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金融发展的十大特点和趋势

一、当前世界金融发展的十大特征和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罗立群,李广建^[1]（2021）在《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发展的十个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认知科学、复杂科学、计算社会科学等领域出现的新思潮和新理论,为情报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兴起,为情报学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技术。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学在思想、方法和技术上都发生了许多变革,文章在跟踪近年情报学发展动态的基础上,归纳了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发展的十大特征,分别为计算化、模拟化、平台化、知识化、智能化、一体化、多元数据融合、方法联合化、结果聚合化和人机融合化。

梅士伟^[2]（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刘亮亮^[3]（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冷成英^[4]（2020）在《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观察我国家庭农场的五种典型发展模式,除了一些特殊模式外,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模式按照区位条件可以分为都市郊区模式和一般农业区模式。比较这两类模式,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与区位因素有关?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为什么出现分化?发展路径分化对地区家庭农场发展带来什么影响?通过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学术界对家庭农场的研究集中在家庭农场的演化机制、发展模式、制约因素和发展方向等方面,而关于区位因素在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则是一个研究盲点。基于这一情况,本文研究了区位视角下家庭农场的发展路径问题,通过比较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探究不同区位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出现分化的机制,以及由发展路径分化带来的影响。首先,文章对一些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概述了对论文写作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农业区位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演化理论,为后续的深入分析奠定基础。文章认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在农业生产中通过适度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生产经营来获得家庭主要收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一定义突出了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的主体地位,并体现了家庭农场的五个基本特征,即以农户家庭为主体,适度规模经营,集约化生产,市场化经营,农业收入为家庭的主要收入。这一界定能将家庭农场与传统小农、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公司、休闲农场等其它农业经营主体相区别开来。其次,文章简述了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情况,介绍了上海松江、浙江宁波、湖北武汉、吉林延边和安徽郎溪五大家庭农场典型发展模式,总结了各种模式的基本特征,并将其归类为都市郊区模式和一般农业区模式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在两地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分析,文章总结了我国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问题,指出市场化环境是家庭农场产生和兴起的关键,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家庭农场的繁荣,土地流转市场化的形成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大规模投资是家庭农场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扶持对家庭农场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家庭农场的界定不规范稀释了政策支持力度,农场主文化素质不高限制了家庭农场的管理水平,现代科技支撑力度不强制约了家庭农场集约化水平,金融机构融资门槛高增加了家庭农场经营难度,风险控制措施匮乏对家庭农场发展带来挑战。同时,文章从上述分析中总结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异同点,指出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在发展中都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近年来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规范程度逐渐提高,经营产品都趋于多元化,政府推动作用都非常明显,但两种模式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也存在明显不同,都市郊区家庭农场的复合经营程度更高,经营蔬菜瓜果、水产的家庭农场比重更高,种植类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较小,而一般农业区家庭农场实行单一经营家庭农场比重更高,经营范围以粮油作物和经济作物为主,种植类农场经营规模较大。再次,文章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家庭农场的演化机制,认为家庭农场是传统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建立、农产品流通放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为获得更高期望收益而推进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产生的制度安排,进一步运用数理和图示推导的方法,分析了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分化的内在机理,指出区位与消费市场的差异是不同区位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分化的关键。都市郊区家庭农场可以依托庞大的都市消费需求经营附加值更高的蔬菜瓜果、水产等农产品,同时很多家庭农场为规避较高的市场风险而选择复合经营,而一般农业区的农产品消费市场有限,受距离限制,家庭农场主要种植粮油作物和经济作物,且面临的市场风险相对较小,从事单一经营的家庭农场比重更高。经营范围的差异又会进一步导致种植类的经营规模的不同,都市郊区家庭农场种植类规模要小,而一般农业区种植类规模更大。随后,论文构建了多个计量模型,利用家庭农场调查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实证验证。最后,总结全文研究结论,并针对我国家庭农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建议:充分考虑本地的区位条件,优化家庭农场扶持政策取向;构建与地区家庭农场发展导向相匹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家庭农场培训,提高农场主对家庭农场发展规律的认识;支持和鼓励有志于扎根农村的高素质人才创办家庭农场,提高农场主群体素质水平;提高家庭农场对各类经营风险的防御能力。

朱越^[5]（2019）在《高新区政府推动责任式创新治理的路径研究 ——以常州科教城为例》文中指出责任式创新是一种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型创新模式,要求政府关注创新政策与科技治理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关注科技创新的社会属性,实现创新成果对经济发展与社会价值的双重满足。中国正处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创新系统,是中国创新之路的先行者,对其责任式创新治理路径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运用了案例研究法,以江苏省常州科教城为例,研究常州科教城的创新治理特点和推动高新区责任式创新治理的举措,同时也分析了高新区政府在责任式创新治理中的困难及不足,为其他高新区政府推动责任式创新提供经验与启示。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欧盟进行责任式创新治理的经验,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四螺旋创新模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语境下,将责任有限性引入责任式创新治理中,建构责任式创新AIRRL五维度框架,进而探索四螺旋创新下责任式创新治理的模式,以研究我国高新区政府推动责任式创新治理的路径,针对高新区创新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冯志峰^[6]（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张希中^[7]（2018）在《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治理是伴随着国家产生就存在的一个古老话题。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则是一个崭新的命题,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很好地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来,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不仅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形成了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不断提升大国治理效能,开辟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光明前景。作为在治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理应为破解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这一重大课题探索路径,提供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大国治理走向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解答的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命题,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念的重大创新,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出了治本之策。