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分歧较大到认识基本一致（论文文献综述）
刘宪立[1]（2021）在《跨境电商供应链弹性形成机理及动态仿真研究》文中认为“一带一路”、“国内国际双循环”和RCEP等多项国家政策背景下,跨境电商为我国外贸的增长提供了新动力。保障跨境电商供应链的安全运行是我国跨境电商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迫切需求。然而,大部分跨境电商企业面临着全球化采购、转运环节多,运输成本高和库存精细化管理等发展趋势,需要应对更多的经济文化波动、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国际贸易摩擦和突发疫情等复杂的不确定性干扰环境。这些干扰使跨境电商供应链更加脆弱,增加了供应链绩效下降或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增强了跨境电商供应链弹性能力的需求。跨境电商供应链受到干扰时,应该有能力快速恢复到理想状态,能够完全吸收或避免中断,或者在中断后更快地恢复。供应链弹性（SCR）是供应链快速恢复到理想状态的能力,可有效降低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因此,对跨境电商供应链弹性（CBSCR）展开研究是极其必要和必须的。深度挖掘CBSCR的形成机理和动态变化规律,有利于跨境电商企业制定干预策略,控制跨境电商供应链的安全运行的潜在风险。但目前针对CBSCR形成机理的研究成果较少,针对我国国情的CBSCR研究更为少有。基于上,为研究CBSCR形成机理和动态变化规律,本研究在CBSCR内涵界定的基础上,利用复杂网络理论从CBSCR外部研究干扰源,利用集成模糊DEMATEL-ISM-SEM方法从CBSCR内部研究影响因素,最后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CBSCR内外部因素研究综合作用机理。具体来说,本研究的主要工作体现在四个方面。（1）构建了CBSCR形成机理概念模型,从外部干扰事件、内部影响因素和内外部因素交互视角明确了CBSCR内涵。首先对跨境电商供应链和供应链弹性的概念和争议进行梳理和界定;然后从外部干扰事件、内部影响因素和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三方面揭示了CBSCR的内涵,构建了CBSCR形成机理概念模型（多维结构概念模型）。研究发现:CBSCR外部干扰源包括供应链外界环境、供应链内部运营和节点（核心企业）内部运营三方面;CBSCR能力包括供应链效率能力、供应链适应能力和供应链演化能力三部分,缺一不可;干扰事件是CBSCR的外部扰动因素,内部影响因素是CBSCR内在能力的体现;CBSCR激发过程是外部干扰事件和内部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2）构建了CBSCR外部干扰事件体系,利用复杂网络理论分析了CBSCR干扰事件作用机制。首先基于形成机理概念模型构建了CBSCR外部干扰事件体系,利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了CBSCR外部干扰事件网络;然后通过网络节点基本特征、网络节点中心化和网络中心化指标揭示干扰事件网络的静态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随机删除、蓄意删除、初始策略删除和重新测量删除四种干扰删除策略,对其删除效果进行动态仿真分析。研究发现:CBSCR外部干扰事件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和无标度特性特征,即干扰网络中存在关键干扰节点,干扰传递和级联效应十分显着;蓄意删除策略的效果明显优于随机删除,着重把握好国际贸易摩擦、跨境商品配送延迟和跨境物流时效低三个关键干扰节点,以此可大大降低干扰事件网络效率,促进跨境电商供应链的安全运行。（3）构建了CBSCR内部影响因素体系,利用集成模糊DEMATEL-ISMSEM方法分析了CBSCR影响因素作用机制。首先基于形成机理概念模型构建了CBSCR内部影响因素体系,然后通过模糊DEMATEL-ISM方法构建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最后利用SEM方法实证检验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研究发现:供应链敏捷性、伙伴间协作和风险管理文化是CBSCR的关键影响因素;应急计划、业务连续计划、社会记忆和伙伴间信任对CBSCR的影响最直接;多供应商国际采购、国际运输仓储能力冗余和预留安全跨境电商库存量对CBSCR的影响最深刻;功能冗余和供应链灵活性对社会记忆的影响较大;风险管理文化对业务连续计划的影响较大,且通过供应链信任影响供应链协作。（4）构建了CBSCR系统动力学模型,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了干扰事件和影响因素对CBSCR的交互作用机制,以揭示CBSCR作用机理。首先利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从系统边界的确定、系统因果关系图和系统流图的构建等方面构建CBSCR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机制模型;然后利用外部干扰作用机制和内部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相关结论及企业调研数据对CBSCR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机制模型参数进行设置;最后通过系统基本行为仿真分析和不同策略的灵敏度分析对CBSCR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机制进行仿真分析。研究发现:CBSCR快速增长期,跨境物流投入力度和国际贸易摩擦监督力度效果明显,都应予以加大投入;CBSCR缓慢增长期及稳定保持期,国际贸易摩擦监督力度效果明显,跨境物流投入力度效果变弱,侧重于关注国际贸易摩擦监督力度长期的积累。本研究除获得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还存在以下创新:（1）利用复杂网络理论从供应链的外界环境干扰、供应链的内部运营干扰和节点内部运营干扰三方面综合分析了CBSCR外部干扰事件相互作用机制,较好的延伸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2）利用集成模糊DEMATEL-ISM-SEM方法从供应链效率能力、供应链适应能力和供应链演化能力三方面综合分析了CBSCR内部影响因素相互作用机制,较好的延伸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3）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供应链效率能力、供应链适应能力、供应链演化能力和干扰源四个维度综合分析了CBSCR的内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机制,为CBSCR动态趋势变化提供了一个整体认识,较好的揭示了CBSCR形成机理。