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学者职能属性的变化

一、略论士人的功能属性变化（论文文献综述）

孔令通^[1]（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郭伟^[2]（2021）在《中国古代书院的场所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认为

赵亦雅^[3]（2021）在《《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四以来,以西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大趋势。对《文心雕龙》和《文选》的褒扬或批评,往往关注于二书是否区分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以往我们异常重视萧统的文学身份而忽视他的政治身份。萧统是梁武帝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者,这是对他认识的出发点。刘勰的人生观里有着强烈的立功意图和阳刚进取精神。对于刘勰来说,“垂文”只是“穷”时的“独善”,他更在意的是建功立业,成为国之栋梁,处理军国事务。从他们的身份定位出发,是研究这两部书的基础。从创作动机而言,萧统编辑《文选》无疑受到了其父梁武帝的影响。就当时的文学风气而言,萧统也隐有树立文学风气、彰显文化实力的意图。《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首先是刘勰受到理想人格感召而意图纠正现实问题。此外,也有求文名以入仕的意图。齐梁诗坛有古今新旧之争的讨论,为当时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批评家都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文心雕龙》和《文选》继承了自《诗大序》以来情志统一的诗歌观,而《文心雕龙》更明显地强调了诗歌秉情而作的特性。《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了对《诗经》的尊崇,但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刘勰认为《诗经》是“为情而造文”的代表,而萧统更重视它的典范地位。对于汉代诗坛,《文心雕龙》和《文选》提到的代表诗人和作品篇目基本吻合。在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上,刘勰以为五言诗源于先秦时期,而萧统则以为五言诗源于汉初的李陵诗。关于建安诗坛,《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两篇提到的七位诗人除了徐干之外,《文选》都有收录,只不过刘勰出于乐府诗的雅正观而不喜三曹为代表的汉乐府诗作,显示了《文心雕龙》浓厚的辨体意识。对于正始诗坛,《文选》所选的三位诗人恰好是《明诗》里提及肯定的。《明诗》夸赞的左思和张华这两位西晋诗人,《文选》均以较多的数量收录。但是对于西晋诗坛,《文选》收录最多的是陆机诗,而《文心雕龙》以陆机诗为“繁”,显示了二书的不同看法。东晋诗坛玄风大盛,《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郭璞诗的肯定。在诗歌的评价标准上,刘勰不同意新变派一味追求辞采,更不像复古派对辞采、性情完全排斥,在当时的新变派和复古派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文选》既重视诗作的审美特色,看重“能文”,但也重视对儒家风雅精神的继承,显示出包容的态度。对于赋的起源问题,《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认同《诗经》、楚辞以及荀宋赋的开拓作用。汉魏时期骚赋混称现象常见,而《文选》和《文心雕龙》都不同程度地区别了骚、赋。二书都有意识地对赋的种类进行了区分,《文心雕龙》将赋分为“鸿裁之寰域”“小制之区畛”两大类,并对其内容和风格特色做了具体的说明。《文选》赋则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等十五类。先秦是赋的发轫期,《文选》和《文心雕龙》都谈到了荀子、宋玉在赋体发展史上的先导之功。对于西汉赋作,《文选》收录了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四位作家的八篇赋,而这四位也在刘勰称赞的“辞赋之英杰”里,然而刘勰肯定的枚乘赋未被《文选》收录。对东汉赋,二书均对班固、张衡、王延寿的赋作表示了肯定。二书不同之处在于《文选》还收录了班彪、曹大家、傅毅、马融的作品。对曹魏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王粲、何晏赋作的肯定。而刘勰称许的徐干未收入《文选》,以及《文选》收录曹植《洛神赋》、嵇康《琴赋》和祢衡《鹦鹉赋》,刘勰在《铨赋》中并未提及。对西晋赋,《文心雕龙》与《文选》共同肯定了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四位作家的赋作。二书不同在于《文选》对木华、向秀赋作的肯定。