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知识抗击艾滋病

一、用知识抵御艾滋病（论文文献综述）

姜宇辉^[1]（2020）在《诅咒、感染与救赎——晚近中国电影中的疾病叙事和隐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疾"与"病"不同,前者着重于客观的症状,后者体现出主观的体验。医学的研究更关注前者,但艺术的隐喻却能彰显后者。现代的医学机制将症状的诊断和健康的规范作为宗旨,但后现代的疾痛体验则更试图将表达的权利和道德的责任归属叙述的主体。尤其在晚近中国电影的疾病影像之中,围绕诅咒、感染和救赎这三极结构,我们发现了三种时间性叙事及其所凝聚成的三个典型隐喻。电影作为病痛体验的表达,作为主体见证的真理,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朱玉珠^[2]（2020）在《农村困境儿童教育精准支持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困境儿童”这个概念虽然是最近才提及的,但其指向的儿童群体却长期存在,且一直是我国的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和关爱。2016年6月,我国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的保障性意见》,秉承保障困境儿童生存、发展、安全权益的原则,构建了困境儿童保障体系,要求强化教育保障。对于农村困境儿童来说,教育方面的支持非常重要,教育精准支持包括了物质、权利、机会、精神等方面的支持,可以对困境儿童进行精准识别、分析和帮扶。本研究旨在从教育公平的视角,研究当前农村困境儿童教育精准支持的现实情况,从教育支持主体角度,分析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中对困境儿童教育支持的不利影响因素,以期构建农村困境儿童教育精准支持体系。根据社会支持的分析框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教育精准支持的分析框架,包括教育支持主体、支持客体、支持内容和支持方法。在实际调研中发现,教育支持的物质层面非常丰富,但是其他支持内容比较单一;对困境儿童的识别还不够精准;融合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从教育支持的主体角度出发,分析出诸多不利的影响因素,包括困境儿童相关法律缺乏可操作性、农村学校支持方法不精准、传统观念束缚困境儿童成长和教育支持主体单一等。因此,为了能够对困境儿童进行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通过完善分类保障推进教育精准支持,培养优秀教师开展丰富课程,结合“送教上门”完善“随班就读”,完善儿童预防体系坚持优生优育,鼓励非政府组织丰富教育支持资源等方式,真正做到教育上的精准支持。本研究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研究困境儿童,一方面拓展了教育精准支持的相关内容,提出困境儿童成长的教育策略和路径,丰富困境儿童研究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从教育公平出发,为丰富农村地区教育支持内容,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了参考,这也是保持社会教育的均衡发展和体现社会公平的根本要求所在。

马文慧^[3]（2020）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安全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学生安全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传统的、基本的安全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下虽然能够保障大学生一部分日常生活,但是不能适应时代给安全教育带来的新挑战,也不能解决随着时代变化滋生的大学生面临的新的安全隐患。因此,增强高校安全教育实效性十分必要和紧迫。本研究首先阐述了新时代大学生面临的安全隐患,表明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意义;研究过程中采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调查分析了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总结出新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安全教育问题包含大学生安全意识问题和高校安全教育实施问题;进而研究分析了产生这类大学生安全教育问题的成因;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新时代背景下适应高校以及大学生自身的行之有效的建议:完善高校安全教育体系;贯彻正确的教学原则;采用新颖的教学方法;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机制。为加强新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提供具有新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的方法。