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可帮助跨境电商企业更加系统和全面的认识供应链弹性,更加重视供应链弹性在面对国际动荡环境时的战略作用,更加积极的进行供应链弹性实践探索,特别是对干扰事件的预防和弹性能力提升措施的实施。尤其是,帮助跨境电商政策制定者更加积极制定跨境电商行业引导政策,加大国际贸易摩擦监督和跨境电商物流基础设施投入,促进跨境电商供应链结构灵活性和供应链伙伴间信任,提升跨境电商应对干扰源的能力等CBSCR调控措施,以此帮助跨境电商政策制定者更加有针对性的制定供应链弹性政策。
许瑞轩[2]（2021）在《分歧与合作：基于马林与陈独秀关系对中国革命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王英珍[3]（2021）在《上市公司并购商誉减值及其风险应对市研究 ——以长园集团为例》文中提出
李贤钊[4]（2021）在《跨区域水污染协同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九洲江水污染治理为例》文中提出
张伟伟[5]（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策实践活动中创造和运用的方法系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具有深厚的生成根基,在文化滋养、理论积淀、实践基础和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是一种复合式创新的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子方法而构成的方法系统。从构成机理来看,子方法与子方法相互联系、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相互依存、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使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从实践运用来看,子方法的基本要求、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体系,价值前提、价值内容、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体系。
闫博[6]（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提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侯恩宾[7]（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张小余[8]（2021）在《生育利益的私法实践样态与保护》文中指出生育利益不仅影响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稳定,同时也影响国家的建设、社会的秩序,因此,为防止他人对生育利益的不当干预,应以法律的手段予以保障和救济。从我国已有法律体系来看,对生育利益的私法保护明显弱于公法保护,不仅规范的数量较少,规定的内容也较为概括。而私法领域的生育利益案件涉及领域较广、发生数量较多、案件情节较复杂,对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疏漏,不仅降低了司法审判效率,也无法全面保护生育主体受损的生育利益。由此,从私法层面完善对生育利益的规制十分必要。生育利益的私法完善方向,应立足我国司法实践现状予以明确。通过分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生育利益案件、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生育利益案件,在参考国际文件和其他国家生育利益私法保护方式以及我国生育利益私法保护观念的基础上,针对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生育利益案件所反映的裁判问题,可更好地明确我国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路径选择。加强对生育利益的私法保护,既要由法律肯定生育权的民法地位,细化生育权的权利内涵,还应综合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其他规范,对个别类型化生育利益案件的特殊性予以特殊规制,进行及时、专业的调整。从而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以法律规范的补足促进实践问题的解决。完善生育利益私法保护规范,不仅有益于丰富生育利益私法保护体系,实现不同规范的协调统一,而且也能为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活动提供更为充分的裁判依据,增强司法裁判效能,更好地保障生育主体的生育利益。
洪学婷[9]（2021）在《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文中研究表明乡村是人类生活的根基。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在农业时代形成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源头,乡村积淀了中华民族千年文明的基因,展现着中华文明的生产和生活、社会和文化、历史和政治等要素。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中,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城市,乡村的弊病日益明显。农村人口大量流失,导致了空心村、老龄化以及留守儿童等社会现象,城乡差距逐渐加剧,乡村日益走向衰落,乡村脆弱性增强,在此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应运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中我国的乡村振兴之路,乡村的价值需要重新评估,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需求,也是乡村建设理论体系的核心。