对东晋赋,二书都表达了对郭璞赋作的肯定,不同在于刘勰认为袁宏也是此时的代表作家,而《文选》收录了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重视赋这一文体的政治功能。刘勰认为赋应当秉承教化作用,反对那些过分华丽臃肿的作品。《文选》对赋的政治属性的重视表现得更为突出。京都、郊祀、耕藉等居赋类乃至全书之首,这些赋作均与国家统治密切相关。从总体上说,《文选》《文心雕龙》都体现了情采兼备、文质彬彬的赋学观。这是由二书的编撰宗旨决定的。二书对代表作家的评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有很大不同。尤其表现在对待西晋作家的态度上。潘岳的赋作受到萧统重视,盖因其情深意浓、善用典故、文辞清绮的特点。刘勰并不推崇晋代作品,而且更强调赋的讽谏意义。对颂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突出强调了其“美盛德”的特性;刘勰推崇摹仿《诗经》古颂的颂文,而《文选》所收五篇颂文中有三篇在立意和体制上都与古颂文相异。在赞的起源问题上,萧统与挚虞相同而与刘勰不同,《文选》单独列“史述赞”一类,而《文心雕龙》所论赞文包括了《文选》中的“赞”和“史述赞”两类,这显示了二书文体分类观念上的不同。对铭这一文体,《文心雕龙》与《文选》都指出铭文简约润泽的特点,在铭文的选篇上,刘勰最为推重的是师法《尚书》的蔡邕之作,而萧统则推重典雅华美的陆倕铭文。对于箴文,《文选》只收一篇《女史箴》,既与箴文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也与《文选》对辞藻华美的重视程度有关,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官箴王阙”类箴文的衰落。刘勰推重师范《虞箴》的扬雄等人的箴文,既与贯穿全书的师法经典的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了他重视“矢言之道”的政治胸怀。对于“诔”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潘岳的认可,此外刘勰还推重东汉的诔文作家。刘勰认为诔文中的叙述哀情是在记颂功德之上的引申,但是《文选》所收以叙哀浓厚的曹植诔文为首,入选最多的潘岳诔文也为情感充沛之作。《文选》所选诔文实际上反映了魏晋以来诔文偏重于抒发哀情的趋势,而刘勰意图规范诔文文体,更以“大夫之才”的眼光看待诔文的写作。对于碑文,《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蔡邕作为碑文的代表作家,《文选》所收碑文种类则较《文心雕龙》更广。梁武帝推行儒学、宣扬勤政,故而孙绰碑文中评定人物时浓重的玄学痕迹使其未被收入《文选》。刘勰只论及墓碑文并且强调墓碑文的铭功作用,与墓碑文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有关。对于哀文,《文心雕龙》和《文选》对它的施用范围有着不同认识,前者重视潘岳为幼子所作的哀辞,而后者选择的是潘岳悼念妻子而作的《哀永逝文》。同时,二书对哀策文的性质认识不同,刘勰由读策告神的祭祀传统将之置于《祝盟》篇中,而萧统则将之归于“哀”类。对于吊文,二书的注意力均在怀古类吊辞,这与二书性质以及其他两类吊辞难于流传有关。对陆机《吊魏武帝文》的认识,再次反映了二书对简约文风的不同态度。萧统对任昉表文十分重视,任昉之文兼具文雅和华采,这正契合萧统的审美趣味。曹植之文则是刘勰所提倡的情理和辞采的统一。刘勰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是从经国大业的立场上去理解和看待表文的。《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出对武檄的强调和重视。陈琳极富文采的檄文与萧统重视艺术美的观念十分契合。刘勰在谈论檄文的写作规范时展示了他的军事思想,其中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刘勰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兵以定乱、厉辞为武、重视战前谋划、兵诈相参等方面。从《文心雕龙》与《文选》的评选的范围看,《文选》不录经、史、子,与刘勰的大文学观不同。在评价标准上,面对当时“文过其意”的文风,二书兼重情采。在选定各类文体时,刘勰重视作品的正式和传统写作规范,而萧统并不重视这一点。在审美标准上,《文心雕龙》和《文选》均重视典雅。对陆机、潘岳作品的评、选反映了《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文辞繁简的不同态度。《文选》对西晋作家的重视反映了萧统对绮丽文风的欣赏,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列《风骨》为其艺术理想。在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学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功能,包含功利用途和道德属性,尤其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从文学的国家政治属性而言,刘勰重视各类文体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文选》则可以称之为一项优秀的国家文化工程。这是二书不容忽视的政治属性。

