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 他们向何处去？（论文文献综述）
孔俐颖[1]（2021）在《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维克多·奥列格维奇·佩列文是当代最受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俄罗斯青年作家中最着名、最神秘和最有争议的一位。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西方学者常常将他与海明威、卡夫卡等大文豪相提并论。中国学者将其比作当代着名作家王朔和莫言。还有学者认为佩列文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十分类似,二人皆成功填平了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鸿沟。佩列文在作品中体现了睿智的思想和哲学思辨能力,在这一点上甚至有评论家将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不同于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对苏维埃神话和俄罗斯传统的狂热解构,佩列文在内容上忠实地继承了关照现实的文学传统。我们认为,佩列文在创作中延续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关于东西方问题的论争。他擅于精准把握时代脉搏,透过荒诞的故事揭示深刻的哲理。苏联解体后人们的幻灭感和迷惘感、大众传媒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西方商品、科技、语言与文化对俄罗斯的渗透、俄罗斯在东西方间的踟蹰均被他展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当代俄罗斯人在文化归属上的西方化倾向,佩列文以东方文化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和转型时期俄罗斯人的心理迷茫,并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下将历史、现实和人的存在本质均指向虚空,旨在放下对民族定位的执念,号召俄罗斯人以精神自由的姿态踏入新的历史道路。在本论文中,我们以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为着眼点,对俄罗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符号域特点进行了梳理,将佩列文笔下的东西方问题转换为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西方文化符号域和东方文化符号域,以探究不同文化符号域之间交流碰撞所产生的意义。我们在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基础之上结合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思想、“拟像”论和“内爆”论,霍米·巴巴的“模仿说”和“中间地带”思想、德勒兹的“游牧空间”说等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及日本“空无”思想、中国禅宗的“空观”和道家的“无为”思想等东方哲学理论对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东方文化符号域、小说人物在符号域边界地带的求索及佩列文小说中东西方问题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效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文本分析。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我们简述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东西方问题的缘起,综述了俄罗斯、国内与西方学界对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和难点。在第一章“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与佩列文作品的东西方问题”中,我们对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进行了总结与梳理,并对“二元对立”“符号域”等概念进行重点论述,总结出东方文化符号域与西方文化符号域的特征,并以佩列文的系列作品加以比照,分析将文化符号学理论运用于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研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第二章“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中,我们结合了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思想、霍米巴巴的模仿说等相关理论从“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下的俄式消费社会”“令人神往的俄式民主社会”和“人工智能打造的虚拟未来”三个层面来探究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揭示苏联解体后西方的文化、商品、政治、科技席卷俄罗斯社会的图景;在第三章“佩列文小说中的东方文化符号域”中,我们采用了中国禅宗思想、道家思想、日本“空无”思想等相关学说从“日本实用主义和空无思想打造的理想之境”“中国禅宗的虚空之境”和“中国道家的无为之境”三个层面来探究佩列文小说中的东方文化符号域,分析作者如何以东方文化来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并揭示俄罗斯社会的“智慧转型”的东方转向;在第四章“边界地带的求索”中,我们结合身份理论及德勒兹的游牧空间理论,从“身份的焦虑”“无望的恋情”“游牧空间下的逃逸”三个方面分析边界地带人的求索,揭示苏联解体后,面临不同模式在人的心理层面的激烈碰撞与冲击,人的心灵形成的巨大“虚空”;在第五章“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效果”中,我们主要从“虚空:东西方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多元文化共生的美学图景”两个层面进行阐释,揭示了佩列文立足“虚空”思维对俄罗斯的东西方历史地理意义进行消解,并构建了一个东西方及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学图景的过程。通过对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的特点、思想内涵和建构艺术的研究,我们发现佩列文以后现代主义的荒诞和文字游戏为面具,充满对生命本源的执着,对人性的诘问,对物欲横流的时代和虚拟世界的担忧,以及对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紧张思索,至此,一个忧国忧民的作家形象跃然纸上。
陈兰馨[2]（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尤达[3]（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指出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刘焕申[4]（2021）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发展道路的选择正确与否至关重要,既关系到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况。1893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俄国的基本国情,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的回答和解决了俄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形成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革命家的列宁,其俄国发展道路思想随着俄国革命实践的推进而变化、丰富、发展和完善。对此,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上承马克思恩格斯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下启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和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向多国发展,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由于时代因素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有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之处,探究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来龙去脉,分析和厘清列宁在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中的心路历程,总结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明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概括的说,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就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立足俄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动员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阶级共同斗争,使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尽快摆脱沙皇专制,消除农奴制度,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尽可能减少俄国人民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努力使俄国率先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而推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最终促使全世界成功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索。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所谓列宁主观想象、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依据、时代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它是俄罗斯民族立国千年来向东还是向西的阶段性表现,有其内在的历史发展基因,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历史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并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时代依据;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农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现实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理论依据。列宁个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俄国国民性和俄国国情的谙熟、勇于和善于联系实际等主观条件也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列宁据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联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对俄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列宁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通过沙皇政府得到扶持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既有通过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消灭农奴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性;又有对沙皇专制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他们担心民主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壮大和兴起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必定会在革命的关键节点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资产阶级不能担当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组建了统一政党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应当而且能够承担起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同盟军,通过满足农民的利益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走一条新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进行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列宁指出,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式和剧烈冲突的性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和科学策略的指导下,俄国完全可以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文以《列宁全集》60卷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程,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按照形成依据、形成过程、形成内容、形成意义的逻辑理路展开。