乡村性的研究有利于乡村研究理论体系的拓展和深化,也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响应,有助于推进乡村未来的发展。流动性是现代性的标志,从流动性的视角来研究乡村性才能明晰各流动要素对乡村性的影响方向和路径,才能进一步提出提高乡村性的方法,实现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在上述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本文按照“乡村性表征与变迁梳理—乡村性演化特征揭示——影响机理总结——重构策略提炼”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文献计量、数理统计、半结构化访谈、数学模型建构以及GIS空间分析等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建构了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时空演化的理论模型和框架体系,并以南京市江宁区的世凹村、高淳区的大山村和漆桥村作为研究案例地,探究了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及其变迁、乡村性的时空格局及演化特征、影响路径及机理、重构模式和策略,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呈现农业特征向旅游特征变迁。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主轴编码的形式,总结了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的三个核心的范畴——乡村物质层次、社会和文化层次。最终得到3个核心范畴和6个主范畴即自然环境、聚落建筑、生产生活、人际交往、乡村民俗、乡村精神,并依据各个主范畴的重要方面分别进行了乡村性表征的内涵和变迁的分析。总体而言,乡村性经历了自然景观“美化”、聚落建筑“强化”、生产生活“旅游化”、人际交往“竞争化”、民俗节庆“复兴化”和乡村精神“富足化”的乡村性变迁历程。乡村旅游地的自然环境的表征整体上呈现了从“杂乱”到“有序”的情况,聚落建筑的表征从“破旧”到“徽派”;生产生活从“农业”转向“旅游”,人际交往从“熟人社会”、“和谐”、“友好”走向“竞争”,熟人社会被打破;乡村民俗活动减少,在旅游活动的推进下具有一定的复兴,乡村精神面貌依旧是淳朴,存在一定的市场经济价值观,留守的村民对乡村具有较高的认同。旅游发展进程中,在旅游流等逆向要素的推动下,乡村性有一定的提高。（2）旅游者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感知主要呈现增长趋势。基于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具体而言,自然景观即自然环境和建筑聚落维度的乡村性感知增强,自然环境维度均值有一定增长,但未达到显着性水平,而聚落建筑的乡村性感知增强显着;乡村生活即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维度的乡村性感知弱化,生产生活维度达到显着性水平;乡村文化即乡村民俗和乡村精神维度的乡村性水平在旅游发展后得到显着的提升。乡村旅游地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流动性的影响下,偏离了初始的乡村特征,呈现现代化、旅游化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在旅游流动要素的刺激下,乡村旅游地自然景观和乡村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与开发的情况下,旅游者感知到的乡村性更为明显。（3）居民视角下,案例地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表征水平变化呈现差异性。世凹桃源村和漆桥村的乡村性表征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大山村呈现上扬趋势。乡村文化维度主要呈现增长趋势,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维度主要呈下降趋势。从旅游发展前的乡村性表征水平来看,世凹桃源村的乡村性认知水平最低,其次是大山村,漆桥村乡村性最高,旅游发展后,大山村乡村性感知最强,漆桥村次之,世凹村最弱。世凹桃源村所处的位置最为靠近城区,受到流动要素的深刻影响,也可能是乡村旅游的发展受到牛首山旅游开发的综合影响（旅游阴影）,导致其乡村性水平负向变动。而大山村依附于高淳国际慢城的发展,乡村性氛围营建得较好。漆桥村旅游发展滞后,环境管理缺位,导致旅游发展对乡村的积极影响较少,乡村性负向变动最多。旅游发展质量和力度等对乡村性水平变化存在一定影响。（4）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呈现更为集聚的演化特征。根据GIS空间分析发现,乡村性表征在空间上呈现分布在山、水、林、田、湖、聚落建筑以及乡村精神文化外显的载体上。自然景观维度的乡村性表征呈现分散集聚的分布特征,点状集聚分布明显,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分布特征;生活维度的乡村性表征呈现带状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分布格局;乡村文化维度的乡村性表征主要分布于乡村重要的历史遗迹上,整体上呈现“小集聚”的分布特征。旅游发展后的乡村生产生活相关的乡村性感知更为显着,表征元素更丰富,表现出集聚分布趋势。自然元素、建筑、文化遗址等成为居民和旅游者较为认同的乡村性表征,乡村自身的核心资源正是包括自然生态、特色建筑、人文与历史文化等资源,故而成为重要的乡村性表征元素。（5）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演化受到信息流、交通流、旅游流和资金流的多重影响。流动要素对乡村性的影响方面:（1）信息流显着影响居民价值观和社会交往,显着降低乡村性水平;（2）交通流显着影响城乡交往和乡村环境,主要通过环境负面影响乡村性,城乡交往的增强弱化乡村性的研究假设被拒绝;（3）旅游流影响乡村生活方式,并改变居民间的人际关系,导致乡村性的降低;通过旅游发展,带动民俗活动的复兴,产生乡村性增强的效果;（4）资金流显着影响基础设施建设,显着增强乡村性,同时,资金流也改变了社区凝聚力,导致了乡村性的弱化。流动要素在流空间中交织,影响着乡村的乡村性,不同要素对乡村性的影响强度具有差异。