赵立庆^[4]（2021）在《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艮的儒学思想是中晚明市民生活的理论表达,本文概括为身本儒学。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东西方无不经历了一个由心本论到身本论的过程,但从生活儒学而看,身本并非意味着把身看成是形而上的存在,而是生命的自由活动。在工夫论域中,衍生出“安身立本”的内圣工夫论和“亲民爱物”的外王工夫论,而且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内在贯通。王艮建立了一个以“身”为本体、以“安身”为工夫、以躬身实践为旨趣的身本儒学体系。由此,“身”从理本体、心本体中解放出来,成为身心合一的具有现代价值的个体。张岱年先生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个体本位价值:“王艮的主要思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就是肯定个体是根本的。”从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看,“身”所表示的人类身体则是单个的人或特殊的社会自我,它基本上我由社会关系和累积起来的习惯、价值和气质来塑造的,而塑造的过程则是学习、经历、行为和反思。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目前学界关于王艮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王艮儒学的思想史意义,如从阳明后学、泰州学派,这是整体视角;一是阐发王艮儒学思想的某个侧面,如“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等,这是局部视角。总起来说,还缺乏一种系统的体系研究。因此,构建王艮身本儒学的哲学体系及其所体现的现代个体思想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生活儒学、社会人类学和比较哲学方法,从本体、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三个维度阐述王艮身本儒学的主要内容和思想价值。王艮身本思想的产生是儒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思想事件,所以应该从身本观念得以产生的思想论域加以理解。因此研究身本思想需要厘清西方身本观、儒家身本观,还要从生活论视域加以透视,因为身本思想本质上是市民生活的反映。必须说明的是,本文中的“身体”概念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躯体、肉身或四肢,而是奠基在生命之上的身心合一的个体。仅在与心相对时,“身体”主要是指身躯,而在其他论域中,身体一般是指身心合一的个体。西方身本观历程大致与儒家传统身本观相似,也有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王艮从阳明“身心一件”出发,颠倒“心主身辅”的关系而确立身本论。由此可见,形而上学一—无论是西方理性主义还是宋明理学——视域下“身”被贬低为身体。而生活儒学认为,生活本身既是形而上学的本源,更是形而下学的本源。以此观之,“身”的本源义也就不是感性欲望的肉身,而是生命及其生命活动,即生活,即百姓日用。本文第二章主要阐明王艮儒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生平经历。明代政府高度集权,政治生态极度恶化,士人心态也呈现极大的不同。但是,权力集中同时使得官僚体制庞大,政府效率低下,商品经济得以持存并逐渐发达,白银成为主导货币,“促使赋役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并且把社会各个阶层大幅度地拖入商品交换关系中”,人身依附关系松解,市民奢侈消费意识抬头。阳明所言的“心即理”实际上便是“我即理”,亦即将价值评判的权利收归自我。尽管其自我的内容仍然是以忠信礼义为核心构成的,但却极大地突出了主体的地位,从而使士人的人格得以从外在的权威中拜托出来而独立。王艮从直接从“心即理”的良知主体转到“身即道”的身体主体,凸显出生命个体的价值。简单地说,阳明以自身的良知作为评价标准,王艮则以安身作为评价标准。质言之,王艮之“身”正是良知的具身化。王艮之身本论或尊身思想既与先前典籍的生命哲学相关,也有道家的贵身思想有关,还是时代生活的反映。第三章主要阐明王艮身本儒学的本体论。如果说阳明心学的本体是良知,那么王艮儒学的本体是身。本体在这里不是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产生的本源,毋宁是意义世界上的价值本体,是生活世界的本然状态。如陈来教授所说,“本体本指本根、本来,体指实体、状态、体段等。中国古代哲学所讨论的实体、本体、道体,都涵有或涉及本体论的问题,尤其是道体。中国的本体是生生不已、有生命的。”“道体”在王艮儒学思想中其实指的就是“身与道一件”,即“道身”。首先,王艮把“身”抬高到本体位置,“身与道同尊”、“身与道原是一件”,借用王船山的话说就是“即身而道”。