作家们在“泛工业题材”写作中培育工业意识的“温床”。笔者以历史的整体视野回顾天津工业题材文学的流变及作家们对现代化内涵逐步清醒的认知,探寻其中萌动的工业意识内核。无论是社会语境的宏观变动,还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诉求,都对天津作家提出了具有时代内涵的创作要求,彻底转变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审美情感,关注现代工业体制下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与进化等成为天津作家思考的要义。于是“泛工业题材”文学呈现了对现代工业体制的认可与接纳、对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竞争意识的肯定与鼓励,同时也表露出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乡土文化的冲击所带来的焦虑和隐忧。这些复杂交织的要素构成了工业意识的深层意涵。天津作家们以理性的工业化情感批判地审视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管理方式对天津工人群体人格个性的异化,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信仰、精神思想危机,因而其话语方式、创作观念的转变无疑带有了工业意识的烛照。首先,在作家笔下出现了形象各异的工人百态,光辉的“工人阶级”被拉下政治神坛,成为芸芸众生中沉沦于欲望主义之下的都市男女。在现代工业逻辑的侵袭和多元的价值取向之下,出现了以交换为本质的“非正常男女关系”,本应和谐交融的夫妻关系在现代工业伦理支配下走向破裂。残酷的现代工业逻辑和工业管理体制,与天津工人群体内在的“机器崇拜”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全面冲突,他们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下甚至产生了人格个性的变异。但同时我们也见识到了商品经济社会下继“分享艰难”之后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女工形象,她大胆抛却传统伦理价值观对女性的要求,追逐自我的情感欲望。除此之外,作为“时代过渡者”的退休老工人群体获得了作家们的关注,他们在已被城市化遮蔽了的三条石大街苦苦寻觅着天津传统工业文化的足迹,更能凸显现代工业文明的急遽发展对老工人传统思想观念、情感精神的冲击。其次,文学是有意味的形式,天津作家们在“泛工业题材”写作中显露的工业意识决定其独特的文学叙事方式。在时间维度上凸显了鲜明的“史诗性”创作倾向,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以工人家族的传承与变迁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直观展示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工业进程对老一代工人及其后辈所产生的生活形态、工业观念的颠覆与转变。“空间性”的叙事转向则体现在作家们自觉地从工人生活居住空间、近代工人生产劳作空间等维度书写天津工业生活,因此本节从工人新村、工业博物馆等建筑与工人的关系建构角度剖析作家在“泛工业”写作中彰显的工业意识。除此以外,限制性叙述的运用如工厂学徒视角、设置悬念和留白等策略,无疑提升了工业题材文学的叙事水平,具有文学性与可读性。最后,我们应该看到,在工业意识烛照之下的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在中国工业文学史上开辟蹊径,一方面它延续了津门作家的底层情结,在这座独具平民性格的城市中建构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底层工人世界,不仅发掘了注入现代工业特质的文学素材,也在社会学层面上留下了可借鉴的宝贵资料。另一方面,伴随全球化、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天津工业东移战略的实施,现代工业的聚集地——滨海新区逐渐赢得世人青睐,而标识着天津传统工业的海河成为昨日往事,传统工业文化被年轻人群体置于危险的边缘。天津作家在小说文本中以自觉的地缘文化意识思索天津传统工业历史文化的归处,即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覆盖下葆有天津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但同时由于写作者自身的创作水平、受众群体的审美趣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主题、叙事等层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导致家庭、情感等通俗流行元素的泛滥,为接下来的“泛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敲响警钟。

马百亮^[10]（2021）在《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文中指出英国的古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是希腊史学史上分水岭式的人物。作为功利主义思想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他在政治、教育、哲学和历史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尤其是在希腊史研究方面。12卷本的《希腊史》以实证主义的科学和严谨,在批判式地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希腊史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新的阐释,一举确立了雅典在希腊政治、文化和社会史上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系统而彻底地洗刷了长期以来对雅典民主的污名,为后世的希腊史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树立了新的标准、注入了新的动力。直至今天,人们对希腊史的研究依然绕不过他的作品。本文主要聚焦于格罗特为雅典民主所做的辩护,将其研究置于他所处的政治、历史和思想传统之中,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了他和古代以及近代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跨越时空的对话,以此阐明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写作思路和史料基础。正文分为四章,摘要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格罗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社会背景,重点阐述了格罗特的人生经历和交游,展示了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在各个领域富有成效的作为,主要体现在教育、政治和学术研究这几个领域的贡献。第二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入手,介绍了前格罗特时期希腊史的书写和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考察,包括米特福德、瑟尔沃尔和布尔沃-利顿的希腊史研究,尤其着眼于他们对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认识和考察,同时介绍了格罗特《希腊史》的主要内容和编纂思想,既将其置于希腊史学传统之内,也为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做了铺垫。第三章通过分析陶片放逐法、米太亚德的命运、对阿吉纽西战役将领和苏格拉底的审判,为雅典民主正名。在传统的希腊史中,这些都是雅典民主最显着也最严重的罪证,格罗特像一位高明的律师,利用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在充分尊重并重新解读各方面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陶片放逐法和雅典民主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或案件的分析,逐一驳斥了对雅典民主的各项指控,表明了陶片放逐法在维护新生的雅典民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表明雅典民众并非传统上所诟病的那样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暴政。第四章探讨的是精英与民主的关系,摘掉了分别贴在民众领袖和智术师身上的“蛊惑家”和“诡辩家”的标签,还原了他们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真实角色。

二、平民定位赢得青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平民定位赢得青睐（论文提纲范文）

（1）“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论文提纲范文）

（2）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东路哈哈腔的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纪录片《我从新疆来》和《我到新疆去》的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9）工业意识烛照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平民定位赢得青睐（论文参考文献）

• [1]“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D]. 刘爽.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2]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东路哈哈腔的审美文化研究[D]. 王春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4]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D]. 潘何琴.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5]纪录片《我从新疆来》和《我到新疆去》的叙事研究[D]. 郁轩. 塔里木大学, 2021(08)
• [6]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7]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8]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9]工业意识烛照下当代天津“泛工业题材”文学研究[D]. 王艳秋.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10]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D]. 马百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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