（6）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影响机理是一个刺激反应过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客观因素（资源本底、乡村特征、政府推力以及流动因素的影响）和主观因素（个人观念、社会观念）。从刺激反应理论来看,主体的乡村性的感知主要是基于地方的资源本底和主观认知等基础要素基础上,在流动性要素的刺激下,综合形成乡村性的反应和认识。在这一系统过程中,流动要素对乡村性的多维扰动就是刺激过程,乡村对扰动作出反应的过程是为反应过程,内部系统主体包括乡村反应的行为主体即居民、政府以及企业等,行为主体产生相应的行为来应对流动性要素的扰动,这种扰动主要体现在乡村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以及精神文化空间。基于不同的反应主体以及反应黑箱过程,产生乡村性的变迁,这是刺激反应的反应呈现。从现代化和旅游发展过程来看,乡村旅游地面临着现代化流动要素的推力和旅游发展旅游流要素的拉力,现代性推动乡村走向现代化,弱化了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旅游开发进程拉动乡村性复兴,乡村性主要呈现增加的趋势。不同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驱动着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变迁。乡村旅游地乡村性重构不能局限于自然景观和聚落景观等外在景观形态,而是在保持乡村特性的前提下,通过乡村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重新塑造,推动乡村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明确乡村变化的特征,关注乡村性演化过程,科学干预和指导乡村性的建构,提出乡村性的重构策略。乡村性重构应注重强化生态韧性、社区韧性和文化韧性,形成健康循环的乡村韧性系统。
张闻捷[10]（2020）在《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文中研究说明1916年至1922年是徐世昌在民国政坛最为活跃的时期。其在野时即深度介入政局,在诸如1916年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1917年参战、张勋复辟,1917至1918年冯国璋段祺瑞府院之争中的两次内阁风潮、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产生过重要影响。1918年至1922年担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期间主持了南北议和,经历了与皖系由合作到分裂的内阁风潮、国会争端、直皖之争等,间接促成了直皖战争。皖系崩溃后,直奉深度介入中央,徐世昌在直奉压迫下求生存,利用直奉矛盾主导了靳云鹏、梁士诒内阁的更迭,打破了直奉平衡,使直奉争端表面化,是促成直奉战争的重要原因。综上,徐世昌1916年至1922年间于北方政局有着深刻影响。本文主要探讨徐世昌在此期间的政治活动及影响。正文分为七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徐世昌在1916至1917年黎段之争中的活动,考察徐世昌的具体表现、动机、影响。1916年秋冬,徐世昌作为“调人”深度参与了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是缓解黎段之争的最关键人物。1917年徐世昌支持参战,是推动段祺瑞主张参战的核心人物。府院之争白热化时,徐世昌支持督军团反对黎元洪。张勋复辟时期力劝阻张勋复辟,并支持督军团反对张勋独占政权。徐世昌在以上活动的动机是基于其为北洋派元老,有浓厚的维护己派利益的北洋意识。第二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争期间的活动。1917年冬的冯段之争是北洋派内部争斗,徐世昌以元老身份具备居中调节的资格。他以维护北洋为基础调节冯国璋段祺瑞,先后经历了维持段祺瑞内阁、支持王士珍组阁等活动,令政潮缓解。1918年,主战派公推徐世昌支援段祺瑞,助推了段祺瑞内阁再起,其与皖系关系更为紧密。徐世昌主导了王士珍内阁阁员配置,且该配置延续到段祺瑞内阁,加强了徐世昌对中枢的影响力。徐世昌在此期间开始主动介入政局,隐约成为时局的中心人物之一。第三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就任总统前各派系对徐世昌的推戴和徐世昌派的壮大及活动。徐世昌是总统的热门人选,北洋派常在政局波动时生出推戴徐世昌的意图,他们的活动为徐世昌最终就任提供了可行性参照,加重了徐世昌的首领形象。冯国璋、段祺瑞都有任总统的资格,但因和战问题矛盾重重,故推徐世昌成了缓和双方矛盾的可能选择。北洋、安福、研究系对总统问题有过一个由分歧而统一的过程,最终选定徐世昌。徐世昌结合新旧交通系成为政坛的第三股势力,使主和空气大增,加重了徐世昌就任总统的砝码。徐世昌及其派系反对临时参议院选举总统和改组内阁,为徐世昌就任提供了助力。第四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1919年南北议和中的活动。徐世昌希望以议和成为有实权的总统,就任前后即开始提前布置,大致可概括为三项:1、以己派钱能训代替主战派段祺瑞为总理。2、欲将副总统留待西南人士,抵制曹锟当选。3、利用和平声浪统一北派意见。和谈中徐世昌最感困难的是涉及削弱皖系势力的陕西停战、参战军存废、国会存废三问题。徐世昌最初因支持段祺瑞而认同段祺瑞对陕西的政策,但随后南方将陕西问题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徐世昌急于和议告成,态度开始转变,希望推动陕西停战。参战军是段祺瑞为武统南方而设,南方希望取消参战军,徐世昌在处理这一问题经历了开始时维护段祺瑞、遭遇压力后与段祺瑞协商折中处理、遇到段派抵抗而失败几个阶段。南方以解散安福为承认徐世昌的条件,徐世昌因欲与南方妥协且厌恶安福国会掣肘,有解散安福的意图。但计划很快被安福系侦知,因而受到阻挠,致使和议失败。第五章主要考察徐世昌任总统前半期与皖系的冲突及其应对。钱能训内阁秉承徐世昌的意旨,安福以外交、学潮直接攻钱能训间接攻徐世昌。徐世昌以辞职回击,有两项意图,一、维持执行其意旨的钱能训内阁。二、以第一项为基础,对内继续掌控议和,对外推动巴黎和会签字。安福系继续攻击徐世昌,吞并国会中徐派已未系,议和北方总代表易为安福王揖堂,标志着府方衰退。最终徐世昌在签字问题上获得主动,但未实现议和目的,也未保住钱能训内阁,损失大于收获。徐世昌为推周树模组阁与安福长时间对峙,安福为控制内阁,提出诸多苛刻条件为交换,双方不但未达成妥协,且恶感渐深。靳云鹏内阁是徐世昌兼顾自身需要与缓解安福压力的折衷选择,因靳云鹏属于段派而与安福对立、靳云鹏感激于徐世昌的提携、靳云鹏与直奉关系密切可资利用。