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宗教中的上帝观

一、印度古代宗教中的神的观念（论文文献综述）

刘海宁^[1]（2021）在《神性的形象诠释 ——以敦煌和梵蒂冈的造型艺术为例》文中提出论文以神性的艺术诠释为主线,以敦煌和梵蒂冈艺术集群的作品为例,围绕其中的雕塑、壁画以及建筑装饰等在诠释神性中的异同进行了论述与论证。敦煌和梵蒂冈艺术既是东西方文明的精粹,也是佛教和基督教艺术的经典、本文以敦煌和梵蒂冈艺术作品为例,借助图像学、风格学等研究方法,对二者进行切实的比较研究。其中包含了对二者作品内容、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等方面的梳理分析,也涉及了创作主体、社会背景、宗教教义等内容的阐释。本文首先分别对敦煌与梵蒂冈造型艺术的内容、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等进行了简要概述,进而以艺术作品为依据,从艺术发展史、宗教社会学和美学等角度对造型艺术和宗教神性思想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研究,围绕敦煌和梵蒂冈艺术作品的表现内容和形式,论述并论证它们是如何来诠释神性思想的。着重从造型艺术语言的角度,对两者所表现出的艺术特征进行比较研究,解析两者在表现手法、艺术追求上的差异与相通,结合东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方式探寻其形成的深层原因,力图在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精神等方面,对敦煌与梵蒂冈的造型艺术进行学术层面的探讨和研究。

杨夏薇^[2]（2021）在《宋代铜镜纹饰研究》文中指出铜镜是古代日用品,在中国古代既用于鉴容,也用于辟邪等场合,因流传两千多年以上,在物质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铜镜的形式相对简单,平板状,多为圆形,偶有方形,间有菱花形、椭圆等形状者,极个别有柄。其正面平或微凸,是实现其基本功能面,其背面有多种多样的纹饰和装饰,成为古代艺术的主要载体。因铜镜的基本功能是鉴容,所以镜面需要光亮、致密,中国古代铸工在长期实践中,发现高锡青铜可达此效果,其材质的锡含量往往在20%以上,甚至有30%者,但高锡青铜镜坚硬质脆,坠落即碎。而镜背面的纹饰或装饰,应当本源于商周青铜礼乐器,并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工艺也如青铜礼乐器一样多种多样,所以,铸工铜镜的制作,同样沿袭青铜礼乐器生产的路径,早期都是以泥范块范法成形的。青铜器的装饰工艺,多移借自青铜容器,包括镶嵌、错、鎏、镀、绘和包金银等,其中镀锡工艺在装饰镜背的基础上,铸工逐步认识到也是处理镜面、使之白亮的加工工艺。随着这种工艺的普及,铜镜合金的锡含量可以不必很高,使其依然保持相当的韧性。中国铜镜可上溯到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中原出现最早的是商代,西周只是零星发现,这些具有铜镜形象的器物,究竟是否全部用于鉴容,还不能肯定,至少其中某些是用于装饰。真正作为日用鉴容的铜镜,大概从春秋晚期才开始逐步增多,侯马铸铜做法发现有铸镜模范,反映出铸镜和其他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甚至装饰纹样一致。经过战国时代的发展,一些特种工艺镜颇为突出,如漆背镜、彩绘镜、双背镜等,表现出高度的工艺技巧。秦汉是青铜镜大大发展阶段,王室和戈地方都会都是青铜镜的重要产地,商品性强故纹样类型多。汉之后的连年动乱对青铜镜生产打击较大,但随着佛教东传和道教的兴起,宗教题材成为铜镜纹样的主要内容。隋唐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多种精美形式、装饰手法多样、纹饰题材丰富的青铜器,表明铜镜生产臻至高峰。唐宋社会的巨变在史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和讨论,艺术史也有涉及。通观两个时代的青铜镜,差别突出。宋代青铜镜因普通和寻常,往往被忽视,页成为研究较少、留下诸多空白的流域。本文即是针对这一空白而设计的研究,宋代手工业商品化有关,大批量的铜镜以工业化模式生产出来,其纹饰装饰性更强。如表现宋代女性文化的花卉纹镜和凤鸟纹镜,也有人物故事纹镜中展现宋代士人隐逸之情的许由巢父镜、王质观弈镜,还有展现宋代铜镜商品化的商标牌记镜,再有反映与道教、佛教有关的铜镜。宋代铜镜纹饰在艺术上呈现出丰富的装饰化、世俗化表现内容。纹饰的世俗化表现与佛、道教世俗化有关,佛道教义逐渐世俗化,广纳信众,与社会风俗相结合,形成特殊的民间风俗礼仪。铜镜参与了宋人的生活,照容或是民间信仰中用镜祭祀、婚丧喜庆事中都见有铜镜的使用,铜镜纹饰就是反应这些风俗的图像。本文采用图像与空间的讨论方法,将宋代铜镜中的部分纹饰作为单一图像来看,与周围的墓葬壁画、器物形成一个研究场域,应属于墓葬器物研究的一种方法。通过铜镜的功能与图像产生的交互关系,更好的理解宋代铸镜工匠在铜镜装饰上对于纹饰内容、题材的选择,从而进一步探究宋人在物质文化上对铜镜的设计与构思,并探讨纹饰除装饰意义以外的思想内涵,从而进一步展现宋人的造物与装饰思想。