论文主体内容包括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重要价值三大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社会背景。通过阐述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交汇东西方文明的独特文化特征和近代以来俄国统治阶级和思想界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探索以展示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文化渊源、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依据;通过阐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争夺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使列强大肆入侵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促进了源自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文化的俄国的广泛传播,论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依据;通过论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沙皇政府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各社会力量组建政党表达政治诉求,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敢也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基本国情,即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通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厚重的理论依据。通过概述列宁个人成长学习经历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思维特点,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主观依据。第二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演进。通过阐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三个阶段论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演进。第一阶段,1893年到1905年,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俄国经济社会实际,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第二阶段,1905年到1914年,列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剖析俄国社会各阶级,阐释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领导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走工农民主专政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阶段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和垂死性决定这一阶段必然向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革命形势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巴黎公社制的新型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第三章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论证。通过分析列宁相关论着,阐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历史进步性、特殊性和落后性的思想,雄辩的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城乡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但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同步形成同时发展的并存性和对内对外的高度依赖性导致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软弱性和滞后性,内外矛盾交织尖锐,使俄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第四章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通过分析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论着,论证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外因思考和探索,阐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标志等思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完全有条件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对沙皇专制的彻底胜利,才能以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列宁认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之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掀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以帮助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五章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通过研读《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论着,阐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阐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论断和俄国无产阶级应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列宁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应当把握时机、抓住机遇、大胆出击,在本国无产阶级努力和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实现从民主革命想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第六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影响和价值。通过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来论述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俄国价值、世界价值和中国价值。首先,通过阐述这一思想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指明了俄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论证了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途径和策略,坚定了俄国党和人民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引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其次,论述这一思想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巩固政权和国家建设的影响。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源头,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直接影响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展道路探索和实践。再次,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求独立解放道路的影响。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联系俄国革命的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建设、统一战线、革命策略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和民主民族独立斗争的开展,坚定了他们开辟新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第四,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性质理论、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农民地位作用理论、革命发展阶段理论、革命前途理论等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理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领导权理论、工农联盟理论、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理论等的直接影响来说明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重大理论指导作用。第五,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制和平相处理论的重大启示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启迪。第六,通过阐释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在时代主题认知、革命家集团培养、意识形态教育、历史机遇把握、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利弊、坚定理想信念等方面的理论贡献,说明这一思想在决策制定、领导核心建设、人才培养、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启示。
李新潮[5]（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孙跃[6]（2020）在《法源理论视角下的指导性案例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当代中国司法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创新,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自确立以来就得到了各界的持续关注,并被理论界与实务界寄予了厚望。从近年来的情况来看,案例指导实践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第一个方面的难题是“认识性难题”,由于人们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与功能认识不足,因而时常产生“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的疑惑。第二个方面的难题是“技术性难题”,由于人们无法从裁判方法层面明确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条件与具体适用方式,进而对“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感到迷茫。第三个方面的难题是“制度性难题”,现有案例指导制度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司法实践需求,对该制度的改革与转型需要直面“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的拷问。上述三大实践难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的叠加效应,导致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甚至面临“名存实亡”的重大危机。法源理论存在立法与司法之分,由于指导性案例的产生与运行均在司法领域,因而从司法角度理解法源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指导性案例的研究。从概念的界定来看,司法意义上的法源就是裁判理由或依据的来源。从概念产生的机理来看,法源是通过“拟制”将多元规范“以法律的名义”加以适用的产物。从不同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法源理论与法律方法论、司法制度理论关系密切,它们可以共同形成一个“理论群”,用来分析某一类型法源规范在认识、适用以及改进等不同层面存在的问题。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法源理论有助于为系统性分析案例指导实践中的各类难题提供妥当视角,并基于此构建针对性解决方案。为了阐明“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需要从法源效力与功能两个向度展开。