彭亚敏^[4]（2018）在《在初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健康教育的研究 ——以鄄城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19世纪初,各个国家就开始在学校中实施健康教育,虽然方式、内容等有所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生活。现代人更加追求健康,健康的含义也由最初的身体健康扩展到现在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和生态健康五个方面。针对当下提倡的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健康教育的观念,通过分析初中生的身体以及心理的特点,结合初中生物学的学习内容,提出了在初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健康教育的必要性以及施行路径。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波兰等国家学校健康教育体系比较完善,通过分析比较,并结合我国学校健康教育开展情况,可以看出我国的学校健康教育的地位得不到重视、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经费不足、师资力量不足、实施方式比较单一等,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初中生物学以“生物圈的人”为主线,涉及到膳食营养、食品安全、青春期发育、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内容,针对每一章节中的具体内容,给出了具体的健康教育的建议,供教师参考。涉及营养健康教育、心理教育、个人安全教育、个人卫生教育、社会适应教育、道德教育以及生态健康教育,在课堂中逐步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以菏泽市鄄城县部分学校的学生和教师为研究对象。针对健康知识了解的情况对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经过初中生物课程的学习,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健康知识,但是在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提高自身安全意识、提高环保意识、积累健康知识等方面还需进一步的加强。对教师进行了有关健康教育态度的访谈,结果显示:大部分教师赞同在生物学教学中渗透健康教育,但目前的健康教育存在实施形式单一、新老教师健康教育实施困难等问题,同时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通过集体备课解决新老教师健康教育实施困难的难题。通过对菏泽市鄄城县几所学校的学生以及教师的调查研究,借鉴国外学校健康教育的先进经验,对我国在初中生物学中渗透健康教育提出初步建议及实施途径。即在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要与未来发展相联系,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监督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制定完备的健康教育机制,加强师范生的健康知识的教育等,在实施途径上充分利用微信、QQ等即时通讯工具、多媒体、导学案、板报、讲座等开展健康教育工作。

胡娟^[5]（2018）在《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文中研究指明多少年来,科学一直以清晰的“常规”面貌为世人所知。然而,“科学”始终在演化,在经历了胜利和乐观主义的时代之后,科学进入了“后常规时代”。在此,科学活动（尤其是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实践）及其后果呈现若干新的特征,如事实的不确定性、价值的争议性、利益的攸关性和决策的紧迫性。要言之,“后常规”标志着那种可以无视争端的“解谜”过程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科学议题上的各种争论。重要的是,这些争论已经超出了“认知争论”（关于知识的争论）的范畴,而呈现出“社会争议”（关于非科学问题的争论）复杂的问题情境:谁为科学专家的“解谜”作业支付费用?谁对此感兴趣?相关风险又是被谁所知晓并接受?显然,这些问题已经跨越了传统科学既有的“自治”边界,而涉及到科学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争议,化解“棘手”的政策争端,正是后常规时代科学实践所面临的一项新挑战。实践业已表明,库恩“常规科学”意义上的实践过程与同行评议的机制无力应对;那种企图利用专家“统治”终结争议的做法也只会强化社会风险。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机制。作为一种应对风险和政策争端的策略,“后常规科学”提出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方法论进路。由此,我们可以设想科学的民主化问题。在我们看来,“后常规科学”的概念还意味着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科学并非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在共同体“内部”的自说自话;知识的有效性、科学决策的合法性理应考虑诸多“外部”的甚至是异质性的要素,且以他人的认可和接受为前提。这就促使我们进入 科学与治理”的论题。通过对“气候科学”、“生物样本库”这类“后常规”典型科学议题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相关治理进程中,治理主体从“内部”扩大至“外部”,而包括诸多利益攸关者;治理的手段和要素也从专家知识权威转向了对“地方性知识”的考量和接纳,且更多地考虑了道德、利益和价值等因素。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后常规时代的科学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内在的实践逻辑和一致性。科学的社会治理将是解决科学（技术）的社会争议的一种可能机制。最后,我们以专家的信任危机、科学规范的重塑等论题为线索,对“知识与权力”、“专家与公众”和“自由与责任”等问题予以重新审视,进而重构了我们对于科学及其实践过程的认识和理解。一言以蔽之,在“后常规时代”,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紧密,科学业已成为一项政府、产业乃至市民都参与其中的公共事业。本文基于科学的演化,竭力丰富、充实和增进“后常规科学”概念的内涵和价值,并藉以相关问题的讨论为科学的社会治理进路做出阐释和辩护。不过,我们也意识到,这种“后常规”的科学观并非意味着是一种“好科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就是科学正在发生的变化。

侯丽^[6]（2017）在《防“艾”有术,医者仁心——记一场有意义的主题班会》文中提出艾滋病是全球危害严重的疾病,通过主题班会的设计,加强青年护生的防艾、抗艾的意识,从而在用医护专业知识与技能为艾滋病患者服务的同时做好护士自身的职业防护!

