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江西图书馆学报总目录（第34卷）

一、江西图书馆学刊2004年(第34卷)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张黎^[1]（2021）在《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代十国介于唐宋之间,拥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动荡中孕育着变革,变革中隐含着新生。目前学界关于藏书事业的研究多集中于宋代及其后诸朝,而五代十国作为文化昌盛之宋代的前奏,针对该时期藏书活动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本文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及寺观藏书这四大藏书系统着手,全面分析五代十国时期的藏书业发展。论文主要包括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介绍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开展的社会背景,主要探讨该时期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当时中原五代战乱频仍,南方诸国虽然分裂,社会环境较之北方却相对稳定,全国经济在曲折中发展,南北贸易虽未中断,但发展重心已经南移。文化领域,五代延续了唐朝科举取士的传统,十国之中部分政权也曾开设科考,士人读书以求取功名之途未曾断绝;从后唐开始,国子监将印刷术从民间引入,用于儒家经典的刊印发行,为广大士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刺激了藏书业的发展。第二部分从藏书的流通或利用角度,对该时期的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及寺观藏书分别展开论述。官府藏书分为书籍的搜访与贮藏两个方面,史馆编撰实录或修史工作的开展,带动了官府藏书的发展,鼓励民间献书、派专人求购或通过战争获书是官府藏书得以增加的三个渠道。于中原王朝而言,此时期秘书省职能延续了中晚唐的弱化趋势,三馆尤其史馆成为官府书籍的主要存储地,南方诸国虽未三馆齐备,但个别政权亦设有专门的官藏处所,如西蜀与南唐。私家藏书则从典籍的搜集与管理两个角度加以论述,藏书家通过购买、抄录、接受赐赠等途径获得藏书,在此基础上对其藏书加以保存与利用。他们或建造书楼、学舍将藏书共享,或隐居山林而藏书自娱,或为校勘书籍而孜孜不倦,足见私藏事业的兴盛。书院及寺观藏书作为藏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尤其书院在聚徒讲学的同时,藏书数量也相应有所增加,影响波及宋代及其后诸朝。第三部分将五代藏书事业置于我国古代历史长河中考查其独特性,分层次总结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其历史贡献。五代十国的藏书活动完成了自己接力棒式的历史使命,促进了书籍的流通与保存,为宋代官方藏书目录或史书的编撰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分析五代十国时期的藏书活动,可管窥当时战乱或分裂背景下士风的转变,有助于丰富此时期以至古代藏书史、学术史与文化史的研究,同时也可为乱世之中收藏与保护书籍、传承文化提供借鉴。