沈思芹^[3]（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李丹^[4]（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张戈^[5]（2020）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无神论发展的高级阶段,同时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就是通过社会宣传、学校教育等手段,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世上无神”的基本事实。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并将其纳入宣传思想工作的整体部署,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成效。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大原则的新要求,面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新任务,面对传承中华人文精神的新课题,还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理当讲清“世上无神”的基本事实。为此,可以从本体论上揭示“神”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以此回答“为什么世上无神”;从认识论上剖析“神”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以此回答“为什么有人信神”;从方法论上阐释“神”存在的长期性和最终消亡的必然性,明确在尊重信教群众信仰选择的同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此回答“怎么对待本无的神和信神的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面向全体人民,但也要有针对性地突出主要对象。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关乎党和国家的未前途命运,应以他们为重点;党员干部的精神信仰关乎党和国家兴衰存亡,应以他们为关键;农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关乎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应以他们为难点。做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做好基础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逐步消除“神”存续的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二是用好学校主渠道,在大中小学和党校（行政学院）的课堂教育中融入无神论;三是守好社会宣传阵地,借助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此外,还应规划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给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提供体制保障和学术支撑。

纪盛^[6]（2020）在《古希腊人的阿芙洛蒂忒 ——基于诗歌、犒祀以及器物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古希腊人的阿芙洛蒂忒。主要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经典文本中的女神形象进行解读,结合对考古材料和文物的分析,从不同时代（古风、古典、希腊化）,不同方面（诗歌、犒祀、器物）对女神的形象做了比较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全文拟分五部:第一部分是引论,先介绍了阿芙洛蒂忒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梳理了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并交待了研究路径和使用的材料。第二部分是诗歌,分第一和第二两章,研究了赫西俄德、荷马以及第五首荷马颂诗的作者如何在相同的主旨下共同塑造了阿芙洛蒂忒的形象。第三部分是犒祀,分第三和第四两章,第三章探索了斯巴达与雅典的阿芙洛蒂忒犒祀形象,第四章探讨了雅典人的阿多尼斯节中的阿芙洛蒂忒。第四部分是器物,分第五和第六两章,第五章从一件巫术道具看一项源自阿芙洛蒂忒的魅惑巫术,第六章以一枚希腊化时期的钱币为线索,论及其中阿芙洛蒂忒所象征的博爱精神。第五部分是总结,概括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成果。