其次,保身爱身是人的良知良能,是生生之机;知保身,才能爱身,能爱身则爱人;进而达到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所以,安身才是立本:“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第三,王艮借用本末范畴阐释“物有本末”:“‘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身”是天下国家的价值尺度。所以,王艮的明哲保身论不是狭义的保全生命,反而突破传统单向性的爱,使仁爱成为双向的“互爱”。宋明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工夫论,工夫又可分为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故分两章论之。第四章主要阐述身本儒学的内圣工夫论内容和特征。工夫论是本体论体现的逻辑结果,有什么样的本体逻辑上要求相应的工夫。无论是理学工夫还是心学工夫都是本体-工夫框架下的工夫论,王艮则从良知现成出发注重百姓日常生活中体现的工夫。王艮十分重视工夫,他认为本体如何关键看工夫:“体用不一,只是工夫生。”显然,阳明心学蕴含着深刻的个体性评价原则,而这一原则在王艮的身本工夫中得到落实和阐发。王艮的工夫论建立在身本论之上,“身与道一件”,所以,安身工夫是其主旨;“身”是生命的显现,生命即是生生不已、活泼泼的自然之道,所以,工夫无须防检,当下即用、至简至易,以“乐学”为方法论。如前所言,安身的“身”是身心合一的个人,所以安身其实是“安其身而安其心”。“安身”自然包括保护生命权利,但“保身”也是“爱身”,所以,“明哲保身”其实是生命之爱,是生生之道。从自爱出发而爱人爱物才是本真的仁爱,爱有差等始于自爱,这就是爱身为爱人爱物奠基。由于王艮坚持良知现成,即肯定个体原则的优先性和现成性,所以个体权利和法则衡量天下国家之正与否,“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在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格物”。这就是王艮“以身格物”的工夫论。第五章主要论述王艮身本儒学的实践维度,即外王工夫论,就是说外王工夫是现实发用,而不仅仅指向主体的良知本体。实践品格是王艮身本儒学的内在要求,“安身”并非认命听命、安于现状,“身”本来就包括躬身实践的含义。王艮把良知所蕴含的个体性思想改造成“我命虽由天,造命却由我”的自主性;并且将这种自主性赋予平民大众,从而推进儒学的世俗化。泰州学派多率性而为,符合社会底层民众的需求,以至于背离当时的社会礼制,足见其影响。身本儒学的实践活动主要包括讲学活动、乡会活动、参与治理和政治诉求。讲学活动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活动,可谓是儒家思想的传教活动,其目的是启蒙大众。宗会实际上反映出松散的近世家庭在恶劣的环境下的一种自救性的自治组织。讲会乡会尽管有长幼之分,但受“满街皆是圣人”思想的影响,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代表观点是何心隐“天下统于友朋”的论断。从身本论看,这种圣愚平等实质是政治平等,从而为政治参与奠定理论基础。儒学的政治思想是“王道仁政”,后世一般称之为德性政治或伦理政治。王道仁政落实在士人身上就是“内圣外王”。就其理想状态而言即“三代之治”,这是儒者向往的理想社会秩序,间接反映出儒者对现实政治生态的不满。内圣外王最终要落实在政治制度上,这就预设君权的合法性,一旦进入现实政治中,政道与治道脱离,君主权威压倒一切,成为儒学现代转型的制约因素。在碰到制度这道硬墙后,儒家思想只能在内圣领域继续深挖。王艮采取“修身见于世”的实践策略,“觉民行道”,“内圣外王”架构在王艮这里出现裂缝,转化为自我主宰的“出处进退”之学:出处进退各有其道,“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师”。王艮的独立自主精神发展成为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人的狂侠人格,这也是儒家在专制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余论部分是王艮身本论的延伸,即进一步揭示身本儒学所蕴含的个体性思想。“身”本就有“吾”、“我”的含义,经王艮的诠释,身获得与道同尊的本体地位,而在现代权利话语下,身体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格权。也就是说从道德话语和权利话语两个方面,“身”指向或等同于个体。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体,不再是传统的宗法家族,此外作为制度形态的传统儒学已经解体,儒学的复兴必然落实在现代个体身上。个体,从国家层面讲就是公民;从经济领域讲就是经济人;从道德领域讲就是道德人,从市民社会讲就是市民。所以,有学者提出“现代的公民儒学”,以区别“传统的宗法儒学”。既然现代社会是个体化的社会,这是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那么儒学的形而上表达就是个体儒学。换句话说,个体儒学就是在现代生活方式下,基于并有益于个体权利和德性,实现“成己成物”的价值诉求。当然这套价值诉求又不得不诉诸现代制度以实现自身,儒学不必再走心性论基础上的“内圣开外王”之路,而应落实到个体身上。