法源效力主要来自其背后的权威,不同类型的权威会产生不同性质的拘束力,法源的效力并不等于法源的实际效果。美国学者博登海默将法源区分为正式法源与非正式法源的“二分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中国司法实践的需求,用其界定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容易产生悖论。因此,有必要引入瑞典学者佩策尼克的“三分法”法源理论,从司法裁判论证的角度来界定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地位。指导性案例同时具有制度性权威产生的规范拘束力与非制度性权威产生的事实拘束力,其效力弱于制定法和司法解释。同时,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参照”效力意味着其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时才产生拘束力。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不仅有助于确定其在当代中国法源体系中的位置,而且也有助于在学理上阐明相关司法义务。在法源功能方面,指导性案例具有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漏洞填补、法律论证等丰富的法律方法功能。在法律发现方面,指导性案例从制定法、司法解释、公共政策、民事习惯以及其他类型的法源中发现裁判规则。在法律解释方面,指导性案例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等方法对既有法律规则进行解释和补充。指导性案例还会通过类推、反向推理、目的性扩展与目的性限缩、法理或法律原则具体化等方法填补法律规则体系中的漏洞。指导性案例的法律论证则可以从基于案件事实的论证、基于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的论证以及基于后果权衡的论证进行考察。总之,人们之所以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不仅是因为其具有司法意义上的规范拘束力和由此产生的司法义务,而且也是因为其具有裁判方法指引的重要功能。为了回答“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需要从法源理论与法律方法理论的视角对其适用条件与适用方式展开研究。由于案例指导的基本理念是“同案同判”,因而其参照适用的前提条件就是“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存在相似性”。根据现行规定,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基本案情”与“法律适用”两方面。但是,由于这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中都难以被完全区分,因而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方法论上的整合与重构。通过参考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特点,“要件事实”比较适合作为案件相似性判断的对比对象。要件事实的归纳与对比需要借助类比论证实现,孙斯坦、阿列克西、布鲁尔等人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此外,考虑到司法实践与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在完成案件相似性的初步对比后,还需要进行基于可废止性检验与后果权衡的补正判断。在适用方式方面,需要区分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在一般情况下,完成案件相似性判断后要从指导性案例中识别裁判规则并进行引述,同时还要确保指导性案例与其他裁判理由的融贯适用。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填补法律漏洞或实现其他正当规范目的,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跨越不同案例类型进行参照适用。如果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不具有相似性或其本身已经失去指导作用,应当否定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并进行详细说理。此外,受到民事、刑事、行政等不同法律部门差异性的影响,不同类型的指导性案例在参照适用方式方面各有特点。至于“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则需要运用法源理论与司法制度理论进行研究。各种判例制度的形成与演化均离不开“权力”与“市场”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权力因素确立判例作为法源的权威;市场因素则培育判例作为法源的共识;前者为后者提供制度性保障,后者则为前者提供运行的社会基础,两者需要相互结合才能促进判例制度的良性发展。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方案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不同阶段实施。就短期而言,可以运用权力手段快速树立起指导性案例的权威。主要手段包括:赋予指导性案例明确的司法审级地位、改革裁判文书说理模式、完善类案检索制度与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就中期而言,需要重视发挥司法市场因素的作用,培育指导性案例作为法源的共识。主要手段包括:增强指导性案例的裁判供给能力与裁判友好度、运用激励机制与智慧司法提高其运用效率、建立多方主体参与的案例评估与淘汰机制。就长远来看,需要摒弃对判例制度的偏见,促成案例指导制度向实质性中国特色判例制度转型,这就需要明确判例的法源地位、协调权威与共识在判例体系构建中的关系、加强判例汇编及其与法律评注的互动并继续发展成熟的判例适用理论与技术。综上,本文运用司法意义上的法源理论及其“理论群”对近年来我国案例指导实践进行了系统性分析,通过“如何认识指导性案例——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如何改进指导性案例”的研究脉络,针对性地为“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以及“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等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上述研究的过程不仅是运用法源理论来分析与解决指导性案例实践难题的尝试,同时也是以案例指导实践难题作为契机对当代中国法源理论进行反思与完善的尝试。
何淼[7]（2020）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的前身是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发展低潮、国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及自身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意大利共产党更名易帜为左翼民主党,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1991年2月,坚持共产主义的党内力量在阿曼多·科苏塔①（Armando Cossutta）的带领下,组织了“重建共产主义运动”,并于同年12月正式更名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既是原意大利共产党共产主义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也是一个革新共产主义政党。本文是关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一项整体性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组织结构与自身变革,理论、政策和实践探索,面临的发展困境,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启示。论文在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背景、历史发展以及现实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从“理论认识”“政策主张”以及“实践探索”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上,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价值定位、目标指向、实践内容和实践形态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从“自身因素”与“政党生态”两个方面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面临的发展困境作了深入分析,旨在从中得到若干有重要启示价值的认识。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第一章主要梳理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脉络,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问题。论文在分析其前身——意大利共产党70年风雨进程的基础上,阐述了意大利共产党转型和分裂为左翼民主党、重建共产党的背景性因素,进而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论文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型与重建是国际、国内及政党自身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欧洲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迷的环境之中,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近30年间呈现出“创立新党”“探索发展”以及“艰难前行”的发展态势。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与自身变革,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属性”问题。论文在阐述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常规化组织运行的基础上,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组织原则由最初的民主集中制转变为民主制,党的组织属性由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利益的现代群众性政党,党的组织运行也由传统的单纯靠组织体系运作转变为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加强组织管理。这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变革发展的主要内容与价值指向。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认识与政策主张,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与“价值实现”问题。论文指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以及在意大利的可能性实践,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外交等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大体经历了从“激进—温和—激进—温和”的演变过程。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及现实困境,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既定的政治环境中面临的历史性“难题”以及政党自身造成的主要“问题”。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努力开展社会运动、广泛吸纳社会力量、重视开展左翼联合,在内外交困中求生存、谋发展。然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重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发展态势以2008年为分水岭急剧下降。身份定位不明、意识形态模糊,党员数量下降、组织缺乏活力,理论探索乏力、政策可行性低,以及派系纷争不断、组织分裂频繁等问题既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深陷困境的表现,也是造成选民基础不够稳固、选民对政党认同感下降的原因,进而造成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议会选举频频失利,政治地位日趋边缘化的后果。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环境依然严峻,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的欧债危机以及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加剧了意大利政坛的波动,引发了意大利政党格局变化,传统执政党日渐衰颓,民粹主义政党迅猛崛起,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生存空间狭窄;意大利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变革挤压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空间。此外,右翼势力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也抢夺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话语空间。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启示,旨在基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个案分析形成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思考。