保持各方均势是徐世昌维护自身权势的策略,徐世昌在河南易督、直系湖南撤防问题上偏直抑皖,导致徐世昌段祺瑞关系恶化,且加剧了直皖矛盾间接导致了直皖战争爆发。战争临近时,徐世昌经历了由促和到放任的转变。第六章主要考察徐世昌在直奉压迫下的活动。战后内阁、国民大会、惩办祸首等问题成为直奉深度介入中央的例证,凸显了徐世昌的弱势,挣脱弱势地位成为此后徐世昌行动的原动力。靳云鹏依靠直奉组阁,平衡直奉中经常侵及府方利益,引起希望府院一致的徐世昌不满,徐世昌靳云鹏矛盾因此而生。府院因湘鄂战争、热河都统更易、烟酒署等问题矛盾逐渐升级。徐世昌借助奉系驱逐靳云鹏,利用奉系推荐的梁士诒组阁,引起直奉失衡,府院矛盾演化为直奉矛盾。随后徐世昌因直系压力放弃维护梁士诒内阁,又受到奉系不满,形成了奉皖粤交联合反直兼反徐世昌,徐世昌开始倾向借直抑奉。徐世昌希望通过解决内阁总理、自揽责任、劝解双方退让等方式平衡直奉避免开战,但徒劳无功,更显其虚弱。战后徐世昌利用抵制旧国会、推王士珍组阁等活动巩固权位,但直系加速恢复旧国会运动,徐世昌因失去法律支撑在吴佩孚逼迫下突然下野。结论认为徐世昌在1916年至1922年的政治活动显分两段,每段政治背景、身份、参与程度、影响均不同。1916至1918年为第一段,他是政局的关键参与者之一,但非最核心人物。北洋派面临分裂危机,他们需要徐世昌的资望、经验、势力帮助他们挽救危机。此期间的活动提升了其政治实力。第二段为1918至1922年,徐世昌以总统身份处于政治漩涡最中心,是政局的最核心人物。此时期他的声望、势力迅速消耗,其无意却实际导致时局更加混乱。近代以来的权势下移、徐世昌元老与元首身份的冲突、他的行事风格是其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二、由分歧较大到认识基本一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由分歧较大到认识基本一致（论文提纲范文）
（1）跨境电商供应链弹性形成机理及动态仿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现实背景 |
| 二、理论背景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可能创新点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 一、复杂网络理论 |
| 二、结构方程模型 |
| 三、系统动力学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CBSC内涵研究综述 |
| 二、CBSCR内涵研究综述 |
| 三、CBSCR形成机理研究综述 |
| 四、CBSCR动态仿真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CBSCR形成机理概念模型研究 |
| 第一节 SCR争议界定 |
| 第二节 CBSCR内涵 |
| 一、CBSCR外部干扰:干扰事件 |
| 二、CBSCR内部能力:影响因素 |
| 三、CBSCR激发过程:内外部交互作用 |
| 第三节 CBSCR形成机理概念模型 |
| 一、CBSCR外部干扰:干扰事件 |
| 二、CBSCR内部能力:影响因素 |
| 三、CBSCR激发过程:内外部交互作用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CBSCR外部干扰事件作用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CBSCR干扰事件网络构建 |
| 一、干扰事件筛选方法 |
| 二、干扰事件筛选过程 |
| 三、干扰事件网络构建 |
| 第二节 CBSCR干扰事件网络静态结构分析 |
| 一、节点基本特征分析 |
| 二、节点中心化程度分析 |
| 三、网络中心化程度分析 |
| 第三节 CBSCR干扰事件网络动态结构分析 |
| 一、动态结构仿真策略 |
| 二、动态结构仿真分析 |
| 三、动态结构仿真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CBSCR内部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CBSCR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研究方法及计算结果 |
| 二、基于计算结果分析讨论 |
| 三、影响因素重要性分析 |
| 第二节 CBSCR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构建 |
| 一、研究方法及计算结果 |
| 二、基于计算结果的分析讨论 |
| 三、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CBSCR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实证分析 |
| 一、研究方法及调查结果 |
| 二、基于调查结果的分析讨论 |
| 三、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CBSCR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机制模型的构建 |
| 一、系统边界确定 |
| 二、系统因果关系图 |
| 三、系统流图的构建 |
| 第二节 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机制模型参数设置 |
| 一、模型基本初始条件 |
| 二、模型外部因素初始条件 |
| 三、模型内部因素初始条件 |
| 第三节 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机制模型仿真分析 |
| 一、基本行为仿真分析 |
| 二、单一策略灵敏度分析 |
| 三、混合策略灵敏度分析 |
| 第四节 CBSCR调控措施及建议 |
| 一、不断完善国际贸易摩擦监督体系 |
| 二、不断完善跨境电商物流投入体系 |
| 三、增强跨境电商供应链结构灵活性 |
| 四、提高跨境电商供应链伙伴间信任 |
| 五、提升跨境电商应对干扰源的能力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贡献 |
| 一、理论贡献 |
| 二、实践贡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CBSCR专家访谈调研问卷 |
| 附录 B CBSCR影响因素重要性调查问卷 |
| 附录 C CBSCR干扰事件网络连接矩阵 |
| 附录 D CBSCR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数据处理程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及获奖情况 |