王越^[5]（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古宏韬^[6]（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王悦笛^[7]（2021）在《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文中研究说明唐宋时期,园林植物的栽培技艺更加成熟,植物种类更加丰富。唐宋文人对园林植物的栽培与观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独特的园林植物审美体验,在诗歌中有丰富的表现。唐宋诗歌的意象表现和艺术意境的营构,都与园林植物审美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内在联系。本文对唐宋诗歌园林植物书写的审美内涵,做多角度的观察与分析。论文主体分为上编与下编。上编主要考察唐宋时期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德裕、苏轼、晁补之、杨万里等若干位代表性诗人的园林植物书写特色。王维和杜甫园林植物书写有着迥异的艺术特色。王维的辋川别业诗倾向于在无人与无我之境中,摒除人工因素的介入,呈露园林植物自然本真的面目;杜甫的园林诗则大量描写园林植物的配置、栽种和修剪活动,着重表现主观情志与客观现实的错位,通常呈现出并不融怡和洽的园景。——两人几乎分别处于“物我交融”与“物我对峙”两端。白居易对园林植物的观照方式,有如王维、杜甫二人一正一反的合题,介于物我混融与物我对峙之间。白居易在长期的造园和园居的实践中,对植物材料之于园林审美的各方面意义有深刻领会,并在诗歌中予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和深入的表现,形成了卧赏、移床等富有个性的审美方式,以及极具个人色彩的“窗竹”等园林植物意象,并表现出驯化、吸纳式的园林审美空间格局。就园林植物书写而言,白居易是一位承上启下、涵盖深广的“集大成者”。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诗中,值得关注的是园林植物的两种形象——作为隐逸符号的花木与作为博物和收藏对象的奇花异木。后世园林中模仿山林的富有野趣的空间,与相对世俗趣味的私人玩好空间的并立,在李德裕对平泉草木的吟咏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反映。苏轼诗中的园林植物审美具有浓厚的人文化特色,常将花木置于历史性文本或画境的联想及道德比附中进行审美,突出园林植物的德性美,并明确提出了“种木”即“种德”的思想。他相对忽略花木自然物态的书写及其与其他园林景素的配合,表现出了与白居易的园林植物书写有所不同的审美侧重。晁补之是汇聚诗、画、园于一身的最具代表性的枢纽人物,处于文人造园到画士造园的过渡阶段。其东皋归来园的园林植物的分区式空间布局和种植方式,表现出了较有法度、相对成熟的园林植物景观配置,他的东皋诗植物意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和相关典故中的历史场景也反映出宋代园林文人化、文学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杨万里对园林植物的书写,既有极强的个人特色,又代表了宋人观物的典型状态。他对园林植物的物态、环境因素等特性的细致捕捉,以及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都是宋人对植物投以知识化、趣味化和审美性观照的典型体现,与宋代植物谱录和植物题材的绘画相通。下编是唐宋诗歌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的审美分析。论文选取了“窗竹”与“出墙花木”两个唐宋诗歌和绘画中的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结合图画与画论文献,挖掘其美学意蕴。窗竹意象以白居易对窗外之竹的吟赏最为典型,白居易对这一园林植物意象的艺术表现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开拓,其由内而外吸纳式的观物视角与宋人“窗景如画”的观念和绘画中“无窗之窗”的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着艺术思维的联系。出墙花木在唐宋诗歌中有着丰富的艺术意蕴,其中“墙头花”、“出墙红杏”等意象,还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联想。这一意象在颜色的明艳与素净、线条的横斜与竖直之对比,以及半藏半露的状态等方面所具有“互妙”因素,蕴含着丰富的画趣,与折枝花卉、悬崖古木等题材的绘画存在相通的画理。总的来说,唐宋许多文人能够自觉地在造园活动中,运用花木配合其他园林景素来构建园景。新型园林植物的引入和新观赏风尚的形成、对花木品种日趋精细的观赏和鉴别、花卉品种的改良和创新、以主题分区的方式栽植园林植物等等,都是唐宋园林,尤其是唐宋文人园林植物审美发展的重要表现。唐宋诗人对园林植物的吟咏,有着复杂的历史联想、精神投射,艺术表现多姿多彩,极大地深化了园林植物审美的内涵,与绘画审美也形成丰富的联系。唐宋诗歌园林植物书写的丰富审美内涵,值得给予高度重视。