论文基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重建”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以灵活多样的社会活动拓展党的生存空间、以更加广泛的力量联合求得自身的发展空间等方面,论述了对于身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的复兴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首要前提”“根本要求”“关键所在”“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结语部分评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发展前景。苏东剧变近30年来,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奋斗,但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为了迎合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政治规则而把自己塑造成纯粹的群众性政党的形象,过分强调民主以及放弃民主集中制造成党内分裂和思想分歧不断,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和理论政策左右摇摆,造成政党地位愈发边缘化。关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面临的发展困境,我们应客观、冷静、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并不会在短期内全面崩溃,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复兴与崛起仍需付诸长期的努力,经历长期的考验。总的来讲,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跌宕起伏的宏观背景下,考察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明晰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面临的发展困境及蕴藏的发展潜力,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对21世纪资本主义环境下共产党生存、发展与价值实现的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进行准确把握,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探索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进行深刻认识与战略考量。
李楠[8]（2020）在《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近代史是伴随着血和泪开始的。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半殖民地,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去,开始了近代史的历程。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西方帝国在中国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一系列特权。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大量地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面临崩溃,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权威地位也遭到了威胁。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一批又一批拥有爱国情怀的学人纷纷去探寻中国未来的出路。他们先后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行了尝试与改良,但都不足以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伴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恶化,广大人民的苦恼烦闷,近代中国人把改革的视角转向了文化心理、伦理层面,即转向了代表着中国固有文化的儒家学说。在这一意义语境下,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其实,自19世纪末,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孔子及儒学产生过质疑,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改良,孔子及儒学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动摇,但大多都是皮毛的。20世纪前十年,制度层面的变革使得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1901年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儒学因缺少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的保障,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加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族危机加重,封建复辟的逆流越来越嚣张,这让一部分民主主义人士认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仅是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民族要觉醒、要复兴,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的彻底大革命。思想文化要革命,那么两千年以来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孔子思想势必成为革命的重点。从此,传统儒学面临着空前危机,康有为式的借助基督教的形式改造儒学计划也宣告破产。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只有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拯救中国。而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此同时,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若要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就必须要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等人以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反对封建帝制复辟为导火索,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又由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儒家思想约化为“三纲”和礼教,认为“三纲”和礼教是儒学的全部,将礼教比作是吃人的。而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普世价值的仁学、忠怒之道、“五常”等思想,他们并未提及。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孔子及儒学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摈弃,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首次猛然断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孔子、儒学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儒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动摇,如此之大规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其他社会历史中亦从未出现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由于新文化运动而造成的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对于古老的儒学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孔学的这一“解构”也正意味着它的再一次“重生”。这是因为,孔学在被文化激进主义者无情鞭挞和抛弃的同时,客观上却激发了孔子思想的重新崛起。可以说,经此运动“解构”了她与传统的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社会积习等方面的联系。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偶像化的孔子已经开始从人们的思想中淡去,平民化、真实的孔子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理性、客观地评价孔子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儒学开始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激进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儒学能否担当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先后出现了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化观的论争、科学与玄学论战等。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最终分化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形成了 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现代新儒家学派着重于儒家思想的固守和重建,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发展的关键性一环,现代新儒家也成为20世纪振兴儒学发展的主要力量。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参照,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力图重新诠释孔子学说,使孔子思想重新焕发生机。他们试图通过反省、融合、更新,完成中国传统旧思想的现代转换,并且开始尝试着从新的角度、从哲学的层面,理性地定位孔子及儒学。他们更多地关注孔子思想本身,关注孔子的人生哲学,希望用重振孔子人生哲学的办法来复兴儒学,进而从儒家文化中彰显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构成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在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一百年的时间里,儒学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形成、发展、沉寂以及重新回归和全面复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的种子再一次生根、发芽,展现出一派生机景象,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中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新思考和新建构,而且还表现在民间大众之间,民间儒学、大众儒学、乡村儒学等等的兴起,使得儒学又重新走进中国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董政[9]（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王斐[10]（2019）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世纪末俄国的民粹派运动、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开始,民粹主义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尤其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政治潮流。拉丁美洲作为典型的民粹主义发生地之一,其民粹主义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拉丁美洲的20世纪,被看作是“民粹主义的世纪”。从发展历程来看,民粹主义贯穿南美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几度兴衰而绵延不绝,其兴起、发展、兴盛、衰败和复苏与政权变迁和政治利益斗争密切相关,反映了拉美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变化与价值评判的多样性。无论根源如何,是好还是坏,民粹主义始终是拉美国家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拉美国家,民粹主义作为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现代化相伴而行并休戚相关。