韩云^[7]（2020）在《钱穆宗教观研究》文中认为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生着述宏富、学贯东西,堪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学者。“钱穆热”随着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而兴起,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外对钱穆学术的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对其宗教观的系统性研究比较罕见。本文以钱穆的着作为主要依托,在对其中有关宗教的内容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梳理,并在旁参其他学者观点论证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钱穆宗教观的五大特征及其内在逻辑,对钱穆晚年最后彻悟的天人合一观亦作了进一步阐发。本文框架由导论、结语、主体部分四章即六大板块构成。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起、选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第一章以时间为序概述了钱穆的生平事略,包括家风祖训、师门传承、学界行谊、新亚书院的筹建、耕耘的过程等,重点介绍了钱穆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其品性、情操、学养的影响,良师益友如钱伯圭、吕思勉、华紫翔等对其治学路径、方向、风格、宗旨的影响,与着名学者汤用彤、冯友兰、熊十力之间的切磋交流,对中西教育理念的领悟与实践,对宗教现象的感性认知、切身体验等等,这些都可以视为影响钱穆宗教观之形成、特征、逻辑的直接或间接因素。第二章主要是辑录一手材料后,按照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的道教、民间宗教信仰的区隔,对钱穆论诸教之观点展开的述评。其中禅宗、慧能、法门是其论佛教的关键词,佛教与理学的关系则是其关注点,对道教尤其是新道教的选择性评述凸显了其一贯固有的本位、立场、蕲向,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乃至于佛教皆被钱穆视为西方宗教,这三大宗教的教主、教徒则被分别比附于中国的孔子、读书人,而在佛道教人物之钩稽、学术史意义上教理之争的着墨中则可见其特有的史心、史识。第三章是以萌发于近世、影响至今的几个有关宗教学术的争议,即宗教有无论、宗教替代说、宗教性以及宗教、哲学、科学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分别就相关概念、提出的背景、民国学者的回应、未来前瞻等作了界定、辨析、论证或阐发,钱穆对此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其宗教观在对这些命题的评判中亦得到了浓缩而集中的展示。本章与第二章形式上是并列的关系,内容上则是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即一者关系具体的宗教、一者关系宗教理论,共同构成了本文的中心。第四章是对前三章的涵化（糅合、提炼）,提出了钱穆宗教观的五大特征,即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蕲向、以儒教（儒家、儒学）为本位,中西文化比较的视域融合、认识论与实践论上的知行合一以及史地结合分析的路径,并尝试探索了钱穆对宗教之具体与体系的认知逻辑即以心为其宗教观基本观念之内核,以精神不朽沟通神圣与世俗两极端,以知行合一的践履不断契合天人合一境界的思路历程。结语部分则是联系当下世界尤其是西方面临的困境,对天人合一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宗主地位、心教等堪为钱穆宗教观或文化观中之灵魂与核心的要点作了进一步发挥,总结归纳了本文的重点、难点、创新之处,并提出了吁请与展望。本文从钱穆卷帙浩繁的着述中凝练出近世以来宗教学术界争议、影响比较大的命题对其宗教观进行了集中的揭示,并将其论宗教的具体内容按照派别不同分置在诸教之中,构筑了由具体而抽象,具体与抽象结合统一的框架层次。同时亦借鉴了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寓理于事、寓事于人,在行文中尽量避免受西方学术范式影响而形成的就理论谈理论、就事论事、空对空的弊病,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故致力于从钱穆的生平事略中发掘出影响其宗教观的因素。联系实际,对钱穆宗教观中蕴藏的学术观点、倾向、宗旨等作了一定的引申与阐发。