赵紫文^[8]（2020）在《晚明草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探究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书体发展的研究型论文,即以“晚明”为时间限定,以“草书”为研究对象。其中,“晚明”是社会发展及审美意识的重要转型期,“草书”是极具个性及表现力的书体。两者的交融,无论是形体还是审美,都形成了诸多极具特殊性的艺术现象。本文试以形体发展、审美风格、理论批评等问题为探究视角,根据史料文献及图版资料,在前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晚明社会变迁的迹象与草书发展的特性之间的关联性为切入点,深入晚明草书的表现形态及细节变化,阐释其嬗变与流变的规律。并试图深化对其发展特徵的认识,揭示影响这一时期草书发展的成因、变化及旨趣。文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对晚明草书发展的背景,及基于本体的诸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所涉内容为:绪论部分是对晚明草书领域的学术研究情况所进行的梳理。同时,对相关概念、范围、方法等进行简要的阐释;第一章总体论述晚明草书继承与发展的背景及基本形态,从社会生态、书体生态、承袭的观念及途径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主要讨论晚明草书笔法形态的正统探索与个性延展的相关问题,从历代笔法流变中审视晚明草书家对笔法谱系的吸取情况,并探究晚明草书“正统笔法”观念的细微构成,以及各位书家之间笔法理念的差异化。同时对笔法的实践条件、类型、特徵等进行阐释,并对“个性化线变”的利弊进行辩证分析;第三章是针对晚明草书墨法形态的维度开拓与创造的研究,从晚明之前的墨法运用及理论中,总结墨法流变的规律与规约,并阐释晚明至清代对墨法突破与总结的特徵。以此考察墨法在晚明“泛化”的成因,并对晚明草书“创造性墨变”的维度及特徵进行探索;第四章主要涉及晚明草书字法形态的择用与形体再草化的问题。在深入草书字法的发展内涵,及晚明草书字法的发展状态中,对符号草法和形体字法的改造予以细致探究,总结了晚明草书草法中的一些形变规律和特点;第五章以晚明草书结体形态的奇异形变及空间特徵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梳理从晋唐到晚明草书结体空间的流变,从单字、字组、长字组、纵向行形等角度,探讨草书结体空间的异变及奇异性;第六章主要讨论晚明草书章法与势的表现提升,及审美视域的拓展,通过设定参照系与测算参数的方式,对晚明草书章法的字间距问题进行寻绎。同时,对章法的欹正关系进行考察,通过“横中心倾角线”和“横行线律动”的方式进行尝试性阐释,得出数据和相关结论以辅助论述。另,对草书章法的区域对比与表现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笔势、体势等进行探究;第七章是从明代文艺思想与书学理论的同步关系出发,结合明代前期、中後期,书学理论的变化与特徵,对晚明草书相关的理论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晚明草书的历史地位进行重新分析。下编是为配合正文研究所编《晚明草书字形汇编》,收集了晚明董其昌、邢侗、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以及傅山等书家的草书作品共420件,分为4100余个字头,共32220个草书字形。

梁山^[9]（2020）在《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治安控制功能研究》文中指出户籍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古代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治安控制功能,有助于明确户籍制度中治安控制功能的基础性地位,丰富治安史研究中户籍制度的论述。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历史分析、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起源、本质与功能实现机制三个方面勾勒出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整体样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符号控制理论对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治安控制功能进行了全面分析,搭建了理解我国古代户籍制度治安控制功能的解释框架。我国古代户籍制度于战国初期的秦国商鞅变法中正式形成,基础是人口信息的登记,其本质是对人的社会控制。考察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历史流变可以发现,其具有治安控制功能、经济控制功能、国防保障功能、士人政治保障功能、社会福利保障功能五种社会控制功能。