从现代化进程来说,拉美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实验室”,其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19世纪末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种现代化战略,即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模式,即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多种政治模式,即寡头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当前,拉美国家仍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基于此,本研究力图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探究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影响,通过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考察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概括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理清产生和发展的深刻根源,呈现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尝试给出作者对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导论部分突出依据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这一研究主题,着重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意义所在。通过回顾学界相关研究,期望在民粹主义的内涵界定、表现特征、产生根源、积极作用、消极影响、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第一章从历史角度对拉美民粹主义进行纵向梳理,主要从三个阶段入手,即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时期、3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的典型代表国家与代表人物,结合时代背景、政策取向等进行梳理,形成对拉美民粹主义的初步判断。第二章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总结了世界民粹主义普遍存在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普遍性特征主要有草根性、非理性、批判性与易变性;独特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城市为主要阵地,领袖个人崇拜且带有卡里斯马式的领导特点,普遍采取的是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第三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一是从经济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后发国家,由于依附性经济地位难以改变,加之市场经济的缺失和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经济出现增长性贫困,基础薄弱的现状难以改变;二是从政治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美国的“后院”,受美国影响较大,加之自身政治体制的缺陷、政党力量较为弱小、军队强大与活跃等问题,致使威权有余而民主不足,“政治钟摆”早已成为常态;三是从思想文化根源来看,拉美国家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影响较大,缺乏科学民主文化传统,国家认同存在危机,加之外来文化冲击,致使民粹主义长期存在;四是从社会根源来看,拉美国家贫富分化严重,纵向的社会分层化和横向的社会结构流动,导致社会冲突频发,为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土壤。第四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的影响。一是从政治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关怀民众、维护弱势社会群体利益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也加剧了政治领袖专断,煽动性的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转型,加深了政治体制危机;二是从经济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采取的经济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从社会视角而言,民粹主义的施政维护了部分民众利益,提高了民众生活质量,但因福利赶超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和收入分配不公,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背道而驰。第五章着重分析了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试图剖析其未来发展趋势。内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政党自身建设不足、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发展问题突出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暴力升级等方面;外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美国政策影响拉美地缘政治等。面对这些问题,拉美国家需从指导理论、政治选举、政党建设等方面完善自身建设,根据实际情况推进改革,拉动现代化发展进程,以重新获得地区主导权。结语部分对本研究做了回顾性总结与反思,得出基本结论并探讨了可能的研究空间与理论生长点。
二、2004年 他们向何处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 他们向何处去？（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第一节 佩列文的创作与俄罗斯文学中的东西方问题 |
| 第二节 国内外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和写作思路 |
| 第四节 本论文研究的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与佩列文作品的东西方问题 |
| 第一节 文化符号学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
| 一、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文本观 |
| 二、洛特曼的文本思想与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文本观 |
| 三、文化符号学理论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符号域与佩列文的创作个性 |
| 一、作家的个人经历 |
| 二、东方写作 |
| 三、对传统的批判继承 |
| 第三节 文化符号学思想与佩列文小说的东西方问题 |
| 一、“二元对立”思想 |
| 二、二元对立的两种模式 |
| 三、俄罗斯文化符号域、东方文化符号域与西方文化符号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 |
| 第一节 虚空之上的虚空:资本主义浪潮下的俄式消费社会 |
| 一、消费主体:俄式消费社会的突出景观 |
| 二、广告、电视:俄式消费社会的躯体 |
| 三、金钱:俄式消费社会的血液 |
| 第二节 “令人神往”的俄式民主社会 |
| 一、模仿:“俄式民主社会”的内核 |
| 二、大众传媒:打造“俄式民主社会”的肌体 |
| 三、民主VS反民主:俄罗斯民族身份的重构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打造的虚拟未来 |
| 一、人机共生:人的主体地位面临的挑战 |
| 二、人与物的翻转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佩列文小说中的东方文化符号域 |
| 第一节 日本实用主义和空无思想打造的“理想之境” |
| 一、讲究实用主义的“理想国” |
| 二、“空无”作为一种精神向度 |
| 三、日本式东方道路:实用主义和“空无”思想的结合 |
| 第二节 中国禅宗的虚空之境 |
| 一、闭环:虚空的存在状态 |
| 二、涅盘:虚空的超越 |
| 第三节 中国道家的无为之境 |
| 一、亦真亦幻的梦境 |
| 二、“天人合一”之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边界地带的求索 |
| 第一节 身份的焦虑 |
| 一、姓名:混杂的身份和文化隐喻 |
| 二、变装:通往西方世界的名片 |
| 三、广告撰稿人:边界地带的“翻译官” |
| 第二节 无望的恋情 |
| 一、跨国恋 |
| 二、人神恋 |
| 三、人机恋 |
| 第三节 游牧空间下的逃逸 |
| 一、人物生成中的逃逸 |
| 二、逃逸的理想归宿:自由开放的游牧空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佩列文小说中东西方问题的思想意蕴与审美效果 |
| 第一节 虚空:东西方问题的解决方案 |
| 一、地理虚空 |
| 二、历史虚空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共生的美学图景 |
| 一、狂欢化的人物群像 |
| 二、多样化的语言和文本形式 |
| 三、内爆型的审美效果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溯源: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历史的维度:以实然证必然? |
| (二)文化的维度:古今中西的文化选择? |
| (三)思想的维度:谁改造了谁? |
|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 (一)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 (二)研究范围界定 |
| (三)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 |
| 四、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重构自我:与西方世界的遭遇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知识体系的冲击 |
| 一、知识分类和体系的整合 |
| 二、知识生产的体制重塑 |
| 三、知识权威及价值符号的更替 |
| 第二节 走出“天下主义”:进化的世界与中国的天命 |
| 一、“天下主义”的式微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 二、进化论下中国的天命 |
| 三、进化宇宙观的思想冲击 |
| 第三节 本土化的几种类型 |
| 一、延续型本土化 |
| 二、吸纳型本土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语词的溯源:马克思主义语汇的传入及影响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下的语词译介 |
| 一、在华传教士的语词译介 |
| 二、日译中的新语厘定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早期传播 |
| 一、“日马”入中: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到中国 |
| 二、取道东洋:探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语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语汇到话语: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 第一节 思想序曲:马克思主义话语进入中国语境的背景 |
| 一、思想的转型:从启蒙重回革命 |
| 二、认识的转变:从“日马”到“俄马” |
| 第二节 话语议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渐次接纳 |
| 一、 “主义”话语的来临:问题与主义 |
| 二、从空间到时间:东方与西方 |
| 三、唯物论话语的胜利:科学与人生观 |
|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适用 |
| 第三节 话语的替代与综合: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话语交错 |
| 二、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明辨 |
| 三、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话语演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主体转换:实践维度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 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主义的启示 |
| 二、共产国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土化 |
| 第二节 本土化自觉的唤醒: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早期实践 |
| 一、马列主义本土化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二、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早期本土化的政治实践 |
| 第三节 “不做一定公式的奴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一、本土化自觉的几次转折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实践 |
| 第一节 认知维度的接纳与融汇 |
| 一、“天动人斗”:接纳的思维基础 |
| 二、“一本万殊”:融汇的思想特征 |
| 第二节 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创造 |
| 一、本土化的话语重塑 |
| 二、革命道路的中国化探索 |
| (一)革命主体的中国化 |
| (二)革命形式的中国化 |
| (三)群众政策的中国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再思考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过程解构与视阈融合 |