（5）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有待拓展之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 1.3.2 现代决策理论 |
| 1.3.3 现代思维科学和现代系统论 |
| 1.3.4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和生成根基 |
| 2.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 |
| 2.1.1 方法、思维和决策 |
| 2.1.2 决策思维方法 |
| 2.1.3 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 |
| 2.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生成根基 |
| 2.2.1 文化滋养 |
| 2.2.2 理论积淀 |
| 2.2.3 实践基础 |
| 2.2.4 个人条件 |
| 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要素 |
| 3.1 战略思维方法 |
| 3.1.1 战略思维方法是战略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1.2 何谓战略思维方法 |
| 3.1.3 战略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2 创新思维方法 |
| 3.2.1 创新思维方法是非常规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2.2 何谓创新思维方法 |
| 3.2.3 创新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3 辩证思维方法 |
| 3.3.1 辩证思维方法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3.2 何谓辩证思维方法 |
| 3.3.3 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4 法治思维方法 |
| 3.4.1 法治思维是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4.2 何谓法治思维方法 |
| 3.4.3 法治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5 底线思维方法 |
| 3.5.1 底线思维方法是风险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5.2 何谓底线思维方法 |
| 3.5.3 底线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机理 |
| 4.1 子方法与子方法的相互联系 |
| 4.1.1 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 |
| 4.1.2 现实依据: 决策活动类型的统一性 |
| 4.1.3 具体内容: 通过不同中介实现联系 |
| 4.1.4 模型呈现: 直观把握联系方式和内容 |
| 4.2 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的相互依存 |
| 4.2.1 子方法制约着方法系统 |
| 4.2.2 方法系统主导着子方法 |
| 4.3 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 |
| 4.3.1 方法系统的环境 |
| 4.3.2 相互作用的条件与中介 |
| 4.3.3 系统环境影响着方法系统 |
| 4.3.4 方法系统改变着系统环境 |
| 4.3.5 方法系统的演化 |
| 5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实践运用 |
| 5.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5.1.1 分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依据 |
| 5.1.2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体系 |
| 5.1.3 谋划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措施 |
| 5.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 |
| 5.2.1 运用子方法的基本要求 |
| 5.2.2 运用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 |
| 5.2.3 坚持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 |
| 5.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 |
| 5.3.1 价值前提: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 |
| 5.3.2 价值内容:对不同主体的具体价值 |
| 5.3.3 价值实现: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
| 5.3.4 价值评价:方法系统不是万能的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论文难点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统一战线 |
| 二、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 二、“看一看”方针 |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 二、“两个始终”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生育利益的私法实践样态与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生育利益的涵义厘定 |
| 第一节 生育概述 |
| 一、生育的内涵分析 |
| 二、生育的发展沿革 |
| 第二节 生育利益的私法定位 |
| 一、生育权与生育利益的关系 |
| 二、生育利益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的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生育利益的私法实践样态 |