在这五种控制功能中,治安控制是古代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其他功能运行及发挥作用的基础。通过符号控制理论的运用,发现户籍登记本身具有符号性以及“符号、权力、控制”三者间存在逻辑性。我国古代户籍制度治安控制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对人口差别的识别实现有序的组织管理。户籍制度控制的核心是以户籍为依据构建的符号控制体系,该体系以户籍符号体系为“骨架”、以户籍符号控制机制为“血肉”,互为依托、相互关联。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治安控制功能主要表现在户籍基本信息的登记、基层自治组织的构建、治安资源的征发、基层百姓的治安教化、人口流动的限制与管理、越轨行为的控制六个方面,其各自对应的符号控制机理分别为个体户籍符号化、户籍符号体系化、户籍符号的体系化动员、符号认同与内化、户籍符号的固化、户籍符号的维护。从我国古代户籍制度治安控制功能的历史经验来看,现代户籍制度的改革应明确户籍制度治安控制功能在社会控制中基础性地位,突出户籍制度中公民基本信息登记的作用,实现户籍制度从控制向服务控制的功能转变,有效发挥户籍制度在基层治安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户籍制度在家庭优抚方面的作用。

颜程龙^[10]（2020）在《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政治制度的视角审视文学的发展,是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唐代作为中古时期士族文学的典型时代,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士大夫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传播者,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同时,士大夫阶层牢牢地掌握的文化的武器,在参与政治的变革当中,展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这种政治与文学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仕途,进而影响着唐代士人群体的思想演变和创作心态。本文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讨论唐代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在复杂的政治文化当中认识中国的文人与文学。本文在详细考察唐代郎官基本制度基础之上,以文史结合的方法,探究唐代士人群体任职郎官的具体活动,以及相关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其中典型代表诗人,在其诗歌创作中受郎官职任对其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之上,评判郎官制度对唐代文人诗歌创作和诗歌技艺具体影响,并依托郎官制度的演变,从全新的视角审视唐代诗风的转变和诗歌的传播。第一章对唐代郎官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认识郎官“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把握郎官制度在唐代之前与取士制度的关系,分析郎官作为唐王朝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和左右司正副长官的具体职掌,理解“前后行”郎官的高低不一的政治影响力。在此基础上,认识郎官群体“清要之位”的政治地位和“颁令节制”的政务运行机制。同时,尝试运用动态分析认识唐代中后期郎官逐渐明晰的使职化特征及其文人属性。第二章从郎官的职任和迁转途径入手,分析作为重要中央官僚群体的郎官,其职任和迁转特点,梳理其制授和敕授的历史脉络,探究郎官职任的过渡性、多次性、多样性特征。在此基础之上,探究郎官职任的文学素养要求,以及这种文学素养要求的原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郎官的文学素养,是一个集合儒家经学、吏能之才、人文品格、文辞修养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素养,这是郎官群体与文学发生关系的体制因素。此章,着重探讨了唐代士人群体的郎官意识,郎官的才具意识,“赤墀”意识,迁转要津的意识,不仅令郎官群体有一种文人的骄傲,同时也促使郎官群体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郎官知制诰所要求的的文学修养对唐代诗歌的发展也起了很多有价值的影响。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分析郎官群体职司活动与文学的关系。郎官作为“清要”之位的中央重要文官群体,在尚书省“上承君命,下行百司”的地位中,其颁令节制的政务特色对文学创作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郎官群体在尚书省六部的具体职司当中,与唐代科举、吏部铨选等职司活动具有天然的联系。