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推进中国大国治理走向现代化,消除全球治理赤字,都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自觉担负起回应现实、引领时代的使命,以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为解决中国和世界治理难题提供了科学方案。深入系统研究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既是推进理论武装的需要,也是推动治理变革的需要。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整体转型时期正在开展的治理实践,以“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为研究对象,以这一思想的创立者相关经典文本为基本参照,严格遵循思想理论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入探讨了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成因;在深入分析其基本内容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从学理上建构起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四梁八柱”;尝试提炼出该思想的鲜明特点,并对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进行了评述。本文运用定性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史论结合法等研究方法,对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形成背景、形成条件及主要内容、特点意义进行了详细论证。本文认为,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产生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新时代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时代课题是其形成的现实依据;“四个伟大”实践是其产生的实践基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是其主要理论渊源;习近平同志的成长经历、知识结构、素质品格是其形成的个人条件。本文认为,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价值导向论、战略目标论、治理主体论、发展理念论、谋篇布局论、治理结构论、科学方法论、领导核心论构成。其中,价值导向论和战略目标论回答为谁和为什么进行大国治理的问题;治理主体论、领导核心论回答大国治理的主体力量和领导核心的问题;发展理念论、谋篇布局论、治理结构论、科学方法论主要回答如何进行大国治理的问题。价值导向论从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积极倡导普惠价值三个方面考察了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战略目标论从纵向目标和横向目标两个维度考察了习近平大国治理的目标;治理主体论从党政主体、市场主体、人民主体三个方面对习近平大国治理的主体力量进行了考察;发展理念论主要考察了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科学发展问题;谋篇布局论主要对“两大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了考察;治理结构论主要对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及其关系进行了考察;科学方法论主要考察了习近平大国治理的科学方法论,即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领导核心论主要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国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以及如何锻造坚强领导核心的问题。本文认为,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特色鲜明,意义重大。其理论特征集中体现在该思想所彰显的问题导向、政治底色、哲学思维、历史担当、战略视野、顶层设计、世界眼光等方面;其重大意义集中表现为: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在理论层面上,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与时俱进,开辟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新境界;在实践层面上,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为统揽“四个伟大”实践提供了根本指针;在世界层面上,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为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善治”探索了正确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参考借鉴,为人类走向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为解决当今世界治理难题给出了中国方案。

杨洋^[8]（2018）在《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油气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垄断特征明显。我国油气垄断企业正面临低油价的冲击,存在常规油气采收率低,非常规油气田的开采难度大等问题。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旋律下,油气垄断企业如何高效地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油气垄断企业经营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现有国内外文献对油气垄断与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主要基于行业或产业层面,将垄断属性与油气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以具有垄断属性的油气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市场结构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为基础,利用分析归纳、实证分析、比较研究等有关研究方法,围绕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对我国油气垄断企业的垄断属性、影响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因素、我国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水平、提升我国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策略和建议等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的总体逻辑思路是:通过研究我国油气垄断的属性、油气垄断的市场集中度,分析确定我国油气垄断的市场结构,考虑到我国油气垄断的特殊性,研究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时,将垄断作为单独的一类影响因素,与企业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共同研究,发现各类影响因素对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方式和程度。根据各类影响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参考现有研究,构建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三家油气垄断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多角度评价和比较分析,提出提升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策略和建议。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一是研究借鉴市场结构、技术创新有关理论,界定了我国油气垄断存在自然垄断、经济垄断、行政垄断三重属性,分析了我国油气行业和国外油气行业的市场结构类型,分析描述了我国油气企业在垄断经营前提下的技术创新现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二是采用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分析垄断属性、油气企业内部和外部存在的诸多不同因素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利用ISM模型分析多因素的影响作用方式和层级结构,利用DEMATEL模型分析各类因素的影响强弱关系。三是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三大油气垄断企业2005-2017年的数据为依托,对我国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实证评价。基于改进时间序列DEA模型,以投入为导向分析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效率;基于BP神经网络模型,从整体出发评价三大油气垄断企业的综合技术创新效率。最终发现我国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利用效率处于中等偏上或较高水平,整体技术创新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并具有不断提升的发展趋势。四是基于比较视域,采用DEA-Malmquist模型对我国油气垄断企业与10家代表性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比较评价,采用同期横向比较方法对比分析我国油气垄断企业与国外三家大型跨国石油公司的技术创新效率,发现我国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水平与国内代表性企业相比具有一定优势,但与国外代表性企业相比偏低。五是基于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分析,依托实证评价结果,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两种视角,从国家创新政策、油气经营管理体制、企业创新管理和创新文化等诸多方面,为我国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提出了策略与建议。本文的研究丰富完善了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方面的理论研究,对未来我国油气行业的改革方向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以期对油气垄断企业在今后的技术创新活动中调整技术创新战略,降低经营活动和技术创新过程的成本,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提供指导和参考。