| 第一节 生育利益案件的综合梳理 |
| 一、生育利益案件的收集 |
| 二、生育利益案件的选取 |
| 第二节 生育利益案件的类型分析 |
| 一、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生育利益案件 |
| 二、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生育利益案件 |
| 第三节 生育利益案件的问题整理 |
| 一、生育利益的民事权利规制阙如 |
| 二、生育利益案件特殊规制的疏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路径探寻 |
| 第一节 国际文件对生育利益的保护指引 |
| 一、国际文件对生育利益的保护内容 |
| 二、国际文件对生育利益的保护趋势 |
| 第二节 国外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形态梳理 |
| 一、英美法系国家对生育利益的私法保护 |
| 二、大陆法系国家对生育利益的私法保护 |
| 第三节 我国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观念呈现 |
| 一、生育利益民法保护的观念差异 |
| 二、民法典建议稿对生育利益的私法保护 |
| 第四节 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理性选择 |
| 一、法律的民事权利确认 |
| 二、其他规范的综合性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生育利益私权保护的规范设计 |
| 第一节 生育利益私权地位的民法确认 |
| 一、生育权的性质 |
| 二、生育权的主体 |
| 三、生育权的内容 |
| 四、生育权的实现 |
| 第二节 生育利益案件特殊规制的补充立法 |
| 一、补充婚姻家庭领域的生育立法 |
| 二、补充劳动用工领域的生育立法 |
| 三、补充医疗卫生领域的生育立法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9）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 |
| 1.1.2 乡村旅游兴盛的社会背景 |
| 1.1.3 流动性成为研究乡村问题的新视角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关键科学问题 |
| 1.3.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乡村 |
| 2.1.2 乡村性 |
| 2.1.3 流动性 |
| 2.1.4 乡村旅游 |
| 2.2 基于Cite Space的国内外文献统计分析 |
| 2.2.1 研究演进脉络 |
| 2.2.2 研究作者、机构及高引文献分析 |
| 2.2.3 乡村性文献关键词分析 |
| 2.2.4 研究领域分析 |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2.3.1 乡村性研究进展 |
| 2.3.2 流动性研究进展 |
| 2.3.3 流动性视角下的乡村性 |
| 2.3.4 研究评述 |
| 2.4 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社会表征理论 |
| 2.4.2 “流空间”理论 |
| 2.4.3 刺激反应理论 |
| 2.4.4 韧性理论 |
| 第3章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及变迁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案例地选择 |
| 3.1.2 案例地概况 |
|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研究方法 |
| 3.3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及变迁 |
| 3.3.1 乡村性表征呈现的结构特征 |
| 3.3.2 物质层次的乡村性表征 |
| 3.3.3 社会层次的乡村性表征 |
| 3.3.4 文化层次的乡村性表征 |
| 3.4 旅游者的乡村性表征 |
| 3.4.1 物质层次 |
| 3.4.2 社会层次 |
| 3.4.3 文化层次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时空格局演化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样本基本信息 |
| 4.1.3 研究方法 |
| 4.2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性表征的时间演化 |
| 4.2.1 乡村性表征的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2.2 乡村性表征水平的演化 |
| 4.2.3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变化感知的内部差异 |
| 4.3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的空间格局 |
| 4.3.1 乡村性表征水平的空间分布 |
| 4.3.2 乡村性表征的空间格局 |
| 4.4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空间的演化 |
| 4.4.1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空间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 |
| 4.4.2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表征空间变差函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影响机理 |
| 5.1 乡村性感知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探索性因素分析 |
| 5.1.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 5.1.3 乡村性影响因素的均值分析 |
| 5.2 流动要素对乡村性的影响分析 |
| 5.2.1 信息流对乡村性的影响分析 |
| 5.2.2 交通流对乡村性的影响分析 |
| 5.2.3 旅游流对乡村性的影响分析 |
| 5.2.4 资金流对乡村性的影响分析 |