| (一)两个维度的叙事框架:以语词、话语和实践为对象 |
| (二)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宏事件”影响 |
| 三、“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答案 |
| (一)走出“古今中西”之惑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
| (三)进行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身份与阶层: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 |
| 第一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身份界定(1928-1963) |
| 一、创剧人身份的探索:从发明家到电视人 |
| 二、创剧人身份的确立:首席编剧与执行制片人 |
| 第二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阶层分析(1964-1998) |
| 一、创剧人群体的形成:三大剧种创剧人群体 |
| 二、创剧人阶层的出现:三大阶层创剧人分布 |
| 第三节 网络时代创剧人的阶层突破(1999-2019) |
| 一、模型构建:多源异构数据下的第一阶层创剧人画像 |
| 二、画像分析:从第一阶层创剧人到创剧人“职业群体” |
| 第二章 他者与自我: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内容选择 |
| 第一节 他者互文:临摹现实文本下的客观写实 |
| 一、效仿现实生活:从真人真事中取材 |
| 二、互文经典作品:从文学与影视中取材 |
| 第二节 自我表现:“三重自我建构”下的主观抒情 |
| 一、对“个体自我”的探寻 |
| 二、对“关系自我”的定位 |
| 三、对“集体自我”的认知 |
| 第三节 紧密结合:创剧人文本内容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他者故事中自我的汇入 |
| 二、自我镜像中他者的虚构 |
| 第三章 制作与创作: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制作范式:视听电影化与叙事文学性 |
| 一、电影化影像策略:质感营造与“景观”制造 |
| 二、文学性叙事策略:叙事结构与叙事线索 |
| 第二节 创作风格:视听个性化与叙事风格化 |
| 一、个性化的长镜头与蒙太奇 |
| 二、风格化的“话语”建构 |
| 第三节 高度统一:创剧人文本形式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制作范式中个性的凸显 |
| 二、创作风格中成规的体现 |
| 第四章 互构与升华:群体特征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 |
| 第一节 相互关系:成规与个性的互构 |
| 一、同源性:相近起源与发展 |
| 二、同构性:相互建塑和形构 |
| 三、共生性:互相依存与协作 |
| 第二节 共同作用:多元且精彩的主题 |
| 一、世界观的引导:个人信仰与哲学思辨 |
| 二、人生观的认同:女性主义、反同性歧视和反种族歧视 |
| 三、价值观的迎合:反英雄、非英雄与集体无意识 |
| 第五章 环境与心理:网络时代创剧人群体特征的成因 |
| 第一节 外在环境之变:媒介场域架构下的特征成因 |
| 一、网络时代媒介场域的架构变化 |
| 二、媒介与受众博弈下的底层逻辑 |
| 第二节 内在心理动因:“人类动机理论”下的特征成因 |
| 一、自我求生:生活困难者的生理需要 |
| 二、自我救赎:面临威胁者的安全需要 |
| 三、自我倾诉:身份认同困惑者的归属需要与情感缺失者的情感需要 |
| 四、自我证明:事业受挫者的尊重需要 |
| 五、自我实现:美国创剧人的终极追求 |
| 结语 |
| 第一节 从传播到效仿:美剧强大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在分辨中学习:现状、启示与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4）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之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发展概念的界定 |
| (二)社会发展概念的界定 |
| (三)社会发展道路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 |
|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历史依据:东向还是西向的千年徘徊 |
| (二)时代依据:世纪之交世界历史时代的形成 |
| (三)现实依据: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基本国情 |
| (四)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索 |
| 二、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进步的家庭环境 |
| (二)接受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三)熟悉了解俄国国情 |
| (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 |
| 第二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发展历程 |
| 一、萌芽和初步探索时期 |
| (一)联系俄国实际阐明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 |
| (二)论证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
| (三)阐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领导力量 |
| 二、形成和基本确立时期 |
| (一)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 |
| (二)阐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道路 |
| (三)俄国民主革命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
| 三、发展和成熟时期 |
| (一)帝国主义时代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条件 |
| (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途径 |
| (三)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
| 第三章 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
| 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 |
| (一)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 |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 |
| (三)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 (四)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
|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 |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 |
|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
| 三、俄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落后性 |
| (一)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并存性 |
| (二)俄国资本主义对内外的依赖性 |
| (三)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滞后性 |
| 第四章 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
| 一、无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
| (一)俄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不彻底性 |
| (二)俄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
| (三)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四)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
| (五)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途径和保证 |
| 二、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 |
| (一)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性 |
| (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可能性 |
| (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合适形式 |
| 三、民主革命胜利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
|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 (二)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后要及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
| 四、工农民主专政与世界革命 |
| (一)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要通过把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体系 |
| (二)俄国的民主革命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
| 第五章 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
| 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阶梯 |
| (一)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 |
| (二)从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
|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 |
| (一)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策源地 |
| (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
| 三、将俄国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 |
| (一)俄国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
| (二)俄国已经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前提 |
| (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
| 第六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价值 |
|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遵循 |
| (一)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科学理论 |
| (二)指引俄国党和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
| 二、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世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理论指南 |
| (一)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崩溃 |
| (二)吸引世界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 (三)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
| 三、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依据 |
| (一)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 |
| (二)提供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路 |
| 四、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借鉴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指导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指导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镜鉴 |
| 五、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制定正确决策 |
| (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打造坚强领导核心 |
| (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培育合格建设者 |
| (四)坚持把握历史机遇,及时全面深化改革 |