程鹏^[9]（2018）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开始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实践的发展,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综合来看,对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不论是分析其实施条件、成本收益、风险应对等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为了研究如何推进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问题。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路线、方式和途径,其诠释了人民币演进成为国际货币的动态过程。而路径规划的前提是需要找准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因素。现有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及路径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定基础,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一是对于货币国际化路径的研究主要以美元、欧元等发达国家货币国际化经验作为研究对象,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实践研究较少,对于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的研究比较分散。二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规划和设计较为宏观和笼统。方向上局限于“双轨制”或“三步走”策略,在国际职能演进上仍遵循传统的结算、计价、投资和储备递进式发展方式,地域范围的扩展上仍秉承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发展理念,没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优化。三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路径中各变量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尚不充分。定性分析较多,实证研究较少,缺乏完整的顶层制度设计以及切合实际的风险防控措施。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引发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争论,国际市场出现了对于人民币结算的客观需求,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政府通过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双边货币合作等方式顺应了市场需求,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程度超出了各界的预期。加入SDR货币篮子、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增添了新的动力。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影响因素及路径的研究既能服务于中国经济对外发展,又能指导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影响因素和路径这两个关键词,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跨境贸易计价货币选择、最优货币区等理论以及货币国际化实践经验中探寻货币国际化目标实现的一般规律、影响因素和方式方法。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路径中的作用,明确了只有在市场的广泛需求与政府的积极推动的合力下才能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指出了人民币国际化路径设计的必要性。分析了英镑、美元、欧元、日元国际化路径的异同及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为完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指明了方向。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及内外环境,对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了SWOT分析,归纳了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紧密结合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实际,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结合实证研究结果对人民币国际化路径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紧密结合人民币国际化实践发展,站在全新的背景及视角考察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对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及环境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提出了以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促进离岸市场发展、金融市场双向开放、货币合作四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特殊之处,分析了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瓶颈问题及影响因素。二是首次运用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分析,被解释变量涵盖了整个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比以往学者单纯考察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更为全面。在模型设计上也首次采取面板数据,选取了与中国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前十大国家和地区2011年-2017年间共7年完整月度结算数据,数据区间涵盖了人民币升值与贬值两个时间周期,是目前为止采用数据最为全面、结合实际最为紧密的实证分析。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多角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国（地区）间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汇率、通货膨胀差、同业拆借利率差额、GDP增速差额、M2增速差额对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具有显着影响。进出口与直接投资这类实体经济交易变量对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汇率和通货膨胀差这类衡量币值稳定因素的变量对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这说明保持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影响,这与在货币国际化初期在“三元悖论”中选择稳定汇率的理论相契合。利率差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说明了目前中国的高利率不利于人民币成为一种广泛的融资货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到位。此外,通过增加解释变量滞后项的方式验证了跨境人民币结算具有显着的惯性效应,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三是结合实证研究结果对人民币国际化路径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明确了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稳中求进、本币优先、互利共赢、防范风险五大原则,详细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并在时间节点上与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结合,将其充分融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设计出一条“贸易投资伙伴结算本币化+离岸中心化+国际化”的主路径和“推动国内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大宗商品计价+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推动区域货币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两条辅助路径,既是对人民币发展现状的延续,又是对未来方向的指引。本文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四点结论。一是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明确的路径设计与规划。二是实体经济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基础。三是金融市场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力支撑。四是宏观政策配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切实保障。最后针对路径设计及结论提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深入发展的五点政策建议,分别是: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贸易投资结算本币化;推动金融市场开放,推进离、在岸货币中心建设;加强区域货币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人民币结算;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提升货币当局监管能力;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与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的协调。