任俐蓉^[8]（2020）在《徐梵澄作品中的印度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徐梵澄是当代的思想巨擘,有“现代玄奘”的美誉,学术成就斐然,尤以对印度思想文化在中国的译介贡献为重。徐梵澄在近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接受了来自印度的思想哲学理念。在不同文明的交融下,徐梵澄形成了他独特的印度观,其作品中的印度形象即是最直接的体现。徐梵澄作为“旁观者”、“求索者”和“传道者”,在各时期作品中塑造的印度形象,不仅是其印度观的反映,也是其在不同阶段对于中国文化的反观思考。对徐梵澄作品中的印度形象进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徐梵澄的译着生涯分为三个阶段,选择每个阶段的代表性译着中的印度形象进行分析,探讨其笔下印度形象的特征及其印度观的发展历程。青年时期的徐梵澄主要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对印度的唯识学以及印度教典籍进行翻译论述。这一阶段徐梵澄塑造印度形象的出发点在于“改造国民性”的宏愿,所以重点放在在对于“唯识学”的翻译介绍上。这一阶段徐梵澄笔下的印度形象主要着眼于对“民族价值从新估定”上。徐梵澄译着生涯的第二阶段是在奥罗宾多学院期间,这一阶段徐梵澄是作为求索者来塑造笔下的印度形象。这一时期的译着不再以“有为于当世”为目标,而是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到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上。对印度形象的塑造也是以此为出发点,更多地观照到了在近代化发展道路上印度为中国之师、之鉴的价值。晚年徐梵澄归国后,其译着中的印度形象主要是以中华文化传道者视角来塑造的。学术专着《陆王学述》和随笔集《古典重温》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其中的印度形象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以对印度精神哲学内涵的阐释来发掘中国宋明理学在现代的新价值,重塑民族文化自信。二是对印度思想文化的再思考,对古老文明弊病的剖析旨在探索中印社会未来共同的进步之路。最后,在总结徐梵澄塑造印度形象时具有客观性、全面性特点的基础上,探讨研究徐梵澄作品中印度形象的意义。一是历史语境下的意义,主要着眼于徐梵澄在近代社会文化背景下对印度接受,以金克木、章太炎等人对印度形象的塑造为参照系来看徐梵澄印度形象的独特之处。二是现实语境下的意义,主要着眼于徐梵澄作品中的印度形象在当代的价值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学术视野、治学观念对今日学人的启迪。

马环^[9]（2019）在《万历年间东南佛教“神圣空间”的流动性 ——以《快雪堂日记》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明万历年间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复苏期,尤以文人居士群体的积极参与为标志,他们的助力为佛教进一步本土化、中心化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文人士大夫阶层是护佛持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仅能在政治上给予佛教有力庇护,也能在经济与文化上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本文将以明末着名佛教居士冯梦祯的《快雪堂日记》为研究对象,借用西方视域下的宗教“神圣空间”理论范式来重构晚明文人居士的佛教信仰生活。首先,《快雪堂日记》中明确记录了冯梦祯所参与的众多佛教实践活动,如交游访寺、联络僧俗、刻印藏经、舍地建寺、结社放生、参禅礼佛等护法、弘法活动,这足以提供佛教神圣空间建构的几大要素;其次,冯梦祯以佛弟子的身份积极助缘佛事,奔走往来于僧俗之间,所到之处即形成了具有流动性的神圣场域;最后,宗教“神圣空间”的理论范式可为不那么可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提供具体性表征,并建立起可识别的宗教组织结构,使宗教共同体的特性得以显现。本文研究将有助于透过具体的细节打开晚明万历年间东南佛教史的多元面向,从微观的角度重新检视明代中晚期佛教居士的行为及精神世界。