周思源^[7]（2017）在《苏珊·桑塔格写作中的疾病意识研究》文中认为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享有“美国公众的良心”之誉,也常被医学界称为“熟悉的陌生人”。桑塔格获此声名很大程度上缘自她的批评文集《疾病的隐喻》,一部在人文医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桑塔格对于疾病的思考绝不仅仅体现于《疾病的隐喻》,她在多部虚构作品和批评文集中都展现出了独特的疾病意识。概括地说,桑塔格在虚构创作中常常以疾病的隐喻内涵形成对社会的象征;而在批评散文中,她又立足疾病的生理性与普遍性特征发出抵制对疾病进行隐喻化阐释的吁求。这看似相互抵牾的疾病意识隐匿在桑塔格的写作中,使得原本就晦涩艰深的桑塔格作品更显迷蒙,然而,这也正是桑塔格和她作品的魅力所在。本论文以桑塔格写作中的疾病意识为研究目标,追溯其复杂多维的意识成因,探讨作家展现在不同文类文本实践中迥异的意识内容与表达方式,及其产生的价值启迪与文化影响,并指出,这看似“矛盾”的疾病意识实则具有隐匿的内在统一性。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通过介绍桑塔格其人其作和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作家在写作中展现出的疾病意识独特深邃,却是桑塔格研究中的一处空白。本论文即聚焦桑塔格以疾病为焦点的“介入意识”。第一章以桑塔格传记、日记和笔记为史实依据,致力于厘清桑塔格获得“疾病意识”的主要经由。本章以桑塔格的文学偶像爱伦·坡和托马斯·曼对她的文学影响为切入点,管窥其疾病意识的自我体认;通过分析桑塔格在阅读中与卡夫卡和本雅明缔结的隐秘的交互关系指出,卡夫卡和本雅明的写作对桑塔格疾病意识的形成具有构成性影响;最后借助冯·盖普、维克多·特纳的“阈限”概念讨论桑塔格于“阈限”体验中获致的疾病意识。本章认为,桑塔格在文学熏染与个人经历中习得的疾病意识是复杂多维、互有悖逆,却也合情合理的;她独特的疾病意识具体展现在其虚构创作对疾病的“附魅”演绎和散文写作对疾病的“祛魅”担当上。第二章聚焦桑塔格的虚构文本,依据医学人类学中关于“文化解释模型”的疾病观,探讨桑塔格在虚构创作中附魅于疾病和病者的生存隐喻和社会象征。本章将桑塔格小说与剧本中病态人物的疾病模式分为“躯体残损”、“情志疾病”和“精神疾病”三类,并辅以医学人类学中的“躯体化”概念、伦理批评与黑格尔的“情志说”,以及弗洛伊德的“暗恐”、“替身”概念,对应讨论了剧本《床上的爱丽斯》和短篇小说《宝贝》中的残损身体,长篇小说《火山情人》和电影脚本《卡尔兄弟》中人物的情志疾病,以及长篇小说《死亡匣子》和短篇小说《假人》中精神分裂、心理异化的病者形象。本章认为,桑塔格着意在虚构创作中将疾病附着生存隐喻、伦理标志与时代编码,使疾病作为意识载体参与到文学作品的建构中,既展现了疾病在文学创作中所蕴含的丰富的艺术内涵,又传达了作家对生命状态与生存处境的思考与忧虑。桑塔格虚构创作中的疾病意识是作家于文学的自限性中孵育出的一种艺术化的生命意识。第三章以桑塔格的批评散文为研究对象,借助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祛魅”概念,讨论桑塔格在批评散文中展现出的肩负“祛魅使命”的疾病意识。研究指出,桑塔格在代表性批评散文中从主张恢复“坎普”感受力到反对疾病隐喻再到推行“静默”计划,言说了其疾病意识的两个方面。其一,桑塔格为病者祛除疾病污名,引领社会民众理性看待疾病,将疾病还原到其客观的病理现象中去;其二,桑塔格辨证地阐释了过度的技术理性对人类造成了新一轮奴役,使人类感受力日趋匮乏并常常忽视科技的局限性,进而指出,意识专制、语言霸权、技术控制的社会才是真正“病了的”社会。本章认为,桑塔格在批评散文中展现出了为“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人心“祛魅”的超越性的祛魅担当,即通过祛除来自统治阶级语言霸权的威胁和蒙蔽,启蒙、恢复、强化人的完整感受力,从而为这个时代实施一种精神拯救计划。桑塔格散文写作中的疾病意识是作家面向现实、于文化开放性中发展出的参世、救世的生命意识。论文在结论部分指出,桑塔格写作中的疾病意识成因复杂、内涵丰富,具有强烈的辨证统一性。作家在虚构作品中附魅疾病的艺术化创作,暗合了她以散文写作祛魅疾病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它们一同展现了桑塔格追索有活力的生命意义、重建有思考力的感受体验的思想内核与生命品格。