尤其是考功员外郎在初盛唐时期知贡举之权,对进士科的考试科目多有改革,加试杂文和帖经,其中杂文含有诗赋,促使了民间对诗赋的重视,营造了唐人诗的氛围。同时,郎官也利用其职务之便,对其时代的文风革新施加影响,对诗风的变化也多有助益。郎官群体在中唐以后经常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也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现象,尤其是元、白二人的郎官经历与制诰文体的改革,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对研究郎官制度与诗歌之关系开拓了思路。第四章在前三章的梳理之上,分析郎官群体诗歌创作的具体分类。一是由于“宿卫近臣”的历史属性及在尚书省处理政务的特点,在唐王朝重要的中央政务活动当中,郎官创作的诗歌,典型之作乃是应制奉和类型的诗歌。初盛唐时期应制奉和诗歌的流变,离不开郎官诗人的努力,其中以沈、宋和张九龄为代表。但应制奉和诗歌也有变化。初唐时期的应制奉和诗是典型的宫体诗,辞采华丽,诗境促狭;盛唐时期张九龄之后有所变化,加入了气象宏阔、天然壮丽的作品;中晚唐时期由于郎官参政力度的消减,其应制奉和诗不仅数量相对较少,而且题材狭隘,风格呆板滞重。二是由于郎官作为生活在朝廷左近的一个自我认同感很强的群体,其在彼此交往之间,或者与其他文士唱和之间,酬答唱和类型的诗歌屡见不鲜,他们在有所归属的地位中展示着自己风流儒雅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士人责任感意识很强的诗人如做过郎官之位的张籍与元白之间的酬答唱和,实乃继承了现实主义体裁类型的诗歌,同时推动了新乐府诗歌的发展。其唱和之作,不仅促进了中唐时期诗文的革新,同时也促进了郎官诗人的诗歌在士人群体当中的传播。三是郎官由于宿直禁中的特有生活,创作了富有鲜明职务特色的“寓直”类型的诗歌。探讨其寓直诗歌的环境描写、生活描写、心态描写、风格特征,对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郎官诗人职任环境和创作心态多有助益。第五章从宏观层面论析唐代郎官制度以及郎官群体对诗歌发展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唐代郎官诗歌对唐诗意象的丰富,如郎官“上应列宿”的意识,对职任周边事物的意象化描述、对未来人生期望的意象,都对整个唐诗意象的丰富。二是郎官群体的创作对唐代诗歌技术进步的推动和对诗风演变的推动,主要是诗歌技艺的磨练和对诗歌风格的引领。三是发掘和提举唐诗创作新人。因郎官在其处理政务的职司时多有知贡举机会,即使不知贡举,其“清要”的社会地位也令这一群体在“通榜”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他们有对唐代诗歌创作新人的提拔和推荐。无论是职司之内利用科举通榜提拔新人,还是在职司之外利用郎官的声望提携后进,都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后继力量。

二、略论士人的功能属性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士人的功能属性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论文提纲范文）

（8）晚明草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治安控制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略论士人的功能属性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古代书院的场所精神及其当代价值[D]. 郭伟. 浙江师范大学, 2021
• [3]《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D]. 赵亦雅. 山东大学, 2021(10)
• [4]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D]. 赵立庆. 山东大学, 2021(11)
• [5]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6]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02)
• [7]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D]. 王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8]晚明草书研究[D]. 赵紫文. 吉林大学, 2020(04)
• [9]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治安控制功能研究[D]. 梁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01)
• [10]唐代郎官与诗歌研究[D]. 颜程龙. 河北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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