马思轩^[10]（2019）在《从“水死”到《水死》 ——神话仪式中的水死原型》文中提出水是生命之源,自然之本,与水有关的神话畅想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文本中流传不绝。如水生型创世神话、洪水后人类再生神话等,都是非常古老的神话母题。水死神话是水神话中极为特殊的一类,文章从“水死”这一要素着眼,利用原型理论及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对水死神话原型进行整理、破译与重构。从“死”这一特殊角度,补充说明水神话中水意象所象征的生命、再生、更新意象。首先,与水死相关的文化文本,既有神话,也有仪式。“洪水再殖型”神话反映了洪水毁灭世界后人类的再次繁衍生息,“洪水再殖型”神话和各种水礼:洗礼、沐浴礼等,体现了水清洗罪孽、灵魂救赎,驱邪避凶的功能。“河伯娶妇型”神话分为“河神娶妻”与“英雄杀海怪娶女”两种,它们与河神祭祀仪式一同,表现了人们希望风调雨顺、农业丰产的愿望。溺亡神话中多有“溺亡后变形重生或江流儿获救成伟业”的情节,这源于古人水葬的习俗与水中意外溺死者颇多的现实境遇,神话表达了生者对死者的美好祝福。其次,水死神话——仪式中都包含“死而复生”的神话母题。这些仪式、神话中的“死而复生”,主要表现为肉体象征性死亡重生、灵魂变形重生与自然界冬去春来的季节变迁。召春仪式、祈雨仪式与许多象征植物神“死而复生”的神话仪式,源于人们对水生殖力的崇拜。通常这些仪式除了呼唤自然神的繁殖,也包含着祈求增强人类生育能力的愿望。这种朴素的生殖愿望,在后世洗礼、祓禊礼中,演变为对长生的渴望。而“死”是由人类的罪业带来的,所以为了祛除死亡,首先要祛除罪业,因此在这些仪式中,水又有了清洁罪孽,驱除邪灵的作用。水的生殖崇拜突出的体现在水生创世神话、水生人神话中,世界万物、原始神灵诞生于混沌大水。肉体的死亡是重归于水,人死后,尸体中的水分分解,渗入大地。人们想象冥府,坐落在一片水域之中,河流交错。当然,就像太阳每天都会东升西落一样,灵魂在冥府的旅程只是短暂的,他们还会再次回到阳世。为了避免灵魂迷失在地府,它必须搭乘魂舟或跟随引魂之物,渡过冥界大水,如同太阳升起,再次降临大地。最后,大江健三郎创作《水死》小说体现了水死原型在现代小说中的重构。他借鉴《荒原》“水中的死亡”这一意象,以“水死小说”为《水死》的第一部分。“水中的死亡”源于《金枝》中原始的召春仪式,人们将象征植物神、春神的偶像扔入水中,以模拟自然四季的死而复生。在《水死》小说中,父亲的水死就像仪式中被扔入水中的偶像,父亲的死中孕育了我的“新生”。虽然大江健三郎赋予了“我”和父亲日本“文化之王”的象征身份,但于文化复生的动力仍然是“水”,这其实是远古召春仪式,人们认为水中蕴藏着促使种子、植物生根发芽的生命力量观念的遗留。归根结底,仍然是史前人们对于水生殖力量的崇拜,如今,在作家的笔下,水不仅能孕育生命,它也成为赋予文化生命力的源泉。

二、印度古代宗教中的神的观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度古代宗教中的神的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1）神性的形象诠释 ——以敦煌和梵蒂冈的造型艺术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宋代铜镜纹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古希腊人的阿芙洛蒂忒 ——基于诗歌、犒祀以及器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钱穆宗教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徐梵澄作品中的印度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万历年间东南佛教“神圣空间”的流动性 ——以《快雪堂日记》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从“水死”到《水死》 ——神话仪式中的水死原型（论文提纲范文）

四、印度古代宗教中的神的观念（论文参考文献）

• [1]神性的形象诠释 ——以敦煌和梵蒂冈的造型艺术为例[D]. 刘海宁.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宋代铜镜纹饰研究[D]. 杨夏薇.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4]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
• [5]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研究[D]. 张戈.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7)
• [6]古希腊人的阿芙洛蒂忒 ——基于诗歌、犒祀以及器物的研究[D]. 纪盛.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钱穆宗教观研究[D]. 韩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徐梵澄作品中的印度形象研究[D]. 任俐蓉.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7)
• [9]万历年间东南佛教“神圣空间”的流动性 ——以《快雪堂日记》为中心的考察[D]. 马环. 北京服装学院, 2019(07)
• [10]从“水死”到《水死》 ——神话仪式中的水死原型[D]. 马思轩.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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