牛博文^[8]（2016）在《信息主权论》文中提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加速的全球化浪潮,推动着人类迈向崭新的历史阶段,即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是打破印刷媒介受国家地理边界的限制、实现全球信息高速便捷流通的时代,同时也是信息爆炸的年代。信息已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忽视、割离的构成要素和资源形式。但信息泄露、信息窃取和信息战等威胁公民和国家信息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一系列国内信息事故及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息冲突,表明维护信息安全和隐私成为世界各国紧迫且棘手的新问题。公民作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加剧信息流动的任意、复杂和跨国趋势。国家如何保护公民实现自由地发布和接收信息的同时,维持本国内信息流动的有序,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自身信息利益,成为解决国内信息事故及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息冲突的关键。相较于解决如何完善基础信息网络、提升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等具体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解释国家为何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本国公民信息权利、维持本国信息空间秩序并维护国家信息利益,国家行使何种权力及权力行使的边界在何处等基础理论问题。具体而言,传统主权理论能否适用于不断涌现的信息问题、主权的覆盖范围可否从一国地理边界扩展至信息空间?（第一章）;若存在信息主权,其权力结构如何建立、是否需要通过法律途径予以限制?（第二章）;世界各国如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公民信息权利、维持本国信息空间秩序并维护国家信息利益?（第三、四章）。引论部分,从问题（现实需求）和意义（理论问题）两个方面,提出研究信息主权问题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无论在一国内抑或在国际上,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均存在张力。国家和公民面对高新信息技术的崛起,双方的立场和主张不完全一致。公民主张信息是自由流动的,而国家倾向于对信息进行控制、管理和共享,公民和国家的不同主张在信息空间中被凸显。如何调和信息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的张力,成为提出信息主权问题的现实需求。信息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因此,对信息的开发、控制和利用,成为衡量一国政治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信息空间顺势化作各国竞争的新战场。信息技术进步冲击了国家控制信息流动的能力,是否造成传统主权理论的变化,成为研究信息主权问题的理论意义。正文部分以主权与国家分离为前提,共分四章,从应然和实然两方面阐释了信息主权的本质及其法律限制问题。第一章探究信息时代主权理论的新变化。作为一个既重要又相当模糊的法律概念,信息主权的历时性致使其陷入法律界定的理论困境中。通过梳理主权理论的历史流变,可见主权理论是与社会实践相联系,反映出主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在信息空间中,信息并非毫无规则地任意流动,而是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中有序地跨国界传播。尽管信息技术进步对国家控管信息流动带来了挑战,但它同样充当了信息主权生成的技术基础。由此,主权覆盖的范围由陆地、海洋、领空和底土延伸至信息空间,信息主权顺势诞生并成为调和信息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张力的依据。信息主权是与信息相关的主权,其法律界定为维护信息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便于厘清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公民在信息空间中的各自角色。第二章对信息主权权力的内部结构进行考察。这便于约束信息主权变异为信息霸权,实现对信息主权的有效制约。信息主权权力包含硬信息主权（信息控制权和管理权）与软信息主权（信息资源共享权）。三种权力之间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国家信息主权权力结构的特殊情形。通过对信息控制权、管理权和资源共享权进行平面化和层级化改造,提出信息主权权力的集权结构和制约结构两种典型模式。面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对信息的控制、管理与共享均受到信息技术的挑战。在应然层面,信息的自由流动存在于一定范围内,且在一定的秩序中进行。如何解决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的矛盾,要求信息主权存在的同时,对信息主权进行法律限制。信息主权权力的制约结构是法治中的权力结构,成为搭建信息主权政治现实和道德追求的桥梁。第三章考察了国内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立法现状,归纳以德国、韩国和中国为例的相对严格的限制模式和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例的相对宽松的限制模式。无论是相对严格的限制模式还是相对宽松的限制模式,均融合了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以自由与秩序的良性互动为指导,实现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的平衡。