| (五)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利弊,积极主动予以扬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5）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中文着作 |
| 三、中文译着 |
| 四、英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网络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三、参加会议 |
| 致谢 |
（6）法源理论视角下的指导性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意识 |
| 二、相关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
| 三、创新之处与可能的贡献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与进路 |
| 五、对常用表述的统一说明 |
| 第一章 法源的内涵及其对于案例指导实践的意义 |
| 第一节 司法视角下的法源内涵 |
| 一、法源是裁判理由或依据的来源 |
| 二、法源是将多元规范拟制为法律的产物 |
| 三、法源与法律方法的运用存在密切关系 |
| 第二节 指导性案例面临的实践难题 |
| 一、认识性难题: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 |
| 二、技术性难题: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 |
| 三、制度性难题: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 |
| 四、三大难题的互相作用与叠加效应 |
| 第三节 法源理论对于指导性案例实践的意义 |
| 一、法源理论有助于阐明“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 |
| 二、法源理论为“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提供方法论 |
| 三、法源理论为“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探明方向与路径 |
| 第二章 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效力 |
| 第一节 关于法源效力的基本理论 |
| 一、法源的效力主要来自权威 |
| 二、法源效力的性质取决于权威的类型 |
| 三、法源的效力不等于法源的“实效” |
| 第二节 “二分法”下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悖论 |
| 一、正式法源与非正式法源 |
| 二、“二分法”无法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 |
| 第三节 “三分法”下指导性案例具有“应当参照”效力 |
| 一、“必然法源”“应然法源”“或然法源” |
| 二、“三分法”下的当代中国法源类型 |
| 三、如何理解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效力 |
| 第四节 明确指导性案例法源效力的意义 |
| 一、确定指导性案例在法源体系中的位置 |
| 二、阐明与指导性案例适用相关的司法义务 |
| 第三章 指导性案例的法源功能 |
| 第—节 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发现功能 |
| 一、从制定法中发现裁判规则 |
| 二、从司法解释中发现裁判规则 |
| 三、从公共政策中发现裁判规则 |
| 四、从民事习惯中发现裁判规则 |
| 五、从其他法源中发现裁判规则 |
| 第二节 指导性案例的法律解释功能 |
| 一、文义解释 |
| 二、体系解释 |
| 三、目的解释 |
| 四、历史解释 |
| 五、比较解释 |
| 第三节 指导性案例的漏洞填补功能 |
| 一、类推适用 |
| 二、反向推理 |
| 三、目的性扩张与目的性限缩 |
| 四、法理或法律原则的具体化 |
| 第四节 指导性案例的法律论证功能 |
| 一、基于不同层次案件事实的论证 |
| 二、基于形式与非形式逻辑的论证 |
| 三、基于后果权衡的论证 |
| 小结:法源理论对“为何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回答 |
| 第四章 指导性案例作为法源的适用条件 |
| 第一节 指导性案例适用的条件:案件相似 |
| 一、“基本案情”的相似性 |
| 二、“法律适用”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判断案件相似性的对比对象:要件事实 |
| 一、要件事实的内涵及其理论优势 |
| 二、要件事实的归纳方法 |
| 第三节 案件相似性的初步判断:类比论证 |
| 一、类比论证的基本原理 |
| 二、案件相似性判断的类比论证 |
| 第四节 案件相似性的补正判断:可废止性检验与权衡 |
| 一、对论证前提的补正:可废止性检验 |
| 二、对论证结论的补正:后果考量与权衡 |
| 第五章 指导性案例作为法源的适用方式 |
| 第一节 指导性案例的一般适用方式 |
| 一、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的识别与引述 |
| 二、指导性案例与其他裁判理由的融贯适用 |
| 第二节 指导性案例的特殊适用方式 |
| 一、典型体现:指导性案例的跨类型适用 |
| 二、跨类型适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
| 三、跨类型适用的限度与路径 |
| 第三节 否定指导性案例适用的方式 |
| 一、否定适用的基本内涵 |
| 二、否定适用的情形及方式 |
| 第四节 不同法律部门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特点 |
| 一、民事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特点 |
| 二、刑事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特点 |
| 三、行政指导性案例的适用特点 |
| 小结:法源理论对“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回答 |
| 第六章 法源视角下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方案 |
| 第一节 推动判例制度发展演化的两大因素 |
| 一、权威:权力运用与制度构建 |
| 二、共识:市场调节与自发秩序 |
| 三、两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及结合方式 |
| 第二节 短期方案:强化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权威 |
| 一、赋予指导性案例明确的司法审级地位 |
| 二、改革裁判文书说理模式为案例适用创造便利 |
| 三、健全类案检索与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 |
| 第三节 中期方案:培育指导性案例的法源共识 |
| 一、增强指导性案例的裁判供给能力 |
| 二、提升指导性案例的“裁判友好度” |
| 三、运用激励机制与智慧司法提高案例运用效率 |
| 四、建立多方主体参与的案例评估与淘汰机制 |
| 第四节 长期方案:向实质性的中国特色判例制度转型 |
| 一、明确判例在司法意义上的法源地位 |
| 二、协调权威与共识在判例体系构建中的关系 |
| 三、加强判例汇编及其与法律评注的配合 |
| 四、继续发展成熟的判例适用理论与技术 |
| 小结: 法源理论对“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的回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 |
| 第一节 意大利共产党“重建”的背景 |
| 一、国际背景 |
| 二、国内背景 |
| 二、党内环境 |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
| 一、酝酿与初创时期(1991年-1995年) |
| 二、探索与发展时期(1996年-2007年) |
| 三、低谷与奋进时期(2008年至今) |
| 第二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与自身变革 |
| 第一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 |
| 一、组织体系: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 |
| 二、党员队伍:领袖、干部与党员 |
| 三、外围组织:青年共产党与国家担保协会 |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自身变革 |
| 一、指导思想:从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 |
| 二、组织属性:从工人阶级先锋队转变为现代群众性政党 |
| 三、组织原则:从坚持民主集中制转变为民主制 |
| 四、组织运行:从单纯依靠组织体系运作转变为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加强组织管理 |
| 第三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认识与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认识 |
|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 |
| 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析 |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
| 一、经济政策: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 |
| 二、社会政策:重点保障底层民众的利益 |
| 三、文化政策:增加对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投入 |
| 四、对外政策:反对欧盟的反共行径 |
| 第四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及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实践探索 |
| 一、积极参加议会选举 |
| 二、努力开展社会运动 |
| 三、广泛吸纳社会力量 |
| 四、重视开展左翼联合 |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环境依然严峻 |
| 一、意大利政党格局变化抑制了重建共产党的生存空间 |
| 二、意大利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变革限制了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空间 |
| 三、右翼势力挤压了重建共产党的话语空间 |
| 第三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自身实力弱化 |
| 一、身份定位不明,意识形态模糊 |
| 二、理论探索乏力,政策可行性低 |
| 三、派系纷争不断,组织分裂频繁 |
| 四、组织缺乏活力,活动经费不足 |
| 五、党员数量下降,党员结构不优 |
| 第四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弱化 |
| 一、重建共产党的选民基础不够稳固 |
| 二、选民对重建共产党的认同度下降 |
| 三、重建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频频失利 |
| 第五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启示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共产党生存的首要前提 |
|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共产党团结统一的根本要求 |
| 三、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社会基础是共产党坚强有力的关键所在 |
| 四、拓宽活动空间是共产党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 |
| 五、实现广泛联合是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和目的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孔学地位的升降隆替与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
| 一、孔学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升降隆替 |
| 1. 鸦片战争前后今文经学的复活与孔子的重读 |
| 2.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汉学与宋学的消长 |
| 3. 洋务运动时期孔子及儒学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 4. 戊戌维新时期对孔子及儒学的触动与改造 |
| 二、辛亥革命前后尊孔与反孔的对峙 |
| 1. 革命派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 |
| 2. 国粹派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 |
| 3. 无政府主义对孔子的批判 |
| 4.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尊孔复古论思潮 |
|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与“打倒孔家店” |
| 一、《新青年》创办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1.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2. 《青年》杂志的创办 |
| 二、“打倒孔家店”——对孔学的极端否定 |
| 1. 陈独秀对孔学的批判 |
| 2. 李大钊对孔学的批判 |
| 3. 易白沙对孔学的批判 |
| 4. 吴虞对孔学的批判 |
| 5. 胡适对孔学的批判 |
| 6. 鲁迅对孔学的批判 |
| 7. 钱玄同对孔学的批判 |