刘勇^[2]（2020）在《明代抄本研究》文中指出明代是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但是抄书的活动依然兴盛。明代生产的抄本经过时间的积淀,在版本学上被称之为明抄本。学界对于明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版史研究、藏书史研究以及抄本个案研究几个方面。本文是从整体上对明抄本进行的一次系统性研究。第一章从整体上对明抄本的版本目录学特征进行探究,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是明抄本的版式特征,包括行格、版心等;第二是明抄本的字体风格,通过对明抄本字体风格的总结,划分出洪武至成化、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三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字体风格进行了具体的总结。第三是探究明代抄本的鉴定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探究明抄本抄写时间、抄写者、批点者、抄本来源、作者的规律,进而探究如何区分明抄本与明稿本、宋元抄本、清抄本。第四是明抄本的文献价值,主要从对书目信息的补正和补正刻本之缺误两个方面来探讨。按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外圈是书籍的生命周期。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研究的正是明代抄本的生命周期,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对明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等环节进行探究。第二章探讨了明代抄本生产的内容,主要包括从宫廷抄写书籍的类型、明代抄本的不同类别。第三章是对明代抄本生产方式与过程的探讨,首先厘清了誊写与缮写、影抄与临摹等抄写方式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述了抄写与刊刻之间的关系。一部分明抄本的讹误历来为学者所诟病,本章第二节从抄书态度、学识水平、外部环境等方面探究了明抄本讹误产生的原因,并且以《永乐大典》的抄写为例,论述了明代抄书者是如何预防讹误产生的。第三节分别从抄写者、抄写的场所、抄本生产的品牌来探究明代抄本的生产。第四章探讨了抄本生产与流通中的经济因素,重点探究了明人抄书的经济动机、抄写的效率以及抄本的成本与价格等。第五章研究了明代抄本的流通方式,主要从读者与市场、书贩与书肆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明代抄本的读者与市场部分主要探讨了哪些人是抄本的读者,以及抄本在书籍市场中的份额如何。抄本的读者可以分为抄本的生产者和非抄本生产者,抄本的市场问题主要分为抄本交易与市场份额、市场中的稀见抄本、读者的选择、市场中的抄本与印本以及科举对抄本市场的影响。书贩兜售与书店经营是抄本销售的两个重要渠道。对书贩兜售的探讨,主要包括书贩身份与销售地点、兜售种类与经营方式、具体的销售策略与案例分析;关于书店的经营,则主要探讨了书店的位置和经营,并通过祁承（?）、谢肇淛、祁彪佳、冯梦祯等学者的购书记录来分析抄本在书店中的经营状况。第六章研究了明抄本的阅读与利用环节,抄写是实现阅读的重要媒介,明人抄写书籍的范围、不同类型的抄本为考察明代的阅读风气和阅读群体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利用抄本来进行教育是这一部分考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学者通过家庭中的抄写活动来教育子弟,这种方式在私塾中也同样流行。明代学者阅读抄本的方式主要有朗读和默读,而抄写又可以作为记忆的一种辅助手段。学者在抄本上会留下批注,遇到谬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订正。最后,讨论了摘抄、编纂与抄本生产、阅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摘抄的目的与方法、摘抄与阅读的关系、编纂与阅读的关系,以及编纂与着述之间的关系。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交流圈模型内圈是书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等背景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是从抄本与学术、政治以及抄本的社会史特征来展开的。第七章探讨的是抄本与明代藏书、丛书出版及书籍审查之间的关系。从抄本与明代藏书的关系来看,抄本对增加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抄本与丛书的编纂来看,明代的抄本促进了丛书的编纂与刊刻,进而通过对明抄本丛书的考察对丛书概念加以重新审视。从抄本与禁书的关系来看,抄本书由于其特殊的流通渠道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过明代的书籍审查。这里主要探究了明代的实录、天文类书籍、妖书等几种特殊类型的书籍,它们在明代大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第八章是对抄本的社会史特征进行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抄工这一特殊的群体,描绘了抄工在明代的生活状态,包括他们的出身、收入以及与学者、抄本之间的关系。抄工主要包括职业抄写者,除此之外,生员、士人、童仆、官吏都可以扮演抄工的角色。其次关注的是抄写者的人际网络和交往模式,探讨抄写者是如何通过构建人际网络来进行抄书活动的。明代刊刻出版中写工的组织形态以及他们与学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也与明代的抄写活动有关,但属于刊刻出版的流程,与明抄本的研究主题有所冲突,因此将其作为本文的附录。总之,本文通过对明抄本的系统研究,揭示明代抄本的生产、流通、阅读过程,以及与抄本有关的人群和社会网络,希望能够深化对于明代的抄本、抄书活动、抄本与刻本之间关系以及明代书籍文化的认识。

王文超^[3]（2020）在《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文中提出清初金石学研究以着述、访碑、拓本及汉碑书风影响为中心展开论述。意在对清初金石学着述进行科学分类,厘清版本、学述主旨等相关情况,结合清初金石学相关的访碑寻拓等问题的考述,阐明习汉碑风气流行之前的汉碑品评中所牵涉的诸多问题。“金石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含括内容及学科演进考察。明确本课题研究的主体为金石学学术风气下产生的诸多现象考察,而非研究金石本身和相关经史问题。明晰金石学着述为反映学者学术宗旨的主体,但同时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个人思想,甚至师友间所带来的互相作用都分离不开。清初金石学,除继承明末学术风气外,针对金石学发展风气肇始的两宋金石学进行相关问题说明。两宋金石学的特点,是金、石共同研究的学术成果与风气,因时代问题重心也发生了变化。清初时,内府及学人们对吉金研究不及石刻百一,清初金石学主体亦是针对石刻的。本课题一系列研究主旨即是围绕石刻研究为主的着述及相关问题而产生。清初金石学着述进行科学分类,旨在明确研究中的倾向及所出现的群体性问题。譬如,金石学着述中的石经、《瘗鹤铭》《天发神谶碑》都出现了众多学者关注、研究、鉴藏拓本现象。在对着述进行个案考述版本,学术宗旨和相关金石学信息提炼后,以群体关注中的研究方向,进行整体关照,可窥探近百年间金石学研究的嬗变,看出金石着述体例以及研究方式的进步与发展。清初学者们的研究及着述与之相关联的访碑寻拓问题,是金石学研究和书家临习师法的最重要基础材料。近年众多研究中关于遗民学者的访碑问题成果值得借鉴,而以对遗民学者群体帮助较大的官员和喜好金石学问的官员访碑行为再进行梳理考察,可寻绎访碑现象背后学者与官员间的相互影响。热爱金石学官员的研究和风气产生的一系列作用,在康熙时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典型学者的影响下,逐渐更多的士人们关注金石学和金石文献。康熙中期前后,拓本在社会中大量流转,也使得士人们对拓本有了购买、委托、馈赠、亲拓等等诸多途径,可以满足研究、鉴藏、临习等各个方面的需求。清初金石学中的着述、访碑、拓本相关问题明晰后,同样对汉碑书法风格关注的士人们,是我们研究清初隶书审美和取法的关键。通过研究可明,在审美集中关注现象的影响下,临习汉碑者方逐渐被广泛带动起来,但这是汉隶、曹魏隶书、唐隶及时人风格并行的时代,而习汉隶的群体是在逐步扩大中进行。换言之,金石学的证定经史与拓本鉴藏者,促使汉碑审美群体扩大,进而带动了热爱书法的学者们对碑刻风格关注,访碑和拓本流布广泛更使得临习群体扩大。最后,书法史中的“碑学”与相关联的金石学,多是以乾隆一朝作为分界点,并未追溯清初。原因由本文研究可明,清初金石学是奠定一朝之风气,探索中发展。乾隆以后,考据风气大兴,金石学成为普及在小学或朴学研究中重要的力量,伴随出土金石日多,再而带动各种拓本风行,对后世所谓得“碑学”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清初金石学可视作“碑学”发展最源头中的润滑剂。