对内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是实现信息主权权力制约结构的必然要求、保护公民信息权利的行为规则及回应信息技术发展的规则性诉求。由此,对内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路径包括区分有害信息和违法信息、运用技术手段弥补法律手段的不足,并坚守法律回应信息技术发展的准则。第四章考察了在全球信息空间中,国家对外信息法律和政策,包括单边行动、双边和多边协议。单边行动在本质上是国家推行信息霸权的表现形式,而信息霸权是权力集权结构模式下信息主权的变异。对外信息主权法律限制是为了防止信息霸权的形成和推行,维护全球信息空间的秩序和安全。实现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国际路径包括保障对外信息主权的实现、依法构建全球信息空间秩序,并提出依法规范信息资源共享权的运行方向。结论部分集中回答了“信息主权是否存在”、“信息主权权力的内部结构”和“信息主权法律限制如何进行”三个问题。继而得出三方面判断,即主权从陆地、海洋、领空和底土扩展至信息空间;信息主权权力的内部结构是信息控制权、管理权和资源共享权的平等互动关系;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包括对内和对外两种面向。对内,以规制强弱为区分标准,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分为相对严格和相对宽松两种模式。对外,应尊重各国信息主权,依法行使信息资源共享权,抑制信息主权变异为信息霸权。信息主权作为信息时代应运而生的概念,是以主权理论为基石,开放而非封闭、发展而非停滞、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现代社会,对自由的追求、理性的崇拜和人的关切,要求人从对神超验力量的顶礼膜拜中解放出来,同时应预防国家代替神重新获得超验力量。为应对信息霸权的挑战,抑制信息主权膨胀为一体化、同一化的力量,对信息主权进行法律限制,并将其维系成法治中的公共权力。在理论上,这便于厘清信息主权的归属与行使、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在实践中,为保护公民信息权利、维持本国信息空间秩序、制定全球信息空间治理规则,并建构和平与发展的信息空间秩序等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吴燕红^[9]（2015）在《人类学视角下的少数民族社区应灾能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少数民族多居住于地理、气候条件有较强烈灾害倾向的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所限又使得抵御灾害的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灾害呈常态发作且往往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少数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的人口分布特点,使得某一民族聚居的村、寨规模的社区还可以相对独立于现代化冲击之外,传统的文化,组织结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得以比较完好地保留。社区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和优势,对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在应对灾害时的行为进行观察式田野调查,了解其应灾行为特点及其与民族文化的相关性,分析其对应灾能力影响的优势与不足,提出提升少数民族社区防灾减灾能力的模式与方法。灾害学对自然灾害的研究有很多成果,包括对致灾因子、脆弱性、应灾能力、风险等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在地区、国家、市、县较大尺度上进行的,社区层级的研究几乎没有。人类学以深入观察,详细记录,长期跟踪的研究方法见长,这样的研究更有针对性不会流于泛泛。选择少数民族地区常见的地震灾害,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为研究灾种,分别于2011年8月,2012年10月,2015年3月对屡遭地震袭击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L寨应对地震灾害的全过程进行跟踪调查,时间跨度5年,经历了灾后应急和灾后安置和恢复重建阶段。于2011年7月和2015年3月在发生滑坡、泥石流灾害并造成99人死亡的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D村调研,研究主要对应的是灾后重建和恢复阶段。通过L寨的案例发现在一个少数民族社区保存较为完好的传统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形式、制度及价值观念等属于文化范畴的概念在应对灾害的全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通过关于D村的灾害发生、救灾尤其是灾后重建的过程与灾民访谈,认为灾害的惨重结果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除了当地具备发生这类地质灾害的自然条件之外,监测预警的不利是造成灾害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灾后永久居住区重建时与社区沟通的不顺畅及没有充分发挥社区自组织的功能,使得恢复工作不仅远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引子。基于单点历时性和多点共时性的田野调查,通过比较研究,排除不同灾害的自然属性,从灾害的社会属性出发,将观察的视点放置于承灾体即社区之上,以文化和社会变迁为切入点,以灾害周期各环节为线索,分别从备灾能力、应急救助能力和灾后恢复重建能力三方面展开,对少数民族社区应对灾害能力的提升提出建议。保持少数民族文化和组织结构,维护良好的传统的社会资本对提升少数民族社区的应灾能力是有非常积极作用的；社区参与度的提高也是行动的关键；改变“救灾全靠政府”的现状,制定条款清晰的制度,避免在灾后救助和补偿时缺乏标准,随意性强,防止救灾和重建造成新的难民以及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隐患。