| 三、“礼教吃人”——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 |
| 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
| 第三章 “昌明孔学”与中西文化之争 |
| 一、激进与保守——中西文化之争 |
| 1. 中西文化论战 |
| 2. 新旧文化观之论争 |
| 3. 科玄论战 |
| 二、“昌明孔学”——东方文化派对孔学的坚守 |
| 1. 东方文化派出现的原因 |
| 2. 东方文化派的特点 |
| 3. 东方文化派的“昌明孔学” |
| 4. 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
| 5. 东方文化派的历史意义 |
| 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对孔学的挺立 |
| 第四章 新儒家的兴起与孔学的重生 |
| 一、对狭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责斥 |
| 1. 什么是文化保守主义 |
| 2. 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 |
| 3.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 |
| 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 |
| 三、为孔子出头与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1. 为孔子出头 |
| 2. 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第五章 20世纪孔学的命运 |
| 一、新文化运动与百年孔学 |
| 二、否定与传承的变奏 |
| 三、情感与理性的纠结 |
| 四、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理论模型的建构 |
| (一)理想型的概念引入 |
| (二)理论模型的建构基础 |
| (三)三种理论模型 |
| (四)三种理论模型的时空关联 |
| 第一章 “强”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时代型塑 |
| 第二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体系构造 |
| 第三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方法统摄 |
| 第四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批判分析 |
| 第五节 “真理的片段”: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弱”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权利本位论 |
| 一、权利本位论的两条线索 |
| 二、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显露 |
| 三、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隐匿 |
| 第二节 民权哲学 |
| 一、权利概念:从分析哲学到政治哲学 |
| 二、民权哲学:个人对抗国家的政治资格 |
| (一)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民权 |
| (二)“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 |
| (三)政治冷漠与权利觉醒 |
| 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理论 |
| 一、法制现代化理论与韦伯的理性观 |
| 二、法制现代化理论与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 |
| 三、立国者(代表)与第三次“法律革命”的政治解读 |
| 第四节 本土资源论 |
|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
| 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经验主义、后果论与法律的“科学游戏” |
| 三、开放还是保守:法学的价值虚无主义 |
| 第五节 法律文化学 |
| 一、法律文化学的方法论:“事实”的突破与“意义”的想象 |
| (一)“事实”的突破 |
| (二)“意义”的想象 |
| 二、谱系学:宗法国家的诞生 |
| (一)驱动化的军事战争 |
| (二)附庸化的经济结构 |
| (三)超越化的儒学思想 |
| (四)严苛化的法律统治 |
| 三、构造学:宗法国家的文化构成 |
| (一)身份文化 |
| (二)礼法文化 |
| (三)士人文化 |
| 四、文化解释学的困境与文化载体的变迁 |
| (一)文化解释学的困境 |
| (二)文化载体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一、法理学的本体重构:从法律人到立法者 |
| (一)法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国家性 |
| (二)法律人的法理学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二、立法者与不成文宪法 |
| (一)不成文宪法:宪法规范的政治形态 |
| (二)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内部面向:政党法治国 |
| (一)走出“法律帝国” |
|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
| (三)法治的中国模式:政党法治国 |
| 四、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外部视野:帝国与国际法 |
| (一)地缘政治学与“麦金德时代” |
| (二)帝国:做世界的立法者 |
| (三)帝国的悖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二节 政治宪法学 |
| 一、政治宪法学的本体论:宪法的政治性 |
| (一)思想的轨迹:从国家哲学到政治宪法学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意涵 |
| (三)政治的状态: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宪制发生学 |
| (一)“历史—规范主义” |
| (二)“生命—结构主义” |
| (三)宪制发生学的三条线索 |
| 三、政治宪法学的价值论:宪法的规范性 |
| (一)政治宪法学的“左”与“右” |
| (二)宪法的规范性:政治立宪主义 |
| 第三节 大国宪制论 |
| 一、农耕中国的时间之维 |
| (一)大历史观:在长时段中拾起历史 |
| (二)“拧干时间” |
| 二、农耕中国的空间构造 |
| (一)家 |
| (二)国 |
| (三)天下 |
| 三、农耕中国的制度肉身 |
| (一)皇帝 |
| (二)士人 |
| (三)国人/村民 |
| 四、农耕中国的治理之术 |
| (一)文韬:农耕中国的文化宪制 |
| (二)武略:农耕中国的军事宪制 |
| (三)经世济民:农耕中国的经济宪制 |
| 五、大国末路:农耕中国的宪制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迈向“国家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 |
| 一、“新时代”的多重意蕴 |
| 二、新时代的法理论命题 |
| 三、迈向“国家的法理论”的时代契机 |
| 第二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研究对象 |
| 一、法理的概念意涵与多维属性 |
| 二、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 |
| 第三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 |
| 一、国家理性 |
| (一)国家福祉 |
| (二)治国技艺 |
| 二、法律理性 |
| (一)法律的实质理性 |
| (二)法律的形式理性 |
| 三、政党理性 |
| (一)中国梦 |
| (二)执政能力 |
| 四、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 |
| (一)政党—国家理性:政党领导的现代中国 |
| (二)立宪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双向型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 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 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民粹主义的概念梳理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相关概念辨析 |
| 四、理论工具 |
| (一) 现代化理论 |
| (二) 社会公正理论 |
| (三) 社会分层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拉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初)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政策取向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改革取向 |
| 第三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改革取向 |
| 第二章 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 |
| 一、草根性 |
| 二、非理性 |
| 三、批判性 |
| 四、易变性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
| 一、城市为主要阵地 |
| 二、卡里斯马式的上层领导 |
| 三、妥协的改良主义 |
| 第三章 拉美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 |
| 第一节 经济根源 |
| 一、经济基础薄弱 |
| 二、市场经济不完善 |
| 三、土地改革不彻底 |
| 第二节 政治根源 |
| 一、美国干涉与控制 |
| 二、威权主义盛行 |
| 三、政治体制缺陷 |
| 四、军队强大且活跃 |
| 五、政党力量相对弱小 |
| 第三节 思想文化根源 |
| 一、缺乏科学民主的文化传统 |
| 二、国家认同危机 |
| 三、传统的一体化团结思想 |
| 四、外来文化冲击 |
| 第四节 社会根源 |
| 一、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
| 二、社会分层趋势显着 |
| 三、社会结构流动多变 |
| 四、社会冲突激烈且常态化 |
| 第四章 民粹主义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治视角 |
| 一、维护社会群体利益 |
| 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性 |
| 三、煽动性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进程 |
| 四、加剧领袖政治专断 |
| 第二节 经济视角 |
| 一、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 |
|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三、加深经济发展不平衡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视角 |
| 一、提升民众利益和生活质量 |
| 二、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
| 三、福利赶超加重中等收入陷阱 |
| 第五章 拉美民粹主义的挑战与趋势 |
| 第一节 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一、拉美的新民粹主义 |
| 二、内部问题与挑战 |
| 三、外部问题与挑战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 |
| 一、民粹主义的政治选举 |
| 二、民粹主义的指导理论 |
| 三、民粹主义的改革 |
| 结语 |
| 一、基本结论 |
| (一) 拉美民粹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行 |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并存 |
| (三) 拉美民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尚未终结 |
| 二、研究展望 |
| (一) 拉美民粹主义政府、军队和民众互动的机制研究 |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国别研究和区域的比较研究 |
| 参考文献 |
四、2004年 他们向何处去？（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D]. 孔俐颖.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4]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D]. 刘焕申.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5]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6]法源理论视角下的指导性案例研究[D]. 孙跃. 山东大学, 2020(05)
- [7]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何淼. 山东大学, 2020(01)
- [8]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D]. 李楠. 山东大学, 2020(09)
- [9]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
- [10]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D]. 王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