韩敏^[4]（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指出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郭霞丽^[5]（2020）在《近现代藏书家藏书归属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私家藏书作为图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长期担负着传承文化的职能。近现代社会动荡不安,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等,无不给文献典籍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许多藏书家为保存文化典籍,以一己之力奔走各地抢救文献,又在建国之后纷纷将藏书捐献国家。这些藏书最终如江河汇海归入全国各大图书馆,有了更好的归宿。近年来,随着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各馆珍藏的善本古籍不断被发掘、着录,各馆的藏书来源问题得到重视。近现代藏书家及其藏书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但对于近现代藏书家的藏书归属问题,仍缺乏一个整体性的归纳总结。因此,通过藏书家藏书归属个案的研究,明确这些藏书的去向,以便于利用,这是我们确立研究课题的初衷。本篇论文重点论述近代藏书家的藏书归属,将近现代藏书家的藏书来源、归属情况进行归纳总结。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归纳近现代着名藏书家的大宗藏书归宿,期望为学者研究某位藏书家藏书提供便利。本文选取近现代最着名的藏书世家十六家,及藏书家四十三位,按他们的祖籍地域分章,对他们的藏书归属进行探讨研究,明确他们的藏书归属。

徐长生^[6]（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罗丹^[7]（2020）在《江西旧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江西现存旧志数量,学者统计不一。论文讨论各目录书着录不同的原因:（1）收书范围不同;（2）着录标准不一;（3）收录考证不细。论文取众家目录所载方志,删去新志、亡佚旧志、未见旧志、1佚成果、重复及错)书目,重新厘定《江西旧志存书目录》。计得江西旧志549部,其中,明代62部、清代443部、民国42部。含方言资料江西旧志（为行文方便,如无特殊说明,以下简称为“江西方言旧志”。）共8部。《中国地方志综录》《江西历代地方志书存书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江西省地方志综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江西方志通考》对各志书卷帙、撰人、版本记载各有不同。论文就志书序、跋、纂修姓氏,对目录书之舛疏进行订补。江西旧志所载方言资料主要由方言特征概述和方言词举例两部分构成。受政治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发展的影响,明清时期,江西方言整体呈融合、杂糅的趋势,以方言特徵概述作为着录形式,不仅可以反映各地方言的分类、分布情况,还可以记录方言演变的动态过程。方言词举例,则可以真实、直观地展现方志方言的原始面貌。江西方言旧志的修志模式大体可分为“修纂合一”型与“修纂分离”型两种。“修纂合一”指从志稿设想、体例规划、经费筹措、资料采访,到汇总成书均由一人负责的修志模式。“修纂分离”指由地方长官主持,依靠属僚、士绅或文人撰写的修志模式。江西方言旧志的组织架构十分严密,从修、纂,到搜集资料、刻印成书,形成系统化的职务分工,使修志活动得以有序开展。江西旧志方言资料的着录位置可分为一级子目与二级子目两种。论文探讨了部分方言资料置於一级子目的原因:（1）志书中收录的方言资料较多;（2）志书编纂者已初步具有语言学意识。江西旧志中的方言词大体可分为直陈式、解说式、对比式3种。直陈式490条,占总数的57%;解说式215条,占总数的25%;对比式156条,占总数的18%。江西旧志方言词的释义术语主要有:言、呼、谓、为、曰和其他6种。江西旧志方言资料的编排特点是:（1）分布较零散,除单独成篇外,多附於“风俗”或“风俗志”後;（2）虽未冠以义类区别,但方言词基本按照同类相聚的原则排列;（3）多种释义方式交互使用,除语法外,语音、语义、语源均有涉猎。清道光元年（1821）《崇仁县志》方言资料引经籍文献54种,其中,经部13种,史部12种,子部22种,集部7种,以子部为最,占引书总数的41%。从引用次数看,江西旧志方言资料引经部49次,史部14次,子部32次,集部10次,引经、子二部最多,占引文总数的77%。论文以以清道光元年（1821）《崇仁县志》中来源於经籍文献的105条引文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引文进行校勘、整理、句读的基础上,结合古今书证,考释方言词目。把方言词和《汉语大词典》加以比较,以补充词典中词目、词义之罅漏。