刘翠霞^[10]（2014）在《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张力 ——方法论的反思追问及其超越》文中指出在社会学方法论的争论中,实证与理解、个体与整体、结构与行动、宏观与微观等二元框架经常被视为主要的分析范畴,与之相应,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也常被归结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但从学科性质定位及其方法论基础来看,科学（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也是社会学中不容忽视的基本问题之一,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则主要表现为客观再现与社会建构旨趣的两难选择。二十世纪末爆发的科学大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以科学与社会学为学科依托的两大知识阵营之间,关于科学（性）与社会（性）关系的论战。大战双方围绕“科学知识究竟是自然实在的客观再现还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科学大战因此在方法论上体现为“表征与建构之争”。而结合社会学学科发展历程把脉科学大战的原因,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这对二元范畴便为理解社会研究方法论洞开了一方新的运思空间。社会学诞生之初,出于学科建制化与合法化的需要,将科学表征作为研究的核心旨趣,强调要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科学化因此成为学科的最大诉求和目标。这是因为,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伴随着科学乌托邦愿景的一再实现,科学成为知识的尺度,而其背后的方法论支撑——客观真实准确地再现实在——亦即表征便成为研究的美德。以实在论、“自然”主义和数学化为核心特征的表征取向日益扩展,推动了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研究领域的学科化与科学化进程也因此紧密交织在了一起。以“学科皇后”自居的社会学为了确立自身在知识王国的地位,面向客观实在的社会,强调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主张尽可能用数学语言书写社会之书,由此实现了与方法论的科学表征旨向的完美契合与对接,也为其学科化铺平了道路。但随着科学敌托邦魇景的显现,表征观念中隐涵的地方性、实用性、社会性因素日益释放。由于对实在的过度依赖、对精确性的过分追求以及在各种政治伦理情感面前的“不作为”,表征取向因此面临“实在何以存在、真理的历史与境性、数学化的贫困、价值无涉的风险”等诸多难题的困扰。以科学表征为主要研究旨趣的社会学因而也遭遇了想象力日益枯竭和科学化理想沦落的危机,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准确地再现社会实在,无视学科诞生之初的社会关怀与救赎使命,丧失了本应有的批判气质与解放气度,陷入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准确性困境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通常也称之为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或曰社会建构论）在与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式决裂的基础上,将知识社会学的原理推进到科学知识生产领域,提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轰动,也由此推动了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不再是一种“客观发现”的过程,而是一种“制造知识”的过程,不是“准确呈现”外部世界的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某种事实的过程。建构而非表征、社会性而非科学性在研究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社会性其实是社会学与生俱来的独特分析视角,它不再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而是坚持把物当作社会事实来研究,强调以社会建构的眼光审视现实,揭示现象背后的社会性动因。社会学的发展谱系中有着丰厚的建构主义思想,无论是强调“社会被建构而成”的解释性社会建构论,如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等,还是强调“被社会建构而成”的客观性社会建构论,如孔德的社会实证论、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科塞的社会冲突论等,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人类生活的社会建构性。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本身即是一门强调社会因素的建构性作用的学科。这种学科自身内蕴的“社会建构”倾向对“科学表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通过用社会生成论替代社会实在论、用社会化方法替换物化研究方法、用话语书写取代数学表征,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科学表征的危机,实现了某种完美的自我救渡。随着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影响的扩展,以社会学作为知识泉源的社会建构迅速发展成一种几近影响到所有学科固有研究范式的方法论,从而使得研究世界中出现了方法论的“社会建构”转向。因为它在预设前提上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强调建构客体的生成论、建构法则的“社会”主义以及建构载体的话语化倾向,重视对知识及现实进行深入的权力、利益、话语分析,认为一切知识及现实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的幽灵无处不在,因此方法论的社会建构转向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学转向”。但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由于一味关注不确定性与复杂的偶然性,解构并摧毁了对客观性的承诺,遭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开始呈现出疲软的态势。很多科学哲学家抨击了SSK观点的自负,认为它将科学的社会性推到了决定性的地位,忽略了自然因素及确定性在科学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在SSK内部,皮克林、拉图尔、伍尔伽、林奇等人则将研究视角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指出把“社会性”理论化为核心的组织和解释概念是不恰当的,从而导致了后SSK的兴起。随着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式微,社会建构取向的研究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评,它否认存在客观性与确定性的东西,强调社会建构的决定性力量,带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无法解释自身的社会建构性这一反身性难题,从而落入自我驳斥的深渊,日益陷入方法论的恐惧之中。社会建构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取向直接导致了本体论的社会实在论,使其不断释放出自身当中致力于颠覆自身、毁灭自身的那些要素。对社会因素的过度依赖与对实在的“过度作为”,使它将整个人类世界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政治角斗场”,这使其丧失了对自然实在的某种敬畏之心,忽略了适度妥当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对人类生存生活的必要性,可能将人类置于某种无法安身立命的境地。应该说,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作为研究的两种不同取向,在社会学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两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研究效力的可持续发挥。前者强调客观准确地再现社会事实,发现社会秩序结构和规律,放弃了社会学题中应有的“社会性”之义,而纠结于何以价值无涉的问题；后者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性,发掘现象背后的社会幽灵,抛却了研究中的理性与确定性根基,而困守于相对主义的牢笼里。这种方法论取向的二元对立的背后反映的乃是社会学的科学性与社会性诉求的两难抉择,而好的研究既应当是科学的,也应当是社会的,既应当是表征的,也应当是建构的。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其实是辩证地存在于研究过程之中的,以“构现二象性”的形态共生共融于研究场域的观照之下,从而使得研究每每呈现出双重性的取向。表征与建构的二象性意味着研究并非是运行于科学性与社会性两条独立并列的轨道上,而是合流于一条知识生产的航道线之中。二象性对二元论的取代,使研究跳出了科学性的机械旁观与社会性的循环自反的困境,将两者混融于研究大同之中,展示了“真实的研究”场景具有的无限的可能。而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则为理解研究世界中表征与建构的关联作用机制,提供了最佳的方法论场地与凭据。无论是后SSK的实践建构论还是实践社会学的洞识,都让我们意识到研究本身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其具有深刻彻底的实践本性。而研究过程遵循“问题化-科学化-社会化-客观化”的实践路径实现着知识的阶跃增长,其中问题化与社会化其实是“表征的建构化”过程或曰“（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化”的过程,是一种“增殖的实践”,而科学化与客观化的过程其实是“建构的表征化”过程或曰“社会性知识的科学化”的过程,是一种“纯化的实践”。它们将表征与建构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使表征与建构脱离了各自的束缚、实现了动态的“转译”,并在实践的冲撞中有效运转起来,展示出知识生产的实践逻辑,超越了两种方法论取向长期以来的无休止的对抗。总之,知识生产正是在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的逻辑交替循环递进过程中获得了进步和发展。