| 5.3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影响机理 |
| 5.3.1 主观层的影响机理 |
| 5.3.2 客观层的影响机理 |
| 5.3.3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影响机理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重构 |
| 6.1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重构的内涵维度 |
| 6.1.1 乡村性重构的内涵 |
| 6.1.2 乡村性重构的维度 |
| 6.1.3 乡村性重构的价值评价 |
| 6.2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重构策略 |
| 6.2.1 巩固乡村物质空间,增强生态韧性 |
| 6.2.2 激活乡村社会经济,强化社区韧性 |
| 6.2.3 丰富乡村文化基因,提升文化韧性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关于《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访谈提纲 |
| 附录B 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调查问卷 |
| 附录C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结构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徐世昌与黎段之争 |
| 一、徐世昌与1916年秋黎段之争 |
| (一)府院僵持与非徐不可的原因 |
| (二)府院对徐世昌的迎与拒 |
| (三)徐世昌入京调停 |
| (四)徐世昌北洋意识的初显 |
| 二、1917年黎段关系恶化中的徐世昌 |
| (一)徐世昌对参战问题的认识与参与 |
| (二)派系关系与徐世昌对德政见及行动 |
| (三)段内阁不稳与推徐组阁的声浪 |
| (四)徐世昌与天津总参谋处的互援 |
| 三、张勋复辟时期的徐世昌 |
| (一)复辟传言与徐世昌对张勋的劝阻 |
| (二)阻止张勋独占政权 |
| 小结 |
| 第二章 徐世昌与冯段之争 |
| 一、徐世昌与1917年冬内阁风波 |
| (一)主张维持段内阁 |
| (二)徐世昌北洋意识的彰显 |
| (三)主导王士珍组阁 |
| 二、徐世昌与1918年段内阁再起 |
| (一)主战派倒阁与冯国璋向徐求援 |
| (二)主战派推徐援段 |
| (三)徐世昌支持段祺瑞组阁 |
| (四)段内阁的徐系色彩 |
| 小结 |
| 第三章 徐世昌就任总统与1918年的时局 |
| 一、徐世昌的资望与被拥戴 |
| (一)历史上的推戴与徐世昌资望的积累 |
| (二)冯段之争与双方对徐的推戴 |
| (三)由分而合:安福部、研究系、北洋派对徐的推戴演变 |
| 二、徐世昌派系的壮大与活动 |
| (一)第三股势力的成形 |
| (二)徐世昌派竞选总统的活动 |
| 三、就任总统 |
| 小结 |
| 第四章 徐世昌与1919年南北议和 |
| 一、徐世昌为南北议和提前布置 |
| (一)徐世昌南北议和的政治动机 |
| (二)以钱能训代替段祺瑞组阁 |
| (三)缓选副总统,留待西南人士 |
| (四)利用主和声浪推动北洋主战派同意议和 |
| 二、和谈中徐世昌面临的冲突与挫折 |
| (一)徐世昌对陕西问题的处理 |
| (二)徐世昌关于参战军问题的处置与挫败 |
| (三)国会存废问题和徐世昌的处置与挫败 |
| 小结 |
| 第五章 徐世昌任总统前半期的活动主线:与皖系冲突 |
| 一、徐世昌在安福倒阁运动中的应对及失败 |
| (一)安福系利用倒阁攻击徐世昌 |
| (二)徐世昌辞职以应对内外问题 |
| (三)“钱倒徐孤”:徐退与皖进 |
| 二、徐世昌与安福对继任内阁的争执 |
| (一)徐世昌提周树模组阁与安福系阻挠 |
| (二)徐世昌的折衷应对:靳云鹏内阁的提出 |
| 三、徐世昌与皖系矛盾的加深及爆发 |
| (一)河南易督与徐世昌的借直抑皖 |
| (二)以靳制段:安福攻击靳内阁时徐世昌的考量及行动 |
| (三)徐世昌对湖南问题的处理与徐段关系的明显恶化 |
| (四)从促和到放任:徐世昌直皖战前的态度转变及行动 |
| 小结 |
| 第六章 弱势与维持:徐世昌任总统后半期的活动 |
| 一、背景:战后徐世昌地位的进一步弱化 |
| (一)直奉介入中央与徐世昌地位的弱化 |
| (二)对战后诸问题的处置与徐弱势地位的凸显 |
| 二、徐世昌与靳云鹏的冲突及其行动 |
| (一)直奉支持下的靳内阁对徐的压迫 |
| (二)府院更易潘复、张寿龄问题上的冲突及矛盾爆发 |
| (三)徐世昌与奉系合作倒阁 |
| 三、徐世昌与直奉争端 |
| (一)徐世昌用梁士诒组阁与直奉矛盾激化 |
| (二)奉皖粤交联合与对徐世昌的威胁 |
| (三)徐世昌平衡直奉的努力及失败 |
| (四)战后徐世昌维持权位活动的失败及突然下野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由分歧较大到认识基本一致（论文参考文献）
- [1]跨境电商供应链弹性形成机理及动态仿真研究[D]. 刘宪立. 云南财经大学, 2021
- [2]分歧与合作：基于马林与陈独秀关系对中国革命的研究[D]. 许瑞轩. 南宁师范大学, 2021
- [3]上市公司并购商誉减值及其风险应对市研究 ——以长园集团为例[D]. 王英珍. 广西大学, 2021
- [4]跨区域水污染协同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九洲江水污染治理为例[D]. 李贤钊. 广西大学, 2021
- [5]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D]. 张伟伟. 北京科技大学, 2021(11)
- [6]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7]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8]生育利益的私法实践样态与保护[D]. 张小余.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9]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村性的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D]. 洪学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10]徐世昌与北洋政局（1916-1922）[D]. 张闻捷.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