傅荣贤,华建铭^[8]（2020）在《新中国70年（1949-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古典文献学研究,总体上体现了持续性、全面性、交叉性、实践性等特点,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文献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分支学科的构建与完善、研究方法及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分析、文献学史与研究史的梳理、各类专题问题的研究等方面。学者们前后继踵的孜孜求索,有力地推动了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但70年的研究成果也存在领域开拓创新不够、理论研究有待严谨深入、分支学科研究用力不均、"问题意识"亟待加强等不足。

黄婧文^[9]（2019）在《（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文中指出阮元纂《广东通志》是清代以来广东地方总志中卷帙最多,内容最爲丰富的一种,其艺文略集部收录了上起汉代,下迄清道光以前的广东集部文献,从数量及内容上看,着录文献较爲丰富,爲研究广东历史文献所不可或缺。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未曾点校与订补,存在不少的错)阙漏;囿於当时文献收集之力以及多次禁毁,其收录的文献未能完全反映阮志成书前广东集部文献情况等。此外,目前学界对广东集部文献的研究多关注现存文献,亡佚和未见文献的研究尚待开发。基於上述,本文对阮志集部进行标点、校勘和整理,订补其着述书目,整理亡佚和未见文献,并形成对广东集部文献的述略,力图爲广东文学研究提供较爲完备的基础性文献资料。本文分爲两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广东通志及其艺文略集部研究,对道光以前广东集部文献进行分类梳理、总结分析。第二部分点校订补集部,阮志集部原书目830种,存285种,佚95种,未见447种,阙3种;订补後书目4286种,存1859种,佚98种,未见2326种,阙3种;合计增补书目3456种,订补610条,出按语464条。

郭树亚^[10]（2019）在《《图书季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图书季刊》是由国际联盟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与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4年合办而成,1948年停刊,共出版12卷34期。《图书季刊》秉持“向国内外人士传达中外学术界之消息”的宗旨,促进了图书馆学发展,推动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进步。然而,学者对《图书季刊》的研究极为薄弱。本文对《图书季刊》进行系统地考察,以深化民国图书馆史研究。本文主要从《图书季刊》的基本概况入手,对《图书季刊》的宗旨、编辑队伍、栏目设置、发行处与代售点这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概述,以便初步了解《图书季刊》。《图书季刊》非常重视海外汉学的研究状况,不仅推介了众多海外学者对汉学的研究成果,也推介了北平图书馆馆员进行海外访书的成果,为学者提供交流平台,从而推动中外学术的交流。《图书季刊》所推介的新书总量可观,涉及学科领域也十分广泛,还根据时势推介了许多关于抗战书籍,希冀以此激发国人抗战信心,振奋民族精神,增强爱国爱家情怀。《图书季刊》所推介的古书,包括跋及校勘考证文章,力图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图书季刊》是民国时期着名的图书馆学期刊,介绍国内学者的书籍,推介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国图书馆学内容,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二、江西图书馆学刊2004年(第34卷)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图书馆学刊2004年(第34卷)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抄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近现代藏书家藏书归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江西旧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中国70年（1949-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9）（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论文提纲范文）

（10）《图书季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江西图书馆学刊2004年(第34卷)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五代十国时期藏书活动研究[D]. 张黎.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2]明代抄本研究[D]. 刘勇. 山东大学, 2020(01)
• [3]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D]. 王文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4]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近现代藏书家藏书归属问题研究[D]. 郭霞丽.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江西旧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D]. 罗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8]新中国70年（1949-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J]. 傅荣贤,华建铭. 图书馆杂志, 2020(02)
• [9]（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D]. 黄婧文. 暨南大学, 2019(04)
• [10]《图书季刊》研究[D]. 郭树亚.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标签：金石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楚辞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