王迎^[10]（2015）在《新贸易保护主义对转轨国家经济影响研究 ——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的程度不断加深,经济贸易往来逐渐增多。.虽然贸易自由化势不可挡,但仍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使其屡禁不止甚至变本加厉、花样翻新,从而阻碍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新贸易保护主义是对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保护手段摒弃了传统的关税措施,越来越多地采用非关税措施,甚至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衍生出更为隐蔽的措施和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在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领域也开始形成金融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从而使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内涵更加广泛。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发展,既源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也与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支撑有密切联系。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隐蔽性特点也决定了在当今自由主义盛行的经济贸易规则下,贸易保护仍然能够大行其道。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几乎不谋而合,同时进行。转轨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方面看,转轨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不可否认,参与经济全球化也给转轨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如俄罗斯对国际市场和主要贸易伙伴的严重依赖,以及依靠本国比较优势参与经济全球化而造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安全、贸易安全受到威胁等。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也是一柄双刃剑。新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快速发展,虽然能够对转轨国家经济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转轨国家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而且,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将对转轨国家经济构成巨大挑战和威胁。因此,如何看待新贸易保护主义,如何有效破解新贸易保护主义,以趋利避害,应对挑战,就成为转轨国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及其对转轨国家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明本文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以及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章系统地梳理了传统贸易保护理论和新贸易保护理论,为后面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研究新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本章分析了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与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同时,贸易领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也开始盛行。美国推行金融自由化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新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而且在保护形式上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在投资和生产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投资保护主义也日益盛行,并呈现出法制化、泛政治化等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会因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而改变。第四章主要分析新贸易保护主义对转轨国家经济的促进意义。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发展变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都会产生影响,但对转轨国家的影响尤为明显。本章主要分析新贸易保护主义作为外部压力对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意义。着重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对转轨国家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以及转轨国家在新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获得的动态贸易利益。认为在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外压作用下,转轨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技术的进步、对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等。第五章主要分析新贸易保护主义对转轨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和挑战。新贸易保护主义对转轨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在破坏贸易利益机会均等方面影响了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实行,在经济决策安全、贸易与市场环境安全、产业安全等方面也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因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而加剧。不仅如此,新贸易保护主义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会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其中既包括“碳关税”的即将启动对转轨国家竞争优势和高碳产业发展所形成的挑战等,也包括“双反”调查、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对转轨国家新兴产业发展所形成的挑战,还包括区域性经济贸易集团对转轨国家未来经济贸易发展所形成的挑战。第六章提出了转轨国家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本章认为：首先,不论是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还是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转轨大国特征看,转轨国家都要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有正确的认识。其次,转轨国家必须从自身的体制缺陷、经济结构不合理、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企业竞争力弱等方面做出必要的改进和调整。具体而言,转轨国家的政府需加快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制定合理的经济安全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尤其要加快低碳产业的发展。而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参与者的企业,要注重核心技术的突破、经营理念的转变、产业的升级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第七章为结论部分,是对本文主要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转轨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还将不断加深,而新贸易保护主义也将继续存在和发展。在此形势下,妥善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的影响和挑战,这对转轨国家实现本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中,政府要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但同时也要避免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则要注意核心技术的突破、经营理念的转变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二、当前世界金融发展的十大特征和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前世界金融发展的十大特征和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发展的十个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高新区政府推动责任式创新治理的路径研究 ——以常州科教城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贸易保护主义对转轨国家经济影响研究 ——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前世界金融发展的十大特征和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发展的十个特征[J]. 罗立群,李广建. 图书与情报, 2021(01)
•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3]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4]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比较研究[D]. 冷成英. 武汉大学, 2020(03)
• [5]高新区政府推动责任式创新治理的路径研究 ——以常州科教城为例[D]. 朱越.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6)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研究[D]. 张希中.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8]油气垄断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D]. 杨洋. 西南石油大学, 2018(01)
• [9]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与路径研究[D]. 程鹏. 辽宁大学, 2018(01)
• [10]新贸易保护主义对转轨国家经济影响研究 ——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D]. 王迎. 东北财经大学, 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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