二、用知识抵御艾滋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用知识抵御艾滋病（论文提纲范文）

（1）诅咒、感染与救赎——晚近中国电影中的疾病叙事和隐喻（论文提纲范文）

（2）农村困境儿童教育精准支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安全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在初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健康教育的研究 ——以鄄城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7）苏珊·桑塔格写作中的疾病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信息主权论（论文提纲范文）

（9）人类学视角下的少数民族社区应灾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张力 ——方法论的反思追问及其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四、用知识抵御艾滋病（论文参考文献）

• [1]诅咒、感染与救赎——晚近中国电影中的疾病叙事和隐喻[J]. 姜宇辉. 电影艺术, 2020(03)
• [2]农村困境儿童教育精准支持问题研究[D]. 朱玉珠. 西南大学, 2020
• [3]新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安全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D]. 马文慧.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4]在初中生物学教学中渗透健康教育的研究 ——以鄄城县为例[D]. 彭亚敏. 聊城大学, 2018(10)
• [5]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D]. 胡娟. 浙江大学, 2018(07)
• [6]防“艾”有术,医者仁心——记一场有意义的主题班会[J]. 侯丽. 现代职业教育, 2017(29)
• [7]苏珊·桑塔格写作中的疾病意识研究[D]. 周思源.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7)
• [8]信息主权论[D]. 牛博文.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2)
• [9]人类学视角下的少数民族社区应灾能力研究[D]. 吴燕红. 中央民族大学, 2015(01)
• [10]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张力 ——方法论的反思追问及其超越[D]. 刘翠霞. 山东大学, 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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